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学报

双月刊

1957年创刊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主 管 广西师范大学

主 办 广西师范大学

编辑出版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

发行范围 公开发行

总 发 行 桂林市邮政局

订 购 处 全国各地邮政局

出版日期 2024年3月

印 刷 广西广大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国外发行 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北京782信箱）

主编：孙杰远

副主编：陈洪波(常务) 苏曦凌 刘文俊

特约委员（按姓氏笔画顺序排列）

丁 帆 马述忠 王天根 邓安庆

石中英 刘同舫 吴晓林 陈胜前

岳 伟 钞小静 贾根良 蒋述卓

韩志明 韩喜平 廖明君 颜昌武

编辑委员会

哲学社会科学版

地 址 桂林市育才路15号

邮 编 541004

电 话（0773）5857325

传 真（0773）5857325

在线投稿 http://gxss.cbpt.cnki.net

网 址 http://xuebao.gxnu.edu.cn

本期执行编辑 阳 欣

封 面 设 计 何平静 任家琦

第60卷 第2期

总第283期

Vol. 60 No. 2

Sum No. 283

Guangxi Shifan Daxue Xuebao

Zhexue Shehui Kexue Ban

委员（按姓氏笔画顺序排列）

马焕灵 王进芬 邓小华 叶蓓蓓 田旭明

冯智明 刘 涛 刘文俊 刘铁群 汤文辉

汤志华 孙杰远 苏良亿 苏曦凌 李冬梅

杨茂庆 肖富群 吴大顺 何彦诚 张海丰

陆丽娟 陈国保 陈宗波 陈洪波 周 超

周长山 周楼胜 孟宪平 钟学思 侯莉敏

贺祖斌 袁 磊 徐 毅 郭剑平 黄轩庄

彭峰林 覃 琮

[期刊基本参数] CN45-1066/C * 1957 * b * A 4 * 170 * z h * P * ¥12.00 * 2000 * 1 2 * 2024-03 * n

：贺祖斌 孙杰远

：宋树祥

：陈洪波

：王龙杰 刘文俊

主任委员

副主任委员

秘书长

副秘书长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60卷第2期

2024年3月

目 次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

论作为时代经典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张文喜(1)

治理现代化研究

基层治理中的双向压力型体制及其运行逻辑

———基于 H 镇网格化管理的个案分析 ………………………………………… 吴金群,陈元勋(12)

基层政府数据治理缘何艰难?

———基于多重堕距视角的分析 ……………………………………… 郑跃平,梅 宏,吴晗睿(28)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政府数字化治理对创新“提质增量”的协同影响机制研究

…………………………………………………………… 吴卫红,秦 臻,张爱美,刘 颖(42)

社会支持视角下农村老年人互助养老行为及影响因素研究 …………… 王欢明,钟峥云(59)

社会建构、反馈效应与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停滞 ………………………… 郭 磊,白 晨(75)

教育科学

超越与包容:义务教育课程新方案新课标再解读 ……………………… 杨小微,唐佳宇(89)

初中临界生教育转化:理论逻辑与实践探索 …………………………… 张文冰,李祖超 (99)

经济与管理

“双碳”目标有利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吗? ………………… 李 强,谢舟涛,夏海清(109)

数字消费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为例 …………………………………………… 申俊喜,谢嘉欢(127)

人文评论

论李杜交谊及其意义 …………………………………………………………… 吴怀东(146)

中国考古学的重大课题 ………………………………………………………… 陈胜前(161)

JournalofGuangxiNormalUniversity

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sEdition

Vol.60 No.2 2024

CONTENTS

OnTheEconomicandPhilosophicalManuscriptsof1844AsaClassicoftheTimes

……………………………………………………………………………………… ZHANG Wen-xi(1)

TheBidirectionalPressurizedSystemandItsOperationalLogicinPrimary-levelGovernance

—ACaseAnalysisBasedonGridManagementinH Town

…………………………………………………………………… WUJin-qun,CHEN Yuan-xun(12)

WhyIsDataGovernanceatthePrimary-levelaToughJob?

—AnAnalysisBasedonthePerspectiveofMulti-lagTheory

…………………………………………………… ZHENGYue-ping,MEIHong,WU Han-rui(28)

ResearchontheCollaborativeImpactMechanismofEnterpriseDigitalTransformationand

GovernmentDigitalGovernanceontheInnovation“ImprovementinBothQuantityandQuality”

……………………………………… WU Wei-hong,QINZhen,ZHANG Ai-mei,LIU Ying(42)

ResearchonMutualAidforElderlyCareinRuralChinaandItsInfluencingFactorsfromthe

PerspectiveofSocialSupport …………………… WANG Huan-ming,ZHONGZheng-yun(59)

SocialConstruction,FeedbackEffects,andStagnationofDelayedRetirementAgePolicies

………………………………………………………………………………… GUOLei,BAIChen(75)

TranscendenceandInclusion:FurtherInterpretationoftheNewCurriculumPlanandNew

CurriculumStandardsforCompulsoryEducation………… YANGXiao-wei,TANGJia-yu(89)

EducationalTransformationofCriticalStudentsinJuniorMiddleSchool:TheoreticalLogicand

PracticalExploration………………………………………… ZHANG Wen-bing,LIZu-chao(99)

Isthe“DualCarbon”GoalConducivetoPromotingHigh-qualityEconomicDevelopment?

………………………………………………………… LIQiang,XIEZhou-tao,XIA Hai-qing(109)

ResearchontheImpactofDigitalConsumptiononTotalFactorProductivityofStrategic

EmergingIndustries

—ACaseStudyoftheNewGenerationInformationTechnologyIndustry

……………………………………………………………………… SHENJun-xi,XIEJia-huan(127)

OntheFriendshipbetweenLiBaiandDuFuandItsSignificance …………… WU Huai-dong(146)

MajorTopicsinChineseArchaeology ………………………………………… CHENSheng-qian(161)

第60卷 第2期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Vol.60 No.2

2024年3月 JournalofGuangxiNormalUniversity(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sEdition) Mar.,2024

doi:10.16088/ji.ssn.1001-6597.2024.02.001

[收稿日期]2023-12-1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马克思财产权批判与社会正义理念研究”(021AZX001)

[作者简介]张文喜(1961—),男,浙江东阳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论作为时代经典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张文喜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北京 100872)

[摘 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经典世界以“另一个马克思”的发现而名噪一时。它的经典性

在行家和外行的深入研读中常常被诠解,从而产生好的或不好的影响。这部作品的阐释史有两种性质,一

种是为我们说它有“出色的”“标准的”“典范的”性质特征而准备的,另一种是为我们说它没有这些性质特

征而准备的。它同时见证了塑造经典和失却经典的过程。就其作为解释学的经验事件的经典阐释而言,

重要问题在于,这部作品整体统一和严密结构究竟应该如何强调以及应该强调到何种程度。总之,无论如

何,我们都应当根据原文发现它跟我们休戚相关的时代关系,要从根本价值分配的思想中塑造出它的经典

本质。这部作品是人类解放的先声,而当代研读者的任务就是对它提出更可信的考据和判断。

[关键词]《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代性;经典性;物化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597(2024)02-0001-11

如今,多数人不会不承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1844年手稿》)的经典

地位。近几十年来,就该文本在理解现实方面而言,其重要性日益增长,并深刻改变了有

关马克思哲学的研究重心和研究方法。与此相关,人们阅读文本,然后出版教材和论著,

而且藉由马克思的话语以及《1844年手稿》来体认马克思哲学的奥秘。当然,其结果并不

全然是好的。这里,问题在于,什么是《1844年手稿》中真正的哲学? 从约翰·奥斯汀等

人的“言说行动”理论来看,《1844年手稿》中的哲学与“言说行动”的因素相关。因为理论

家和作家在说出自己的语言时,也说出了他们的“行动”“意图”。理论家和作家在表达思

想的同时,也秉持着“以言成事”的目的来写作。这一点,我们从已读过的卢卡奇所作的自

白就十分明了:在他身上存在着一种乌托邦主义、唯心主义的气质。四十八岁的他作为莫

斯科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人员发表了《我走向马克思的道路》,其中,他清楚地强调了他

因参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EGA)的编辑工作而带来的收益;并且,他明确道,辨认

《1844年手稿》的经历是他交到的“意想不到的好运”。他本来很可能早已走向马克思主

义的道路,但却无法认识“理论上如此震惊的思想”[1]33。后来,卢卡奇将其《历史与阶级

意识》视为与《1844年手稿》同声共鸣的作品。在阿多诺看来,“卢卡奇此时把他身上锁链

的卡啦声误认作世界精神胜利的进行曲”[2]141。在政治的风雨飘摇中,卢卡奇的现实处境

并不称心,由此可知,他出于应付政治形势而所说的话和所表达的思想就并非全属真实。

1

而他个人阅读马克思经典的方式和遭遇也表明,流年遇“华盖”又逢煞,这常会使人意志消

沉且精神苦闷。

时至今日,我们倾向于不用“好运”而更愿用“令人神往”这个词来描绘我们阅读《1844

年手稿》的精神体验。倘若我们想在以前所读过的马克思的著作中搜寻一个比《1844年

手稿》中的马克思更令人神往的形象,但与之相反,这种情况或许不可能发生。简言之,我

们要知道马克思在写作《1844年手稿》的时候他正在“做”什么。我们须把握在“读文本”

和“使用社会历史政治语境来解释文本的意义”之间的可能的复杂关系,始终怀着好奇以

进行新的探索,并沉浸于这部作品的韧性活力中。

从时代潮流此起彼伏的意义来看,我们遭遇到如此情形,即人们所谓的经典的诞生离

不开历史选择的洞见。我们由此而进入淬炼经典以及经典评价的正当性确立的过程之

中。没有哪个珍视经典的人可以避开历史选择的洞见。在岁月流逝中,一部经典被评价

得越高,它就基于自身的逻辑发展越不可作为经典看待。经典总是意味着它必然作为对

它自己提出批判的典范,意味着对绝对创作者荣誉的品头论足和对绝对创造物的讽喻。

在这里,最终便有“正典隐,次经或伪经出”的说法(这不仅从纯逻辑的,而且从论争的意义

去理解)。我们从这句话里感受得到创作者的不安与渴望。从根本上看,假如人们将马克

思哲学捧为绝对创造物以至于作为无懈可击的哲学,那将迷失正确解决问题的方向。这

种不加甄别的吹捧恰恰表现出那种正典“被权威化”的笨拙情状。这不禁让人联想到作为

正典塑造的《1844年手稿》那充满艰辛的历程,这在今天也继续存在着。它应当基于人们

努力走出关于这部作品的旧理念的尝试,以一种新的有别于现今对它的解读的诠释学形

象,从而呈现在创造新生活所需的人们面前。

我们迄今仍未完全明晰这部作品何以如此令人神往却又令人望而生畏。对此,没有

人作过认真思考。人们觉得要么是道德的东西,要么是人性的东西,才使得这部作品在今

天仍然可以为人所理解,以致没有太多困难。这使这部经典作为正典而被固化。实际上,

因这部作品与这两种东西之间存在着的隔阂,从而在马克思哲学存在论层面上对之进行

桥接,这比人们所设想的要困难得多。因为,道德或人性虽然用在正途上是有益的,但却

鼓励口舌(意识形态)之争,罔顾它们的存在根据。我们可以从中窥见一幅经典争辩的图

景:莫非《1844年手稿》的经典地位存在问题?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它足以成为一个重大的

和关键性的思想史事件? 为了从哲学层面和这部手稿的明显“意图”方面完整地评价马克

思,读者应充分理解,这是马克思自己写成的哲学;在这一方面,我不想通过指明这部经典

的亮点的方式来解说它,而宁可讨论这部作品在淬炼成世纪经典时所产生的诸多悖逆理

解的条件。

一、处于不同“经典观”视域中的《1844年手稿》

什么是经典? 让我们首先来考究关于经典这个词的含义的解释。诸多解释者认为,

经典不仅是你正在读的书,而且是你正在重读的书。这是说,直接地看,经典是值得你反

复阅读的书。因为经典就是“出色的”“标准的”“典范的”作品,所以学习者首先要拿经典

来研习。像德里达那样的人便会认为,反复阅读马克思是我们时代的责任。

可是,很奇怪,马克思是否会把他这本书叫作“经典”? 照此追问,莫非《1844年手稿》

应忝列在有此美誉的其他经典的队列之中,与《理想国》《利维坦》《精神现象学》等这些不

2

朽的经典之作比肩? 我认为,这是一大误解。《1844年手稿》不论表现为何种形式结构,

都是整体地弃绝一般的哲学。人们要理解它,必须将它分解为它的构成成分,分解为在其

自身之内对抗或张弛有度的各个部分。这些成分或部分,若杂乱无章地编排,就叫作:需

要、生产、分工、私有财产、黑格尔哲学或者第一、第二、第三手稿,诸如此类。在这个思想

组合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暂且被叫作“异化劳动”概念。但这并非无可争辩地是个哲学概

念。若这样一种从作为哲学统一体中获得它的整体性的做法太牵强,那么与之相联系的

则是,关于马克思的“三个笔记本”与“穆勒评注”究竟处于怎样的写作顺序之类的论争,而

这除了易流于表象或产生错觉,也难免还有骇人听闻的“文献学遮蔽”。

那么,究竟何种顺序使《1844年手稿》显得完美统一和具有严密结构呢? 学界对此聚

讼纷纭。我们看到,人们当下由争论引发改变的只是些越来越带有“编辑色调”的素养,从

“编辑”严谨的、同一稳定不变的连续性和逻辑性,逐渐地蜕变成非常微末的、最终用诸如

小纸条那样的东西来装饰自己文献学研究的“成果”。这必将注意力牵引至文字形而上学

的场所。如果试图解答“究竟何种顺序会使《1844年手稿》显得更加具有整体性”这个问

题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摒弃作为完美的和既成的东西早已包含在这部作品里的看法。

不论诸多个别论者主张何种根据具有正当性,这从中恰恰表现出其所处时代的局限性!

换言之,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没有充足的理由来声称恰是某个论者称之为顺序的那种逻

辑的东西碰巧居于该文本阐释的优先地位[3]381-410。① 毕竟,如何强调《1844年手稿》的整

体统一和严密结构以及强调到何种程度,仍然是一个问题。我们知道,马克思毕生追寻人

类解放的理想。尽管岁月催人老,但这个理想并未改变。马克思在其文本群里,从根本上

来讲只是调焦、扩展、铸造这个理想;并且,这个理想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强烈的时代批判的

基调,但随着岁月流逝而陷于一种被马克思的后裔粗野化的境地。所以,我们可以称这部

著作的阐释史是这个理想的衰败史。

那么,究竟什么是“出色的”“标准的”“典范的”作品,这个问题对我们而言就类似于

“什么是长度”的问题。或者也可以说,我们只能勉为其难地对该问题进行“形式的结构”

转换。就“什么是长度”这个问题而言,我们则需要借助于通常被称为“档案米尺”“如何测

量长度”等来帮助我们达成理解问题的目标。不过,这不属于本文讨论的范围。

就古典文本来说,迭经传抄和渐失其真是常态。所以,在基督教中,因教父时期为了

系统化神学内容以应对异端思想的挑战,便把基督教的经典分为正典、次经与伪经。学者

惟有逆溯这一过程,方可切近文本“原貌”。也许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今天我们讲到“经

典”,便会想到古代中国的“韦编三绝”(“韦编”即竹简连缀而成卷轴),想到古希腊语中的

kanon(意为“棍子”或“芦苇”)。它们都是物理度量工具,后来与“规则”“律条”“量尺”《圣

经》文本或“文学经典”有联系[4]17。但经典成为经典的原因当然不在于外在表象,而在于

有它自身内在的根据。我们并不能直接拿这个作为规定尺寸大小的物象来为我们表明作

为真正“出色的”“标准的”“典范的”作品的那样的东西。只要了解《1844年手稿》的写作、

编辑过程的人,就知道检验出它的经典性比掌握校勘技能这件事情更不确定、更有困难。

不过,我们也能理解,我们虽不能直接指认《1844年手稿》就是经典,但可以说怀疑、

3

① 在这个问题领域之内,拉宾、陶伯特、罗扬等人分别提出不同的排序。详见鲁克俭:《走向文本研究的深处》,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81-410页;赵玉兰:《MEGA 视野下的马克思主义文本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19年

版,第118-138页;刘秀萍:《马克思“巴黎手稿”再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6-37页。

异议、指摘正是使它成为经典的本质而它又不能拒绝的东西。在此,简言之,我们当前的

问题是和一种关于经典的价值理念联系在一起的。换言之,“经典”只有作为根本价值分

配的思想现象才可能被证明是合理的。因此,一部《1844年手稿》阐释史就总有两种性

质,一种是为我们说它有“出色的”“标准的”“典范的”性质特征而准备的,另一种是为我们

说它没有这些性质特征而准备的。也许我们可以将“我们不知道其他人在阅读这部作品

时的真实所见”这种观点视为这部作品可能会造成判若云泥的看法的原因。这种歧见表

明,论者总是想在这部伟大作品中看见不同的东西,或者说,常常随着它的阐释、传承和发

展而出现。

所以,也有人说经典是解释不尽之作。经典在不同的时代条件下可以不断地赓续、更

新、增补、差异化。这也说明,它需要很多人深入地认可。这一切对于这部作品中那感人

而高尚的意趣而言,都可能成为揭示性批判的课题。这又是说,经典是帮助我们如何告别

传统并且又进而如何出发的书。对经典正确的解读态度犹如儿子对父亲的态度:全面审

视,乃至挑刺,这正是契合包括马克思自己在内的一种对经典的力量的领悟。每个人都会

承认,思想权威可比作父亲,但我们不仅不会完全认同父辈的信仰,而且往往倾向从父辈

懦弱和理性(理性意味着生活世界被遗忘)的精神中脱离,而与之相联系的则是一种对专

制父亲的潜在反抗。打比方说,“一个孩子到底是更像他父母,还是更像他的同时代人?”

回答是:“也许他的外貌确实是像父母,但其社会规定却更应当是从其同时代人那里去领

会,这在一个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尤其如此”[5]12。进而言之,如果人们说马克思很像他

的同时代人,并在个性上很像我们当代人的话,那么我们强调:对于马克思这部作品的理

解,首先需要在其根本性质上予以把握。因为我们断言,无论近代哲学样式(比如,黑格尔

哲学是形而上学之集大成,成了我们、人类和上帝“共同的父亲”[6]244),还是当代哲学样式

(比如,海德格尔哲学的存在论生存论呻吟),都不可能在这部作品的高度上容留。如果就

马克思哲学自身的内在批判而言,不论这部青年时期的作品,还是成熟时期的《资本论》,

都否定资本主义现代性是给人以解放力量的朝圣之地。我们看到,关于马克思与这部作

品的关系,通常是被盲目过高或过低地评价的关系。公众的判断不是从此一端,便会是从

彼一端对之做出判断。有论者说,在把这部作品置于哲学的地基给予衡量的时候,还在疑

虑它是否真的有能力照亮当代哲学。稍欠同情理解的人会用它跟黑格尔哲学的交集为之

辨解,因为正是后者为渴望得到方法的马克思提供了有力的哲学方法论。但我们认为这

么说是不容许的。若我们继续考察,就得承认,当人们将这部在马克思内心深处始终受到

尊重的作品看作“德国文化的经典”[7]4并加以接受时,这确实对它造成了严重的损害。这

说明,文化世界中的一切经典始终固有某种被粗暴解读的痕迹。

二、因被误解而成为经典传承的《1844年手稿》

如前所述,一部经典被捧得越高,它就越容易被误解。这是经典文献从古到今的传播

过程的缩影。这里有三点解释学含义需要指出:

第一,任何一种理解不可能绝对达到对其试图把握的对象的决定性或一次性把握。

当代解释学原则表明,我们阅读经典是属于解释学的经验事件,而不是发现理解的最终基

础;阅读经典的经验不像实验室里做实验那样掌控程序,更像是我们不断改变认识方式和

观看的方式的试验。过去阅读《1844年手稿》在很大程度上是经由黑格尔主义、费尔巴哈

4

主义、结构主义、存在主义等等的意识形态透镜。在这方面,当然跟马克思的思想发展首

先是从哲学出发分不开的。用1859年马克思自己的话来说,“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

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

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8]4。这说明,马克思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式批判宗教、哲学、

政治和其他一切意识形态是有些“晚点”的意味。马克思在自己的作品里曾一度深感他人

思想的钳制,并对之奋力挣脱。作为一个哲学家,马克思也许比黑格尔少一点儿分量,然

而,作为当代马克思哲学研究者的我们也许还抵不上这少的一点儿的分量。现在从表面

上看,情况有所不同,我们有可能根据马克思恩格斯新的历史考证版来阅读马克思。所谓

通过马克思来阅读马克思,包括马克思自己在内。这意味着,通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

史考证版第二版(MEGA2)来重新思考马克思思想的整体性。那些马克思自己感觉到的

受他人压制的东西,只有在此超越的整体(生成中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才相互抵消。

在这个意义上,应该说在某些方面,MEGA2 历史考证版为我们在一个坚实的文献学基础

上去彻底重新思考马克思思想的完整性提供了可能。比如,关于《1844年手稿》的出版过

程;我们已知有多个版本,并且由苏联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翻译的俄文本较佳;我们还

获知列宁支持梁赞诺夫开创了 MEGA 事业;后来,MEGA 事业所涉及的人事复杂关系与

我们所理解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间的关系不相干,如此等等。的确,在新的历史

考证版本问世之前,我们无从获悉编辑者在编辑我们最终看到的《1844年手稿》过程中介

入程度是否合适。我们是根本无法明确从手稿到公开出版是否通向马克思的“意图”和

“思想原貌”。如今,随着马克思绝大部分著作、手稿的甑别,以及一些著作的不同版本的

出版,我们或许有可能在这部作品的高度上相对从容地攀登。从事情本身看,这部作品将

永远向未来开放。因此,哪怕遗落了马克思的某一段话,也会有失我们当代人的颜面。

第二,马克思的笔记都是非常珍贵的作品。比如,《1844年手稿》和《巴黎笔记》。但

连恩格斯都不清楚马克思在1844年4月至8月间究竟在干什么。当马克思的朋友谈到

这几个月中马克思的思想时,一般作一种非常微妙的“传记性”处理。1844年7月卢格在

写给朋友的信中说:“马克思正埋头于此间的德国共产主义———当然,这只是指同它的代

表人物的直接交往而言”[9]102。卢格的这些话看来是指他知道马克思重视德国共产主义

运动。在1905年写作的《马克思传》里,梅林以“流寓巴黎”为题记述了马克思在这个时期

的活动,但是没有提到这部手稿。我们后来知道,这个损失招致无法辨认马克思思想的整

体性。其中,有论者大喊,你们要达到费尔巴哈哲学和黑格尔哲学的水平才行。但在我们

看来,这让此时的马克思如同迈着两条跳舞的腿的怪物而必被人怀疑。我的意思是说,费

尔巴哈哲学和黑格尔哲学以创造物的形式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阐释史中“现实化”,可

能招致一个不良的后果,即把马克思哲学置入半吊子的状态。

此外,马克思哲学也是对政治和经济学的思考(尤其是对其思想前提的共产主义条件

的思考)。在《1844年手稿》中,马克思哲学不仅仅在哲学的层面上被发现,同时也在政治

和经济学批判之中被发现。从根本上看,在后来的有关《1844年手稿》的国际争论中,在

奠基于客体视位、文献学方法论乃至材料的繁琐掌控上,以及在研究者相较于研究对象之

视角的特有知识受到规训后,这一必须把马克思哲学放到历史中的真理就失落或被压抑

了。在国际争论中,特别是在英美英语世界,许多争论都以 MEGA2 起兴,与此相关的一

个事实是文献学研究改变了人们解释马克思的既成文本基础。关于这部作品诸组成部分

的时间—逻辑整合问题专家们讲过许多[10]134—175,所以人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已有的判

5

断,人们疑惑地自问:既然整合本身是通过哲学的或逻辑的,既然马克思曾不断地批评黑

格尔是哲学或逻辑学集大成的使人迷误者,那么对这部作品之哲学综合充实何以突然变

得重要了呢? 或者说,专家们为什么总是固执于《1844年手稿》中诸组成部分何以相互配

合的问题而争论不休呢?

第三,解读经典不能回避作者的主观意图和文本学的主体视位。从文献学研究看,我

们在解读经典时,把《1844年手稿》的文本结构、内容、理论渊源提出来分析,是从“客体视

位”解读经典,所谓“站在作者的彼岸观摩文本”[11]。不过,需要担心的是,这里可能潜含

一种门外汉的想法,与我们在善意度人的作者那里碰到的情况有天壤之别:他对“客体视

位”本能的信任总是大于对领有使命的作者的信任。从中几乎总是露出打压“作者的主观

意图”(或“文本学的主体视位”)的态度。像“西方马克思学”一样,门外汉以价值中立的幌

子要坚持的,总还是这类触及价值无涉而给人迷惑的立场。他们说,《1844年手稿》与“作

者的主观意图”不相干!

从表面上看,人们或许认为,马克思生来就是个做共产主义革命家的命。事实上,不

仅从表面上,而是怀着崇慕之心去看,人们或许还会说,马克思哲学既以坚定的毅力、至高

的才智,又以“哲学业余创作”达到它的经典性。将费尔巴哈哲学和黑格尔哲学批判地冶

于一炉的做法,这对于传统哲学而言是陌生的。马克思知道这本身就具有某些“业余创

作”的性质。倘若马克思没有以一以贯之的态度克服所有这些哲学,使之隶属于他无与伦

比的批判精神,这一做法还真的会滞留在“业余创作”阶段。这也许更切合事实。但马克

思哲学的批判性是放弃崇拜本身(“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这一点对于他基于他的意

图和使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听起来又是如此悖理。这只能根据人们认为“马克思哲

学不是哲学”的情况加以观察。

在这里很值得将这个判断放在另一种观点之下观察,我指的是语源或语言的观点。

举例来说。《1844年手稿》中出现“自主活动(Selbstthätigkeit)”一词,是由“Thätigkeit”

(活动)一词引申出来。在这个文本中有很多地方出现这个词。如果人们只能用语言来领

会它,那是很难说清楚的。为什么在我们讨论马克思的哲学时,恰恰有这么一个细节问

题,比如,马克思使用“活动”一词是受谁的影响? 这究竟是马克思个人所特有的概念,还

是读者正阅读着并“为有源头活水来”的概念? 最现成的说法是这是德国古典哲学传来

的,这是康德、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的“活水”。而另有说法是,恐怕应当退到赫斯。① 只

有赫斯的自由和行动哲学才可能吸引马克思使用这样一个词。可是,这个问题在以往是

不大提起的。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学术界才改变和重新诠释了赫斯对马克思思想

产生的巨大影响。甚至马克思和赫斯被描绘为一种一致关系,这种一致关系使彼此的思

想看起来就像对方文本中的镶嵌物,诸如人的类本质、类本质在每个个人中的最终实现之

类的思想。或者让人回忆起马克思在这部手稿创作过程中的一个评论———在《1844年手

稿》“序言”中,马克思提到“《二十一印张》文集中赫斯的几篇论文”的影响。[12]148如果这些

6

① 在“马克思哲学的秘密和诞生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探微”中,吴晓明简约地通过诠释德国古典哲学

来说明《手稿》的基本哲学原则“对象性的活动”和“活动”的区别,按照吴晓明的观点,“要十分简约地说明‘对象性活动’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这一提法不仅为德国古典哲学的全部发展武装着,而且包含了马克思非常独特的哲学创

造”。参见吴晓明、王德峰:《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及其当代意义》,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63-164页。鲁克俭从马克

思文本的修改情况强调“马克思使用‘活动’一词,很明显是受赫斯的影响”。参见鲁克俭:《走向文本研究的深处》,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48页。

事情使人觉察到理应所是的东西,那么所谓赫斯的影响便具有某种应当保留的成分。我

们的意思是说,我们从马克思这部手稿的内容中可以知道,这是一段青年黑格尔学派解体

过程的合唱。在这之中,赫斯与马克思思想有着怎样的一种联系? 对此我们只能简单地

回答:它在这部手稿中重现时理应高扬和升华为共产主义的乐旨,然而,赫斯所统辖的社

会主义理论没能跟上马克思的步伐。所以,任何思想都有传统的谱系,我们可以对之批判

质疑、重新评价、不断调整。但思想的发展不仅仅限于此。除了马克思哲学所表现出的欧

洲的集体意识的沉重负担外,我们切不可忘记它同样表现出的轻捷、欢快和豪迈。后者本

质的表现在于这部作品是独创性的。这里我们可以反问:难道只有当马克思尚未超越他

的德国同胞的哲学的时候,他才应该说自己的这部作品是原创的? 显然,马克思的贡献不

仅仅在于解答一些类似的困难问题,还在于提出一些新问题,为未来的实践指明新方向,

或为已经存在的问题开启一个新方向。

三、作为针对时代迫切问题的最实际呼声的《1844年手稿》

《1844年手稿》成为一部划时代的著作,表面上多少带有一些偶然性。当时,马克思

要写什么,连恩格斯都不知道。这种秘密式的创作的激情在作品并未完成而成为残篇的

情况下,是很难为人所完全认识的。然而,如果人们思考一下现有的经典所描绘的十九世

纪的资本主义,人们也就不会去推测,究竟是什么激情促使马克思去进行这种基于人道主

义—自然主义的经济学题材创作了。我们由此而知道推动马克思走进按其专业他本人应

是最感陌生的一个新领域进行创作的诱惑,我们看到,促使马克思从事创作的始终还是一

种论说价值和作为价值哲学的哲学,这与《资本论》从经济学语境进入题材的方式不同。

有不少论者直言,这是一部属于马克思思想驿站中过渡的作品,是一部并不指望得到阿尔

都塞等人好感的作品。他们在理论上将这部作品“比作黎明前黑暗的著作偏偏离即将升

起的太阳最远的著作”[13]220。这一比喻不但挑明了马克思这部作品的幽暗的过渡性质,

而且暗示这部作品的哲学性质和创作它的十九世纪革命的特征。它的前提本身便包含着

它所揭示的多灾多难而伟大的十九世纪:即扬弃异化劳动应该被解释为世界历史的命运

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前景。在这部著作之前,这两个概念从不曾被用在一起,而且还一起遭

到曲解。人们不曾看到过,共产主义是对“历史之谜的解答”[12]297。而与之联系的是,在

每个马克思寻求解答问题的地方,我们都能够感受到一种苦苦求索真理、为真理献身的伟

大热情。

马克思对这部作品有过自我评价,而且他的评价往往与他的不满、不安相联系。他声

称,他的作品因迁就叙述形式而缺乏对法、道德、政治等的整体批判。针对预先安排的创

作计划中的事,他自己坦白,作者一般在作品完成之前都一无所知。他补充道,只有在动

笔之前把原本必须整合进文本的材料割舍掉,才知道他能够赋予他的题材以怎样符合历

史性的魅力[12]220。所以,我们可以将作为“整体的联系”的作品近似看成马克思的“腹

稿”,即看成未来他假以时日会创作出来的作品。可整整过了四十年,他都没能产生一个

付诸文字的文本,这对于人类思想史而言是一个永恒的损失。在这里,回顾过去,人们何

曾想到过:马克思的作品该不该埋没? 或者,哪类作品该埋没? 难道马克思自己不曾透露

他的作品“胎死腹中”的秘密?

按照马克思最真实的想法,这种自我埋没自己作品的行为实属正常。我们知道,在与

7

偏见展开的或隐蔽或公开的思想斗争中,德国人曾以怎样的态度禁止马克思可能完成的

作品。而马克思自己服从于创作的一种原则,一种不由自主的自我批判的创作原则。正

是在这样一条严格创作的道路上,我们这个世纪的人才幸运地欣赏到那么动人的作品。

而有趣的是,按照有些批评家的意见,这部作品仅仅是一个大纲,近乎乌有。在他们看来,

倘若理论家和作家从思想内涵上珍视新的、后期的、并且最终达到真理的作品,那么早期

作品便被认为是错误的、有害的、必须被废除的。最好由作者本人亲自废除,免得贻害后

人。在这种稀奇古怪或自负的批评中,最大的奇迹也许是对这部作品的研究具有巨大的

应用潜力,这是显而易见的。

可以设想,马克思创作《1844年手稿》和他决心已定却未完成的作品是为创作《资本

论》开辟道路。后者的创作既不可能在一朝一夕间完成(《资本论》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

也还必须总是返回它所由来的原处,返回它那面向未来的决心。怎能料想到,后来成为民

族的和世界的经典作品,当时竟用纸页缝成制作的笔记本搁着,与之堆在一起的却是其他

那些永不见天日的碎纸片那样的文字。对于其实只是因关心人类解放而由此进行的一次

经济学哲学的探索而言,这确实是令人惊异的结果。跨越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我们才看

到了如今大致所看到的东西。正如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曾提出的看法:《资本论》“无非

是异化劳动理论的最后版本”[14]136。同样,可以设想:《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从一开始便与

《1844年手稿》的创作“交叉”进行(注意:前者也是一部未完成的手稿)。我们将前者看成

是后者的“一站”,它们都是为未来而写的作品。不过,我们对设想中的创作情形的描述或

许有失方家解读的标准尺度,却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这些作品。它们都是针对时代的迫

切问题最实际的呼声。

从根本上来说,这部作品成为经典最为深刻的原因还在于,它既保持着远离我们现今

的时代关系,也深刻反映了当代人的思想情感。回首往昔,二十世纪除了两次世界大战以

外,并非是一个绝对糟透的时代。今天我们读到“自我异化的扬弃”,便想到二十世纪的思

想大师及其鸿篇巨制,其中“自我异化的扬弃”和“自我异化”走的还是一条道,当属与时代

同频共振[12]294。因为自我异化的这一主题是这些作品所共有的,并由此而具有为当代人

所喜爱的真诚坦率这一基本特征。从历史上看,这是哲学的毋宁也是文学的审美方向或

基调:比如,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1927)与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1923);布洛赫《乌

托邦精神》(1918)与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1918,第1卷);大概很少有人仅仅满足于将

这些作家和这些著作与马克思的《1844年手稿》相提并论。但它的确契合这个时代的整

体精神和最深层本质。今天看来,将它们联系起来的不仅是在主题层面上的深刻的现代

性反思,而且还上升到了人之最根本的存在,以及洞察到西方文明自身内在危机的根源。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中那种将意识推入超现实之中的救世主的乌托邦主义和唯

心主义,也许可被我们视为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特别伟大精神的最恰当定义。所以,他

最早比他的理论伙伴更加善于讲天真的话,这也就不足为奇了。但卢卡奇遇到了难以通

行之境,为什么? 回答:是他的命运。确切地说,是他的命运跟无产阶级意识的联结。他

的思考必然陷入与无产阶级真实的不可调和的对立中。但卢卡奇的无产阶级意识本来还

有另一层意谓。这意谓就叫原始人类学会语言首次发出的纯粹的声音。只有纯粹的声音

而非有其确切的和一般的意义。它并不是“成人”般的理智概念,而是应当从属于前人类

历史时期牙牙学语的层面去理解它。这里的意思用卢卡奇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人类史

前史’的结束恰恰意味着,人与人的具体关系,即物化开始把它的力量交还给人。这一过

8

程越是接近它的目标,无产阶级关于自己的历史使命的意识,即它的阶级意识的作用也就

越重要;阶级意识也就必然越强烈地、越直接地决定着它的每一次行动……革命的命运

(以及与此相关联的是人类的命运)要取决于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成熟程度,即取决

于它的阶级意识”[1]129。我们知道,卢卡奇因此离开“物化”这个场域而走向特殊的存在者

(还原无产阶级的意识本性)。卢卡奇希望看到,人类有可能在没有内部分歧的状态下生

活,但横亘于他的思想中的鸿沟却是一种远远落后的社会和经济现实。那么应该如何弥

合呢? 卢卡奇知道这些吗? 在写作《历史与阶级意识》时,他似乎陷入了懵懂。卢卡奇思

考“马克思直接衔接着黑格尔这一问题”[1]16。这是一种自乱阵脚之举。等卢卡奇明白这

一点时,他自然反省自己已患上的思想病。而对我们来说,谁若将真理作为历史性东西去

尊重它,就不应该出于思想偏执而不承认观察真理的某一可能的视角。

现在,让我们转向海德格尔关于“物化”的宏大叙事。卢卡奇将商品拜物教视为我们

这个时代,即现代资本主义的一个特有的问题。海德格尔对卢卡奇的这种看法总是暗通

款曲。但海德格尔有属于他自己的物化批判的特定用语。关于物化问题,他说,至少可以

认为它是传统形而上学所有问题中解决得最不合理的:“人们早知道,古代存在论用‘物的

概念’”进行工作。这种工作实质在于“‘使意识物化’”。从此开创的是一个把意识的存在

方式等同于物的存在方式的时代。由此发生了什么事? 回答是:存在的意义首先从现成

事物而非从上手事物得到领会,物化与现成事物作为其开创者而兀立于世人生活世界之

前的认识领域,意识的存在恒久地在反映论的认识论中停留,即停留于“意识”与“物”的对

立领域———不过,这还不算什么大事。海德格尔认为,一件像写作《存在与时间》这样的事

更加重要,或者应该更加重要。真正对之干扰的是,人们对海德格尔所揭示出来的对“物

化”追问的怀疑。在海德格尔心目中,“意识”放在引号里以表示它不是传统形而上意义上

的意识,而是生存论意义上的意识,即对存在的理解[15]493。这里,从我们的视角看,令人

瞩目的仍然是一种海德格尔式的强调口吻。对于我们来说,问题是:比如,为了领会存在

的意义,我们是否应该对海德格尔向我们提出的、那些作为永远是问题的问题要求正面的

答案;我们是否应该像海德格尔那样从源始存在状况来回答像“此在”这样的东西,或者更

确切地说,应该在发现存在的意义或生活的目的这件事上多花费时间和心思;我们是否应

该认为整个西方哲学被“物化”占领其领域是一件蠢事。面对我们,海德格尔近于神秘的

存在问题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并要求他反复地讲,一直讲得让我们感受他提出存在意

义的新奇。我们看到,从深层意识结构上看,海德格尔与卢卡奇等人的这样一些恪尽人的

力量的作品有其共同点:即均认为人当然总是“意识”到他能存在。在某种程度上,海德格

尔的著作由此而被认作是“直接对卢卡奇问题的回答”[1]17

至于马克思,在这个语境中也许恰好适于就其反异化或物化的某些马克思个人的影

响和特点作一观察。这种观察必须深刻地进入劳动者被产品所支配的秘密之中,所以只

能够给出一些提示。我们知道,在人类历史中对异化的理解已经发生多次,并被不同的流

派进一步发展。表面上看,貌似永恒的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后果的那种衰败,已经在十九世

纪变得清晰可见了。但这种理解从本质上看与马克思对异化的理解大相径庭。因为马克

思让我们相信黑格尔哲学及其解体的实质在于:传统哲学在个体异化问题解决上几乎总

是在自欺欺人,但涉及整体异化的解决似乎未曾发生。自我意识成为对象,这就是黑格尔

哲学的秘密。这里,巨大的突破口在于,异化的扬弃首先是需要被自我痛苦地意识到的,

并在这一状态之下呻吟着。我们只能设想它产生于恒久的救赎的灵感状态———我们在这

9

一状态中带来一种最后的主客同一的美。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看到,历史科学是十分成

问题的。

当然,这个主题由于劳动问题的凸显就发生了质变。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形成是从对

资产阶级社会和世界历史的考察中得出来的,这就具有价值论和审美转向的意味。我们

今天就处于这种转向中。从中所表现出的关于人的理念、对人的关系是马克思哲学不可

分割的一部分,可以说,其中没有什么概念比“自我异化”这个概念更像是马克思本人所说

的。他坚持“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一条道路”[12]294:人只要处于不自由的劳

动,便会有异化。当然,倘若这期间没有一次次向人回复,这自然是不可设想的。但恰恰

在这段时间,进展可能反而比较迟缓,这是由于一种理论和经验上的不满足。这可以从极

其抽象的卡贝等人的“尚未完成的共产主义”中让人看到一些蛛丝马迹。最后,马克思以

其可“被理解和被认识的”温厚蕴藉而说明:“尚未完成的共产主义”运动是在茫然的抽象

意识冲动中“为自己寻找历史的证明”,但它也应当清楚地意识到历史的正道:即“整个革

命运动必然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即在经济的运动中,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

理论的基础”。[12]297-298

我们已经看到,较之于以往的时代,我们这个更加无助地陷入异化的时代,多么需要

这样一种教导。它指出了:因为寓于其中的思想典型的对立因素,从而将卢卡奇与马克

思、马克思与海德格尔相提并论,乃是荒谬的。但他们存在着多大差别,在多大程度上他

们的思想在效果历史上是同一的,并在受社会存在制约的人的意识里恰好相合? 这个问

题浮动于这里的“与”这个连接词研究之上,似乎不能由此得到解答。然而,“与”字不能解

答问题这件事本身便表明,它能赋予问题批判反思的力量,它能起它应起的作用。在这个

意义上,诚如,卢卡奇承认自己交到了“好运”———“在阅读马克思手稿的过程中,《历史与

阶级意识》中的所有唯心主义偏见都被一扫而空”[1]33-34海德格尔也承认说“马克思主义

恰恰就是今日的思想。人类与社会的自身制造就在这种思想中起着作用”[16]467实际上,

我们不得不承认,当代哲学所想到的东西在十九世纪是困难而又说不出口的。所以,作为

对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的回响,理所当然地是以这个世纪的思维形式发生着,这种思维

形式在一个特定方面(即实践方面)是科学的。

[参 考 文 献]

[1]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2] 张亮.卢卡奇研究指南(第二卷)[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2.

[3] 鲁克俭.走向文本研究的深处[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4] 哈罗德·布鲁姆.神圣真理的毁灭[M].刘佳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5] 吴晓明,王德峰.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及其当代意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6] 路易·阿尔都塞.黑格尔的幽灵———政治哲学论文集[I][M].唐正东,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

[7] 理查德·贝洛菲尔,罗伯特·芬奇主.重读马克思———历史考证版之后的新视野[M].徐素华,译.北京:东方出版

社,2010.

[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9] 梅林.马克思传[M].樊集,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10] 赵玉兰.MEGA 视野下的马克思主义文本学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11] 张一兵.《巴黎笔记》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文本学解读[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5):5

-9.

[1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10

[13] 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M].顾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14] 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第一卷)[M].唐少杰,等译.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5.

[15] 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王庆节,译.生活·读书·新知,2006.

[16] 马丁·海德格尔.海德格尔文集:讨论班[M].孙周兴,王志宏,石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OnTheEconomicandPhilosophicalManuscriptsof1844

AsaClassicoftheTimes

ZHANG Wen-xi

(SchoolofPhilosophy,RenminUniversityofChina,Beijing100872,China)

Abstract:TheEconomicandPhilosophicalManuscriptsof1844gainedfameintheclassicalworld

withitsdiscoveryof “another Marx”.Itsclassicismisofteninterpretedinthein-depthstudyof

scholarsbothinandoutofthefield,resultinginbothpositiveandnegativeimpacts.Theexplanatory

historyofthisworkbearstwoproperties:oneispreparedforustosaythatitenjoys“excellent”,

“standard”,and“exemplary”characteristics,andtheotherrunsjusttheopposite.It,therefore,has

witnessedboththeprocessofshapinganddeconstructingclassics.Asforitsclassicinterpretationas

anexperientialeventinhermeneutics,theimportantquestionishowandtowhatextentshouldthe

overallunityandrigorousstructureofthisworkbeemphasized.Inanycase,weshoulddiscoverthe

erarelationshipthatiscloselyrelatedtousbasedontheoriginaltext,andshapeitsclassicessence

fromtheideaoffundamentalvaluedistribution.Thisworkistheprecursortohumanliberation,and

thetaskofcontemporaryreadersistoprovidemorecredibleevidenceandjudgmentonit.

Keywords:EconomicandPhilosophicalManuscriptsof1844;timeliness;classicism;physicalization

[责任编辑 赵立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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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0卷 第2期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Vol.60 No.2

2024年3月 JournalofGuangxiNormalUniversity(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sEdition) Mar.,2024

doi:10.16088/ji.ssn.1001-6597.2024.02.002

[收稿日期]2023-10-1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公共性的生产研究”(18BZZ096)

[作者简介]吴金群,男,浙江东阳人,浙江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城市与区域治理;陈元勋,

浙江大学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助理,本文通信作者,研究方向:地方政府管理与创新。

基层治理中的双向压力型体制及其运行逻辑

———基于 H 镇网格化管理的个案分析

吴金群,陈元勋

(浙江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2)

[摘 要]压力型体制作为本土概念业已成熟,但现有研究大多关注上级压力下传的单一向度,忽略

了压力型体制对基层服务需求的主动回应。H 镇网格化管理的案例表明,在基层治理场域中存在双向压

力型体制。这种体制以二重性的压力运行过程应对上级管理要求和群众服务需求的两大压力环境。通过

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压力的对流与互通,分别回应了上下差异性任务需求,也让两侧压力环境分别实

现了势能释放和能量互补。双向压力型体制的概念是沟通压力型体制经典框架和基层治理经验的中层理

论,凝练了基层实现服管结合的有益经验,蕴含着我国基层治理的独特逻辑。

[关键词]压力型体制;网格化管理;基层治理;行政任务;服务需求

[中图分类号]D63-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597(2024)02-0012-16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建具有本土性、

科学性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学术回应,也是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必

然要求[1]。压力型体制作为从历史过程和经验比较出发抽象出的、用于总括性描述中国

地方政府运行的本土概念,揭示出“中国各级政府是在各种压力的驱动下运行的”[2]。自

提出以来,这一概念迅速获得了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诸多领域学者的接受和应用,在

当代地方政府运作的系统分析中具有极强的解释力和合理性[3]。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变

化,压力型体制在作用机制上有所改变[4],对社会和政治系统的动员能力受到限制[2]。这

一极具生命力的概念,需要结合新的实践进一步发展。2023年8月,“新时代的地方治理

现代化:中国实践与理论建构研讨会”在压力型体制的提出地———河南省新密市召开。研

讨会在聚焦县域治理和基层治理的同时,洞察了地方治理现代化实践的新趋势。实践上

的新趋势,为从经验到理论的跃升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早在提出之时,学界便揭露了压力型体制的运行弊端,认为这一体制是浮夸风的根

源[5],不能保证村民自治制度的落实[6],造成政府扶贫治理的失灵[7],导致基层重压和官

民疏离,使民众一定程度上丧失了主体地位[8],还具有权责结构不合理、职责界定不恰当、

12

究责机制不科学等责任困境[9],需要转向民主合作体制[5,10],建立县乡村三级的消极行

政[11],给公民社会更多的成长空间[12]。然而时隔多年,压力型体制仍然随处可见[2]。同

时,基层治理①也逐渐呈现出对居民需求的主动回应:围绕村民需求开展互动[13],形成针

对群众诉求的回应性治理[14],甚至为农民的协商需求提供制度供给上的协助[15]。如果

压力型体制仅存在自上而下的政治行政命令,只是执行上级任务的制度工具,那么基层治

理怎能呈现对居民的回应性? 并在压力型体制仍很普遍的情况下不断完善公共服务供

给? 对基层治理来说,现有研究缺乏对任务压力运行的双向结构分析,未完整揭示压力型

体制的运行逻辑。本文以 H 镇网格化管理为例,构建统合任务过程和治理结构的框架,

分析基层如何在承接上级任务的同时回应居民需求,并进一步提炼基层治理中双向压力

型体制的运行逻辑。无疑,这将丰富并拓展压力型体制的理论内涵,并在解构压力运行过

程的基础上,为基层治理提供更具解释力的分析框架和实践逻辑。

二、文献述评与分析框架

(一)文献述评

压力型体制是1996年“县乡人大运行机制研究”课题组对河南省新密市县乡两级政

府及其职能部门调查研究的结果[10],其含义为:县乡政治组织分解、量化、下派经济赶超

任务,责令下级在固定时间内完成,评价完成情况并实施奖惩的制度。这里的压力是上级

对下级的行政压力,关系和统计是减压机制[10]。多年来,压力型体制的概念颇具说服力,

在学术演进中积累了一系列相关理论成果。这些研究可以分为四类:上级调控、下级能

动、上下互动、整体视角。

“上级调控”,侧重研究行政压力的刚性下传,更关注高层级政府的特定目标和对低层

级政府的激励设置。上级重压和激励不当会引致体制失灵,带有压力型体制色彩的信访

制度创新加剧了基层压力和信访困境[16],而带有同样特征的指标体系未能在环境治理中

有效激励官员[17]。压力型体制下的上级加压有时也可产生积极影响,包括促进社会组织

增多[18],推动社区慈善发展[19]。近年来,压力型体制中的“上级调控”有强化的趋势。通

过环保督察,中央调适了压力型体制中失衡的央地关系[20];通过“环保军令状”,上级党政

组织夯实了地方环保责任,推动环保治理取得成效[21]。压力型体制在基层治理的范围延

拓实现了行政压力在城市社区的传导,一定程度上使居委会行政化[22]。在乡镇治理场

域,则形成了以政治任务为目标、以党纪为约束的“政、纪驱动”的新压力型体制[3]。

“下级能动”,侧重研究行政压力在纵向下传过程中的变化,关注低层级政府在体制中

的能动性,也关注群众对压力的反应。一方面,压力型体制下,低层级政府产生了策略性

行为和压力衰减[23-24],这一体制下的压力是基层政府空转运行和资源留存的原因之

一[25-26]。另一方面,低层级政府可积极适应压力型体制。地方政府既能在压力型体制的

指挥棒下开展诸如“人才争夺战”的横向竞争[27],也能在资源不足时向上沟通,实现“任务

打通、资源扩充”的纵向互动[28]。另外,群众也能对压力型体制产生反应。比如在脱贫压

力下,边缘贫困户可能因侥幸心理而“越扶越懒”[29]。

“上下互动”,侧重将高层级政府同低层级政府等量齐观,关注二者互动的具体过程,

强调任务确定和传递的过程是上下级政府的相互博弈。在任务确定方面,在压力型体制

13

① 本文提到的基层治理指乡镇及乡镇以下的公共治理场域,是行政体系的末梢,也是国家与社会的结合部。

中,上级政府和下级政府的博弈失灵可能诱发目标偏离,进而导致基层重压[30]。在任务

传递方面,无论是上级对任务限度、量化程度和监控机制的设计,还是下级传递任务时的

不同微观机制,都会影响并导致压力传递的不稳定和波动[31]。

“整体视角”,侧重从概念整体角度看待压力型体制的运行和演变。在体制运行上,可

划分为竞标压力型体制与达标压力型体制,河长制治理体现了达标压力型体制的运作逻

辑,依靠“资格锦标赛”和“合力式治理”实现纵横向府际合作[32]。压力型体制与数字治理

之间存在多维冲突,需要构建有利于数字治理的行政体制[33]。在体制演变上,21世纪特

别是全面深化改革以来,我国压力型体制逐渐转向督办责任体制,后者强调中央意识与基

层目标的上下贯通、战略决策与执行的有机匹配、执行者的责任分担、严苛问责与有效激

励[34]。压力型体制也有从弹性化走向刚性化的趋势,表现为运作过程技术化、硬性指标

细化、考核方式综合化和监督问责跨级化,这是中央加强控制地方的产物[35]。

现有研究起初侧重概念的整体把握,归纳各类政策在压力型体制下的执行及其导致

的不同后果[5-6,10-11]。之后,学界转而更加关注不同情境下压力型体制内部主体的行为

特征与互动逻辑[16-17,20-31,33]。但由于原有压力型体制生成于地方政府运用行政压力传

递指标任务的特定情境,因而相当部分研究虽然从整体结构、具体效果、运行特征和制度

困境等方面对压力型体制展开论述,探讨了压力型体制在行政体系中的运行机制,但因沿

袭既有范式的场景局限,既忽视了上下层级政府在相互配合中产生的相机抉择行为,又对

基层治理主体对微观组织环境的适应性和由此产生的对群众的主动回应性缺乏足够重

视,因此,晚近的研究逐渐关注基层治理新场域中的压力运行,探求突破原有范式[3,25]。

在基层治理方面,有学者从街道办视角观察压力型体制对街居关系的渗透[22],但其本质

是站在行政组织边缘的“界面”上观察街居制,关注自上而下的行政压力,同其他研究一

样[3],都忽视了基层治理对居民服务需求回应性的解释;也有学者将压力型体制中原有的

自上而下的单一向度转化为上下互动的压力双向度[25],但其中自下而上的压力实为根植

于乡土社会抵制技术治理的“阻力”,也未能充分解释乡土社会之外的基层为何能主动回

应群众服务需求。总之,虽然部分学者将压力型体制的解释空间延拓至基层,但大多没有

实质上突破偏重分析自上而下压力的思维惯性,因而忽视了基层压力型体制对居民诉求

的回应性。在范式革新方面,近年出现的诸如“逆向压力型体制”[25]、“‘政、纪驱动’的新

压力型体制”[3]等成果,突破了原有研究的思维定式,更深入地归纳了政治任务驱动和基

层发挥能动性产生的压力型体制变种,但因专注于阐述特定情境下治理主体某类关键行

为,缺乏对治理主体在不同压力同时驱使下做出各类行为的整体理解。另外,新近的研究

虽然突破了原有范式的条件限定,但又忽略了压力运行从任务确定到任务评价的核心结

构,导致相关成果事实上归纳性有余而演绎性不足。

作为行政体系的末梢或吸纳对象,基层治理一定程度上蕴含着行政组织的运作特征,

这使得压力型体制成为观察基层治理的可行视角;作为国家与社会的“接点”和“神经末

梢”[36-37],基层治理也承担着国家治理各个部分的“政治应力”,这使得压力型体制成为观

察基层治理的重要工具。另外,各治理主体面对基层灵活多变的治理情境,不仅需要灵活

执行上级命令,还需要结合本地情况制定任务,既是任务的执行者,也是任务的制定者。

这意味着基层不仅是单向压力型体制的末梢[38],还存在从任务确定到任务执行的兼顾上

级任务和居民需求的双向压力。

14

(二)分析框架

压力型体制的三要素结构包括量化分解的任务机制、部际协同解决的问题机制、物质

化多层次的结果评价机制[2]。虽然压力型体制和动员体制已被区分,但压力型体制仍主

要被用于经济任务,缺乏公共服务供给的视角。近年来,学者将压力的传导作用明晰为政

策执行的过程并探究其特点,更注重下级政府面对压力的能动作用[28],压力型体制更被

视为地方政府为了某一目标或政治任务的达成构建的一套机制组合[39]146。既有研究不

断延拓着压力型体制范围,将其用于描述县乡、央地及其他纵向府际关系。压力更宽泛地

被视为特定主体受到的做出某种行为或决策的推动力,这说明压力型体制中的“压力”具

有适切性和普遍性,将压力型体制用于描述特定经济任务、指标任务之外的其他任务也是

可行的。同时,压力还具有复杂性,即存在自上而下的政绩压力、同级竞争的朋辈压力、自

下而上的公众需求压力[2]。压力的普遍性和适切性是本研究的基础,而压力的复杂性则

启发了分析框架的构建。

经典的压力型体制框架包括三部分:压力环境、压力运行和减压机制,其中压力运行

包括指标、任务的确定,指标、任务的派发,指标、任务的完成,指标、任务完成的评价[10]。

这一框架抽象程度高、普适性强,对研究基层治理具有较高借鉴意义。从压力的复杂性切

入,可以着眼于特定主体与镇和社区、与群众上下两端的互动,形成案例分析的层级结构

视角。从压力型体制的内容切入,可以把案例分为任务确定、任务派发、任务完成、任务评

价,形成分析的任务过程视角。将过程引入结构分析中,建构一种“结构—过程”分析范

式,既能激活相近的行动要素,又能链接一般的结构[40],因而将结构视角和过程视角相结

合,得到图1所示的案例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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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基层治理中双向压力型体制的分析框架①

三、研究方法与案例概述

(一)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对于理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及其运行机制,案例研究在方法论上具有独特优势[41]。

本文采用的单案例研究,适合回答“为什么”和“怎么样”等富有解释性的问题[42]12-17。换

言之,特定个案的过程追踪和理论阐释可以为我们研究某一议题提供常规性的经验和启

示,并揭示一定的因果机制[43]。虽然这种机制的普遍性有待验证,但通过分析 H 镇网格

化管理的案例,有助于更全面系统地厘清双向压力型体制在基层治理中的运行逻辑。

案例研究需要解释选择案例的多重逻辑,包括典型性、充分性和代表性[44]。H 镇位

于浙江省北部,2012年开始探索网格化管理模式,其构建的基层全科网格依附于原有的

15

① 图1借鉴了荣敬本等《县乡两级的政治体制改革:如何建立民主的合作新机制———新密市县乡两级人民代表

大会的调查研究报告》一文对压力型体制的图解,并有所修订与改造。

街道—社区层级,属于网格化管理的主流形式,发展已较成熟。在长期实践中,X 区和 H

镇逐渐探索出运用网格化管理实现基层管理和居民服务的成熟做法,让上级考评和群众

评议构成了对网格员的双重驱使,因而 H 镇案例对研究双向压力型体制具有适切性和典

型性。同时,较多的流动人口、城乡接合部复杂的治理环境导致当地面临较大的治理压

力,促使当地尽早构建高效明确的管理框架。这使之形成相对稳定、便于观察的基层治理

结构,有助于充分说明案例机制。另外,该镇中心区与城区分离,周围主要是农业用地,但

中心区以工业为主导,人口接近11万,建筑人口密度和产业结构兼具城市样态和乡村特

质,一定程度上更能够反映基层治理的某些共同特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H 镇案例素材主要通过当地干部(副镇长、镇组织委员、经发办主任、经发办工作人

员、R社区工作人员)、当地商铺老板(HL 超市、HLI超市、GA 超市、LK 图文)、当地居

民、网格员(HC社区、XWQ 社区)的半结构化访谈获取。初次访谈时间为2022年7月

16日、20日、22日、28日,这一阶段在收集 H 镇网格化管理制度的相关文本资料的同时,

注重具体了解网格化管理的结构和群众感受。2023年7月3日和4日又作了回访,在跟

随网格员“巡河”的同时对 MH 社区的治保委员和纳米洪管家的网格员开展访谈,以了解

H 镇网格化管理的实践运行。此外,X区委组织部微信号、X 区网格化管理的相关文献、

H 镇网格员大比武的题目库和网格员反诈反邪教的培训资料也是案例素材的来源。资

料来源符合案例研究的资料“三角互证”要求,在信度和效度上有一定保证(详见表1)。

表1 部分资料的采集时间、内容和形式

资料采集时间 资料内容 资料形式

2022年7月16日

H 镇网格的地图;网格、微网格队伍及其人员;社区居民公

约;网格员工作职能;网格员的考核办法与部分考核结果

社区和网格公示栏的照片(19

张)

2022年7月16日

就网格员工作的服务效果,访谈 LK 图文、HL超市、HLI超

市、GA 超市的老板

12段录音(共49分48秒)

2022年7月20日 就网格员的工作内容,访谈 R社区工作人员

4段 录 音 (共 1 小 时 42 分 32

秒)

2022年7月22日 就网格员与社区、镇政府的关系,访谈 HC社区网格员 1段录音(50分23秒)

2022年7月28日 就当地工厂安全生产和工人安全保障情况,走访印染厂 3段录音(共38分43秒)

2023年7月3日 就网格员知情度访谈当地超市老板和酒店前台 2段录音(共3分33秒)

2023年7月4日

就网格员的工作内容、工作时间、工作压力、考核方式、薪资

收入、近日任务和网格大比武访谈 XWQ 社区治保主任和

网格员

2段 录 音 (共 1 小 时 51 分 27

秒)

网格大比武和网格员日常宣传

的纸质材料

(二)案例概述

从2012年开始,H 镇所属的 X区探索开展“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改变基层原

来的“社区(村)—居民小组(村民小组)—个人”的社会治理模式,将治安、流动人口管理、

安全生产等工作纳入网格。H 镇在60个综治大网格基础上细分243个村社微网格和90

个企业微网格。微网格对应每个网格员,大网格由4到5个微网格组成,是各个专职网格

员的日常办公地,这些专职网格员构成一个网格组,包括网格长(多由社区党委委员担

任)、网格员(网格组长)和其他专职网格员。社区由若干个大网格构成。网格化管理的总

体架构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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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H 镇网格化管理的总体架构

网格员的日常事务被规定为“服务八条”:(1)政策宣传。(2)信息收集:将微网格内各

类基础信息收集、上报至 X 区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综合信息平台。(3)安全检查:劝导乱拉

线、电动车室内充电等行为,检查居民灭火设施。(4)人居环境提升。(5)结对帮扶:开展

关爱走访,解决居民困难,开展“一对一、多对一”结对共筑活动。(6)矛盾调处:排查矛盾

纠纷和不稳定因素,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村。(7)议事协商:重大事务由微网格长积极

收集意见进行议事协商。(8)红色代办:为居民开展事务代办服务。网格员每日固定需要

完成的工作(比如巡河)通过 APP打卡来记录。

针对微网格长(专职网格员),H 镇设立明确的考评规则,由镇综治办和社区党委每

个月共同考核,并以前者为主。考核内容为:(1)民情联络。具体为走访次数、情况收集件

数、问题解决件数。(2)政策宣传。需要上级政策宣讲件数。(3)助民服务。需要上报上

级助民服务件数、志愿服务参与件数等。考核方式为:(1)群众评议(20%),社区党委通过

电话抽查微网格长记录本走访记录,询问群众满意度。(2)业务考核(80%),社区党委根

据各项工作打分。考核结果为:一星级:双月度考核在90分以上,比例在50%以内,每月

奖励100元。二星级:全年3次评为优秀,给予年度300元一次性奖励。三星级:全年五

次评为优秀,给予年度500元一次性奖励。除了镇上每个月的考评,X区还针对网格员的

业务能力组织竞赛:“网格大比武”,旨在考察网格员对网格的熟悉程度和对业务法规的

了解。

四、压力二重性:双向压力型体制的运行过程

制度本身的内在要素会随着环境做出相应调适[3]。作为主要描述纵向行政层级的概

念框架,压力型体制在大致保持原有特征的同时,也会因环境和描述对象的变化有所调

整。基层治理既需要承担上级任务,又需要回应居民需求。压力型体制以压力的二重运

行分别回应上级任务和居民需求,因而演化为双向压力型体制。

(一)双向压力型体制的二重压力环境

压力型体制的存在,是特定压力环境孕育的结果。就完整的压力型体制运行来说,中

国在世界竞争中的位置与国内各地争资源、争资金的局面构成了新密市的外界环境压

17

力[10]。而在基层治理中,上级管理要求和基层服务需求的两方面压力环境构成了双向压

力型体制的运行场域。

从上级角度,在国家层面,“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

……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45]27,我国经济从高速发展转变为中高速发展。要在

国际竞争中保持政治认同,凝聚民族复兴的社会共识,就要既顺应人民对优质公共服务的

需求,提升治理绩效以巩固和提升国家合法性[46],又要“夯实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基层

基础”[45]53。这推动了国家层面寻求管理更有力、服务更有效的新基层治理方式,基层也

从以往注重经济增长的“单中心工作模式”转向“多中心工作模式”[37]。在地方层面,社会

流动性不可避免地带来流动性风险,而流动性增加与许多治理问题密切相关[47]。先前快

速城市化的进程中,一些城镇因人口流入和社区部件增加而规模快速扩大,治理难度也随

之加大,但其正式治理结构却因行政级别而受限,导致“治理超载”,需要额外非正式的治

理结构作为补充。随着中国城市化的逐步稳健和社会流动性的相对降低,加之技术手段

的进步,构建稳定普遍的基层治理体系更加可行。总之,国家和地方加强基层治理的合

力,构成了自上而下的势能,这是双向压力型体制的上级压力环境。

从基层角度,一方面,群众事务大多具有外部性。在社区中,噪声、环卫、安全等问题

的解决非一人之力所能及,居民间的沟通协商机制不可或缺,有时还需要外部监督和强制

执行。另一方面,很多情况下,基层自治尚不健全。居民自治有赖于社会资本的培育、组

织主体的转换等因素[48]。在新居民较多、居民间关系尚不紧密的情况下,居民自治的开

展仍有困难。另外,基层事务多是日常性、多元性、非规则性的“细事”[49],需要常态稳定

的治理机制。这些构成居民对基层公共服务及其制度供给的日常需要。也就是说,大量

基层事务的外部性、琐碎性和自治缺失形成的治理困境,诱发了自下而上的服务需求,构

成了双向压力型体制面临的基层压力环境。

基层治理的特定压力环境分别包括上级管理要求和基层服务需求两方面。而网格化

管理以区域细分和资源整合实现行政吸纳和对基层社会的再组织化,既因袭了我国古代

基层治理“国强社弱”的基本态势[50],有助于国家意志的深度渗透,又给基层治理的公共

服务供给提供可控平台,有利于缓解政治精英和群众的秩序焦虑,适应了基层治理的特定

压力环境,因而成为 H 镇基层治理的制度选择和双向压力型体制的实践场域。

(二)双向压力型体制的二重压力运行

基层治理面临承接上级任务和回应居民需求的两大压力环境。双向压力型体制以任

务确定、任务派发和完成、任务评价的二重性来应对两大压力环境。这也是双向压力型体

制运行的核心过程。

1.任务确定的二重性:上级任务与居民需求

任务确定是将压力环境中的势能变为任务压力的转化机制,而上级指令和群众需求

是 H 镇网格员任务的主要来源。上级指令是网格员任务的首要来源。一般来说,网格员

面临的任务多已指标化,包括每日巡逻的时间和次数、反映群众需求的案件数量、政策宣

讲的次数、上报网格信息的数量等,这由区镇事先确定。除此之外,网格也时常处理镇和

社区的临时性任务,包括执行镇的决策和应对上级检查,也包括社区日常组织的服务性活

动。这些任务在镇和社区层面确定并层层下达。居民需求是网格员的另一大任务来源。

按照“服务八条”的规定,如果居民有可代办事务或居民间存在纠纷等,网格员需及时反映

情况,对接相关部门,限期解决问题。有网格员总结道:“(网格员的任务)主要是居民反映

18

的一些什么问题,还有就是(执行)上级有些任务啊什么的”(访谈材料,20230704)。这意

味着,上级任务和居民需求是将环境势能转化为具体任务的两大压力源。

2.任务派发与完成的二重性:任务下传与任务上达

任务派发与完成是任务压力发生作用的过程机制。在 H 镇网格化管理中,既有上级

任务的下传,也有群众需求的上达。首先,上级任务多能下传至网格。镇上的任务由镇综

治办派发到社区,再由社区治保主任分配给各个网格组(大网格)执行,最后由网格组内部

的网格员灵活安排任务。通过层层紧扣的命令—执行链条,镇和社区确定的任务不仅得

以精准派发或全面执行,还有利于纵向分工,提升整体效率。以疫情时对流动人员的管理

为例,一方面,通过镇—社区—网格的链条,防疫政策逐步落实到每栋楼对流动人员健康

码、通信行程卡的查验;另一方面,H 镇网格化管理的结构也方便社区和网格员的分工:

前者主要负责对流入人员来源地的查验核实,后者主要联系、隔离、监测外来人员。其次,

居民需求也经过网格转化为特定任务。对于居民诉求,网格员首先需要自己尝试处理,做

到“小事不出网格”,“(网格)处理不掉再报到我(社区治保主任)这里,我处理不掉就报到

镇上去”(访谈材料,20220720)。这时,在居民需求的驱动下,从网格到镇都被动员起来,

通过协作以提升居民实际体验,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以民众为中心”的主体间互动关

系[51],事实上构成了任务的向上传递。可见,任务的派发与执行是压力释放能量的过程,

具有任务下达和上传的二重性。

3.任务评价的二重性:上级考核与群众认可

任务评价是压力的维系机制。上级绩效考核与群众评议构成了 H 镇网格员实际上

的任务评价体系。首先,与几乎所有网格化管理模式类似,H 镇的网格员受到上级政府

(主要是镇综治办)和社区的每月考核。这些考核一方面基于特定任务指标,另一方面也

基于上级、同事和群众的评议,并以评星晋级和奖金作为对结果的评价。在劳务关系上,

网格员归第三方公司。在“减少编外人员”的呼声下,履职不理想的网格员有被解雇的风

险。这构成大部分网格员完成任务、避免被消极评价的强激励。其次,居民意见对网格员

也很重要。在开放式网络管理模式中,权力关系产生于相互依赖,而依赖程度高的行动者

服从于依赖程度低的行动者[52]。对群众来说,基层治理场域具有开放性。虽然群众有时

需要网格员反映和解决问题,但这不是唯一渠道。网格员的履职需要群众的信任与配合,

加之群众评议也是上级评价的一部分,使得网格员更依赖于群众,更需要群众的认可。因

而,群众意见成为评价网格员任务完成的重要因素。可见,在 H 镇网格化管理中,任务完

成的评价具有上级考核和群众认可的双重维度,这是维持上下压力的动力。

综上,在压力运行中,任务确定是压力之“源”,任务派发与完成是压力之“流”,任务评

价是压力之“驱”。通过任务确定、任务派发和完成、任务评价的压力运行,在镇和社区的

指令和考评下,上级任务经由社区、网格执行于社会;在群众需求和监督中,群众诉求反馈

至网格,被任务化从而进一步传递至镇相关部门,因而压力运行存在着自上而下和自下而

上的二重性。

(三)双向压力型体制中的减压机制

作为压力型体制中经典的减压机制,“关系”和“统计”在各类研究中被广泛使用。“关

系”是非正式的制度,而“统计”是制度的非正式化,这两种减压机制主要作用于任务的派

发和任务的评价[10]。减压机制反映了压力型体制的现实运行。在网格化管理中,纵向层

级差异不明显,“全科网格”消除了横向部门分化,使得减压阀机制也产生变化。在 H 镇

案例中,作为减压机制之一的“关系”是指网格员之间、网格员与群众、社区干部、镇干部间

19

的非正式人际联系,既表现为一种基于信任的互惠,又表现为特定网格员群体的形成。

一是关系的纵向减压作用。在基层治理场域中,各个主体基于长期的、风险渐进式的

互动,可以不断积累各方信息,有效分割风险,从而建立信任关系[53]。社区与网格业务往

来频繁,物理距离近,在长期互动中逐渐熟悉、相互信任。因而当任务过重时,网格员可以

向上沟通:“有时实 在 不 行,你 也 要 跟 他 们(社 区 或 镇)说 一 下,汇 报 一 下”(访 谈 材 料,

20230704)。对群众来说,与几乎天天打照面的网格员熟络以后,也会为网格员着想。比

如,“有些房东跟我们熟了,我们干得久了,他就会跟我们说。比方说304房间换人了,他

会给我们一个电话,我们会根据这个电话登记那家人的信息”(访谈材料,20230704)。在

H 镇的纵向层级中,基于长期互动而形成的“关系”柔化了正式结构中的层级权威,使任

务派发、执行和评价的过程有基于人情而“换位思考”的空间,在任务压力的纵向传递中发

挥了减压作用。

二是关系的横向稳压作用。当社会成员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对群体身份的外在标识及

其合法性加以认识并做出选择时,认同得以生成,整合秩序得以建立[54]。网格员作为一

种职业,为从事者提供了特定身份和外在标识,再加之网格员之间的非正式人际联系,一

定程度上促进了网格员群体的形成,这也是一种“关系”。网格员群体的形成一方面构建

了群体认同,促进群体成员的互惠。当上级任务下达到网格后,网格组内部可以灵活地根

据各个网格员的情况安排任务:“大家(网格组)有事呢,就四五个人分一下,一般也行”(访

谈材料,20230704)。这种横向关系也适用于跨网格的人力资源调配:“如果四五个人(网

格组)也忙不过来,可以叫社区统一安排(网格员)”(访谈材料,20230704)。另一方面,网

格员群体的形成也构成了相互评价的整体秩序,避免“搭便车”导致的局部压力过小。正

如受访网格员所说:“如果别人能完成,那么你也要努力完成”(访谈材料,20230704)。总

之,网格员群体的特殊关系,既搭建了人力资源跨时空调配的平台,也构建了避免“搭便

车”的特定秩序,起到均衡压力、不使局部压力过大过小的横向稳压作用。

三是记录方式的减负作用。网格员的任务可分为两类:一类任务高度指标化,人工操

作的空间较小,包括网格基本信息的录入、助民服务件数、走访次数、情况收集件数、问题

解决件数、政策宣讲件数、志愿服务参与件数等。另一类任务零散而多样,常记录于网格

员的工作日志,上级没有“事事留痕”的要求。这类任务因网格员偏好不同而有不同记录

方式,且难以一一检查,较易成为减压阀。这些任务主要集中于居民服务方面。RH 社区

的网格员会做工作日志,将每日处理的事务记录下来;MH 社区的网格员则编制自己的

Excel表格(非共享文档),为每日工作留痕。工作日志和 Excel文件都是网格员依据自身

工作状况输入,虽然是上级评价网格员的内容之一,但上级无法直接感知,说明网格员也

拥有工作中的“私人信息”。这种信息优势虽可能诱发选择性上报,掩蔽不服从行为[55],

但弹性自主的记录方式也避免基层把大量时间用于不擅长的文字工作和佐证材料上,掉

入“材料堆”[56],有助于基层减负。

总之,基层治理中的双向压力型体制由压力环境、压力运行、减压机制的整体构成,并

以压力二重性调适上下两大压力环境。双向压力型体制的运行过程可参见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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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压力二重性:过程视角下的双向压力型体制

五、压力对流与压力互通:双向压力型体制的运行逻辑

基于资料的深入了解,通过考察概念之间的关系,有可能获得理论上的新见解,这个

过程中也有概念上的飞跃空间[57]。接下来将探究在 H 镇上级任务和居民需求如何以自

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压力①实现。两种压力的共存是 H 镇压力型体制的核心特征,通过

上下压力的对流和互通,基层治理的双向压力型体制将上下各异的任务压力整合到一起,

并在二重压力的交互融贯中持续运行。

双向压力型体制既有“上级调控”,体现出实现上级目标的工具性,也有“下级能动”,

体现出基层网格和群众的主观能动性,还在任务压力传递中存在“上下互动”。“上级调

控”体现为自上而下的行政任务压力,“下级能动”体现了自下而上的群众需求压力,两种

相对运动诠释了上下差异性需求的各自实现。“上下互动”体现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压

力的互通,构成了双向压力型体制兼顾管理和服务的整体结构,揭示了双向压力型体制的

运行逻辑。

(一)压力对流:双向压力型体制实现有为管理与有效服务的运行逻辑

行政压力自上而下的传导与作用是执行管理任务的实践路径。上级对基层的管理是

双向压力型体制的压力环境之一,这使得基层承接的上级任务难免带有强制属性,形成自

上而下的管理压力。首先,任务制定是将上级压力环境中的压力势能转变为具体任务压

力的生成机制。为实现上级行政目标和本级特定目标(以管理基层为主要内容),网格以

上的镇和社区确定任务实施方案及其具体指标。通过上级的任务制定,上级压力环境中

的压力势能被细化为具体任务,这种任务是压力势能的外化,也是行政压力的表现形式,

这时任务的制定者也可称为压力源。其次,任务传递与执行是管理压力发生作用的过程

机制。在任务确定之后,网格化管理内部通过自上而下的指令或沟通逐层分配任务,并由

网格员实施具体内容的管理。通过网格化管理的任务传递与任务执行,先前形成的任务

压力得以在基层治理空间中位移至网格员执行侧的作用界面,并最终跨越界面,实现行政

压力对社会的直接作用。再次,任务评价是压力的维系机制。镇和社区针对任务的实施

过程或相应指标考评奖惩网格员,而通过考核任务完成的结果,网格员受到了实质性的激

21

① 压力与任务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压力蕴含着任务的内容实质和理论含义,任务则是压力的实践外化和表现形

式。

励和驱动,上级得以维系对管理任务的调控,这也是压力环境调节压力运行的维系机制。

在总体特征上,自上而下的管理压力一般源自行政体系,以技术治理为主、情感治理为辅,

强调目标、考核、奖惩机制,追求高效标准地完成上级任务。这时,基层治理也可被视为更

大范围内的压力型体制的任务执行环节。

自下而上服务压力的传递与实现是回应居民需求的实践路径。居民对公共服务的需

求是双向压力型体制的另一大压力环境,因而基层多以服务的形式回应居民需求。服务

压力与管理压力相对,实现了自下而上的流动。一方面,在任务制定上,网格员通过发现

和记录居民需求,将居民直接朴素的服务需求转化为更易于被行政组织识别和处理的特

定任务,实现了基层压力环境中的势能跨越治理界面向特定服务压力的转化;另一方面,

在任务传递和执行上,为回应居民需求,网格员既可以将服务任务传入平台,也可直接向

社区和镇发出信号,上传任务形式的居民需求,将服务信息上传至有权处理的镇级执法部

门,在信息与权力的整合中回应居民需求,实现服务压力的释放与化解。另外,在任务评

价方面,群众对网格员的评议和长期配合工作的潜在契约,构成了网格员服务群众的激励

机制,加之对网格员的价值观培训和网格员自身公益服务的追求,服务压力的维系机制得

以建构。在总体特征上,自下而上的服务压力源于居民需求,关注居民的信任与认可,以

情感治理为主,技术治理为辅,追求居民需求的回应性。

通过行政压力的下传与服务压力的上达,上级管理任务和居民服务任务分别得到有

效执行。不过由于网格员的考评和工资取决于上级,因而自上而下的压力往往更强,甚至

消解了服务压力,表现为“管理”常常压过“服务”,许多居民甚至视网格员就是“管一些乱

七八糟的事”和“管煤气管道”的人(访谈材料,20230716)。

(二)压力互通:双向压力型体制兼容管理任务和服务需求的运行逻辑

上下压力的互通实质上就是管理任务和服务任务互动转化的过程。自上而下和自下

而上两种压力表现形式相同,共存于基层治理场域中,共同作用于特定治理主体,自然产

生互动。在 H 镇案例中,镇政府作为上级通过技术治理,将民意调查纳入对网格员的奖

惩、考核机制,让服务居民成为管理、评价网格员的重要内容。这种自上而下的内部管理

压力推动网格员积极反映民情、回应民意,实现了自上而下的管理压力对服务压力的转化

与赋能。另一方面,居民诉求的彰显也有助于触发上级关注,使之设置特定任务并下发执

行,从而实现了自下而上压力向自上而下压力的转化[58]。此外,建构国家与公众间的有

效合作关系,有助于国家获得社会认同和嵌入社会之中[59]。群众服务需求的有效回应,

也有助于增进居民对基层工作者的理解和支持,有利于上级管理要求的顺畅落实。上下

压力的互通与转化说明,在科层化的制度框架内,如果特定行政权威能在特定指标激励和

监督中纳入民意,同时设置民意反馈机制,基层治理体系仍可以在压力运行的过程中反映

居民诉求,提供基层公共服务。

总之,基层治理的双向压力型体制既是上级实现其目标的方式,也是回应居民需求的

方式,是“上级(上级政府或社区)调控”和“下级(群众和网格)能动”的统一。双向压力型

体制将上级和下级的各自需求融入体制运行的过程,以压力的二重性兼顾管理和服务。

这时,上级压力环境蕴含的势能转化为自上而下的任务压力并得到执行,基层需求转化为

自下而上的服务压力并得到回应。而在上下压力的对流和互通中,基层治理成功地将不

同性质的压力纳入统一的治理结构。双向压力型体制的运行逻辑本质上是通过压力转

化、压力作用和压力维系持续实现两侧压力环境中的势能释放和能量互补,表现为上下相

22

对的压力运动和左右互通的压力循环(参见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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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压力对流与压力互通:结构视角下的双向压力运行

(三)双向压力型体制的总体特征

压力二重性中的上下压力构成了双向压力型体制的运行过程,而两种压力的互通与

转化则揭示了这一体制的运行逻辑。与原有压力型体制相比,基层治理中的双向压力型

体制存在一系列差异(详见表2)。

表2 双向压力型体制与压力型体制的对比

对比项 压力型体制 双向压力型体制

压力类型 自上而下的行政压力 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双重压力

压力环境 国际国内的竞争和经济增长的需要 上级管理要求+基层服务需求

产生主体 上级政府或社区 上级政府、社区+群众

治理模式 技术治理 技术治理+情感治理

激励方式 目标、考核、奖惩 目标、考核、奖惩+信任、认可

行为倾向 高效标准完成考核任务 高效标准完成任务+回应居民需求

压力运行 确定、分派、完成、评价 确定、分配完成①、评价

“关系”的作用 纵向减压 纵向减压+横向稳压

“统计”的作用 逃避责任 部分减负

社会科学的意义在于寻找社会领域的差异性并解释差异,在这一方面,命名具有重要

的本体意义[60]。在 H 镇网格化管理案例中,以镇级党委政府为权威中心,以镇—社区—

网格的科层结构为组织内核,以承接上级任务和回应居民需求为运行内容,在压力运行和

23

① 基层治理体系中的纵向层级分化不如行政体系充分,任务的纵向传递与完成并未充分分离。

减压阀机制中体现行政意志和居民意志的双重向度。除了实现上级目标的自上而下的压

力,还有回应居民需求的自下而上的压力,因而称之为基层治理中的双向压力型体制。这

一概念的形成经历了发现基层经验、对话经典理论与拓展中层理论三个阶段,立足于基层

治理的经验现实,指向明确的时空条件和社会情境,沟通起理论与经验之间的当下关联,

事实上是压力型体制这一经典理论范式下结合基层治理实践形成的次级概念,即“伞型概

念”下的一种中层理论[61]。

六、结论与启示

不少学者认为,压力型体制排除了政府之外的治理主体[62],强调下级的被动地位和

非自主行为[37],削弱了分散个体讨价还价的能力[63],导致政策的选择性执行和政策的

“非公共化”[64],忽略了民众的真实需求[34],是 农 村 基 层 服 务 型 党 组 织 建 设 的 根 本 困

境[65],与上级加压、下级重压[16]、基层行政化[22]密不可分。压力型体制似乎只能依靠“地

方领导的重视”[58]、“空转执行”[25]来运动式或消极地回应群众需求。然而,随着基层治

理对不同压力环境的适应和压力型体制自身的演变,不仅减压机制仍能有效发挥作用,双

向压力型体制也能贯通不同治理主体,上传基层信息,并在实现有效管理的同时积极、直

接、常态化地回应居民服务需求。

本文在回顾压力型体制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刻画基层治理压力运行的分析框

架。这一框架将任务过程和治理结构相结合,兼容了基层治理中的管理和服务两方面内

容。通过分析 H 镇案例发现,在基层治理场域中,压力型体制可以演化为双向压力型体

制。这种体制以二重性的压力运行过程应对上级管理要求和群众服务需求的两大压力环

境。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压力的对流与互通,分别回应了上下差异性任务需求,

也让两侧压力环境分别实现了势能释放和能量互补。

双向压力型体制是沟通压力型体制经典框架和基层治理经验的中层理论。在这一层

面上,逆向压力型体制与双向压力型体制构成平行互补的关系,前者关注乡土社会充分发

育的基层场域中原有自上而下压力型体制与基层社会自有运行逻辑存在张力而产生的逆

向阻力[25];而后者强调在城乡接合部流动性强的基层场域内压力型体制在自我调适中形

成的行政压力和服务压力的治理结构。通过保留压力型体制原有的“任务制定—任务派

发—任务完成—任务评价”范式,本研究通过调整适用场域和改变条件限定,尝试以双向

压力的对流互通形成对基层治理主体行为的整体性阐释,说明压力型体制同样能主动地

回应居民需求,从而推动了压力型体制的理论演进。

在行政权威将居民需求纳入考核指标和监督评价的情况下,行政化的基层治理体系

可以在压力的双向互动中融入民众诉求,产生一定的回应性。但在 H 镇案例中,双向压

力型体制的运行也不尽理想。过度倚重镇财政的特点使之可推广性有些不足,而重管理

轻服务的回应性羸弱问题仍未彻底解决。基层民主或是解决方法之一,这就需要构建共

建共享的协商平台,增进并不断完善社区自治,以公众参与促进社会合作,汇聚科层理性

和社会共识[59],在自上而下的指标激励和考评中融入基层协商民主的共识,以强化“民呼

之声”的强度和力度[66],赋能自下而上的服务压力。

当然,案例研究在经验情境上是具体化的,普遍性结论有待更多检验,也难免存在“诠

释圈”,即涉及的资料相对于真实现象而言总是局部信息,由此建立的叙事和理论都是局

部信息的提炼,很难完整刻画现象的整体,需要展开后续研究以增加关于这一问题的信息

量。不过,在不确定的任务环境中,组织会通过模仿同类人的做法构建类似的治理结构。

24

我国的基层治理大多既要承接运动式治理下多变的上级任务,又要回应复杂多样的基层

需求。因此,各地基层治理也可能在相互模仿中形成共性,使本研究的结论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外推。也就是说,双向压力型体制不仅存在于 H 镇,还可能蕴含我国基层治理的共

同逻辑。无论是“把矛盾化解在基层”的枫桥经验[67],还是“变上访为下访”的浦江经

验[67],背后都透露出对自下而上压力的回应性。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

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45]27,要“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45]53。因而,党的政治领导能力、政府对各种资源的调控

能力不能削弱,基层治理体系的组织性不能消减。但是,群众对基层公共服务的多样化需

求长期存在,同样不能忽视。基层治理中的双向压力型体制通过“搭行政的框,做服务的

事”,可以在承接上级压力的情况下尽可能兼顾居民诉求的回应。为进一步完善基层治

理,需要在基层行政化、压力型的治理体系中嵌入更多的基层自治和协商民主。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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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BidirectionalPressurizedSystemandItsOperationalLogicin

Primary-levelGovernance

—ACaseAnalysisBasedonGridManagementinH Town

WUJin-qun,CHENYuan-xun

(SchoolofPublicAffairs,ZhejiangUniversity,Hangzhou310058,China)

Abstract:Asalocalconcept,thepressurizedsystemhasbeenfullydeveloped,butmostresearches

focusonthesingle dimension ofdownward pressurefrom superiors,neglectingthe proactive

responsetoprimary-levelservicedemands.ThecaseofgridmanagementinHTownshowsthatthere

isabidirectionalpressurizedsystemintheprimary-levelgovernance.Thiskindofsystememploysthe

bidirectionaloperationprocesstocopewiththetwopressureenvironmentsofsuperiormanagement

requirementsand massservicedemands.Throughtheconvectionandinter-flow oftop-downand

bottom-uppressures,itrespectivelyrespondstothedifferenttaskrequirementsoftheupperand

lowerlevels,andalsorealizesthepotentialenergyreleaseandenergycomplementarity ofthe

pressureenvironmentonbothsides.Theconceptofbidirectionalpressurizedsystemisthemiddleleveltheoryofcommunicatingtheclassicframeworkofpressurizedsystem andtheexperienceof

primary-levelgovernance,whichcondensesthebeneficialexperienceofintegratingprimary-level

serviceandmanagement,andcontainsthedistinctivelogicofChina’sprimary-levelgovernance.

Keywords:pressurizedsystem;grid management;primary-levelgovernance;administrativetask;

servicedemand

[责任编辑 刘文俊]

27

第60卷 第2期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Vol.60 No.2

2024年3月 JournalofGuangxiNormalUniversity(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sEdition) Mar.,2024

doi:10.16088/ji.ssn.1001-6597.2024.02.003

[收稿日期]2023-11-30

[作者简介]郑跃平,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教授,中山大学数字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梅宏,中山大学

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博士生,本文通信作者;吴晗睿,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博士生。

基层政府数据治理缘何艰难?

———基于多重堕距视角的分析

郑跃平,梅 宏,吴晗睿

(中山大学 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数字治理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 510275)

[摘 要]当前,基层政府数据治理的理想愿景与现实之间存在明显差距,产生“堕距”现象。究其根

源,技术运行与公共管理的价值诉求和价值实现存在矛盾、数据治理成本—收益不明确造成“文化堕距”;

“数据”与“治理”关系模糊、制度执行偏离制度旨趣、技术变化与制度稳定存在张力导致“制度堕距”;数据

共享动力不足、权责关系不明晰催生“职能堕距”等。政府应立足于基层治理的实际和协同发展的需要,从

强调以人为本、构建数字创新氛围和可持续的技术支撑体系、健全配套制度体系等多重维度出发整体推动

数字化转型,改善数据在多元治理情境中的创新应用,从而有效弥合多元“堕距”并走向技术善治。

[关键词]基层政府;数据治理;堕距;数字化转型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597(2024)02-0028-14

一、问题的提出

数据治理是指为充分释放组织数据资产价值而统筹并开展的政策、流程和标准的实

践[1]。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科技强国、智慧城市”,国务

院颁发的《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2022)》也强调要“全面推进政府履职和政

务运行数字化转型、形成数字治理新格局”。数据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的重要抓手。与此同时,基层政府担负着社会数字化转型的重任,是国家数字化战略

的落实主体。一方面,数据时代,公众的行为数据呈爆炸式增长,有赖于基层政府有序收

集、加工、整合和分析,将来自异质群体的冗杂数据转变为能够捕捉社会需求变化的有用

资源,为国家决策提供信息参考;另一方面,基层政府承载着让公共服务落地“最后一公

里”的职责,需要在复杂动态的社会结构中及时回应公众诉求,借助算法、人工智能等新兴

技术以驱动政务服务的“数字蝶变”,精准满足差异化的公共需求[2]。因此,基层政府数据

治理不仅涉及社会数据的开发利用及价值实现,还关系到创新公共服务体系搭建的总体

成效,对于建设高效智治的数字政府具有重要且深远的战略意义。

数据赋能基层治理的初衷是优化行政效率、改善治理效能。然而,在实践中,囿于制

度、技术和组织建设等诸多因素的掣肘,基层政府数据治理往往面临“失灵之觞”,使得“赋

28

能”沦为“负能”。科技迷信、技术误用、数字“沉睡”、数据可用性和易用性差、信息壁垒等

问题层出不穷[3-4],严重阻碍数据价值的发挥,抑制了基层治理的效能。究其原因,面对

大数据浪潮和新技术的快速迭代,数据创新治理与基层数字化改革在较短时间内被贯彻

落实,形塑出公共治理网络化、智能化的像样外观,但配套的体制机制、价值观念、组织能

力等要素出现一定滞后或错配,无法满足政府数字化转型的现实需要,导致基层政府数据

治理“实然状态”与“应然图景”之间的不协调,二者存在明显的割裂与差距,也即“堕

距”[5]。诚然,基层政府数据治理各构成模块的发展步调难以保持一致,滋生出制度、能力

等短板,而如何在推进基层数字化改革进程中补短板、提质效,是打造健康数据生态、实现

良性基层治理的关键。

现有研究针对基层政府数据治理的特征、实践与存在问题展开经验探讨。黄晓星和

丁少芬通过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发现网格化管理中频发数据瞒报、“布置现场”、“制作

台账”等现象,提出要加强政府各主体参与数据治理的广度和深度、吸纳公民和社会组织

等力量并积极培育合作伙伴,促成纵横交错的开放式跨界政府数据协作机制[6]。梅杰

(Meijer)指出电子政务建设中存在公务员技能不足、资金匮乏、政治支持有限和公民冷漠

等障碍,并据此尝试构建融合公共价值和成熟技术的电子政务创新生成—选择—测试—

推广的治理框架[7]。母睿和王欢明(Mu & Wang)指出公共部门开放式创新面临技术不

平等、机构僵化、各部门职权分配争议和数据所有权模糊等困境,强调自上而下的授权决

策和关系契约是破除困境的策略[8]。综上,学者们从多种视角、层面考察政府数据治理的

现实进展并畅想其理想模式,形成整体性治理[9]、协同创新[10]、信息生态[2]等理论成果,

为实践指导和后续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然而,现有研究未充分关注政府数据治理的“实

然状态”及其与“应然图景”的差距,缺少从理论层面结构性地剖析其差距产生的深层

根源。

为此,本文从多重堕距的理论视角出发,探究基层政府数据治理堕距的多面表征,并

深度剖析其形成根源,进而有针对性地提出弥合策略,为有效应对日益严峻的数据乱象和

基层政府数据治理困境提供理论补充与参考。

二、“多重堕距”:基层政府数据治理困境的理论预设

“堕距”泛指社会变迁或改革转型过程中某些要素由于无法快速适应并融入新形势而

沦为发展短板,导致其实然与应然之间存在脱节或割裂。美国社会学家奥格本(W.F.

Ogburn)在其著作《社会变迁———关于文化和先天的本质》(Socialchangewithrespectto

cultureandoriginalnature,1922)中使用“文化堕距”(culturallag)一词来解释在社会发

展进程中经常出现的非物质文化更新落后于物质文化或文化集丛中部分构成迟滞于其他

构成的现象[11]。在公共行政领域,类似的堕距现象也普遍存在。经济、社会及技术快速

发展变化,政府治理的制度与方式的更迭则相对滞后。因此,学者们将文化堕距的概念不

断延伸,逐渐应用于行政改革、治理创新和政策设计等领域。谢秋山指出地方政府在社会

治理中存在明显的“职能堕距”,即在工业化后期,地方政府出于路径依赖和经济自利动机

等考量仍以履行经济管理职能为要义,无法满足经济社会对社会管理职能的强烈需求[5]。

徐刚引申出“能力堕距”,强调在社区转型过程中,社区治理供给无法匹配社会发展需求、

社区治理赋权和主体增能之间存在失衡[12]。此外,王琪等立足于央地关系改革背景,将

29

地方政府对中央政策的选择性执行、表面执行、扭曲执行以及拒绝执行等问题归结为“制

度堕距”[13]。概言之,堕距指向社会变化中现实实然和目标应然的不同状态,并关注二者

之间的割裂、错位和不平衡。堕距的生成可能导致改革失序、转型阻滞乃至全盘失败。

基层政府数据治理的实践探索多遵循从“对数据的治理”到“围绕数据的治理”再到

“数据空间的治理”的过程[6][14]。“对数据的治理”将数据要素视为治理对象,涉及数据确

权、系统管理、集成和安全保护等;“围绕数据的治理”则认为数据是一种治理工具或方式,

强调利用数据筛选、挖掘、分析等来改善行政运行、公共服务供给和领导管理决策;“数据

空间的治理”则赋予了数据生态和社会的双重属性,不仅注重构建开放、公平和富有活力

的数据生态环境,更关心面向企业与公众需求释放数据在社会领域的应用价值,促使公共

数据实现从封闭向公开、从权利到资源的转变。现有研究认为“政府对自身、市场和社会

中的数据资源和数据行为的治理,有利于给社会治理带来直接的变革效应”[15]。政府的

数据治理与数字治理在根本目标上是一致的,即确保公共利益能够实现及公共秩序得以

良好维持。数字治理是一种抽象性的治理手段,强调的是治理方式的数字化,而数据治理

侧重的是治理的数据性,强调系列化、科学性地管理数据,并有效应用于治理中,改善治理

效能以至于推动治理范式转变。

堕距理论为解释基层政府数据治理困境提供了一个可行的分析框架。自建设数字中

国和数字政府的战略部署确立以来,作为国家治理的末端环节,基层政府在数据治理实践

中一直是各类创新举措的先行先试“排头兵”,不断地适应着“数据池”“数据湖”“数据云”

等持续升级的数据理念,并负责将新理念落实落细,以实现政府治理事务数据化、政务数

据业务化的数据驱动型治理。然而,面对前所未有的全面数字化转型挑战,大部分基层政

府似乎还未能真正明确数据治理的核心要义和系统布局,不可避免地出现价值、制度和组

织等短板,从理论实质来看,这种短板的生成和溯源可以借助堕距理论加以阐释。现有研

究表明,数据治理的阻滞或失灵常常是复杂因素综合作用的后果[7],不能仅关注单一的短

板要素对数字政府革新的阻碍,这容易造成基层政府数据治理的片面化与不协调。因此,

本文借鉴“多重堕距”的概念尝试系统分析基层政府数据治理面临的发展停滞、落后或错

位问题。

在基层治理实践中,基层政府数据治理必然牵涉到观念、制度以及主体职责的更新调

整,同时也暴露出其在理论建构、制度设立或机构调整方面均没有做好准备,具体体现为

文化堕距、制度堕距和职能堕距(见图1)。文化堕距是指基层政府治理思维新与旧之间

的差距,造成创新治理理念悬浮,无法形成实践应用;制度堕距是指基层政府数据治理相

关制度的制定、运行与预期之间的差距,造成制度不健全或碎片化、制度运行状态难以达

到预期;职能堕距是指基层政府所承担的职能与数据治理所需的职能要求之间的差距,政

府部门时常出现职能混淆、权责落空等问题,造成先进技术工具没有真正发挥作用。三类

堕距表象相对独立却又彼此关联,共同构成了基层政府数据治理中复杂动态的多个短板,

进而干扰数据赋能效果,造成赋能沦为失能甚至负能。以多重堕距为视角,下文将分别从

文化堕距、制度堕距和职能堕距三个方面剖析基层政府数据治理困境,并在此基础上交互

分析,透析其产生根源,以期综合把握基层政府数据治理的深层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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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基层政府数据治理的“多重堕距”分析框架

三、基层政府数据治理面临的“文化堕距”

(一)基层政府数据治理“文化堕距”的表征

文化观念与认知是基层政府数据治理的行动基石。培育尊重事实、推崇理性且积极

开放的组织数据文化,对于潜移默化地推动基层政府数据治理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然

而,在组织转型过程中,机构整改、制度创建和人力调配等任务能够在短时间内完成,但文

化观念与认知的转变具有渗透缓慢的特质,想要在基层治理中营造浓厚的数据治理氛围

往往需要经历较长时间的缓慢过程。

1.传统治理观念与数据治理理念之间存在失衡

基层政府是公众需求的直接感受者,其治理注重在长期的基层摸底和群众联系实践

中所积累的经验和直觉。通过反复锤炼和经验传承,基层公务员会对特定事项形成固化

判断和程序性处理步骤。然而,数据治理恰恰要摆脱经验依赖,最大限度地利用事实数据

和科学知识进行理性决策,甚至对基层治理的预期效果展开精准预测。治理的经验逻辑

和循证逻辑在基层治理场域中的碰撞导致矛盾与冲突。在基层治理实践中,路径依赖导

致热衷于通过老经验、老办法来开展工作。虽然治理经验能够帮助基层政府做出快速判

断并及时应对,但其作为有限性决策依据,容易让基层治理在瞬息万变的数字社会中陷入

忽视细节、脱离实际和决策失灵的困境中。

2.传统数据治理理念与新型数据治理理念之间存在失衡

在强调经验治理的同时,基层政府也不乏利用数据管理政务的经历。近年来,政务数

据库建设、行政业务电子化记录、公众基础信息流调等都是基层政府利用数据开展工作的

体现。然而,这往往局限于传统型数据治理,在风险担忧的驱动下,基层政府倾向于全面

控制数据,通过制定繁琐的数据规则以要求基层公务员严格遵守,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合

规性[6]。而新型数据治理则要求基层政府关注数据价值的发挥,加快数据在全社会范围

内的流动与交换并释放数据活力。传统数据治理的“控权”观和新型数据治理的“放权”观

同样形成了冲突对抗,造成基层治理不太适应于开放、共享和协同的数据新格局。

(二)基层政府数据治理“文化堕距”的成因

文化堕距使得很多数据改革理念看似有趣新颖,却很难被基层接受、难以融入其管理

31

运作中,最终造成这些创新理念被束之高阁,形成“空喊口号”“有表态无下文”的数字形式

主义局面。究其根源,数据与治理有其各自的内涵、价值诉求和逻辑路径,且数据治理的

成本与收益往往难以明晰,在实践中会产生难以调和的矛盾或冲突。

1.数据处理规则与公共管理价值取向之间存在张力

在大数据、人工智能和算法等新兴数字技术的助推下,数据的处理分析注重追求速

度、效率和准确性,一定程度上造成数据的筛选、分析与评估等过程日趋复杂、隐蔽和晦

涩。通常情况下,数据处理规则可以是人为预先设定的,而无监督机器学习技术赋予了数

据较强的自动学习和高级认知能力,使得数据的实际运算能够实现智能自动化,人们难以

洞悉其具体运算流程。这些“数据黑箱”给以透明、公平、包容等为价值追求的公共管理带

来了冲击和挑战。例如,算法执行可能会加剧潜在的社会偏见,固化残疾人、老年人等弱

势群体的刻板印象,进而扩大社会鸿沟和阶层矛盾。再如,大数据的采集和分析主要利用

网络用户留下的数字痕迹,相关用户的知情同意往往难以有效获得,而数据公开又可能因

数据脱敏处理不当等问题进一步损害公民权利。

2.数据推动治理的成本与收益难以权衡

从成本—收益的视角来看,数据赋能基层治理的边界应止步于公共治理的成本等于

或大于收益之处,并尝试以尽可能低的成本简约化处理地方事务[16]。现实中,大数据应

用会带来资金、技术、人员和设施设备等高昂的“显性”成本,并潜藏着技术异化、数据冗

杂、决策失灵、组织低效等一系列未能预料的负面“隐性”成本。例如,以数据为轴的公共

治理模式可能会导致个人隐私边界不断收缩,并被质疑是公权力大规模侵犯用户隐私的

“白手套”[17],进而损害基层政府的声誉和信任。相较于易于计算和判断的成本,数据治

理的收益却存在一定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数据治理能够将公共服务和治理事项的绩效转

化为明确、清晰的可量化指标,如解决率、满意度和响应时间,但也显然简化了基层民众诉

求的丰富性和复杂性[18],忽视了其情绪、情感、利益和偏好等主观感受,而这些主观感受

的考量和满足对于实现以人文本、良法善治的和谐社会至关重要。

3.价值实现的数据逻辑与业务逻辑之间形成冲突

依据数据的生产机制,数据存在原始数据、衍生数据和生产中的信息知识三类重要形

态[19-20]。作为无序、混乱的非结构化样态,原始数据仅仅是一种资源禀赋;通过清洗、加

工、分类和整合等操作后,原始数据能够转化为有序、相对结构化的数据,即衍生数据(如

知识库、信息系统),其承载着统计、预测等实用功能,具有超越原始数据的交换价值和使

用价值。生产中的信息知识则是数据要素社会化配置的体现,可以驱动产品或服务创新

以及组织管理模式创新等。综上,从数据逻辑来看,要想实现价值的递增乃至最大化,有

必要投入智力、资本和劳动活动,打造数据“采集—存储—管理—分析—应用”的闭环。然

而,基层治理的业务逻辑将数据视为业务开展的衍生以及改善业务的辅助工具,其重点在

于利用数据为公共决策和服务提供信息和动力,实现对效率、效用和便利性等的追求。虽

然践行数据逻辑对于基层开展业务具有积极的溢出效应,但由于其面临高昂的成本且不

属于政府绩效评估的要点,基层政府部门在数据治理过程中容易陷入迷茫和纠结。

四、基层政府数据治理面临的“制度堕距”

(一)基层政府数据治理“制度堕距”的表征

推动基层政府的数据治理涉及部门权责分配、人才结构调整、治理机制建构等,有赖

32

于系统规范的制度作为支撑。制度存在理想状态、制度状态和运行状态三种不同的状

态[13]。理想状态是指通过制度安排来实现数据赋能基层治理的最优结果,往往无法达

成,却折射出基层政府对数据治理的未来畅想;制度状态是指将理想目标转变为实际状态

之后的结果,是理想状态考虑并权衡了资源、组织和环境等客观因素限制后的现实反映;

运行状态是指制度落实后所呈现的实然图景。这三种状态之间的差距被称为制度堕距,

其中理想状态与制度状态之间的差距是上向堕距,制度状态与运行状态之间的差距是下

向堕距。

1.上向堕距

上向堕距的主要表现是数据治理制度的供需不平衡,即制度的供给存在过剩或缺失,

偏离了制度设计的理想预期。一是与提升数字化水平和增强技术嵌入性有关的政策供给

相对过剩。在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国家层面相继颁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

(2015)》《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实施方案(2017)》等战略规划,聚焦于提高数据质量、推

广政务智能模式。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也更热衷于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建设,纷纷搭

建起数据开放平台、推行政务事项全程线上办理、应用新技术治理工具等。这在一定程度

上提升了基层治理水平,却也造成政府一味追求数据发展的“内卷”现象,在政务工作方面

未有实质性创新,数据时常沦为基层应付考核的负担,也妨碍了常规治理开展。二是与实

现数据公平性和包容性有关的政策供给相对缺乏。在既存制度设计中,数据泄露、数据篡

改和技术故障等问题对现有法律、道德、安全等的威胁和冲击未得到充分重视。此外,现

有数据治理制度对老年人、残障人士等弱势群体的接纳程度有限,未能与老龄化、城乡差

距等实现有机融合,反而造成日趋扩大的鸿沟,导致制度状态下的社会区隔甚至群体矛

盾,不利于基层治理工作的开展。

2.下向堕距

在下向堕距方面,目前出台的制度与规章具有较强的模糊性,大多是原则性的指导,

鲜有面向基层政府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执行规则,造成制度的文本状态和运行状态之间的

差距。基层政府在实际工作开展中难以有效执行上级部署和要求,形成“等靠要看”的懈

怠心理,造成数据治理制度设计的僵化和滞后。另外,部分制度存在的不足与缺陷也阻碍

了数据治理制度的贯彻落实。例如,受绩效考核公开制度的影响,基层政府趋向于执行可

供量化、可供排名的上层任务,如数据审核时效、数据开放率、电子政务办件量、政务外网

接入率等[6]。对于难以量化和监督的考核指标,如服务效能、用户体验感、移动应用程序

集约化情况、服务一致性、政务事项动态化管理等[4],往往被忽略甚至被放弃,严重影响了

数据治理制度的效果和权威性。

(二)基层政府数据治理“制度堕距”的成因

数据治理应当适配现存制度,将数据融入基层已有的治理工具、流程、机制和范式中,

实现二者的协调运作。但相较于大数据和智能技术的快速更新换代,相关制度的调整与

改革显得缓慢、失序,使得数据与基层治理呈现出各自发展、缺乏协同的状态[21]。造成这

种制度堕距的主要原因可归结为数据治理制度旨趣与基层政府意志相违背以及技术变化

与制度稳定性之间存在矛盾。

1.数据治理制度旨趣与基层政府意志之间存在张力

为满足公众持续升级的服务需求,数据成为基层政府改善施政的有力工具,通过实时

的数据采集、分析、评估和公开,激活基层政府的常态运行,打造高效透明的基层数字政

33

府[22]。然而作为落实主体的基层政府面临着新转变对其传统运作模式、管理方式和发展

规划等的冲击和挑战,呈现出与数据治理制度旨趣之间的不融洽状态。一方面,数据的介

入会打破与群众互动的传统方式,从面对面的生动接触转变为冷冰冰的幕后交流,进而导

致基层公务员群体的身份危机[23],也拉大了基层与公众之间的情感距离;另一方面,数据

治理的顶层设计允许并提倡公众的参与和合供,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刺激基层领导干部对

于权力的失控感,不利于其树立威信,还可能会威胁到基层常规治理的稳定性[24]。如此,

种种与基层政府意志相违背的数据治理制度旨趣造成了基层政府对创新治理制度的贯彻

执行畏手畏脚、犹疑不定,不能很好地发挥其主观能动作用。

2.技术变化与制度稳定性之间存在张力

技术革新被认为是诱发制度转型的重要驱动,给传统行政准则、程序、模式乃至结构

带来深远且不可逆的系统性影响。具体来说,爆炸式增长的数据和快速更迭的智能技术

在逐步应用到基层治理的过程中,基层政府会越来越多地受到技术相关标准、协议和监管

程序的影响,反之也日渐形成以技术为轴心的特定组织结构和制度安排。此外,崇尚公

开、透明的数据治理也打破独立且自成体系的传统科层结构,将企业、社会组织、科研机

构、公众等主体联结起来形成参与基层治理的松散网络。然而,制度的创新与变迁在某种

程度上是一个独立于技术变化的过程。制度本身具有稳定、持续的特点,且其成效的显现

和民众的认同信赖往往也要经历较长时间的沉淀和巩固[25]。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并保证

制度认同,数据治理的顶层设计及其落实始终要考虑制度的内部稳定性和历史延续性,由

此在动态技术和静态制度之间形成了张力。当制度供给与技术创新互相矛盾或难以协调

时,现有制度框架会优先选择符合其利益的技术工具,相反的创新应用则可能会受到忽视

甚至压制[26]。技术应用的选择性与偏好性会阻碍基层数据治理制度实践的变革深化,导

致日趋僵化的制度。

五、基层政府数据治理面临的“职能堕距”

(一)基层政府数据治理“职能堕距”的表征

基层政府承担着数字化转型组织者、执行者的角色,其职责定位与功能发挥关乎数据

治理的最终成效。随着海量异构的大数据嵌入到基层工作运转中,基层政府既要灵活利

用数字技术来处理碎片化且多样化的业务需求,又要承担来自上级和公众更为直接、透明

的问责监督,这对基层政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实践中,基层政府时常出现滥用、误用

或象征性使用数据的状况,且欠缺自主性和效益性,造成基层政府在数据的有效、创新应

用方面与“应然图景”之间存在一定落差,也即职能堕距。

1.基层政府在职能转变方面与数据蕴藏价值之间存在失衡

从横向维度看,一方面,基层政府拥有大量的数据资源,相关政务数据的公开共享是

其数字化建设中的重要职能。数据的流动性是数据价值的重要体现,促进数据在全社会

范围内的自由流通能够让体量更大、种类更多的数据聚合在一起,赋予数据新的诠释,从

而推进数据价值的裂变增值。然而,在实际履职中,基层政府虽然以工作年报、内部信息

库等形式公开其必要的政务信息,但数据不完整、统计口径不一致和更新不及时等情况频

繁发生,严重阻滞了数据的有效流动。另一方面,在履职方式上,基层政府习惯围绕上级

部门的文件、讲话和批示落实任务,缺乏利用数据赋能治理、创新治理的主观能动性。因

34

此,基层数据治理工作往往停留在建立数据台账、重复录入数据、不间断核实数据和多头

传递数据等形式主义的任务上,少有触及更深层次的创新应用。即便有些基层政府构筑

起智能化的政务管理模式,也没有真正实现数据价值的变现,大数据往往沦为“大屏幕+

可视化”的展示和“炫技”,鲜有深度的数据交互、分析以及云计算和预警等实用功能。

2.基层政府与上级政府在职能转变方面存在失衡

在纵向维度上,上级政府在职能转变的速度和质量上优于基层政府。根据中央、省、

市和基层政府四个行政层级的纵向逻辑来看,中央和省级政府主要担负数字政府建设有

关的顶层设计、规则制定和政策指导等战略型职责,省级政府和市级政府主要担负本辖区

内的政策细化、配套机制建立和资源统筹调配等枢纽型职责,市级政府和基层政府主要担

负各项顶层制度的落实和让数字红利惠及群众的回应型职责[27]。想要切实发挥数据撬

动政府改革的潜能,有必要将数据与技术嵌入到各个政府层级中,形成整体协同效应,以

便深入到数据开放、服务供给和政民互动等具体领域。在现实的数据治理推进进程中,国

家和省级层面数据开放平台功能繁多且界面精致,具备跨界交互、多元互动和高级数据可

视化等功能设计。与之相反,基层政府在平台界面、内容和功能设计上往往比较简单粗

糙,相关政务 APP、数据基础设施和创新应用等数据治理成果的数量和质量上也均明显

落后于上级政府。作为履职的“最后一公里”,基层政府在数字政府建设上的迟滞极大地

消解了数据带给基层治理的积极效应与价值。

(二)基层政府数据治理“职能堕距”的成因

面对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诸多挑战,基层政府短时间内很难对其职能定位和履职

方式做出科学合理的调适转变,造成数据和技术对基层治理和精准决策等的价值难以发

挥。职能堕距的生成原因具体包括公共数据共享动力匮乏以及数据治理权责关系模糊。

1.公共数据共享动力不足

数据具有非竞争性和正外部性特征,故公共数据的多主体使用和多场景应用不但不

会减少单个主体的数据价值,还可能创造更大的治理效益和社会价值[20]。因此,公共数

据的流通共享是各级政府部门优化职能的重要基础。然而,地方实践中的数据共享动力

匮乏,身陷“数据孤岛”或“数据壁垒”的囹圄,政府间、部门间信息联通难、业务协同难等问

题悬而未决。从横向来看,专业精细的职能分工使得基层政府内大多数部门自成体系、业

务割裂,客观上造成数据流动的横向边界难以跨越,进一步地在主观上导致各部门将数据

视为独有的资产甚至权力,并出现“领地标记行为”或“资产防御性保护行为”[28-29]。从纵

向来看,数据权属模糊意味着各级政府在公共数据的交换、利用、管理和归属等议题上缺

乏法理依据,故跨层级数据共享未有明晰的利益分配机制,且数据的提供方和被提供方还

需承担一定风险和责任[30]。因此,大规模、高价值数据难以从上级部门“流向”基层,公共

数据回流不够,无法有效赋能基层治理。

2.数据治理权责分配关系不匹配

明晰的权责关系能够厘清基层治理主体的具体职责范围、强化考核监督,切实推进数

据治理的健康发展。传统的公共行政过程中,政府信息一定程度上被相关负责单位垄断,

造成上级政府、基层政府和社会公众之间横亘着一条明显的“信息鸿沟”。当下,数字技术

的开发应用使得基层行政体制日趋透明化和规范化。从理性逻辑来看,在信息技术变革

中,基层不同部门的职权和义务应更加精准、精细,对其相应的监督问责亦日渐及时、健全

和有效。然而,一个悖论是数据导向的基层治理反而滋生了模糊、真空的“中间地带”,并

35

加剧了基层政府的避责倾向。其一,数据造就了基层政府在治理目标、执行事务及相关履

责要求方面的简约化,但高度复杂、非程式化的基层社会现状却赋予了基层治理较强的模

糊性和情境性[31],统一、具体和可计量的上级要求有时难以囊括基层社会面临的所有问

题和诉求,且可能会诱发与基层群众的不亲和性等柔性问题。

其二,基层政府作为履职的“最后一公里”,承担着来自上级政府多个部门的任务,职

能复杂琐碎、微观具象。要想切实处理如此繁重的行政事务,坚实的人才和资金保障是必

要前提。然而,财权事权不匹配、人才流失严重、财政包袱沉重等往往是基层政府面临的

现实束缚。与此同时,移动互联网、社交媒体等大大激化了基层治理不力等负面事件的发

酵力度和扩散速度,容易引起上级领导、新闻媒体和公众等各方“井喷式”的关注和批评。

种种因素造成基层政府在数据治理过程中深陷人少事多、责大权小、风险高但收益低等窘

境,进而组织内部的消极不作为逐渐替代了积极有为的创新探索。以“办事留痕”和制造

数字景观为特点的表象避责、通过寻找替罪羊来分散或转移责任的机构避责,以及重复向

上级请示和汇报的反向避责,在基层政府数字变革过程中屡有发生[32]。诸如此类的基层

避责行为却可能会诱发上级领导更激烈的监督问责,进而加剧基层政府的避责倾向,由此

形成一个在上下级政府间负和博弈(negativesumgame)的闭环[33]。

六、基层政府数据治理“多重堕距”的交互效应

文化、制度和职能三重堕距在特定的社会结构和情境中并非独立作用,而是处于交互

影响的过程中。具体来看,作为抽象价值层面的文化堕距与具象化的制度及职能堕距之

间存在着交互影响,形成了复杂有机的“多重堕距”系统。

随着上级政府权力的逐步下放以及基层政府治理能力的不断增强,一些基层政府成

为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这种“地方主义”是当前许多经济和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14]。传

统治理观念的深度固化,导致基层政府及其管理者多从因“揽政”而出现的“乱作为”,转变

为因“懒政”而出现的“慢作为”和“不作为”[34],这在基层政府的数据治理中体现得尤为明

显,也是制度的理想状态和制度状态之间存在的“制度上向堕距”的成因之一。同时,基层

政府管理者的行为会受到其所在机构的“染缸效应”影响,组织文化和伦理价值体系会强

烈侵染个体,最终影响其政治行为[35]。积极向上的良性组织文化会增强“染缸效应”的促

进作用,促使行政人员形成良好的价值观并规范自身行为,有助于营造健康的政治环境。

反之,由固化的传统治理观念形成的不良组织文化,经过“染缸效应”的影响,会加大基层

部门内部管理者的“乱作为”“慢作为”和“不作为”以及其他伦理道德失范乃至集体性权力

寻租等行为。虽然上级政府针对数据治理制定了一系列的制度和政策,但在执行过程中

难以有效监督,也并未形成合理的考核奖惩机制,导致执行效果难以达到预期。而基层政

府部门在行使职能过程中所形成的行为规范及道德准则,在长期沉淀中也可能升华为良

性的组织文化。明确基层部门的职能范围和管理人员的绩效目标,在推动数据治理良性

发展的同时,也提供了一套完整规范的治理方案,提高了治理效率,避免“制度堕距”与“职

能堕距”的出现。

“制度堕距”与“职能堕距”之间也存在交互影响。一些基层政府在执行上级政府尤其

是中央政府的各种政策指令时,与上下级政府间存在共谋现象,采取“上有政策、下有对

策”的各种手段予以应付,导致了实际执行过程偏离政策初衷的结果[35]。究其原因,这是

36

基层政府“制度堕距”与“职能堕距”互相影响的结果。中央政府的数据治理相关政策方针

具有整体性、统一性特点,而由于缺少明确的规章制度引导,不同基层政府对这些政策的

理解及执行存在不准、不实和不一致等问题,最终导致“制度堕距”的产生。这也反映了政

策统一性与执行灵活性之间的悖论[36]。而在政策执行的“路径—激励”框架中,若一项政

策的明晰性低,且激励性较弱,官员多会采用象征性执行的策略,热衷于做“表面文章”,但

不采取实质性行动[35]。在一些基层政府的数据治理过程中,“运动式应对”的现象较为严

重,一方面由于政策文件多为纲领性的要点及方针,缺乏对基层政府具体政策执行的引导

和要求,另一方面则是激励机制的缺失,导致基层政府多采用“缓落实”的方式进行形式履

职,仅在上级部门即将督察考核时,才集中精力及时间履职,“制度堕距”导致“职能堕距”

的出现。

七、基层政府数据治理“多重堕距”的弥合策略

基层政府在推动数据治理过程中存在理念滞后、制度约束和能力不足的复杂堕距表

象,引致有关创新改革行为迟缓、滞后或错位,限制了数据的效果发挥,甚至使得数据成为

基层治理的“绊脚石”。究其原因,这些堕距现象的出现是技术、制度、组织等在数字化转

型过程中不协调、难融合所导致的结果。故而,数据在基层治理中的深化应用须以提升组

织能力和增进社会福祉为价值旨归,建构起技术、政府与社会相协调、共促进的和谐生态。

这也意味着,弥合基层数据治理“多重堕距”应聚焦于技术、公共机构和社会公众之间关系

的调适和重构,以及相关顶层设计和底层逻辑,从协同视角寻求可行方案。

(一)价值导向:明确数据赋能治理的互动理念

对于数据与治理的关系,“工具论”强调基层治理主体的强势地位,将数据或技术视为

从属于治理的工具;“建构论”则以数据或技术为基石,侧重于其对治理的体系化重构。这

两种观念在理解判断数据与治理的关系方面不够全面,有必要认识到两者是相互关联、彼

此适应的,呈现出一种有机互动、动态发展的状态。一方面,数据与治理形成了一种竞争

性关系,双方都力求去“教化”甚至“凌驾”对方;数据持续冲击着基层政府的传统治理逻

辑,而基层治理也会利用其权力或规范筛选或规避特定技术。另一方面,数据和治理之间

又是相互促进的;基层自觉的技术性改革能够促进技术创新与推广,技术的创新与推广又

会优化基层行政效率,扩大社会效益。

在认知数据与治理互动关系的基础上,对于基层治理而言,至关重要的是要在数据和

治理之间构建出一种良性循环或螺旋式推进的关系,这有赖于基层治理主体在数字化建

设过程中,努力实现公共价值对工具理性的超越,树立并巩固以下两类理念。一是坚持以

人为本,秉承服务精神。基层政府应当将有效识别并满足持续升级的公共需求、维护公共

利益视为数据赋能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避免技术为先、“以事为本”的惯性思维,切实

回归人本观念,致力于借力数据和技术来帮助解决社会的“急难愁盼”问题。二是培育风

险意识,保持技术反馈回路的畅通。数据嵌入基层治理的实际效果需要得到及时反馈和

跟进,保证相关技术的采纳应用在不干扰行政职能履行和有序公共治理的前提下,赋能良

政善治。对于积极的反馈,应当从认知、制度上承认和肯定,不断扩大公共部门的应用范

围并加大力度;对于消极的反馈,即技术带来的诸如数字鸿沟、算法歧视、隐私泄露、数据

安全、技术官僚等负面后果,应当时刻警惕并及时处理,将风险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避免

37

数据阻碍基层治理。

(二)技术支撑:打造健康可持续的公共数据生态

公共数据是基层数字治理的核心生产要素,要综合提升基层数字治理水平,实现数据

的提质降本是关键。构筑体量丰富、格式规范、质量较高、流通顺畅且具有较成熟开发条

件的牢固数据底座,能够降低数据的应用成本、人工成本和沟通成本等。其一,加强数据

的规范化、标准化建设,在数据采集、分类、管理、使用、交换和存储等方面制定详细统一的

规则,并利用数据集成和清洗技术,对缺失、错乱、滞后和口径不一致等异常数据进行矫

正,以获取符合标准的高质量数据集。其二,促进政府内部数据交换与共享,提高数据复

用能力。要坚持“共享是原则,不共享是例外”的理念,优化不同政府和部门间在数据代

码、平台接口、系统运维和项目管理等方面的规范建设,减少公共信息系统的重复投资,破

除数据流通壁垒。此外,要充分利用公共数据库、跨部门数据共享平台、政府开放网站等

资源,通过抽取已有知识和事实并重复应用于政策设计、公共服务、应急管理、社会治理、

情报分析和决策制定等业务中,以降低信息重复收集和分析的成本并实现知识增值[37]。

在保障高质、流动的公共数据基础上,释放数据效益,使之成为基层推动数据治理的

内生性动力。通过对海量异构社会数据进行梳理分析,精准把握基层社会运行的样貌,帮

助不同政府部门还原和理解各类治理和服务场景;结合属地情况和民情特征,明确基层政

府数据治理的重点场景并尽可能开发更加多元的应用场景[38],同时糅合大数据、云计算、

人工智能和5G 等新兴技术,发挥情境感知、趋势预测、风险预警、规律探索等功能或组合

功能,推动场景智能化;鼓励不同部门、不同社区和各类主体自主开发社会治理数字化工

具,利用群智群策来激发公共数据更深层、更丰富的应用价值。

(三)制度建设:完善全流程合规的数据治理体系

弥合基层数据治理堕距的关键在于制度建设,其设计、建设和运行要与技术要素有效

融合,为基层治理减负增效提供持续动力。其一,构建明确、集约的组织职能体系。负责

数据治理的市级部门(管理层)应统筹辖区内外资源并确定发展目标,合理确定基层街道

和社区的职责与任务;基层数据管理部门(执行层)主要负责配合市级政府来落实任务并

完成指标;基层技术职能部门(支持层)在数据分析、挖掘、整合和可视化等方面为基层治

理提供知识和技术服务;此外,基层其他相关部门(辅助层)负责数字技术的采纳、应用与

落地,并及时提供反馈意见。

其二,构建围绕数据治理的配套机制,具体包括:数据公开机制,制定政府数据公开目

录清单并建立清单动态调整机制;数据更新机制,确定拟更新的数据类型、主题和条目,实

现前端统一采集、后台自动更新;跨部门数据安全共享机制,制定政府内部数据交换和使

用的安全审核标准,依据各部门的业务需求,可遵循相应标准和申请流程发起数据使用需

求,并按照有限、有效的原则授权相关部门;数据质量反馈机制,数据需求方的部门有责任

及时反馈数据的质量和使用效果,辅助政府开展数据维护;责任认定机制,依照数据供应

方举证的原则,由有关检查机构对失误、失职行为展开事后评估和追责;数据安全管理机

制,建立完善的留痕管理、权限管理、保密管理等安全保障体系,针对敏感数据泄露、数据

供需失衡、数据造假、数据意外丢失等潜在风险制定应急处置预案。

其三,构建针对数据治理主体的激励和问责机制。在激励方面,加强基层数字化人才

队伍建设,进一步改善现有岗位的薪酬待遇和成长空间,考虑增设基层数据治理相关的职

能岗和技术岗,引进大数据、新媒体、信息安全等多个领域的专业人才;定期开展政府内部

38

培训,并将培训效果与职级晋升相挂钩,以提高基层公务员数据业务处理能力并树立数据

安全风险防范意识。在问责方面,建立一套合理可行的责任评估指标体系,既要包含数据

存量、数据质量、数据应用开发、协同合作程度等衡量基层工作效益的维度,也需考虑用户

满意度、政府回应性、民生发展水平等社会效益;实施涵盖上级政府、同级政府部门、第三

方机构和社会公众等多主体参与的责任考评办法,在提供直观量化考评数据的同时,还要

结合访谈、问卷、座谈会等方式提炼更具深度和细节的绩效反馈;对于因主观因素而导致

不履行或不能准确、有效履行其职责的相关部门或工作人员,应及时追究其责任。

(四)效能增进:构建共建共享共治的数据治理格局

数据赋能基层治理能发挥多少价值取决于作为“土壤”的基层治理生态的“准备度”。

其中,尤为关键的是联合包括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在内的治理对象和其他社会主体,积

极探索“发展共建、数据共治、成果共享”的数据治理新格局,让全社会切实感受到数据治

理的红利。一是拓宽并畅通基层群众意见表达渠道,充分把握公众在数字化转型中的实

际需求并了解其在数字化公共服务使用过程中的真实体验,推动基层数据治理更趋向人

文化、民主化和合理化。此外,激发社会共同参与意识和主人翁精神,广泛吸纳集体智慧,

一方面形塑政府与公众共同的数字价值观,另一方面发挥技术的“驱动”与“降噪”功能,利

用数据手段推动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生活。

二是增强与私营组织的合作。在日益复杂的治理情境中,基层政府面临诸多无法依

靠清晰方案解决的“棘手问题”,需要积极寻求数据机构、技术企业、物业公司等组织的支

持以缓解资源不足并提高数字公共服务质量。较之于基层政府而言,这些私营单位在数

字化建设中具有资源、资金、技术和人才等比较优势,能够减轻基层数据治理压力并形成

互补力量。可通过法律和政策工具厘清数据共享规则和技术运用边界,规范和优化数据

治理的公私合作模式,在协同中推动数据赋能基层治理。

三是增强与研究机构的合作。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智库等往往掌握高精尖的前沿技

术知识和专业人才,通过资助科研项目、设立实验室或研究中心等方式加强与其合作交

流,有利于将理论知识转化为服务于民生的应用成果,在促进技术落地的同时也释放出更

多“数字红利”。此外,探索基层数据治理的灵活用人模式,可通过与高校、智库和研究所

等机构的项目合作形式引进技术专家和人才,还可促进基层政府与这些机构的教育资源

共享,推行公务员在社区和街道轮岗培训锻炼,为基层源源不断地输送兼具数据应用能力

和政府治理思维的优秀人才。

八、结语

基层数字政府建设是一项庞大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孕育着行政运作、服务供给和政府

治理的升级,同时也关系到数字技术的革新。基层政府须以协同、发展和系统的视野来引

导数据在基层社会运行和治理过程中的有机融合,应通过营造良好数字创新氛围、搭建可

持续技术框架以及建立健全配套制度体系等多重维度整体建构,有效弥合基层政府数据

治理中的“堕距”。同时,基层政府还应理性、辩证地看待数据赋能治理的效度和限度,避

免工具理性凌驾于制度道德之上。要始终坚持以人的需求和发展为根本导向,紧抓基层

治理的痛点、难点和堵点,并助推数字技术在基层治理多元场景中的应用和创新,促成个

体、组织、技术和社会的和谐生态,并最终实现技术善治。

39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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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IsDataGovernanceatthePrimary-levelaToughJob?

—AnAnalysisBasedonthePerspectiveofMulti-lagTheory

ZHENGYue-ping,MEIHong,WUHAN-rui

(CenterforChinesePublicAdministrationResearch/SchoolofGovernment/CenterforDigital

Governance,SunYat-senUniversity,Guangzhou510275,China)

Abstract:Currently,thereisasignificantgapbetweentheidealvisionandrealityofprimary-level

governmentdatagovernance,resultinginaphenomenonof “lag”.Atitsroot,thecontradiction

betweenthevaluedemandsandrealizationoftechnologyoperationandpublicmanagement,together

withtheunclearcost-benefitrelationshipofdatagovernanceleadsto“culturallag”;Theambiguous

relationshipbetween “data”and “governance”,thedeviationofinstitutionalimplementationfrom

institutionalinterests,andthetensionbetweentechnologicalchangesandinstitutionalstabilityresult

in“institutionallag”;Thelackofmotivationfordatasharingandunclearrightsandresponsibilities

bringabout“functionallag”.Thegovernmentshould,therefore,startfromtheactualsituationof

primary-levelgovernanceandtheactualneedsofcollaborativedevelopment,andpromotedigital

transformationfrom multipledimensionssuchasemphasizingpeople-orientedness,buildingadigital

innovationatmosphereandsustainabletechnologicalsupportsystem,andimprovingsupporting

institutionalsystems.This willimprovetheinnovativeapplicationofdataindiversegovernance

environments,thus effectively 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diversity and moving towards good

technologicalgovernance.

Keywords:primary-levelgovernment;datagovernance;lag;digitaltransformation

[责任编辑 阳 欣]

41

第60卷 第2期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Vol.60 No.2

2024年3月 JournalofGuangxiNormalUniversity(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sEdition) Mar.,2024

doi:10.16088/ji.ssn.1001-6597.2024.02.004

[收稿日期]2023-10-2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数字经济赋能制造业绿色转型升级的机制与效率提升研究”(22BJL051)

[作者简介]吴卫红(1972—),女,安徽定远人,北京化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技术创新管

理、科技管理。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政府数字化治理对创新

“提质增量”的协同影响机制研究

吴卫红,秦 臻,张爱美,刘 颖

(北京化工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北京 100029)

[摘 要]基于数字化赋能理论,以2016—2021年396家高技术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微观和宏

观两个维度出发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政府数字化治理赋能企业创新“提质增量”的作用机理,并采用多

项式回归、响应面分析及块变量分析技术剖析其交互协同机制,明晰数字经济推动企业创新“提质增量”的

多维路径,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数字化转型能促进企业创新“增量”,不能促进创新“提质”;政府数字化

治理能促进企业创新“提质增量”。(2)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政府数字化治理存在交互协同效应,能显著促进

企业创新“提质增量”,并且在平衡状态下,二者处于双高水平时企业创新表现更好,在非平衡状态下,呈现

政府数字化治理的“主导逻辑”。(3)政企之间的交互协同可以通过降低管理性交易成本,缓解信息不对称

性来促进企业创新“提质增量”。研究结论丰富了数字经济与企业创新相关研究,为企业走出创新“轻质

量、重数量”困境提供了新的路径,为政府部门落实数字经济政策和优化创新环境提供了新的参考。

[关键词]企业数字化转型;政府数字化治理;提质增量;交互协同

[中图分类号]F1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597(2024)02-0042-17

一、引言

为实现在2035年迈入创新型国家前列这一目标,我国既需要具备大规模的创新数量

来奠定创新基础,又需要高水平的创新质量来提高创新层次。相关数据表明虽然我国的

专利申请量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连续十年排在世界首位,但《2021全球创新指数》报

告显示我国创新质量仅排在全球第12位,同时《2021年中国专利调查报告》也表明我国

有效发明专利产业化率相比前一年下降了3.9个百分点。造成这种重数量、轻质量的现

象主要原因在于政企作为最主要的两个创新主体,并未充分发挥二者协同创新效能,政府

无法精准帮扶企业高质量创新活动,减少创新风险;企业为了得到政府资金和政策的支

持,会过度追求创新产出,忽略创新质量。最终导致创新质量和数量持续失衡,严重制约

我国的高质量发展进程。

当下,学者们就数字技术作为企业改善创新活动的关键必要条件已达成共识[1]。一

方面,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有效降低运营成本,提高效率,将节约下来的资源投入到研发

42

中,正向影响创新活动[2];同时借助数字化技术实现数据共享,利用政府搭建的信息平台

及时了解创新趋势,提升动态响应能力推动企业创新发展[3]。另一方面,政府作为创新的

治理主体,不仅可以应用数字技术搭建紧密的信息治理网络来优化创新环境,引导企业开

展高质量创新活动,还可以针对企业研发周期长和风险高等问题及时准确地出台相关政

策,形成有效的激励[4]。可以看出,数字化技术不仅优化了企业和政府原有的创新效能,

而且加强了二者之间的互通联动。但是已有研究集中在从企业层面分析数字化转型对创

新的影响机理,忽视了数字时代政府利用数字技术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且未有研究分析政

企之间通过数字化技术实现互联互通对企业创新“质量”和“数量”产生何种影响[5]。既然

政府和企业在数字化背景下产生了新变革,那么政企数字化如何作用于企业创新“提质增

量”,政企数字化协同能否形成合力对创新产生1+1>2的效果呢? 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仅

可以深化数字经济与创新理论,对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实施与企业创新实践也有重要

的借鉴作用。鉴于此,本文首先基于数字化赋能理论,从内部资源赋能与外部结构赋能双

重视角深入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政府数字化治理对企业创新质量和数量的影响;其次,

基于企业与政府协同的视角,采用多项式回归与响应面分析技术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与

政府数字化治理对企业创新“提质增量”的交互协同效应;最后,基于交易成本理论,选取

管理性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性作为内外部的中介机制变量,进一步分析企业数字化转

型—政府数字化治理交互协同促进企业创新“提质增量”的作用机理。

本文的边际贡献可能在于:第一,已有关于政府数字化治理的相关研究一般从“如何

发展政府数字化治理水平”[6-7]以及“政府数字化治理带来的建设成果”[8]两个方面展开

讨论,相关文献大多停留在案例研究和理论构建。本文基于文本挖掘方法,构建政府数字

化治理词库,使用中文语料下的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分析各个地级市的政府工作报告,衡

量政府的数字化治理水平并考察其对企业创新“提质增量”的影响,从外部结构赋能的视

角探究了政府数字化治理对企业创新赋能的效果,拓展数字时代企业创新活动“提质增

量”的理论研究,丰富了数字经济相关理论的研究范畴。第二,已有文献多从企业角度单

独探索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本文通过多项式回归发现了企业数字化转型—政

府数字化治理对创新“提质增量”的交互协同效应,从内外交互协同角度提供了数字经济

推动企业创新“提质增量”的新证据,为企业依靠数字经济带来的技术红利走出创新“轻质

量、重数量”困境提供相关建议和启示。第三,补充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政府数字化治理

交互协同作用机制的相关文献。基于交易成本理论,本文从内部资源效应和外部信息效

应出发,验证了管理性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性的中介效应,厘清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政

府数字化治理作用于企业创新“提质增量”的协同路径,为企业和政府采取措施破解企业

创新活动“轻质量、重数量”困境提供微观证据,并为政策制定者落实数字经济政策和优化

创新环境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二、研究假设

(一)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创新“提质增量”

数字化转型给企业创新带来了新的竞争优势:第一,打破企业边界,拓展异质性知识。

数字技术的应用帮助企业突破时空局限、有效地降低外部交易成本[9],进一步促进了企业

间合作,实现技术和知识的跨组织流动。上述合作交流提升了企业知识技术转化为高质

43

量创新成果的概率,为创新活动“提质增量”提供保障[10]。第二,实现数据价值化,帮助企

业识别创新机会。数字技术推动企业与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深度交流,在实现价值共创

的同时积累大量数据;再通过大数据分析处理海量数据及时识别创新机会并重组资源使

其高效应用于创新活动[11],既不错失创新机会,也能顺应市场需求,实现企业创新增量的

同时也保证了创新的质量。第三,优化企业创新过程,降低创新试错成本[12]。数字技术

优化了企业不同创新环节要素配置,提高协作效率。在数据分析的指导下,企业根据创新

需求,以较低的成本寻找相关资源并通过实时数据不断修正反馈,第一时间调整并优化资

源配置[13],在有效降低企业创新试错成本的同时提高创新质量和数量。综上,我们可以

看出数字化转型从多方面优化了企业的创新活动,甚至重塑创新过程,最终促进企业创新

“提质增量”,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1a:企业数字化转型会提高企业的创新质量。

H1b:企业数字化转型会提高企业的创新数量。

(二)政府数字化治理与创新“提质增量”

数字化治理作为政府适应数字时代的新型治理模式,其高效和精准的特点会对企业

创新“提质增量”产生正向影响。一方面,从外部环境的视角出发,政府数字化治理为企业

创新“提质增量”营造更有利的环境,不仅可以打破信息壁垒、提升跨部门之间的协同治

理、加强对创新环境的监管[14],而且实现了数字技术与原有市场监督制度深度融合,提高

企业创新过程中的动态风险预警水平,减少外部风险[15],此外,还可以精准监管创新侵权

行为,有效减少企业创新过程中的违法行为[16],实现企业创新的“提质增量”。另一方面,

从政策支持的视角出发,数字化治理实现了政府对企业创新政策的精准支持。依托大数

据和现代信息技术,政府决策者可以根据市场的需求制定相应的创新政策,减少政策的不

确定性,有效缓解高质量创新的成本压力,提升企业创新质量[17]。与此同时,政府通过数

字化治理能够准确识别并扶持具有创新潜力的企业,提高市场中创新资源的配置效率,推

动企业高效开展创新活动,提升企业创新数量[18]。综上,我们认为政府数字化治理可以

从创新环境和政策支持方面正向影响企业创新,最终促进企业创新“提质增量”,因此提出

假设:

H2a:政府数字化治理会提高企业的创新质量。

H2b:政府数字化治理会提高企业的创新数量。

(三)企业数字化转型—政府数字化治理的交互与创新“提质增量”

基于交互协同理论,在数字经济框架下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政府数字化治理之间存在

着相互影响而又相互补充的关系[19]。从数字赋能理论来看,政府数字化治理可以优化行

政效率、精准把控市场信息、有效降低运行成本,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20],保障企业数字

化转型提速发展。而企业数字化转型中所面临的挑战和需求,譬如信息垄断、数据安全、

平台运行[21]等问题会倒逼数字化治理水平不断提升。因此,在政府数字化治理的保障

下,企业作为创新活动内在的动力基础,通过数字化转型改善原有的创新体系、优化创新

过程进而实现创新“提质增量”。综上,基于交互协同理论和数字化赋能理论,我们可从内

部资源赋能与外部结构赋能双重视角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政府数字化治理对企业创新

的影响机制,因此提出假设:

H3a: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政府数字化治理的交互正向影响企业的创新质量。

H3b: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政府数字化治理的交互正向影响企业的创新数量。

44

(四)管理性交易成本影响机制

企业数字化转型—政府数字化治理的交互协同可以有效降低企业内部管理成本,为

企业开展创新活动提供良好的内部环境 [22]。一方面,企业引进数字化技术有效连接了

企业创新从研发到应用的全过程,提高企业对生产资料的利用效率,强化企业部门之间的

联系,提高企业内部交流和运营效率,减少企业的各类管理性交易成本,形成助力企业研

发创新的价值资产[23];同时数字化治理优化了政务、法治、市场环境,制定相关精准和灵

活的政策,降低交易成本的不确定性,使得企业的管理交易行为和成果可以被预见,有效

避免由于治理僵化和缺失带来的额外成本[24]。另一方面,管理性交易成本的降低可以有

效激发企业创新活力。高质量的创新成果需要大规模、可持续性的资金支持,成本的降低

为企业创新活动提供更多的资金,有效缓解企业创新活动的资金约束,提高创新成功的可

能性,正向影响企业创新发展,实现创新的“提质增量”[25]。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4a: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政府数字化治理的交互协同通过降低管理性交易成本提高

企业创新质量。

H4b: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政府数字化治理的交互协同通过降低管理性交易成本提高

企业创新数量。

(五)信息不对称性的影响机制

数字化技术可以实时整合和共享信息,有效平衡企业内外信息差,减少企业创新活动

投资的风险溢价以及信息成本,推动企业创新活动的开展。一方面,企业借助数字化技术

处理创新研发中积累的大量数据信息,生成标准化、结构化的数据,增强信息的可利用价

值,有助于企业向市场推送有效且积极的信号,提高企业获得创新资源支持的力度,进一

步保障企业创新质量;相应地,政府推行数字化治理机制,有效地加强信息安全保障建设,

平衡信息共享和创新机密之间的界限,保障企业数据和信息安全[26],促进企业共享信息,

降低信息不对称性;另一方面,在信息平等透明的环境下,企业创新活动受到的融资约束

冲击会大大减少进而驱动企业倾向于投资成本和风险较高的高质量创新项目,以期获得

更长远的效益[27];同时企业内外信息不对称的降低,可以使得外部利益相关者获得更丰

富的信息资源,有助于外部利益相关者了解企业的创新运行情况,减少投资者的风险溢价

以及获取信息的成本,提高对企业创新失败的包容度,从而减小企业资金压力、促进创新

“提质增量”。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5a: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政府数字化治理的交互协同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性提高企

业创新质量。

H5b: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政府数字化治理的交互协同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性提高企

业创新数量。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16—2021年沪深 A 股高技术制造业上市公司作为样本。2015年“中国

制造2025”计划首次提出,越来越多的制造业企业开启数字化转型之路。考虑到数字化

战略实施的滞后性,将2016年作为本研究的时间起点。而高技术制造业作为我国国民经

济的战略性先导产业,其具备知识密集、技术先进、产品附加值高等特点,是我国创新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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