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ontiers2024 年 7 月第 4 期总第16 期20244国政学人学术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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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onsible editor: Xinyi Feng, Jinyi Yan

学 刊简介《国际关系前沿》（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ontiers，后简称《前沿》）是国政学人学术共同体发起创办的电子刊物。《前沿》旨在述介国际关系领域具有开创性、前沿性、学理性、实证性、思辨性的研究成果，梳理国际关系领域主要期刊新近发表的学术成果，以此搭建了解国际学术前沿的便捷窗口。在 2018 年10 月推出的“SSCI 期刊论文编译计划”和 2021 年 1 月推出的《国际关系前沿》电子学习资料的基础上，2022年 1 月《前沿》全新改版为双月刊。《前沿》每逢偶数月的月初发布，同时按需印制纸质版。《前沿》具有 2 个常设栏目：“前沿编译”栏目每期精选8-10 篇文章，其筛选自国政学人新媒体学术平台往期发布的较具有重要学术研究价值的推送。“新刊速递”涵盖 25 本学科主要 SSCI 期刊所刊发的最新文章的题目和摘要。《前沿》作为非正式出版刊物，以公益性学习分享为目的，不涉及第三方利益。国政学人学术共同体《国际关系前沿》编辑部2022年1月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ontiers2024 年 7 月第 4 期总第16 期前沿编译- 国际关系理论-新古典现实主义、全球国际关系与全球南方的现实主义理论发展...................路易莎·塞里奥利1打开修昔底德陷阱：大国兴衰理论的谱系.............................马修·大卫·汉密尔顿马克·费舍9理解全球治理的制度复杂性：立方体模型...................梅特·桑吉奥瓦尼奥利弗·韦斯特温特29计算国际关系学的发展图景与研究路径.........................................................................阿金·温佛37- 国际安全 -换位思考与安全困境：来自中美两国的实验证据........... 约书亚·凯特泽莱恩·布鲁特郭全铠45美国管理联盟分担负担的困境.........................................................................布莱恩·布兰肯希普54危机中的可信度：美国如何安抚其盟友？................................. 劳伦·苏金亚历山大·拉诺斯卡62- 国际政治经济学-国家的象征：解释全球南方国家的“威望项目” ....................................................................郝思诚69选举邻近性与制裁有效性..................................................................... 奥默·扎普利杜松·佩克森79金融霸权、储备调控与国际货币等级体系.............................................................拉马·瓦苏德万87

前沿动态《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94《冲突解决杂志》（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99《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 ................................................................................................ 104《国际关系》（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08《国际评论研究》（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12《中国国际政治季刊》（The Chin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121《欧亚研究》（Europe-Asia Studies） ......................................................................................125《外交政策分析》（Foreign Policy Analysis） ..................................................................... 129《华盛顿季刊》（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 135《太平洋评论》（The Pacific Review） ................................................................................... 141《当代亚洲》（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146《中东学刊》（The Middle East Journal） .............................................................................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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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古典现实主义、全球国际关系与全球南方的现实主义理论发展

路易莎·塞里奥利 [著] 唐一尧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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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导读当前，新古典现实主义（Neoclassical Realism，简称NCR）为学者提供了从单元层面观察国际关系的多元分析框架。经全球北方学者的推广，新古典现实主义快速扩散至全球南方，并成为全球南方国家进行对外战略决策制定、大战略调整等国际关系实践的有力工具。在此过程中，新古典现实主义逐渐出现了全球化趋势。需要注意的是，全球南方也存在本土的现实主义：中东的亚现实主义、拉美的外围现实主义、亚洲（中国）的道义现实主义均为现实主义的重要分支流派。其中，中东和拉美的现实主义流派产生时间早于新古典现实主义，将现实主义范式与全球南方的本土经验紧密结合，提高了现实主义的解释力。然而，这些理论流派在提出后却没能走出他们的原产地。

对全球南方现实主义流派的排挤反映了当前学术界提出理论、推广理论中存在的不平等问题：现实世界的权力结构不断影响着学术界。全球北方国家生产的理论很快便传遍世界，而全球南方国家生产的理论在走出国境时却被消音。这导致包括新古典现实主义在内的全球北方理论成为了唯一选项。本文介绍了三类被边缘化的现实主义流派，并认为新古典现实主义若想真正发展成为全球化的理论，就必须对全球南方理论流派进行深入解读。新古典现实主义有必要认真对待在全球南方不同地区产生的其他现实主义版本，通过与这些理论进行双向对话发展新的分析视角、走出自身的偏见。 文章来源： Luíza Cerioli, “Neoclassical Realism, 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unheard echoes of Realist

practices from the South,” Th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24. ① 路易莎·塞里奥利（Luíza Cerioli），卡塞尔大学博士后研究员，主要研究中东国际关系和全球南部的外交政策。唐一尧，国政学人编译员，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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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维导图一、国际关系理论的全球化和本土化（homegrown theorisation）国际关系理论在国际范围内存在产出、再产出的过程。如果细致探究这些环节的主导者和推进的方式，就会发现国际关系学界在组织制度上存在不平等的问题。学界的当务之急便是认识到全球北方与全球南方国家的知识传递进程中存在的经济性、社会性和制度性不公。

可以将当前的国际关系学界视为通过建立学术规范、推进教育进而管控学者研究的知识综合体（knowledge complex）。在国际关系学界划定的空间里，来自不同国家的学者对某一国际关系现象进行阐述、讨论和辩论，进而建立一套完整的理论。然而，学者出身的各个国家在政治经济上不平等，反过来影响了国际关系学界的公平性。不是所有学者提出的理论都有同等的“流量”，而“哪些问题值得讨论、该由谁讨论”也是由学界以外的权力关系决定的。全球北方国家的学者抢先界定了国际关系学界的研究范畴，而全球南方国家的学者多数时候只能负责消化、吸收，而非创造国际关系概念和理论。久而久之，“全球南方国家无法进行理论原创”的偏见也就形成了。然而，理论的提出从来都不是闭门造车，即使是消化、吸收的过程也会为现存的理论增添新内容：全球南方国家在与全球北方国家提出的理论进行互动时，根据自身的经验、哲学和世界观重塑了这些理论，而此举也使得国际关系理论的解释力增强。因此，当前全球南方学界被迫失声的现象值得重视，因为正是跨越时间和空间的讨论与辩论为一个理论注入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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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想建立真正全球化的国际关系理论，就必须在理论建设进程中容纳更多新的有关方及其历史经验。全球化的国际关系理论最重要的目标便是弥合“普遍性知识”（universal knowledge）和地方特性（local particularities）之间的差异。当前由全球北方国家提出的“主流”理论有时无法解释全球北方国家之外的地缘经济、政治现象。这是因为，虽然这些理论声称是普世的，但实际上只基于欧美的经验考虑问题。实际上，所有的理论都有其独特的历史和地缘政治背景。不应认为西方的经验便是普遍的经验，并因此磨灭非西方国家学者的学术思考；也不应将全球南方国家的国际关系理论抽象为铁板一块，因为来自不同全球南方国家的学者消化当前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提出本土化国际关系理论的方式不尽相同。

二、全球南方的现实主义：亚现实主义、外围现实主义和道义现实主义在众多国际关系理论中，现实主义是在全球范围内传播最广泛的，也因此出现了很多本土化版本。不同版本的现实主义在分析问题的角度、目的等方面均存在差异，也从侧面反映了当前现实主义理论解释力的局限。然而，很多学者忽视了其他地区的现实主义版本，仅愿意使用主流的现实主义理论解释问题，也因此被困在了自身的“本土性”之中。

这些学者没能认识到，自己坚持的“主流”现实主义理论也只是对其他理论的反思。例如，沃尔特（Stephan Walt）的《联盟的起源》（The Origins of Alliance，1987）一书调整了新现实主义的权力制衡理论，而正是中东地区的独特经验启发了这种调整，因为中东国家间的权力制衡实践不仅重视权力，还重视威慑。当前流行的新古典现实主义也存在类似情况。

因此，本文接下来将介绍三类产生于外围地带的现实主义，以期推动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发展。这三个版本的现实主义的理论质量完全不输主流现实主义理论，只是因为产生于知识生产的外围地带，才没有得到国际关系学界的重视。1. 中东的亚现实主义（Subaltern Realism）

中东学者穆罕默德·阿尤布（Mohammed Ayoob）在新古典现实主义成为主流前便提出了亚现实主义（Subaltern Realism），重点关注权力和财富不平等现象是如何影响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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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理论的知识产出与再产出。亚现实主义希望打破西方对理论产出的垄断，并鼓励各国学者提出自身独特视角，以减轻国际关系学界知识产出的不平衡现象。同时，亚现实主义认为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缺少对自身解释力局限的认知、缺少多元性。其提出者阿尤布尤其反对将主流理论奉为圭臬，并希望学界在消化主流理论时也不要忘记其提出的大背景，据此减少对某派理论的神话以及因此产生的不公现象。阿尤布认为，多数国际关系理论的确成功揭示了国际体系中的许多现象，如国家的自助倾向、自保本能等。然而，西方提出的国际关系理论无法解释为何去殖民化后的国家与西方国家存在不同。这是因为，“第三世界”国家还没有达到西方国家的发展水平，在国内外面临的冲突也是联动的，不能分开分析。此外，“发展中”这一状态也使得这些国家更依赖外国的干预，对地缘政治、经济大环境更为敏感。因此，对于这些国家而言，他们的国际关系行为与其说是由权力制衡塑造的，不如说是由自身经济的不均衡发展、国内的动荡以及对其他国家不同程度的依赖塑造的。可见，在与主流现实主义互动的过程中，阿尤布的亚现实主义一方面认可国家是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体，另一方面也反对主流现实主义理论的一些预设。发展中国家经济上不富裕、社会凝聚力也欠佳，因此常受分裂主义运动、外国政治渗透的冲击。发展中国家的这些经验将彻底改变“安全困境”的内涵，将其从国家间现象转变为国内危机。在阿尤布看来，当前的国际关系理论局限于国家间的互动，如果不去关注导致国家间冲突和战争的国内根源，那么当前的国际关系理论将无法解释西方国家之外的国际关系现象。

阿尤布为国际关系理论界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在保留现实主义对于国家自助的假定的基础上，深入讨论国内因素对于国家行为的影响。亚现实主义理论关注国际权力分配和国内权力结构之间的关系，不追求建立普适性的理论，因此在解释国际关系现象时具有更大弹性。

2. 拉美的外围现实主义（Peripheral Realism）

拉美学者卡洛斯·埃斯库德（Carlos Escudé）同样在新古典现实主义成为主流前提出了外围现实主义，修正了古典现实主义和结构现实主义的逻辑问题，旨在将包括巴西和阿根廷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经验纳入现实主义理论发展中，更好地解释外围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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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围现实主义重视解释为何更为贫困、脆弱的国家所采取的政策和大国不同。一方面，外围现实主义同样认可现实主义的假定，即国家的行动以保护和增进国家利益为前提；另一方面，外围现实主义认为，国家的行动与国内的社会经济发展也密切习惯。实际上，“社会经济发展对于很多国家而言正是国家利益本身”。因此，在分析国际对外政策时，必须关注全球经济发展不平等的大背景。同时，外围现实主义对理论本身的用处也有更高的要求。理论既应当对现实具有解释力，也应当为改善每个国家的国际发展指明道路。

此外，外围现实主义揭示了国际体系权力分配的新视角。虽然在国家之上没有支配性的权力，但国家间悬殊的权力差距实际上让整个国际体系呈现出等级制。贫困国家的领导人不得不和强权建立依附关系以保证自身存活发展、获得相应技术，而这些需求限制、胁迫了贫困国家的国际行为。任何追求自主的行为都意味着对主导大国的挑战，而这将牺牲贫困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甚至颠覆其政权。在等级制的国际社会中，每个国家对自身利益的认识都受外界权力结构的影响。因此，外围现实主义呼吁学界关注外部权力结构对国家认知的影响，并认为，外围国家必须认识到国际社会的不平等问题以及自身的劣势，集中发展经济，避免挑起冒险主义的国际冲突。可见，外围现实主义继承了古典现实主义对于“强者行无忌，弱者自认命”（The strongdo what they can and the weak suffer what they must）的观点，以及以国家为中心的分析视角；同时也扬弃了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盲区，关注国家间的权力不平等对于国家行为的影响。这些调整使得外围现实主义与新古典现实主义不尽相同，却也没有跳出现实主义范式。

3. 亚洲（中国）的道义现实主义（Moral Realism）

中国学者阎学通所提出的道义现实主义与前两个版本的现实主义有很大区别。首先，道义现实主义主要关注中国而非其他非西方国家，试图解释为何一些崛起国最终成为了霸权国，以及霸权是如何利用现有国际制度延长自身寿命的。这使得道义现实主义具有服务崛起国的倾向性，更多基于中国自身的经验。

其次，道义现实主义并不反对建立普适性的理论，甚至认为这是所有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趋势。理论不应困死在其出生地，而是应当去国家化地扩散，激发其他地区对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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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的讨论和改进。不过，为了理论的健康发展，普适理论也需兼顾各个地区的独特经验，将非西方国家的经历纳入现存的理论框架。

道义现实主义以工具性的视角看待道义，假定道义是一国战略设计的前提，并就此尝试理解大国行为。其认为公众的道德信条也会影响领导人实现国家利益的手段，进而影响一国的国际行为。只有当领导人遵守普适性的道德准则进行国际互动时，崛起国才能实现长足的发展。这种预设使得道义现实主义具有规范性意味。三、总结：现实主义能否成为全球化的理论？国际关系理论对西方国家的偏向已经得到学界充分的认识。以此为背景，新古典现实主义开始尝试实现自身的全球化发展，以增强现实主义理论的解释力度。然而，通过探究其他非西方国家所提出的现实主义理论可发现，非西方国家早已开始了现实主义的全球化进程。

本文提及的三个版本的现实主义理论，尤其是中东和拉美的现实主义理论，揭示了国际社会由于经济不平衡发展而产生的等级体系。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国际资本不断扩张的进程塑造了不同的国家类型、国家-社会关系和国家间互动模式。虽然全球化进程不断推进，但这些初始的差异实际上自 20 世纪 70 年代便不断加剧，使得国际发展不公成为当前国际体系最突出的特点。许多全球南方学者已经认识到了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局限性：其过于关注大国博弈，忽略了全球发展不平衡而导致的政治、社会问题。与当前不愿吸纳其他理论的新古典现实主义相比，中东、拉美版本的现实主义理论虽然不主动追求建立全球化的现实主义理论，但其反而更加重视跨越国界的理论互动，并走出了“无论何时何地，所有国家都会由于同种原因作出同样举动”的思维误区。从这个角度看，本文介绍的三种现实主义理论分支反而由于具有更强的包容性而具备成为全球化国际关系理论的素质。在提出时间上，中东和拉美的现实主义理论早于当前流行的新古典现实主义；在理论贡献上，上述三个现实主义理论分支也从不同角度充实了现实主义的解释能力。

然而，这些理论并没有从知识产出架构的外围走向中心。在中国学者提出了道义现实主义后，学界常常称其为新古典现实主义学者，似乎已经默认了新古典现实主义便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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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概括所有现实主义学说。如果继续坚持这种观点，就无法真正将新古典现实主义打造为全球化的理论。

新古典现实主义如果希望实现全球化发展，反而需要学习非西方国家的经验。随着现实主义理论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全球北方学者必须需要思考自身的局限性，积极与尚未被纳入讨论的全球南方理论分支进行双向互动，并为其创造国际范围的发声机会。在分析国际事件时，应当重视根据该事件产生的理论，而不是将现存的主流理论强加于该事件。因此，如果想要建立全球化的国际关系理论，就需要与区域研究（area studies）深入互动，利用其对非西方国家的研究深化主流现实主义理论的包容性。此外，强化新古典现实主义与国际政治经济学（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以及发展理论（development studies）的互动也将加深新古典现实主义对经济不平等的敏感性，提升其解释力。

只要学界能够弘扬包容的精神，以新古典现实主义为基础建立全球化的现实主义理论仍然是可能的。这需要国际关系学界关注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公，同时关注此前被忽视的理论分支，真正实现全球北方与全球南方的知识对话。 译者评述本文通过介绍现实主义理论在全球北方与全球南方的不同流派，揭示了国际关系理论传遍全球的过程中出现的不平等问题，同时也展示了被忽视的全球南方的本土原生理论相较于凭借更强话语权逐渐全球化的“主流”理论的独特之处。不断尝试增强理论的解释力和适用性无可厚非，甚至可以说是理论发展的大方向。然而，如果只是一味地将理论强加给现实，而不是观察现实进而反思、改进理论，反而会使理论发展陷入停滞。理论的提出和发展终究离不开其选定的案例经验与视角的支撑，任何一种理论，无论主流与否，都存在自己的“本土性”局限。因此，学界将某种理论外推至其“出生地”之外的其他国家、地区时需要秉承谨慎的态度。

当前，较有望实现全球化的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也存在忽视全球南方经验、理论分支的倾向。为了防止出现利用普世理论绑架现实解释的情况，本文呼吁拥有更多全球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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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学界在应用、发展新古典现实主义时认真对待全球南方经验，真正实现全球南方与全球北方的知识对话。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视角的出发点仍然是全球北方学界：所谓“积极关注”全球南方理论派别、与全球南方理论“互动”均以自身理论的主导地位为前提，并没有体现全球南方学界自身的能动性。单纯依靠掌控更多话语权的全球北方“自上而下”展开理论改进未必能收获最佳效果，全球南方国家学者也应当实现对“主流”理论的“祛魅”，充分认识到利用自身经验发展起来的本土理论分支的价值和局限，在尊重现实的前提下积极扩展理论分支的应用范围，从另一个方向主动改进主流新古典现实主义、推动其发展，而非完全寄希望于“被发现”。【校对审核：罗洁江若婵李源】【责任编辑：封欣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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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修昔底德陷阱：大国兴衰理论的谱系

马修·大卫·汉密尔顿 马克·费舍 [著] 陈扬[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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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导读在过去的十年中，伴随着中国的稳步崛起和美国霸权的相对衰落，中美两大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越发凸显，由此带来的两国关系不稳定发展的状态已然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在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日益加剧的当下，国际社会对中美之间是否会爆发冲突表现出了强烈的担忧。在此背景下，格雷厄姆·艾利森从古希腊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吸取灵感而提出的“修昔底德陷阱”不仅重新激活了冷战时期对于大国兴衰理论的学术争论，更是迅速成为分析中美两大国冲突可能性的主要框架。

然而，在本文作者看来，修昔底德陷阱的盛行也造成了极具危险性的代价，他们指出修昔底德陷阱事实上掩盖了许多大国兴衰与冲突爆发之间关系的重要细节。因此，作者基于谱系学方法重构了修昔底德陷阱所源自的大国兴衰理论传统，通过深入探讨大国兴衰理论内部的理论多样性和争论，揭示了修昔底德陷阱所忽视的关键问题。文章首先梳理了大国兴衰理论的历史发展，包括权力转移理论、权力周期理论、体系领导理论、世界体系分析、霸权战争理论等不同理论分支的提出和演变。随后，文章聚焦于大国兴衰理论内部的三个主要分歧点，即（1）权力的概念化（2）分析单元的选择（3）导致冲突的因果机制，从而实现了对修昔底德陷阱深入的批判性分析。

基于此，作者认为，修昔底德陷阱虽然提供了一个易于理解的分析框架，但其简化的理论视角可能无法充分捕捉中美关系等大国兴衰现象的复杂性。作者提倡采 文章来源： Matthew D. Hamilton and Mark Fisher, “Opening the Thucydides Trap: A Genealogy of Rise-andFall Theory,”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100, No. 3, 2024, pp. 1189-1206. ① 马修·大卫·汉密尔顿（Matthew David Hamilton），乔治城大学政府哲学博士生；马克·费舍（Mark Fisher），乔治城大学政府学助理教授。陈扬，国政学人编译员，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研究方向为国际安全与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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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更为多元和开放的大国兴衰理论应用方法，利用其理论的多样性和实质性分歧，来提供更细致和全面的分析。这种多元化的方法不仅能够更好地理解中美之间的互动，也能够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更为丰富的视角和工具，以应对和规避潜在的国际冲突。

 思维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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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自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在 2010 年代初期开始推广“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以来，该理论已成为人们在分析当下中美关系对全球秩序影响经常引用的参考点和争论来源。许多评论家发现它是阐明国家间相对权力变化与战争爆发之间关系的有用启发；然而，也有人批评它未能考虑中美关系的细微差别，并误解了《伯罗奔尼撒战争》作者修昔底德的思想。然而，在这些文献中，通常被忽略的是对修昔底德陷阱如何与更大规模的全球冲突、结构性压力，以及导致该陷阱出现的竞争大国兴衰的更广泛的研究传统。

艾利森的修昔底德陷阱通过重新关注权力转移所引起的结构性压力，重新激活了冷战时代的学术研究重点，但其忽略了许多使其成为一个富有成效和充满活力的研究项目的核心争论。其结果是鼓励对外政策决策者采用一种危险的简化视角，来解释对国际体系的挑战。因此，本文采取了一种更为多元化的思考全球冲突的方法，将修昔底德陷阱置于所谓的大国兴衰理论传统的更大重构中。

通过更好地理解修昔底德陷阱起源的知识传统，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其框架如何掩盖了早期大国兴衰理论分支中的三个重要理论分歧点：1）他们如何看待和量化权力（概念化）；2）他们如何接近和描述相关案例（分析单位）；3）哪些因素被认为在引发冲突中起决定性作用（因果机制）。我们认为，修昔底德陷阱在研究人员、从业者和流行评论家中持续的受欢迎，实际上将一个复杂而多方面的研究项目简化为一个不必要的生硬工具。我们主张，大国兴衰理论的主要价值不在于其能够将潜在冲突简化为一个决定性的范式，而在于其理论的多元性：作为一个由多种不同观点构成的动态传统，大国兴衰理论提供了对权力转移如何引发激烈冲突的不同因素解释。换言之，大国兴衰理论的价值不在于其简化的明确性，而在于其理论的开放性和广阔性，以及其捕捉产生紧张局势的多种因素并提出相应政策以避免战争的能力。

为此，我们采用了一种搁置社会和政治历史问题，专注于理论范式进展的谱系重建方式，通过恢复因新方法的兴起而遮蔽的争论点和争议含义，来恢复大国兴衰理论这一动态知识传统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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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国兴衰理论的历史发展大国兴衰理论（Rise-and-Fall Theory, RFT）在冷战后期发展成为一个相互联系和跨学科的研究共同体，当时不同学科的理论家们反对占主导地位的均势范式，转而探索相对实力、国民经济和大国战争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这一理论融合始于1958 年，当时奥根斯基（A. F. K. Organski）在他的作品《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中专门用一小部分篇幅挑战均势理论，并提出了他的权力转移理论（Power Transition Theory）。他的理论是主导国家与主要挑战者之间的力量平衡预示着战争，而不是和平与稳定。几十年后，奥根斯基与他的学生杰克·库格勒（Jacek Kugler）合作撰写了《战争的比价》（TheWarLedger），其中包括对国家权力更清晰的测量、严格的定量评估以及大量图表来证实权力转移理论的假设。他的结论是，崛起国家对主导力量的赶超会破坏体系的稳定，并使整个体系几乎不可挽回地滑向战争。

自《战争的比价》出版以来，权力转移理论的研究延续至今，特别是当库格勒将自己的学生吸收到大国兴衰理论变体的讨论之后。权力转移理论还在跨研究联盟（TransResearch Consortium）平台中将其研究共同体制度化，在学者之间建立了深厚的代际联系。在此期间，权力转移理论的学者将该理论的主张扩展到了新的背景：例如，道格拉斯·莱姆克（Douglas Lemke）和苏珊娜·沃纳（Suzanne Werner）认为，权力转移理论可以有效地应用于次要地区大国之间冲突的研究中；米歇尔·本森(MichelleBenson) 发现，相较于全面战争，权力转移理论的逻辑更有助于解释“低强度的争端”以及内战和地区战争；莫妮卡·达菲·托夫特 (Monica Duffy Toft) 则运用权力转移理论来研究族群冲突和权力均势。与此同时，凯利·卡德拉 (Kelly Kadera) 在方法论上进行了创新，通过微分方程和形式建模将权力转移理论和均势理论联系起来，最终确定了三种具有不同战争可能性的权力转移。因此，权力转移理论作为大国兴衰理论的研究议程之一延续至今。

在奥根斯基出版《世界政治》后不久，多兰（Charles F. Doran）出版了《同化的政治》，其中包含了一个著名但短暂的大国兴衰理论雏形，他的同事后来将其称为权力周期理论（Power Cycle Theory）。和奥根斯基一样，多兰也将均势理论作为他最初的陪衬，因为他注意到均势理论未能预测灾难性的战争，正如实际的均势战略未能阻止灾难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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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一样。基于这个最初的项目，多兰后来确定了一个与结构和心理因素相结合的崛起和衰落周期来解释这些周期性的不稳定：由于多个竞争者之间的增长不平衡，一个国家的相对实力的增长可能会放缓，即使其绝对实力的增长保持不变。这种不一致造成了拐点，迫使政策制定者重新考虑其外交政策预期，并且在这种不确定的环境中，较小的危机就可能会引发战争。这些见解使多兰成为大国兴衰理论争论的中心。然而，他的著作因其技术措辞而受到批评，并且权力周期理论并没有像其他一些大国兴衰理论那样发展出第二代或第三代支持者。

大约在同一时间，围绕长周期出现了两种相互竞争的大国兴衰理论，长周期是二十世纪上半叶流行的经济学概念，用于衡量和预测大规模价格波动。社会学家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在 20 世纪 70 年代将这些见解重新用于他的世界体系分析（World-systems Analysis）。世界体系分析从整体上探讨国际政治，并对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进行了马克思主义批判，提出对世界体系深刻不平等的根本抗议。虽然世界体系分析起源于国际关系之外，但莫德尔斯基（George Modelski）将长周期应用于政治领导和全球战争，暂时性地将沃勒斯坦和世界体系分析带入国际关系的大国兴衰理论辩论中。莫德尔斯基的理论认为，体系范围内的战争决定了体系下一个长周期的领导国。这些体系可以是地区性的，也可以是全球性的，领导国为所有参与国提供秩序，即使这种秩序对领导国的利益不成比例。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现有秩序的偏好逐渐下降，转而青睐其他“商品”，最终引发另一场战争。尽管莫德尔斯基以及后来受他影响的学者提出了不同名称的不同模型，但对体系领导力的关注点保持不变，因此我们将这些模型统称为体系领导理论（System Leadership Theory）子变体。如今，莫德尔斯基的学生威廉·R·汤普森（William R. Thompson）继续进行着体系领导理论研究，并且像库格勒一样，他自己的学生也成为了第三代学者。

大国兴衰理论的崛起也吸引了吉尔平（Robert Gilpin）对冲突的研究。尽管其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没有激发第二代学者的进一步实证检验，但吉尔平提出的我们称之为霸权战争理论（Hegemonic War Theory）的大国兴衰理论，已然成为该领域的典范并具有持久的影响力。吉尔平认为，国家之间权力的差异性或不平衡增长鼓励某些国家试图改变体系，以增强自身利益或使受到寡头竞争对手威胁的利益更加稳固，并且他认为战争是各国应对这些修正主义政策的一种方式。在许多方面，霸权战争理论都成为大国兴衰理论的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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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吉尔平经常被总结大国兴衰理论主张的对话者引用，并被收录到讨论霸权竞争的跨学科文集中，他还被用作国际关系本科课程和教科书中大国兴衰理论的代表人物。即便如此，吉尔平通常也不会出现在编辑成册的著作中，也不会与其他大国兴衰理论学者一起参加专题讨论会，而关于霸权战争理论的第二代学术研究本身也从未出现过。

虽然我们强调这些子变体是因为它们在大国兴衰理论讨论高峰期的中心地位，但国际关系学领域内外的其他学者在冷战期间和冷战后也为其这一理论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劳拉·舍伯格（Laura Sjoberg）等女权主义国际关系学者从根本上批评了大国兴衰理论，认为未能将性别视为因果变量和构成要素的研究项目缺乏解释力和实证有效性。另外，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也加入了对该项目的支持，他记录了从1500年左右至今大国之间技术变革和军事冲突的相互作用。虽然肯尼迪明确表示，他本人并没有提出一个关于相对权力和战争的科学的、构成因果关系的叙事，但他邀请政治科学家利用他的研究来实现这些目的。

随着修昔底德陷阱在 2010 年代的崛起，它引入了一种新的大国兴衰理论子变体，这一理论变体自觉地建立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并且常常含蓄地与既有研究展开互动。在《注定一战》（Destined for War）一书中，艾利森指出了当代权力平衡的转变，这种转变使国际行为体（尤其是亚洲国家）远离美国并与中国合作，他借鉴了汤普森、肯尼迪和戴尔·C·科普兰（Dale C. Copeland）的大国兴衰理论研究成果，以更好地理解这种变化的政治影响。贝尔弗中心（Belfer Center）的修昔底德陷阱网站在其方法论部分同样提到了肯尼迪、吉尔平、杰克·利维（Jack Levy），并且艾利森与理查德·罗斯克兰斯（Richard Rosecrance）紧密合作，参与了该项目在中心的发展，而后者此前已经回顾了多兰和莫德尔斯基的关键性大国兴衰理论文本。自从修昔底德陷阱理论普及以来，其他学者已经增加了实证和形式化的修昔底德陷阱研究，既批评也证实了其结论，并且将其扩展到其他案例，开启了修昔底德陷阱学术研究萌芽的第二代。这些发展成功地复兴了大国兴衰理论的学术研究，并将其与 21 世纪外交政策分析的关注点直接对话。然而，正如下一节将要阐明的，它们这样做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先前理论的丰富性，使得它和从中衍生出的政治分析变得不那么精确和清晰。

2024 年第4 期（总第16期）15

表 1 大国兴衰理论的主要流派

理论变体 代表人物 代表著作 核心主张作者评述权力转移理论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奥根斯基（A. F. K.

Organski）；亚采

克·库格勒（Jacek

Kugler）

《世界政治》

（World Politics,

1958）；《战争的比

价》（The War

Ledger, 1980）

权力转移导致战争而非和平与稳定，主张当一个国家的相对实力正在赶超主导国家时，国际体系会变得不稳定，并几乎不可避免地滑向战争权力转移理论继续延续了大国兴衰理论研究，并通过跨代际学者的研究共同体延续其影响权力周期理论

（Power Cycle

Theory）

查尔斯·多兰

（Charles Doran）

《同化的政治》

（The Politics of

Assimilation, 1971）

识别国家权力周期的上升和下降，通过结构性和心理因素解释周期性不稳定，主张当众多相互竞争的国家实力增长不均时，国家的相对权力增长会减缓，导致政策制定者重新评估其外交政策预期尽管技术术语受到批评且权力周期理论没有发展出第二代或第三代学者，但其理论对大国兴衰理论辩论做出了重要贡献世界体系理论

（World-Systems

Theory）

伊曼纽尔·沃勒斯

坦（Immanuel

Wallerstein）

《现代世界体系》

（The Modern

World-System,

1974）

采用马列主义批判视角，认为世界体系是资本主义积累驱动的政治表达，经济和军事冲突由资本主义驱动。世界体系分析起源于社会学，尽管起初在国际关系学之外，但通过对经济和政治的宏观分析进入了大国兴衰理论辩论。体系领导理论/长周

期理论（System

Leadership Theory）

乔治·莫德尔斯基

（George

Modelski）；威

廉·R·汤普森

（William R.

Thompson）

《世界政治中的长

期周期》（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 1987）

强调系统性战争决定体系的领导者，主张全球领导者在战争后提供秩序，随着时间推移，对秩序的偏好减弱，最终引发另一场战争。体系领导理论通过跨代学者的研究持续发展，强调全球战争和政治领导力的重要性。霸权战争理论

（Hegemonic War

罗伯特·吉尔平

（Robert Gilpin）

《世界政治中的战

争与变革》（War and

权力的不均衡增长促使某些国家寻求霸权战争理论成为大国兴衰

16

Theory）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1981）

改变体系以增强其利益，战争被视为国家对修正主义政策的反应。理论中结构性因素在解释国家修正主义政策中起重要作用。理论的典范，即使它没有激发进一步的实证检验，但其对大国兴衰理论的解释性影响深远。修昔底德陷阱

（Thucydides Trap）

格雷厄姆·艾利森

（Graham

Allison）

《注定一战？》

（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 Trap?,

2017）

权力转移引发的结构性摩擦增加了战争的可能性，主张当一个崛起中的国家威胁到一个现存强国的地位时，战争变得几乎不可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复兴了大国兴衰理论研究，并直接与21世纪的外交政策分析相关联，但其对早期理论的简化处理限制了其分析精确度。表格来源：译者根据原文内容整理而成

三、大国兴衰理论的历史争论上一节为理解冷战末期激荡着的大国兴衰理论分歧奠定了基础。本节指出了大国兴衰理论学者在概念形成、分析单元和因果机制方面的三个分歧点，并展示了修昔底德陷阱如何掩盖了艾利森介入之前大国兴衰理论传统的理论多样性。对于每个争议点，我们定义了问题，重构了大国兴衰理论内的不同立场，解释了修昔底德陷阱的贡献或混淆之处，并展示了不同的智力赌注如何导致不同的政策建议。虽然这份叙述并不全面包含每一项理论分歧，但它回顾了这些特定的大国兴衰理论学者之间的辩论，因为它们对研究者和实践者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1. 权力的概念化

就大国兴衰理论将国家兴衰作为国际冲突根源进行研究而言，其理论变体必须对国家权力进行概念化和量化。权力转移理论在创造和评估相关指标和数据集方面最为用心。然而，在《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一书中，吉尔平仍坚持认为权力概念是国际关系

2024 年第4 期（总第16期）17

领域中最为棘手的，更广泛地说，是政治科学中的难题。大国兴衰理论传统中的不同流派生动地展示了这一论断，它们提供了不同且在不同程度上经过充分阐述的权力概念。大国兴衰理论的支持者普遍认同军事、经济和国内制度力量的必要性，但这些因素在大国兴衰理论传统的不同变体之间都存在争议——或者至少是从不同角度进行探讨——有些甚至进一步结合了其他维度。

所有大国兴衰理论的学术研究都认为军事力量是权力一个明显且重要的要素，但大国兴衰理论学者对于构成军事力量的部分仍有分歧。例如，体系领导理论特别强调海上力量的重要性。莫德尔斯基认为，每一个世界强国在它的时代里，都对世界大洋上的所有竞争者拥有有效的海军优势。莫德尔斯基与汤普森随后的合作研究对此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提供了大量经验证据来支持这些主张。而吉尔平则另辟蹊径，专注于军事创新，强调经济实力较弱的社会如何通过更先进的军事技术来压倒它们更富裕的对手。因此，即使关注大国兴衰的理论家广泛同意军事力量的重要性，他们仍然对最相关的军事力量类型表示分歧。

同样地，经济力量在大国兴衰理论的分析中是一个看似简单却远非易懂的变量。权力转移理论和体系领导理论都集中于生产和工业。奥根斯基将经济力量定位于工业化，并因此强调了国民生产总值和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衡量国家权力的指标。而体系领导理论则继续其对海上力量的关注，优先考虑全球影响力和世界贸易，即传播产品和建立经济联系的能力。

在国内政治组织方面，大国兴衰理论的不同分支表现出最大的一致性：所有分支都认识到动员自身资产和资源的重要性。奥根斯基和库格勒将此称为政府系统动员其掌握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并将其用于国家目标的能力，并基于税收制定了一种估算方法来衡量这种能力。吉尔平讨论了在帝国时代，更好的政治控制意味着更多的税收收入和更强大帝国。莫德尔斯基则将此称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政治战略组织，这使得一个国家能够将其多样的权力来源整合成一个有效的整体。总的来说，大国兴衰理论因此认同，权力的政治要素包括将潜在力量转化为实际力量的能力。

除了这三个重要共识领域外，关注大国兴衰的理论家们还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莫德尔斯基将地理因素视为一种权力来源，特别是因为海洋边界比陆地边界提供更好的安全保障和经济机会。此外，心理层面和其他常常无法估量的权力层面在大国兴衰理论传

18

统中被不同地理论化为重要的权力源泉。对于权力转移理论，奥根斯基最早纳入了不同类型的软实力，如声誉和知觉。在体系领导理论中，也出现了类似的叙述，莫德尔斯基提到尊重作为一个中介变量，将国内政治稳定转化为国际领导力。吉尔平本人则称威望为国际关系的通用货币。

这些概念上的分歧不仅限于权力的集成，还扩展到了权力的运用。例如，权力周期理论专注于针对领土扩张而动员的国家权力，而体系领导理论则强调领导力和经济秩序。对于体系领导理论来说，国家主要通过议程设定、联盟构建、决策制定和技术创新来发挥领导作用。世界体系分析同样强调经济权力，但是遵循其马克思主义倾向，并对此采取了更加批判性的视角。对于世界体系分析而言，国家行使权力是为了通过执行自由贸易的教条来最大化盈利的条件，因此预期国家会追求经济主导地位以积累财富。在这场广泛而深入的辩论中，修昔底德陷阱以宽泛、非系统化且含糊的方式对权力进行了概念化。与权力转移理论一样，艾利森在《注定一战》中经常指出工业化是如何增强崛起国的，但是，与之前的大国兴衰理论不同，他从未明确指出用于做出这种判断的具体标准。艾利森采用了多种指标来说明中国的崛起，包括预期寿命的增加、识字率、国际高中评估和大学排名，以及更传统的衡量标准，如按购买力计算的GDP 和国防预算支出。将教育等变量纳入权力概念及其测量的扩展，可能有助于通过提供比以往理论更全面和细致的国家权力概念，来完善或推动国际关系中关于权力概念的研究。然而，修昔底德陷阱对权力的更加印象派的方法缺乏系统化、方法论自觉或清晰定义，这使得它在阐明问题上显得模糊不清，引发了关于权力概念化的疑问，却没有试图去回答它们。修昔底德陷阱在理解权力行使方面也做出了一个有趣但发展不足的贡献。最值得注意的是，艾利森将“争夺领域”识别为国家在特定竞争时期动员其力量的最终目标。虽然大多数修昔底德陷阱的领域各不相同，但它们在很多情况下是重叠的，通常包括追求陆地或海上霸权以及经济主导地位。明确纳入并区分冲突的领域或目标有望通过提供对所讨论竞争更深入的理解，来增强大国兴衰理论。然而，要使这一贡献得以实施，这些领域和目标需要更具体化和系统化。例如，“欧洲的陆海权力”或“全球权力”等表述需要进一步明确化，以便进行更严谨的研究。

虽然库格勒和玛丽娜·阿尔贝曼（Marina Arbetman）得出的结论是，早期大国兴衰理论中不同的权力衡量标准非常相似，足以得出相同的结论，但不同的概念对当今潜在

2024 年第4 期（总第16期）19

的中美冲突产生了预期。 例如，根据权力周期理论，多兰预计“中国将为独裁政权和威权政府提供更积极的支持”；“拒绝自由贸易秩序的要素并支持一套带有强烈新重商主义偏见的本土规则”；总而言之，他认为“中国将试图利用其经济实力迫使小国屈服”，同时试图推迟与美国的直接对抗尽可能长的时间。更重要的是，多兰重新解释了他对领土扩张主义的担忧，并将其应用于解释中国在南海活动的增加。作为回应，多兰主张美国“接触”，他将这与绥靖政策区分开来，因为其承认“一个国家的正当愿望”。因此，多兰建议美国在遏制崛起国的扩张主义冲动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与此同时，体系领导理论更加聚焦于从领导力的角度来概念化权力以及制定对外政策。莫德尔斯基曾观察到“领导国承担着根本性创新的重大项目”，体系领导理论在当前中美关系的讨论中，特别强调了技术领导的重要性：例如，蒂莫西·R·希思（TimothyR. Heath）和汤普森认为，不考虑发展和传播新技术的重要性，仅仅关注中国的经济优势是远远不够的。根据希思和汤普森的说法，中国官员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并将技术领导力作为关键政策优先事项。因此，体系领导理论将中美竞争中的权力理解为技术领导力的较量；这自然导致了不同的国家力量动员建议：“为了阻止中国寻求全球体系的领导地位，美国应该制定政策来加强其技术优势”，例如通过投资国内技术开发。同样，希思和汤普森建议美国应该重新考虑太平洋地区的全面贸易协议，以加强美国在该地区的领导地位，抵消中国成为地区领导者的能力。同样，这些差异以及它们与修昔底德陷阱规定的背离，凸显了在试图理解权力转移不稳定的危险和解决方法时，权力概念的重要性。

表 2 各大国兴衰理论流派对“权力”概念的界定权力

来源 共同点 权力转移理论 权力周

期理论

体系领导理

论

世界体系分析

霸权战争理论修昔底德陷阱军事

力量

所有大国

兴衰理论

研究都认

为军事力

量是重要

的权力元

素

- -强调海上力

量

-强调军事技术创新指出工业化增强了崛起国家的力量，但标准不明确经济

力量

大国兴衰

理论分析

强调工业化，

使用 GDP 和

-强调全球影

响力和世界

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强调经济增长对权使用多样化指标，如

20

中的重要

变量

GNP 作为衡量

指标

贸易 体系 力转移的重要性GDP、国防预算等，但缺乏系统化国内

政治

组织

所有分支

都认可动

员资源的

重要性

动员人力和物

力资源，基于

税收估算

-全球范围的

政治战略组

织

-强调政治控制对帝国力量的影响-地理

因素- - -强调地理作

为权力来

源，特别是

海洋边界

- - -软实

力

-包括声誉和国

际认知 -包括尊重作

为中介变量-声望是国际关系的日常货币包括教育等多种指标，但缺乏系统化权力

运用 - -强调领

土扩张

的权力

部署

强调领导力

和经济秩序

强调国家通过军事力量追求经济主导地位

-确定竞争领域，但缺乏具体和系统化表格来源：译者根据原文内容整理而成

2. 分析单元

第二个争议点涉及大国兴衰理论模型的分析单位。马努斯·米德尔斯基（ManusMidlarsky）的《战争研究手册》系列提供了对这些基本分歧的有益快照，因为第一和第二卷都将大国兴衰理论分为两个基本类别：基于结构的（权力周期理论和体系领导理论）和最小二元的（权力转移理论）。这个划分的争议在于，学者们是否应该通过系统范围或二元方法来分析国际冲突。

权力转移理论与权力周期理论虽然在同期独立发展，但它们的不同方法引发了长达数十年的讨论。权力转移理论以系统化的方式对世界进行概念化，但它始终依赖于二元的假设检验。例如，奥根斯基和库格勒比较了北越与南越、中国与印度、朝鲜与韩国的国家实力。在某些时候，他们考虑了超过两个的交战方，但为了这样做，他们创建了综合实体，并将这些综合实体与单一国家进行二元对比，比如，将埃及、约旦和叙利亚的集体力量与以色列的力量进行比较。

2024 年第4 期（总第16期）21

与此相反，多兰认为，权力转移理论的二元分析单位会导致对重大战争原因的理论上的错误规范。相对地，权力周期理论明确采用了系统性的分析单位，如多兰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英国和俄罗斯的分析所示。如果采用二元分析，可能会将战争的原因归结于德国的崛起和英国的衰落，而权力周期理论则更广泛地观察国际体系，并展示了即使德国的绝对力量在增长，俄罗斯的迅速崛起如何限制了德国的相对力量。根据多兰的观点，权力转移理论的二元分析忽视了俄罗斯的崛起如何阻止了德国相对力量的增长，扰乱了德国的外交政策预期，并引发了对德国国际地位的不安全感，导致它错误地判断了导致战争的动态。

体系领导理论同样采用了系统性的方法。当莫德尔斯基和汤普森分析全球海上力量以推进体系领导理论时，他们通常会识别出四个或更多相互竞争的参与方。与此同时，吉尔平在偏好的分析单位上表现出不一致性，在某些地方强调国际体系，而在其他地方则提出了二元-综合的框架。因此，吉尔平自己的霸权战争理论似乎囊括了关于研究战争适当范围的传统更广泛辩论。

艾利森的修昔底德陷阱理论，与吉尔平的霸权战争理论一样，采用了一个模糊不清的分析单位。然而，与霸权战争理论不同的是，修昔底德陷阱缺乏系统性是由于基本的不确定性和矛盾感，而不是随着时间变化的方法论调整。在系统性方面，艾利森偶尔会对国际秩序发表评论，显示出他对国际政治的系统性观念，并且他列出的历史修昔底德陷阱案例中，在少数情况下包括了两个以上的守成国。在这些情况下，不清楚包含更多力量的加入是反映了像权力转移理论那样的复合二元方法，还是类似于权力周期理论和体系领导理论的系统性分析。与早期的大国兴衰理论相比较，进一步复杂化了这种可能性，因为莫德尔斯基和汤普森的历史记录在某些冲突中包括了更多的参与方，而艾利森则错误地将其描述为主要是葡萄牙和西班牙之间的竞争：例如，前者确认了16 世纪葡萄牙、西班牙、英格兰和法国之间的竞争，而艾利森却错误地将其描述为主要是葡萄牙和西班牙之间的竞争。通过随意地诉诸二元和系统性的元素，修昔底德陷阱似乎绕过了关于适当分析单位的重要辩论，而没有承认自己正在这样做。这场辩论及其模糊性，对于从修昔底德陷阱分析中得出的结论提出了重要的问题。简单来说，分析单位设定了案例选择和描述的参数，从而得出关于战争原因和适当预防政策的不同结论。例如，在讨论当前的美中竞争时，多兰认为，体系转型中的主要对抗

22

不在一个潜在的霸权国和其所谓的挑战者之间；相反，崛起国所感受到的压力并非像霸权-挑战者格局那样来自于衰落的较大国家，而是来自于中心体系底层崛起的小得多的国家。这导致多兰在考虑冲突预防政策时，更关注印度在当代国际体系中的崛起，而不是中美之间的二元对立。

同样反映体系领导理论的系统性取向，希思和汤普森也强调了超越二元对立的必要性。他们采用类似于多兰分析的语言，主张将冲突概念化为既是地区性的也是全球性的系统性挑战。然而，引入地区层面，使得体系领导理论能够识别亚太地区内外的竞争，突显了中国和美国如何推动相互竞争的自由贸易协定和国际银行，并且理论家的分析包括了像越南、菲律宾和日本这样的国家。体系领导理论强调了向这些国家（以及全世界）提供地区领导的必要性，以避免与中国的战争。因此，这两种理论变体都说明了，一个更加系统的分析单位会导致对参与竞争的相关行为者的不同理解，并产生不同的政策建议。如果没有一个清晰、一致且可辩护的分析单位，修昔底德陷阱可能会错误识别或误解相关的案例和战争原因，并可能忽视国际体系中的重要参与者，推荐出不恰当甚至适得其反的政策。

表 3 各大国兴衰理论流派的分析单元

分析

单元 权力转移理论 权力周期理论 体系领导理论 世界体系分析

霸权战争理论修昔底德陷阱二元分

析

依赖于二元假

设检验，比较

两个国家或综

合实体与一个

国家的能力

批评二元分

析，认为其导

致理论错误

- - 不一致，有时强调二元，有时强调系统使用二元和系统元素，缺乏系统化和系统分 明确性析

系统性概念

化，但依赖二

元假设测试

使用系统分析

单位，观察国

际系统的更广

泛动态

系统性分析，

可能识别四个

或更多竞争方

采用系统性方法

表格来源：译者根据原文内容整理而成

3. 因果机制

如前所述，关于概念形成和分析单元的争论涉及到对修正主义和冲突原因的根本性分歧。简而言之，一些大国兴衰理论学者将结构性因素视为大国修正主义政策的主要诱

2024 年第4 期（总第16期）23

因，而其他学者则关注独立于结构性因素之外的观念和态度因素。学者们还对不同的行为体——即是崛起国还是守成国将引发热战——持有不同见解。这一辩论在很大程度上与二元对立和系统性分析的讨论相似，系统性分析者根据结构性力量来解释修正主义，而二元研究者则侧重于非结构性特征。在此背景下，权力周期理论和权力转移理论为这场辩论提供了鲜明的两极。

对于权力周期理论，多兰构建了“对外政策角色”这一概念，用以捕捉超越国家安全利益的“治国方略的行为组成部分”。然而，一个国家的角色和对外政策目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在相对能力周期中的位置所决定的，这意味着，例如，相对力量增长的意外放缓或衰落将迫使一个国家重新评估——并且通常大幅度修正——其国际目标和期望。在这里，多兰的评论很好地反映了关于因果逻辑的辩论，因为他并没有提供一个单一原因的解释，而是提出了一个以国家在国际秩序中的位置为中心的结构性解释，来解释修正主义意图。

吉尔平在霸权战争理论中也肯定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随着一个国家力量的增强，其寻求改变体系的意愿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加。这些因素是共同变化的，吉尔平认为，这是因为一个更强大的国家通常更容易承担修改体系的成本。同样，国际体系的结构在解释修正主义对外政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然而，吉尔平也补充说，国内因素也可以改变这一成本效益方程式，并改变一个社会寻求改变国际体系的倾向。因此，霸权战争理论与权力周期理论提出了类似的主张，认为国际政治的结构导致修正主义与相对力量共同变化，即使其他因素也起了一定作用。

体系领导理论和世界体系分析同样采用结构性解释，但它们强调这些结构的经济组成部分。例如，体系领导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和全球战争之间存在一种根本上的互惠关系：一个国家为了将经济秩序重构为符合自身利益而进行全球战争，而经济秩序与一个国家经济利益的兼容性，在结构上决定了这个国家对国际秩序的满意度。沃勒斯坦则将国家间体系概念化为资本主义对无限资本积累驱动的政治表达。因此，这两种理论变体都提出了结构性论点，但它们认为这些结构本质上是经济性的。与这些方法不同，权力转移理论提出了一个更复杂的论点，它在解释战争时不那么明显地依赖于结构性因素。奥根斯基最初将“对国际秩序的满意度”作为权力转移的关键变量之一，与相对权力并列，从而为国家创造了一个二乘二的类型学。这种类型学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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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了强大且满意的国家；强大但不满的；弱小且满意的；以及弱小且不满的国家。奥根斯基认为，只有强大且不满的国家才会试图对国际体系进行战争倾向性的修正。后来的权力转移理论学者会对满意度这一概念进行细微的解释，并将其引向不同的方向。维斯娜·达尼洛维奇（Vesna Danilovic）证明，即使各国在全球层面争夺权力，它也更具体地反映了地区满意度和利害关系。维尔纳（Suzanne Werner）和库格勒则做出了不同的改变，他们在权力均势、满意度和战争之间的因果关系中增加了军事建设这一决心的信号。无论如何，根据权力转移理论，权力和满意度并不一定共同变化。权力转移理论对结构性因素的较少关注开启了关于冲突因果叙事的进一步辩论——特别是关于谁发起战争的问题。虽然奥根斯基和库格勒最初对于哪一方会发起战争表示犹豫不决，但后来一些权力转移理论学者认为，发起冲突会通过疏远国际秩序中满意的成员国，从而降低主导国家的相对力量。另一方面，利维识别了主导国家的一种“预防性动机”，其会激励他们先发制人。科普兰补充了这一点，得出结论认为所有重大战争都是预防性战争，因为崛起的大国没有资源去与一个更强大的对手，尽管这个对手可能正在衰落，挑起冲突。史蒂夫·陈（Steve Chan）同样以德国挑起两次世界大战为例说明了这种预防性动机。因此，权力转移理论对非结构性因素的开放性允许纳入和测试更多样化的变量集。

与此同时，修昔底德陷阱发展了一种关于崛起国和守成国“综合症”的概念，以解释结构性摩擦如何引发战争。根据艾利森的说法，“崛起国综合症”突出了一个崛起国家对自己、自身利益以及获得认可和尊重权利的增强意识；而“守成国综合症”则看到现有强国在面对衰落迹象时表现出的恐惧和不安全感的增强。艾利森认为，这些综合症的相互作用是不稳定的，以至于即使是外交事务中常见的争端点也可能意外地触发大规模冲突。

艾利森的两种综合症有助于将结构性压力转化为集体心态的改变，解释了权力转移如何增加崛起国的权益感和守成国的恐惧感，使两者都更容易升级冲突。这一贡献虽然很有前景，但仍未具体明确，而且随着人们对这些综合症的讨论越多，这些综合症在修昔底德陷阱中所发挥的精确解释作用就变得越来越不清楚。实际上，艾利森在脚注中给出了对守成国综合症最具有启示性，尽管较为保守的描述，写道这个综合症“仅仅要求崛起国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处于上升状态，并且其崛起足以激发守成国的恐惧”。在这里，

2024 年第4 期（总第16期）25

艾利森似乎表明，除了权力变化之外，还可能有其他因素促成了这个综合症的产生，但他并未透露这些因素具体是什么。

在其他部分，艾利森强调了中美之间的文化“差异”可能是这些非结构性的因果变量之一。这些评论表明，艾利森认为国家文化是理解和可能遏制冲突的重要因素，然而，无论是文化还是其他任何观念因素都没有与守成国内部如何激发恐惧的结构性解释联系起来。因此，尽管这些综合症以及文化差异的引入对于理解国家行为可能有所助益，但修昔底德陷阱因果故事中的模糊性再次使得这些观点不如早期的因果机制，如权力转移理论的（不）满意度或权力周期理论的对外政策角色那样有帮助。如同在其他争论中一样，这些差异再次导致了关于对外政策的重大分歧结论。例如，21 世纪初的权力转移理论学术研究鼓励美国通过更好地将中国的利益纳入国际秩序来主动安抚中国。这样做，有人认为，可能使中国成为一个强大且满意的国家，不会追求好战的修正主义政策。与此相反，多兰预测中国将“通过第一个拐点，其长期加速的崛起突然转变为不断减缓的崛起”，迫使政府“面对其关于未来角色和安全的对外政策预期的不连续性”。与修昔底德陷阱预测的“自我意识的增强”不同，多兰预计“中国可能会因为无法像以前那样以相同的速度获得相对于像印度这样的对手的相对权力而饱受自我怀疑的折磨”，因此他提出了“管理中印关系”的方案，包括更广泛的行动者——“美国、日本、俄罗斯以及中心国际体系的其他成员”——作为这一对外政策的代理人。多兰明确的系统性和结构性倾向因此产生了更为全面并敏感于新兴大国崛起不同阶段的政策含义。

因此，大国兴衰理论在这三组争论上的不同智力赌注最终汇集成了截然不同的因果叙事和政策建议。虽然我们并不寻求裁定哪一种大国兴衰理论最能捕捉这类冲突的细微之处，或者解决这些分歧，但我们希望恢复每种理论的独特维度能够为学者和决策者提供一个更全面和多角度的框架以理解中美关系。

表 4 各大国兴衰理论流派的因果假设

因果

机制 权力转移理论 权力周期理论 体系领导理

论

世界体

系分析 霸权战争理论修昔底德陷阱结构

性因

素

结构性因素与

非结构性因素

共同作用，强调

对国际秩序的

结构性因素决

定国家在相对

能力周期中的

位置，导致外交

强调经济结

构和全球战

争之间的互

强调资

本主义

积累驱

动的政

结构性因素决定国家寻求改变体系的意愿，国内因素也有结构性摩擦引发崛起国和霸权国的综合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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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度 政策调整 惠关系， 治表达 影响导致冲突非结

构性

因素

重点：满意度概

念，国家文化影

响政策

- - -国内因素改变国际体系修正的倾向文化对比影响国家行为，综合症解释权力转移引发的态度变化发动

战争

的动

机

强大且不满意

的国家尝试修

正国际体系

- - -预防动机激励主导国家先发制人上升大国增强自我认知，统治大国恐惧引发冲突表格来源：译者根据原文内容整理而成

四、结论：打开修昔底德陷阱大国兴衰理论可能得出不同的政策建议。如权力转移理论的支持者，可能希望通过将中国纳入现有国际秩序，使其成为一个强大且满意的国家，从而不大可能挑战现状。权力周期理论等其他理论则可能超越二元对立，指出例如印度的崛起可能对中国构成威胁。体系领导理论的支持者可能会关注美国国内政策，鼓励在技术方面的内部投资，以预防中国对全球经济领导地位的争夺。这些不同的观点中的每一个都比单独的修昔底德陷阱提供了更多的细微差别，并且当综合起来时，它们为大国兴衰理论学者可用的工具和政策制定者可采取的行动，提供了更全面的图景。

因此，我们主张采用一种多元化的方法来对待大国兴衰理论，这反映了其早期研究共同体的特点：在发展权力周期理论时，多兰并没有将其作为“正确”的理论来取代其他“错误”的观点，而是认为每种大国兴衰理论都“涉及一个独特的视角，具有其自身的约束和优势”。尽管我们同意批评者的观点，即修昔底德陷阱在尝试更大可及性时造成了更多的混乱，但其在不同外交政策话语领域中的持续存在以及艾利森的持续影响表明，这一模型不会很快消失。这种多元化的视角可以为大国兴衰理论和修昔底德陷阱提供前进的道路，从而改善学术研究和外交政策分析。

分析者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体现这种多元化。修昔底德陷阱的支持者应该从早期的理论变体中学习，并努力使模型系统化，发展出一种对所涵盖的争论有清晰且一致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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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另一方面，批评者应将注意力转向修昔底德陷阱作为大国兴衰理论的解释价值，而不是艾利森对修昔底德的错误理解上。尽管修昔底德陷阱包含一些模糊之处，使其贡献显得晦涩，但它仍然指向值得探索的因素，如其对权力的更广泛理解、国家特性和冲突领域。总体而言，多元化的态度应该促使修昔底德陷阱的支持者和与其他理论变体相关的学者，进行更精确的大国兴衰理论研究。

最后，我们鼓励国际关系学者和政策制定者采取更万花筒式的大国兴衰理论方法。如引言中所述并被多兰认可的那样，每个模型都不能完美地捕捉特定案例的全貌，但却能发现其他理论变体所忽略的见解，同时也会遗漏其他理论变体所发现的一些见解。修昔底德陷阱的主导地位掩盖了模型自身的局限性，并模糊了其他大国兴衰理论提供的见解，对所有人都不利。特别是政策制定者应通过其他理论变体的棱镜来审视潜在的冲突，看看这些其他模型如何挑战修昔底德陷阱的政策建议，或者提出替代建议。通过接受这种更为多元化的方法，分析者将更好地应对现实世界政治的超越范式的复杂性。 译者评述伴随着中美两大国之间战略竞争的不断演化，“修昔底德陷阱”这一理论框架也成为了分析中美关系的主流范式。在这一背景下，本文作者敏锐地意识到修昔底德陷阱对传统大国兴衰理论的过度简化在解释中美关系复杂性时所带来的危险性，为此，他们通过全面、细致地回顾大国兴衰理论的各类变体在权力的概念化、分析单元以及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爆发冲突的因果机制三大方面的异同，展现出了传统大国兴衰理论丰富的内涵。不过，本文虽然其通过总结、归纳大国兴衰理论这一研究议程，在理论层面号召了学者避免陷入简化、模糊的艾利森式“修昔底德陷阱”的“陷阱”，在现实层面则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更为复杂和细致的决策参考，应当说，本文最大的贡献就是创造了Rise-and-Fall Theory 这一理论术语，并将修昔底德陷阱纳入其中从而能够帮助规避用过于简化的视角来看待中美关系的危险倾向；但作为一篇综述类型的文献，本文不可避免地缺乏充分的创新性，尤其是本文并没有在其深刻的理论分析和批判基础之上提出自己的替代性理论或至少是修正/整合既有理论的分歧点，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文并没有为其提倡的大国兴衰理论的研究议程提供任何新的知识。除此之外，本文在梳理既有理论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一定的不足，首先，其仅仅聚焦于冷战时期流行的各类大国兴衰理论，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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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视了对修昔底德陷阱的古典渊源，即《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讨论；其次，本文在讨论不同理论变体在概念化问题上的异同时仅仅考虑了权力这一概念，而缺乏对其他重要概念的关注；又或是本文虽然声称采用了谱系学的研究方法，并且也分析了不同理论变体之间的异同，但在横向上没有对各个变体之间的联系进行讨论，在纵向上也对不同流派发展演变的过程着墨较少。简而言之，本文恐怕尚且不能在如此篇幅之内完整展现大国兴衰理论的全貌，然而本文至少启发我们在分析国际关系时，需要超越单一理论的局限并应当采用多元化的视角，尤其是在未来应当在重拾大国兴衰理论研究传统的基础上，整合既有理论的分歧点，以更加动态、整合的框架来评估崛起国与守成国的关系，或者至少是以更加细致、深入的理论来解读中美关系的未来。【校对审核：王宏宇余嘉荣李源】【责任编辑：封欣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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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全球治理的制度复杂性：立方体模型*

梅特·埃尔斯特鲁普·桑吉奥瓦尼 奥利弗·韦斯特温特[著] 范嘉元 [译]① 文章导读在当今全球化时代，国际制度的复杂性已成为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关注的焦点。作者为我们揭示了全球治理中制度复杂性的多面性与深远影响。这篇文章首先探讨了全球治理复合体这一概念，它不仅包括管理特定政策问题的重叠规则和参与者集群，还揭示了这些复杂系统在没有正式权威的情况下如何运作。作者通过创新性的立方体模型，将全球治理复合体分解为三个关键维度：规模、多样性和密度。规模反映了参与者的数量；多样性展示了参与者的异质性；而密度则衡量了这些参与者之间联系的数量和多样性。这种多维度的分析框架帮助我们理解不同治理综合体如何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产生不同的治理效果。此外，作者还引入了等级制、职能差异和复杂任务管理作为中介变量，展示了它们如何调节规模、多样性和密度对治理结果的影响。例如，等级制尽管在理论上被认为不存在，但在实践中却隐含地影响着各治理机构的互动。职能差异则通过减少规则冲突，促进了机构间的合作。而复杂任务管理则强调通过有意的设计改善治理效果，从而在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实现更高效的管理。

* 原题为《全球治理的制度复杂性：立方体模型》，文章来源：Eilstrup-Sangiovanni M, Westerwinter O., “The global

governance complexity cube: Varieties of institutional complexity in global governance,” Th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Vol. 17, No. 2, 2022, pp. 233–262.

① 梅特·埃尔斯特鲁普·桑吉奥瓦尼（Mette Eilstrup‑Sangiovanni），剑桥大学政治与国际事务系教授，研究兴趣包括国际组织生态学、军备控制与裁军、跨国环境倡导等；奥利弗·韦斯特温特（Oliver Westerwinter），瑞士圣加仑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研究兴趣包括跨国公私治理、非正式治理、制度设计与效力、制度复杂性等。范嘉元，国政学人编译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专业硕士生（2024 年秋），研究兴趣为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外交、对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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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维导图一、引言

过去数十年来，国际制度数量激增，参与世界政治各领域的深度和广度也在提升。卫生健康、知识产权、气候变化等专业问题曾经由相对独立的规则管理，如今则由多个宗旨和成员相互交叉的规则共同管理。国际制度的创建、演变和有效性从根本上取决于在其政策领域内运作的诸多规则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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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制度复合体——即管理具体政策问题和行为体的重叠制度——彼此差异巨大。在不同的制度复合体中，所涉及的规则集和参与者的数量和类型、它们之间的重叠程度以及重叠规则发生冲突的程度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明显的不同；对监管冲突的反应也是如此。因此，在全球治理体系日益复杂化的大趋势下，各议题对应治理制度的差异也显著增加。有待构建一个研究全球治理制度复杂性的通用框架。本文探讨了全球治理制度复合体的性质和后果，以规模、多样性和密度为自变量，以等级制、职能差异和复杂任务管理等单元排列机制为中介变量，为跨政策领域、跨地理区域和跨时间的全球治理各议题制度复杂性比较研究奠定了基础。二、概念界定现有关于制度复合体的研究提供了一系列令人困惑的定义和概念，其中有两个方面得到学界普遍关注与认同。一是机构重叠（institutional overlap），即两个或多个国家间或组织的宗旨或职能相互交叉（Aggarwal, 1998; Alter & Meunier, 2009; Raustiala &Victor,

2004; Urpelainen & Van de Graaf, 2015; Young, 1996）。二是共享成员资格（sharedmembership），即使执行着几乎相同的功能，成员资格完全独立的国际制度也不会相互竞争（Gehring & Faude, 2014）。

有鉴于此，本文引入了“全球治理复合体”（Global Governance Complex, GGC）概念，即管理特定政策问题的重叠和参与者的集群。全球治理复合体是一个由形式上独立的组成的系统，它们的成员、任务或职能相互重叠，但在没有正式授权解决规则冲突的情况下运作。全球治理复合体和制度复合体有三个显著差异：第一，制度复合体往往是非等级制的（“管理特定问题领域的一系列部分重叠且无等级的”，Victor &Raustiala,

2004），而全球治理复合体具有（非正式的）等级制；第二，制度复合体中重叠的原则、规则、规范和程序必然相互冲突，至少是相互矛盾的，而全球治理复合体中的重叠制度也可能存在合作和良性竞争；第三，现有关于制度复杂性的研究集中在由国家创建并通过国家和政府间组织（IGOs）实施的正式、法制化之间的重叠上，而全球治理复合体研究各类行为体在不同层级的运作及所拥有的不同形式权威，超越了单一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互动体系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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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球治理复合体三维度：规模、多样性与密度在社会系统理论中，复杂性指的是构成一个系统的要素数量以及这些要素之间的联系。“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的数量越多，复杂程度就越高”（Anderson, 1999）。社会网络理论进一步表明，系统中各单元的多样性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会产生系统效应（Granovetter, 1973）。

本文借鉴社会系统和网络理论，确定了全球治理复合体结构变化的三个维度——规模、多样性和密度。规模指的是一个综合体的组成和参与者的数量，多样性指的是这些制度及其参与者的异质性大小（如国家或非国家、正式或非正式），而密度则反映了它们之间联系的数量和多样性。

（一） 规模（Scale）

规模是全球治理复合体的最基本方面。一个系统中相互关联的单元数量越多，该系统就越复杂。规模对全球治理的动态发展至关重要，由于讨价还价成本以及监督/执行协议的预期成本会随着参与方数量的增加而不成比例地增加，因此合作（无论是国家还是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合作）在规模大和规模小的情况下的运作方式是不同的。例如，理性主义合作理论认为，集体行动问题更容易在小团体中得到解决，因为在小团体中更容易建立透明度和信任（Olson, 1965）。规模对治理成本也有影响。在解决某个问题时，必须考虑的规则、程序和参与者的数量越多，治理的交易成本就越高。规模越大，可能会使预测不同行动的后果变得更加困难，从而导致不可预测的结果和不确定性的增加。最后，在某些情况下，行为体众多可能会加剧对稀缺资源的竞争，进而减少间的合作。（二）多样性（Diversity）

全球治理的许多领域都以制度的拼凑为特征，这些在机制设计（正式和非正式）、支持者（公共部门还是私营单位）和空间范围（双边和多边）方面各不相同（Biermannet

al.），制度多样性是大多数政府间合作机制的共同特点。本文将多样性影响全球治理过程和结果的路径概括为四条：第一，多样性可能增加治理行动成本，因为具有不同利益、实践、文化和管辖权的异质行为体之间的互动比同质单位之间的交流更加困难。第二，多样性可以提高合法性。因为国家、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和企业的参与可以为政策议程提供更广泛的合法性基础。第三，多样性可塑造间关系。例如，多样化的治理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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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有可能使一些参与者（主要是政府和政府间组织）能够协调其他参与者（主要是非政府组织和企业）的行动。第四，多样性可以提高效率。如果重叠的制度和代表不同的利益相关方、具备不同的专业知识或提供不同的决策程序，那么这些重叠的互动可能会产生巨大的附加效益。

（三） 密度（Density）

本文将全球治理复合体的密度定义为“制度复合体各组成单位之间的‘关系复杂性’”（Anderson, 1999）。密度对全球治理复合体也有着重要影响。在信息、资源、政策需求和实际支持通过多种渠道进行交流的情况下，高密度意味着各的变化“牵一发而动全身”，从而有可能在一个政策领域内启动更广泛的变革进程。联系紧密的可能是更频繁、更有效的组织者，并成为与综合体联系较少的的协调中心。另一方面，任务或职能的密集重叠也可能加剧对权力和资源的竞争，降低合作倾向。

上述三个维度可以构成一个“全球治理制度复杂性立方体”（如图1）。它可以作为一种分析排序工具，凸显现有全球政治体制复杂性概念之间的重要差异；也能够帮助研究者研究人员绘制现实世界中全球治理各议题制度复合体的变化图，便于进行系统的比较分析。

图 1 全球治理制度复杂性立方体

（四）中介变量

在三个自变量基础上，本文引入单元排列机制作为中介变量，用于调整全球治理复合体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并调节规模、多样性和密度对治理结果的影响。其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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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制（纵向分化）、职能差异（横向分化）和复杂任务管理模式是排列机制的三个主要原则。

1. 等级制（纵向分化）

等级制是指各在确定政策领域内的互动条件时，对其他权威的认可程度。现有研究想当然地认为，制度复合体是非等级制的。但本文认为，尽管全球治理复合体缺乏统一、正式的等级制度，但在成对之间可能存在着明确的等级关系（例如，许多地区贸易协定都嵌套在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全球贸易体系中）。此外，治理先行者可能会获得信息和其他优势，使其能够确定后来者必须适应的规则和程序。2. 职能差异（横向分化）

职能差异是指具有重叠授权或成员资格的专注于履行不同的职能或任务。任务差异往往会减少规则冲突和战略论坛选择的可能性，因为各个都专注于不同的任务，这就降低了它们的可替代性。相比之下，履行类似职能的更有可能出现管辖权冲突和竞争，因为国家可以更自由地进行监管套利。职能差异还可能促进间合作，因为各个专门从事互补性任务。另一方面，职能差异过大可能会降低合作和由此产生的创新所带来的潜在收益。

3. 复杂任务管理

复杂任务管理指通过有意的（而非自发或未经协调的）努力，即行为体通过战略性地（重新）设计治理综合体的结构特征，来改善彼此之间的互动。因此，复杂任务管理涉及创建（或操纵）相对固定和稳定的体制机制，以促进间的合作。复杂任务管理的另一种策略是“情境设计”，即在现有的基础上创建具有互补性设计的新，以填补治理架构中的空白。

四、治理成果许多研究者担心，制度复杂性会促进狭隘的利益，同时降低整体治理效率。重叠的任务可能会造成僵局，因为缺乏正式的等级制度会导致争论和相互否决激增，而相互冲突的规则会鼓励不遵守规则和投机取巧。本文从间合作、解决问题能力、权力分配三方面简要探讨了全球治理复合体三个维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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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合作而言，由大量和参与者组成的全球政府间组织会产生更高的合作交易成本。尽管较大的规模可能会为较小的之间的合作提供独特的机会，但规模的不断扩大会导致间合作水平的降低。组成的人员或职能高度重叠（即密度增加，译者注）会增加争夺稀缺资源的可能性，从而降低合作的积极性。多样性既可能提供互补，也可能使互动更加繁琐、交流成本上升。

就问题解决能力而言，有效解决问题往往需要获取广泛的信息、专业技能和知识。规模较大的全球政府间组织汇集了众多参与者的资源和专业知识，可以利用这些资源和专业知识解决具体问题；高密度可能会为频繁的信息和知识交流提供基础，从而促进学习，从而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更多样化的专业技能和知识库可能会促进实验和创新。上述助益能否实现，也取决于干预变量，如非正式等级制度或职能差异的程度。就权力分配而言，许多全球治理复合体的规模、多样性、密度增加有利于国家和政府间国际组织扩大权力，因为与非政府组织和企业行为体相比，它们拥有在复杂环境中活动的必要资源。然而，在人权和环境保护等领域，非国家行为体也有可能掌握关键信息或重要资源，成为重要协调者。

五、结论与展望本文旨在提供基本概念工具，以解决一系列共同的理论、经验和方法问题，并说明这些工具可如何推进全球治理复杂性的研究议程。具体而言，本文寻求在如何操作、衡量和比较不同政策领域和不同时期的治理复杂性方面给予更多的重视。在全球治理复合体中，尚有许多与复杂性管理相关的问题尚未得到充分探讨。例如：如何针对制度复合体的系统和结构特征开展管理工作？哪些行为体可以使用哪些管理工具？等等。总之，本文有助于加深对全球治理复合体的出现、演变和影响的理解，并有望阐明当代全球治理中不同类型的正式和非正式之间复杂的相互依存关系。 译者评述全球治理一般是指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机制解决全球性问题，以维持正常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制度复杂性指数量众多的制度在部分功能重叠领域的治理结构，以及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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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制度的嵌套与互动。王明国教授指出，全球治理制度（机制）复杂性之所以广受关注，是因为国际制度与组织是全球治理最主要的依赖工具，构成了全球治理理论的核心。有关全球治理制度复杂性的研究十分丰富，本文只是一个侧面。事实上，立方体模型的三个自变量之间也存在相互作用：制度规模增加带来宗旨和职能重叠，导致密度增大；密度增加背景下，不同的国际制度为体现自身独特性和问题解决能力竞争，增加了国际制度的多样性；多样性又推动了新制度产生和现有制度重叠，反过来增加规模和密度。因此，只有首先明确三个自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才能使用本文提出的立方体模型描述某一全球治理议题制度复杂性的演化过程。

那么，如何利用立方体模型开展研究？译者认为，立方体模型可用于反映特定议题不同时间点的制度复杂性情况和关联议题制度复合体之间的联系。在明确参考系和计分标准后，以三维坐标点对应一项国际制度或组织，坐标点之间的连线反映制度之间的互动，如此可用图像直观反映特定议题在特定时间点制度复杂性；对于多个关联议题，可分别作出图像，再以虚线连接，呈现议题之间的联系和关键制度的功能扩展。此外，“多样性”变量的作用机制，立方体模型如何应用于高政治议题等问题还有待深入研究。【校对审核：丁伟航】【责任编辑：封欣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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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国际关系学的发展图景与研究路径

阿金·温佛 [著] 沈好文 [译]

①

 文章导读习近平主席在致 2022 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的贺信中明确指出数字技术作为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先导力量，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得益于数字赋能时代进步，计算社会科学（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应运而生。经济学、教育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研究领域逐步吸纳机器学习、大数据处理等计算机科学研究方法来更好地提取社会发展、政治互动、人口流动等有价值的信息以进行相关议题研究。在此背景下，计算政治学乘势发展，强有力地推动了政治学知识边界的拓展和知识体系的更新。而且2024 年1 月，《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简介及其学位基本要求（试行版）》正式发布，将计算政治学列为了新的政治学二级学科，可见互联网时代下数字技术催生政治学建设迸发全新活力。本 文 选 取 计 算 政 治 学 的 热 点 研 究 领 域 计 算 国 际 关 系 学 （Computation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为切入点，以探究其发展历程、热点议题及优化方向为研究任务。首先，本文指出计算国际关系学源于但不完全依赖于计算社会科学，而是依托数据挖掘、自然语言处理、地理空间分析等信息技术工具来整合分析数据，进而检验国际关系理论适用性、研判国际局势走向，具体来说可从话语文本、制图、建模、通信以及互联网五方面着手厘清其研究边界。其次，合格的计算国际关系学学者不仅要关注自身计算方法的掌握与更新，还要加强对学生的大数据运算能力培养。再次，计算国际关系学极大地便利了学者获取冲突危机中国际局势演变的动态，但也面临算法干扰问题。最后，本文肯定了计算国际关系学的发展 原题为《计算国际关系学视域下互联网与算法编程的价值与意义》，文章来源： Ünver H A. “Computation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hat can programming, coding and internet research do for the discipline,” A Journal of Foreign Policyand Peace, Vol. 8, No. 2, 2019, pp. 157-182. ① 阿金·温佛（H. Akin Unver），奥兹耶金大学（Ozyegin University）国际关系系副教授，研究兴趣为计算社会科学、恐怖主义等议题。沈好文，国政学人编译员，吉林大学国家安全学专业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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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力，但也对其滥用、误用风险发出警告，并强调了跨学科融合的必要性。总得来说，本文深入浅出地剖析了计算国际关系学的发展图景及热点内容，为优化跨学科结合度和学术能力提供了极具借鉴意义的方向与建议。 思维导图一、明晰计算国际关系学的概念计算国际关系学的出现得益于计算社会科学革命。《设计社会科学研究》（DesigningSocial Inquiry, DSI）确立了国际关系和政治学的正统方法论，并成为了所有方法论课程的主要教材。但关于 DSI 的争议持续至今，具体来说就是定性阵营质疑实证主义关于回归分析和统计建模的方法论，数据的规范性、计算的有效性都影响着整体因果关系的解释力。而计算社会科学作为自然科学同社会科学的桥梁，终止了原先无休止的方法论争辩。计算社会科学作为交叉学科，主要依托大数据处理来解释描述社会现象。作为新生学科，计算社会科学面临很多质疑，这同研究的主观性以及科技发展环境瞬息万变不无关系。

（一） 计算社会科学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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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社会科学下属的多类学科在不同时期经历了对计算机等辅助工具的采用、放弃、边缘化和重新利用的方法论发展过程，虽然很难准确把握计算社会科学的发展轨迹，但可以勾勒出大致进程轮廓。

20 世纪 50 年代到 60 年代，初期的动态系统理论和人工智能辩论推动了复杂性科学（Complexity Science）的诞生以及基于主体的建模（Agent-based Model）在社会学和行为经济学中的普及。20 世纪 80 年代，得益于信息科技的进步，社会研究领域出现了数据挖掘等多元研究方法雏形。20 世纪 90 年代，互联网数据、复杂性研究、城市系统建模在社会研究领域建立了多元联系。进入 21 世纪后，生产量化数据的计算模型被广泛运用于认知、决策、社会互动等研究领域的系统分析中。随着数字平台、社交媒体和智能手机的普及，计算社会科学加强了对多元且新颖数据的采用，这也将其同以信息技术为工具的社会科学区分开来。因为前者是处理实时海量数据，而后者则是依据计算机程序来处理定量社会数据。

计算国际关系学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但又不完全依赖于计算社会科学，而是以权力、冲突与和平、国家行为等国际关系议题为核心，并将研究对象拓展至非国家行为体。计算国际关系学依靠大量数字化社会足迹来挖掘和处理现实事件，侧重于观测海量数据的在线活动变化，这使得其超越了定性和定量的方法论分歧，突破了现有研究限制。（二） 绘制图谱：计算国际关系学的主要问题

计算国际关系学作为新兴学术领域，其研究边界尚不明确，可以尝试从语言、制图、建模、通信和互联网五方面进行探究。

1. 语言与文本

语言学一般用于社会科学和国际关系学的定性研究，但信息技术的出现为有关文本的定量研究提供了可能性。定量语言学于 20 世纪 60 年代便已存在，但同国际关系相关的计算语言学则是新兴议题。文本的数字化与语音识别技术极大地便利了数据检索，赋予了文本可搜索、可量化、可测量的可能性。而且文本挖掘工具的出现使得学者不仅可以进行信息检索，还能在超大文本数据集之间探寻多元联系、建立关系图谱。主要有三类文本挖掘工具：一是信息检索，称得上最古老同时也是最容易借助编程复制的文本挖掘工具，主要通过匹配特定词汇来实现数据搜集；二是自然语言处理，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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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通过建立语料库来实现信息提取与数据挖掘，将文本分析引入了人工智能领域；三是信息提取，依托自然语言处理搭建的语料库实现文本数据的非结构化到结构化的转变。文本挖掘同话语分析、过程追踪等其他研究方法共同使用将事半功倍，但要特别注意语料库建设中对不同文本细微差别的把握与展现，避免概念过度延伸或者建立无关紧要的数据库。

2. 制图

制图背后的地理空间分析是国际关系的核心，主要是指将坐标、海拔等地理位置信息同其他统计数据相结合进行可视化分析，属于剖析战争、冲突和不平等现象的重要工具。

如今的智能设备和社交软件往往自带位置信息，这为社会科学带来了新的研究要素，包含地理信息的社会数据集助力学者细化研究颗粒度，深入探究政治现象的因果关系。地理空间研究既可以在地理信息系统专用程序上实现，也能在具备地理信息系统插件的编程平台上进行。此外，地理空间数据可分为两类：一是矢量数据，即地图上指定或是包围特定坐标的点和多边形；二是栅格数据，即三维立体呈现地图的航空图像和数字地面模型，这对分析水文和交通系统至关重要。相关数据集通常储存在专用地理数据库中，用户可以从中下载有用的信息，也可以通过手动输入或信息技术来生成自己的数据库。地理空间信息集成技术实现数据可视化的同时，还有助于学者对现实现象或学术理论进行检验。

3. 建模

对社会事件进行数学和物理建模不足为奇，早在 20 世纪60 年代便有学者将自然科学原理与函数计算用来分析社会现象。在过去十年中主要有数学模型、物理模型和生物有机模型三类建模方法，信息技术的发展显著提升了以上模型的说服力与影响力。第一，社会科学的数学建模建立在一个争议性的假设之上，即人类行为归属于一定常量范围内，并能进行数字化观测。该建模有效弱化了主观性的干扰，因而被广泛运用于检验平衡、稳定、秩序等方面，且效果斐然。

第二，社会科学的物理建模受制于彼此学科间联系性文献的缺乏而更为复杂，且并不直观。但随着跨学科研究学者的努力，情况有所改善。当下社会科学研究中出现了两大物理模型运用热潮。第一种是处理粒子系统相互作用的细胞自动机（Cellular Autom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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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用于处理社会科学中的危机扩散事件。例如，可运用该模型来预测冲突事件扩散至不同邻国的事件与可能性，准确把握冲突扩散的距离和速度。第二种是观测一定温度下微观粒子运动速度的概率分布的温度模型（Temperature Models），主要用于分析联盟或一定区域内的外交压力、国际社会拉帮结派或推卸责任的行为。例如，在外交压力下一国可能会碍于盟友权势而跟随其签署有损本国利益的条约。第三，生物领域的流行病学模型（Epidemiology Model）远比其他模型更能深入剖析社会科学议题。流行病建模主要描述疾病通过预先设定的媒介网络进行传播的过程，社会科学学者借此来理解暴乱、抗议、移民等集体行动与民众动员事件。流行病学模型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基于无序性、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来进行测量与理论概念化，极大地便利了对社会行为的数字化监测。

4. 通信

数字技术带来了通信领域的新一轮发展飞跃，便利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社交媒体的兴起实现了在互动式环境中对人类交流的观察，促进了信号传递、认知偏差等议题的探讨。此外，社交媒体从根本上改变了信息传播的途径，大数据会依据用户的差异化偏好进行精准推送，无形中催化了民众观点的分化与对立。因此，政治信息的网络传播途径及呈现方式成为了政治学和国际传播学研究的重要争论点。数字空间中网络机器人是通信领域的新兴热点。网络机器人加剧了假新闻和误导性信息的散播，扰乱社会风气，且背后不排除人为因素的引导。对此，学界给予充分重视，竭力探寻该类机器人如何在换届选举或国际危机等重要时期发布相关信息掀起舆论风浪。网络竞选对政治进程和社会动员的影响力也是通信领域中同国际关系密切相关的重要课题。许多学者投身其中，探讨在线竞选的作用、网络政治信息对个人行为的影响等诸多议题。

5. 互联网

数字网络议题日趋流行，学者借此研究数字空间中政治与权力的关联，明晰国家外交网络的同时探寻非国家行为体间的互动往来。

经典网络理论（Classical Network Theory）侧重于对个人社交网络及正式契约关系的分析，为主体间复杂的互动往来建构分析框架，不论是宏观还是微观层面的关系都能被其有效概念化和理论化。因为网络理论并未采用国际关系主流的分析方法，而是关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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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层次和主体间的互动并探寻背后的因果关系。得益于现代信息技术，网络理论还能够依托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来观测各类关系的实时变化。二、如何成为一名合格的计算国际关系学学者当前尚未有专业化规模化的计算国际关系学研究，但是可以通过学习计算社会科学的知识来明晰计算国际关系学的发展方向。

计算国际关系学培训大致分为两方面。第一是关于学生的技术基础。数据可视化、建模、估算及统计能力是首要前提，在此基础上了解满足计算需求的多元数据类型、处理原则以及主流程序运用。同时还应加强应对复杂研究的定性课程培训，从而提升学生的整体分析总结能力。

第二是关于学者技术能力的掌握与更新。同语言一样，计算机科学也需要日常使用来记忆和储存相关运用知识。而学者应以思考以下三个问题：能否掌握计算科学分析工具；如何在理论建设和计算机科学方法论之间取得平衡；哪些计算工具需要自己运算，哪些可以外包。结合实际来说，至少需要半年来熟悉计算机科学领域的研究方法，探究如何借助文本和软件实现数据可视化。虽然计算机的研究方法不断更新迭代，但其基本原理并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也就是说掌握基本的编程语言和功能后将显著提高对新型编程知识和平台的适应能力。同时，在这一过程中要暂时忘却社会科学学者的身份，全身心沉浸于计算机科学思维以探寻不一样的研究视角。计算国际关系学培训最难的部分是掌握计算机科学原理与方法后，还要主动回归社会科学这一起点，在核心理论读物的引领下重新思考该领域基础知识的价值意义与创新方向。

三、冲突研究学者如何从计算国际关系学中获益？计算国际关系学难以通过应用于单一性研究问题来解释，其重点研究方向是冲突影响下社交媒体与国际政治、比较政治发展的关系。

近年来冲突事件研究开始关注量化计算，数据的存在方便学者跟踪冲突模式、目标选择以及单一或多重边界争夺事件。大部分数据都来自于国家层面或者报道战场动态的

2024 年第4 期（总第16期）43

主流媒体公司，但是如果以上主体无法进入的冲突禁区又该如何获取数据呢？社交媒体的出现为此带来重大转折。非国家行为体的民众以及武装分子开始利用社交媒体报道武装冲突、死亡报告等重要信息，禁区内的战斗和内幕情况借助数字化力量以地理标签的形式逐分钟更新传播。而这为相关研究学者提供了绝佳的冲突计算数据，更成为了数字社会学的早期衡量标准，即在日益互联的世界中，什么是集体行动的最基础支撑？在紧急时期，哪种社会组织力量能够动员群众采取集体行动？数字世界的破坏和干扰者也是热门议题，例如国际危机期间的假新闻。针对危机期间的数字化传播，本文综合现有文献及现实事件后认为网络水军，即自动化算法操控的社交媒体账号集群所发送的推文会在短时间内（15-20 分钟）不成比例地增加，并会在某一个时间节点骤减至消失。而由人类发送的网帖的大多呈现阶段式变化趋势，整体持续性更优。

四、国际关系学如何从大数据和机器学习中获益？大数据和算法彻底改变了社会科学，并会影响国际关系学今后几十年的发展方向。计算科学研究的潜力在于：一是数据规模庞大，传统的定量或定性工具难以高效应对处理；二是计算科技的存在使得学者能够放大或缩小人类行为的各个层面以深入探究相关问题。数据革命推动学界重新思考国际关系研究的分析层次问题，大数据给行为研判、认知偏差、世界观等微观层面研究提供了研究方法上的可能性，并为探究集体行动、民族主义运动等中观层面以及意识形态、身份认同等宏观层面问题提供了庞大的数据量。大数据和计算工具能帮助学者更好地模拟和理解人类行为，但也存在滥用和夸大的风险，即过于依赖信息工具的处理能力而忽视了文化差异和区域差异。对此，应超越计算机研究本身，建立跨学科关联，借助智能算法来追踪全球民族主义情绪、国际危机时期舆论等重要议题。未来的国际关系研究者也应拥有基础编程能力，从而为同计算机科学的互动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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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者评述计算国际关系学作为新兴研究热点，弥合了定量和定性研究的鸿沟，为多元研究设计的方法论奠定了坚实基础。本文聚焦于此，在明晰计算国际关系学同计算社会科学的渊源以及其主要议题的基础之上，深入探究如何提高学者对算法工具的掌握能力，从而为升级国际关系学同计算机科学的结合度提出优化路径。本文的创新点如下。一方面，研究议题符合数字化社会转型的演变需求。信息科技革命催化了计算社会科学的诞生与发展，而其重要研究板块计算国际关系学作为学科理论研究与方法范式创新的融合代表，推动了国际关系学在运算效率、数据维度、科学效力等方面取得了大幅度提升。另一方面，从学者研究能力的提升切入探讨学科发展路径。文章指出计算国际关系学研究者应追求将理论思维内嵌于学术实践中，争取实现学科理论知识和技术方法训练两手抓，并强调了培养学生即后备研究者数据分析能力的重要性，力争在源头上规避数据算法的黑箱操作，以防计算国际关系学落入“证实主义”陷阱之中。然而，本文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是指文章关于计算国际关系学的优化方向描述过于笼统，具体可操作性有待加强。未来研究方向可以重点关注计算国际关系学方法论的规范性。一方面，可以着眼于计算国际关系学的“炫技”争议。海量数据的计算分析是其学科发展的独特之处，但也存在工具化发展争议，因而要大力推动实证研究同国际关系理论的双重驱动，避免过度依赖技术手段而忽视了政治学逻辑思维的价值。另一方面，须关注技术伦理问题。计算国际关系学追求学术研究和技术应用有效性与创新性的同时，还应落实伦理规范和社会责任。这既需要聚焦敏感研究议题的伦理风险，也应加强对研究人员及技术开发人员的伦理培训，在不违背社会正义的前提下促进计算国际关系学的创新发展。【校对审核：丁伟航】【责任编辑：封欣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