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ontiers2024 年 9 月第 5 期总第17 期20245国政学人学术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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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onsible editor: Xinyi Feng, Jinyi Yan

学 刊简介《国际关系前沿》（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ontiers，后简称《前沿》）是国政学人学术共同体发起创办的电子刊物。《前沿》旨在述介国际关系领域具有开创性、前沿性、学理性、实证性、思辨性的研究成果，梳理国际关系领域主要期刊新近发表的学术成果，以此搭建了解国际学术前沿的便捷窗口。在 2018 年10 月推出的“SSCI 期刊论文编译计划”和 2021 年 1 月推出的《国际关系前沿》电子学习资料的基础上，2022年 1 月《前沿》全新改版为双月刊。《前沿》每逢偶数月的月初发布，同时按需印制纸质版。《前沿》具有 2 个常设栏目：“前沿编译”栏目每期精选8-10 篇文章，其筛选自国政学人新媒体学术平台往期发布的较具有重要学术研究价值的推送。“新刊速递”涵盖 25 本学科主要 SSCI 期刊所刊发的最新文章的题目和摘要。《前沿》作为非正式出版刊物，以公益性学习分享为目的，不涉及第三方利益。国政学人学术共同体《国际关系前沿》编辑部2022年1月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ontiers2024 年 9 月第 5 期总第17 期前沿编译- 国际关系理论- “冷战”的一般概念研究与“新冷战” ...................................... 巴里·布赞1儒家思想与西方传统思想中的关系性与理性..........................................秦亚青阿斯特丽德·诺丁10国际政治“关系”理论的使命与中国学派“关系”理论的未来.........................................石之瑜19国际关系理论中是否存在中国学派？........................................................................彼得·卡赞斯坦26走向国际关系的 “第五次辩论”：古典现实主义中的种族正义与国家利益....................................

........................................................................................................哈罗·卡鲁尔费利克斯·罗伊施35民族国家兴起的逻辑——基于事件史分析法............................ 安德烈亚斯·威默尤瓦尔·范斯坦43人工智能和国际关系的未来：国际政治中现实、制度性和合成道德主体....................托尼·厄斯50- 国际安全 -延伸威慑战略：庇护国如何为盟友提供安全保护伞.............................................................李都英59

- 国际政治经济学-守成国在什么条件下会支持崛起国的多边制度？ ——以亚洲开发银行为例....................................

.........................................................................................................................艾斯·卡亚马修·萨拉赫67- 国际政治心理学-如何应对国际政治中的罪恶感和羞耻感.......................................洛特姆·巴桑-尼盖特加迪·海曼75女性和男性政治家对战争的反应：来自乌克兰的证据.......... 泰勒·达曼金大珍玛吉特·塔维茨85前沿动态《国际政治经济学评论》（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96《冲突解决杂志》（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102《国际事务》（International Affairs） .....................................................................................107《国际事务》（International Affairs） .....................................................................................114《外交政策分析》（Foreign Policy Analysis） ......................................................................120《华盛顿季刊》（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125《亚太国际关系》（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131《当代亚洲》（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135《欧亚研究》（Europe-Asia Studies） ......................................................................................142《地中海政治》（Mediterranean Politics）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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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的一般概念研究与“新冷战”

巴里·布赞 [著] 杨溢文 [译]

①

 文章导读随着第一次冷战成为历史，关于第二次冷战的讨论正在进行，国际关系学者需要一个更简洁、概念化的定义。毫无疑问，第一次冷战有其自身的许多特点，并构成了一个连贯的历史研究领域。但为了概念设定，学者需要将这些特殊特征与作为一种战争类型的冷战的基本特征区分开来。本文作者认为冷战是一种不同于热战的独特战争类型，以及为什么这些差异对人们理解当前从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向深度多元主义世界秩序的重大转变至关重要。笔者区分了热战和冷战这两种战争类型。冷战有升级为热战的风险，但也有可能像第一次冷战那样造成两方有输有赢的结果，或者达成某种形式的和解。第二次冷战将以不同于第一次冷战的方式进行，网络战和气候变化将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这是第一次冷战所没有的。最有可能的情况是，第二次冷战将是漫长的，且没有赢家。文章主要分成三个部分，重点讨论了“冷战”的一般概念、“第一次冷战”与“第二次冷战”之间的异同点以及目前正处于发展初期的“第二次冷战”的特征。本文的概念定义以及对目前“第二次冷战”的清晰解释有利于为决策者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提供理论依据并帮助读者对世界秩序以及不同时期冷战的兴起与发展的特点有一个更加清晰的认识。

 原题为《“冷战”的一般概念研究与“新冷战”》，文章来源：Barry Buzan, “A new cold war? The case for a general concept,”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61, No.2, 2024, pp. 239-257. ① 巴里·布赞（Barry Buzan），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关系名誉教授。杨溢文，伦敦国王学院战争研究系国际关系专业硕士生，研究兴趣为中美外交、战略叙事与国际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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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维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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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义冷战作者认为，目前没有任何试图将冷战定义为超越其最初情况的一般概念的系统尝试。既有研究认为，“冷战”是对 1945 年后国际形势不确定那几年的描述。（第一次）冷战时期的历史学家没有动机去探索一般性的定义，其仅将“冷战”定义为一个特定的历史事件。例如，韦斯塔德将他的分析集中在意识形态两极分化上。约翰·刘易斯·加迪斯是研究（第一次）冷战的最杰出的历史学家之一，他甚至特意这样评价自己的书:“它对国际关系理论没有任何贡献。”

第一次冷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历史上最大的热战之后发生的。1945 年后，国际形势出现的新情况，促使重新对战争进行定义成为必须。最明显的情况便是核武器的出现，以及这类武器对毁灭性力量的空前增强。当双方大量部署核武器时，它们在两个方面使发生全面的大国战争变得不合理。首先，一场大规模核战争的成本将远远超过发起双方可能获取的收益。其次，一旦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拥有充足的此类武器储备，胜利与失败之间的区别将变得毫无意义。一场大型核交火（nuclear exchange）的所有参与者都将被摧毁，其引发的爆炸、火灾和辐射将抹杀全部或大部分人的生命。正如加迪斯所言：“没有人能保证在一场大战中获胜，甚至幸存下来。”这使长期存在的战争制度发生了变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轴心国就可以计算出他们有多少机会赢得战争并成为超级大国，也可以预料到如果失败，自己将经历很长一段时间的屈辱、贫困、被占领和惩罚。而在核武器的影响下，这样的计算即使不是完全不可能，也是风险极大的。核战争当然不是不可能的，从意外事故、误判到故意指挥，各种途径都可能引发危机。但是，鉴于核战争超出了理性的治国方略手段和目的计算的范围，将其视为一种疯狂的行为并非没有道理，核武器第一次使人类面临物种自杀的可能。

传统战争效用和合法性的大规模退化是理解冷战到来的关键。当杜德尼所说的“暴力相互依存”被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MD）推到极高水平时，冷战就会成为一种结构性结果。美国和苏联或许是意识形态上的零和对手，它们都在努力主宰现代性的未来，但发动核战争被排除在进行争斗的合理或有效方式之外。因此，冷战是原子时代的独特产物，它不能被投射回 1945 年以前的历史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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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不只是没有公开战斗的对抗。历史上出现过无数次非冷战的军备竞赛和武装对抗。这些案例并没有致使人们意识到区分热战和冷战的必要性，因为以上这些都是为战争做准备，而那时的战争是可能的，甚至是可取的。请记住，数百万人怀着热情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以证明谁是欧洲的顶级国家。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出现之前的世界，对于外交上存在不可调和分歧的国家来说，公开、全面作战是理性、合法的选择。冷战反映了一种同时由两个标准定义的局势。首先，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大国之间的全面公开对战虽然并不完全非法，但已经变得不合理时。其次，各国之间仍然存在他们认为值得为之争斗的分歧。冷战是解决这一两难境地的答案，即既要进行深入的竞争，又要避免装备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之间全面公开的对战。当对热战的恐惧平衡或压倒对失败的恐惧时，出现的情况可以被定义为防御困境。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几年里，对毒气和空中轰炸的恐惧导致一些人认为使用这些武器的战争将摧毁欧洲文明时，有迹象表明防御困境出现。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开始使用核武器，对热战的恐惧才开始挑战人们对失败的恐惧，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主流观点。本文作者认为，定义冷战的两个基本条件是：存在被视为值得为之战斗的争端，加上由于军事灾难必须避免，因而存在的一个将热战提升到或超过失败程度的防御困境。这为定义冷战的条件提供了更精确的概念性术语：

一场关于权力和国际秩序，并由于存在防御困境，双方都不希望通过热战来解决的持久而深刻的政治对抗。

冷战仍然需要争斗，但不是在主要大国之间进行，也不是以全面的军事手段进行。第一次冷战是冷战一般概念的一个要求很高的模型。它表明一场冷战需要超级大国、零和意识形态的两极分化、围绕主要对手的竞争联盟、处于边缘的不结盟国家、代理人战争，以及军备竞赛。它明确地在全球范围上演，构成了整个国际体系/社会的结构框架。它的相关术语具有全面覆盖的特点：“第一”、“第二”、“第三”、“世界”。第一次冷战还表明，像大多数热战一样，冷战有明确的赢家和输家。然而，这只是“冷战”这一一般概念中的其中一个案例。

是否所有的冷战都必须具有这些特点，包括必须在全球层面上运作？根据本文作者的定义，答案是否定的。在地区层面上，有几个情况可以算作冷战：印度和巴基斯坦、印度和中国、伊朗和以色列。这种低级别的冷战可能会出现零和意识形态的两极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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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竞争的国家联盟、不结盟国家、和/或代理人战争，也可能不会。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任何程度的冷战都以军备竞赛为特征。在一个防御困境使得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之间爆发全面战争过于危险的世界里，冷战成为了高层政治冲突的一个概念。二、冷战与热战冷战与热战之间的关键区别在于，在冷战中，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大国（无论是全球还是地区）之间不应该发生大规模的直接战斗。在很大程度上，正因如此，冷战在达成解决方案方面面临的时间压力较小。正如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体现出的那样，热战，尤其是全面爆发的热战是激烈的。维持全面的战斗动员会给社会各阶层带来巨大压力。经济和社会成本只能维持相对短暂的爆发，然后赢得胜利，或者接受失败、妥协。与热战相比，冷战是慢动作的。

冷战也有强度，也会给经济和社会带来压力，但其所产生的日常成本和社会混乱风险远低于热战，这使其更具可持续性。冷战为外交创造了一路的空间，而热战则倾向于在最后集中外交，在战斗中几乎没有留下空间。在第一次冷战期间，这两个超级大国就军备控制进行了广泛的谈判，作为管理其军事竞争和部署危险的一种方式。美苏两国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防御困境让它们对生存有着强烈的共同兴趣。其他一些共同命运的威胁，如气候变化或流行病，可能会基于对生存的共同利益来推动冷战主要对手之间的外交，这似乎是合理的。

对比热战，冷战为代理人战争创造了更多空间。在一场热战中，不论是加入其中一方，还是保持中立，压力都会很大。因为在一场热战中，大国很可能会入侵并控制第三方。冷战也会产生选边站队的压力，例如，如果冷战导致第三方国家内部出现分裂，那么主要国家就会有动机进行干预，使其偏向一方或另一方。对中立/不结盟国家事务的竞争性干预可能是全球冷战的一个共同特征。他们可以通过允许中立/不结盟国家对中心国家施加影响而使其受益。或者，他们可以通过迫使中立/不结盟国家陷入削弱代理人战争来干扰他们。第一次冷战期间的越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葡萄牙在非洲解体后的各种内战和干预也是如此。代理人战争带来的压力也可以在中立/不结盟世界的当地对手之间以及他们内部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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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热战和冷战都是战争的类型，两者之间也有重要的相似之处。两者都有值得为之争斗的特点。这些可以使得准备围绕这些分歧结盟的联盟，以及希望保持中立/不结盟的第三方的出现。地缘政治思维的激增可能是确定冷战开始的一个基准。热战的开始通常是通过宣战或开火来表示的。冷战的开始则不是那么明确，不需要通过声明或开火来表示。但与 20 世纪 40 年代末和 21 世纪 20 年代初一样，冷战的特点很可能是确定敌对大国之间的零和关系，形成或加强联盟，以及在地缘政治遏制或突破方面制定战略。除了双方在直接战斗方面的巨大差异外，冷战与热战在一系列进攻战术和技术上有很多共同点，包括宣传、间谍活动（espionage）、制裁、抵制、秘密攻击（covert attacks）和破坏基础设施。网络战争的技术和战术是对热战和冷战的新补充，很容易成为冷战约束作战要求的一个突出特征。这种技术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用来攻击物理和政治基础设施，而不会引发热战，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威慑是冷战的本质，但它也能在热点问题上发挥作用，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在使用化学武器方面相互制约。热战和冷战在战争与和平的历史模式中很容易结合在一起。第一次冷战可以被视为世界大战三部曲中的第三轮。这些战争不仅是权力之争，而且，至少同等地，是为控制工业现代性的未来而争斗的意识形态之争。加迪斯通过将第一次冷战的主要原因设定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联盟的崩溃，使得这种关系几乎无缝衔接。对于第二次冷战的倡导者来说，很明显，正在出现的冲突符合这种更长的历史模式。它的结盟与第一次冷战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尽管权力分配和经济纠缠的程度明显不同，而且基调更多地是由文化和地缘政治差异而不是意识形态差异决定的。

每场战争都会引发下一场战争。尽管这些战争在行为和战略上存在差异，但它们作为一系列历史事件紧密相连。虽然在权力大小和结盟方面有一些明显的变化，但阵容基本相同。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第一次冷战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第二次将是第四次世界大战。三、第一次和第二次冷战在第一次冷战和第二次冷战中，防御困境的约束是相似的：害怕升级为核战争。不同之处则在于核武器技术现在已经成熟。第二次冷战不会像第一次冷战那样具有特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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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不稳定性，在第一次冷战中，核武器及其运载系统的快速发展不断挑战着威慑平衡。到目前为止，在第二次冷战中，每天对由一触即发的核战争的恐惧要比第一次冷战期间少得多。尽管如此，仍会有新的技术突破，比如高超音速运载系统，以及对来袭导弹的更好防御。人工智能将影响指挥和控制的实践，此外它面对网络攻击还具有脆弱性。第二次冷战不会没有技术动荡，对核武器扩散的关切将继续。第二次冷战正在逐渐展现。专制政府和民主政府之间的区别越来越多地被特定的文化/文明修辞所掩盖。这一框架为第一次冷战期间意识形态普世主义之间的分歧开辟了一条共存的道路。除非任何一方试图将自己强加于另一方，或者通过武力在其他地区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否则民主国家与威权国家之间的差异可能不会被视为值得为之争斗的问题。

这对第二次冷战的目标和动态具有重大影响。它并不像现实主义理论所假定的那样，受到世界霸权政治逻辑的驱动。没有一个大国想要领导或主宰国际社会，也不会接受另一个大国这样做。没有一个国家看起来有能力追求全球主导地位。在第二次冷战期间，任何全球霸权的想法本身都变得不合法。西方大国需要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他们不再拥有未来，也没有权利或实力来实践他们的观点。

那些长期呼吁建立一个更加多极世界的大国（尤其是中国、法国、印度、伊朗和俄罗斯）似乎正在实现他们的愿望。随着 19 世纪 40 年代出现的核心与边缘发展差距的缩小，西方必然处于相对衰落的状态。因此，全球权力转移不仅仅是一个局限于美国和中国之间的事件。第一次冷战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 19 世纪开始成功实现现代化的核心国家集团之间的事情。第二次冷战则使原本处于边缘地带的大国加入进来，它们是上世纪70年代以来第二轮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

一些国家总是明白他们不支持的是什么（西方/美国霸权的延续），并且没有人愿意步美国的后尘。他们中的许多正滑向一种修辞文化主义（rhetorical culturalism），在此基础上为自己主张权利：中国（“中国特色”）、印度（Hindutva）等。这种文化主义可能成为第二次冷战的一个显著特征，它可以通过提供一种将国家划分为身份集团的逻辑，发挥与第一种意识形态类似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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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二次冷战展望第二次冷战仍处于初期阶段，但其对立的联盟、值得为之争斗的议题以及防御困境，已经显得深刻而持久。要准确预测其进程是不可能的，但有两个方面似乎已经很清楚，第二次冷战的展开将与第一次有所不同：如何进行，以及气候变化的影响。尽管核武器日趋成熟，但自 19 世纪 40 年代以来一直破坏大国关系稳定的军事事务的全面革命仍在继续。在笔者撰写本文时，似乎第二次冷战中军事不稳定的主要新驱动因素将是无人机和网络战。这两者的背后都是人工智能（AI）的迅速崛起。目前，乌克兰和中东正在研究在热战中使用无人机。在冷战时期，它们的主要用途可能是作为一个更无处不在和更密集的监视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第一次冷战以来的几十年里，网络战能力已经大幅增长，并将继续增长。网络战争使各种各样的行为体能够以低于传统武装冲突门槛的方式相互发动攻击，甚至可以针对大国。进入网络空间的成本很低，这使得出现了一个高度互联和持续接触的领域，在这个领域，无论是国家还是非国家行为体，只要具备必要的知识和毅力，就可以获得可观的回报。

网络战争模糊了和平与战争之间的区别，这使得它非常适用于冷战。它允许相当程度的秘密活动，使参与者能够相互攻击而不参与公开的热战。它为非国家行为体提供了空间，这些行为体要么与国家有关，要么以自己的身份参与其中。网络战争已经是第二次冷战的一大特征。它可能会变得更加严重，涉及从信息窃取到破坏国内政治稳定的广泛攻击。它为扰乱物流和能源、交通、通信基础设施增加了新的可能性。这些也可以通过更常规的手段来实现，并且已经是第二次冷战的一个特点。第一次冷战和第二次冷战的第二个区别在于环境问题的影响。第一次冷战几乎没有受到对气候变化担忧的影响。第二次冷战的开始，正值环境限制结束了两个世纪以来对财富和权力的无限制的追求。全球变暖的加速势头正以一系列广泛的后果威胁着人类，这些后果如果得不到充分解决，将破坏人类文明赖以生存的条件。环境压力可能会引发相互指责、大规模移民和控制剩余可居住空间的斗争，从而加剧第二次冷战。或者，共同的威胁可以缓解第二次冷战，超越边界问题，推动国际社会进入一种更加合作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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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当气候变化的后果变得足够严重时，这个问题才能得到回答。无论如何，气候变化是第二次冷战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对第一次冷战几乎没有影响。 译者评述本文首先对“冷战”的基本概念以及冷热战之间的差异进行了梳理，并指出第二次冷战虽正处于初期，但将是漫长的。其中，网络战争与气候变化都会对第二次冷战的发展产生影响。

此次文章具有重要的创新意义，在一部分学者仍在讨论第二次冷战是否已经到来这一问题时，笔者结合近年世界局部地区的局势变化，提出第二次冷战已经处于初期阶段，出现了网络战争、气候变化等与第一次冷战所不同的因素，并将一些之前较为边缘化的大国纳入其中。

未来有关第二次冷战的研究，全球各地的学者们或将继续围绕两次冷战的差异进行更加深入的讨论，同时中美之间未来的关系发展，第二次冷战是否会出现影响范围更广、程度更加严重的代理人战争，以及中美是否会直接参与其中或均将成为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研究侧重点。

【校对审核：孙溶锴谈诗琪施榕】【责任编辑：封欣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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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与西方传统思想中的关系性与理性

秦亚青 阿斯特丽德·诺丁 [著] 杨溢文[译]

①

 文章导读对国际关系（IR）进行关系性思考的一个主要英语思想来源是社会理论中更广泛的“实践转向”。“实践转向”确立了实践作为本体论的优先事项；它强调实践共同体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这种方法——国际实践方法（International PracticeApproach, IPA）——试图关注的不是个体或主题，而是塑造或产生它们的实践。在本文中，尽管有人声称国际实践方法是“背景知识”和“表征知识”的桥梁，但笔者们认为国际实践方法的“背景知识”和“表征知识”的二元结构限制了其成为关系理论化来源的潜力。

在此背景下，笔者们提出了一种关系实践的表征的理论草图。论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概述了国际实践方法对背景知识和表征知识的二分法，并反过来论证了这两者无法进行有意义地区分。为了说明这一点，笔者以学术共同体为例，指出即使是学术知识也依赖于（地缘）文化实践共同体和以及塑造它们并反过来被它们所塑造的背景知识。第二部分阐述了以英语为母语的学术或知识共同体中有多少学者使用理性来组织他们的观点。笔者们使用“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来说明这一论点。与此相反，第三部分论证了华语学界或认知界如何利用关系来组织其思想。笔者使用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特别是中庸辩证法——来说明这一点。第四部分以作为反映区域实践共同体的管理机构的东盟为例，进一步说明了关系思维在华语社群中的流行。 文章来源： Yaqing Qin and Astrid H. M. Nordin, “Relationality and rationality in Confucian and Western traditions of

thought,”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 airs, Vol.23, No.5, 2019, pp. 601-614. ① 秦亚青，外交学院前院长，山东大学讲席教授。阿斯特丽德·诺丁（Astrid H. M. Nordin），伦敦国王学院刘氏中国研究院中国国际关系系主任。杨溢文，伦敦国王学院战争研究系国际关系专业硕士生，研究兴趣为中美外交、战略叙事与国际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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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篇文章对传统西方思想与儒家思想当中有关理性与关系的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化的阐述，个体主义理性构成了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和其他学科的社会理论的理论核心并非偶然，理性逻辑已经深深嵌入西方共同体的实践中，并不断被主流知识生产者提炼和代表为支撑和维持。儒家文化实践共同体则很少将个体主义理性作为其学术追求的核心，几千年来儒家社会的学者们更倾向于关注天下万物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社会中的人际关系。  思维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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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践性国际实践方法在过去十年中越来越受欢迎，其中包括几个以下几个论点。第一，认为实践在本体论中具有优先级。其次，文章认为实践依赖于构成人类行为基础的“背景知识”（background knowledge）。换句话说，人们所做的大部分事情不是来自有意识的深思熟虑或反思，而是来自背景知识或隐性知识。许多国际实践方法学者认为，关于人类行为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存在代表性偏见，因为它们关注的是行动者在想什么，而不是他们从哪里想到的”。第三，国际实践方法证明背景知识体现在一个“实践共同体”中。“实践共同体”指的是一个相似思想所构成的知识领域的配置，一个由共同体的人们所“创造的学习结构”，以及体现“共同体发展，分享和维护知识”的“共享实践”。这些实践共同体是发展和分享背景知识的社会集体，反过来又由这些知识构成和塑造。国际实践方法通过将背景知识转移到前景来优先考虑实践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作用。然而，源于国际实践方法对“背景知识”和“表征知识”的二分法的关系思维是有缺陷的——前者指的是不清晰和不反思的知识，后者指的是清晰和深思熟虑的知识。虽然背景知识确实在指导人类活动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但它并不是表征知识的独立替代品。通过这样的解释，国际实践方法学者不仅将背景知识作为人类行为的主要基础，还强化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存在两种知识类型——背景知识和表征知识——它们平行存在，甚至以二元对立的方式存在。

相反，本文认为背景知识和表征知识不是可相互替代的，而是彼此不可分割的。知识生产本身是一种实践，它依赖于一个相关联的实践社区的背景知识。对于一个学术共同体来说，它的成员在关系上聚集在一起，进行思考和辩论，形成规则和规范，并在其中扮演着知识生产和表现的实践者。因此，他们依赖于隐性背景知识——假设和理解，这些假设和理解在表现和思考中并不明确，但却是固有存在的。换句话说，隐形背景知识是由于人们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思考和表征实践塑造的。其中关键的是，表征和背景知识是交织在一起的，不可分割。知识的生产者不是孤立的，而是一个由社会构成的人，与他人建立关系，生活与实践共同体的背景知识交织在一起。事实上，一个社会学者沉浸在一个特定的实践共同体中并受到其背景知识的影响时，他会发现几乎不可能与背景知识完全不同的表征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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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相互关联的实践共同体是背景知识的体现，但国际实践方法对它们的定义则相当狭隘。由于实践被定义为“有能力的表现”，实践共同体必然也是功能性的，而不是基础性的：它是一个在特定问题领域发挥作用的共同体，比如外交。这样一个专业共同体，包括学术界，可能确实共享一套实践和规范，尽管这些实践和规范可能会经过协商、发展和不完整的。然而，笔者们想建议的是，学者们不能忽视与实践的（地理）文化共同体相关的背景知识。（地理）文化培养的背景知识，尽管不一定，但在某个问题领域，通常都会比任何专业和技术形成的背景知识都更厚实、更稳定、更自然。在国际实践方法的贡献和局限性的启发下，笔者们提出了一种基于（地理）文化关系的实践观点。首先，本文认为关系实践离不开背景知识。换句话说，许多人类活动都是由“无意识的能力”“直接和毫不费力地”导向的。其次，本文认为表征即实践，因此表征性知识与背景知识分不开。尽管背景知识永远不可能被表征性知识完全表现出来，但后者仍然可以“部分地”代表前者。第三，本文认为背景知识体现在关系实践共同体中，其中（地理）文化共同体是关键。第四，文章认为任何被视为一种表征知识形式的社会理论，都必然与（地理）文化或实践共同体的背景知识交织在一起。二、理性

如果表现是实践，学者是实践者，那么学者所产生的表征知识就反映了产生其的（地理）文化共同体的背景知识。因此，这种观点认为国际关系理论——表征知识的一种形式——也是一种实践。例如，均势理论在欧洲的国际关系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东亚朝贡制度或德川国际体系则不可能产生这样的理论。此外，以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为代表的行为逻辑，如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都包含并代表了一个核心概念：个体主义理性，这些理论表现出并牢固地建立在所谓的西方文化共同体的背景知识之上。作为理性和反思性国际关系理论核心的后果逻辑和适当性逻辑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的。前者反映了理性选择命题，认为人类行为者“通过评估其对个人和集体目标的可能后果，在各种选择中进行选择”。它假设行为者具有工具理性，具有优先偏好和明确的自身利益。这些参与者能够比较和计算政策选择，并选择其中一个来最大限度地提高他们的利益。在国际关系中，结构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也是这种逻辑的典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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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结构和国际制度影响行动者行为的关键机制是行动者的工具理性。只有通过理性，权力分配结构和国际制度才能影响行动者的行为。换句话说，工具理性是基欧汉所说的“理性方法”的关键。

建构主义则提供了另一种观点：认为恰当的逻辑在驱使行动。适当性是指在特定情况下做正确的事情或遵循正确的社会规范的一种感觉。规则和规范既可以构成行为人的身份，又可以规范行为人的行为。他们既支持理性对行为的强调，也支持建构主义对身份的探索。迄今为止，适当性的逻辑主要集中在规范引导的行为上——从接受规范到规范内部化，然后到遵循规范——使用霍普夫所说的“价值理性”，即“在做出选择时参考一些规范”。同样，芬尼莫尔强调国际组织如何传授良好的规范：教学机制使所谓的国际社会新人能够理解他们的利益应该是什么，什么样的行为是适当的。事实上，个人主义理性在规范学习和遵循的整个过程中都适用：遵循国际组织教授的规范对参与者有益，并且也使得他们接受这些规范。里塞将这种适当性逻辑描述为“规范理性”。工具理性认为，行为者的行为是根据他们对收益的计算来衡量的，而规范理性则认为，当且仅当人类的行为遵循正确的规范时，它才是理性的。

论证逻辑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适当逻辑，它强调了“更好”的规则和规范。哈贝马斯的交流行动理论强调论证理性的重要性。该理论认为，“人类行为者寻求真理，目的是在理性共识的基础上达成相互理解……挑战任何交流中涉及的有效性主张”。换句话说，行动者知道存在规范，并希望遵循良好的规范，但为了知道哪些规范是好的和合理的，他们必须进行论证。因此，有人可能会说，“让我们争论”，通过争论找到好的规范，然后遵循它们。

理性构成了这三种理论及其相关逻辑的基础，不同之处在于它们使用的是哪种理性。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制度主义都是工具理性。主流建构主义关注规范理性。无论国际结构是物质的还是观念的，它都通过个人主义理性影响着行动者的行为。争论的逻辑也强化了规范理性。因此，这些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是建立在国际体系中个体行为体理性的基础上的。事实上，这些理论典型地强调了“理性”，以至于它在“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代表性知识中变得至关重要，其根源在于想象中的“西方”。例如，在西方的实践共同体中，个人一直是实践的中心。个人的“理性”行为是这类实践群体背景知识的核心。因此，以英语为母语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有这个共同点并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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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系性儒家实践共同体倾向于将世界视为一种关系而不是实体，将社会视为一种人际关系而不是离散的个体。因此，关系性（relationality）是一个从以关系（relations）为中心的文化和社会实践中抽象出来的最重要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儒家文化实践共同体背景知识中最重要的元素。笔者们在本文和其他地方提出的关系理论认为，要理解社会现象和有意义的人类行为，就必须理解关系之于“儒家”的实践共同体，正如理性之于上文所讨论的想象中的“西方”的实践共同体，两者都是从各自的文化共同体的实践中抽象出来并通过实践表现出来的。

关系是由儒家社会实践知识中的元素所决定的。这些要素中的第一个是共存，即自我存在同时与他人共存。换句话说，任何个体都是自我与他人之间的连续过程。共存与两种本体论立场形成对比：一种强调自我存在优先于共存，这为个人主义理性提供了本体论基础。而另一种假设是共存先于自我存在，在中国的中庸辩证法中，“自我”和“他者”的存在——或者更好地说，它们的形成——是相互依赖的。在这种观点下，人类在社会环境中更多的是关系性的“成为物”，而不是自我组织的生物。为了使共存成为社会的常态，行动者必须具有“关系身份”。社会行动者的身份是由社会关系塑造的，是在联系和被联系的过程中形成的。没有绝对的和独立的自我存在。相反，它是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构建和重建的。换句话说，自我是一个“关系自我”或“与他人关系中的自我”。正如中国的围棋所显示的那样，一个棋子在被放在棋盘上之前是没有角色或身份的，直到它与已经存在的其他棋子联系起来。汉语也有类似的情况：代词没有主格和宾格之分。“我（I）”和“我（me）”，或者“他（he）”和“他（him）”都用同一个汉字。它是主格还是宾语取决于它与句子中其他词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或“儒家实践社区”只有通过与其他实践共同体（如“西方”或“西方实践共同体”）的关系才能获得意义（反之亦然）。这两个实践团体都是他们之间以及与他人之间的国际关系的产物或影响，正如他们联系的“国际”本身一样。这种实践共同体依赖于关系逻辑，在这种逻辑中，社会行动者将他们的行动建立在关系之上。换句话说，一个行动者根据他或她与特定的——通常是重要的——他人的关系以及这些人所处的关系背景来做出判断和决定。在任何社会环境中，行动者采取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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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与重要他人的关系，以及他们与所处关系环境的关系。简而言之，关系选择。四、东盟——关系理论的实证案例来自儒家实践共同体的关系中庸方法认为，任何两种相互作用的文化和文明都是相互包容的，每一种都包含对方的元素，即使它们不同或者是可能看起来彼此对立。东盟提出的包容性区域主义是这种中庸方法的一个经验案例，在这种方法中，自我和他者在多样性和共构性上是互补的。

东盟的关系至少包括三个相互关联的同心圆。第一个也是最核心的圈子是东盟，由10 个成员国组成；第二个圈子包括邻国或东盟的对话伙伴——最初是中国、日本和韩国等国家，但逐渐扩大到更多的参与者，如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俄罗斯和美国；第三个圈子可能涉及世界上任何其他参与者。在决策之前，东盟倾向于考虑其与所有关系圈中的行动者的关系，但始终优先考虑在核心圈的成员之间保持凝聚力和牢固的关系。换句话说，东盟的行动选择首先受到其最亲密关系圈的影响。虽然亲密关系是关系重要性的一个关键指标，但亲密关系并不自动意味着一段关系是重要的。我们还需要另一个维度——“重要性”——当行为体在行动前考虑相互关系时，它会干扰亲密感。通常，你的伴侣越重要，你与他们的关系对你的决定的影响就越大。虽然东盟在做决定时通常优先考虑与最亲密的核心圈的关系，但它与核心圈之外的参与者的关系在重要性上也各不相同。例如，美国在该地区的强大作用及其对东盟与中国等非东盟邻国的安全关系的重要性，并不一定意味着这些国家与东盟国家有着亲密关系。此外，中庸认为，优先考虑维持合作进程本身就是一种目的，这比取得直接和切实的成果更重要。东盟成员国之间的“舒适水平”规范体现了这种优先合作：任何行动都应在所有成员国都感到舒适的水平上进行，规范使谈判即使在出现严重分歧时也不会破裂。东盟还制定了一些做法，以创造共享背景知识和舒适感，使合作进程能够继续下去。在儒家伦理的传统语言中，这些实践通常被翻译为“礼仪”或“仪式”。儒家伦理提倡将这些礼仪作为一种教育行为者的方式，并在作为特定实践共同体成员的官员和学者中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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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共享和适当的“背景知识”。总的来说，向行为者灌输道德，有助于在整个社会体中产生良好、适当、稳定与和谐的关系。

关系选择的另一个机制是“关系理性”：一个行动者的行为是否理性取决于他或她与采取行动的特定他人的关系。关系的逻辑并没有否定社会行为者是理性的这一命题，而是认为行为者的个人主义理性必然是由他或她与他人的关系所调节的。理性行为通常被视为为个人利益服务的行为，但个人利益是通过社会关系共享、定义和获得的。因此，与理性相比，关系具有本体论上的优先权。

理性是关系的这一命题也适用于工具理性。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思想已经成为工具理性被广泛接受的原则。然而，在关系理论下，理性选择模型所假设的自身利益可能无法合理构建，因为它没有考虑到自我与特定的他者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考虑经典的囚徒困境（PD）博弈，每个囚犯都有自己的利益，并考虑如何在与其他囚犯的战略互动中最理性地实现自己的利益。

规范理性也是关系理性。如果没有清楚地认识到一段关系的本质，行为者就不知道他或她在做决定时应该遵循什么以及谁的规范。关系的性质决定了行动的适当性。在儒家思想中，仁是最重要的道德和社会规范——最近的国际关系理论化也认识到了这一点。虽然“仁”经常被翻译为“仁道”、 “仁慈”或“美德”，但没有一个英文译本能概括其真正含义。相反，“仁”在不同的关系中以不同的形式表达。东盟国家对待东盟“大家庭”其他成员的态度与对待澳大利亚或冰岛的态度不同，这是理性的。而且东盟成员国因关系类型、亲密程度和重要性的不同而区别对待其他成员，这在道德上也是合理的。五、结论

东盟只是关系圈的一个案例。中国善用伙伴外交并与世界上80 多个国家和地区组织结成“伙伴圈”则是另一个案例。这些伙伴关系从亲密到不亲密可以分为四个圈子：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战略伙伴关系、全面合作伙伴关系、伙伴关系。中国可能会对其“全面战略伙伴”（如欧盟）采取某些行为，而不会对不那么亲密的关系（如简单的“伙伴”）采取这种行为。然而，人们并不总是清楚这些关系实际上意味着什么，或者它们在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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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定的相互作用中可能产生什么影响。“重要性”的优先地位同样可以从冷战时期得到说明，尽管两国的亲密程度是负面的，但当时美国仍将苏联视为其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译者评述围绕英语社群中的“理性（rationality）”和华语社群中的“关系（relationality）”，本文共分为四个论证部分，强调即使是学术知识也依赖于（地缘）文化实践共同体和以及塑造它们并反过来被它们所塑造的背景知识。笔者首先使用“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来阐述以英语为母语的学术或知识共同体中有多少学者使用理性这一论点。随后，笔者论证了华语学界是如何与英语社群相反，利用关系来组织其思想的。在这一论述过程中，笔者使用的则是中庸辩证法。最后，笔者以作为反映区域实践共同体的管理机构的东盟为例，进一步说明了关系思维在华语社群中的流行。

本文通过中外不同的理论对比，阐述了理性与关系在不同的背景构成的群体中的重要性，同时笔者也指出关系中也存在理性选择机制，就对象的重要程度选择是否建立以及如何处理双方关系，同时关系理性也可被看作是规范理性，关系的远近程度会影响所采取行为的适当性。

中外不同的文化背景与社会环境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不同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国际关系行为体的具体行为、学术界的研究方向等，随着世界局势的变化（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和局部冲突的爆发），从理论层面研究不同背景知识所塑造出的群体表征则变得尤为重要。【校对审核：邓天瑞于依言施榕】【责任编辑：封欣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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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关系”理论的使命与中国学派“关系”理论的未来

石之瑜 [著] 邵良 [译]

①

 文章导读海外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特别是其中“关系”主题的理论，强调基于不同文明背景的共识规范和规则。作者认为，中国“关系”主题国际关系理论面临的挑战，不在于中国中心主义，而在于中国学者在批判性地理解和翻译学术名词时，忽视了那些术语自身的背景和意义，导致语义理解和翻译的不准确。这样一来，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中国性”无法被表达出来，甚至完全无法被发现。作者随即提出了“基础”“系统”“战略”三个不同维度，用于对关系系统进行“批判性翻译”，从而解决上述问题。

译者认为，理解作者这篇论文，至少需要用到许多国际关系学者不熟悉的马克斯·韦伯宗教社会学、西方哲学语言学转向以及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随后，译者举例指出，由于不同文明的基础价值观不能兼容，按照作者提出的分析框架研究不同文明，会发现不同文明关系系统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与作者对不同文明之间形成包容互动的良好关系的乐观预期截然相反。 文章 来源 ： Shih Chih-Yu, “The mission of relational IR and the translation of the Chinese relational school,”International Politics, 2024, pp.1-15. ① 石之瑜，国立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名誉教授。邵良，国政学人编译员，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硕士，哈萨克国立大学国际关系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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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维导图一、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关系”传统国际关系的关系转向促使西方和中国的关系理论学者进行对话。关系转向强调过程胜于实质，实践胜于结构，特别是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中国的关系理论是在中国国际关系学派的呼声中发展起来的，后者提倡用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资源来解释中国的外交政策，以摆脱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可能带来的误导。

从经验上看，“关系”主题的国际关系理论来自于国际关系行为体在实践过程中创造的共识规范。外交政策的成败取决于和“关系系统”的切合程度。这里的“关系系统”指的是国际关系行为体通过互动形成共识规范的集体过程，其对国际社会成员的影响是通过成员在具体互动中相互建构的自我身份和共识规范来实现的。中国“关系”主题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其他国家的相关理论一样，都必须讨论陌生人之间如何能建立关系。关系系统难免会扩张。和西方权力政治认为关系是权力的产物不同，中国国际关系学者普遍认为，权力是关系的产物。具体来说，中国学者们认为：关系让人们有理由和有意义接受支配；关系使得通过网络进行动员成为可能；关系导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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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情绪情感变化；关系有时会促使人们通过追寻历史或文化来为强化共识规范的合法性。二、关系系统的扩展与共存不同关系系统想要结合在一起，他们必须学会互助、共存和多元化。在一个多元共存的世界中，来自不同文明的民众接触以后会发展出共存的方式。然而现实并非如此。帝国主义和殖民时代以来，西方国家所建立的关系系统体现了单方面对非西方世界的支配。作为回应，“关系”主题的国际关系理论常常在国家或国际层次上提及“二元对立”，聚焦“为什么没有非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这样的问题，怀念非西方文明中的“关系”价值观。然而，学者需要做的不仅仅是发掘已经被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摧毁大半的传统关系，而且要关注已经被西方关系系统复杂化了的现实状况。盲目排外、故步自封没有出路，因为“关系”理论必须处理如何与陌生人建立关系的这个问题。然而中国学术界对这个问题关注不够。三、批判性的翻译中国的外交政策制定者想要学会如何应对不同关系系统，需要从中国中心主义中解脱出来，依靠不同关系系统内在的角度和话语体系审视自身，从而完成自我转变，这就是所谓的“批判性的翻译”。

作者认为可以从三个维度“批判性的翻译”关系系统。一是基础维度，涉及关系系统背后的超自然想象和宇宙论；二是系统维度，涉及一个关系系统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三是战略维度，涉及不同系统之间的关系。

首先，基础维度上，关系系统背后的宇宙论往往来自对超自然力量的想象，如道或神，这些超自然力量为关系系统的演变提供合法性。其次，系统维度上，关系系统内部不同成员之间具有最低限度的共识和相似性（如亲属关系或自然权利），随着话语、制度和心理方式的自我拓展，一个关系系统内部的关系构成得以建立，尽管这样构成的关系系统仍然在成员们的共存和疏离之间摇摆。最后，战略维度上，一些能把陌生人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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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的机制，如朝贡体系或市场系统，可以把不熟悉的不同关系系统联系起来，为多元化社会实践提供规范。四、多元实践与中国“关系”主题国际关系理论从基础维度上来看，“关系”主题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头等大事是要为描述每个关系系统建立足够基础、抽象、通用的话语体系，使得来自不同文明的人能够精准的理解其他文明关系系统中的基础概念。例如，用墨家的“兼爱”来理解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基于自然权利的团结”。基于这些同时存在于不同文明中的相似概念，我们可以找到能够超越不同文明系统的共识。

从系统维度来看，人们可以使用“隐喻”来讨论关系系统。例如，在中国，送礼仪式隐喻了人们相互接受。由于送礼是普遍的，所以学者就可以以此入手开展对不同宇宙观下不同关系系统的比较研究，如讨论不同关系系统下，谁能成为合法的送礼者，什么礼物对谁是合法的，从而为“关系”主题的国际关系理论做出贡献。此外，文明之间的接触如何重构人们的宇宙论想象，也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一块空白。中国人善于把域外宗教中国化，如汉传佛教、穆斯林儒学等等。这方面的研究有助于为决策者提供处理不同系统关系的灵活性和创造力。另外，移民、少数族裔、外国人、双语或三语者这些中间状态的群体，也有可能影响不同文明之间“批判性翻译”的进程。从战略维度来看，中国和西方对多边主义的理解分歧表明了“关系”主题的国际关系理论需要探索不同关系系统背后的基础维度和系统维度。具体来说，中国政府谈到多边主义，强调其包容性。然而这与西方国家强调的“基于规则的治理”的自由多边主义存在差异。因此，中国“关系”主题国际关系理论需要阐明儒家的“天下”宇宙论，将其和西方的自然权利传统进行比对，以此弄清中式和西式多边主义的不同内涵。例如，西方自由多边主义通过自然权利的共识将国家联系在一起，从而安排所有国家的身份；与此相对，儒家多边主义通过仁爱来实现这一点。无论彼此的身份和共识有多么不同，儒家思想总是倡导“和而不同”，追求包容。这种想法回避了规则问题，而西方自由多边主义基于规则的治理传统要求儒家行为者不能止步于此。儒家行为者需要更进一步，如担任规则观察者的角色。对于儒家行为者来说，承担这类角色等于给西方自由关系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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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送礼，以换取相互接受。作为回报，西方自由关系系统在制定规则时也应考虑更复杂的情况和例外。五、结语

批判性翻译有助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全球贡献。只有通过进一步改造和重构的批判性翻译，才能让世界理解儒家思想的本质特征。目前中国“关系”主题国际关系理论面临的挑战，首当其冲是缺乏中国和非中国学者都能理解的一套描述文明宇宙论的语言体系。当前学术界对差异性的追求更加恶化了这一现状。这使得西方学者难以准确理解儒家文化的包容性。  译者评述译者认为，作者这篇论文至少涉及到韦伯的“宗教社会学”传统、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the Linguistic Turn）以及米歇尔·福柯的“知识考古学”。这些思想来自国际关系学者所不熟悉的社会学、哲学领域，使得文章原文对国际关系学者来说极其晦涩难懂。韦伯的“宗教社会学”传统，见于马克斯·韦伯以《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中国的宗教》为代表的一系列宗教社会学名著。他指出，不同文明有着以各自宗教为依托的不同的超自然想象，从而形成了不同的社会基础价值观，塑造了不同文明内部成员的普遍行为模式。因此，有的文明能发展出资本主义，有的则不能。例如，新教加尔文宗的入世禁欲主义促进了信徒在经济生活中开源节流，从而导致了原始资本积累。而儒道两家撑起来的中国文化既不鼓励抽象理性，也不鼓励科技创新，所以中国发展不出资本主义。

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发生在上世纪 60 年代末和70 年代初。这一时期，西方哲学家将注意力从传统哲学所关注的本体论、形而上学转移到语言的精确性，认为哲学家必须先掌握准确的语言，才能探索世界，因为语言是人认识、理解世界所必备的滤镜。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则指出，同一个词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往往有着不同的内涵，因此需要对这个词所在的具体时空背景进行“考古发掘”，才能弄清楚其确切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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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清楚作者的知识来源，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也就能透彻理解作者所提出的问题，从而给出一些有的放矢的学术见解。想要有效回应作者所提出的问题，中国国际关系学者需要具备足够的社会学、哲学、宗教以及历史知识。学者需要“学贯中西”“博古通今”，才能精确探讨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在基础维度上的核心差异，从而开发出通用话语体系。

不过，作者自身对中华文明甚至西方文明的了解也有不足之处。这使得作者对不同文明之间形成包容互动的良好关系抱有天真的乐观预期。比如，关于为什么会出现西方自由多元主义对“基于规则的治理”的强调以及中国多元主义对规则的回避，作者的归因并不妥当。

译者认为，西方自由多元主义“基于规则的治理”，体现了西方政治文化传统中限制政府权力的观念。具体来说，西方政治家普遍相信，权力必须被关在笼子里，在法律的框架内行使，这样才能保证政府为人民服务。而这一政治文化传统背后是西方文明对人性深刻认识，即每个人生来都是罪人，所以如果不对权力进行限制，任何人掌握权力之后都可能会作恶，威胁其他人的个人自由。

与之相对，中国决策者之所以在外交实践中不讲规则，是因为中国政治自古以来就是权大于法，与儒家传统中的“天下”观念和“和而不同”关系不大。这背后基础维度上的差异包括儒家文明不同于西方文明的人性论观念。与认为人普遍生来有罪的西方文明不同，中国先贤孔子认为，人可以分为“君子”和“小人”，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品性，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汉儒董仲舒则进一步提出“性三品论”，认为除了少数“上智与下愚不移”的君子和小人，大多数人的品性可以因教化而变化。这一套人性论经过后世儒学士大夫们的继续发展，就有了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以及陆王心学的“致良知”。基于这些人性论假设，儒家文明坚信，善治应该通过教化和自律来实现，根本用不着限制政府权力。只要保证一直是君子执政，上有明君，下有清官，亲贤臣、远小人，就天下太平了。而用规则限制政府权力的想法是以下犯上，大逆不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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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依靠作者所提出的分析框架来对中西方关系系统进行深入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不同文明系统的基础价值观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差异，基于“契约”“法治”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和基于“尊卑”“人治”的朝贡体系从基础维度上就是不能兼容的。【校对审核：丁伟航】【责任编辑：封欣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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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理论中是否存在中国学派？

彼得·卡赞斯坦 [著] 邵良 [译]

①

 文章导读作者认为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中国学派似乎存在又似乎不存在。确实存在一些不同的由中国学者提出的国际关系理论，但这些理论无法构成内核一致的中国学派，而且存在不容忽视的方法论差异。清华学派/道义现实主义和古典现实主义有很多共通之处；文化现实主义、共生理论和天下观念提供了一些很有意思的中国方法。然而，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和欧美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学者一样都沉浸于十九世纪牛顿机械论的世界观之中。自然科学中的量子力学以及科学宇宙论已经证实了牛顿世界观的局限性。然而中国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社会科学和国际关系分析家仍然执着于牛顿世界观。这就导致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的国际关系学者都在管窥蠡测一般预测未来。然而，从历史学和语义学角度来看，未来和过去一样都是一直在变化的。历史总能被再次解释，未来也同样总是不可预测。译者认为，相对论、量子力学所揭露的牛顿世界观的局限如下：1）牛顿世界观认为宏观低速条件下发现的物理公式在任何时空环境之下都能普遍适用，这被相对论证伪；2）牛顿世界观认为“上帝不掷骰子”，只要知道一个给定的初始条件，就能根据理论精确预测未来，这不适用于量子力学所在的微观世界。与相对论、量子力学所揭露的物理世界类似，国际政治也具有一定的时空异质性，不同时空环境有着不一样的干扰变量。这使得基于牛顿世界观的宏观国际关系理论无法预测时空环境已经发生变化的未来、无法适用于时空环境和现在有显著不同的过去、无法任意解释不同时空环境下的国际政治事件、无法任意指导不同时空环境下的外交政策，并且造成了旷日持久的范式之争以及理论与应用脱节的学科危 原题为《国际关系理论中是否存在中国学派？》，文章来源：Peter J Katzenstein, “Is There a Chinese School of IRTheory?,”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17, No.3, 2024, pp.222-241. ① 彼得·卡赞斯坦（Peter J. Katzenstein），康奈尔大学政府系国际研究教授。邵良，国政学人编译员，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硕士，哈萨克国立大学国际关系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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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因此，国际关系学者需要跳出牛顿世界观的桎梏，承认一切国际关系理论都只能在有限的时空环境下成立。一个有利于解决国际关系理论与应用脱节问题的方法是探索在有限时空环境下成立的中层理论、因果机制。这样当决策者面临某一现实问题时，可以借助与这个问题所在时空环境最为匹配的中层理论、因果机制，得到更加切实可行的外交政策。  思维导图一、清华学派与道义现实主义以清华大学阎学通教授为代表的道义现实主义理论强调领导力、国内政权和道德价值，认为国家的道义行为和国际影响力之间存在紧密联系。和古典现实主义一样，道义现实主义认为，国际体系是无政府的；国家是主要行为者，追求国家利益；道德指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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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道德；政府道德需要接受国际普遍道德准则评判。因此，有西方学者认为，道义现实主义无法解决国家利益和国际普遍道德之间的分歧。

在王道和霸道之间，阎学通建议中国选择前者。他认为，国际权力转移的最根本原因是政治领导人的个性。国家软实力不如政治领导人的可信度、人性和道德重要。然而，现代国际政治往往是虚伪残酷的，很少有国家坚持王道。这使得阎学通的理论与现实脱节。

尽管如此，在中国历史上，道义现实主义曾经发挥过一定的意义。阎学通和他的同事们考察了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政治现实。在那个时代，有一些国家可以通过向外彰显自身的道德水准来获得国际地位。总之，道义现实主义一定程度上挑战了忽视道德因素的结构现实主义和进攻现实主义。道义现实主义和古典现实主义的不同之处则在于道义现实主义认为道德是相对的，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化。阎学通的理论建立在对中国古代文献的文本分析之上。然而，他对历史文本的处理是静态的，缺乏对文本和语境以及时代背景关系的明确讨论。这一点使得阎学通的理论无法应对政治哲学剑桥学派的批判。例如，中国古代历史文本中的概念未必能用于解释今天的国际政治。中国历史文本中的霸道和今天国际关系理论中的霸权之间就存在着一些阎学通等人没有注意到的微妙差异。

此外，清华学派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即重塑中国知识传统、影响当代中国外交政策。然而清华学派的王道理想往往无法用来处理现代国际政治问题，毕竟王道和国家利益之间往往存在矛盾。而且现代国家领导人和古代的国王一样，往往无法成为儒家推崇的那种道德楷模。

道义现实主义有的时候不太符合牛顿机械式的抽象公理世界观，反而有一些量子力学等后牛顿世界观的潜在倾向。这和阎学通对牛顿式科学规律普适性的信念是矛盾的。二、秦亚青、石之瑜与文化关系主义秦亚青提出的“关系理论”在认识论上和一些国际关系批判理论有共鸣。他的理论是对以个人主义、理性主义和唯物主义为特征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批判。秦亚青认为，文化和文明是理论创新的资源。他的理论首先关注关系，其次关注文化和文明背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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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背景知识的“结晶（crystallization）”。例如，秦亚青指出，中国人的世界观更重视包容、互补的关系，而不是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中强调的排他、竞争的关系。对秦亚青来说，不同文明的学者发展出了不同的关于世界如何运作的社会理论。他的表述还常常暗示不同文明各有其特殊性，这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存在着同样的刻板印象问题。另外，秦亚青认为，中国政治文化的结晶是对外政策中的合作、和谐和同意。这是基于对中国历史的片面认识，毕竟中国历史也充满了征服、革命、动乱和侵略。

秦亚青的关系理论认为，国际关系参与者的身份是在国际政治互动中确立的。另外，秦亚青的关系理论和欧美社会学方法有一些共通之处。欧美权力理论家也经常使用关系方法，尽管他们的侧重点和中国的“关系”有所不同。

秦亚青非常关注人际关系。他看待人际关系时，认为关系和行动者是彼此建构的。行为者在互动时学会了如何恰当行事。秦亚青对辩证法的处理中强调儒家的中庸思想。这和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西方辩证法对差异、冲突和矛盾的强调有显著差异。秦亚青认为，中庸辩证法强调互为对立的两极之间的和谐或平衡。由于牛顿主义对国际关系学者的影响很深，秦亚青的关系理论仍然坚持牛顿的绝对时空观。石之瑜的关系理论指出，关系是相互构成的过程，这个过程中行为者的自我认同起到了关键作用。中国关系主义借鉴了儒家思想，而亚洲其他国家则深受佛教影响。将石之瑜的理论用于国际问题的一个案例是，在对待美国对台军售问题上，中国对和美国保持稳定关系的重视高于其核心国家利益。总之，中国的外交政策更重视维持稳定关系，而不是重视对国际规则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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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共生和天下图 1 国际关系理论的视角

复旦大学任晓教授和他同事提出的共生理论似乎超越了上图实质主义和关系主义的左边两个象限的范畴。共生理论承认世界的多样性，并且认为多样的世界可以友好相处、共同进步。共生在全球治理中是一种规范理论，而不是经验理论。这个理论希望所有行为者都各得其所，所有人有序生存。朝贡体系就是共生理论的一种案例，在这个案例中，强国和弱国和谐相处。然而，共生理论还只是人文主义范畴的一部分，没有跨越到超人文主义的领域，因为后者还涉及生态系统等非人类的自然环境因素。赵汀阳发掘的“天下”观念为全球秩序提供了一个哲学、规范的看法。这是一种指向整合全球政治、建立和谐世界的道路，强调和谐合作的世界秩序，而非霸权。这一观念的历史基础是中国历史上包容、复合的多元治理体系，强调和平、安全和共存的可能性。然而这个观念很难发展为可行的外交政策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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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作者认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因为这些理论基本都还在牛顿机械式世界观里面打转，其中只有一些隐而未发的后牛顿主义的潜在倾向。而且，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基本不关心超人文主义的事情。总之，中国和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都主要倾向于关注牛顿主义和人文主义世界观，都能在古典现实主义和社会学建构主义中找到思想源头。然而，我们仍然需要将后牛顿主义和超人文主义纳入理论视野，来为中国和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开拓新的途径。

沉迷于牛顿机械论的中美两国国际关系学者都在管中窥豹，企图根据过去有限的经验数据来预测未来。然而，历史学和语义学的发展往往能重新颠覆我们对历史的认识，而且未来是不可预测的

 译者评述作者在这篇文章中并没有详细讨论在物理学界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所揭露的牛顿世界观的缺陷，因此需要补充说明。相对论对牛顿世界观的冲击在于，它指出宏观低速条件下适用的物理公式，在亚光速或引力场的时空环境下会受到干扰变量的影响而失效。量子力学对牛顿世界观的冲击则在于，牛顿世界观认为“上帝不掷骰子”，只要知道一个给定的初始条件，就能根据理论精确预测未来；而量子力学认为，在微观世界，量子的物理参数并不能完全确定，物理事件的结果往往是随机、概率性的。简单来说，随着时空环境的变化，宏观低速情况下有效的理论，将会因为干扰变量的影响而失效，并且在微观环境下，干扰变量是随机、不可预测的。

受肯尼思·华尔兹结构现实主义的影响，在国际关系理论界，牛顿世界观已然取得了统治地位。具体来说，华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提出，只有牛顿力学那样在不同时空条件下可以普遍适用的简洁抽象的因果规律才配称得上“理论”。他认为，建立国际政治理论，就是找到能够任意解释不同时空条件下国际政治现象的普适因果规律。他据此开发出了一套以国际体系权力分布为自变量，以内部制衡、外部制衡等国家行为为因变量的他自以为具有时空普适性国际政治理论。华尔兹所倡导的牛顿式世界观对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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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学术界影响极其深远，为后来的新自由主义、新古典现实主义等等国际关系理论打了样，让国际关系理论主流学者们一直聚焦在寻求简洁抽象的普适宏观理论。然而，正如相对论、量子力学所揭露的牛顿世界观的局限一样，基于牛顿世界观的宏观国际关系理论也面临类似问题，即国际政治的时空异质性问题：不同时空环境下，国际政治事件面临着不一样的干扰变量，使得学者无法用一个抽象简洁的普适宏观理论对国际政治事件进行解释或预测。这个问题早在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对峙的年代就已经初现端倪：在某些时空环境下，权力政治更占上风；而在另一些时空环境下，国际机制更有效。建构主义崛起以后，国际政治现象的时空异质性就更显明了：既然国际政治舞台上重要的概念都是人为建构出来的，那么重要概念被建构前后的国际时空环境必然显著不同。例如，在作为“想象中的共同体”的民族国家概念普及以前，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国家征服另一个国家之后，会经常性地遇到本地居民领导的长期的以追求民族独立为目的的游击战争。这种游击战争在民族主义时代极大地提高了殖民统治的成本，从而让日不落帝国这样的全球性殖民国家分裂解体，进而深刻地影响了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分布状况。

国际政治的时空异质性问题一直存在，只是之前的理论家们普遍沉浸在牛顿世界观之中，因而总是坚信自己理论具有普适性，甚至将其上升为学术信仰、意识形态，表现为国际关系理论的范式之争。然而，如果从时空异质性的视角来看，所谓国际关系理论的范式之争，不过就是因为不同时空环境有着不同的干扰变量，因此所有现存的国际关系理论都只能在特定的时空环境下有效，而在其他的时空环境下失效。于是沉浸于牛顿世界观的国际关系学者就纷纷拿着自身理论有效的时空环境下的案例来为自己的理论辩护，而拿着对方理论失效的时空环境下的案例批判对方，从而造成常年累月的范式之争，以及范式之间无法兼容的尴尬现状。显然，只要正视国际政治的时空异质性，承认任何国际关系理论都只能在有限的时空环境下适用，范式之争也就不存在了。和范式之争相比，牛顿世界观给国际关系专业带来的另一个尴尬之处就是理论和实践应用的脱节。具体来说，由于国际政治的时空异质性，任何基于牛顿世界观的国际关系理论都无法预测时空环境已经发生变化的未来、无法适用于时空环境和现在有显著不同的过去、无法任意解释不同时空环境下的国际政治事件、无法任意指导不同时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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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外交政策。这就使得国际关系理论成为无用之学、屠龙之技。例如，当“苏联解体”这一重大国际政治事件发生时，由于主流学者都没想到这个时空环境下思想观念这一非物质因素对国际政治的影响竟然能够大到足以颠覆国际体系权力分布的地步，任何主流国际关系理论都没能对苏联的迅速崩溃进行有效预测，从而引发后冷战时代国际关系专业整体的学科危机。

那么面对这种情况，国际关系学者该如何摆脱理论与实践脱节的困境呢？译者认为，日前兴起的人工智能给了我们一个有用的启示。早期的人工智能算法像牛顿三定律那样，企图探索人脑运行的底层逻辑，用少数简洁且抽象的程序编码演绎任意时刻人脑的运行轨迹。但由于人脑极其复杂，这条路线失败了。后来程序员们转变了思维方式，将人工智能建立在海量的经验数据基础之上，终于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例如，当人工智能将“tobe or not to be”这句莎翁名言翻译成中文时，它会检索数据，找到人类数据库中人对这句话的翻译结果中出现频次最高的中文句子，进而准确地将其译成“生存还是毁灭”。这种算法的核心思想在于，不再总结简洁普适的因果规律，而是根据客户需求的具体条件，检索同一条件或相似条件下适用的前人经验，从而得到满足客户需求的答案。这种经验主义算法对国际关系专业未来的学科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考虑到国际政治极其复杂，具有很强的时空异质性，没法还原为简洁普适的因果规律，剖析特定时空环境下造成特定结果的中层理论，而在相似的时空环境再次出现时采用同样的中层理论分析问题，对国际政治现象的预测成功率必定显著高于基于牛顿世界观的宏观理论。例如，我们可以用西安事变之后老蒋对张学良、杨虎城的报复行动背后“克里斯马型统治者需要通过报复主动投降的政变失败者来维护自身权威”的这个中层理论来预测瓦格纳领导人普里戈任兵变一半就屈膝投降之后的人生结局。

想要做到这一点，国际关系学者需要针对不同的国际政治现象进行脚踏实地的深度研究，探寻每个国际政治现象背后的中层理论和时空环境特征，这样才能让决策者根据面临的现实问题的时空环境特征准确找到最匹配的中层理论，进而产生最有可能见效的外交政策。即便做到这一点，学者也并不能完全克服国际政治中的时空异质性问题，比如无法解决由于科技进步等原因带来的历史上从没发生过的新情况，像无人机和人工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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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战争中的应用等等。不过和基于牛顿世界观的宏观国际关系理论相比，仅在有限时空环境下成立的国际关系中层理论显然更接地气，更有可能生产出行之有效的外交政策。【校对审核：丁伟航】【责任编辑：封欣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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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国际关系的“第五次辩论”：古典现实主义中的种族正义与国家利益

哈罗·卡鲁尔 费利克斯·罗伊施 [著] 任淼植[译]

①

 文章导读作为历史最悠久，影响力最大的国际关系理论，现实主义理论（realism）在新时期受到了来自不同其他国际关系理论的挑战。而作为现实主义理论核心的“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概念是受到最多理论性质疑的概念之一，如何解释和证明其在新时期的合理性成为了现实主义理论存续的关键。与此同时，自冷战结束以来一直在国际关系学界盛行的自由主义（liberalism）理论及其提倡的全球化，多元化，种族正义等主题对于当下国际问题的解释也遇到了巨大的挑战。2016年的英国脱欧公投，唐纳德·特朗普被选为美国总统与民粹主义兴起，以及2020年全球新型冠状病毒疫情，2022 年爆发的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等事件，都在向全世界昭示以国家实力，国家利益与权力政治为核心论点的现实主义理论依然存在其不可忽视的重要性。

学术理论需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因此，针对越来越多的呼声，本文采用案例分析的方法，以美国民权运动和越南战争为案例，就国际关系中的“种族健忘症”（“raceamnesia”）展开第五次辩论，并重新思考了国家利益的概念。文章揭示了古典现实主义（classical realism）理论在对于当下的热点问题——如种族正义（racial

justice），后殖民国际关系（postcolonial IR）等一系列历史遗留问题——的解释，体现了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新时期仍然有其不可忽视的价值。文章指出了两个重点，即“正统的”（“orthodox”）摩根索式的古典现实主义并未忽视种族正义，且种族正义是摩根索现实主义国家利益概念的重要构成部分。在文章的最 文章来源：Haro Karkour, Felix Rösch, “Toward IR’s ‘Fifth Debate’: Racial Justice and the National Interest inClassical Realism,”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26, No.2, 2024, pp.1-20. ① 哈罗·卡鲁尔（Haro Karkour），卡迪夫大学法律与政治学院国际关系学讲师；费利克斯·罗伊施（Felix Roesch），萨塞克斯大学全球研究学院国际关系学高级讲师。任淼植，国政学人编译员，早稻田大学国际文化交流研究科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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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为了实现关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对种族问题的第五次辩论，作者呼吁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在后殖民国际关系的理论研究中，需要对种族正义这一常年被忽视的重要维度进行分析。  思维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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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第五次辩论”的起源对后殖民国际关系学界而言，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尤其是以汉斯·摩根索（HansJ. Morgenthau）为代表的“正统”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已经成为了“众矢之的”。对于现实主义的批评者而言，“正统”现实主义理论“自带的”的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alism）及其对种族问题的忽视饱受诟病。然而，对于在自己的思想中融入对种族正义的考虑的古典现实主义学者而言，这样的现状也能够促成对于包括“国家利益”在内的古典现实主义概念的再思考，使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第五次辩论”落地。为了研究种族正义在摩根索古典现实主义的重要性，本文将集中分析体现摩根索对两个种族正义问题事件的看法：美国民权运动和越南战争。选取这两个事件的原因是，两者都显示了摩根索在讨论国家利益的概念时并未将国内事务和外交事务分开讨论，以及两者是摩根索在美国的职业生涯中持续发生的非孤立事件。本文首先概括了后殖民主义对摩根索古典现实主义的批判，接着将摩根索及其研究置于二十世纪中期的美国背景下进行探讨。在此过程中，本文着重审视了他在美国民权运动和越南战争上的立场。在此之后，本文深入分析探讨摩根索的国家利益概念，挖掘种族正义的考虑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他对国家利益的构想。最后，本文总结摩根索关于国家利益和种族正义的观点是如何为迄今为止的国际关系学术研究提供启示的，以及其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作为第五次大辩论的开端。二、对现实主义“种族健忘症”的后殖民批判二十多年来，后殖民时期的国际关系理论学界已经详细阐释了学术界如何（无意）忽视作为世界政治基础分析范畴的种族正义，如对在西方民主政体及其前殖民地中发生的针对少数种族群体（racial minorities）的“帝国主义暴力”（imperial violence）沉默。夏威夷大学教授桑卡兰·克里希纳（Sankaran Krishna）提出，国际关系话语（discourse）的抽象化是对窃取土地（theft of land）、暴力（violence）、以及奴役（slavery）等具体历史问题的逃避。谢菲尔德大学的约翰·霍布森（John Hobson）教授在其所著的《世界政治的欧洲中心论：西方国际理论，1760-2010》（The Eurocentric Conception of World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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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tern International Theory, 1760-2010）中提到，无论是古典现实主义还是结构现实主义（structural realism），都属于“潜意识的欧洲中心主义”（“subliminal Eurocentrism”），试图“从世界政治的历史记录中抹去或粉饰（whitewash）西方帝国主义”。霍布森认为，这些理论话语将西方塑造成先驱者的角色，而东方则被塑造为只能被动接受西方命令的对象。欧洲中心主义就是种族主义的代名词。此外，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埃罗尔·亨德森（Errol Henderson）认为，现实主义所根植的霍布斯式（Hobbesian）的自然状态（stateofnature）并非“人类的普遍状态”（“the general state of mankind”），而是仅针对非白人种族的状态。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理论在诞生时都以种族主义或白人至上主义（whitesupremacist）观念为导向，构建了所谓的无政府状态（anarchy）概念。然而，本文认为这些后殖民批判的主要问题在于，他们错误地将现实主义和霍布斯主义（Hobbesianism）联系在一起，而摩根索古典现实主义是明确反对霍布斯主义思想的。霍布斯思想强化了“种族主义二元论”，将白人/文明与非白人/野蛮区分开来。自然状态和/或无政府状态只适用于后者，以使殖民管理合理化。但摩根索在他写给《国际事务》（International Affairs）期刊的信中明确表达，道德原则（moral principle）具有普适性，并非由所谓的“文明社会”（“civilized society”）创造。这也说明了国际秩序的无政府形态并非古典现实主义的中心思想。因此，上文对摩根索现实主义的批判是对摩根索关于国家利益及其与美国种族正义关系的思想的严重误读。三、摩根索对二十世纪中叶美国种族正义的追求作为经历过法西斯主义浪潮的犹太人，摩根索对于威胁民主和人民和平共处的事态发展持抵制态度。摩根索经常强调少数派对于民主的重要性。他认为，少数派既是不同的声音，也是对多数派的纠正，同时还是在不断发展的自我过程中获得对自我的理解所必需的他者。摩根索在美国的职业生涯中同样反对美国以反共产主义（anti-communism）的名义扶植法西斯政权，如 1973 年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在智利支持的推翻任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的政变。摩根索在给《纽约时报》撰写的信中指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代表法西斯镇压激进改革”，“始终如一地进行干预”，“已成为最主要的反革命的现状力量”。摩根索同时不认可国际关系“宏大理论”（grand theory）的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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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人们基于不同的语言及不同经历，表达不同的愿望（aspirations）、情感反应（emotional

reactions）和价值观（values）。这本质上与霍布森的理念相似，即宏大理论会“彰显文化种族主义（cultural racism）”，因为它“采用一个严重两极化的、经过西方过滤的视角”。

摩根索认为，国内政治和外交政治的人为分隔并不能公正地反映人类关系的多重性，只会导致对现实的扭曲理解。因此，他在美国现代历史中的两大危机——即民权运动和越南战争中，立场鲜明地表达了对于种族正义的主张。

1. 种族隔离、民权运动和美国民主危机

摩根索认为，种族主义是对美国民主产生威胁的第一个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马丁·路德·金在 1963 年领导华盛顿游行，以非裔美国人争取权利平等为代表的民权运动高涨。当时，摩根索开始呼吁种族正义，指出种族隔离政策与美国的自由平等理念相违背。种族隔离不仅会导向更大的国内暴力，而且会影响美国的世界地位。摩根索就美国的种族问题提出了和他三十年前在欧洲时的著作相似的观点：在一个社会中找到共同生活的方式，以及如何平衡社会的多样性，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这涉及到社会的所有成员。而上述自由平等的实现只能通过政治手段。这是因为，自由“产生于各种社会力量的相互作用，它们相互对立、相互制约、相互支持......不断变化”。持续的种族隔离最终会导致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从而使社会分裂，这意味着将不断发展特殊化、排他性的讨论，不再涉及所有的社会成员，而不与他人接触会降低人们自我约束的能力。在摩根索关于民族国家（nation-state）本质的解释中，同质性和独特性的民族叙事总是需要创造他者。如果不设法解决这些不平等问题，受影响的国家不仅会因国内暴力的爆发而解体，而且还可能为法西斯主义或其他形式的极权主义政府铺平道路。2. 越南战争、殖民主义和道德危机

摩根索重视的第二个由于缺乏种族正义而对美国民主产生威胁的问题是越南战争。对摩根索而言，越南战争体现了美国的外交政策是在推行一种家长式的（paternalistic）、甚至是种族主义的世界观。在上世纪 70 年代，摩根索和他的学生们批判性地运用亚里士多德的“主人”与“奴隶”区分法来探讨美国的外交政策如何延续西方帝国主义基于西方优越的种族世界观征服了其他民族。实际上，摩根索他与学生分享自己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担忧并非一时兴起，而是在非殖民化时代和越南战争背景下长期思考美国需要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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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外交政策的结果。总体看来，摩根索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批评是因为其没有利用自己的权力来追求一种共同利益，而这种共同利益是在涉及整个社会的讨论中形成的，但却满足了自己的既得利益。美国的外交政策制定者在处理对外关系时表现出了一种政治宗教式的“种族中心主义的傲慢”，“将特定国家的标准和目标与支配宇宙的原则相提并论”。对摩根索来说，要求种族公正不仅意味着机会平等，也是更广泛的“责任伦理”的一部分。四、摩根索国家利益概念中的种族正义摩根索对于未来国际秩序的展望是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的新世界。然而，摩根索在《美国政治的目的》（The Purpose of American Politics）一书中认为，如果没有明确的国家目的（national purpose）意识，美国就无法界定其国家利益。在摩根索的定义中，美国的国家目的为“自由中的平等”（“equality in freedom”）。因此，种族正义是摩根索关于美国国家利益的思考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国家利益不能脱离美国社会所追求的超越性标准，每一代美国人都有责任重新定义国家利益，为“自由中的平等”赋予具体的时空含义。摩根索认为，美国未能明确“自由中的平等”这一国家目的，因此美国内部无法就其国家利益达成共识。

相对于结构现实主义者，摩根索对国家利益的理解非常不同。虽然结构现实主义对均势的考虑和从国外力量平衡的角度来理解国家利益很重要，但摩根索认为这还不够。他认为，美国国内的种族正义应代表美国成为国外种族正义的典范，而且种族正义和“自由中的平等”目的影响着“美国的生存”。这是因为，首先，这将使美国站在历史的错误一边；其次，由于核武器的出现，这一失败将可能导致人类自身的终结。虽然看似与现实主义理论矛盾，但摩根索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并提出，美国在外交政策上采取自由制度主义的方式无法实现其国家目的，相反，美国需要将民主自由作为国家利益来捍卫。国家利益意味着对权力的批判，包括盲目追求军事和经济实力，而没有超越性的道德标准来解决美国和前殖民地的种族正义等问题。五、当代古典现实主义思想中的国家利益与种族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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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正义仍然与当代古典现实主义的国家利益概念相关。在这方面，古典现实主义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批判仍有别于结构现实主义。正如摩根索对美国越南政策失败的分析一样，当代古典现实主义著作并未将外交政策和国内政策视为两个独立的领域。当前，国际关系学界出现了一系列新兴的古典现实主义文献，它们采用了摩根索对国家利益、国家利益与民主的联系以及国内种族正义的理解。这些文献表明，摩根索关于种族正义及其与国家利益的关系的思想仍然与该学科相关，尤其是与当前关于以反恐战争和国内反弹（特朗普主义和最近的“黑人生命至上”抗议活动）为背景的美国军国主义（militarism）的辩论相关。如果要对国际关系中的种族问题进行第五次讨论，就必须涉及摩根索著作中这一被忽视的维度及其在当代的应用。六、开启“第五次辩论”与后殖民国际关系学中的传统观点相反，“正统”学术，尤其是摩根索的现实主义，并没有忽略种族正义。相反，古典现实主义者在其整个生涯中一再批评种族正义的缺失，这不仅仅是因为欧洲以及后来美国的政治发展要求他们这样做，同样因为他们往往也是种族虐待的目标。而且，种族正义不仅是摩根索关注的问题，也是他的国家利益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摩根索的国家利益概念将外交政策与国内政治联系在一起，对当代现实主义学术研究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如果以霍布森为代表的后殖民主义学者希望参与关于国际关系中种族问题的第五次辩论，那么这种学术研究就应该考虑摩根索著作中这一被忽视的维度。在许多情况，如在种族、社会平等和殖民主义问题上，后殖民主义学术研究可以在古典现实主义学术研究中发现彼此志同道合。概述这些推理和结论不仅会增加国际关系学在更大范围内的收获，也会为该学科发起这场亟需的辩论提供一个合适的起点。 译者评述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欧洲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等问题，目前已经成为学界研究和讨论的热点，而其中最古老、最经典的现实主义理论受到了最多的批判。然而，本文作者针对这些批判，用详实的依据阐述了现实主义理论在种族正义领域的涉猎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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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打破了学界的这种刻板印象，为现实主义理论“正名”。从本文的论述中可以看出，现实主义理论，尤其是摩根索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并非是被标签化、教条化为仅聚焦国家实力和权力政治的理论，而是一门立体、全面且具有普遍性的理论。因此，本文可以为国际关系理论学界带来认知层面上的补充和更新，促进学者们以更加发展的眼光看待和研究国际关系理论。

然而，本文依然存在明显的局限性。文章对于摩根索古典现实主义的案例分析过度集中于对于摩根索本人观点的分析和讨论，而摩根索的个人观点在多大程度上能代表整个古典现实主义理论依然有待商榷。例如，摩根索作为欧洲犹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对于他本人对种族正义问题的认知塑造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古典现实主义理论中对于种族正义的思考和解释，并没有详实的依据可以证明。文中分析的很多重点究竟是更偏向摩根索本人的思想，还是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内容，需要进一步分析证明。再者，本文部分对于摩根索古典现实主义关于种族正义和国家利益的分析和解释以摩根索撰写的信件等文字信息为依据，而这些文字信息究竟更多反映摩根索的个人主观观点，还是他基于现实利益的客观考量，尚无法得到有效证明。考虑到主观思想和客观考量可能存在矛盾，如果作者在分析过程中混杂了两者，其得出的结论可能存在较大的逻辑问题。另外，针对文中提到的对于现实主义理论“欧洲/西方中心主义”的较为全面的批判，作者基于对摩根索现实主义的分析所作出的反驳依然单调乏力。比如，摩根索对于美国民权运动和越南战争的分析、判断和主张，在文章中并没有明确证据能得出其没有基于欧洲/西方中心主义乃至种族中心主义，也就无法对于那些批判做出有效的反驳。因此，摩根索古典现实主义对于种族正义和国家利益的解释是否真正摆脱和超越了欧洲/西方中心主义及伴随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强权政治思维还有待进一步研究证明，关于国际关系理论的辩论也会将在未来持续。

【校对审核：张文茜潘天祥施榕】【责任编辑：封欣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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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国家兴起的逻辑——基于事件史分析法

安德烈亚斯·威默 尤瓦尔·范斯坦 [著] 谭皓宇[译]①

 文章导读20 世纪民族主义泛滥导致的冲突与战争，刺激了政界、学界对逝去帝国统治模式的怀旧情绪。进入 21 世纪以来，发生于次区域或国内的动乱更使人们进一步反思民族国家的统治模式。为缓解民族国家间的紧张关系并解决全球化时代存在的诸多问题，同时回应学界对帝国秩序模式的关注，重新找回民族国家的分析范式显得尤为必要。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和厄内斯特·盖尔纳基于“想象的共同体”和民族认同的视角，认为帝国与民族国家间具有内在不相容性，帝国强调文化的异质性，并建构内部的等级制与外部的普世性；民族国家强调一个国家一种文化并高度关注自身，诉诸内部的平等与外部的优越。但民族国家的构建过程不止有认同层面的因素，还存在国内与国际层面的交互性影响，文章对此进行了探索。民族国家是如何形成的？是什么因素推动了民族国家的兴起？文章针对民族国家构建中的影响因素这一经典议题，采用定量分析和事件史分析的研究方法，提出了自己的系列观点。作者强调了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政治实体域内及域外层面因素的重要性，通过对国内层面上权力均势的偏移和权力转移、政治组织和国内联盟集团的构建、既有统治者权力的流失以及国际层面上民族国家组织形式的扩散效应这些变量的分析，批判了现代化理论和世界政体理论的相关既有研究，佐证了历史制度主义的有关论点。文章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说明了民族国家兴起 原题为《民族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1816 年至 2001 年》，文章来源： Andreas Wimmer and Yuval Feinstein, “The Rise of the Nation-State across the World, 1816 to 2001,”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75, No. 5, 2010, pp. 764-790. ① 安德烈亚斯·威默（Andreas Wimmer），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主要研究领域为历史社会学、政治社会学；尤瓦尔·范斯坦（ Yuval Feinstein），以色列海法大学社会学系，主要研究领域为种族与民族主义、战争。谭皓宇，国政学人编译员，中国海洋大学国际政治专业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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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复杂机制和多层次因素。这一研究对于理解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乃至全球政治格局的演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 思维导图一、引言

有关民族国家兴起背后的推动性因素是民族国家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我们认识民族国家这一最具代表性的现代国家组织形式具有深远的意义。相关研究众说纷纭，选取国内、国际各种层次变量进行解释，而忽视了区域意义上各种或直接或背景性因素的作用。本文立足于这一问题意识，展开讨论。

文章用定量研究的方法论证民族国家兴起过程中的推动性因素，设定自变量、独立变量、因变量和具体矩阵模型，选取历史上可检验且具代表性的民族国家兴起案例，对现代化理论、世界政体理论以及历史制度主义理论中有关民族国家建构的关键影响要素的论述进行了检验，最后得出与历史制度主义理论论点相似的结论。具体而言，文章利用事件史分析方法，认为民族国家在全球范围内的兴起是由区域层面上的直接政治因素和背景政治因素共同驱动的，这些因素包括：民族主义者联合国内的各种支持者以推动权力朝对自身有利方向转移；民族主义者构建政治组织和国内联盟集团并破坏旧政权的合法性；既有政权因战争、体制性改革等政治行为而丧失控制力；民族国家形式在帝国内部或邻近国家的传播构成的扩散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