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治文史第23期

发布时间:2022-4-02 | 杂志分类: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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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治文史第23期

目 录Contents烽火年代抗战时期在黎城印制的“毛著”伪装本………………………………………………杨宏伟 04日寇在武乡的暴行与罪恶…………………………………………………武云唐收集整理 06我在长治“打蛋厂”工作的记忆………………………………………………………马贵生 10上世纪四十年代黎城乡村生活印象………………………………………王锐斌 王小燕 14建国初期淮海厂的团组织工作……………………………………………赵成林 李亮亮 18一心菜场插队记事(四)………………………………………………………………马润新 24胡耀邦同志来到南呈村………………………………………………………………司中枢 30“狂飙大将”高沐鸿的“小作品”………………………………………………………陈慧岩 33上党拳王王全忠逸事…………………………………………………………………赵永江 36清朝初年的上党廉吏…………………………………………………………………马书岐 39长治小化肥工业的兴衰………………………………………………………………姚泽荣 42太行纸厂在苏峪前前后后……………………………………………………………郝俊峰 49... [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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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治文史第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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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内容
第1页

历史一页

清朝顺治 年 间 的 长 治

顺治元年(1644)

二月李自成部将刘芳亮兵取潞安府,挟沈王回洪北走,留刘忠守城。刘令拆平四关厢及

附近村舍。

十月清兵自太原来夺得潞安。

顺治六年(1649)

三月至六月姜瓖乱兵先后攻下沁州、屯留、潞安、潞城、黎城、襄垣、长子、壶关等城,收

系各官,大封伪职,沈烈为总兵,郭天佑为副总兵。十月十六日,清军攻破潞安,官军入城问

罪,城中及乡镇凡附叛军者,皆杀无赦,屠戮数日方止。

顺治十六年(1659)

《潞安府志》纂成刊世,由知府杨俊修,李中白、周再勋纂。

顺治十七年(1660)

由于交不起贡绸,在绸行焦海福、王好善带领下,织机户群起焚机罢市。赴京请愿,因艰

于盘缠,中道而返。

第2页

目 录

Contents

烽火年代

抗战时期在黎城印制的“毛著”伪装本………………………………………………杨宏伟 04

日寇在武乡的暴行与罪恶…………………………………………………武云唐收集整理 06

我在长治“打蛋厂”工作的记忆………………………………………………………马贵生 10

上世纪四十年代黎城乡村生活印象………………………………………王锐斌 王小燕 14

建国初期淮海厂的团组织工作……………………………………………赵成林 李亮亮 18

一心菜场插队记事(四)………………………………………………………………马润新 24

胡耀邦同志来到南呈村………………………………………………………………司中枢 30

“狂飙大将”高沐鸿的“小作品”………………………………………………………陈慧岩 33

上党拳王王全忠逸事…………………………………………………………………赵永江 36

清朝初年的上党廉吏…………………………………………………………………马书岐 39

长治小化肥工业的兴衰………………………………………………………………姚泽荣 42

太行纸厂在苏峪前前后后……………………………………………………………郝俊峰 49

亲历亲见

激情岁月

人物春秋

上党廉吏

潞商史话

第3页

长治文史

ChangZhiWenshi

( 内部刊物免费赠阅 )

编 委 会

主任委员

许 霞

副 主 任 委 员

杨江波

成 员

马建峰 王明德 王建中 申林科

申群香 邢宏亮 刘 旭 刘永清

刘振华 许 元 杨 彦 杨毓华

宋福庭 赵旭光 段林刚 侯慧萍

郭志新 郭建宇 崔子庆 琚海鹏

魏书文 魏俊英

主 编

邢宏亮

执行主编

秦 卫

编 辑

郭 鹏 金 璐

发 行

李 媛

山西省内部资料准印证第 K612 号

主 办:政协长治市委员会

编辑出版:长治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通讯地址:长治市英雄中路 68 号

邮 编:046000

联系电话:0355-2192332 2192364

电子邮箱:czwsbjb@163.com

2017·4 (总第 23 期)

印刷时间:2017 年 7 月

特别声明:本刊所有刊发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刊立场。

changzhi wenshi

民间记忆

晋东南盲聋哑学校漫忆…………………………………殷清莹 51

潞城师范学校史略(上)………………………黄堇纨 安爱堂 57

狐神庙里的狐神原来是男人

——从潞城韩家园狐神庙谈上党的狐神崇拜…………孙晓钟 61

潞城市南舍玉皇庙浅考…………………………………马红星 64

曾为长治知县的《金瓶梅》作者…………………………郭安廷 68

屯留古碑见证光绪奇荒…………………………………夏民安 70

“晨钟暮鼓”听清口………………………………………郭存亭 74

南北对峙说雄关…………………………………………王 芳 80

是谁造了窦王的谣………………………………………刘海鸣 84

豫让桥就在襄垣…………………………………………王小军 89

行政区划“割裂”对………………………………………张高明 92

文史漫笔

文化小品

史海钩沉

古镇名村

上党关隘

长治掌故

封二:收藏与鉴赏 铜方壶…………………………………………杨巧灵

封三:古迹遗存 冯士翘集韩愈《纯阳祠》碑………………………李 忠

第4页

伪装书是一种封面名称与书中内容毫无相

干的书籍。如现在的一些被政府查禁的有关反

动、凶杀、色情、淫秽等内容的出版物,往往为了

躲避检查,而将封面印成其它名称的书皮,这种

书历来被人们称为“挂羊头卖狗肉”之书。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根据地的出版

界为了向敌占区和国统区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和

主张,采取了一种权宜而机智的斗争策略,将一

些党可以公开的文献,巧妙地印成伪装书,来防

止敌人的搜查封锁。这类出版物被今天的收藏界

视之为“张冠李戴”的红色书籍,倍受珍爱。

早些年在阅读《太行新闻史料汇编》(刘江、

鲁兮主编)一书时,对其中赵树理曾给毛泽东著

作单行本的伪装书题写书名之事,颇感兴趣。因

此,对搜寻该书之事,一直是念念不忘,耿耿于

怀。今偶在长治城隍庙古玩市场意外发现一册,

真是又惊又喜。

该书为 32 开线装本,封页为“文史通义”隶

体书名,下有“上海广益书局印行”小字。扉页中

间为“文史通义”四个大字,右面为“甲申年重

梓”,左边为“古愚署耑”小字。书内页中缝处全部

印有“文史通史·内篇之三……上海广益书局印

行”。

如果没有《太行新闻史料汇编》百多字提示,

谁能想此书扉页上的 13 个字迹是出自赵树理手

笔。提示文章是当年华北书店上清泉印刷厂高文

明副厂长撰写的回忆录,名为《太行区书刊印刷

史料片断》,为便于读者考证,现在不妨整段摘录

如下:

“大约在整风之后,还出过向敌占区伪装发

行的图书。如,把《新民主主义论》伪装成《虞初新

志》。封面上出版单位是‘上海广益书局印行’。扉

页上有赵树理同志题字,竖排,右首写着:‘甲申

年重梓’,中间大字:文史通义。左边有‘古愚署

耑’四字。这些书,伪装得惟妙惟肖,达到了以假

乱真地步,躲过了敌人严密文化封锁,向敌占区

04

第5页

宣传了抗日和革命思想。”

高文明是 1944 年担任印刷厂厂长,《太行新

闻史料汇编》是 1994 年出版,可以说回忆录写的

是 50 年前的经历。由于时间过了半个世纪,文中

误将《新民主主义论》伪装成《虞初新志》,实应为

《文史通义》。做为史料来说,老人家这篇回忆文

章可谓难能可贵。

另据一丁先生所著《赵树理外传》也提及此

事,书中还有一句“王春则在扉页背面以‘山阴旧

史氏’名义撰写了题词:‘章实斋氏(文史通义)一

书,史德、史才、史识三者俱备……’”

实际上王春所撰文并未加标点符号,字数不

多,今也照抄如下:

“章实斋氏文史通义一书史德史才史识三者

俱备洵乾嘉间巨制也鞔近士夫溺于西说对吾国

历史学视为土苴心焉忧之爱出旧所藏付梓庶学

读之有所趋向耳 山阴旧史氏题”

在小小一页纸上,前面是赵树理题写书名,

背后是王春撰写文章,可谓珠联璧合。《新民主主

义论》是毛泽东 1940 年春在延安为新创办的《中

国文化》杂志创刊号而撰写的文章,原名《新民主

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后来各抗日

根据地印刷单行本时,方题名为《新民主主义

论》。建国后在出版《毛泽东选集》时,又把标题下

面的一小段字去掉,并将“一九四○年一月十九

日”,去掉“十九日”。毛泽东在文中通过对当时中

国的现状分析和对未来前景预测后,激情豪迈地

写道:新中国站在每个人民的面前,我们应该迎

接它。新中国航船的桅顶已经冒出地平线了,我

们应该拍掌欢迎它。举起你的双手吧,新中国是

我们的。

作为文化人的赵树理,对毛泽东这样精辟的

论断和激励人心的言辞,怎能不感到欢欣鼓舞。

赵树理自 1943 年底《小二黑结婚》出版后,

便长期工作在华北新华书店,除搞调查创作外,

大部分时间就是编辑书报杂志。由于他过去曾在

华北《新华日报》社负责编辑过向敌占区发行的

《中国人》报,有着丰富的对敌文化斗争经验,所

以上级领导自然就把编印《新民主主义论》伪装

书的这一重大任务交给了他。

该书是由华北新华书店上清泉印刷厂排印

的。上清泉村地处太行崇山峻岭之中,位于今长

治市黎城县东北部,与晋中的左权县界及河北涉

县(原属河南省)地界仅隔一二里距离,离八路军

总部及华北新华书店所在地麻田也只有数里路

程,可说是个“鸡鸣三省闻”的地方,在这里编印

图书是非常隐蔽安全的。

这类毛著的伪装书,在敌占区一旦被敌人发

现,轻者坐牢,重则杀头。所以说这是人民群众冒

着生命危险保存下来的珍贵的革命文物。之所以

珍贵不仅仅是保留下了《新民主主义论》的早期

特殊版本,更重要的是在尘封 60 多年后,让我们

重新发现欣赏到了赵树理大师的手迹墨宝。

姻 姻 烽火年代

05

第6页

日寇在武乡的暴行与罪恶

抗日战争时期,武乡县是八路军总部和中共

北方局所在地,是太行抗日根据地的核心地区,

因而也是受到日寇摧残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据

《武乡县志》和程春虎所著《血的控诉》(《长治方

志》2013 年第五期)记载:从 1938 年至 1945 年,

日寇占领武乡期间,杀害我人民群众 23000 余

人,杀害抗日村干部 105 人,民兵 251 人,群众

1105 人。其中比较典型的惨案有:

洗劫原县城

武乡原县城(今故县)是一座千年古城,街道

繁华,房屋鳞次栉比。1938 年 4 月 4 日,日寇苫

米地旅团 3000 余人入侵后,见人就杀,见东西就

抢,见妇女就奸淫,城内外惨遭劫难,千年古城变

成了一片瓦砾。街上凌乱不堪,桌椅板凳,锅碗勺

筷,到处乱撒。院落里鸡毛、猪腿、牛角、羊蹄、血

迹、随处可见。遇难群众尸横街头,有的身上被刺

十几刀,有的女尸的怀里还抱着死去的婴儿。有

一个死去的老大爷,日寇挖掉他的双目,还将胡

子拔去,毛孔中渗出斑斑血迹。一个三岁左右的

孩子,脑门被重物击碎,全身血肉模糊。。

杀绝马家庄

日军苫米地旅团在武乡原县城洗劫后,4 月

5 日,又到县城附近的马家庄村烧杀。在一孔土

窑洞里,就有横七竖八、鲜血淋淋的尸体 40 多

具。该村共有村民 87 人,就被日寇杀害 86 人。只

有一人幸免于难,是因为当天外出不在村里。全

06

第7页

村的房屋被烧光,东西抢劫一空,牲口猪羊全部

被抢走,鸡犬不留。一个好生生的村庄,一时变成

血滩火海,成为“无人庄”。

烟熏南庄村

1938 年 9 月 23 日,日寇到监漳镇南庄村扫

荡,发现在一座悬窑中躲藏有人,就烧起大火,用

烟熏烤,将躲藏在窑洞中的 46 名群众全部熏死,

其中有一名刚满一岁的婴儿。同时,日寇还将附

近村庄抓来的 20 名群众,全部杀死在打谷场上,

并将南庄村房屋全部放火烧毁。

扫荡大有村

1941 年 3 月 8 日,驻分水岭日军纠集沁县、

壶关之敌 300 余人,将大有镇团团包围,然后开

始疯狂抢掠与烧杀。全村 26 人被日寇刺死,40

余人被抓去做苦力,50 余名妇女、幼女被奸污。

全村 300 余间房屋被烧,抢走财物无数。

峪口大屠杀

从 1938 年 3 月 16 日日寇第一次对峪口村

“扫荡”开始,到 1944 年春敌人从蟠龙撤退为止,

日寇对该村大的“扫荡达 12 次之多。其中最惨的

是 1941 年 4 月 10 日晚上的大屠杀。

1941 年 3 月 8 日,驻分水岭小股日军部队

和自警团,勾结沁县、壶关之敌约 300 余人,在大

有镇一带“扫荡”后,返回峪口村驻剿了三天。他

们白天四出“讨伐”,天黑时,将各村被抓的人带

回该村关押起来。10 日晚上,日寇开始了大屠

杀,共杀死共产党员、抗日干部、民兵、群众共

102 人。其中有共产党员、抗日村长王海水,共产

党员王狗臭、王寿孩、武先云、王林书等 9 人。峪

口村党员王黑丑一家有 8 口人被杀。其中死的最

惨的是躲在药王庙的妇女王认珍和另外一个年

轻妇女,尸体一丝不挂,身上被刺刀刺了十几处,

浑身血肉模糊,惨状目不忍睹。

日寇驻扎峪口村 3 天,全村被洗劫一空。粗

略统计,抢走粮食 200 多石,宰杀抢走牲口 30 余

头,烧毁房屋 150 多间。全村村民仅有一人侥幸

逃生。

围剿东良侯

1941 年 11 月 12 日,驻南沟据点的日寇得

到特务报告,说东良侯村民兵要把收起来的

30000 斤公粮送给八路军。于是指挥警备队、保

安队 500 余人,于 13 日拂晓突袭包围了东良村,

挨家挨户搜索粮食无果后,便狗急跳墙,开始烧

房子,抓人。日寇把四、五户抗日干部家的房子全

部烧毁;抓捕民兵 30 余人、群众 250 名,带往南

沟据点,进行严刑拷打。后又在沁县城内,日寇用

割掉舌头、火柱烙烫、狼狗嘶咬、刺刀乱捅等残酷

手段,将民兵骨干程三维、程林则、程怀保、程怀

银、郭双在、郭贵元、郭贵生、郭柱为、郭金生等 9

人杀害。

袭击西良侯

1942 年 3 月 20 日,我八路军武工队在西良

侯村做抗日宣传工作,被汉奸告密。南沟据点日

寇红部小分队次日拂晓向西良侯袭来。我武工队

姻 姻 烽火年代

07

第8页

员老王、老魏为掩护群众转移,与敌人交火,终因

寡不敌众,被日军用刺刀开膛剥肚,壮烈牺牲。我

情报员李启官不幸被俘,日寇给李的肚子里灌煤

油辣椒水,肚上压磨盘,上面再站上日军,将其活

活压死。被日寇抓获的 20 余名老弱病残群众,被

押到村外三角儿,排成队一一审问,凌辱。幼女李

月儿、妇女李拉孩被日军剥光衣服奸污。日寇对

其余被抓群众正要下毒手杀害时,我游击队、武

工队及时赶到,猛攻敌人,日军见势不好,仓惶逃

窜。这样,20 余名群众才免遭惨杀。

洗劫韩壁村

1942 年 10 月 20 日至 26 日,日寇“驻剿”韩

壁村时,在村外发现一孔群众逃难的窑洞。两个

日本鬼子进去,把三个妇女拖到外面轮奸后,倒

提起双脚,从土台上扔下山谷活活摔死。之后,日

寇又架起大火用烟熏窑洞。当时洞内藏的 23 名

老弱妇孺,有 17 人被熏死。这次洗劫,日寇杀害

韩壁村民 37 人,抢劫粮食 700 多石,宰杀耕牛

23 头、猪 14 口,羊 100 余只,毁坏门、窗、桌、椅

等木器家具无以计数。

血洗山交沟

1942 年 10 月 23 日拂晓,驻扎在南沟的日

寇纠集沁县据点近千名敌人,趁驻在山交沟的我

抗日决九团外出执行任务之时,将山交沟村包

围,用机关枪、大炮、掷弹筒向村内开火,打死民

兵李雪堂、李赖小、李行成。在日寇机枪密集扫射

下,一个个逃难的群众倒在血泊中。李行成一家

7 口,被惨杀的只剩 1 人;李书林一家 4 口,被杀

3 人。离山交沟村不远的西沟村村民李藏英等六

人被杀,其中有一个十三岁男孩子也被敌人用刺

刀挑死。抗日村长李秀花被敌人抓住后,坚贞不

屈,壮烈牺牲。全村共被日寇杀死 25 人,伤 13

人,被抓走 60 多人;被烧毁房屋 60 余间,抢走耕

牛 20 余头,粮食、衣物损失无数。

南关大惨案

为报复我八路军对南关火车站的袭击,驻南

关的日寇与沁县据点便衣队 300 余人,1943 年 5

月 11 日,对分水岭至南关段铁路沿线的南关、岩

庄、石窑会、东沟、阳坡、达对沟、河底、分水岭等

村进行突然包剿和搜查,制造了触目惊心的南关

大惨案。

当天,上述村庄有 360 余人被日寇抓至分水

岭据点,由汉奸告密和辨认,将我南关敌工站领

导人和工作人员孙汉英、崔秉礼、孟立军、孟贵

元、崔旭生、唐祥忠、李祥儿、李六儿、李尚齐、李

尚连、郭振祥、郭珍祥、郭志川、郭留祥、姬景华、

贾旭奴、郭二则等 32 人重点捆绑扣押和审问。日

寇对我南关敌工站站长孙汉英和重点骨干人员

崔秉礼施以灌凉水、压木杠、烙铁烧等等残酷手

段进行逼问,但崔、孙二人宁死不屈,始终未吐露

任何机密。于是,丧心病狂的日寇将孙汉英等 32

人押交南沟车站日军“洪部”,又将孙汉英同志单

独关在一个特制的大木笼内,上交沁县日军宪兵

队,多次游街示众,以此恫吓群众。7 月间,孙汉

英同志被活活饿死在木笼里。6 月 3 日,崔秉礼、

孟立军、李祥儿、李六儿、郭留祥等在南沟被日寇

杀害。孟贵元、唐祥忠、李尚齐、李尚连、郭志川、

郭留祥、姬景华、贾旭奴等 18 人,于 6 月 13 日被

08

第9页

日寇押回分水岭瓦窑沟圈成大圆圈,先用狼狗嘶

咬,再用刺刀乱刺,最后将尸体推下沟底摔死。有

3 名幸存者逃出时,在良侯店信号站被日寇用刺

刀刺死。

“平山”罪行录

日寇占领武乡期间,在南沟村驻有一个中队

的日军。因为中队长叫平山,所以人称“平山中

队”。这个日军中队频繁“讨伐”周围村庄,仅

1944 年一年就制造了无数杀人惨案:

3 月 12 日,“平山中队”包围七区果子沟村,

将村民郝成川、李银旺、杨三孩、武怀庆、杨川四

等五人抓至南沟村外核桃沟用刺刀刺死,有的被

刺 20 余刀。

3 月 23 日,“平山中队”包围北涅水村,抓了

村民周土生、周怀珠父子,将周土生刺三刀后割

开肚子,又一刺刀将周怀珠刺倒,再用 8 块砖撑

起,用木柴加油连人带房子一把火烧毁。

5 月 13 日,“平山中队”到沁县漳源“扫荡”,

路经熬则脑村时,抓捕了杨庄村的村民申水旺、

元王村村民龙区长和罗卜掌的村民张珍等 3 人,

带回南沟审讯后,于 23 日上午在村南泉上地里

杀害。

7 月 14 日,“平山中队”将涌泉村包围,杀死

我民兵 3 人,打伤 2 人,抓走 20 余人,掠走长短

枪 4 支,手榴弹 97 颗,各种财物无数。

9 月上旬,“平山中队”抓捕我长谐村民兵一

人,带回权店,将其头铡下,高挂路边电线杆上示

众。

12 月 24 日,“平山中队”将我抗日村长张土

生、民兵老庆堂等 4 人,在南沟村外桃树沟打了

“活靶”。

1945 年 3 月 14 日,“平山中队”在南沟村,

将我地下人员秦胖小、程五孩、郝树仁、李北孩、

程秃孩、程赖小等 6 人抓捕后,带到麻地沟,砍臂

剁手,活活杀死。

同年 4 月 22 日,“平山中队”在河底村,以

“通共”罪名,将村民郝庆和、刘月成和李木小 3

人杀害。

刀铡地下交通

1945 年 6 月,驻扎在段村的日寇,将我地下

交通员张云九、魏子玉、张富元和武西武委会主

任杜书隆等 13 人抓捕。日寇对他们用尽各种酷

刑,却一无所获。为达到其“杀一儆百”的罪恶目

的,日寇于 7 月上旬用刺刀威逼群众召开大会,

将张九云、魏子玉绑赴东城门外,用铡刀将二人

人头铡下,挂在城门上示众,恫吓群众。日寇杀害

张九云、魏子玉后,计划继续对张富元、杜书隆等

11 人下毒手,并且已在看守所后院,强迫他们各

人用铁锹挖好活埋自己的土坑。正在危急之际,

我八路军在当地军民的配合下,于 8 月 27 日一

举解放了段村,这 11 名同志才幸免于难。

日寇在武乡杀人放火,罪行累累,罄竹难书,

我们万万不可忘记。

姻 姻 烽火年代

09

第10页

1916 年,裴宝棠与人合作,在长治城南街开

办了“同益厚”打蛋厂,这是上党地区第一家现代

工业工厂,所产的蛋品销往欧洲,获利巨大,成为

山西最大的蛋厂之一。在裴宝棠的带动下,长治

地区的蛋厂很快发展到二十余家。该厂的开办,

带动了上党地区现代工业的发展,像汽轮机磨面

厂,汽轮机煤矿生产等等。至今,这家蛋厂已经销

声匿迹,当时的厂址已经是高楼林立。1968 年夏

天,我曾经在该厂(当时叫长治市综合食品厂)做

临时工参与蛋品生产工作,有幸了解了蛋品生产

的过程。现就本人的记忆粗略撰写如下。

1968 年春天,长治“文革”两派武斗结束,一

些工厂开始复工生产。这一年,是长治市综合食

品厂(原来的长治蛋厂)为天津进出口公司完成

出口蛋粉任务的最后一年,也是长治市做了 50

多年蛋粉生产的最后一年。

长治的蛋粉出口是北石槽村裴宝棠先生于

民国 5 年(1916)搞起来的。那些年爆发第一次世

界大战,欧洲等战地商品紧张,蛋粉价格竟然卖

到每百斤一千元左右,同时,在上党地区鸡蛋却

异常的便宜:一块银元可以买到八九百个,而制

作一百斤蛋粉只需要鸡蛋一万个左右,只需要银

元 10 多块钱。利润之大实在惊人。于是,裴宝棠

与人合作开设了上党地区第一家打蛋厂——同

益厚打蛋厂,生产蛋黄蛋粉到天津口岸出口。几

年下来,裴宝棠发了家,又开银号、又开当铺、又

开商店,成了山西的富商。在他的带动下,当时长

治城里及各县大小蛋厂开设了有几十家。日寇侵

入以后,各蛋厂受到鬼子的摧残纷纷倒闭,同益

厚蛋厂成了鬼子制作军用食品的地方。解放以

10

第11页

后,几家小型蛋厂公私合营到长治蛋厂及晋城蛋

厂,继续为天津口岸生产三种出口干蛋品,其中

长治蛋厂注册商标为“和平牌”。

长治蛋厂(长治市综合食品厂)的厂址原在

长治市南街靠近解放西街十字路口西北北边一

带,占地约有 30 亩地大。南北有 100 多米,东西

有近 200 米,大院的后院墙几乎到了土木巷附近

了。院子还是挺大的。厂区在南大街有南北两个

大门。南大门是正门,北大门主要是夏天收购鲜

蛋的时候才开。

1968 年是长治蛋厂最后一年生产出口蛋粉

任务。那一年我 16 岁,同西街大批闲散劳力由西

街管理区介绍到厂里做临时工,了解到蛋品生产

的一些过程。因为打蛋工作对卫生要求特别严

格:首先,参与蛋品生产的人员要进行身体检查,

不能带有传染病,进入打蛋车间要求工人先洗

澡,然后换上消毒无菌工作服才能进入。我却被

分配在洗蛋工序上,不能进入打蛋的车间里,只

是在交接洗蛋的入口处看过打蛋过程。

干蛋品是鲜蛋去壳后,蛋液经过加工处理、

干燥而成的蛋制品。干蛋品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

又分为干鸡蛋白(简称干蛋白)、干鸡蛋粉(简称干

蛋粉)和干鸡蛋片(简称干蛋片)三种。干蛋粉又分

为全蛋粉(又称飞全粉)、蛋黄粉(又称飞黄)和蛋

白粉三种。干蛋片可分为全蛋片和蛋黄片二种。

在这些干蛋制品中,根据我国食品工业和其他工

业的用途以及国际市场的需要,我国主要生产干

蛋白、全蛋粉和蛋黄粉三种制品。

当时国家实行统购统销政策,规定鸡蛋要统

一由副食品公司收购。蛋厂有出口任务也只能通

过食品公司购买来鸡蛋进行生产。为了减少在流

通环节里蛋品的消耗(破损、霉变),长治市副食

品公司指派两名职工驻蛋厂现场收购各县乡供

销社送来的鸡蛋,换一个发票后,鸡蛋交到蛋厂

库房。当时配合副食品公司收蛋的是申师傅,潞

城申庄人。说起来,那时候农村人民公社的社员

劳动一年下来分配不到几个钱,全凭养几只鸡靠

所谓“鸡屁眼”银行来换些油盐酱醋;而蛋品生产

只在夏天做,因此上,一些鸡蛋放几个月积少成

多,到夏季才要缴供销社。虽然蛋厂开工后天天

车水马龙大车小辆地来缴蛋,里面难免要掺杂一

些坏蛋破蛋。坏蛋打开一旦进入蛋桶,一桶蛋清

就全部报废。为了保证蛋品质量,就需要对鸡蛋

作拣选,检查鸡蛋好坏的部门就叫查蛋组。

查蛋组的家没有灯光不让见亮。它的南边连

着洗蛋车间,北门就是收鸡蛋的库房,所谓一条

龙生产。前些天收来的鸡蛋由食品公司的人伙同

蛋厂的保管员共同过称把鸡蛋一篓一篓收进来

码好,每篓一般 50 斤上下,付有重量单,所以我

们每天完工后在保管员收蛋登记过程中就把明

姻 姻 亲历亲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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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要洗的蛋抬到查蛋组的库房了。查蛋工人面对

一个查蛋台,台上安装着一个里边有灯泡的小铁

桶,小铁桶相对两面留有光孔,查蛋工人要求右

手抓起 4-5 个鸡蛋,依次把鸡蛋在倒到左手的同

时,在铁桶的过光孔前面停留 1 秒钟左右,让查

蛋工人通过铁桶里透出的灯光照射鸡蛋,来检查

鸡蛋有没有黑心、靠黄、破壳等影响蛋品质量的

鸡蛋,查出的坏蛋放一个盘子里,好蛋放一个铁

丝编织的长方形筛子里。我的工作就是把他们选

出的好蛋端到南边连着的洗蛋车间。记得当时查

蛋的有 8 个女工,其中俩正式工,是西街参府街

的程果则和南街一个闺女。其余西街的临时工有

上西街陈竹叶、侯俊英(小根大闺女)、上西街李

彩萍、营口街马竹英、西关街王建平、石桥南

王××等,和我一起端蛋的还有下西街的马茂

荣、府上街的霍松香。

查蛋和洗蛋是一个大组,当时担任洗蛋组长

的是王胖女师傅,副组长关宝英。一个男职工裴

师傅叫五狗。洗蛋是在一个木板钉好的大水槽

里,有 7—8 米长,北边一个人不停地把装有鸡蛋

的铁筛子下到水槽里,边下边向南推,南边连续

起蛋,再放传送带上就进了打蛋车间了。洗蛋的

水里按比例兑好了火碱,用来消毒杀菌。那些工

作都是裴师傅干。

打蛋的车间比较大,一排排的打蛋机排列有

十多排。上百个女工站在打蛋机前面打蛋。鸡蛋

打破以后,有一条气管喷出高压气流,对着鸡蛋

液体一吹,把蛋黄和蛋白分开,分别流入两只铁

桶里面。高压气管的控制器放在打蛋工人的脚底

下,每打开一个鸡蛋的时候,脚下一用力,就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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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嗤’的一声响。所以,打蛋车间里‘嗤、嗤’的响声

连成一片。看护产生高压气体大机器的是一位天

津师傅,好像叫张万胜,现在还有后人住综合食

品厂家属院。

蛋品生产需要很多大木桶,当时厂里有一

个木工组,一个叫李怀玉的小师傅和他师傅几人

修理大木桶。大木桶有一米高,口面有 40 多厘米

大,中间粗,两头细。据说蛋黄蛋清放木头桶里不

坏。打蛋车间有一个叫李过胜的负责把打蛋工打

出的蛋黄蛋清一桶桶担到大桶附近倒进大木桶

里,打扫鸡蛋皮的是琚福国。

打好的蛋白放到洁净的大木桶里后,要加些

药水,搅拌均匀放置暖室中,使其发酵约四、五日

化成清亮的浆汁,然后分别倒入一个个极干净的

钢金盘子中,厚度约 1 公分。把放有蛋白的钢金

盘子置入 40 至 50 摄氏度的烤房内,这个烤房也

很大,里面设有多层铁架,便于摆放大批的蛋白

盘,经烘烤四至五小时后即成为蛋白块,经风凉

后就好了,成品就象现在透明的干粉皮。

蛋黄的加工过程是在飞黄部进行。蛋黄分离

出以后,搅匀使之成粘液状,然后分放盘内烘焙,

即成干蛋黄。加入盐粉的叫盐黄,加入青粉的叫

粉黄,用机器碾碎,再经铜细箩筛过的叫飞黄。

蛋品是食品,生产中间的卫生条件要求很

高,厂里专门有化验室,负责把握每个批次蛋品

的质量。

合格的蛋品要装在马口铁皮焊好的长方形

箱子里,外包木箱,每箱重量 50 公斤。当时做铁

箱的是南街的连华和他师傅。

打蛋工作是每天早上 5 点上班。工作开始以

前,大家要在车间里毛主席像前站定,在组长的

带领下,手拿毛主席语录本,首先敬祝伟大领袖

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然后敬

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敬爱的林副主席“身体

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接着高唱东方红歌

曲,最后向毛主席请示:“伟大领袖毛主席,我要

在今天的工作中努力劳动,争取超额完成任务”。

接着大家都模仿组长的模样,一个个都请示完

了,才开始洗蛋。等快中午的时候当天的鸡蛋洗

完了,还要做晚汇报:“伟大领袖毛主席,今天在

工作中,我不小心打破一个鸡蛋,我向您老人家

请罪检查。今后要仔细工作,认真负责,不再打破

鸡蛋。”你就是没有做错什么事情,也要找个小帽

子给自己戴上。那时候都这样。

一开始的几天,才去的工人们打蛋不太熟

练,一上午打二十多篓,以后根据熟练程度天天

增加,最多要打五、六十篓,就这也是到 11 点多

的时候就全部干完了。记得打蛋组有一个青年女

工叫赵小月,是全国打蛋能手,她个人的打蛋记

录最高是 780 斤,出席过全市学习毛主席著作积

极分子大会。

1968 年的蛋品生产任务,到 9 月底就基本

全部完成了。这时候,各种果品成熟上市,厂里开

始加工水果罐头等其它食品,原来加工蛋品的工

人又转行到山楂片、水果罐头和各种水果糖的生

产。

记得那时候我们每天只有 8 毛钱的工资,管

理区还要扣除 15%的管理费,实际上每天只得

到 6 毛多。一个月全工下来还开不上 15 块钱,就

这也给家里增加了收入,帮助了菜米油盐的消

费,感到自己还是有用的人。现在的人恐怕是想

也不敢想的事情。

姻 姻 亲历亲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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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四十年代

黎城乡村生活印象

1937 年正月初八,我出生在黎城县西河寨

村。我村距县城只有 1 里地,村街曾经是通往襄

垣的大道。在这里,我度过了童年、青少年时代,

也经历了抗日战争、土改运动、抗美援朝等历史

事件。留在记忆深处的,大都是上世纪四十年代

的事情。

动荡的岁月

抗日战争期间,黎城是根据地,掌握在共产

党、八路军手里。日军没有在黎城驻扎过,但是,

驻扎在潞城的日军经常到黎城扫荡,烧杀抢掠。

日军一来,老百姓就投亲靠友地躲藏起来。我们

黎城人称之为“逃反”。为了对付日军的扫荡,抗

日政府组织群众搞“空室清野”,就是把粮食、牲

畜和有用的物质都藏起来,比如把被子、干粮埋

在河沟的石头底下,不让敌人抢走一点东西,并

埋设地雷,阻遏、杀伤敌人。还搞过演习,训练群

众迅速撤离的能力。记忆中,我随大人逃过三次

反。逃反的人多是老弱病残。因为我姥姥家在乔

家庄,我家逃反多在乔家庄附近的九龙庙山上。

九龙庙山下有一条大沟,弯弯曲曲通向远方,除

了下雨外,常年没水。沟边有窑洞,逃反的人们

就住在那里。山上吃水比较困难,虽然有井,但

都是雨水井,储水有限,水量很少的时候,水桶

就不起作用了,只得把人吊下去用瓢舀,舀上来

的都是污泥汤,不过人们也有办法,在水里面放

些杏仁,污泥就沉淀下去了。日军非常野蛮、残

酷,每次扫荡都要杀人放火。我们逃反回来,到

处可见被日军杀死的人,烧毁的房屋、树木。记

得有一次狗把死人的一只手拖进我家里,把我

家人吓坏了。

贫苦的生活

印象中的上世纪四十年代,黎城老百姓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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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是贫苦的。

在衣着上,大部分老百姓穿的都是粗布衣

服,而且多数是一家人轮流穿了多少年的衣服,

破破烂烂,补丁摞补丁,很少有穿新衣服的。做或

拆洗棉袄时,很少有换新棉花的,都是把旧棉花

用手撕开(那时没有弹棉花的),使其虚一些,膨

胀一些,再套进去。衣服的颜色也很单调,不是黑

色就是蓝色,其他颜色很少见。男人们夏天往往

不穿上衣,光脊梁,个别的穿个坎肩;冬天,上身

一般穿两件衣服,一件是夹袄,穿在里面,一件是

棉袄,穿在外面。衣服都是中式的对襟袄,或大襟

袄。下身条件好些的穿中式大裤裆棉裤,劳动的

人穿“插裤”。所谓“插裤”,就是把单裤的两条裤

腿各插在两个高过膝盖的棉套套里,将棉套套上

端的带子系在单裤裤腰带上,这种裤子便于劳

动。女人们不论单棉,都是大襟袄,裤子都是中式

大裤裆裤,裤腿没有散口的,都打着绑腿,多数是

小脚,必须穿袜子,不能露出来。

人们盖的被子,也都是粗布的,里面多数都

是十分陈旧的棉花,不保暖。就是这样的被子,不

少人家也不够一人一条,而是几个人伙盖一条。

冬天寒冷的时候,人们常常在脚头加盖一个毛帘

布袋(用马、驴尾毛编织的装粮食用的袋子)。我

记得小时候冬天的晚上钻进被窝后,常用被子把

头捂住,不住地从嘴里往出呵热气,以让里面暖

和一些。

那时没有肥皂和洗衣粉,洗衣服都是用灰水

洗,也就是用烧火的灰或者喂猪的灰灰菜熬的水

洗,有条件的用猪胰子洗。

在吃饭上,主食以玉米面、小米等杂粮为主,

白面很少。因为小麦产量低,每亩只能产百十斤

左右,不够吃,交了公粮的话,更不够了,所以种

小麦的少。那时人们吃的家常饭有玉米面谷圞、

玉米面糊糊、小米稠饭、小米稀饭、菜汤、米汤、小

米捞饭、抿圪抖、三合面面条等。其中,小米捞饭、

抿圪抖、三合面条算是好饭。小米捞饭做起来稍

复杂一些,先是把小米在一个锅里煮十来分钟,

然后捞到另一个锅里焖。同时,将南瓜、豆角、三

合面条等放进煮小米的锅里,做成汤面,等另一

个锅里的小米焖好了,或将汤面倒进去,和米饭

搅合在一起吃,或吃完了米饭再喝汤面。夏天吃

捞饭的多,因为它耐饥。吃捞饭也不是人人有份

儿,多数是给干活的人吃,不干活或干活少的人

吃的是稀小米饭。那时的蔬菜主要有南瓜、豆角、

萝卜、韭菜、葱等。多数人家除了秋天能吃点南

瓜、豆角之类的蔬菜外,其它季节多是吃些晒干

的豆角和腌菜,吃不到新鲜菜,有时连腌菜也没

有,只在饭里放点盐。当时交通不便,有时盐运不

来,连盐也吃不上。肉,老百姓都没有钱,平时舍

不得买,只有在过年时买点,有的人家过年也舍

不得买。所以城里卖肉的一天连一个猪也卖不

了。我奶妈家有一年过年杀了口猪,自己一点也

没舍得吃,都卖了。那时饭食的改善一般都是在

逢年过节的时候,或者是每个月的初一、十五。记

得我家过年割一斤肉(4 毛钱)连十五就过了。三

十晚上喝炒米汤(把米炒了以后再熬),也有吃饺

子的,很少。初一早上是“头脑”(是一种连汤带菜

带饺子的饭),所以叫“头脑”,是因为初一吃完早

饭要磕头;中午吃拉面,说是吃了拉面能长寿;以

后每天吃的就是平时的饭了。过年也蒸馍馍,但

多是白玉米面和黄玉米面掺合起来蒸得两面馍,

掺白面的馍馍不多,纯白面的更少了。每逢初一、

十五,一些人家会吃点抿圪抖、杂面条,改善改

善。冬天人们干活少了,一天只吃两顿饭,为的是

姻 姻 亲历亲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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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省粮食。1942 年、1943 年,连着两年是灾荒年,

人们吃不饱,靠野菜和树叶充饥,把榆树叶、杨树

叶都吃光了。

在居住上,大多数人家住的都是土窑洞。这

与黎城的地理环境有关。因为黎城山多,沟沟坎

坎多,平地少,打窑洞比盖房便利;再之,打窑洞

几乎不用砖瓦等建筑材料,省钱;另外,窑洞冬暖

夏凉,在当时条件下,比住房舒适。人们打窑洞一

般都是找土质好的地方打。黎城的老百姓把土分

为立土和卧土。立土纹理是纵向的,土质松散,多

是崖壁表面的土,容易辨别,不适宜打窑洞,人们

常常把它与麦糠和在一起泥墙;卧土的纹理是横

向的,黏性较大,多在崖壁的深处,一般看不出

来,只有打窑洞的时候才能辨别出来,这种土打

的窑洞不容易倒。窑洞的门窗,大多是木头做的,

也有些贫困人家做不起木门,编个草帘挂上,就

算是门了。听说曾发生过狼半夜跑进挂草帘的人

家叼走小孩的事情。也有盖房的,大多是土坯房,

不挂砖面,包括庙院也多是土坯房。挂砖面的多

是条件好的人家。那时地广人稀,不论是打窑还

是盖房,都不需要政府批准,自己找好地方就可

以建筑。也有少数无家可归的人,如逃荒要饭的

游民,都喜欢在寺庙门口过夜。

在交通上,上世纪四十年代的黎城没有柏油

或水泥路,都是土路,一些通往外地的所谓“大

道”也是土路;没有汽车,自行车也很罕见。人们

出行主要靠走路或坐马车、骑马。记得,从黎城到

长治坐胶轮车,要在潞城住一晚上,第二天才能

到长治。1948 年的秋天,我村有个人得了盲肠

炎,县里看不了,需要到长治医院治疗。他家找我

父亲等 4 人用担架抬着病人到长治,走了将近一

天,才到了长治。

落后的经济

在我的印象中,上世纪四十年代的黎城,绝

大多数都是农民,靠耕种土地为生,所有制形式

还是私有制,是一家一户的个体生产。应该说,自

然的个体经济,仍然是上世纪四十年代黎城的基

本经济形态。

土改前,农民的土地有祖上留下来的,有现

买的,都有地契,土地买卖自由。地主富农土地较

多,贫雇农几乎没有土地,靠打工为生。据有关资

料统计,土改前,黎城的地主人均土地 6.8 亩,富

农 6.1 亩,中农 4.49 亩,贫雇农等 0.45 亩。土改

后,家家户户都有了土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

土地也比较便宜,记得几斗粮食就能买一两亩

地。当时种的庄稼主要是谷子、玉米和豆类作物,

种小麦的少,因为它的产量低。谷子、玉米一亩地

能打二百斤左右,小麦才打百十来斤。谷子、玉米

不仅产量较高,谷草还能喂牲口,玉米杆可以喂

牛。

那个年代种地主要是靠劳力,使用的都是沿

用了千百年的传统农具,如犁、耧、耙以及牲口

等,浇地主要靠雨水、井水和自然河流,没有大干

渠,没有水库。一般情况下,或者说多数人家都是

自己家的地靠自己种,有时也互相帮忙,如有牲

口的给没有牲口的代耕代种,土改后,有了互助

组,代耕代种的现象更多了。也有雇工的,有长

工,有短工。土改前,有钱的地主、富农家雇有长

工,土改后都没有了。雇短工的情况,土改前后都

存在,只是土改前,雇短工的大多是中农以上的

人家,土改后雇短工的情况比较普遍了,农忙时

多数人家都要雇短工。短工大多是涉县的农民。

涉县种收庄稼的季节比黎城早半个月,人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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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许多人在种收结束后,就到黎城来打忙工。涉

县劳力便宜,一个工 3 斤小米,有的什么也不要,

管饭就行。

种庄稼“面朝黄土背朝天”,是很辛苦的。那

时什么农业机械也没有,耕地、播种、施肥、锄

草、灌溉、收割等等,全靠人力以及畜力。什么时

候种什么时候收,都要适时进行;风吹日晒雨淋

时时相伴。记得我曾在春播的季节和父母亲用

牲口将积累了一冬天的粪搬到地里。搬粪时,我

们要把百十斤重的篓驮(一个类似扁担的物件

上挂着两个篓子)抬到马鞍上,很吃力。夏天收

割小麦也是十分紧张的农活儿。成熟了的小麦

最怕下雨,雨水多了不仅进不了地里,无法收

割,更怕的是麦粒会发芽、发霉,那就不能吃了。

所以要趁好天收割、打场,老百姓叫“龙嘴夺

食”。打场都是在中午,是最热的时候。先把小麦

抖开,晒三四个小时,然后碾、打。在打谷场上或

者大的地块上,一般是用牲口拉着石磙碾压;在

小地块上,只能把麦子捆成捆,用手摔打或者用

棒槌敲。冬天,人们常常让羊倌到收割完庄稼的

地里放羊,从而把羊粪留在地里。人们把这种积

肥的办法称作“卧羊”,这是当时最好的积肥方

式。因此那时的羊倌很受欢迎,给谁家卧羊,谁

家管饭。人们常说的一句话是:老百姓吃放羊的

饭,放羊的吃百家饭。

传统的种庄稼不单纯是出力气,也是讲究技

术的。比如摇耧(种谷子、黍子、芝麻等用)就是个

技术活儿。会摇的,又省力又快,一耧三行,摇出

来种子的距离很齐。扬场也是个技术活儿。扬得

时候要掌握好风向,风向掌握的好,谷子的皮和

其它渣子就能被风吹走,谷粒就会落在固定的地

方,掌握的不好,就扬得到处都是。

除了种地,有些人还搞点其它的副业。如我

姥爷就开的染坊,那也是很辛苦的,揽活、送货到

处跑。我母亲做醋、发豆芽到城里卖。离我家不远

的一个叫土岭的小自然村,四月十九有集会,我

母亲就做炉面到那儿卖。我在十三四岁的时候就

担着箩筐走村串户卖菜。卖的菜都是时令菜,地

里种什么卖什么,有黄瓜、葱蒜、韭菜、芫荽、水萝

卜、辣椒、豆角等,一次担四五十斤。卖菜的路线

是:从我家到下桂花、上桂花、南村、塞上、西村,

再到乔家庄、李庄、上庄,从城南的圪坨转回来。

那时的菜不值钱,一斤几分钱,一趟下来卖三五

毛钱,或者换十来个鸡蛋。我家那时喂的有条狗,

卖菜时,我就让那狗跟上我,和我作伴,给我壮

胆。

土改的记忆

黎城是 1946 年搞得土改的。那时我不到 10

岁,正在初小念书。记得学校经常组织我们到街

上宣传土改,喊口号。斗争会是土改的重头戏,多

是在晚上开。大人们都去开会了,孩子们留在了

家里。为了让孩子们安心待在家里,当时编得有

一首民谣,内容是:“孩子孩子好好睡,爸爸妈妈

去开会,开会干什么?斗争大恶霸!”

记得有一个叫唐富德的大地主,家住在县城

鼓楼下。土改时,我下学路过他家,经常能听到有

人斗争他,让他交待问题。土改中也出现了随便

打人,甚至把人打死的现象。印象最深刻的是学

校组织我们到县城城隍庙参加过一次公审大会。

那天剐了三个人。记得是在城隍庙旁边一个两米

多高的地崖上钉了三个木桩,用绳子把那三个人

吊起来,然后,用刀把他们剐死。说他们都是特

务,其中有一个人的名字好像叫“王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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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期淮海厂的团组织工作

淮海厂的前身是兵工一厂。厂里的团组织于

1949 年 3 月建立,当时团组织的名称为“中国新

民主主义青年团”。建团初期,由于广大的青年工

人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是一个什么组织

还缺乏认识,因此只有几十名团员。别看人数少,

政治能量可不小。

团组织成立后,全厂的生产、学习、生活,在

青年团员的模范作用推动下,较前紧张活泼。团

总支号召团员要以保证提高生产及做到尊师爱

徒两个主要事项把青年职工团结在自己周围,以

扩大团组织的影响力,壮大和巩固团的组织。团

员们一致响应了这一号召,首先带领群众,订出

生产计划。木工部、锉刀部在青年团员推动下,产

量有了很大的增长。材料员赵五星入团后,搞好

工作的积极性大增。为了搞好生产原料的发放,

他每天整理一次库房,把库房环境搞得干干净

净,各类材料的台账准确无误,从来没有因为原

材料供应不上而影响生产。翻砂部的团员马东生

不仅自己积极学习,提高自身素质。他还帮助大

家共同搞好学习。直属队的青年部,经常征求团

领导对他们的意见。只要上级提出意见,立即就

改。未参加青年团的职工纷纷提出以“保证完成

生产”为条件,申请入团。同年 11 月 13 日,团组

织召开了“第一分厂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总支大

会”,总支书记聂富昌在大会上作了动员报告。会

后,广大青年职工积极响应大会号召,纷纷申请

要求入团,团组织迅速地发展壮大起来。这为搞

好生产,增加产量,支援解放战争,解放全中国提

供了有力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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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工一厂的青年人,多年来在党的培育和教

导下,锤炼成为一支特别能吃苦的战斗队伍,是

工厂中的中坚力量。建团前,青年教育工作是由

工会分管的。建团后,为了能比工会主管时期更

进一步地发挥好青年人的骨干作用,我们遵循党

的教导,针对青年人的特点开展工作。我们没觉

得从工会接手青年人的工作是一件一蹴而就的

事,当时的几名团干都感觉到肩上的担子沉甸甸

的。

1949 年建团前后,正值一片大好形势,喜事

一件接着一件,令人目不暇接,欢欣鼓舞。年初,

为了迎接全国的解放,加强军工领导和建设,华

北兵工局在山西榆次成立。3 月平津解放,紧接

着 4 月收复了太原。6 月华北兵工局进驻太原,

作出决定:将第三兵工厂并入第一兵工厂,南石

槽兵工厂整编为第一兵工厂第一分厂,继续生产

82 迫弹。当时在兵工一厂,党组织尚处于不公开

的保密状态。建立团组织时,团的干部和骨干力

量,都是青年党员。当时的职工队伍中,混有一些

国民党反动派派遣的特务,另外还有社会上尚未

肃清的反动势力,所以团组织以公开身份活动,

是承担着一份危险的。但为了革命事业的胜利,

所有的团干部都树立了不怕亮明身份、不怕艰

难、不怕敌人、不怕担子重的四不怕思想,毫无畏

惧地工作在生产第一线,为党当好助手。团总支

书记经常向党委书记请示汇报工作。只要厂里有

什么决策,准备搞什么活动,团总支总是第一时

间获得消息,召开团干会议,会上围绕活动的宗

旨,进一步细化目标,把会议精神变为操作性很

强的具体措施,然后公开召开青年团的会议,号

召广大青年积极行动起来;为了迎接全国的解

放,贡献自己的力量,号召青年团员们发挥模范

带头作用,不仅自己要完成好生产任务,还要带

好身边的其他职工,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多快

好省地完成生产任务。

团的首任团总支书记聂富昌,是一个很有工

作能力的人。他有魄力,有主张,把新青团的工作

搞得是风生水起,有声有色。他的工作方式就是

党历来倡导的到群众中间,去听取群众的意见,

依靠群众搞好工作的路子。全厂的青年工人都爱

和他交朋友。不论何时何地,他走到哪里,都会有

人亲切地招呼他,拉住他的手说长道短。

无论什么工作都是靠人来作的。和人搞好了

关系,说话有人听,在群众中树立起了威望,一呼

百应,工作的事就不是问题。这就是老书记留给

后任的传家宝。团的领导岗位是一个很能锻炼人

的地方,因为团的工作对象就是全体青年工人,

赵成林荣获的“华北解放纪念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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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页

而青年工人又是工人的主力军。青年人朝气蓬

勃,生机盎然,因此使得团的工作内容也丰富多

彩。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先后有魏凤岐、李有禄、

赵成林、平河海等人担任过不同级别的团干。共

同的工作内容,使得我们这几个人结成了好朋

友。

魏凤岐,原是厂里的一名检验工。他生性腼

腆内向,做事细致认真。做了检验工后,通过党的

教育,他懂得了干革命工作要尽心竭力的道理

后,就更是如虎添翼,充分发挥了自己的特点,把

检验工作做得是好上加好。当时,厂里的检验设

备是因陋就简,但却担负着最重的责任。有一次,

魏凤岐检验一个炮弹壳,凭着敏锐的目光,他先

是看到光滑的壳面上有一个小米粒大小的亮点。

要是责任心不强,就忽略过去了。但魏凤岐的责

任心却告诉他,不能放过一个疑点。这真是“细微

之处见精神”!只见魏凤岐拿起一根划针,上半身

整个伏在工作面上,眼睛几乎是贴在了炮弹壳

上。他屏住呼吸,用划

针使劲地反复拨拉着

那颗凸起的发亮的小

颗粒。终于,“小米粒”

被他拨拉得松动了起

来,他用镊子轻轻地夹

住了这个小颗粒,原来

是一个绿豆大小的焊

锡颗粒。随着焊锡颗粒

被夹走,炮弹壳上顿时

出现了同样大小的一

个小孔。魏凤岐的检验结果惊动了全厂!同时也

把全厂职工包括领导人在内惊出了一身的冷汗!

因为要不是魏凤岐的认真负责,这个被人做了手

脚的有严重瑕疵的炮弹壳如果被漏检,并且按常

规被流入后道工序去填药成弹出厂的话,那么在

前方肯定要出现一次爆膛事故,就要有数名英勇

的解放军战士因此而牺牲生命!魏凤岐认真负责

的工作精神,成功地避免了一次爆膛事故的发

生,党和人民认可他的功绩,厂领导表扬他“一丝

不苟严格把关”,当时就给他记了功。他在“刘伯

承工厂运动”中,荣获二等奖,得到了银质飞马奖

章一枚。后来查明,这个瑕疵弹壳的责任人叫作

连全喜,他是一名车工,是焦作战场的被俘人员。

事情查明后,已遭处决。

魏凤岐担任团的领导工作后,仍然是兢兢业

业地踏踏实实地干工作。他以他的亲身经历体会

到,军工生产,安全是最重要的,必须要毫不松懈

地抓好安全工作。他上任团干后,经常召开团的

会议,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教育青年们搞好安全

生产。他在任期间,厂里没有发生过一起安全事

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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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位老团干的合影

1957 年 5 月,团中央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

大会,通过决议,将团的名称改名为“中国共产主

义青年团”(简称共青团)。淮海厂的团组织也相

应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三四二厂委员

会”。三四二厂从 1952 年建立团委截止到 1987

年,共召开过十次团代会。杨祥元、杨英、刘素琴、

陈尚文、崔银兰等人先后当选为团委书记。截止

至 1987 年,全厂共有青年 4308 人,占职工总数

的 50.74%。共青团员 2245 人,专职团干部 15

人。

青年是一个爱热闹的群体,每年的五一劳动

节、国庆节的庆祝游行活动就是他们大显身手的

时机。我们在任时,当市里的开展庆祝活动的通

知到达厂部后,团总支接到通知后提前一个月就

开始了准备行动,发动组织庆祝队伍进行演练,

发挥青年人爱说爱唱、生龙活虎的特点,组织了

青年合唱队、青年锣鼓队、青年秧歌队等队伍,每

个参与者都心情振奋。

当时演练的节目,除了平时大家耳熟能详的

一些歌曲和表演唱外,主办人员建议适

当从民间吸取传统形式,像打花鼓、赶

旱船、舞龙灯、地方戏选段等,以使节目

丰富多彩。为了搞好开国大典的庆祝活

动,除了发挥好本厂文艺队伍的作用

外,团组织还从地方上请来行家里手进

行教学。有些动作有难度,就手把手地

练了一遍又一遍。每个人都怀着极度喜

悦的心情进行排练。

欢庆五一劳动节或者是国庆时,淮

海厂的游行队伍一出动就引起轰动。街

道两旁看热闹的人群把队伍围得是水泄不通,群

众通过观看这些节目,加深了对共和国和共产党

的了解和热爱。全厂上下都夸奖青年团领导青年

人搞得好,为淮海厂争了光。

这是一张我们淮海厂五位老团干近期的合

影。

2014 年 8 月 9 日,五位老团干中的四个人

商量好,同去淮海果园楼看望当年机修车间党支

部书记范邦拴。见面后怀着喜悦的心情照了相。

前排正中间是范邦拴(后任淮海厂党委委员、厂

工会主席),前排左一是魏凤岐(后任三四二厂检

验处长),前排右一是赵成林(后调任市二轻局党

委委员、工会主席)。后排左一是平河海(后调任

清华厂),右一是李有禄(后调任市委宣传部副部

长)。

老战友们见了面,不由得回想起共同的经

历。四十年代,我们是当时老兵工厂铁木、检验、

机械车间的初级技术工。五十年代我们成长为共

青团支部书记、总支书记。六十年代我们晋升为

姻 姻 亲历亲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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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支部书记、党总支书记、党委委员。现在都是离

休干部,年龄均为高龄,86 岁至 90 岁不等。

范邦拴回忆说:我当年是青年党员,住在北

石槽的大庙里,当时在大庙里的是锻工部。我凭

着自己人高马大,身强力壮能吃苦,工作中作出

了优良成绩。59 年我被厂里选为先进,还出席了

山西省的劳模大会。

李有禄是个文化人,当然他的文化是参加工

作后在党的培养下学习的。五人中他上学的经历

最多。1949 年太原解放后,经上级安排曾去省团

校学习过,回来后在淮海厂搞团干得心应手。

1959 年又去中国人民大学正正规规地学习了五

年。后来调任长治市委宣传部任副部长,并兼任

讲师团团长。李有禄在加强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方

面很有经验,并作出了贡献。他是长治市政协第

七、八、九届委员,并且是市委机关离退休党委委

员。

平河海,小时候在壶关县的抗日第一高小上

学。1947 年 7 月,适逢兵工厂到学校去招工,他

就报了名。进厂后,他到了机修工具车间。小伙子

心灵手巧,专注学习艺道,很下功夫。同时进厂的

青工中,数他学得好,因为他知道,只有学好本

事,才能干好工作,才能支援前线打胜仗,才能早

日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他的师傅很喜欢他,

在人面前总是夸他有悟性,又敬重他这个师傅。

由于他技术高,人性又好,身边总是聚集着一批

“崇拜者”。当时的党组织发现他是个好苗子,就

提拔他当了机修车间的新青团支部书记。做了几

年的青工头,把工作的套路都摸熟了,领导青年

的工作做得是卓有成效。党组织就考虑官加一

等,再提拔提拔。由于他为人刚正,嫉恶如仇,

1953 年,他被提拔到厂纪检委这个位置上工作,

从此一干纪检就是几十年。1965 年,淮海厂与清

华厂分家时,他分到了清华厂纪检委工作。“打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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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得本身硬”,干纪委工作是监督别人的,但要求

别人做到的事,自己总得带头先做到。老平干纪

委工作多少年,没有人敢说个不字。因为他两袖

清风,久在河边站,就是不湿鞋,贪污腐败的事,

从不染指。这也是我们这一代老干部共同的脾

性。

我是赵成林,今年 87 岁高龄。我 1945 年参

加工作,开始在武乡县显王村本村的财经社当售

货员,具体工作是为兵工铁厂服务,给兵工厂供

应道轨铁。1947 年我进了位于潞城宋村的一家

机械厂,开始学习车工技术。这家机械厂是兵工

二大厂所属的一个厂。我当时年纪小,有强烈的

学技术的愿望,总想着学会一门手艺,走遍天下

都不怕。当时的师傅开始不肯多教,我就尽心竭

力地照顾他,人心换人心,终于感动了他。从此师

傅热情地教,我认真地学。我不仅在师傅手把手

地教的时候认真学,师傅干活的时候,我也守在

一边,仔细地看师傅怎样干活,一点一滴记在心

里。通过认真刻苦的学习,一年下来,竟然学了个

八九不离十!师傅经常夸奖我有

出息,是他教过的最好的徒弟。

当时这个厂里已经有党的

组织。因为有过在武乡认识党组

织的经历,我就主动接近党组

织,积极要求加入。当时党组织

的负责人见我人很精明,很喜欢

我,就列入了发展对象。我很快

就被批准了,成为一名光荣的共

产党员。由于我积极努力地工

作,做出了成绩,被选为厂里的

劳动模范,荣获“华北解放纪念章”一枚。

我 1950 年来到长治市西关附城的一家机械

厂工作,从此开始了我的团干生涯。1952 年 10

月,我担任了这个厂的新青团支部书记。1953 年

2 月调到西关电厂,仍然是在这个厂担任新青团

支部书记。1953 年 3 月调到南石槽兵工一大厂

(后来的淮海机械厂)二车间,担任车间的新青团

团支部书记。刚作新青团支部书记的时候,连个

办公室都没有,只能自己动手,在半山坡上挖个

地坑,五、六平方米的面积,刚够放下一桌一椅。

我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作青年团工作的。

我在团干的位置上经过五年的锻炼,工作能

力有了显著的提高,成长为一个原则性强,工作

经验丰富,能应付复杂局面的党的干部。1957

年,淮海厂搞肃反审干工作。我被调到肃反办公

室,把厂里的肃反工作搞得是有条不紊,因此崭

露头角,名声大震。由于我在淮海厂的肃反工作

做的好,市里的审干办公室听说后,借调我到审

干办公室帮助工作,以后又被组织调到长治市有

线广播站任职。

1949 年 11 月团总支委员合影,中排左一为聂富昌,左二为魏凤岐

姻 姻 亲历亲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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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菜场插队记事(四)

紧张的春播结束后,迎来了炎热的夏天。地

里的各种菜——沟里的辣椒秧,岸上的黄瓜苗,

大地的西红柿、茴子白、茄子、架豆角等一片生

机,有些已经开花结果,这时候,就需要不断地除

草、松土、浇水、追肥、保护和看管。由于各生产队

所处位置是市区通往火车站的沿线路边、交通要

道,过往车辆较多,加之,一心菜场和建华菜场地

块交织混杂,菜场与菜场,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

经常出现丢农具和丢蔬菜的现象,所以,各菜场

和各生产队到了夏季都很重视菜地里的各项看

管工作,组织一些年轻人或知青们进行全天候看

护管理。我们一心菜场每队抽出两、三名男青年

或男知青专门在队里进行巡逻看护菜地,人们称

他们为“看园的”。这些看护人员平时不用干活,

从白天到晚上 24 小时专门看管,每人每天工分

一个半工,有的队甚至给两个工,但蔬菜有丢失

或损毁的情况发生,就要扣除看管人员当天的工

分,撤换看管人员。

在看管菜地期间,丢菜的现象屡见不鲜,不

但黑夜有人偷菜,白天也有。一天晚上,我们几个

看护人员吃完晚饭正往队里走,刚走到队口,就

听到队里的狗一直汪汪的叫。我们停下脚步四处

张望,其中一个看护人员说,我看今晚有些不对

劲儿啊!肯定有情况,要不队里的狗还能一直叫

唤?黑夜的地里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耳边只

有蛐蛐声和看到的萤火虫,其余就是大片菜地,

地边还种的有玉米和茭子。菜地里显得非常的空

旷、安静,安静的让人害怕和胆战心惊。就在我们

四处查看时,在大概有五、六米的对面,“唰”的一

下站起一个人来,只见这个人穿的一身深色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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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身体魁梧,看不清他的五官,他直挺挺地站在

那里,一动不动的,我们其中一个有经验的管护

人员小声道:“大家靠后站,不要慌,赶快找点防

身的东西。”大家几个憋住气,弯下身,顺手捡了

几块砖,拿在手里。这时,在前边站的那个看护

员,大声说道:“你是谁,在那儿干什么!深更半夜

的。”只见那个人还是一动不动的站在那里,也不

吭声,双方大约对峙了半个多钟头后,那个人一

声不吭地放下手里的东西,便匆匆忙忙地溜走

了。我们过去一看,原来是个偷菜的小偷,地里还

放着一个已经装满茄子的两个麻袋。还有一天中

午,地里的社员和知青们下工回家,一个社员骑

着自行车刚走到西红柿地边,看见一个人蹲在那

里摘西红柿,这位社员就提高嗓门:哎,这里有人

偷西红柿哩!你们快来呀!我听见后连忙跑过去,

那个偷西红柿人手里还拿着几个西红柿撒腿就

跑,我几个大步上前一把抓住那个偷西红柿的

人,将他摁到在地:你是哪儿的?为什么要在这里

偷西红柿?那个人气喘嘘嘘的说:我有些肚饿口

渴,就进去摘了几个西红柿吃,你饶了我吧老哥!

后来,我把他揪到队部,下午罚他在地里干了一

下午活儿,才放他走了。那个年代,由于受计划经

济的影响,温饱问题成为了当时的头等大事。人

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总是想方设法,这儿偷一

点,那儿弄一点,以维持家里生计。所以,夏季来

临,地里各种蔬菜成熟,各生产队对看护工作非

常重视。

说到我们菜场的菜地,从地域上讲,就是现

在的五一桥到原电池厂,整个一大片都属于一心

菜场的菜地,分布有一至五队加温室队。为防止

偷盗,几个生产队的看护人员又组成了所谓的夏

季蔬菜看护“联防队”。白天,各队看各队的,晚上

十几个看护人员集中在一起,骑上自行车进行巡

查,有时候是徒步,所有生产队和所有地块都要

巡查到,特别是对菜场之间、生产队之间的交叉

处,是我们联防队巡查的重点,主要目的只有一

个,那就是不要丢菜、不要毁菜、不要争吵,更不

能因其它缘故使菜场之间、生产队之间弄矛盾,

用现在话说,就是相互之间要“和谐发展”。

我们十几个社员和知青,都是十八、九岁的

小伙子,风华正茂、无畏无惧的年青人。每天晚

上,十几个人集合在一起到处巡查,累了困了就

地坐一坐、躺一躺,马路就是我们的床,挂满星星

的天空就是我们的被子,这些农村的生活场面还

真是美不胜收。你还不要说,躺在已爆晒了一天

的柏油马路上就像躺在了现在的席梦思床垫上

一样,非常放松,非常舒服。其实,这是一种放松

和丢弃一天劳累和紧张的最好方式。

每当晚上,明朗的月亮和满天星星挂在天

空,令人心旷神怡,无意中抬头仰望,仿佛那些星

星和月亮正在和你窃窃私语,好像她有很多话要

与你述说。有个知青突然坐起来说,你们来看啊!

今晚的月亮咋这么明、这么园啊!一个知青答道:

今天是阴历十五,俗话说:“十五的月亮明又圆。”

还有一个知青蹭地坐起来,诗兴大发,朗诵道:

姻 姻 激情岁月

一心菜场部分知青世纪初聚会八一广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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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前一缕光,好似一片霜。抬头看月亮,低头想

爹娘。”逗得大家开怀大笑,一天的疲乏消除了一

大半。在夜深人静的晚上,我们几个看护人员正

一个个瞪着大眼查看查看这儿,查看查看那儿,

生怕丢了菜园子。转了一圈又一圈,看了一遍又

一遍,到了半夜两、三点,几个知青走不动了,实

在累了,就说:老伙们,咱们休息一会儿吧?大家

异口同声地说:好,休息一下吧。坐下来后,口渴

了,喝点井水,肚饿了在地里摘点西红柿、黄瓜什

么的填填肚子。再有兴趣的话,就是向看园子的

老大爷借些白面做点面片汤吃,把地里的西红

柿、土豆、豆角和白菜弄点,摘了、洗了煮在锅里,

那正是一顿儿上等的“美味野餐”,同时,也是别

人享受不到的唯一的“夜生活”。吃完“夜餐”也来

不及收拾锅碗,就开始了漫无边际的聊天、唱歌、

拍嗒。有的说说自己队里的一些情况,有的谈谈

各队的生产和收入情况,有的聊聊自己的生活打

算,有的还说说今年大算账之后自己想买点什

么,有的还慷慨地说:我插队两年多啦,在队里种

过粮、种过菜、种过水稻、做过修理工、干过泥瓦

匠,当过队里的会计和负责人,有的还说说藏在

自己心底的一些事儿,比如:对哪个

女知青有好感啦!想通过别人介绍,

或其它渠道进一步地接触接触啦等

等。因为,在那个年代里,能够提及

此事,确实需要一定的胆量和勇气,

但这个问题一旦有人提及,大家也

就无所谓啦。一整夜,他一言、我一

语的聊,一直聊到了大天明,社员们

和知青们早早来到地里干活了,我

们还沉浸在自我安慰、自我陶醉、自

我倾诉之中,真可谓一夜的聊天还

意犹未尽。

在农村,种植玉米、谷子、豆子、高粱等农作

物的程序和管理过程可能要相对简单一点,只要

土质、底肥和下种的季节掌握好基本就可以了。

但是,种植蔬菜则不然,下种的程序繁多、管理复

杂、难度和风险度也很大。所以,在农村种植各种

粮食和各种蔬菜工作是有“质和量”的区别。进入

夏季,由于阳光充足,各种蔬菜长势凶猛,成熟很

快,这时候,在管理上需要科学的措施和方法,

如:有的需要“打叉”、有的需要“上架”、有的需要

除草、有的需要“围土加固”等等,这些管理工作

均需及时的、反复的、仔细的操作实施。除了这

些,还有一条最主要的措施就是水分和青肥的灌

溉和追加,这个工作量比较大,队里每天都要安

排一些女社员或女知青们进行看管浇水。浇水的

活儿虽然清闲一点,但也是一项技术活,大热的

天气,女知青们头带草帽,脸上再围上一条薄薄

的沙巾,捂得严严实实的生怕太阳晒黑了脸,一

个人同时要浇灌二、三担子地,如果心脑不灵活,

手脚不勤快,方法不得当,就会造成满身泥土和

“水漫金山”,自己落个狼狈不堪的尴尬场面。一

一心菜场部分知青八十年代末聚会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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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一位女知青,首次干这个活儿,遇上了这种情

况,一些男知青除不上去帮忙,还在旁边看笑话、

看热闹、起哄,弄得这位女知青更是手忙脚乱,不

知所措。老社员们看见笑着说:“这些年轻人真是

能起哄。”一位男知青主动跑过去帮助这位女知

青浇水,队里的社员和知青们见状,顿时报以一

片吼叫声、口哨声、起哄声、哈哈大笑声,弄得一

对男女青年非常羞涩,不好意思。这样的场面给

单调、枯燥、乏味的农村生活带来一种享受和快

乐。说到这里,我还想说说,在我们一心菜场插队

的一百多名知青中,还有不少男女知青通过各种

方式走到了一起,成为了终身伴侣,他们是:一队

马学云、李翠兰,二队马忠平、李新叶,三队禹金

生、马根兰,三队丁和平和温室的吴路芬,三队马

小门和五队的马潞梅,四队陈秀庭、程兰则,四队

马茂生和温室的马爱菊,还有我和三队的马果则

等。这是我们插队知青的一种“额外”收获。在那

个年代,婚姻大事基本是家里包办,即使男女青

年有那么一点小小的意思,也必须经过父母同

意,否则,就会带来极不好的影响。“什么不正经

啦”、“什么男女关系啦”等等。但那个时候的友

情、亲情、感情和爱情是纯洁的、纯粹的,是没有

丝毫瑕疵的。用现在的话说,是革命加友谊的象

征,是友情和爱情的结合,真可谓是“亲密无间、

志同道合”的战友或伴侣。

夏天的六、七月份,正是炎热的天气,在这时

候,“伏天”到来,通常讲,“伏天”是夏季中最潮

热、最闷热的天气,人们会感觉到非常的不舒服。

但就在这个时候地里要组织力量下种土白菜和

麻叶菜。夏天有“三伏”,冬天有“三九”。夏天三伏

共三十天,一伏十天。老农们说:种土白菜和麻叶

菜必须在一伏的后五天和二伏的前五天,这十天

是种土白菜的最佳时期,过了这十天,种上土白

菜“不包芯”、麻叶菜“不卷筒”,加之,伏天雨水又

多,影响下种,最后导致秋菜产量减产,农民减

收。所以,在这个时候,全菜场各生产队都要抓紧

时间组织所有劳力进行大会战。我们队也是如

此,队里的“三大主干”(队长、妇女队长、会计),

他们精心组织,周密安排,抓紧施种,可以说,在

那个时候任何人都不得有丝毫的麻痹和松懈,那

真是同天气抢夺时间和争夺产量的紧要关头。因

此,队里号召全体社员和知青要排除困难、加班

加点、甩开膀子,集中搞好这十天的秋菜种植工

作,直到把几十亩地土白菜顺顺利利种在地里才

算结束。队里支上大锅,中午做上一锅大烩菜,热

腾腾大蒸馍,再煮上一锅绿豆汤,为社员们和知

青们搞好后勤,想方设法,调剂伙食,目的是让大

家把秋菜种好。地里老少社员和知青们有的锄

地、搂地,有的挖壕施肥,有的覆盖塑料薄膜,有

的播洒种籽,一幅紧张有序的会战场面,非常感

人,令人振奋。记得那年,天气很好,没有刮风下

雨,可以说是风调雨顺,我们队共种植土白菜和

麻叶菜约二十多亩,顺利地完成了当年的秋菜播

种任务,打了一个漂亮战,白菜长势也很好。

到了七、八月份,有的蔬菜已经开花结果、成

熟、采摘和上市。社员们和知青们也能稍微松一

口气,每天早晨,只有少数社员和知青根据队长

的安排,早点来到地里对已成熟的蔬菜进行采

摘、装筐、打捆、装车,由队里的记工员(会计)和

赶毛驴车的老农负责送到市内各个菜铺,然后,

菜铺再进行统一收购和销售,两三个月以后,生

产队里的记工员(会计)同各个菜铺进行一次对

账和小计,年终进行大结算。在计划经济年代,产

销不能直接见面,各个菜场所种的蔬菜必须经过

姻 姻 激情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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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公司的统一验收、收购,才能面向市民供应

销售,这是当时的产销供应政策。在这个季节里,

最让人兴奋的事是,当你亲手种下的白菜籽、西

红柿秧、茄子苗、黄瓜秧,当你亲手撒下的菠菜

籽、韭菜籽、北瓜籽等等已结上了又红又大的西

红柿,又绿又脆的、定花带刺的新鲜黄瓜,一捆一

捆整整齐齐的菠菜、韭菜,一筐一筐的北瓜和“牛

心白菜”,那真是有一种无比的成就感和荣誉感,

心情十分的喜悦和欣慰。最令人羡慕的人,是生

产队的记工员(会计),在当时,队里的会计就是

队里的一大主干啦,每天就是计计工,核算一下

工分,分分劳动粮,结算一下菜铺帐等。穿着干干

净净的,一般情况下不用干活。每当一车车、一筐

筐新鲜蔬菜准备送往市内各个菜铺的时候,队里

的记工员换上“正装”,骑上自行车,跟在已装满

各种新鲜蔬菜的小毛驴车后面,那正是一种“自

豪”、“自信”、“自大”甚至是一种“威风凛凛”的感

觉,真让人羡慕。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

粒皆辛苦”。这是唐代著名诗人李绅早年写的《悯

农》诗,这首诗已传诵了一千多年。他用真实而形

象的诗句,展示了一

幅农民在田间地头

辛勤耕作的实景,深

刻地描述了农民在

烈日当头,顶着炽热

的阳光,挥动着锄头

等农具,播种、管理

和抢收各种农作物

的画面,他用短短的

两句话二十个字,深

层次地道出了广大

农民劳动的艰苦。当人们手捧香喷喷饭菜,品尝

着美味佳肴的时候,又有谁能知道盛在碗里的每

一粒米、每一叶菜是农民用辛勤劳动和汗水换来

的呢!

1978 年 10 月,我们接到市知青办的通知,

所有知青到指定地点参加文化课考试。当时,我

们的心里非常忐忑,同时,也非常高兴。忐忑的

是,考试要干什么?心里没底,高兴的是,是不是

要“上去”呀!(“上去”指的是参加工作)当然,参

加工作是一件非常令人兴奋的大喜事。对于我们

每个知青来讲,考试需要复习,知青们分别向队

里请了几天假,各自在家里抓紧时间复习功课。

记得,我们几个关系好点的知青朋友还集中在一

起集体复习。大约在十一月份,我们拿到了市知

青办的《准考证》,我分在了当时的紫坊小学考

场,考试的内容是时势政治和语文两门课程。考

试结束后,究竟考了多少分已记不大清楚,又过

了半个多月后,我们考上的知青们先后接到市知

青办的报到通知,我被分配到了市商业局蔬菜公

司,其他知青分配到了市商业局百货、食品、交

电、服务和糖业烟酒公司等,还有的分配到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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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系统的各个厂矿。当时,我们这些接到参加工

作通知的知青们心里非常高兴,心情难以用语言

表达。从此,我们终于结束了三年多的插队生涯,

奔赴各自的工作岗位。

参加工作时,我们正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召开,全国上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多快好省地

建设社会主义的形势空前高涨,真是“山穷水尽

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们这些知青们赶上

了好时候,家庭生活相对稳定,学习、事业蒸蒸日

上,同时,也是我们每位知青在不同的工作岗位

上奋斗、发展和拼搏的黄金时期。但在这个时候,

我们不忘当年知青岁月,珍惜当前发展机遇。一

些知青们在学习、生活和工作节奏较快的情况

下,利用节假日和公休时经常小聚,谈谈过去,说

说现在,描绘一下未来,增进战友情谊。此种小聚

似乎成了我们的心灵港湾,也是一件非常惬意的

事情。

三年多,我们付出了很多,有过兴高采烈的

喜悦,也有过苦闷难熬的伤痛;见过盛大隆重的

场面,也遇过令人难以接受的尴尬。总而言之,这

三年多,既锻炼了我们的思想品德,又锻炼了我

们的强壮体魄;既懂得了农民的含辛茹苦,又验

证了我们衣食父母是来自于广大的农民朋友;既

体会到了不屈不挠、艰苦奋斗的精神内涵,又领

悟到了自力更生、勤俭节约的意义所在;既教育

了我们怎样做人,又学会了如何做事的道理;既

懂得了什么是同志、战友和亲人,又懂得了什么

是感情、友情和亲情。虽然,生产队各自都有自己

的“小圈子”,但必定是一个大集体、大家庭,虽然

我们来自四面八方,必定是为了一个共同的奋斗

目标,走到了一起。在一心菜场 105 名知青中,经

过三年多的共同努力、学习、相处,有的成为了难

得的知己朋友,有的结为志同道合的终身伴侣。

三年多的插队生涯,成为了我们每个知青的人生

经历,给我们今后的工作和生活留下了最美好的

回忆。当茶余饭后,闲暇歇息,为子孙们谈起这段

难忘的经历时,那将是莫大的荣幸。

岁月流逝的是旧痕,脑海铭记的是永恒。我

们不时地在回忆和回味着知青插队的经历,哪怕

是一件件、一次次、一桩桩都历历在目。但随着时

间的推移和年纪的增大,一些感人的事迹已成为

了过去。今天,我只是以文字的形式将一些琐碎

写了出来,再次勾起每位插队知青的回忆,以教

育和激励我们和我们的下一代对美好生活的珍

惜、感恩、追求和期待。

2011 年 2 月 15 日(农历正月十三日),我们

在一些插队知青们的积极倡议下,经过多次征求

意见、协商酝酿、周密筹划,自发地组织了原一心

菜场插队知识青年首届联谊活动,有 98 名老知

青参加了当天的活动,同时,我们还邀请了原一

心菜场的领导、各生产队健在的老队长、妇联女

队长和会计。知青代表、首届联谊活动组织者、原

第二生产队插队知青、现八一百货大楼党总支书

记马忠平同志作了主题发言,原一心菜场领导马

志良(时任一心菜场党支部副书记、书记,现已退

休),给我们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在场的知青们

也都争先恐后地谈了插队生涯的感悟和感受。三

年多的插队生活,一千一百多个日日夜夜,仿佛

就是昨天,蹉跎岁月也好,难忘时光也罢,我们对

美好的青春年华赞叹回味,对三年多的插队生活

无怨无悔。大家不约而同的回忆和感叹当年插队

的酸甜苦辣。千言万语难倾诉,两眼相望总是情。

据了解,到目前为止,原长治市常青公社八大菜

场知青联谊活动,我们是唯一的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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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同志

来到南呈村

上世纪 70 年代左右,长治县南呈村党支部、

村委会遵照毛主席“五·七”指示:“公社农民以农

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

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

要批判资产阶级”,带领全村由穷变富。

那时的南呈大队不仅有农、林、牧、副全面发

展的粮、麻、油等多种经营的,按照科学方法耕

作,基本实现了水利化、电气化、机械与半机械化

的农业,而且有为生产、生活服务的包括木、铁、

电等二十三个行业的小型工业,还有医药卫生、

缝纫、理发、洗澡、商店、农忙会堂等完善的生活

服务部,还有由贫下中农管理、各行各业需要什

么人才就培养什么人才的“五·七”农中。广大贫

下中农自豪地说:“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

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在我们这里正在逐步缩

小”。

1975 年的金秋季节,南呈村一片丰收景象,

中央电视台高级记者王连生(长治县人)从北京

打来电话,说中央电视台 11 月 18 日晚,要向全

国播放长治县北呈公社南呈村社会主义新农村

的电视报道。那年月农村还没有电视,当时我听

了这个消息,又高兴又发愁。去哪里找电视?几个

主要干部想来想去都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我只好

给在省农机局任党委书记兼局长的原村老支部

书记李秉壁打了电话,他及时告诉我:“这样吧,

我在太原去买个 18 寸的黑白电视机,自己做天

线看看行不行?”这样,我们在接待站竖了二十几

米的杆子,又在杆子上梆了十几米的一根铁管,

上面装了个铜制的电视天线,电修组又做了一个

直径一米的大喇叭,就等晚上看电视。消息在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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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传开,人们欢欣鼓舞奔走相告。那一晚,接待站

挤满了人,因为人们都没见过电视,更想看南呈

的新闻。虽然,电视是看到了,但不很清楚,音量

也不好,都有怨气。我对大家说:“电视不清事实

清,全国人民都能看到。我们受到了中央表扬。”

大家也很理解。我还让大队干部、生产队长把这

个情况传达下去,我们要感谢党中央对我们的支

持、鼓舞。努力搞好生产,多打粮食为国家做贡

献,为党中央、毛主席争光。那年我们粮食亩产超

过了千斤。

中央电视台播了南呈村的模范事迹后,在全

国影响很大,来南呈参观的人更多了。这时节,中

央又派胡耀邦同志来到了南呈村考察。

1975 年 11 月下旬的一天,我在晋东南地委

参加“农业学大寨”会议,会间地委办公室秘书长

阎根景对我说:“省委通知,中央有一个大干部要

来南呈考察,要你赶快回村安排”。那年月来南参

观的人很多,这次来的是个什么干部,因时间紧,

阎根景不让我多问,他急忙说,你这么传达就对

了。

中午 11 点多,我骑着自行车从长治来到了

南呈,见西村边的庄稼地里有公安人员。当时午

饭没有吃,也没有回家直接到了大队,我让副支

书成木生通知大小队干部,召开紧急会议,进行

了安排布置。又派人叫老支书李秉壁(那时秉壁

是调到省农机局了,但三分之一时间还得过问大

队工作)。

散会后,我刚出接待站,有人告诉我车已经

来了,我和秉壁又返至接待站“天然大礼堂”休息

处。这个比大礼堂还大的地方,是 1964 年我们栽

了一百多棵优种白杨树,树下放了能坐五百人的

水泥板座位,坐了不一会就见几辆车开来了。头

一辆带路的是北京吉普小车,后边是两辆黑色两

头平。车一停稳,就下来好多公安人员,其中有秘

书长阎根景和一个个子不高的中年人。他身穿中

山服装,看上去很有气色。那个子不高的中年人

见到我们凝视,便微笑着先做自我介绍:“我叫胡

耀邦,听说南呈搞的好,顺便来这里看看”。我们

赶紧领着胡耀邦同志往树下走,秉壁让接待员端

过来苹果、梨和茶水。胡耀邦不看茶水和苹果,却

注视着几个正端着大碗在喝水的河南参观者,他

好奇地过去问这问那,秉壁说:“近年来外来参观

人员很多,拿小碗吃饭得排好几遍队,我们就换

成了大碗一次吃就行了,方便实惠。”当时首长也

用大碗喝茶水,有一个大碗我们一直保存到现

在,碗上面写着南呈接待站和为人民服务的字

样。

从接待站出来,我们开始带领胡耀邦同志参

观。首先进了大队缝纫组,参观了七、八个妇女正

在加工的服装。那时社员们就可以定做服装。从

缝纫组出来,紧接着走进了大队医疗室。那时南

呈大队的社员基本上小病不出村,中药大部分都

是村组织社员到陵川的深山沟里采的。从医疗室

出来到了电修组,室内摆满了各种电线、电器设

备等,当时有一个汽车充电器引起了胡耀邦同志

的好奇。秉壁介绍说:“这是美国友人送给我们的

充电器,别看体积小,但方便又实用。1971 年那

年,美国友人韩丁及美国青年代表团来南呈参

观,见我们用的充电器很笨,充电时间很长,回国

后就给我们邮来一个。充电器上都是英文,当时

因不懂英文,还费了很大的事,后来在县一中找

了一个英语老师才给我们翻译出来。”说着话时

经过了广播站警报室(全村社员上下工统一响警

报),到了社员生活服务部。那时,我们村的社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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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的是供应粮,标准和市民一样,每人每月半斤

香油、7 斤白面、5 斤小米、3 斤豆面、3 斤自产的

大米,其余玉茭圪糁面补齐。那个年月我们实行

了三免费:吃药看病免费、吃自来水免费、儿童上

学免费,社员每天上工劳动日值 1 元钱,这是当

时全县最高工资。从服务部又来到粮食加工厂。

加工厂全是女社员开机器加工粮食,胡耀邦同志

因机器隆隆声听不清我们的汇报,笑着和社员握

手。

我们带着胡耀邦同志又来到了大队仓库。我

赶紧汇报说:“这几年我们社员们是干地里活,想

天下事了,大家思想境界很高,不知道什么叫苦、

什么叫累。我们的粮食产量大幅度上升,仓库内

有集体储备粮 218 万吨,仅小麦就有近百吨,如

遇到灾年,南呈村一年半载也饿不死人。”胡耀邦

同志满意地笑了。

从粮食加工厂出来,来到汽车拖拉机修配

厂大院。一进大院一片机器声响个不停,对面说

话都几乎听不见,秉壁就领着胡耀邦同志进机

修大工房,开车床的还有几个女社员,胡耀邦同

志高兴地说:“女社员也能开了大车床,真了不

起。”秉壁引着胡耀邦同志参观工房里自己制造

的成品:脱粒机、钻床、小钢磨、老虎钳,还有大

汽车配件。胡耀邦同志说:“土车床还能造出汽

车配件,你们真行。”从机器修理大工房出来,又

经过油漆组,胡耀邦同志观看了我们自己制造

的电锤。

来到后大院翻砂厂时,翻砂组正在开着炉铸

汽车配件,滚滚的铁水,忙碌的工人,紧张的气

氛,机器声响成一片。胡耀邦同志高兴地指指这

里,看看那里,因为机器声太大,大家说话都听不

清。翻砂厂北面,停着三辆解放牌大汽车,有一辆

是自己组装的,准备出车,有几辆大拖拉机已经

出去了,东边的工房里外有四十多辆小四轮和手

扶拖拉机。胡耀邦同志走到社员前,热情地询问,

高兴地说:“你们这里成了机械学校了,人人都会

开机器”。后来,我们带着胡耀邦同志来到大队炸

油组,一股油香气扑鼻而来。秉壁介绍说:“社员

每人每月半斤香油就是这里炸的,油菜籽是我们

自己种的。”胡耀邦同志边走边说:“你们这里简

直成了个社会主义大学校”。

从修配厂大院出来走到大街上,当时新西兰

记者艾黎正拿着照像机为开小四轮拖拉机的小

女孩照像,看到我和秉壁领着胡耀邦同志过来,

赶紧拍了一张,留下了历史的见证。

到了畜牧场大院,一进门就看到了几十头活

蹦乱跳的小马驹、小驴驹跑来跑去。李秉壁指着

拴在西墙跟的几十头白花脸高头大马说:“这是

我们民兵战时用的骑兵连大马,是从朔县军马场

买来的,已繁殖了十八头。大工房里还有几十头

骡马、驴及要产子的母马,个个都是膘肥体壮。大

队还有二百多头牛,都分别在生产队喂养。这些

牲畜每天除积粪外,还能拉土垫圈、送粪。”当时,

胡耀邦同志高兴地夸奖了李秉壁能干。从畜牧场

大院出来,我们和胡耀邦同志又坐车到村北的农

户地道入口处,秉壁介绍了 1970 年中苏边界发

生矛盾,为及时做好战斗准备,南呈男女老少齐

上阵,用了二十九个昼夜在原抗战时期挖的地道

的基础上,挖成了 4800 米能攻、能守、能打、能防

的地道。

地道在西公路边设有嘹望哨,一直通到村北

的康家崖(地名)从社员李排常家的柜子进去,顺

着地道往北走,首先看到有两座宽大的地宫一样

的粮库和作战指挥室。地道里 (下转第 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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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飙大将”高沐鸿的“小作品”

“不干不净,吃上没病”。相信这样的“古话”

大家都耳熟能详。不过若要问你,这样的“古话”

你能说上多少条?其中阐述的道理对不对?如果

不对,不对的症结在哪里?或许你会认为这些问

题都是小儿科,不值一提。可是在 70 年前,有一

位大作家却不这么看,他不仅费时费力对这些

“古话”进行搜集,逐条进行订正,而且编印成册,

广为宣传。这位大作家便是有着“狂飙大将”之称

的高沐鸿。

高沐鸿,学名高成均,武乡县人,是一位著名

作家和早期革命活动家。1924 年 9 月,他参加由

高长虹倡导发起的“狂飙社”,救国为民的使命让

他热血膨胀,强国富民的目标使他挺身而出,用

文人特有的方式与黑暗势力做斗争,先后出版了

诗集《天河》《夜风》,小说集《狭的囚笼》《红日》,

长诗《湖上曲》等。

1938 年 10 月,高沐鸿同冈夫、王书良等人

共同发起,创办了油印文化月刊《文化哨》,这是

太行革命根据地的第一份综合性文化刊物。1939

年 5 月 4 日,中共北方局以《文化哨》人员为班

底,成立了晋东南文化教育界抗敌救国总会,高

沐鸿被推选为主任理事兼秘书,先后在太南、太

北、太岳、冀西成立办事处,团结了大批文化人。

同年秋,《黄河日报》上党版社长邱吉夫、总编辑

魏克明等人调地方工作,高沐鸿任社长兼总编

辑。1939 年“晋西事变”发生后,《黄河日报》社遭

到顽军独八旅的包抄。据《长治大事记》记载:在

晋东南地区的阎锡山、孙楚部联合国民党 93 军

……袭击第五专署、牺盟长治中心区和《黄河日

报》上党分馆等机关。在“晋西事变”中,报社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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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作人员被绑架,编辑史曼林、张宗周被杀害,

《黄河日报》被迫暂时停办。高沐鸿冒着危险从沁

水返回武乡,在李伯钊的领导下,主持晋东南文

化教育界抗敌救国总会工作,创办杂志《文化动

员》,并连载长篇小说《遗毒记》。李伯钊对他的这

部作品给予高度评价,说这“是一部新的官场现

形记……是我在敌后见到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成绩卓著的大作家,却

能够保持清醒头脑,对自己的创作活动进行深刻

反思。从《高沐鸿传略》中可知:1942 年 1 月,在

涉县赤岸召开的太行文化人座谈会上,他回顾总

结了文联工作和个人创作实践,感到文化工作脱

离群众、脱离斗争实际的现象严重存在,尤其是

觉察到自己所写的东西立意抽象、语言晦涩,没

有达到文艺大众化的要求。1943 年冬,高沐鸿反

复学习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1944 年 5 月,参加整风学习班之后,对照思想实

际,他找到了自己创作中存在的错误思想和创作

方法,决心向赵树

理学习,走通俗

化、大众化的道

路。

1945 年 4 月,

太行区模范文教

工作者大会召开,

由于在整风活动

中学习和讨论了

“为谁和如何为”

等问题,时任太行

文联主任的高沐

鸿在会议期间虚

心地倾听了与会

模范的合理化建

议,认识到仅仅创作出文艺作品,还不能直接起

到移风易俗的宣传作用。会后,他创造出了许多

新的宣传方法,比如在各地农村“文化棚”内不仅

设有新书摊儿,而且有宣传员向群众专门介绍新

书内容。与此同时,他还号召大家多写墙头诗和

小快板等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古话正误》便是

这种环境下的产物。

《古话正误》 第一辑由韬奋书店出版,100

开,土纸本。封面上,“古话正误”四个红色黑体字

靠上居中排列,紧挨书名之下标明“高沐鸿集

正”,底部标明“韬奋书店印行”,书名上方和出版

社下面再饰以绿色花边,使得整个封面显的简洁

醒目,质朴大方。书的扉页上除含有书名、作者、

集别等信息外,还特别标明“此书献给:太行区模

范文教工作者大会”,从而进一步表明了此书与

太行区模范文教工作者大会的关系。

在序言中,作者表明了自己的创作意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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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过程及期望:“在老百姓口中流传的古话,很多

是错误的,特此更正。这本集子,是在太行区模范

文教工作者大会上搞的。其中古话,有的是自己

想起,有的是经许多同志共同搜集。更正的话,由

我负责(也有的是别的同志更正的,同时全部都

经过了几个同志的商量)。如果这件东西,对于改

造人民思想还有点用处,那就是希望读者,把它

在口头上传播一番,使新话逐渐代替了古话地

位。并望继续搜集这些古话,经常寄给新华书店,

以资编印。”

书中共搜集“古话”106 条,分为关于卫生、

医道、命运、妇女等 12 个方面。比如将“好铁不打

钉,好男不当兵”改正为“好铁才打钉,好男才当

兵”;“不干不净,吃上没病”改为“不干不净,吃上

生病”等。

为了普及“新话”,更新人们的观念,以高沐

鸿为首的太行区广大文化工作者深入农村、厂

矿、机关进行广泛宣传。作为一名创作丰硕的大

作家,能够去做这样的“小事情”,编辑这样的“小

作品”,说明他的创作路线是真正的为人民服务。

他们这种创作方向上的变化,对促进解放区农村

社会新风尚的形成,成效显著。王春在《继续向封

建文化夺取阵地》一文中说:我们有了由巫神转

过来的劳动英雄。有了主动上门替人治病的农村

医生。签筒不见了,泥老爷不见了……家里的《诸

神同堂图》撕了,换成了毛主席;灶王牌揭了,换

上了农家历。《名贤集》开始被《古话正误》《识字

课本》所代替。农村的这种变化,正是对高沐鸿等

知识分子工作的最好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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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党拳王王全忠轶事

王全忠(1876-1901),又名王安邦,襄垣县王

村镇史北村人,民间武术艺人。因其武艺超群,上

党无有人敌,故有“上党拳王”之誉。

生于乱世 立志习武

清光绪二年(1876)年,王全忠出生于史北村

一个贫苦的农民家中。他出生的第二年,便逢天

下大旱,襄垣受灾尤重。“禾稼俱伤,民大饥,人食

秕糠、草根、树皮”,连续三年,灾情难去。大灾之

年,乡人多有饿死,好在全忠年幼,在家人的护佑

下得以保全性命。大灾之后,又是绿林四起之时,

史北村虽习武人居多,但生计所迫,当时村中青

壮年多外出乞讨,所以几年间匪患侵扰亦不断。

饥饿和贫困交织,全忠便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一

天天长大了。

由于家贫,全忠只上得半年私塾便不得不弃

学回家了。好在史北王氏一族自古便有练武习

俗,全忠回家之后,在父亲的指导下,开始接触武

术。初练家传十指禅,14 岁时拜当时名家武云为

师,每日到村后石林山上学习武艺。据老辈人回

忆,全忠练武,非常卖力,往往闻鸡起舞,深夜不

休。他可以称得上天生是位武术奇才,许多技艺,

往往是无师自通,加之勤学苦练,不几年功夫,便

练就了一副好身手。特别是随着年龄增长,他愈

感清王朝之腐败是导致国家内忧外患的根源,爱

国热忱油然而生,常对同辈师兄弟们讲,一定要

练好本领,报效国家。

练就神拳 艺惊响马

王全忠练功,最肯卖力。今天尚能看到当年

其练功石,每只足有几百斤。据说他当年练就硬

功,经常到河中抓取老鳖,生喝鳖血。因鳖血为大

补大火之物,如不能及时吸收,后果不堪设想。这

时他便背起四块磨盘,反复上山下山,直到身体

发热出汗,鳖血与人血混合吸收才停下了。又传

他还险些练就了百步穿杨、隔山打牛的神拳。说

此拳百日成,每到夜里 12 点后,夜深人静,鸡犬

不鸣之时,全忠便独自一人到史北村顶旧庙中练

习。九十几天后,一村民看错时辰,提前上庙里进

香,正逢全忠对井练功,只见那井水被全忠抓起,

升入空中几丈高。那人哪见过这等事情,连声叫

好,可此刻正是练功关键时段,一声喝彩,惊扰了

全忠,此神拳也就此没达到十分火候。

史北街上,商业繁荣,富商大贾众多,经常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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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来响马。一日,山东的一路响马进入街上一商

铺,欲抢劫。掌柜忙找机会暗示伙计去请全忠来

解围。全忠到时,只见商铺后院这伙人骑的一群

马,领头白马非常瘦小,却异于常马。全忠前去,

解去缰绳,又另法系住。正当这伙人在商铺洗劫

完准备上路之时,才发现白马缰绳已另系。武林

行规,响马一看便知遇到了高手,大惊之余,忙令

掌柜交代清楚。响马头领随即让手下退还商铺财

货,又忙去拜访了全忠。据说,全忠为其表演了看

门技艺,响马以宝马相赠。又传此马,夜走八百,

日行千里,马蹄不钉铁掌,马掌下长有毛,可谓来

去无声,人称之为飞马。

武举夺筹 劫富济贫

王全忠天生神力,他可以把上千斤的石磨盘

举过头顶,双手可以托起四个石碾。他使用的大

刀,据说便有上百斤,每次挥舞,只能见白光一

片。更有大雨中舞刀,身上不会有一个湿点。他二

十岁时,曾到省城考过武举。在校场比武,无论是

骑马射箭还是挥刀弄枪,样样第一,整个山西参

考人员没有一个能比得过他。只可惜当时世道黑

暗,主考官腐败,全忠虽然艺压群雄,然为人正

直,且也无钱给主考送礼,所以,虽然中举,却排

名在后。一气之下,他弃举归乡。

省城武举受挫后,王全忠对黑暗社会更加不

满,之后逐渐走上了扶弱抑强,杀富济贫之路。史

北邻村有个恶霸财主武老进,此人仗着和官府有

些关系,整天带着家丁寻花问柳,专门欺压寻常

百姓,百姓对其往往敢怒而不敢言。一日,武老进

到史北赶集,在一饭摊吃肉喝酒后,除了不给钱,

还对卖饭的妇女百般调戏。王全忠正好路过,举

手便把武老进及其家丁打了个便地血流。明知闯

祸,但全忠不愿连累乡亲,也不逃跑。后来还是在

大伙的再三求告下,他才大摇大摆地走了。等到

官府派兵来时,全忠早已不知下落,官府也只好

不了了之。后全忠便常常出入于武乡山中,白天

练功,晚上出来劫富济贫。官府虽也连连出告示

悬赏缉拿,可至始至终都不曾抓到过。

精通奇门 怀揣遁甲

王全忠还精通奇门遁甲,据传其念法是经过

高人指点的。但全忠练法术,一般不肯轻易示人。

一次,一伙同龄人聚到一起,嚷着要吃潞安府包

子,要全忠施法取来。全忠无奈,只得展示。只见

他从地里随便找了一根七寸长的高粱杆,往空中

一扔,又从衣服里取出白布手巾一块扔到空中往

高粱杆上一蒙,口里不断念法,那白布下边竟然

真掉下了热乎乎的包子来。还传,他有撒豆成兵

的本领,他带队打仗,不舍损伤,往往撒一把黑

豆,口中念咒语,顿时天昏地暗,阴风四起,那黑

豆顷刻变为了一个个善战的勇士,可谓逢战必

胜。

有关王全忠所会法术,也有一些流传下来。

只不过据说这类东西知道的人越多,效果越不

好。据今史北武术传承人王有名回忆,其师傅王

木生也曾学得全忠一些法术。如“五鬼转桌”,即

先拿一张黄裱纸写符于桌子上,禁狗、猫等入室

内,在焚香后,作法人口里念到:“大鬼不转小鬼

转,四个小鬼抱作团,我请金鞭王打转,转,转,转

……”这时,桌子便神奇地转动了起来。当然,对

于这些,应该多为后人演绎,不可信。特别是在传

说的过程中,不断地加入了一些神秘的元素罢

了。

得罪官商 惨遭算计

1900 年,直隶、山东一带义和拳运动蓬勃兴

起,王全忠参加了当地义和团运动,在武乡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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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押回襄垣处死。

关于王全忠如何被抓,民间还有其他说法。

只因史北街著名的德兴当东家就是曾被全忠暴

打的武老进。自从上次被打,武老进便记恨在心,

不过全忠也碍于上次之事,之后对其行为也略有

收敛,所以武老进想报仇也一直寻不到机会。一

日,全忠又和村里一帮弟兄喝酒,酒过之后,其中

便有人提议要全忠展示一下飞檐走壁之功夫,到

当铺拿些东西出来看看。全忠经不起穿哆,当即

同意。之后很容易便到当铺拿回来不少首饰、银

元等,他原本想要把这些财物送还,谁知看到弟

兄们对这些钱财恋恋不舍的情形,他一心软便把

这些金银分给了大伙。很快,德兴当失窃一事便

又惊动了官府,武老进贿赂县官,官府下了死令,

抓不住王全忠誓不罢休。后来官府还结集沁县、

武乡、襄垣三县捕役到武乡围捕全忠,但都是无

功而返。有一次,一位外号“八百力”的捕头曾带

着官兵包围了全忠的住处,想要捉拿他。谁知,全

忠还不等他们动手,已不慌不忙打开房门,只几

下功夫便将这几十号捕快打得全都趴下,头破血

流了。全忠大摇大摆走出去,在场官兵都无人敢

动手。后有人献上毒计,让官府抓捕了全忠老父

亲,并扬言如不投案全家抄斩。全忠是个孝子,知

道父亲被抓后,连夜赶回襄垣,投案自首,救出了

父亲。

王全忠被捕后,官府也知其能耐,担心其逃

跑,专门为其打造了刑具“铁链等身杠”,把他拷

在木桩上,且不给其饭吃。不过等到第二天县官

查监,只见“铁链等身杠”完好无损地放在牢房,

全忠却盖着被子睡大觉。还有,全忠即便在县衙

里带着手铐、脚链,仍能爬上旗杆,把县衙的黄龙

旗撕得粉碎。老人们说,监狱内外,全忠随便出

入,要不是考虑到全家安危,一个小小的县衙大

牢哪能关得住他?后来他的结拜弟兄也曾来狱中

营救,全忠也都谢却了。一日早晨,衙役开门发现

原挂于县城钟鼓楼上的重达 800 多斤的大钟竟

然被放到了县衙大门口,惊呼不已,而此时正值

省府巡按私访襄垣,随即亮明身份,询问是何人

所为。此时县官也是一头雾水,忙打听才知整个

上党也只有王全忠有这等本事。巡按随即要求县

官把全忠押来见他,见后,全忠承认是自己所为。

并当着巡按和县官等一大堆人的面,戴着手铐、

脚链,用嘴掀起大钟,腾空一起,又到了钟楼上,

把铁钟挂好。巡按连称人才,并立马回省请命,想

把全忠借回省里,协助其办理案件。可惜的是,由

于官府和“红枪会”等组织的勾结,不等省里命令

下来,王全忠便被提前问斩了。

据说杀死全忠当日,县官有意封锁了消息,

全场没有史北一人。因全忠练有“铁布衫”功夫,

刽子手几刀下去,不曾伤及皮毛,但整个过程也

不曾有一人喊一声“刀下留人”,全忠多有失望。

期间全忠也曾求市场里买豆腐汤的老汉泼碗水

给他,但老汉不懂其意,直到第 31 刀下去,仍不

曾泼水给他,这样他又失去了经水遁逃走的机

会。万念俱灰之下,王全忠一声大吼,解了咒语,

伴随着刽子手的第 32 刀,王全忠人头落地了,年

仅 26 岁。

王全忠作为近代以来上党地区最有名气的

武术大家,事迹影响深远。他杀富济贫,不惜牺

牲个人性命来保全全家安危,也真正做到了忠

孝两全。而在他逝去百年之后,其传闻逸事仍能

在乡间不断流传,不断演绎,对于这位早逝的

“上党拳王”,某种程度上讲,也算是一份最好的

纪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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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页

清朝初年的上党廉吏

王镇寰却馈金

在上党境内,平顺人向来以敦厚诚实著称,

王镇寰便是一例。王镇寰少时家贫,父亲又早早

去世,几个兄弟尚小,他在苦读力学之余,不仅躬

耕以自给,还陆续将几个兄弟抚养成人。清顺治

初,王镇寰以岁贡任洪洞训导。工作兢兢业业,尽

职尽责,为釐清学田,日夜奔波。其工资虽然不

多,但却常常把结余下来的钱用来捐资修学。后

经全县教育界联名推荐,王镇寰被提拔为河南西

华县知县。他初到西华,全县刚刚经过灾荒,可谓

一片残敝,好多灾民都还逃荒在外。王镇寰到任

后,加意抚绥,招难民回归,劝百姓开垦,社会趋

于安定。西华县有一盗案,前任曾审理二十八次,

仍然悬而未决。王镇寰根据以往线索,抽丝剥茧,

细细审来,才知实际是一桩很清楚的案件,只是

以往官员怕负责任,怕被报复,互相推诿所至。后

王镇寰按律将大盗严惩,百姓拍手称快。

西华县有一种潜规则,凡是为百姓做了好事

的官员,百姓会自动集资,馈赠主官。王镇寰因为

治县有功,百姓认可,于是,百姓集百金送给王镇

寰,王镇寰不受,“严却之”。王镇寰在自己的居室

挂有一条幅,上亲笔书写“淡素黄花节,清虚绿竹

心”,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淡素守节,清虚在心”。

后来,王镇寰因前任河工柳稍缺少一事,受到牵

连,罢官归里,西华县人思之不已。其事迹被记入

《府志循良》。

姻 姻 上党廉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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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页

不会逢迎的孙象阳

孙象阳单名奇,字象阳,号淡庵,生于屯留望

族。孙奇少年时父亲就去世了,母亲含辛茹苦将

他与弟抚养成人,孙奇奉母至孝,在里中传为美

谈。

孙奇自幼聪明过人,读书过目不忘。清顺治

十一年(1654)以拔贡生入国子监读书,顺治十四

年(1657)参加殿试,中进士,授浙江宁海县知县。

宁海濒临东海,当时,清朝立国不久,海上并不安

宁,常有海盗骚扰抢掠。孙奇刚上任,就遇上了一

次海盗围城。海盗逼至宁海城下,有王镇抚引兵

出阵,但众士兵面对气势汹汹的海盗,底气不足,

竟无斗志。孙奇见状,挺身而出,引兵支援,对士

兵嘉以忠义,使士气百倍。海盗见状,自知不敌而

退。朝廷鉴于海上战事不断,将沿海一带居民迁

往内地。此令一下,沿海尽成废墟,宁海城里尽是

一些无家可归的移民。孙奇便在城内四门设立粥

厂,食米八百余石,救活了许多饥民。饥荒刚过,

瘟疫又至,到处是无人认领的死尸,孙奇又自掏

腰包,买了数百具棺材,将这些无主的尸体掩埋。

有人劝他说:“这些都是无主之尸,你这样做,老

百姓未必会感谢你。”孙奇回答说:“百姓,犹如我

的父母,这些无名尸,我不埋谁埋?这也是我身为

知县该办的事,且也是我能办到的事,并不是想

得到谁的感谢。”

古时候的知县,最大的任务之一就是断案。

宁海县有一桩案,已搁置十余年。原是宁海县有

一位退休官员名叫项应鳌,因家奴盗财,告到官

府,反被家奴诬陷项某通海盗,被关进监狱已经

十几年。孙奇在复查此案时,发现项应鳌被冤,遂

为之申雪平反。

还有一案,宁海县民黄纪与赵淑京两人是很

好的朋友,两家约定为儿女亲家,后来黄纪因病

去世,家道衰落,赵淑京嫌贫爱富,又将女儿许配

他人,黄纪的儿子不服,告到官府。赵淑京知道孙

奇断案神明,怕此案对自己不利,于是托人偷偷

送给孙奇二百两银子,孙奇假装收下。第二天审

案时,大庭之上,将此案审得一清二楚,于是,孙

奇在昨天收下的二百两银子中取出十二两给赵

淑京作为聘金,余下的一百八十八两交给黄纪之

子,作为结婚费用,令择日成亲。并将赵淑京叫到

案前,对他说:“做人要讲诚信,既然早有婚约,就

应该实现承诺,不能因家道有变而嫌贫爱富。”赵

淑京羞愧满面,心悦诚服。

孙奇在宁海期间,捐俸金修魁星楼,闲暇之

时,常与这些读书人共同砥砺,使得文教日盛。宁

海在遭海盗、灾荒、瘟疫之后,民力有限,民生艰

难,孙奇以抚民为先,赋税为后,因而欠下官税上

万,再加上孙奇不善逢迎,不会对上司溜须拍马,

更别说送礼了,因而引起上司的不满,正如屯留

县令在给孙象阳的碑文中所说:“治民有心,获上

无术,公且奈之何哉!”于是,孙奇被黜,也就是受

到了免职处分。离开宁海那天,“邑中父老皆为陨

涕,老幼相扶携送者,约数千人。”

孙奇回到屯留之后,被屯留百姓视为贤达,

历任知县都要前去拜望,只见孙奇“所居湫隘,仅

蔽风雨,服节器用率称是。”于是纷纷感叹:“居家

之清贫如是,则在官之不贪可知。”

知县梁迪曾写过一首《题淡庵孙公传后》:

奏对文章字字珠,循吏更属古今无。

平冤不数张廷尉,发粟殊胜汲大夫。

慷慨挂冠难枉道,纷纭卧辙易盈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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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同正学祠边月,千载流光照海隅。

于嗣昌鬻产偿官税

于嗣昌在清朝算一位名士,他的有名,一是

因为他出身于名门望族,他的文章曾受到皇帝的

赞赏,二是因为他的儿子、孙子都是进士,曾孙于

敏中是乾隆年间的文华殿大学士兼机大臣。于嗣

昌,字九扶,号毅庵,镇江金坛人(今江苏金坛

市)。是顺治十八年(1661)的进士,文章声望,彪

炳一时。他的先辈,代代有名臣,文风传家,根脉

很深。

康熙七年(1668)春,于嗣昌到襄垣任县令。

当时的襄垣,土地贫瘠,百姓贫困,于嗣昌到任

后,就革除浪费,节简支出。针对襄垣好多百姓因

交不起皇家税赋,只好外出逃荒的情况,于嗣昌

并不急于催租收税,而是采取安抚之策,设法缓

征粮税,使好多逃税赋的百姓返回家乡。对于一

些历史积案,于嗣昌裁决、定罪清清楚楚,原告被

告均心服口服。照以前旧例,官员为备公事急用,

可以从官库里抵借钱粮。于嗣昌为了杜绝贪污,

予以全部废除,并勒石刻记以备后任仿效。按照

清初定例,每十年审查一次人丁户口,向来移甲

换乙、匿多报少的现象屡有发生。于嗣昌禀公严

明,访查探明其弊端,逐户挨门审查,杜绝了作弊

之患。

于嗣昌还积极兴办学校、教民植树造林、牧

养牲畜、严格保甲制度、力戒严刑乱罚、根绝拉帮

结派、杜绝贿赂,政绩不可枚举。

于嗣昌在襄垣任职五年,使得襄垣乡风大

变,百姓安居乐业。不料康熙十一年(1672),于嗣

昌因积劳成疾,一病不起,弥留之际,对守在身边

的儿子岸斋、汉翔说:“五年来,因缓百姓租赋,已

拖欠官税六千五百多两,我死之后,你可将家中

薄产卖掉,用以偿还。”

于嗣昌死后,城中四民无论老幼男女,莫不

痛哭呼号,在崇福寺的书斋设立了于公的木制神

位,每逢初一清晨,都要来上香跪拜,以志不忘。

于嗣昌当了五年的襄垣县令,为补上历年所欠下

的赋税,兢兢业业,除日常所用外,没有任何其他

物用开支,就连治办丧事的费用也拿不出来。幸

有蒙君岸斋、汉翔陪侍于署衙住所,想方设法,竭

尽哀礼。先派遣子弟将于公的太夫人及家眷送归

南方老家,儿子于岸斋只身守护其父之灵,孤灯

相伴,祭祀棺木神位。在襄垣又停留了三年,变卖

老家产业,最后偿还完拖欠的官税。三年后得以

扶棺南归故里。离去时,襄垣全城人都沿途哭泣

相送。

姻 姻 上党廉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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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页

长治小化肥工业的兴衰

提起小化肥,如今大多数人都已经淡忘了,

特别是年轻一代更是不知所云。但在上世纪七十

年代以后的四十年间,小化肥却是我市广大农民

群众从事农业生产不可或缺的重要生产资料,即

使是城市中的不少家庭也和小化肥厂有着这样

或那样的渊源。可惜的是在本世纪的前十年间大

多数小化肥厂相继破产或倒闭,小化肥工业最终

在长治消失,成为我市工业经济发展中的一大憾

事。笔者曾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在化工行业主

管部门工作二十多年,与小化肥企业有工作上的

诸多联系,亲眼见证了长治小化肥工业由兴而衰

的历史过程。为了铭记小化肥工业为我市经济发

展所做出的历史性功绩,总结其由兴而衰的经验

教训,笔者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付诸文

字,并以此表达对为长治小化肥工业做出贡献人

们的敬意。

背 景

小化肥是相对于硝酸铵、尿素等这样的复合

肥而言的,在长治主要是指碳酸氢胺(NH4HCO3)

和普通过磷酸钙(CaP2H4O8)化肥,说它小,一是它

含农作物所需的 N 和 P 有效成分单一,二是有

效成分含量低,不能和复合肥相比。它是立足于

当时中国国情的历史性产物。建国后的“一五”期

间,我国从前苏联引进了 156 个成套的大型工业

项目,其中就有生产尿素等化肥厂的大项目。投

产后生产出的化肥还被人们形象地称之为“肥田

粉”。此后,施用化肥对粮食增产的巨大作用开始

逐渐为广大干部和农民群众所认识,也使人们看

到了大力发展化肥工业对工业和农业的巨大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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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作用。但由于我国当时的经济基础差、财力底

子薄,迅速大批量大规模地建设化肥厂不太可

能,只能根据国情另觅新路。1957 年,在中国化

学工业的先驱侯德榜博士的艰苦努力下,使用碳

化法制取碳酸氢铵的生产工艺获得了成功,并开

始运用于工业生产。1959 年,中国特有的以合成

氨为中间产品生产农用碳酸氢胺的小化肥厂诞

生了。碳酸氢铵又称碳铵,是一种碳酸盐、含氮量

17%左右,是一种无色或浅粒状的结晶体,用做

氮肥能促进农作物生长和光合作用,催苗长叶,

可用作底肥,也可用作追肥直接施用,适用于各

种土壤。生产碳铵的小氮肥厂由于投资少、见效

快,制造设备相对简单而在全国迅速推广开来。

1964 年,原晋东南(长治)地区巴公化肥厂首先

在晋城县建成,生产能力为 5000 吨合成氨,年产

20000 吨碳铵。1966 年“文革”开始后,小化肥厂

的建设进程被打断。

1968 年,在中苏边界冲突以后,毛主席提出

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战略决策,大力增

加粮食生产被提到了战略层面的高度,发展小化

肥工业亦显得更为迫切。特别是 1969 年中共“九

大”的召开,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

标,农业现代化是其中重要的基础。而后,随着

“文革”大规模群众性运动的逐渐平息,农业学大

寨再次叫响,并迅速成为推动农业发展的群众运

动,提升农业发展水平的小化肥工业开始在长治

起步,从此也开启了长治小化肥工业建设和发展

光辉的历程。

投 产

1970 年 9 月,长治市化肥厂在郊区长北马

厂乡建成投产,标志着长治小化肥工业的正式诞

生。但其开始筹建,则要追溯到 1967 年 4 月,土

建和设备安装则主要在 1969 年进行。为了使化

肥厂能够顺利建成投产,市计委把数十名文革后

首次分配的化工专业大学生分配到厂里,有力地

加快了该厂的建设投产进程,从此拉开了全市小

化肥厂建设的序幕。

1971 年以后,在农业学大寨运动深入开展

的同时,中央又提出了大力发展“五小工业”的口

号,一大批小钢铁、小化肥、小水泥等企业纷纷上

马,小化肥厂也进入了建设的热潮。继长治市化

肥厂之后,各级政府有计划地安排资金,大力度

地支持推动,不间断地措施跟进,为化肥厂的建

设创造了良好环境。各级党委、政府组织坚强有

力,持续推进。为了建化肥厂,各县普遍都成立了

化肥厂建设指挥部,由县主要领导挂帅,抽调精

兵强将,强力推进工程建设。为了建厂,各县均举

全县之力积极筹建,县属各单位都纷纷捐款捐

物,无偿投工投料。建厂初期,施工条件异常艰

苦,各县抽调的几百名民工,吃粗粮、睡大炕,肩

扛车拉,艰苦创业。建厂期间,广大干部群众参与

建设的热情空前高涨,涌现出了许多生动感人的

事迹。如沁县军队离休干部李国政将自己多年积

攒下来的 3000 元存款无偿捐献给了沁县化肥

厂,这在当时相当于普通干部职工 70 个月的工

资。在县委领导的带动下,沁县干部职工每人捐

出 1-2 个月工资,农民 1 人捐 1 元钱,支援化肥

厂建。长治县人武部副部长带头捐出 500 元,全

县共收到捐资款 37 万元。在沁县化肥厂的建设

中,前后共投资 467 万元,其中省、地投资 240 万

元,县里自筹达 227 万元。从中可见各县的自筹

资金力度。

与此同时,各化肥厂的建设也如火如荼地展

姻 姻 潞商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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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页

开。建设工期在 3-5 年不等。各县化肥厂的生产

设备大都由上海化工设计院设计并在上海制造

(武乡县化肥厂设备在武汉购置),土建工程由省

化工设计院设计,由晋东南地区建筑公司或各县

建筑公司施工,设备安装大都由省第二化工建筑

安装公司负责。工程技术人员和操作工人分别由

各县联系外出培训,主要在上海嘉定、松江和江

苏的泰兴、昆山、丹阳等化肥厂和本省的化肥厂

培训。招录的工人大都要求初中毕业以上。化肥

生产所需的炭块(原料煤)主要从晋城县的北岩、

西元庆、北板桥、泊村、巴公一带的煤矿购进,燃

料煤主要从本市的长治县、长子、襄垣、沁源等县

购进。

在各级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各县

化肥厂纷纷建成投产。其中 1975 年以前投产的

化肥厂有平顺、襄垣、沁县、沁源、长治县、武乡县

化肥厂,1976 年至 1980 年投产的有长子、屯留、

黎城、潞城县化肥厂。生产能力除长子和潞城两

个化肥厂为年产 5000 吨合成氨外,其余各厂均

为年产 3000 吨合成氨,总计 3.7 万吨合成氨,可

年产碳铵(氮肥)14.8 万吨。

在小氮肥厂建设的同时,我省于 1974 年提

出了县县办氮肥厂、磷肥厂的口号,小磷肥厂的

建设也开始启动。由于生产普通过磷酸钙磷肥工

艺简单,投资小,见效快,各县的小磷肥厂也纷纷

上马。除省里有拨款外,原晋东南地区财政局为

此向 16 个县(含长治的 11 个县)各拨出专款 5

万元用于支持办磷肥厂,各县也自筹了部分资

金,开始筹建。到 1976 年已相继建起了长治市、

长子、襄垣、武乡、长治县、黎城、屯留、潞城 8 个

磷肥厂。由于这个口号没有考虑资金、技术、资源

及职工素质等因素,有的县磷肥厂就没有开建便

中途夭折了 。到 1979 年,保留下来的仅有长治

市磷肥厂和长子县磷化厂 2 个,生产能力均为 2

万吨。普通过磷肥酸钙,简称普钙,是用硫酸分解

磷矿石直接制得的磷肥,生产的原料硫酸由本厂

自产,磷矿石主要从云南、贵州、湖北和本省的吕

梁购进。其有效成份为 P2O5,含量在 12—20%

之间,呈灰色或灰白色粉料颗粒,可用作基肥、根

外追肥,与氮肥混合使用有固氮作用,能促进植

物的发芽、长根、分枝、结果及成熟。

小氮肥和小磷肥厂的建设到 1980 年已全部

建成。其中小氮肥厂 11 个(壶关县化肥厂因缺水

等因素未进行建设,设备并入潞城化肥厂),投资

5460 万元,最多的是潞城化肥厂 680 万元,最少

的是长治市化肥厂 300 万元。小磷肥厂 2 个,投

资数达百万元。

在各县化肥厂的筹建过程中,以地市化工局

的工程师杨清义、薛永德、刘瑞祥等同志为代表

的一批工程技术人员也同广大干部职工一道忘

我地工作,长期驻厂,与工人同吃同住,夜以继

日,克服了重重困难,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

关,得到了广大干部职工的一致好评,为发展长

治的小化肥工业做出了突出贡献,我们应该铭记

他们的历史功绩。

兴 盛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各县小化肥建成投产后,

经过几年的技术和生产的磨合期,其间又不断地

进行技术改造,各厂的生产能力较建厂初期均有

了一定的提高。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后,更为我市小化肥企业的快速发展注入了一剂

强心剂,使企业开始逐渐地摆脱了计划经济的束

缚,开始探索并走上了改革兴企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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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 年,各企业开始实行“计时工资加奖

励”的办法,积大地调动了企业干部职工的积极

性。1981 年开始,长治县化肥厂开始试行经济包

干、自负盈亏管理办法,之后在各化工企业得到

了推广,1983 年各企业又普遍实行了经济承包

合同制,1984 年 3 月开始各企业全面推行了厂

长负责制,这些改革举措,进一步确立了企业经

营自主权,强化了企业管理,促进了增产节约和

节能降耗。与此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

国外的先进管理和技术理念也在各企业得到了

引进和应用,如日本丰田公司的“无缺点运动”等

管理方法,对国内企业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985 年前后,我市小化肥企业先后开展了“全面

质量管理”、“QC 小组”活动,创建“清洁工厂”、

“无泄漏工厂”运动,使企业的管理和技术水平有

了大幅度提高。

随着各企业产能的扩大和管理技术水平的

提高,再加上八十年代中期全国经济形势的一路

向好,农用小化肥也出现了需求增加、价格持续

攀升的形势,小化肥企业的经济效益大幅度提

升,到 1984 年达到了高峰。当年全市碳铵产量达

到 18.6 万吨,实现利润达 345 万元,其中襄垣化

肥厂盈利 70.8 万元。普钙磷肥产量达 2.79 万吨,

实现扭亏为盈。化肥行业的产品销售利润率远超

其它行业,这在当时是非常了不起的成绩,要知

道不少县当时的一年财政收入才几百万元。小化

肥行业至此进入了鼎盛时期。

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又极大地刺激了各化

肥企业扩能改造,这一进程一直持续到八十年代

末。全市小氮肥企业的合成氨产能最终达到 6.05

万吨,碳铵生产能力达到 24.2 万吨(其中长治县

化肥厂达 4 万吨),普钙磷肥生产能力达到 5 万

吨。

小氮肥厂虽然较大化肥厂生产工艺简单,但

仍较钢铁、建材、机械等其它行业设备精细、流程

复杂、技术含量高。其主要工艺流程为:造气—变

换—压缩—铜洗—合成—碳化。企业进行技改

后,主要生产设备锅炉、造气炉、高压机、循环机、

冰机、罗茨鼓风机、离心机、铜液泵等数量大增、

生产能力扩大,固定资产也有了较大增长。

1985 年 5 月,我省开始实行市管县新体制,

原由晋东南地区所辖的 11 个县划归长治市管

辖,原由晋东南地区化学工业局(公司)实行行业

管理的各县化肥企业也划归长治市化学工业公

司管理。市管县以后,各县化肥企业又在新体制

下先后进行了企业标准化整顿验收工作,深入开

展创建“无泄漏工厂”等活动,使企业管理和技术

水平又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从 1988 年开始,各化

肥企业又开始实行企业招标承包责任制,企业改

革更加深入。其间各企业的生产和经济效益在不

同年份虽有所起伏,但总的状况是持续稳定的。

只有长治市化肥厂和黎城县化肥厂由于种种原

因分别于 1981 年 10 月和 1986 年 5 月停产被兼

并。

衰 落

八十年代末的 1989 年,我国经济出现了大

的起伏,物价高涨,利率提高,市场疲软。为了稳

定经济,国家提出了治理整顿的方针,银行银根

抽紧。在这样的大形势下,小化肥企业也受到了

较大影响,企业开始出现大面积亏损,襄垣县化

肥厂甚至出现了 126.8 万元的创记录亏损。不少

企业停工停产,惨淡经营。屯留县化肥厂从此就

再未恢复生产,就此倒下。进入九十年代后,小化

姻 姻 潞商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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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在八十年代中期创造的光辉就再也未出现过。

1992 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

革步入了快车道。特别是党的“十四大”后,开始

由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

市场经济规律开始逐步显现。由于我市小化肥企

业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未能很好地适应,再加上企

业的机制和政府管理体制的转变未能及时跟上,

大多数小化肥企业步履维艰,生存困难,有些企

业开始掉队出列。平顺县化肥厂和襄垣县化肥

厂、长子县化肥厂分别在 1997 年左右先后破产

停产。虽然有些企业如沁源县化肥厂、长治县化

肥厂、长子县磷肥厂在九十年代后期还进行了较

大规模的扩能改造,但在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竞

争环境下大多数企业最终还是未能坚持下来。进

入本世纪初,先后又有沁县化肥厂、武乡县化肥

厂、潞城市化肥厂、长治县化肥厂、长治市磷肥厂

相继破产或倒闭。

长子县化肥厂是其中坚持时间最长的。该厂

于 1997 年改制为长子县丹峰化工有限公司,并

对生产化肥所用的原料煤(块碳)用碳棒进行替

代改进,大幅降低了产品成本,并筹资进行了扩

能技改,使企业顽强坚持下来。但至 2012 年,由

于种种原因最终停产至今。长治的小化肥工业前

后经历了四十年,最终画上了一个悲壮的句号。

思考与启示

长治小化肥工业从诞生、兴盛到衰落,前后

经过四十年的风风雨雨,最终在市场经济的浪潮

中倒下。但这是它的必然归宿吗?为什么晋城市

以及外地的其它小化肥厂至今还根深叶茂的成

长着,而我们却“全军覆没”,这其中又有哪些值

得我们深思和吸取的经验教训呢?笔者在此谈一

些自己的看法。

一、长治小化肥企业衰落的原因。

一是体制落后,机制不活。小化肥厂难以适

应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环境,是其走向衰落的根

本原因。小化肥企业诞生和兴建于计划经济时

期,成长于改革开放初期,衰落于市场经济时期。

从诞生那天起,企业就一直未能摆脱计划经济的

影响。党的十四大以后,又未能及时地进行企业

改制,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政府管理部门的职

能转变也明显滞后,使企业体制机制不顺,掣肘

因素较多。

二是扩能改技进度迟缓。产品单一,使企业

生产能力小,未能形成规模效益。建厂初期除长

子和潞城 2 个化肥厂为 5000 吨合成氨外,各小

氮肥企业大都是 3000 吨生产能力。八十年代中

期陆续进行的技改由于资金等原因,大多数企业

都是小步前进,且时间跨度较大,虽然长治县、长

子等化肥厂能力最后达到万吨合成氨的合理规

模,但已错过了扩大生产、积聚资本的黄金期。对

比晋城的巴公化肥厂等企业同期均已将碳铵产

品升级为尿素等高浓度化肥,我市小化肥企业被

淘汰就在情理之中了。

三是小化肥工艺设备的先天不足。小化肥生

产工艺控制难度较大,对技术要求高,设备的故

障率也较频繁,维修时间长,造成成本居高不下。

另外,由于产品未能得到升级,碳铵的短板逐渐

地暴露出来,这就是化肥肥效偏低,含氮量只有

16.8-17%,磷肥含 P205 只有 12%左右,含 N.P

单一,而且长期施用土壤开始出现板结现象,农

民不喜欢用。相对于山西化肥厂生产的硝酸铵、

尿素等高效复合肥,劣势就很明显。

四是外部融资环境改变后,企业未能得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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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融资衔接。在八十年代以前的计划经济时

期,化肥企业在冬季生产的产品所占用的资金可

以通过银行给予的“预购定金”贷款得到资金保

障,使企业在销售淡季的生产和资金周转不受影

响。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化肥企业的这一特殊性

没有受到金融部门应有的重视,这项贷款被取消

后,对化肥企业在冬季生产所需的资金缺乏配套

贷款,造成企业资金周转困难,生产经营难以为

继。

五是多数小化肥企业环保不过关。由于小化

肥企业在设备和技术等方面的短板,加之在污染

治理方面重视不足,各企业污染情况都较重。虽

然在小化肥厂的兴起和发展阶段我国对企业环

保要求还不太严格,但以发展的眼光看,如不能

在企业环保上寻求突破,小化肥企业关停是迟早

的事情。

二、小化肥企业在我市工业发展史上的历史

功绩。

一是为我市发展现代农业、提高粮食单产做

出了重要贡献。七十年代初小化肥在我市诞生

后,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和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

任制后,小化肥产品以其低廉的价格和充足的数

量迅速占领了农村市场,为我市农业增产、农民

增收起到了极大地促进作用。初略估算,施用化

肥后玉米亩产普遍可达到 800 斤左右,每亩增产

200 斤以上。据此推算我市粮食产量每年可增产

6 亿斤以上,人均增加 200 多斤。同时也使农民

初步认识了化肥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作用,学会

了使用化肥的常识,改变了农民的传统耕作方法

和思想观念,实现了我市农业从单纯施用有机肥

向化肥和有机肥并用的历史性转变。

二是推动了各县由传统农业县向工业和农

业县并重的转变。各县在建立小化肥厂以前,虽

然也有少量的煤矿、机械、印刷、食品等企业,但

都规模很小,更谈不上有太高的技术含量。小化

肥厂的建设,使各县干部群众看到了一个有现代

化设备和工艺的企业,在八十年代以前,各县化

肥厂都是全县数一数二的“大企业”,人们都为能

在化肥厂上班而感到自豪。化肥厂也是各县利税

影响的大户,作为支柱企业的化肥厂稳定生产、

盈利不亏损是各县党委政府十分关心的大事。各

县在对化肥厂的管理和持续关注上,对发展和管

理工业企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三是为各县市区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懂技

术、会管理的人才和熟练技工,为县域经济发展

奠定了良好基础,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化肥生

产属于技术密集的连续性工业生产,对管理和技

术水平的要求较高。几十年来,一批又一批曾在

化肥厂工作的管理和技术干部不断走向各级政

府部门和各类企业,成为各方面懂经营、会管理、

有技术的中坚和骨干力量,为全市的经济发展提

供了技术和管理人才。如上世纪九十年代曾任我

市分管工业的副市长李清廉同志就是从小化肥

企业走出来的优秀代表。

三、小化肥企业由兴而衰对我们搞好企业的

几点启示。

一是企业生存发展必须不断适应市场需求

变化,与时俱进,创新发展。在小化肥工业的兴衰

过程中,虽然不少企业也看到了产品单一所带来

的隐患,探索引进了一些新产品,如沁县化肥厂

上马的氯化铵、长子磷化厂生产的磷酸一铵,但

由于速度慢,规模小而未能形成优势产品,扭转

企业颓势。所以企业生存发展一如逆水行舟,不

进则退,一定要时刻有危机感,未雨绸缪,关注市

姻 姻 潞商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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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页

还有迷魂阵,如没有人带领转一

天也转不出这个阵,据说当年日本鬼子进村时都

不敢进去。从迷魂阵往南走,就会看到一座座、一

间间的战时避难的小洞,洞中有坑,还有点灯的

地方,还有地下医疗室或战时指挥部及嘹望哨。

再过去就是通往家户的战备时用的水井,也是陷

阱。顺着往南走就到了地面上原来的汽车修配厂

大院。李秉壁介绍说,四千多米地道是其中一小

段,村中地道能通到接待站,大十字街、学校和重

点家户,如遇战时几百名学生从教室里就能钻进

地道逃到深山沟。从地道再往东走,通过东沟家

户一直往东南方向走就到了纪子岭南的顶峰,从

那里可以看到西边的公路和全村面貌。秉壁还说

如遇战时,全村二千多人一个小时能全部转入地

下,可以转移到东山沟安全处。胡耀邦同志听完

秉壁的介绍说:“你们真不简单!”

当时秉壁还介绍了南呈大队几年来农村农

林牧副全面发展,从种到收三千多亩地全部实现

了机械化,有两千五百多亩全部是水浇地,就连

岭上的梯田也安上了喷灌,实现了人工降雨,还

修上畜水池。顺着地道再走一个小时就到了地道

顶头——寄子岭。我们考虑到胡耀邦同志的安

全,就一起坐车到了村外五里地的寄子岭,即地

道出口处。胡耀邦同志登高一望,南呈村就像在

一个小盆地中,笔直的公路,成方成块的金色田

野,成排的农户,成林的树木,山上有喷灌、蓄水

池,池里养着鱼,山下田野里下种小麦的机器声

和运粪车辆声响成一片。胡耀邦同志高兴地说:

“你们真像个社会主义新农村”。

1980 年在山西极左路线盛行时,平顺西沟

大队和南呈大队都受到了冲击,是胡耀邦同志为

我们平反昭雪。那年,胡耀邦同志还在他家亲切

地接见了我们,对南呈的情况一一过问,特别关

心。南呈党员、干部群众永远铭记胡耀邦同志的

教诲,不忘总书记的关心。这美好的一刻,永远写

进了南呈的历史。

场的供给侧变化,及时调整决策,推陈出新,快速

捕捉战机,才能使企业立于不败之地。

二是企业发展必须有一个好的体制和机制。

尤其是国有企业,必须建立以企业法人治理结构

的现代企业制度,增强企业的自主决策和经营管

理权,减少政府的行政干预。当前加快国有企业

改革仍然非常紧迫,不少化肥企业停产或倒闭后

至今未得到善后处理,希望在今年的深化企业改

革中这一问题能够得到最终解决。

三是政府必须高度重视为企业营造一个良

好的融资环境。市场经济在运行中有一只“看不

见的手”,但政府对此也不是无所作为,有时政府

还应运用另一只“看得见的手”去进行调节,为企

业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对于有季节性生产的、

类似象化肥厂这样的企业来说,原来在计划经济

时期实行的生产储备贷款至今仍然有一定的合

理性和必要性,金融部门对此应区别对待,根据

新形势创造性地研究出贷款新产品,以保证企业

正常的资金周转不断链,把服务企业发展的具体

措施落到实处。

在长治工业经济的发展史上,小化肥工业犹

如雨后出现的一道彩虹,色彩斑斓,绚丽夺目,但

随后又慢慢地消失在长空中,成为历史的一个短

暂记忆,但它作为一个时代的产物,毕竟为我们

共同生活的这片天空增添过一段色彩,值得我们

去铭记。

(上接第 32 页)

48

第49页

太行纸厂在苏峪前前后后

造纸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有着悠久

的历史,自东汉蔡伦改进造纸术以来,历经千年

演变,造纸业早已遍布全国各地。不过位处晋东

南地区的武乡县的造纸业出现却较晚,直到民国

初年才传入境内。

民国八年(1919),武乡县蟠龙镇栗家沟村刘

兆南、刘兆北、刘兆丰、刘兆武、刘兆斌、刘兆正等

弟兄六人,深感本土没有造纸业的诸多不便,遂

告别父母妻儿,前往襄垣县西营、水碾一带学习

造纸技术。由于其弟兄六人刻苦用功,仅两年时

间便学成出师。民国十年(1921),苏峪村李德明

出重金聘请刘氏六弟兄,在他的下院办起武乡历

史上第一座纸坊,字号“万生祥”。其时工人十余

人,自制纸池、白锥、纸廉、纸架等土工具,用麻

头、绳缋、破布为原料,年产纸百余刀。新纸一上

市,因质量上乘,即时引起轰动,四乡八邻争相购

买,生产纸张供不应求。翌年初春,东家李德明买

下店则口堂兄南院,让刘兆武负责筹建第二座纸

坊,名号为“顶和艺”。两座纸坊规模相当,年产纸

达到四百余刀,不仅饱和了周边市场需求,而且

还远销榆社、辽县、黎城等地。“顶和艺”与“万生

祥”仅一河之隔,处在“万生祥”之西,故民间又俗

称东、西纸坊。抗战前夕,李德明猝然离世,其子

金登子承父业,与刘家兄弟继续将纸坊经营到抗

战爆发。

1938 年,日寇入侵武乡,根据地一片萧条,

大部工厂作坊被迫停产,值此民族危亡时刻,太

行区抗日民主政府作出重要指示,要求积极团结

地方士绅,尽量恢复工厂作坊正常运转,为回笼

根据地经济,共度经济灾荒,与敌人展开市场经

济的生死博弈。由此,太行三分区劳动部职工联

社的赵丑孩等同志来到苏峪村,与李金登先生秘

密洽谈,深明大义的李金登也愿为抗战尽微薄之

力,最终将自己的两座纸坊交由抗日政府管理。

1938 年秋,纸坊正式更名为“太行纸厂”,厂部办

公室驻苏峪村南背上纸坊院,党支部书记兼厂长

马俊住正房,会计刘全富住西房,职工会主席为

李福祥。位处苏峪的“太行纸厂”实际为八路军太

行纸厂三分厂,其总厂设在黎城县源泉村。苏峪

纸厂共有八个池,职工三十多名,大部分来自栗

家沟、张庄一带,也有部分苏峪村人。领作杨政

兴,原料工李九华,抄纸工刘书文,晒纸能手刘大

山。工人有刘书琴、刘书奇、李堂英、李堂贵等。生

产方式仍为纯手工操作,生产的白麻纸主要供应

姻 姻 潞商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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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页

驻在洪水镇的太行三地委、三分区各机关单位,

以及县牺盟会创办的《大众力量》杂志。

1939 年,由美国留学归来的造纸专家杨十

三,辗转来到太行山,投身革命运动,他对传统造

纸进行改良革新在太行山得到推广,纸厂工人经

几个昼夜的反复实验,终于成功制出两面光的报

纸、钱币专用纸,专门供应此时进驻武乡安乐庄

村的华北《新华日报》社。与此同时,抗日战争风

起云涌,八路军大部机关进驻武乡,纸张需求量

迅猛增涨,为了满足社会需求,三分厂又在武乡

县的栗家沟、前张庄、活庄等地新建三座纸厂。

1939 年至 1940 年长达一年多的时间,《新华日

报》印刷纸张均是由太行三分厂生产,从苏峪村

到安乐庄村,再从安乐庄到整个太行区抗日根据

地,形成了文化救国的生命线。三分厂全体职工,

满腔热血投身革命工作,夜以继日战斗在生产一

线,为保障报社及政府机关纸张供应付出了不可

磨灭的贡献。纸厂职工李堂英就是在这时参加了

《新华日报》社,后在河北邯郸送报途中惨遭敌人

杀害,年仅三十四岁。1940 年,日寇对我太行山

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华北《新华日报》奉命

紧急转移,《大众力量》被迫停刊,太行三分厂旋

即停产。大部分职工奉命调回太行纸厂总厂,解

放后又随着总厂部调往大城市工作,后有刘书奇

等人不愿离乡,回武乡后参与创建了武乡县关河

纸厂。

1942 年,经过时任武乡县工会主席耿万青

同志的多方努力,闲置两年的太行纸厂再次恢复

生产,行政上划归武乡工会领导。东纸坊由苏峪

合作社经营,经理郝银昌、韩廷华,会计郝成明、

郝生贵。西纸坊由杨贵堂(兑九背)任厂长,张富

田(张庄人)任副厂长兼会计。领作李堂贵,原料

李九华,抄纸刘大山、张海龙,工人有刘成富(栗

家沟人)、李拐则(韩登人)、王来成(小活庄人)

等,学徒工有李海安、郝金林、韩根儿、叶根尧等

约有工人五十余名。月产纸百余区,每区 120 余

张,月工资 45 元左右。1952 年工厂彻底停产,大

部分职工调往中村或长乐纸厂,后调回武乡参与

组建武乡关河纸厂,如杨贵堂、张富田等即是关

河纸厂的创始人。李海安于 1946 年参加太行《新

华日报》造纸厂,解放后调入太原造纸厂,后在国

营保定造纸厂工作,曾任该厂工会主席。

苏峪纸厂的出现,开创了武乡造纸业之最,

这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一种巧合,如若不是李德明

先生当年的高瞻远瞩,如若不是刘家兄弟的潜心

学艺,如若不是共产党八路军的接管,就不会有

闻名根据地的太行纸厂,更不会有苏峪村在战争

时期的鼎盛辉煌。历经 31 年风雨沧桑,苏峪纸厂

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从此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之

中。如今,驻足东、西两座纸厂遗址处,再难一觅

昔日的辉煌,就是它曾留下的印记也被后人抹的

伤痕累累,仅有那厂部驻地还矗立在原处,然也

早已改头换面或摇摇欲坠,似乎在诉说着它曾经

的不同寻常。

太行纸厂厂部办公室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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