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23年06期

发布时间:2023-9-28 | 杂志分类: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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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23年06期

特 稿 作 者 简 介朝戈金,法学(民俗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哲学部主任、学部主席团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生 导 师 。 曾 任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院 民 族 文 学 研 究 所 副 所 长 、所 长(2002—2022)。研究领域为少数民族文学和民俗学。有 Oral Epic Traditions in China and Beyond (Routledge,2021),Aман туулийн шүлэг зүй(Ulanbaatar,2020)等著作、论文、编著、译著、译文等百部(篇)以多种文字在中国、美国、日本、俄罗斯、越南、蒙古国、马来西亚等国刊布。《口传史诗诗学:冉皮勒〈江格尔〉程式句法研究》等数种著作和论文先后 4 次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近年数度获得国际学术组织的荣誉称号(“威廉-汤臣奖章”“美国民俗学会国际荣誉会士”等)。主 要 任 职 包 括“ 国 际 史 诗 研 究 学 会 ”(ISES)会 长(2012—),联 合 国 教 科 文 组 织(UNESCO)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专家,第七届国务院学科评议组(中国文学)成员,国... [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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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23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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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大学学报编辑部
文本内容
第2页

特 稿 作 者 简 介

朝戈金,法学(民俗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文

哲学部主任、学部主席团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

生 导 师 。 曾 任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院 民 族 文 学 研 究 所 副 所 长 、所 长

(2002—2022)。

研究领域为少数民族文学和民俗学。有 Oral Epic Traditions

in China and Beyond (Routledge,2021),Aман туулийн шүлэг зүй

(Ulanbaatar,2020)等著作、论文、编著、译著、译文等百部(篇)以多种文字在中国、美国、

日本、俄罗斯、越南、蒙古国、马来西亚等国刊布。《口传史诗诗学:冉皮勒〈江格尔〉程式

句法研究》等数种著作和论文先后 4 次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近年数度

获得国际学术组织的荣誉称号(“威廉-汤臣奖章”“美国民俗学会国际荣誉会士”等)。

主 要 任 职 包 括“ 国 际 史 诗 研 究 学 会 ”(ISES)会 长(2012—),联 合 国 教 科 文 组 织

(UNESCO)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专家,第七届国务院学科评议组(中国文学)成员,国家

社会科学基金规划评审组成员,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中国文学卷副主编兼少数民族

文学卷主编,中国蒙古学学会第三届理事会会长(2022—),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会长

(2005—),太湖世界文化论坛副主席(2014—),中国作协少数民族文学委员会副主任,中

宣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兼史诗

卷主编,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咨询顾问,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词审订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等。

曾任“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事会”(CIPSH)副主席、主席,中国民俗学会会长,中国

江格尔研究会会长,中国大众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蒙古文学学会副会长,联合国教

科 文 组 织 亚 太 地 区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国 际 培 训 中 心(CRIHAP)管 理 委 员 会 委 员 ,《民 族 文

学研究》主编等职。

担 任 国 家 社 会 科 学 基 金 重 大 委 托 项 目“中 国 少 数 民 族 语 言 与 文 化 研 究 ”首 席 专 家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格萨(斯)尔抢救、保护与研究”首席专家,“中国史诗

百部工程”联席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民俗学研究书系和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与文化研究

书系主编等。《中国社会科学》《民俗研究》《口头传统》(美)《文化分析》(美)《史诗研究》

(俄)《口头文学研究》(蒙古国)等中国、美国、俄罗斯、蒙古国等多种学术期刊编委。

第3页

守正创新 砥砺前行:

贺《海南大学学报》创刊40周年

刘家诚

1983 年 12 月 ,《海 南 大 学 学 报》(以 下 简 称 学 报)正 式 创 刊 。 光 阴 荏 苒 ,白 驹 过 隙 ,40 年

来,学报始终坚持正确的办刊方向,依托海南大学特色优势学科,体现“热带、海洋、旅游、特

区”特色,秉承服务海南、服务国家战略的宗旨,努力打造高水平的人文社科研究成果展示平

台和国内外有影响的学术交流平台。

40 年 前 ,学 报《创 刊 词》结 合 岛 情 和 校 情 ,明 确 要 求“《海 南 大 学 学 报》必 须 遵 循 党 的 教 育

方针、目的和任务,紧紧围绕为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出人才、出成果”。40 年来,学报办

刊人坚持底线思维,坚守正道守“四严”,即严把政治方向、严惩学术不端、严守廉洁自律、严

控期刊差错率。因为只有守住办刊底线,步步为营,方能行稳致远。

40 年 来 ,海 南 始 终 走 在 我 国 改 革 开 放 的 最 前 沿 ,1988 年 建 省 成 为 我 国 最 大 的 经 济 特 区 ,

2009 年建设国际旅游岛上升成为国家战略,2018 年开始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2020 年中

国 特 色 自 由 贸 易 港 扬 帆 启 航 。 学 报 立 足 海 南 ,争 做 改 革 开 放 的 弄 潮 儿 ,取 得 了 系 列 突 出 成

绩 ,一 批 国 内 外 著 名 学 者 先 后 在 学 报 发 表 高 水 平 学 术 论 文 ,在 学 界 、政 界 和 商 界 产 生 了 广 泛

的社会影响,如 1995 年王峻岩和谭兵教授在学报发表的《论邓小平关于创办经济特区的战略

思想和伟大实践》获第五届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 ;符和积、王崇敏、李梦桃、王

峻岩、谭兵、周伟民、谭世贵、吕政、陈众议、刘小枫、王震中等一批国内外著名学者在学报发

表 的 文 章 先 后 被《新 华 文 摘》等 转 载 ;另 有 一 批 文 章 分 别 荣 获 省 部 级 社 科 优 秀 成 果 奖 或 获 有

关部门领导批示采纳。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新的发展阶段,贯彻新的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学报以建设高品位的学术专栏为突破口,连续推出“启示与理性”“南海问

题研究”“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研究”“东坡文化研究

与传播”等高端热点专栏,学术影响力进一步快速提高。尤其是海南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

港以来,学报勇于创新谋“四化”,即“制度化”规范办刊全流程、“数字化”推进媒体融合、“网

络化”实现云办公、“国际化”试点双语出版,积极打造作者友好型期刊,并先后与学校相关学

院签署合作协议,聚焦特色优势学科,聚焦自贸港需求,聚焦国家战略,探索出一条可持续发

展 的 先 进 办 刊 之 路 ,取 得 了 一 系 列 的 显 著 成 效 。 学 报 在 2021 年 荣 获 海 南 省 出 版 物 政 府 奖 期

刊一等奖,推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纪念特刊,入选中国知网“中文精品学术期刊双

语数字出版工程”;2022 年策划出版“献礼二十大 建功自贸港”纪念特刊 ;2023 年入选北京国

际图书博览会(BIBF)“中国精品期刊展”,荣获“全国高校权威社科期刊”称号,策划出版“创

刊 40 周年纪念刊”,学报编辑部当选海南省期刊协会会长单位。

在 庆 祝 学 报 创 刊 40 周 年 之 际 ,特 别 感 谢 所 有 作 者 的 鼎 力 支 持 ! 感 谢 审 稿 专 家 的 无 私 奉

献 ! 感 谢 广 大 读 者 的 一 路 陪 伴 ! 感 谢 领 导 同 行 的 有 力 指 导 ! 感 谢 各 位 编 辑 人 员 的 勤 勉 努

力!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让我们一起努力,以“功成不必在我”

的 精 神 境 界 和“ 功 成 必 定 有 我 ”的 历 史 担 当 ,为 把 学 报 办 成 具 有 较 强 国 际 影 响 力 的 一 流 学 术

期刊而奋斗!

第6页

期刊基本参数:CN 46-1012/C *1983 * b * A4 * 240 * zh * P *¥10.00 *1000 * 24 * 2023-11

本期特稿

本雅明《讲故事的人》之口头诗学发微 ……………………………………………………… 朝戈金(1)

东坡文化研究与传播

探索东坡文化研究的新路径(主持人导语)………………………………………………… 谭新红(9)

20世纪宋史领域里苏轼研究论著的量化分析 ………………………………… 王兆鹏,李洁芳(11)

规模东坡

——宋僧惠洪在海南的“补东坡遗” …………………………………………………… 周裕锴(22)

科举与日常:清代的试律诗创作与苏轼诗歌接受 ………………………………………… 孟国栋(27)

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研究

新加坡“监管沙盒”的制度演变与法律特质分析

——兼谈对海南自贸港相关制度改革的启示………………………………… 常 健,陈 楠(36)

对外开放背景下中国特色自贸港与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研究…………………… 彭兴智,黄丽芹(50)

海口市居民住房保障方式选择偏好研究………………………………………… 王 湃,韩 姗(59)

马克思主义研究

论中国精神的价值之维及其现代意义…………………………………………… 倪素香,刘京京(69)

进化论的演变及其新世界观意义 ………………………………………………………… 王 巍(78)

中国共产党历史主动精神的理论建构与实践遵循 ……………………………………… 安睿颖(85)

追赶与超越:中国式现代化话语范式的建构 …………………………………… 毛 玲,卢 浪(93)

中国改革发展研究

我国旅游管理机构的演变与前瞻 ……………………………………………… 徐艳晴,郭 娜(101)

关系利益、地方依恋对季节型旅居者目的地忠诚的影响:文化参与作为调节因素

……………………………………………………………………… 吴 鸿,赵 玉,赵 达(110)

乡村民宿服务质量标准的内容质量测度研究……………… 尹正江,王 欢,黄崇利,冯 迪(120)

人工智能的职业替代效应与职业结构演变:基于CGSS数据的微观证据

……………………………………………………………………… 赵 贺,王林辉,曹章露(129)

我国国家治理结构的演进、转型和优化 ………………………………………………… 周芷帆(139)

基于目标导向的高校绩效审计研究 ………………………………… 张丽红,马尚敏,包淑婷(147)

海 南 大 学 学 报

目 次

第7页

2023 年第6 期

第41 卷( 总第195 期)

2023年11月 25日出版

经济学

“实质绿”债券的绿色创新效应研究

——基于贴标与非贴标的对比视角 ………………………………………… 王 勇,芦雪瑶(154)

中央环保督察的微观治理效果评估

——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 余升国,汪长宏,滕聪波,安怡欣(165)

政府主导型产业转移与城市资源错配

——基于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的实证研究 ……………… 张 晖,吴伟豪,樊 燕(177)

税制结构对居民消费的时变冲击效应研究 …………………………………… 刘妍琼,章爱文(188)

文学

论《梅丽迪安》中黑人革命形式的矛盾性存在 …………………………………………… 郭建飞(196)

明代“格调说”与清初“神韵说”诗学渊源发覆

——以王世贞、王渔洋诗论为中心…………………………………………… 张建国,许建平(203)

庆祝创刊40周年专稿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创刊40周年刊文量化分析

………………………………………… 袁惠蓉,叶惠文,邓 玲,刘家诚,王小会,李春香(215)

人文社会科学版(双月刊)

主办单位 海南大学

编辑出版 海南大学学报编辑部

主 编 刘家诚

特约编审 孙绍先

特约编辑 金 禾 黄崇利

编 辑 吴晓珉 张文光 靳香玲

林漫宙 王 怡 严孟春

陈 菲 肖 琴

英文编译 王 勇

排 版 张小丽

第8页

JOURNAL OF HAINAN UNIVERSITY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Vol.41,No.6,2023

Serial No.195

An Oral Poetics Approach to Walter Benjamin's The Storyteller:Reflections on the Works of Nikolai Leskov

………………………………………………………………………………………………… ZHAO Ge-jin(1)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Research Works on Su Shiin the Field of Song History in the 20th Century

……………………………………………………………………………… WANG Zhao-peng, LI Jie-fang(11)

Imitating Dongpo: The Supplements to Su Dongpo'Unwritten Poetry from Huihong, a monk of the Song Dynasty,

in Hainan……………………………………………………………………………………… ZHOU Yu-kai(22)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and Daily Life: The Creation of Examination Poetry and the Acceptance of

Su Shi's Poetry in the Qing Dynasty ……………………………………………………… MENG Guo-dong(27)

The Institutional Evolution and Analysis of Legal Features of Singapore's Regulatory Sandbox:Along with the

Implications for the Reforms of Systems Related to Hainan Free Trade Port…… CHANG Jian, CHEN Nan(36)

Research into the Free Trade Por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ASEAN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Opening Up……………………………………… PENG Xing-zhi, HUANG Li-qin(50)

A Study of the Choice Preferences for Housing Security Modes of Residents in Haikou City

……………………………………………………………………………………… WANG Pai, HAN Shan(59)

The Value and Modern Significance of Chinese Spirit …………………………… NI Su-xiang, LIU Jing-jing(69)

The Evolvement and New Worldview Significance of Evolutionary Theory ……………………… WANG Wei(78)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and Practical Adherence of the Historical Initiative Spiri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 AN Rui-ying(85)

Catching up and Surpassing: The Construction of Discourse Paradigm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 MAO Ling, LU Lang(93)

The Evolution and Prospect of China's Tourism Administration Departments ……… XU Yan-qing, GUO Na(101)

Influence of Relationship Benefits and Place Attachment on Seasonal Sojourners' Loyalty for Their Destinations:

Cultural Participation as Moderating Factors …………………………… WU Hong, ZHAO Yu, ZHAO Da(110)

A Study of the Content Quality Measurement of Rural Homestay Service Quality Standards

……………………………………………… YIN Zheng-jiang, WANG Huan, HUANG Chong-li, FENG Di(120)

The Occupational Substitution Effec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Evolution of Occupational Structure:

Micro-Evidence from CGSS Data ……………………………… ZHAO He, WANG Lin-hui, CAO Zhang-lu(129)

Evolution, Transformation and Optimization ofChina's National Governance Structure……… ZHOU Zhi-fan(139)

Goal-Orientation Research on the Performance Audit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 ZHANG Li-hong, MA Shang-min, BAO Shu-ting(147)

A Study of the Green Innovation Effect of Substantial Green Bonds: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f Labeled and Unlabeled Bonds …………………… WANG Yong, LU Xue-yao(154)

Evaluating Micro-Governance Effects of Centr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spection: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 YU Sheng-guo, WANG Chang-hong, TENG Cong-bo, AN Yi-xin(165)

Government-Led Industrial Transfer and Urban Resource Misallocation: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National

Industrial Relocation Demonstration Zones ………………………… ZHANG Hui, WU Wei-hao,FAN Yan(177)

On the Time-Varying Impact Effect of Tax Structure on Household Consumption

…………………………………………………………………………… LIU Yan-qiong, ZHANG Ai-wen(188)

On the Ambivalent Existence of Black Revolutionary Forms in Meridian …………………… GUO Jian-fei(196)

On the Poetic Origin of the Theory of Form and Melody in the Ming Dynasty and the Theory of Elegant Subtlety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Centering on the Poetics of Wang Shizhen and Wang Yuyang …… ZHANG Jian-guo, XU Jian-ping(203)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the Number of Published Papers Over the 40 Year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Journal

of Hainan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 YUAN Hui-rong, YE Hui-wen, DENG Ling, LIU Jia-cheng, WANG Xiao-hui, LI Chun-xiang(215)

CONTENTS

第9页

2023年11月

第41卷 第6期

Nov. 2023

Vol. 41 No. 6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HAINAN UNIVERSITY(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本雅明《讲故事的人》之口头诗学发微

朝戈金

(1.中国社会科学院 民族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2.内蒙古师范大学 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2)

[摘 要]瓦尔特·本雅明的《讲故事的人——尼古拉·列斯科夫作品考察》(1936)生动描摹人类社会讲故事

的古老传统濒临消亡的症状,进而揭櫫其缘由。本雅明是在两个维度上同时开展讨论的,一个是古老的民众故事

讲述传统是如何生成和运作的,再一个是当代的代表性作家列斯科夫是如何继承传统诗性智慧从而形成其叙事

艺术的风格的。本雅明以其一贯的知微见著的风格,交错讨论了传统叙事智慧的本体论问题和对传统叙事智慧

列斯科夫式利用的工具论问题,从而使其《讲故事的人》具有宽广的论域和巨大的张力——小说艺术、故事美学和

口头诗学等领域,皆可从中获得深刻启迪。

[关键词]本雅明;故事讲述人;口头诗学

[中图分类号]I1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1710(2023)06-0001-08

[DOI]10.15886/j.cnki.hnus.202308.0083

哲学教授怀特(Richard White)在2017年的《审美教育》(春季号)上发表了论文《瓦尔特·本雅明:“讲故

事的人”与智慧的可能性》[1]

。文章认为本雅明(Walter Benjamin, 1892—1940)在1936年发表了两篇重要文

章,一篇是《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另一篇就是这里要讨论的《讲故事的人——尼古拉·列斯科夫作品

考察》(“The Storyteller: Reflections on the Works of Nikolai Leskov”,以下简称《讲故事的人》)[2]

。无论在西方

还是东方,讨论《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的学者很多,对《讲故事的人》一文则很少有人论及。在怀特看

来,实际上《讲故事的人》所讨论的是人类的智慧和知识问题,这就令该文与人们当代精神生活状况之间有

更紧密的联系,所以应被看作是更重要的文章。

《讲故事的人》没有能引起文学界的足够兴趣和深入阐发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这里所讨论的问题似乎

既难反驳也不深奥——古老的故事讲述传统在离我们远去,因为社会生活发生了变化,新闻报道铺天盖

地,叙事形式发生更迭(长篇小说涌现),传统的故事讲述于是历史性地走上了末路。从一般文学学科的立

场出发,批评家不容易质疑本雅明的持论,又不容易找到将该论题引向更广阔论域的切口。就像学术研究

中常有的那种情况:同行认为你说的有道理,但这个话题已没有多少进一步深化的余地了,于是对你的大

作敬而远之。

《讲故事的人》不应当被束之高阁。怀特是哲学教授,长期关注人类智慧、精神生活和伦理道德问题。

他对《讲故事的人》有比较高的评价,自有其出发点和理由。笔者的出发点与怀特并不完全一致,但笔者完

全赞同怀特的意见——《讲故事的人》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献。本文拟从口头诗学的视域出发,释读和评

骘本雅明《讲故事的人》中所蕴含的人文思想光芒。窃以为这里的思考对于更透彻地阐明本雅明的论见能

有所助益。需要指出的是,在民俗学或民间文学研究领域,“讲故事的人”(storyteller)通常表述为“故事讲

述人”,“讲故事”(storytelling)则表述“故事讲述”。鉴于本雅明的这篇专论体现了其一贯的近似随笔的写

作风格,笔者就顺着本雅明的思路逐渐展开讨论。

[收稿日期]2023-08-06

[作者简介]朝戈金(1958-),男,蒙古族,内蒙古赤峰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

员,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内蒙古师范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院特聘教授,主要

从事少数民族文学、民俗学、民间文艺学研究。

本期特稿

1

第10页

2023年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6期

笔者对本雅明《讲故事的人》产生兴趣,是因为在研究民间叙事艺术领域,与之书名相近的《故事的歌

手》[3

(] 1960)堪称经典,而播下这部著作思想种子的时间,恰巧与本雅明写作《讲故事的人》的时间相同。从

1933年到1935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帕里(Milman Parry)和他的学生洛德(Albert B. Lord)到南斯拉夫进行

田野研究,试图解决古典学的经典难题“荷马问题”①。经过长时间的田野研究和理论探索,解析口头文本

的方法论体系最终成型,完整呈现于洛德《故事的歌手》之中,并以“帕里-洛德理论”②之名广受重视,不仅

深刻影响了研究民间叙事艺术法则的领域,而且对西方古典学和一般文学界,都产生了有力的冲击——西

方文学工具书中自此逐渐接受了荷马史诗是口头史诗演述传统之产物的论断。或许本雅明与帕里和洛德

同时感受到古老叙事传统面临衰亡,于是以不同方式做出了人文学者的回应——帕里和洛德师徒主要解

决了民间故事的演述人(主要是史诗演述人)是如何记忆和演述成千上万行英雄诗歌的问题,而本雅明则

对讲故事的传统渐行渐远给出了朝向文化哲学的阐释。相近的研究对象,不同的问题意识和研究进路,造

成了这两部著作之间的内在关联和巨大张力。本文主要立足于“帕里-洛德理论”以来的口头诗学视域,就

《讲故事的人》进行一种诗学的社会文化考察。

在《讲故事的人》中,本雅明从一位擅长写故事的俄罗斯作家尼古拉·列斯科夫(Nikolai Leskov,1831—

1895)的作品展开讨论。本雅明论文的核心意思,是“讲故事的艺术已濒临消亡”[2]44。至于为何这个古老的

讲故事艺术即将消亡,本雅明给出了症结的诊断和原因的说明。他并未恪守某个经典理论模型来条分缕

析地做出剖析,而是从人类生存状况和精神活动的整体出发观察社会生活领域所发生的嬗变,这就尤其凸

显了本雅明从历史进程和社会全景上把握论题的能力,凸显了他从现象(本雅明所说的“日常经验却告诉

我们……”)出发去揆度事物本质的独到眼光和深刻思想。

(民间的)故事讲述在离我们远去,首先是因为“经验失效了”[2]44。这里的“经验”,是指人们精神生活的

整体,但偏重指向“诗性智慧”的一隅。列维-斯特劳斯关于“野性的思维”具有“整合性”[4]

的论断,对我们更

好地理解本雅明很有帮助。对民间生活的整体性感悟和全局性把握,是形成故事传统的一般基础。进一

步说,本雅明认为传统社会中的经验主要来自两种人——分别以定居的农夫和商船上的水手为代表,也就

是固守本土传统、熟稔地方性知识和掌故的人,以及游历广泛、见多识广、能带回来远方信息的人。比较理

想的图景是这两类人能够共同存在并各自发挥作用,以形成有远有近的丰富故事图景。中世纪勃兴的作

坊就成了“讲授故事艺术的大学”[2]46,因为居有定所的工匠师傅和四处游历的手艺学徒同在一处劳作。于

是,远方见闻和当地掌故就能够融为一体了。在口头诗学论域中,传统社区总体上偏于稳固和保守,社区民

众共享着精神生活的“传统池”③,那些远行者把此地的逸闻趣事、传说故事带到彼地,又把远方的故事带回

来,于是就让此地传统池之水“流出”,又让远方的叙事艺术之水“流入”[5]

。航柯(Lauri Honko)在创用传统

池概念时强调用水体比喻观念池的存储和提取,与此在道理上是相通的,不过未见航柯就传统池与故事异

地流布和催生异文之间的关系展开讨论。本雅明没有触及“地理历史学派”等学说关于民间叙事流布的理

论,但他对民间故事讲述人的分类和故事内容(本地和远方)的观察,就指向了揭示民间叙事何以不胫而走

的方向。再进一步说,在本雅明这里,生活中的“经验”和“智慧”是一体两面的,因为经验中浸透着智慧。

传统语境中的故事讲述,往往因为故事中“包含的某种道德寓意,实用建议,抑或某一民间智慧或处事原

则”[2]48,所以故事是有“效用”的。但在今天,传统经验大都失效了,失去了给听者“提忠告”的作用,所以经

验的可交流性就失去了存在的土壤——“没有人再去讲述真理,亦即智慧正在消失”[2]48。从症状上看,这是

现代性将传统性驱赶到一个逼仄的空间里,令其往日风光不在。这种衰亡的征兆,按照本雅明的说法,不

过是生产力发展带来的一种“并发症”,是一个由来已久的过程,不应大惊小怪。本雅明关于手工作坊是

① “荷马问题”衍出于古典学,其内涵丰富,但核心问题是“谁是荷马?他是如何创作荷马史诗的?”

② 又作“口头程式理论”,由帕里和洛德创立,其精髓是三个结构性概念——程式、典型场景和故事范型。运用这三个核心概念和相关分析

模型,该理论解释了口头诗歌的构成单元和语言特征问题,也就回答了口头诗人何以能够在记忆中存储并在口头演述大型叙事文类的

问题。

③ 这是劳里·航柯(Lauri Honko)创用的概念,英文作“pool of tradition”,指特定社区民众所共享的传统文学知识的存储或库藏。社区成员

可随时“存入”或“提取”这些知识或叙事要素。该概念体现了传统文学知识的活性和共享属性。

2

第11页

朝戈金:本雅明《讲故事的人》之口头诗学发微

“讲授故事艺术的大学”的看法,从口头诗学的视角看,则指明故事讲述的公共性和场域性问题,这个场域

是物理空间和精神空间的统一,是参与者个体和群体的统一。通过故事之间的面对面的交流和信息传递,

实现了集体经验和智慧的纵向代际传承和横向群体传播。故事不是某个智者训导众人,而是通过共享塑

造民众集体性的精神生活——从内容到形式。

故事讲述的衰败,另一个原因是长篇小说的兴起。在本雅明看来,长篇小说与故事的不同在于小说依

赖书本和阅读,这是印刷术盛行之后才会出现的情况。而故事依赖口传,是亘古以来长期传承的。总之,

是媒介技术的革新推动了文学生产和传播的革命。传统故事讲述的是“他的亲身经验或别人转述的经

验”[2]49,这里的经验往往是直接感性的、设身处地的和了然于心的。在“传统池”滋生和培育出来的“前理

解”(pre-understanding)框架里,大约没有什么内容是陌生和怪异的。从讲述到聆听,演述的公共性(公众

参与、公共场域)强化了内容的集体共享。从口头诗学的立场出发,还可以进一步推演出讲述人和受众的

关系也是相互转化的。人人都是受众,人人都可能成为故事讲述人。“而长篇小说家却是孤立的。长篇小

说诞生于孤独的个体笔下”[2]49,所以小说艺术是个性化的,内容是从个人意念出发的,读者的阅读和理解则

是建立在个人生活和艺术经验积累基础之上的。在口头诗学的视域中,集体共享的故事内容,与传承它的

人们之间的关系,是“强关联”的[5]

。这就同时反衬了长篇小说在生产者和接受者之间的疏离情状,也就是

口头诗学所总结的“弱关联”。行文至此,忍不住想说,本雅明虽然世事洞明,难免百密一疏,如他断言长篇

小说“既非源自口述传统,也不隶属这一传统”[2]49,这就有点武断。口头传统很可能与某些长篇小说之间有

多方面关联。本雅明所举例的《堂吉诃德》无疑是诞生自“孤独的个体笔下”,但《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等

古典小说的最终写定,却有赖于故事在民间的长期口头传承、千锤百炼、异文丛生。不仅这些小说的“本

事”和人物形象与口头传统有斩不断的血肉联系,就连文字风格也有强烈的口头叙事艺术特征。

对故事讲述传统形成冲击的,当然不只是长篇小说。在本雅明的眼中,新闻报道的冲击力“比长篇小

说对故事的威胁还要大”[2]50,这是因为新闻报道是“资产阶级政权的重要统治手段之一”,拥有来自统治阶

级加持的很大力量,还因为新闻是迎合了人们“掌握身边事情”[2]51的基本需要,而且新闻还有“可信性”和通

俗性,也就是本雅明所说的“本身得是明白易懂的”[2]51,所以新闻报道就更容易传播,结果就是无处不在。

在可信性和通俗性方面,新闻和故事是正好相反的。传统的宽泛意义上的故事(散体叙事),学界通常认为

有神话、传说和故事三个主要文类,其中神话和传说在众多文化传统中被认为是“真实”的,而故事则是“虚

构”的[6]

。就三个文类的存量而言,故事在数量上是神话和传说的千百倍,所以笼统地说故事大体是虚构

的,不算离谱。总之,在民众对待它们的态度(信实性)上,虚构的故事和真实的新闻之间,实在是两歧遂

分。以在民众心中驻留的时间而言,蕴藉深厚的故事和直白表浅的新闻之间,也不可同日而语。故事是语

言的艺术,要借助形象和情节呈现意义,也会有一些文类如寓言等会给出“训语”以完成劝诫。至于新闻,

其要义是明白晓畅,不生歧义,虽常有褒贬立场,但人们听过就抛到脑后了。本雅明深谙艺术的魅力和作

用,他说“讲故事艺术的半个秘诀在于,复述一个故事时不去解释它”[2]51。换句话说,故事给了听故事的人

“新闻报道给不了的巨大想象空间”[2]52。

为了说明故事的想象空间,本雅明举了个古希腊的例子——希罗多德写过埃及国王萨米尼忒斯的故

事:作为波斯王的俘虏,他被带去看波斯人凯旋庆典,波斯王有意让他看到他女儿受辱,儿子被押赴刑场处

决,他一直保持沉默。当看到俘虏队伍中他的老迈仆人时,他却瞬间崩溃,极度哀伤[2]52。在此,本雅明告诉

我们,故事是耗不尽的,“它一直保留着自己的凝聚的力量,即便漫长的时间过后仍能放出异彩”[2]53。随后,

本雅明给出了蒙田的解读和其他多种对埃及国王情绪反应的解读,证明故事才会给想象和解读以巨大空

间,而新闻报道的价值“只体现在它尚是新闻的那一刻”。笔者赞同本雅明的看法,不过还想按照口头诗学

法则追加一句:新闻一般不会被反复讲述,因为它不具有可以反复咀嚼的蕴含,它只是事件本身的迅捷呈

现。故事则不同,会被代代讲述,成为民众精神的养分和重要的娱乐形式。

在本雅明看来是新事物的新闻,大抵不会得到从事口头传统研究者的完全服膺。在他们看来,当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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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6期

新闻也不完全是新事物。在年深月久且延续至今的口头传统中,消息(news)就是一个重要的类型。按照范

西纳的划分,目击者、传闻和想象/幻觉等,都包括其中[7]1-5

。有些在民众生活中的重要事件,就会在口耳传播

间,在代际传承间,成为传奇或故事。研究口头传统与历史的范西纳就曾转述过一则北美印第安人的叙事,

讲述两支印第安人如何发生冲突,导致人员被杀,最后划定边界达成和解的事情[7]15。事件发生那个阶段的

口头演述,应当是更接近“它尚是新闻的那一刻”,随后在长时间的口头复述中,演化出不同版本,就进入了

当地人口头的“传统池”中,沉淀下来,流传下去,成为模塑人们世界观的渊薮。

在本雅明这里,故事讲述人就如同手艺人,因为“讲故事是门手艺”[2]55,这是列斯科夫的看法,也是本雅

明的看法:“故事中留有讲故事者的痕迹,就如陶坯表面留有陶匠的劳作痕迹那般”[2]55。不仅如此,本雅明还

补充说,“正是手工劳作的氛围,才培育出了讲故事的才能”[2]54。这个见地非常精妙,因为纵使有传统池来对

演述进行规约和限定,杰出演述人的个人才艺和艺术风格,演述人所处时代的各种因子,仍然会给故事讲述

注入个人的或群体的因素,打上特定时代的烙印。从另外的维度看,讲故事的才能,是在传统中长期形成的

——故事有构造法则(普罗普“故事形态学”中的杰出工作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特定风格、制约机制等,一

如手艺人遵循行业规矩和技能制作工艺品。行文至此,笔者想起的一个典型例子是藏族唐卡绘制时“量度

经”对佛像绘制的严苛规定,首先要恪守法度,但杰出的唐卡画师仍能在画作上呈现个人的印记。遵循惯制

和呈现个人痕迹,也是一体两面的事情。总之,小说家的艺术灵感可以不受约束,故事讲述则需深深植根传

统。从口头诗学的立场阐发开去,就可以说,那些杰出的故事家并不是一个个孤单的个体,而是生长自群体

中,与群体合而为一。他们是群体的杰出代表,肩负着严格传承语词艺术传统的重任,同时又是群体中的杰

出个体,其中的佼佼者堪称语词艺术的巨匠,推动了口头传统的发展。中国的《玛纳斯》史诗演述大师居素

甫·玛玛依、《格萨尔》史诗演述大师桑珠、《江格尔》史诗演述大师朱乃等,就是我们时代的语词巨匠。

顺着本雅明的意思,讲故事犹如制作工艺品。如果人们不简单地抱持艺术家一定高于工艺师,艺术品

一定高于工艺品的成见,则不会认为这是贬低故事。历史上既有令人惊叹不已的顶级工艺品,也有不值一

看的所谓艺术品,这些不入流的所谓艺术品,并不会对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创造和传承产生什么影响,而

所有的故事汇集起来,却构成了一个民族精神宝库的最大库藏。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我们还没有发现哪

个族群、哪支文化中是没有故事讲述传统的情况。今天,畅销的小说发行数量可能惊人,给作者带来巨大

声望和丰厚物质回报的情况也不罕见。不过,如果拿艺术生命力和存续力做尺度,传承数百年乃至数千年

的故事比比皆是,讲述者习以为常,聆听者熟视无睹,研究者司空见惯;文人的作品能有这样生命力的,也

只是极小的一部分,其余的大抵在历史长河中湮没无闻。这也证明认为故事简朴粗鄙价值不高而小说精

致高雅价值不俗的看法,是多么的草率和站不住脚。

本雅明一贯的汪洋恣肆的议论风格,在这篇专论中也有淋漓尽致的体现。他随后讨论了故事并不直接

呈现事情纯粹的“本来面貌”,“而是先使事情植根于讲述者的生活,然后再从中将其和盘托出”[2]54-55。这就

与口头诗学关于听来的新故事先要完成“内化”(航柯语)才能流畅讲出,说的是一回事。随后本雅明讲到

“死亡”对讲故事的意义——“讲故事的人的权威源自死亡”[2]58。死亡是自然法则,既然人类模仿自然的从容

造物过程,生死循环就是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传统社会中目睹生死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但当代社会

已经将死亡推向远处(现代医疗资源等设施),故事也因此失去了很大一部分威力。

受众与故事讲述人之间关系的话题,引起了本雅明的兴趣。他首先认为“听众想记住听到的故事”,这

就让他们之间形成了“质朴关系”[2]62。在口头诗学的理论总结中,演述人和受众之间的关系可用“三共律”

来细化,即“共创、共述、共享”演述传统[8]

。进一步说,受众和演述人的关系可以相互转化,所以他们是一体

化的。特别将演述人朝向职业化、专门化方向进行强调,并将他们与普通受众区隔开来,只在某些情况下

有道理。对于演述大型长篇口头叙事样式而言,长期专门的学习训练以及个人才情和天分都是必要的。

在一些文化传统中,也有人以演述长篇故事为职业。对于这部分人而言,曲不离口的长期训练和演述,就是

他们生活的常态。本雅明认为记忆力(提及记忆女神缪斯)对于故事讲述很重要,就这一点而言是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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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戈金:本雅明《讲故事的人》之口头诗学发微

但从另一方面说,口头诗学在关于大型口头叙事样式主要是通过“程式化单元”如程式、典型场景和故事范型

来引导演述人遵循故事的路线图来现场创编故事,已然成为本领域的通识。记忆力并不能透彻解释一名演

述人何以能够流畅地演述成千上万的诗行,而且每次演述的记录本之间还有形形色色的差异[9]

“作为最古老的史料编撰形式的史诗便囊括了故事和长篇小说,因为它有着一种不计(各叙述形式之

间)区别的特性。”[2]63本雅明虽非史诗专家,也不攻民间文艺,但他关于史诗这个特定文类所具有的特征,倒

是观察敏锐,也准确。史诗是一个内涵丰富谱系巨大的文类,因而被行内认为是“超级文类”(super

genre)[10]

,具有多形性(multiformity)特点。这与本雅明的总结,可谓异曲同工。史诗学所谓超级文类,就是

说它是包孕和含纳其他诸多文类样式的一个文类,神话、传说、故事、谱牒等,都可以被纳入史诗,成为其组

成部分。因为具有多形性,史诗的构造便相当自由,不受成规约束。例如苗族《亚鲁王》这种同时具有创世

史诗、迁徙史诗和英雄史诗成分的复合型史诗,往往因为要处理不同的叙事内容,就会有不同的结构策略,

不同的表达特色,使其呈现多形性的样貌。本雅明说史诗囊括了故事和长篇小说,是强调了史诗的体量篇

幅和叙事性质——围绕主人公展开一系列行动,发生一系列事件。就阅读感受而言,史诗当然像长篇小

说,就生动曲折和引人入胜而言,也像故事。

本雅明关于叙事文学中“回忆”特质的讨论,是另一个饶有兴味的话题。他说回忆是一种历史事件的

链条,“它织就了一个网,将所有的故事最终网罗在了一起”[2]63。这其实是指向了前述社区民众文学材料和

知识所形成的“传统池”,而且这些单个的故事形成了互文(intertext)。这里的回忆,在口头文学传统中,其

实是叙事材料的历史性演进、分合和吐故纳新。此处可用一个事例予以说明:顾颉刚关于孟姜女哭倒长城

故事的“历史演进法”研究,就从《左传》记载杞梁妻却郊吊,到《檀弓》所载“哭之哀”,到汉及随后之“崩城”

“送寒衣”等材料,建立了一个孟姜女故事流变的过程图(链条)。当然,故事的实际流变要复杂得多(织就

了一个网)。施爱东说“成熟的孟姜女故事是一个集多种主题和多种情节类型于一体的庞大的同题故事

群,不仅在历时的长河中呈现着‘多源分流’的特征,即使是在同一时代,也是异文繁多,关系错综复杂,甚

至相互排斥”[11]

。所以,在口头文学研究者看来,若是把“回忆”理解为“历史事件代代相传的传统之链”,就

有比较大的局限性。不过,本雅明当然并不是简单地看待历史和传统,结合他在其他场合的讨论,我们就

会了解他思想的复杂性。在《〈拱廊计划〉之N》中他说:“也许,传统的连续性只是一种表象。然而正是这种

表象的延续为传统提供了连续性。”[12]193这种连续性可以做进一步的理解,“虽然过去与现在的关系是一种

纯粹时间和延续的关系,但曾经与当下的关系却是辩证的:不是时间性质的而是形象比喻性质的……”[12]124

所以,毫无疑问,在本雅明这里,关于过去的理解,永远是“从当前来远眺过去”[12]147,历史中那些有意义的片

段,就被从历史连续体中撬动出来,成为“知识所拯救的对象”[12]162。在口头传统中,由于后出的事件而改动

前在叙事的所在多有。沃尔特·翁(Walter Ong)将这种现象称之为“结构性失忆症”——当下的状况被“强

加在历史记忆之上”[13]

。所以,故事讲述是立足当前的,而历史的“回忆”线索并不是单行道,承载着文学材

料(史料编撰)的叙事之车笔直地从过去一路走下来。在口头叙事传统中,历史在每一次当下的演述中,都

被重新增删、修剪和改换,也即按照现实的需要加以改动——大到时代审美趣味之嬗替,小到现场受众之

施加影响,都会导致改动的发生。既然是“一个网”,当然就会牵一发而动全身。

在文章的后面部分,本雅明讨论了长篇小说问题。他转述了卢卡奇的看法,认为长篇小说是将时间当

作自身一个根本原则的唯一叙述形式[2]64。就“时间性”的问题比较长篇小说和传统故事的话,我们可以大

略地说,小说对时间线索的处理,是偏于锚定自然时间线索的;而民间叙事(史诗或故事等)是偏于无视自

然时间线索的。那些截取生活某些片段进行精细描摹的小说,固然在时间框架处理上没有明显瑕疵,即便

描绘长时段现实图景的长篇小说,也往往有准确的时间框架,情节上的快进、闪退或悬停,也都有准确安

排,除非有意为之,不会出现时间线索混乱的问题。我们再看民间叙事材料,其中的时间线索并不具有提

供叙事框架的意义。在前文字(或至少口头性为主的)社会中,这种情况就更为突出。亦邻真曾指出,从

《元朝秘史》的成书过程来看,对当时那些“草原史家”而言,按照时间线索编排史实是很困难的事情[14]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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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6期

比较古老的口头叙事传统中,不仅时间被完全虚化和主观化交代,连空间也是。所以巴·布林贝赫总结说,

蒙古史诗具有时空维度的复合性、形象性和模糊性特征。而且时间、空间和数量还会融合或转化[15]

。如用

空间大小指代时间远近:“当火红的太阳/还是小星的时候/当巍峨的昆仑山/还是土丘的时候”[16]

,极言其久

远。还有干脆冻结时间的情况,譬如在《江格尔》史诗中,宝木巴国度中的人民永远是二十五岁,没有衰老

和死亡,也没有季节更替,四季都是春天,“百花烂漫,百草芬芳”[17]

。所以“美男子明彦”永远是美男子(《江

格尔》),阿开亚人永远是“胫甲坚固”的(《伊利亚特》)。在此,口语规则和书写规则之间的差异,得以凸显。

此后,本雅明用了一些笔墨谈论了信仰问题、灵魂与眼睛和手的关系等问题,因非本文重点,且限于篇

幅,兹略去不议。

本雅明说“列斯科夫与童话精神渊源深厚,在这一点上,能与他相提并论地讲故事的人可谓凤毛麟

角”[2]70。在列斯科夫笔下,“正直的人是造物的代言人”[2]72,也就同时是“连接尘世与超凡世界的桥梁”[2]72。

因为在一定程度上超脱凡尘,他们身上就体现了上帝造物的广度和深度。也因此,“列斯科夫的故事(所

带来的教益)最适于用宗教方面的概念来解释”[2]68。本雅明说列斯科夫是最会讲故事的人,而传统的故事

是给人教益的,在发挥教导作用的故事文类中,“童话曾经是人类的首个生活顾问”,所以,会讲故事的人

一定是“会讲童话的人”[2]69。童话和游戏是孩童准备进入成年人世界之前最重要的热身和彩排,故而一个

社会不能没有童话和游戏。童话的社会功能和文化意义,是怎样肯定都不过分的。任何试图按照今天文

化生产和消费充分分工了的格局、理念和产品来轻率贬低童话——认为其低端和幼稚的人,其实只是凸

显了他自己的目光短浅和幼稚可笑。童话的永恒魅力,来自其特质。按照吕蒂的总结,童话具有“一维

性”“平面化”“抽象风格”等特征[18]

,这是契合孩童接受而形成的,不过童话的形式意志背后,有个更阔大的

意识形态背景——怎样理解和安置世间万物和人本身(从自然界、神灵到人间伦理等)。所以,童话在简

单的形式中包孕了深刻的思想力量和道德力量,于是一直都以这样那样的方式进入作家文学,成为作家

作品“赋能”——赋予能量和感染力的思想和艺术的源泉。在本雅明看似松散的关于童话的议论中,其实

传递的是他对古老文学(这里是童话)一向举意高远的敬意,同时,在与神话和传说的对照中,本雅明举重

若轻地揭开了他从童话纯净的形式和单纯的关系中所体察到的文学生产的隐秘动机。

在该长篇专论的最后,本雅明强调说“讲故事的人跟他的素材——人类生活——之间的关系,本身不

也是一种手艺人式的关系吗?讲故事的人的工作不正在于,用实在、实用和独特的方式去加工——自己和

他人的——各种经验素材么?”[2]78从艺术与生活的根本关系上看,每个艺术家,不论是民间的故事演述人还

是文人,在创编或写作时都是在用一定的方式加工经验素材。不过文人追求个性化手法,演述人追求模式

化手法——因为他们要在受众面前流畅讲述,没有可能从容斟酌和仔细拿捏,实用的策略就是利用现成的

“模块化了的”材料,如程式和典型场景等,按照预制的故事路线图现场装配故事。故事讲得流利和生动,

细节充盈,往往就会受到欢呼,是否新奇反倒不是重点。手艺人的特点,恰恰在于熟练运用在本行当中业

已形成并被无数工匠反复改进和定型了的技巧和法门,来娴熟地、高效率地、迎合受众期望地完成产品。

文人则相反,他们一定要绞尽脑汁彰显与他人不同的艺术风格,形象、情节、结构、语言等,都要力避窠臼,

力求出新。两类不同的文学生产者,运用不同的专业能力,迎合不同的社会期待,置身不同的生产环境,进

行不同的文学生产,达成不同的传递效果,取得不同的接受效果。

本雅明作为“欧洲最后一个文人”,对世道人心、文化艺术、科学技术等有比较全面的论述。他对于人

类古老的故事讲述传统式微的现象,有着远超常人的敏感和体悟,有些论见非常精辟,对事物表象的捕捉

和背后缘由的探查,也堪称鞭辟入里。不过,笔者认为既然要尊重本雅明的严肃思考,就应当客观地评价

他的思想和见解的得失。

本雅明擅长对文化现象进行具有哲学意味的探究。他讨论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摄影对艺术的影响,

“作为生产者的作者”等问题,这些话题的内在理路是相通的。本文所讨论的《讲故事的人》在选取论题上、

在描摹事象上、在切求经验和智慧远去之病理上,在揆度故事讲述与社会肌体的关系上,并未见出人意料

的特别发挥。他的立场和方法,就是以小见大,以局部指代整体。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一个最终无法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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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戈金:本雅明《讲故事的人》之口头诗学发微

避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问题:从马克思主义角度理解历史就必然要求以牺牲历史的直观性(形象性——

译者注)为代价吗?或者怎样才能将一种高度的形象化(Anschaulichkeit)与马克思主义方法的实施相结

合?这个项目的第一步就是把蒙太奇的原则搬进历史,即用小的、精确的结构因素来构造出大的结构。也

即是在分析小的、个别的因素时,发现总体事件的结晶”[12]118。这段话虽然是在其他场合讲的,但代表了本

雅明的基本立场和思想方法,用在这里说明他遴选样例,分析事物缘由的路数,十分契合。在他想要讨论

故事艺术这个论题时,一个擅长运用讲故事这种传统智慧之技巧的作家列斯科夫就成了展示他思想和思

考的合适对象。本雅明对他的写作技巧进行了切近的观察,条分缕析地揭示出“能把故事讲得生动有趣”

的人却“早已离我们远去”[2]43。一方面,本雅明从来不是一个恪守用放大镜来精细剖析病理的大夫——对他

而言,关于细部病灶的观察,够用就好。他还要拉开距离看,因为只有“拉大这一距离”,“才能从岩石中看

到一个人头或动物身形”[2]44。本雅明的辩证法修养令他能够在“抵近”与“拉远”之间从容切换,从而在个别

与一般、局部与整体、个人心智与时代思潮、特定瞬间与历史进程之间,完成对立统一思想图景的建构。本

雅明的高明之处也在这里,他不仅给你勾勒出雄浑的整体社会图景,还给你呈现诸多工笔画般细腻的局

部。就如在《讲故事的人》中转述希罗多德所述故事那样,用生动感人的细节,呈现出故事如何才能蕴藉深

厚、保存着“发芽生长的力量”[2]53的道理。

另一方面,从口头诗学尤其是故事学的专业立场看过去,本雅明关于故事的讨论更偏于艺术的社会学

考察,故而对于故事讲述传统中诸要素和彼此之间作用的观察,当然是不可能如行内人那般安排和布局,

他是在一般艺术理论和社会变迁的广大背景之上讨论问题的。他的议论就显现出两个特点:大格局拿捏

精准到位而小局部描摹稍显随意。在大方向的观察和大格局的判定上他是按在了时代的脉搏上,于是就

能看到他关于艺术活动(这里是故事讲述)轨辙和趋势的研判是准确的。来到关于传统叙事艺术内部知识

的梳理和讨论上,则显得未能条分缕析。譬如说人们的传统经验失效和智慧远去、新闻兴起、长篇小说大

行其道,皆可视为导致故事讲述衰败因素,就显得未能切中肯綮。西方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生产力提高和

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加强,乡村人口向城镇集中,阅读人口显著增加,技术进步带来的娱乐形式多元化等,才

是导致传统文艺形式式微的缘由。赫尔德和格林兄弟目睹沉淀在日耳曼农人歌谣中的民族精神正在消失

因而奋起搜集辑录和出版口语艺术资料,就是在做双向的工作:挽救传统并向其致敬,朝向未来时给传统

争取一席安身之地。在文艺领域修养深厚的本雅明,不会对格林兄弟的工作和立意毫不知晓,只不过他没

有选择完全进入民间叙事艺术的领域去讨论问题,而是选取了更为曲折和复杂的两重路径,一条通向传统

语境讨论故事讲述的环境(如他津津乐道的传统手工作坊)和讲述人的身份(定居的农夫和商船上的水手

等),一条直达作家列斯科夫的个人叙事艺术层面(这里浸透着传统故事讲述的智慧和技巧)。在这两条路

径的交错延伸中,揭櫫故事美学诸层面的门道和法则。可以说,类似本体论的关于传统叙事智慧的解说,

以及接近工具论对传统叙事智慧列斯科夫式利用的呈现,就构成了《讲故事的人》的“复调”式结构。这种

结构就让该文逻辑推演,步步蹀躞。

本雅明此文对我们的启示是,传统的故事讲述并不是一宗单纯的文学事件,而是民众基本精神生活需要

的一个组成部分——交流经验、分享智慧并娱乐人们,但世间万物皆有生有灭,故事讲述也不能例外,随着环

境和条件的改变,讲故事的人就会“离我们远去”,只不过本雅明从中“感受到了一种新的美”[2]48,这是挽歌般

的美。世界并没有变得更好,因为人们的生活经验越来越支离破碎,社区退却,集体性减弱,个人的孤独感与

日俱增[1]

。今天的世界正在失去艺术中的整体感(如曾在神话或史诗中那样)和生活中的整合性(列维-斯特

劳斯)。以往的故事带着个人经验的痕迹,就像陶器上留有陶工的痕迹。这种“具身性”(embodiment)表明故

事主动拥抱生活[1]

。因此可以说,讲故事乃是一种实践性的智慧。回到故事本身,既然讲故事是一门手艺,就

会有制作轨范,有特定格式和方法(普林斯的《故事的语法》和施爱东的《故事法则》就是揭示故事构造规律的

杰作)。它们是顺应人类的基本需要出现的,又在漫长的发展中淬炼成型,伴随人类脚步走到今天。本雅

明持悲观的消亡论观点,我则相反。传统讲故事的环境不存,但动机和需要还在,譬如会在“次生口语文

化”(secondary orality,这是沃尔特·翁所创用的术语)环境中开辟新的空间,形成新的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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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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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严孟春]

An Oral Poetics Approach to Walter Benjamin's The Storyteller:

Reflections on the Works of Nikolai Leskov

ZHAO Ge-jin

(1. Institute of Ethnic Literatur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2. Institut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 Hohhot 010000, China)

Abstract: In Storytellers: Reflections on the Works of Nikolai Leskov (1936), Walter Benjamin vividly depicts the

symptoms that the ancient tradition of storytelling in human society are on the brink of extinction, and then

reveals the reasons. Benjamin conducts his discussions on two dimensions simultaneously. One is how the

ancient folk storytelling traditions are generated and operated, and the other how the contemporary representative

writer Leskov inherits the traditional poetic wisdom to form his style of narrative art. Benjamin, with his consis‐

tent style of learning about what is forthcoming by observing tiny clues, alternately discusses the ontological

issues of traditional narrative wisdom and the instrumental issues of Leskov's use of traditional narrative wisdom,

thus endowing his The Storyteller with a broad scope of discourse and the enormous tension. Thus, novel art,

story aesthetics, oral poetics, and among other fields can all get deep inspirations from it.

Key words: Walter Benjamin; storyteller; oral poe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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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页

2023年11月

第41卷 第6期

Nov. 2023

Vol. 41 No. 6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HAINAN UNIVERSITY(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主持人导语

探索东坡文化研究的新路径

谭新红

(海南省东坡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海南 海口 570228)

若要在五千年中华文明史上选出一位在文学、书法、绘画、艺术、政治、思想等诸多领域皆有建树的

“百科全书式”天才,一定非苏轼莫属。而其人格、精神、境界之伟大,更是泽被后世、沾溉至今。林语堂

热情洋溢地称赞苏轼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个大文

豪,大书法家,创新的画家,造酒试验家,一个工程师,一个憎恨清教徒主义的人,一位瑜珈修行者,佛教

徒,巨儒政治家,一个皇帝的秘书,酒仙,厚道的法官,一位在政治上专唱反调的人,一个月夜徘徊者,一

个诗人……”苏轼对中华文化影响之深远、之全面,亦如其笔下的“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一样,是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无尽藏也”。东坡文化是中华文明持续发展并走向世界的活水源头。习近平

总书记在考察四川眉山三苏祠时强调,“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要认真汲取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

苏东坡是海南文化的启蒙者,海南也是苏东坡一生中重要的居住地和精神家园。如何提炼展示东

坡文化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推动东坡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助力海南自贸港建设,是摆在我们面前

的一张时代答卷。海南省委第八次代表大会报告提出,要“保护和利用好东坡文化”。2022年4月,海南

省东坡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以下简称“中心”),旨在为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文化支

撑,使之成为东坡文化研究的重要阵地、智库与平台,从而发挥东坡文化旅游消费的基础性作用,打造海

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名片”。

2023 年 2 月,中心举办了“首届东坡文化国际高端论坛”,共收到论文近两百篇,涵盖东坡思想、文

学、历史文化与艺术、传播以及东坡文化与当代价值等内容。无论宏观研究还是微观研究,无论是内容

还是方法,多有令人耳目一新之论,使得本次论坛真正打破了学科壁垒,实现了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

为了推动东坡文化研究在新时代更上一层楼,《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特开设“东坡文化研究

与传播”专栏,成为东坡文化研究与传播的重要阵地。前几期文章将主要从参会论文中遴选,后续将面

向学界征稿。内容不限于苏轼文学研究,还将涵盖苏轼思想、书法、绘画、饮食、文创、产业发展、遗址遗

迹、家德家风、历代接受、域外传播与海南自贸港建设等诸多方面。换言之,举凡与东坡有关的文章,皆

在征稿之列。

作为宋代研究的热门文人,苏轼研究已取得了长足发展,大有难以为继之势。但正如海南省人大常

东坡文化研究与传播

9

第18页

2023年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6期

委会党组书记李军在论坛开幕式上的致辞中所说:“只要找准了方向、用对了方法,东坡文化研究就能不

断开辟出新角度、新领域,收获新成果。”如何探索东坡文化研究的新路径,是本栏目的初心与使命。我

们希望本栏目能成为国内外东坡文化研究的前沿阵地,引领未来的学术发展。

第一期发表的三篇文章,从不同角度体现了东坡文化研究的新路径。王兆鹏、李洁芳的《20世纪宋

史领域里苏轼研究论著的量化分析》从史学视角考察20世纪的苏轼研究成果。文章指出20世纪的宋史

人物研究中,以苏轼研究的成果最多。从文学研究的角度看,这一现象并不意外,但从历史研究的角度

看,这一现象就格外引人注目。因为宋代值得关注的历史人物太多了,单从政治影响而言,王安石、岳飞

等人都比苏轼更能推动历史走向,而苏轼却稳坐史学研究的第一把交椅,这实在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

题。带着这一问题,作者勾勒了20世纪不同时段的研究变化,揭示其背后的原因。全文抽丝剥茧、层层

深入,有移步换景之妙。

周裕锴的《规模东坡——宋僧惠洪在海南的“补东坡遗”》属于东坡接受史研究。文章从一个基本的

事实立论:惠洪在苏轼北归十年后被流放海南,写下“补东坡遗”诗七首,补足苏轼在海南当写而未写的

内容。这一事实,研究宋代文学的学者都不甚陌生,但文章的考证功夫极其细密,且从心态史的角度切

入研究,以惠洪的视角、足迹、文字来披露他“规模东坡”的创作心理。读罢全文,仿佛作者本人就是惠

洪,又或者作者是历史的见证者,一路跟随惠洪,讲述他当年的所思、所想、所为。文章向我们还原了一

幅苏轼影响力的绝美画卷。斯人已逝,但其人格魅力依然存活于天地之间。

孟国栋的《科举与日常:清代的试律诗创作与苏轼诗歌接受》也是一篇接受史研究,作者不泛论清代

的苏诗接受,而是从科举考试的视角立论,推导出清中后期苏诗接受的一些特征。作者对文学背后的制

度、文化十分熟稔,对清代科举考试生态、诗歌选本教材、士子日常生活均有精到把握,故能将清代苏诗

接受的整体面貌与局部风景呈现出来,显得力透纸背。

总之,无论是选择独到的视角,还是运用新颖的方法,抑或使用一手的材料,研究者都能找到苏轼研

究的空白地带或薄弱环节,通过考论,将苏轼研究往前再推一步。这些努力都体现了研究者的真知灼见

与匠心独运,并拓展出东坡文化研究的新路径。这正是本栏目期待看到并愿与读者分享的。

经过多年来的不懈努力,《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在国内期刊界已取得较强的学术影响

力,在此基础上,将“东坡文化研究与传播”专栏打造成精品栏目,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和奋斗的目标!

[责任编辑:严孟春]

10

第19页

2023年11月

第41卷 第6期

Nov. 2023

Vol. 41 No. 6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HAINAN UNIVERSITY(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20世纪宋史领域里苏轼研究论著的量化分析

王兆鹏,李洁芳

(中南民族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摘 要]20世纪宋史研究论著总计41319项,有1471位宋史人物进入宋史研究的视野,其中苏轼研究的成

果量最多,达3263项,独占鳌头。研究热度之高,无出其右。数据表明,被研究的成果量与历史人物的贡献力、影

响力、知名度和美誉度高度正相关。苏轼三千多项研究成果,分布在文学、学术思想、文化艺术等二十个方面。历

史人物研究成果量的主题分布,反映出当代学者对历史人物的身份认同。20世纪宋史领域里苏轼研究的序幕,揭

开于1918年,此后经历三个时段的变化,至1981年,始形成热潮。20世纪共有1989人发表过苏轼研究成果,大量

是低产作者,拥有6项以上成果量的活跃作者仅66人。10位高产的活跃作者,投注度都很高。活跃作者,只说明

其成果数量多,其成果的学术质量,并不能等量齐观。如何评估学术成果的质量、如何评价学者的贡献,还需要不

断完善量化分析的指标和权重,建立科学的量化评价体系。

[关键词]宋史研究;苏轼;量化分析;计量学术史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1710(2023)06-0011-11

[DOI]10.15886/j.cnki.hnus.202306.0376

在20世纪的宋史研究领域,苏轼受关注的热度如何?史学者比较关注苏轼哪些方面?苏轼研究的热

度是在什么时段形成,经历了什么样的阶段性变化?苏轼研究有哪些活跃作者?本文将依据统计数据,回

答并量化分析上述问题。

本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方建新所编《二十世纪宋史研究论著目录》[1]

。本文作者团队,先将《二十世纪

宋史研究论著目录》录入Excel表,然后进行多角度的标引,研发成可多元检索和自动统计的数据库。所有

数据都是计算机自动统计生成,故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值得信赖。需要说明的是,一部著作和一篇论文

都作为一项成果统计。

一、宋史领域里苏轼研究的热度

20世纪的宋史研究论著,总计41319项。其中苏轼研究的成果占多少份额?热度如何?请看表1。

20世纪宋史研究领域,涉及的历史人物1471人①。换言之,有1471人进入宋史研究的视野,其中苏轼

研究成果量最多,有3263项,独占鳌头(见表1)。他的成果量,相当于第二、第三名朱熹和王安石成果量之

和,是第四名辛弃疾成果量的3倍多。可见苏轼研究热度之高,无出其右。

由表1可见,宋史研究领域,成果量名列前十的历史人物,依次是苏轼、朱熹、王安石、辛弃疾、李清照、

陆游、欧阳修、岳飞、司马光和黄庭坚。这些倍受关注的焦点人物,往往具有多重身份和多重历史贡献,除

了文学家的共同身份外,还是政治家、思想家,或军事家、理学家、史学家。苏轼作为宋代文学艺术最杰出

的巨匠,关注度最高,自在情理之中。朱熹是理学宗师,宋代理学、儒学都与他密切相关,研究他的成果量

[收稿日期]2023-06-2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19ZDA253)

[作者简介]王兆鹏(1959-),男,湖北鄂州人,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唐宋文学与数

字人文研究。

① 历史人物研究成果量,是按论文著作的标题来统计。凡论文题目、著作书名中标明人物姓名字号的,就算其人的研究成果。论著内容中

涉及人物而题目中没有明确标明人物姓名字号的,则不计入。

东坡文化研究与传播

11

第20页

2023年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6期

多,也不意外。王安石是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要研究熙宁变法和政治改革,也离不开他,有关他的成果

量位居第三,也理所当然。一位历史人物研究成果量的多少,似乎也反映出历史人物的贡献力、影响力、知

名度和美誉度的高低。虽然不能完全说被研究的成果量越高,历史人物的贡献和影响就越大,但可以肯定

地说,被研究的成果量与历史人物的贡献力、影响力、知名度和美誉度高度正相关。

我们来比较一下,20世纪宋代文学研究中作家研究的热点。在宋代文学研究领域,苏轼也是最受关注

的作家。20 世纪宋代文学研究成果量有 22960 项①,研究苏轼的成果量多达 3400 项,也是高居榜首(见表

2)。位居第二的辛弃疾的研究成果量,仅有苏轼的一半。有关作家的成果量越多,表明学者对其关注度越

高。在宋代文学研究和宋史研究领域,唯有苏轼一人最多,表明无论是文学研究者还是史学研究者,都高

度关注苏轼。当然,文学研究和史学研究的成果,彼此有部分交叉重叠。即是说,部分论著,既是宋代历史

研究的统计源,也是宋代文学研究的统计源。但无论如何,苏轼的关注度最高,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相

比较而言,苏轼研究的成果,在宋代文学研究领域占比更高,其 3400 项成果,占宋代文学研究成果总量

22960项的 14.8%。而在宋史研究领域,其 3263项成果,占宋史研究成果总量 41319项的 7.9%。苏轼研究

成果量,在文学研究领域的占比高于史学研究领域的占比近一倍。

这表明,苏轼在文学研究领域更受关注,毕竟文学是以作家作品研究为中心,而史学研究是以问题为

中心。从数据来看,22960项宋代文学研究成果,只有3597项与个体作家作品无关,而41319项宋史研究成

果,则有 18832项成果与人物无关。即是说,45.6% 的宋史研究成果是以研究问题为主,不涉及具体人物;

① 宋代文学研究成果量,系据笔者团队在刘德汉主编《中国文学论著集目》两宋卷(中国台北五南图书公司1996年版)、王兆鹏等主编《宋

代文学研究年鉴》1995年至2000年各辑(武汉出版社1998—2001年版)基础上集合、标引、开发完成的《20世纪宋代文学研究论著目录

数据库》统计。

表1 宋代历史人物研究成果量前30名分布表

人物

苏轼

朱熹

王安石

辛弃疾

李清照

陆游

欧阳修

岳飞

司马光

黄庭坚

数量(项)

3263

2088

1213

1010

937

761

717

646

549

488

人物

范仲淹

程颐

陆九渊

文天祥

张载

柳永

姜夔

程颢

秦观

沈括

数量(项)

409

395

376

368

352

330

323

301

300

242

人物

包拯

周敦颐

周邦彦

郑樵

陈亮

杨万里

米芾

苏洵

晏殊

严羽

数量(项)

223

222

218

195

191

184

159

151

147

143

表2 宋代文学研究成果量最多的20位作家排行表

作家

苏轼

辛弃疾

李清照

陆游

欧阳修

姜夔

柳永

周邦彦

岳飞

朱熹

成果量(项)

3400

1748

1587

891

684

658

651

506

467

466

作家

秦观

王安石

黄庭坚

文天祥

晏殊

晏几道

吴文英

范仲淹

作家

贺铸

成果量(项)

462

433

431

331

324

307

289

262

218

169

12

第21页

王兆鹏等:20世纪宋史领域里苏轼研究论著的量化分析

宋代文学研究,只有15.66%的成果与个体作家无关。由此可以发现,八成多的文学研究成果是以作家作品

为关注对象,而史学研究领域,只有一半的成果与具体的历史人物相关。正因为如此,苏轼在文学领域的

关注度比在史学领域的关注度更高。

那么,在宋史研究领域,学者主要探讨苏轼哪些方面的问题呢?《二十世纪宋史研究论著目录》将宋史

研究论著分为概论、政治、法律、经济、军事、阶级与阶级斗争、社会、民族关系、中外关系、宗教、教育、学术

思想、史学、语言文字、文学、文化艺术、文献、历史地理、科学技术、人物、考古与文物二十一个主题,而苏轼

三千多项研究成果,分布在文学、学术思想、文化艺术等十九个方面(见表3)。

表3显示,苏轼的研究,除去概论、阶级与阶级斗争两个主题外,涉及宋史研究各方面的主题。由此也

可看出,苏轼的成就涵盖了方方面面。我们经常说苏轼是全才,主要是指苏轼在诗词文赋书画方面所表现

的杰出才能和成就,其实,从苏轼研究成果的面向来看,苏轼在政治、经济、教育、法律、科学技术诸多方面,

都有不凡的造诣和成就,是百科全书式的全才、通才。

相对而言,研究苏轼文学成就的论著最多,达2070项,占其成果总量3263 项的63.63%;文化艺术的成

果量为 249项,占其研究成果总量的 7.63%。二者相加,共占七成多。这表明,在宋史研究领域,苏轼首先

被视为文学家,学者最关注的是其文学成就。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朱熹,而朱熹研究成果量最多的是其学

术思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量1298项(见表4),占其成果总量2088项的62.16%,而研究其文学的成果量仅

155项,占比不足一成。可见,在宋史领域里,朱熹首先是作为理学家而受到关注。王安石,首先是政治家,

其次才是文学家,研究其政治的成果量高于研究其文学的成果量。王安石在政治方面的作为和贡献,更受

学者的重视。至于辛弃疾,跟苏轼一样,也是作为文学家而受到青睐。他的研究成果量八成多是关乎其文

学成就,特别是其词作的成就。

表4 朱熹、王安石、辛弃疾研究成果量的主题分布表

学术思想

人物

教育

文学

文献

史学

语言文字

宗教

文化艺术

经济

1298

185

182

155

55

52

46

35

24

12

政治

文学

人物

教育

学术思想

经济

文献

语言文字

政治、法律

法律

356

319

226

90

89

54

20

18

11

5

文学

人物

文献

语言文字

军事

经济

宗教

学术思想

历史地理

考古与文物

844

146

7

3

3

3

1

1

1

1

朱熹

主题 成果量(项)

王安石

主题 成果量(项)

辛弃疾

主题 成果量(项)

表3 苏轼研究成果量的主题分布表

主题

文学

人物

文化艺术

学术思想

宗教

文献

考古与文物

经济

政治

史学

成果量(项)

2070

693

249

55

39

29

17

16

16

15

主题

科学技术

语言文字

社会

民族关系

军事

历史地理

中外关系

教育

法律

成果量(项)

13

8

8

6

5

4

4

4

1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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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6期

科学技术

政治

社会

法律

中外关系

历史地理

政治、法律

军事

10

9

9

6

6

2

1

1

民族关系

军事

科学技术

史学

宗教

文化艺术

历史地理

考古与文物

政治、经济

社会

5

4

4

4

2

2

1

1

1

1

表4(续)

朱熹

主题 成果量(项)

王安石

主题 成果量(项)

辛弃疾

主题 成果量(项)

从历史人物研究成果量的主题分布,可以看出当代学者对历史人物的身份认同。历史人物,即研究对

象,其中有文学家、理学家、政治家、军事家等,人们对其研究因身份认同有异往往会有所偏重。

二、宋史领域里苏轼研究热点的形成与变化

20世纪宋史领域里苏轼研究的序幕,揭开于1918年。这年《东方杂志》第5期发表有《读苏子瞻〈志林〉

感言》,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沈宗元编的《东坡逸事》。然低开低走,直到1956年,每年都只有几项成果问世,

有些年份甚至研究成果为零(见表5)。

表5 20世纪宋史领域苏轼研究成果量的年度分布表

年份

1918

1919

1920

1921

1922

1923

1924

1925

1926

1927

1928

1929

1930

1931

1932

1933

1934

1935

1936

1937

1938

成果量(项)

2

1

0

0

1

1

1

1

4

0

0

2

0

1

3

3

3

8

9

9

0

年份

1939

1940

1941

1942

1943

1944

1945

1946

1947

1948

1949

1950

1951

1952

1953

1954

1955

1956

1957

1958

1959

成果量(项)

1

1

6

2

2

0

1

1

5

3

0

0

1

4

0

1

6

5

24

7

15

年份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1966

1967

1968

1969

1970

1971

1972

1973

1974

1975

1976

1977

1978

1979

1980

成果量(项)

11

17

30

13

4

11

6

6

8

13

18

7

13

20

19

11

12

14

24

74

65

年份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合计

成果量(项)

103

137

153

155

127

128

107

95

95

98

111

140

133

115

140

136

175

168

213

204

3263

从成果量的发展变化来看,20 世纪宋史领域的苏轼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如果将上表转换为柱形

图,三个阶段的变化显得更加直观,见图1。

14

第23页

王兆鹏等:20世纪宋史领域里苏轼研究论著的量化分析

由图1可见,1918—1956年,为宋史领域苏轼研究的起步阶段。每年的成果量都在个位数。39年的成

果总量为88项,年均成果量为2.25项。

一般的学术史分期,都是以1949年为界,为何这里是以1956年为界?过去以1949年为节点,往往是参

考政治史的分期。而学术史的发展变化,固然会受到政权更迭、政治风向的影响,但学术史往往会有自身

的发展逻辑,学术史的发展与政治史的变化并非同步,有时会滞后。1949年以后,并未立即带来学术史的

大变化。这本是情有可原。新中国诞生,百废待兴,学者无暇安静地坐在书斋从事学术研究。何况当时的

学者,都是从旧时代来到新时代,如何适应新时代的需求,如何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来研究中国古

代历史和文学,都有一个慢慢消化和理解的过程。事实也是如此。表5的数据显示,1949、1950和1953年

苏轼的研究成果为零。1951、1952和 1954、1955年虽各有几项成果,但都是中国台湾地区《畅流》《天风月

刊》《大陆杂志》等期刊揭载的文章。也就是说,1949—1955年,我们大陆没有产出一项苏轼研究成果。直

到1956年才有3项成果问世,分别是唐圭璋的《论苏轼〈念奴娇〉词里的“羽扇纶巾”》、程千帆的《读苏词札

记》和匡扶的《略论苏轼及其诗》。20世纪50年代初的几年,苏轼研究延续的是之前的低迷态势。换言之,

新中国成立之初,并没有改变苏轼研究的格局。直到1957年,苏轼研究成果量才迈上新的台阶。所以,把

第一阶段的节点放在1956年。

这一阶段,总共有76人发表过苏轼研究的成果,其中有4人发表过3项苏轼成果,算是这个阶段的活跃

作者。他们是张尊五、罗根泽、林语堂和雪涛。

张尊五先后在《国专月刊》发表《苏子瞻之社会政策》(1936年第1期)、《东坡行实录》(1937年第3-4期)

和《东坡文学》(1937年第4期);罗根泽分别发表了《三苏的改革文学意见》(《经世季刊》1941年第4期)、《三

苏的思想》(《学识》1947年第10期)、《苏轼的文学方法》(《西北文化月刊》1947年第2期);林语堂则在中国

台湾地区《天中月刊》发表《苏东坡事迹考》(1952年第1期)、《苏东坡与其堂妹》(1952年第2期)等;雪涛在

中国台湾地区《畅流》发表《苏东坡的少年时代》(1955年第 3期)、《苏东坡的浪漫时代》(1955年第 5期)和

《苏东坡的黄金时代》(1955年第9期)。

虽然是起步阶段,但苏轼的诗词文研究都有涉及。特别是龙沐勋的《东坡乐府综论》(《词学季刊》1935

年第3期)、郑骞《柳永苏轼与词的发展》(《读书青年》1941年第3期)、张鹤群《论苏辛词之异同》(国学专刊》

1926年第2期)、严恩纹《东坡诗分期之检讨》(《责善半月刊》1941年第1-2期)、胡怀琛《韩柳欧苏文之渊源》

(上海大东书局《国学》1926年第2期),开启了20世纪苏轼词、诗、文研究的新门径。范皕海的《关于苏东坡

与木牛流马》(《逸经》1937年第3期)、冼玉清的《苏轼与海南动物》(《岭南学报》1948年第1期),则探讨了苏

轼与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对后来苏轼与科学技术史的研究颇有启发。

1957—1980年,为宋史领域苏轼研究预热阶段。这个阶段每年成果量增长到两位数。24年成果总量

达到442项,年均成果量为18.42项,较前一阶段,提高了8倍。

图1 20世纪宋史领域苏轼研究成果量的发展走势图

年份

成果量(项)

15

第24页

2023年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6期

值得注意的是,1967—1976年的“文革”十年间,苏轼研究成果量有 127项,每年的成果量基本维持在

1957年以来的平均水平,似乎没有受到“文革”的影响。其实,这十年的成果,主要是由中国台湾学界推出,

问世的成果为114项,约占同期研究苏轼成果总量的九成。而大陆研究苏轼的成果只有13项,且几乎都是

政治大批判,看题目就可明白:《批判苏轼的文人画理论》《“三绝碑”——苏轼之流尊儒反法的一个见证》

《批判苏轼之流攻击秦始皇统一文字的谬论》《揭穿苏轼尊儒反法的两面派嘴脸》《反对革新的吹鼓手——

苏轼》《北宋尊儒反法的反动政客苏轼》。这些都是非常态的学术研究,令人唏嘘。

1957年是20世纪苏轼研究的第一个变化节点,年成果量首次上升为24项。主要原因是,当时的《语文

教学》和《语文学习》发起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词的争鸣。先是唐圭璋在《语文教学》1956年第 12期发

表《论苏轼〈念奴娇〉词里的“羽扇纶巾”》认为《念奴娇》词中“羽扇纶巾”是指诸葛亮,而不是写周瑜。夏承

焘读后,即在次年《语文教学》第2期发表《关于苏轼〈念奴娇〉词“羽扇纶巾”之疑问》,认为“羽扇纶巾”应兼

指周瑜和诸葛亮。随后林庚、钱仲联、詹安泰、胡国瑞等跟进论辩。赵秋帆又在《语文教学》1957年第 3期

提出《“狂虏”还是“樯橹”》?唐圭璋接着在第5期撰文《是“樯橹”不应是“狂虏”或“强虏”》。此后又有八九

篇文章参与争鸣讨论,从而提高了这年的成果量。

这个阶段,研究作者的人数已增加到336人,较前一阶段扩大了3倍多。发表过2项以上苏轼研究成果

的有 58人,发表过 3项以上成果的活跃作者 21人,见表 6。活跃作者中,陈宗敏、郑骞、陈香、费海玑、江正

诚、曹树铭、林语堂、李里、游国琛9人为港台学者,差不多占同期活跃作者的一半。

此期研究苏轼成果最多的是陈宗敏,1973在台北文笙出版社出版过《苏东坡传》,1970—1974年在《中

华文化复兴月刊》先后发表有《略论苏辛词之同与不同》《苏东坡的性格与人性》《苏东坡的书画》《东坡论

画》《苏东坡的文学论》等论文。

大陆学者中成果最多的是刘乃昌。他的 7项成果中,6篇是论文,另有一部著作《苏轼选集》。其中一

篇论文《论苏轼的安边御敌思想和爱国诗篇》[2]

,从思想史的角度论述苏轼诗歌的特点和贡献。

这个阶段的苏轼研究,不仅是成果量的增多,更是质量的提升和研究的深化。如苏轼生平研究,在宋人

年谱的基础上,有了王保珍的《增补苏东坡年谱会证》[3]

。东坡词集编年,在朱祖谋、龙榆生《东坡乐府笺》之

后,有曹树铭的《东坡词:编年校注及其研究》[4]

。苏轼传记,继林语堂《苏东坡传》后,又有曾普信的《苏东坡

传》[5]

、陈宗敏的《苏东坡传》[6]

、刘维崇《苏轼评传》[7]

,全面论述苏轼的生平、思想和成就。文学研究专著,有凌

琴如《苏轼思想探讨》[8]

、王保珍《东坡词研究》[9]

、游信利《苏东坡的文学理论》[10]

、陈满铭《苏辛词比较研究》[11]

内地仅有四川大学学报编辑部编辑的论文集《苏轼研究专集》[12]

。较之中国台湾学界苏轼研究的如火如荼,

大陆学界略显冷清。可以说,这一阶段苏轼研究的预热,主要是中国台湾学者增添的薪火。

图 1 显示,1981—2000 年,为宋史领域苏轼研究的热潮阶段。20 年间,成果总量飙升到 2733 项,年均

136.65项,较前一阶段增加了10多倍。从第一阶段年均成果量的几项,到第二阶段年均成果量的十多项,

再到本阶段年均成果量的一百多项,苏轼研究已登上第三级台阶。

苏轼研究由冷而热,变化的节点是 1981年,这年苏轼研究的成果首次突破 100项,此后一直在高位运

行,只有1988、1989、1990这三年的成果下滑至90多项。1999年,达到峰值,年成果量为213项。1981年成

表6 1957—1980年苏轼研究活跃作者成果量分布表

作者

陈宗敏

刘乃昌

郑骞

陈香

费海玑

江正诚

夏承焘

成果量(项)

13

7

7

5

5

5

5

作者

曾枣庄

曹树铭

曹思彬

林语堂

龙沐勋

苏雪林

陈迩冬

成果量(项)

5

4

4

4

4

4

3

作者

李里

徐中玉

颜中其

游国琛

臧克家

周本淳

朱靖华

成果量(项)

3

3

3

3

3

3

3

16

第25页

王兆鹏等:20世纪宋史领域里苏轼研究论著的量化分析

果的增多,应与1980年9月四川召开的苏轼研究学术讨论会有关。这次会议有80多位学者参会,提交会议

论文36篇。第二年正式刊出,自然提升了苏轼研究的成果量。此后全国苏轼研讨会差不多每两年举行一

次,到1999年,已举行第十届。学术会议是现代学术发展进步的重要推手。苏轼研讨会,推动了苏轼研究

热潮的形成,促进了苏轼研究的深化和成果量的增加。

这个阶段,研究论著的作者已由上一阶段的336人增加到1655人。拥有8项以上成果量的活跃作者有

36人,见表7。

从表7来看,活跃作者中,成果量最多的是中国台湾学者陈新雄,多达54项。不过,他的成果主要是赏

析文章,在《国文天地》发表的苏诗赏析文章就有45篇。其次是曾枣庄和王水照。曾枣庄研究苏轼的成果

有44项,其中著作有19种,如《三苏文艺思想》《苏诗汇评》《苏文汇评》《苏词汇评》《三苏研究》《三苏传》《苏

轼传》等,前六种都曾在中国台湾有关出版社出版。王水照有关苏轼的研究成果有 35项,其中著作 16种,

论文19篇,代表性著作有《苏轼》《苏轼选集》《宋人所撰三苏年谱汇刊》《苏轼论稿》《苏轼研究》《苏轼传:智

者在苦难中超越》等。高产作者中杨胜宽的《苏轼的人格研究》,朱靖华的《苏轼新评》和《苏轼论》,刘石的

《苏轼词研究》、吴雪涛的《苏文系年考略》、孔凡礼的《苏轼年谱》,都为学界所重。活跃作者基本上都是中

国古代文学研究者,鲜见史学研究者。这表明,文学研究者更注意以作家为中心,而史学研究者更多的是

以问题为中心,集中研究个体历史人物的历史学者很少见。

在苏轼研究的热潮阶段,不仅成果量增多,作者队伍扩大,而且研究的主题和面向也不断拓展。第一阶

段,只涉及到苏轼的文学、生平事迹、文献、宗教、文化艺术、史学、科学技术、考古与文物八个面向。第二阶

段,则拓展到语言文字、学术思想、历史地理、政治、经济等十二个面向。而第三阶段,在前两个阶段的基础

上,进一步拓展出苏轼与民族关系、中外关系、社会、军事、教育、法律等十九个面向(见表8)。有的论苏轼民

族观及与海南黎族文化的关系,或论其“禁书外流”与东北亚文化交流,有的考察苏轼与各地民俗,有的探讨

其高瞻远瞩的军事思想和强兵安边思想,有的研究其“有所不为”的教育思想和人才思想,也有的探讨苏轼的

执法观念。不过,整体上看,研究苏轼其人、文学艺术的成果最多。就著作而言,这一阶段有351种研究苏轼

的著作,只有姜声调《苏轼的庄子学》[13]

和钟来茵《苏轼与道家道教》[14]

两部专著,研究苏轼的学术思想及其与

宗教的关系。还未见有全面探讨苏轼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科技等方面的专著。

表8 1981—2000年苏轼研究主题的阶段性分布表

文学

人物

文化艺术

学术思想

宗教

文献

经济

政治

1812

487

223

53

36

22

15

15

文学

人物

文化艺术

考古与文物

文献

语言文字

学术思想

政治

225

175

23

6

3

2

2

1

文学

人物

文献

宗教

文化艺术

史学

科学技术

考古与文物

45

30

4

3

3

1

1

1

1981—2000

主题 成果量(项)

1957—1980

主题 成果量(项)

1918—1956

主题 成果量(项)

表7 1981—2000年苏轼研究活跃作者成果量分布表(项)

作者

陈新雄

曾枣庄

王水照

杨胜宽

朱靖华

刘石

成果量

54

44

35

31

22

20

作者

吴雪涛

孔凡礼

王文龙

饶学刚

刘乃昌

张志烈

成果量

20

19

19

18

17

14

作者

马德富

王世德

江惜美

丁永淮

王友胜

谢桃坊

成果量

13

13

12

11

11

11

作者

孙民

唐玲玲

吴子厚

徐中玉

周先慎

朱玉书

成果量

10

10

10

10

10

10

作者

程伯安

梅大圣

汤岳辉

崔海正

林冠群

刘尚荣

成果量

9

9

9

8

8

8

作者

孙兰廷

陶文鹏

王洪

王启鹏

阎笑非

周慧珍

成果量

8

8

8

8

8

8

17

第26页

2023年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6期

史学

科学技术

考古与文物

社会

语言文字

民族关系

军事

中外关系

教育

历史地理

法律

13

10

10

8

6

6

5

4

4

3

1

文化艺术、科学技术

史学

历史地理

科学技术

经济

1

1

1

1

1

表8(续)

1981—2000

主题 成果量(项)

1957—1980

主题 成果量(项)

1918—1956

主题 成果量(项)

三、宋史领域里苏轼研究的作者层级与活跃作者

20世纪,宋史研究领域共有多少作者,有多少活跃作者和一般作者,活跃作者又是哪些人?先看表9。

表9 20世纪苏轼研究作者层级分布表

作者层级

活跃作者

一般作者

合计

成果量级(项)

54

49

35

31

25

24

20

19

18

15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人数(人)

1

1

1

1

1

1

2

2

1

1

5

4

3

3

3

12

15

9

18

29

91

234

1551

1989

人数累计(人)

66

1923

1989

合计成果量(项)

54

49

35

31

25

24

40

38

18

15

65

48

33

30

27

96

105

54

90

116

273

468

1551

3285

成果量累计(项)

787

2498

3285

20世纪,共有 1989人发表过苏轼研究成果,大量是低产作者。只发表过 1项成果的有 1551人,发表 2

项成果的有 234人,二者共计 1785人。如果把 5项以下成果的作者视为一般作者,则一般作者有 1923人,

18

第27页

王兆鹏等:20世纪宋史领域里苏轼研究论著的量化分析

占作者队伍总人数的96.68%。他们的成果量共计2498项,占苏轼研究成果总量3285项的76.06%①。这些

作者,大多是专业的文学研究者和史学研究者,只是研究重心不在苏轼,偶然相顾而已。有的低产作者,则

是初出茅庐,到21世纪,他们研究苏轼的成果才大量问世。

发表成果最多的作者为54项。参照文献计量学里的普赖斯定律,活跃作者的最低标准为最高作者成

果量的平方根乘以0.749,而54的平方根是7.348,故最低标准为5.5,四舍五入,姑且以拥有6项以上成果量

的作者为活跃作者。拥有6项以上成果量的活跃作者共计66人,占作者总人数的3.32%;他们的成果量为

787项,占成果总量的23.94%。百分之三的活跃作者创造的成果,约占成果总量的四分之一。活跃作者的

创造力和关注度远高于一般作者。

不过,按普赖斯定律,发表了0.749(nmax1/2)篇以上论文的科学家所发表的论文总数等于全部论文总数

的一半。而苏轼研究的活跃作者所发表的成果量,只占苏轼研究成果总量的四分之一,离普赖斯定律所说

的数值相差一半。这是因为,宋史研究中的苏轼研究,有其特殊性。前已指出,历史学者的研究成果主要

聚集于问题,而非个体作家。依照方建新《二十世纪宋史研究论著目录》的主题划分,有关宋代人物的研究

成果,只有 4102项,仅占 20世纪宋史研究成果总量 41319项的 9.92%,也就是说,宋史研究里的人物研究,

占比不足一成。《二十世纪宋史研究论著目录》“人物”主题下,苏轼的成果只有693项,是人物主题下研究成

果最多的作家。我们统计的苏轼研究成果量之所以为 3263项,是因为研究其他主题时,涉及苏轼的成果

(论著标题含有苏轼的名字或苏轼的作品)也统计在苏轼名下。从人物研究的占比来看,更容易看出史学

研究是以问题为中心的特点,而不是像文学研究那样以作家作品为中心。

再看20世纪苏轼研究的活跃作者究竟是哪些学者,见表10。

本表所列的名单及其成果量,与前面所列活跃作者的名单及其成果量有所不同。前列表6-7中的活跃

作者是按各个阶段成果量统计的活跃作者,而本表是依据20世纪成果总量统计的活跃作者。这些活跃作

者,主要活跃于第三阶段,故与表7中的部分活跃作者重合。

从活跃作者队伍的世代来看,表 10 中的活跃作者,大多数是 20 世纪 30、40 年代及以前出生的学

者,50、60 年代出生的学者相对较少,只有杨胜宽、刘石、王友胜、王洪、衣若芬、刘昭明等。这是因为,

20 世纪 50、60 年代出生的学者,其成果产出主要是在 21 世纪,20 世纪只是初露锋芒,故人数上不占

优势。

再看活跃作者的投注度。所谓投注度,指论著作者投入研究、专力关注一个领域或面向的时间长度。

具体是看他从第一次发表所研究领域论著的时间到最末发表该领域论著的时间(按统计源终止时间计

算),延续了多少年。延续的时间越长,表明其研究关注一个领域的时间越长,投注度也就越高。投注度越

① 苏轼的研究成果总量实为3263项。此处统计总数为3285项,是因为同一成果,如有两人署名,各统计一项,故多出20多项。

表10 苏轼研究活跃作者的成果量分布表(项)

作者

陈新雄

曾枣庄

王水照

杨胜宽

朱靖华

刘乃昌

刘石

吴雪涛

王文龙

孔凡礼

饶学刚

成果量

56

49

35

31

25

24

20

20

20

19

18

作者

张志烈

陈宗敏

林语堂

马德富

王世德

徐中玉

丁永淮

江惜美

朱玉书

王友胜

谢桃坊

成果量

15

13

13

13

13

13

12

12

12

11

11

作者

周先慎

孙民

颜中其

唐玲玲

吴子厚

程伯安

梅大圣

汤岳辉

陈迩冬

崔海正

林冠群

成果量

11

10

10

10

10

9

9

9

8

8

8

作者

刘尚荣

孙兰廷

陶文鹏

王洪

王启鹏

夏承焘

阎笑非

郑骞

周慧珍

曹思彬

陈满铭

成果量

8

8

8

8

8

8

8

8

8

7

7

作者

陈香

黄海鹏

李慕如

邱俊鹏

谭玉良

王振泰

夏露

杨海明

衣若芬

张海滨

赵仁珪

成果量

7

7

7

7

7

7

7

7

7

7

7

作者

钟来茵

周本淳

戴丽珠

费海玑

刘孔伏

刘昭明

徐邦达

薛瑞生

殷光熹

张高

周子瑜

成果量

7

7

6

6

6

6

6

6

6

6

6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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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6期

高,表明他积累的时间越长、思考得越深。虽然不能仅据投注度评价一位学者的学术贡献,但投注度较高,

至少表明他是这个领域的资深专家。且看高产活跃作者的投注度(见表11)。

10位高产的活跃作者,投注度都很高。成果量位列第一的陈新雄,从1985年开始发表第一项成果,到

2000年历经16年,差不多是连续性地发表苏轼研究成果,只有4年暂停;曾枣庄关注苏轼23年,其中19年

都有研究苏轼的成果问世,也只停顿了4年;王水照投身苏轼研究20年,除3年略有休歇之外,其余17年间

都有苏轼研究成果问世;杨胜宽 1992年入行,到 2000年就未曾停止苏轼研究的脚步;朱靖华、刘乃昌都是

在1978年推出第一篇苏轼研究的成果,持续关注苏轼23年,只有几个年份在蓄积力量,没有推出相应的成

果;刘石在1986年读研究生时开始发表《苏轼的书法理论三题》(《艺谭》1986年第4期),经一年的蓄势,此

后持续推出苏轼研究成果,10年之间共有20项成果,1992年到达高峰,一年就发表8项;吴雪涛致力研究苏

轼 20年,平均一年推出一项成果;王文龙 1984年首发苏轼研究成果,此后每隔一两年就有成果问世;孔凡

礼与曾枣庄、王水照等一样,是公认的研究苏轼的大家,1981年一出手,就在《文学评论》发表《关于苏轼书

简版本的一点资料》,此后连续推出《苏轼诗集》《苏轼文集》点校本,1998年在中华书局推出力作《苏轼年

谱》,成为苏轼年谱的巅峰之作。这10位高产的活跃作者,深耕苏轼研究一二十年,经过了长期的积累和持

续的关注,才有了大批量的成果问世。

我们深知,仅靠成果的数量,还不能有效地评估学者的学术贡献。目前我们只能作现象的描述,而不

是评价。活跃作者,只说明其成果数量多,其成果的学术质量,自然不能等量齐观。设计投注度的观察视

角,是想加入一个维度,来观察活跃作者在从事的研究领域里所投入的时间长度。一位专家学者,长时间

表11 排名前十的活跃作者投注度分布表(项)

陈新雄

年份

1985

1989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16

成果量

1

1

1

1

1

1

1

9

13

8

9

8

54

曾枣庄

年份

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8

1990

1992

1993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3

成果量

1

1

3

2

2

1

6

3

2

1

1

1

2

2

1

1

3

5

11

49

王水照

年份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8

1989

1990

1991

1993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

成果量

2

1

1

4

1

1

1

3

2

2

5

1

2

1

3

3

2

35

杨胜宽

年份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9

成果量

2

9

6

3

4

1

4

1

1

31

朱靖华

年份

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1984

1985

1988

1990

1993

1994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3

成果量

1

1

1

2

2

1

1

1

1

5

1

1

1

3

1

2

25

刘乃昌

年份

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91

1992

1997

2000

23

成果量

1

5

1

4

2

2

2

1

2

1

1

1

1

24

刘石

年份

1986

1988

1989

1990

1992

1993

1994

1995

1997

1998

13

成果量

1

2

1

1

8

2

1

2

1

1

20

吴雪涛

年份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7

2000

20

成果量

1

1

1

1

1

2

1

2

1

1

2

2

2

1

1

20

王文龙

年份

1984

1986

1987

1989

1990

1991

1994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17

成果量

1

3

1

1

1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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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凡礼

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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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兆鹏等:20世纪宋史领域里苏轼研究论著的量化分析

地关注、思考一个问题,总会有新的发现和创获。当然,同样是学术发现和创获,仍然有高低大小之别。如

何评估学术成果的质量、如何评价学者的贡献,还需要不断完善量化分析的指标和权重,建立科学的量化

评价体系。

参考文献:

[1]方建新.二十世纪宋史研究论著目录[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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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钟来茵.苏轼与道家道教[M].中国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0.

[责任编辑:严孟春]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Research Works on Su Shi

in the Field of Song History in the 20th Century

WANG Zhao-peng, LI Jie-fang

(School of Literature,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outh Central Minzu University, Wuhan 430074, China)

Abstract: There were a total of 41319 works on the study of the Song history in the 20th century, with 1471 his‐

torical figures in the Song Dynasty entering the field of study. Especially, the number of research achievements

on Su Shi is the highest, ranking the first with 3263 works. The research popularity is unparalleled. The data

shows that the amount of research results is high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contribution, influence, popu‐

larity, and reputation of historical figures. More than 3000 research achievements about Su Shi cover such 20

fields as literature, academic thought, and culture and art. The thematic distribution of research on historical

figures shows the contemporary scholars' identification with historical figures. The prelude to the study of Su

Shi in the field of Song history in the 20th century started in 1918, and it underwent three periods of changes

before the wave took shape until 1981. In the 20th century, a total of 1989 people published research achieve‐

ments on Su Shi, among which most of them are low-yield authors, and only 66 active authors made more than

6 achievements. 10 highly productive and active authors enjoyed the higher attention. The authors who are

active only owned a large number of achievements while the academic quality of their achievements cannot be

equated. How to evaluate the quality of academic achievements and the contribution of scholars requires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s of indicators and weights in 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cientific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system.

Key words: study of the Song history; Su Shi; quantitative analysis; history of metr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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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1月

第41卷 第6期

Nov. 2023

Vol. 41 No. 6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HAINAN UNIVERSITY(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规模东坡

——宋僧惠洪在海南的“补东坡遗”

周裕锴

(四川大学 中国俗文化研究所,四川 成都 610200)

[摘 要]惠洪一生崇拜苏轼,其《石门文字禅》中化用苏轼诗句诗意一千多处,其文论主张也与苏轼如出

一辙。惠洪在苏轼北归十年后被流放海南,写下“补东坡遗”诗七首,补足苏轼在海南当写而未写的内容。这

种“补遗”方式可能受到苏辙《补子瞻送姜唐佐秀才》诗的启发,但在时间、地点、数量、性质和艺术手法上有所

不同。“补东坡遗”是惠洪对当代文豪、前辈诗人作品的续写补写,显示出他“规模东坡”的创作心理,对于我们

了解苏轼和惠洪在海南的活动轨迹和创作理念,都有一定认识价值。

[关键词]惠洪;苏轼;“补东坡遗”;海南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1710(2023)06-0022-05

[DOI]10.15886/j.cnki.hnus.202306.0370

在苏轼生前身后,有不计其数的崇拜者,北宋名僧惠洪(1071—1128)可称得上是苏轼的铁杆粉丝,

甚至超过苏门四学士和六君子。宋释祖琇《僧宝正续传》卷二《明白洪禅师传》,称惠洪“规模东坡,而借

润山谷”[1]563,“规模”意为模仿、取法,“借润”意为请求帮助,如借水润物。祖琇的意思是惠洪以学苏轼为

主,学黄庭坚为辅,这是宋人的看法。莫砺锋在《江西诗派研究》一书中把惠洪纳入江西诗派,而实际上,

苏轼对惠洪的影响远大于黄庭坚。何以为证?笔者校注《石门文字禅》(下简称本集)的时候,发现惠洪

化用苏轼的诗句、诗意之处比比皆是,共有一千多例,点铁成金,夺胎换骨,远超苏门四学士、六君子对苏

轼的“规模”。此外本集中有若干首追和次韵苏轼的诗。再者,惠洪作诗以快意为主,主张“风行水上,涣

然成文者,非有意于为文也”[2]4010,这与苏轼的创作观念如出一辙,而与黄庭坚的技术路线颇有不同。

惠洪比苏轼小三十四岁,有两个机会可能见过苏轼。一是他十四岁那年,元丰七年(1084)五月,苏

轼到惠洪家乡筠州看望苏辙,惠洪有个“同赋诗”少年朋友蔡儒效所作诗,得到苏轼的赏识,“江左相传纸

价增,东坡一读不复和”[2]86,因此,他很可能跟蔡儒效一起见过苏轼。二是他二十岁那年,元祐五年

(1090)到东京天王寺试经,得以剃度出家,依宣秘大师深公,讲《成唯识论》,有声讲肆。“博观子史,有异

才,以诗鸣京华搢绅间”[1]562。苏轼于元祐七年(1092)回京师,惠洪应该见过苏轼出行。无论如何,苏轼

是惠洪最为崇拜的偶像。

政和元年(1111)十月,惠洪因与宰相张商英交往,受其牵连,被投入开封府狱,流配海南。次年二月

抵达琼州,数月后至朱崖军。惠洪到海南的时间,距离苏轼元符元年(1098)渡海北归仅十余年。在琼州

他游览了苏轼遗迹泂酌亭和双泉,有文记其事:

余至海南,留琼山,太守张公怜之,使就双井养病。在郡城之东北隅,东坡北渡尝游,爱泉

相去咫尺而异味,为名其亭曰泂酌,且赋诗而去。其旁有堂名曰疏快,渠渠高深,吞风吐月。堂

之后有轩,名曰俱清。倚栏东望,山海之胜,一览而尽得之。太守又构庵于后,其名至远。[2]3622

[收稿日期]2023-07-06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9JJD750006)

[作者简介]周裕锴(1954-),男,四川双流人,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宋代文学、禅宗文

学研究。

东坡文化研究与传播

22

第31页

周裕锴:规模东坡

这段文字可补充苏轼《泂酌亭》诗序的描写。惠洪还有一段更详细的记载见于《诗话总龟》卷四十九

《奇怪门》所引《冷斋夜话》:

海南城东有两井,相去咫尺而异味,号双井。井源出山源山石罅中。东坡酌水异之,曰:

“吾寻白龙不见,今家此水乎?”同游怪问其故,曰:“白龙当为东坡出。”俄见其脊尾,如烂银蛇

状,忽水浑,有气浮水面,举首如插玉箸,乃泳而去。余至两井,太守张子修为造庵井上,号思

远,亭号泂酌。崖有怪树,树枝腋有诗曰:“岩泉未入井,蒙然冒沙石。泉嫩洄为靥,石老生罅

隙。异哉寸波中,露此横海脊。先生酌泉笑,泉香龙神蛰。举首玉箸插,忽去银钉掷。大身何

时布,夭矫翔霹雳。谁言鹏背大,更觉宇宙窄。”字画如颜书,无名衔日月。此诗气格似东坡,而

言泉嫩石老,似非东坡。又语散缓,疑学而为之也。龙为蛇形,小如玉箸。[3]

这段记载不见于今本《冷斋夜话》,当是该书的佚文。这段文字记载了苏轼在琼州的轶事,颇有传奇

色彩,内容大约出自当地传说。文中还记载了一首貌似苏轼的五言古诗,并作出评价,可供参考。

政和三年(1113)五月底惠洪遇赦,离开朱崖军,前往琼州拜谒太守张子修。其后在十一月渡海北归

之前,特地到儋州寻访苏轼遗迹,并前往谒见苏轼在儋州的故人黎子云和姜唐佐。《冷斋夜话》卷五《东坡

属对》记载了惠洪儋州之游的详情:

予游儋耳,及见黎氏,为予言,东坡无日不相从乞园蔬。出其临别北渡时诗:“我本儋耳民,

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平生生死梦,三者无劣优。知君不再见,欲去且少

留。”其末云:“新酝佳甚,求一具,临行写此诗,以折菜钱。”又登望海亭,柱间有擘窠大字曰:“贪

看白鸟横秋浦,不觉青林没暮潮。”又谒姜唐佐,唐佐不在,见其母。母迎笑,食予槟榔。予问

母:“识苏公否?”母曰:“识之,然无奈其好吟诗。公尝杖而至,指西木橙,自坐其上。问曰:秀才

何往哉?言入村落未还。有包澄心纸,公以手拭开,书满纸,祝曰:秀才归,当示之。今尚在。”

予索读之,醉墨欹倾,曰:“张睢阳生犹骂贼,嚼齿穿龈;颜平原死不忘君,握拳透爪。”[4]44

惠洪到儋州是在苏轼离开海南的十三年后,时间距离并不久远,因而他的记载有相当的史料价值。

在宋人笔记中,《冷斋夜话》最早记载了苏轼在海南的遗事和遗迹。惠洪曾亲临儋州实地考察,因此这部

书中有关苏轼的内容,与其他那些“诞妄”之说不同,可信度较高。“临别北渡时诗”见于《苏轼诗集》卷四

十三,题为《别海南黎民表》。宋张邦基《墨庄漫录》卷四:“东坡自儋耳北归,临行以诗留别黎子云秀才

云:‘我本儋耳民……欲去且少留。’后批云:‘新酿佳甚,求一具理,临行写此,以折菜钱。’”[5]

可见黎民表

即黎子云。又《苏轼诗集》卷四十二《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三首》[6]2322,四黎均称名,

可知惠洪所见“黎氏”名子云,字民表。张邦基本人并未到过海南,显然《墨庄漫录》这条记载直接抄袭

《冷斋夜话》。惠洪所见望海亭柱间擘窠大字书“贪看白鸟横秋浦,不觉青林没暮潮”[6]2365,见于《苏轼诗

集》卷四十三《澄迈驿通潮阁二首》之一,“暮”作“晚”,这“擘窠大字”或许是苏轼墨迹,也或许是儋州人为

纪念苏轼而将其诗句书写在望海亭柱上。惠洪访姜唐佐不见,听姜母讲苏轼故事,并得以见到苏轼的墨

迹:“张睢阳生犹骂贼,嚼齿穿龈;颜平原死不忘君,握拳透爪。”[7]

其后政和五年(1115)惠洪经蔡州拜谒颜

真卿祠堂,写下了“至今握拳透爪地,想见怒词犹慢骂”[2]6

的诗句,正是化用他所见到的苏轼墨迹的属对。

在海南,惠洪走过苏轼曾经生活过的地方,由此而创立了一种新的作诗方式,即“补东坡遗”,补足苏

轼在海南遗漏未写的内容。据笔者考证,惠洪共有“补东坡遗”七首,均作于海南。

最早两首作于政和二年(1112)夏惠洪赴朱崖军途中。本集卷十三《过陵水县补东坡遗二首》,题为

二首,而实际上只有一首,可知同卷下一首《夜归示卓道人》实为“补东坡遗”之第二首。换言之,此处“补

东坡遗二首”,一首为《过陵水县》:

白沙翠竹并江流,小县炊烟晚雨收。苍藓色侵盘马地,稻花香入放衙楼。过厅客聚观登

网,趁市人归旋唤舟。意适忽忘身是客,语音无伴始生愁。[2]2096

苏轼在海南,没有经过陵水县,因而没有留下诗句。惠洪觉得这是遗憾,于是代苏轼写了一首,称为

“补东坡遗”。另一首为《夜归示卓道人》:

心知家本住仇池,傲倪人间老变衰。两鬓京尘初邂逅,一尊川语问归期。劝沽何处禽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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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6期

我,含笑谁家花隔篱。天水摹胡飓风作,夜归江路月相随。[2]2097

卓道人不可考,疑为卓契顺,曾到岭南惠州看望苏轼。诗中“仇池”二字是苏轼梦中向往的世外桃

源,曾有《仇池》诗叙纪其事。“劝沽何处”一联,拟人化写禽鸟与花草,疑似化用苏轼诗句。《冷斋夜话》卷

五记载韩子苍(韩驹)曰:“丁晋公(丁谓)海外诗曰:‘草解忘忧忧底事,花能含笑笑何人?’世以为工。及

读东坡诗曰:‘花非识面尝含笑,鸟不知名时自呼。’便觉才力相去如天渊。”[4]45按苏轼诗出自《惠州近城数

小山类蜀道春与进士许毅野步会意》,原句为“花非识面香仍好,鸟不知名声自呼”[4]45。无论如何,惠洪

“补东坡遗”中的劝沽禽鸟、含笑花朵是“规模”苏诗的写法。

这年冬天,惠洪在朱崖军又写了三首“补东坡遗”。本集卷五有《补东坡遗三首题武王非圣人论后》,

此诗题为“补东坡遗三首”,可见《题武王非圣人论后》是第一首,编在其后的《食菜羹示何道士》《己卯岁

除夜大醉》分别为第二、第三首。其例可参见前举《过陵水县补东坡遗二首》。《武王非圣人论》,宋郎晔编

《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十二题作《武王论》,且于总题《论》下注曰:“自此以下十六篇,谓之《志林》,亦谓

之《海外论》。”[8]

可知该论作于海南。《东坡志林》卷五《论古》下收此文,题为《武王非圣人》。鉴于苏轼在

海南有此论,而无与此论点相同的诗,所以惠洪读其论而以诗补其遗,诗曰:

青灯照华发,掩卷成嗟咨。事有世共见,而意复难知。杀父子受封,殆非人所为。孟津观

兵者,非天尚谁欺。孔子盖周人,而为殷宗枝。欲辨则不敢,亟口称夷齐。使彼果圣乎,古今无

异词。则其罪武王,明甚无可疑。呶呶与世辨,泛滥惊群儿。惜不经柳子,为一剖击之。知谁

千载下,击节读吾诗。[2]759

此诗可看作是对苏轼《武王非圣人论》的“檃括”,如“杀父子受封”以下四句,苏轼论曰:“杀其父,封

其子,其子非人也则可,使其子而果人也,则必死之。武王亲以黄钺诛纣,使武庚受封而不叛,岂复人也

哉?故武庚之必叛,不待智者而后知也。”[9]138又如“孔子盖周人”以下八句,苏轼论曰:“孔子盖罪汤、武。

顾自以为殷之子孙而周人也,故不敢,然数致意焉。”[9]137又曰:“伯夷、叔齐之于武王也,盖谓之弑君,至耻

之不食其粟,而孔子予之,其罪武王也甚矣。此孔氏之家法也。世之君子苟自孔氏,必守此法。”[9]137

苏轼在海南,尝作《菜羹赋》,而未作诗题咏,所以惠洪作《食菜羮示何道士》以补其遗。诗曰:

穷冬海道绝,瘴雨晴墟里。何以知岁丰,未卯炊烟起。先生清梦回,科髻方隐几。獠奴拾

堕薪,发爨羹藷米。饱霜阔叶菘,近水繁花荠。都卢深注汤,米烂菜自美。椎门醉道士,一笑欲

染指。诫勿加酸咸,云恐坏至味。分尝果超绝,玉糁那可比。鲜肥增恶欲,腥膻耗道气。毕生

啜此羹,自可老儋耳。录以寄徐闻,阿同应笑喜。[2]764

此诗完全是拟苏轼的语气,尤其是最后四句,“儋耳”代指苏轼贬所昌化军,“徐闻”代指苏辙贬所雷

州,“阿同”是苏轼对兄弟苏辙的昵称。《东坡诗集注》卷十八《感旧》:“扣门呼阿同,安寝已太康。”注:“子

由一字同叔。”[10]363同书卷二十二《次韵秦少游王仲至元日立春三首》之二:“己卯佳辰寿阿同。”注:“子由

小字同叔,元日己卯,渠本命也。”[10]434何道士,据査慎行《苏诗补注》卷四十四《广州何道士众妙堂》注:“按

先生在岭南,往还者有两何道士,其一居惠州逍遥堂,名宗一;其一居广州天庆观,名德顺,即崇道大师

也。”[11]

此诗所示何道士乃是儋州的“椎门醉道士”,或为惠洪“补东坡遗”而虚拟的人物。诗中“发爨羹藷

米”“玉糁那可比”等句的描写,可参见《苏轼文集》卷七十三《记藷米》、《苏轼诗集》卷四十二《过子忽出新

意,以山芋作玉糁羹,色香味皆奇绝。天上酥陀则不可知,人间决无此味也》的记载描述。

《己卯岁除夜大醉》一诗,题中“己卯岁”为元符二年(1099),其时苏轼在儋州,而惠洪年方二十九,在

东吴。惠洪在海南两年为壬辰、癸巳,无己卯岁,所以“己卯岁”惠洪并未除夜大醉,而且僧人本来就禁饮

酒。此诗也是“补东坡遗”,诗拟苏轼口吻曰:

昔闻安期生,以术干项羽。羽无人君量,佯狂辄遁去。又闻鲁仲连,舌有济世具。人君欲

禄之,高视笑不语。吁古列仙人,万事不干虑。乃肯入世纷,岂非以民故。翩翩遥增击,悠然知

事误。道合人所难,一律无今古。我生饱忧患,晚有二子慕。肮脏刺世眼,甚宜着闲处。一篇

引一杯,举杯揖黎母。[2]768

据今存苏集,并无己卯岁除夜大醉的记录,此纯属惠洪揣度其心态,为之补作。苏轼《安期生》诗引

24

第33页

周裕锴:规模东坡

曰:“安期生,世知其为仙者也。然太史公曰:‘蒯通善齐人安期生,生尝以策干项羽,羽不能用。羽欲封

此两人,两人终不肯受,亡去。’予每读此,未尝不废书而叹。嗟乎,仙者非斯人而谁为之!故意战国之

士,如鲁连、虞卿皆得道者欤?”[6]2349惠洪这首“补东坡遗”诗的前半,大抵是“檃括”苏轼《安期生》诗引,后

半则是拟写苏轼因“我生饱忧患”,故而一边读书,一边饮酒,“一篇引一杯,举杯揖黎母”,以排遣苦闷,至

除夜大醉。“黎母”是海南山名,即五指山。苏轼《和陶拟古九首》之四中提到过:“奇峰望黎母,何异嵩

与邙。”[6]2262

政和三年(1113)秋,惠洪访问儋州苏轼遗迹,又写了两首“补东坡遗”。其一见于本集卷十六,题为

《补东坡遗真姜唐佐秀才饮书其扇》:

此生身世两茫茫,醉里因君到故乡。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从此破天荒。[2]2566

《栾城集·后集》卷三《补子瞻赠姜唐佐秀才》载苏轼赠诗事甚详,其引曰:“予兄子瞻谪居儋耳,琼州

进士姜唐佐往从之游。气和而言道,有中州士人之风。子瞻爱之,赠之诗曰:‘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

合破天荒。’且告之曰:‘子异日登科,当为子成此篇。’君游广州州学,有名学中。崇宁二年正月,随计过

汝南,以此句相示。时子瞻之丧再逾岁矣,览之流涕。念君要能自立,而莫与终此诗者,乃为足之。”[12]909

其诗曰:“生长茅间有异芳,风流稷下古诸姜。适从琼管鱼龙窟,秀出羊城翰墨场。沧海何曾断地脉,白

袍端合破天荒。锦衣他日千人看,始信东坡眼目长。”[12]909据苏辙诗引记载,苏轼只赠给姜唐佐两句诗,即

“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苏辙将两句扩展为一首七律,完成了苏轼“当为子成此篇”的遗

愿,原句一字不改地镶嵌其中。而惠洪的“补东坡遗”则在将两句补为一首七绝之时,还将“端合”改为

“从此”,更像是通过补遗来告慰东坡。

其二见于本集卷九,题为《早登澄迈西四十里宿临皋亭补东坡遗》,诗曰:

天下至穷处,风烟触地愁。村嚣闻捉拗,岸汁忽西流。鸟道通儋耳,鲸波隔万州。趁鸡行

落月,凄断在蛮讴。[2]1466

诗为五言律诗。澄迈地处儋州和琼州之间,临皋亭在澄迈西四十里,然而方志不载,已不可考,其地

应在今临高县境内。《苏轼诗集》卷四十三有《澄迈驿通潮阁二首》,然而无临皋亭诗,惠洪大概认为此地

不可无诗,因此作诗补东坡遗。“蛮讴”二字出自苏轼《江月五首》之五:“不眠翻五咏,清切变蛮讴。”[6]2142

今存宋人诗集中,以“补东坡遗”为题的诗,仅见于《石门文字禅》,这是惠洪到海南追随东坡遗迹后

的首创。这种“补遗”方式可能受苏辙崇宁二年(1103)所作《补子瞻送姜唐佐秀才》诗的启发,然而有以

下几点不同:

一是时间不同,苏辙诗作于苏轼去世后的两年,而惠洪诗作于苏轼去世后的十二年。二是地点不

同,苏辙诗作于汝南,而惠洪诗作于海南。对于所补者而言,前者缺席,其诗出于想象;后者在场,其诗出

于亲历,更有现场感。三是数量不同,苏辙的补作,仅此一首;而惠洪的“补东坡遗”,共有七首,可视为有

意识的系列创作。四是性质不同,苏辙遵循苏轼的遗愿,重在“补足”;惠洪目的是要补写苏轼在海南没

经历过的内容,如《过陵水县》《早登澄迈西四十里宿临皋亭》,或是要补写苏轼理当写而实未写的内容,

如《夜归示卓道人》《食菜羮示何道士》《己卯岁除夜大醉》,或是要补写苏轼其他文体已有而诗未写的内

容,如《题武王非圣人论后》,重在“补遗”,而非“补足”。五是艺术手法不同,苏辙忠实于苏轼原句,只是

在原句基础上扩写补充;惠洪则或是檃括苏轼诗文作品,或是化用苏轼诗句,或是想象苏轼的所见所想,

由苏轼诗文的母体生发出新的作品,其中一半是苏轼的身影,另一半是惠洪自身的体验。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补东坡遗”更像受到苏轼“和陶诗”的影响,都是以诗歌的形式向自己崇敬的

诗人致意。苏轼“和陶诗”半数作于岭南,半数作于海南,惠洪“补东坡遗”则全部作于海南。在相对荒僻

孤独的环境里,他们分别找到自己可以敞露心怀的“尚友”。如果说“和陶诗”是苏轼与数百年前诗人的

隔代对话,那么“补东坡遗”则是惠洪对当代文豪、前辈诗人作品的续写补写,显示出他“规模东坡”的创

作心理,不仅是文字上的模仿,而且有现场的追随,更有感同身受的体验。因此,“补东坡遗”对于我们了

解苏轼和惠洪在海南的活动轨迹和创作心理,都有一定的认识价值。

25

第34页

2023年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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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苏轼.苏轼文集[M].茅维,编,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

[10]纪昀,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09册[M].中国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11]纪昀,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11册[M].中国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861.

[12]苏辙.苏辙集[M].陈宏天,高秀芳,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0.

[责任编辑:严孟春]

Imitating Dongpo: The Supplements to Su Dongpo'Unwritten

Poetry from Huihong, a monk of the Song Dynasty, in Hainan

ZHOU Yu-kai

(Institute of Chinese Culture,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200, China)

Abstract: Throughout his life, Huihong worshipped Su Shi and borrowed his poetic lines in more than a thou‐

sand places in his Stone Gate Literary Chan (Shimen Wenzi Chan). His literary theory is also very similar to

that of Su Shi's. After ten years of Su Shi's return to the north, Huihong was exiled to Hainan and wrote seven

poems to supplement the contents that Su Shi had not yet written in Hainan. This method of \"supplementing

and writing poems that the others have not written\" may be inspired by Su Zhe's poem, A Supplement to That

Zizhan Sees off Scholar Jiang Tangzuo (Bu Zizhan Song Jiang Tangzuo Xiucai). But it differs in time, loca‐

tion, quantity, nature, and artistic techniques. The \"supplements to Dongpo's unwritten poetry\" are Huihong's

continuation and supplement to the works of the literary giants at that time and predecessors, demonstrating

his creative psychology of \"imitating Dongpo\". They are of certain cognitive value to understand the life

trails and creative philosophy of Su Shi and Huihong in Hainan.

Key words: Huihong; Su Shi; supplement to the unwritten poetry of Dongpo; Hai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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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页

2023年11月

第41卷 第6期

Nov. 2023

Vol. 41 No. 6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HAINAN UNIVERSITY(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科举与日常:清代的试律诗创作与苏轼诗歌接受

孟国栋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摘 要]清代是苏轼诗歌接受史上的高峰,清代前期的几位帝王,特别是乾隆对苏轼的书法和诗歌都极

为推崇,贯彻乾隆论诗宗旨所编定的《御选唐宋诗醇》中苏诗也占了较大比重。乾隆二十二年,清廷在科举考

试中重新加入试律诗,《御选唐宋诗醇》日益成为科考命题和士子备考的重要来源,苏轼诗歌也屡屡成为科举

考试命题的依据。士子们不仅在考场上创作了大量以苏诗为得句的试律诗,他们为应付科考更是将模拟、敷

演苏诗内化为日常的创作行为,这对于苏轼诗歌的接受与传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苏诗;科举;试律诗;日常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004-1710(2023)06-0027-09

[DOI]10.15886/j.cnki.hnus.202306.0356

苏轼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全才之一,虽然自谦着棋、吃酒、唱曲“三不如人”,但在多个领域都建树

颇高,诗、词、文、赋无一不精,于书法、绘画、宗教也有精湛的造诣。因此自苏轼登上文坛起即“圈粉”无数,

不仅在当时就有众多的追随者,也为北宋以后历朝文人所尊崇,其影响力甚至远渡重洋,波及海外。

数百年来,中外学者已经对苏轼进行了方方面面的研究,令人颇有题无剩意之感。仅就接受史而

言,无论是当朝、金元、明清抑或海外的接受,都有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问世。但如果我们将视野拓宽到

清代的科举考试,特别是试律诗创作背景下,则会发现苏轼在清代的接受仍有较大的研究空间。

一、清代前中期的崇苏思潮

清代是苏轼接受史上的高峰时期,各种苏集注本和选评本迭出,虽无“千家注杜”之盛况,亦远胜“一

家注李”的寥落。毫不夸张地说,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几种苏诗注本均产生在清代,且集中于清代前中期,

如查慎行《苏诗补注》、翁方纲《苏诗补注》、冯应榴《苏轼诗集合注》、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等。

另外,施顾注苏诗也在康熙年间得以重刊。据王友胜先生统计,清代的苏诗注本多达7部265卷,仅次于

《楚辞》和杜诗,在古代作家中位居第三[1]

。各类苏诗选本和评点本也极一时之盛,较为著名的有汪师韩

《苏诗选评笺释》、纪晓岚评点《苏文忠公诗集》等。

清代苏诗注本的成书与刻印时间集中在康熙朝及乾、嘉时期①,如果我们把选本和评点本也纳入考

察范围,即可发现绝大多数苏诗注本、选本和评点本都是在乾隆年间成书或刊刻的,一些重要注本的作

者,如翁方纲、汪师韩、纪晓岚、冯应榴等更是乾隆近臣,其他诗论家亦多对苏轼持肯定态度②。注苏、评

苏高潮之所以会出现在乾隆年间,除了前人总结的三点原因外,还与乾隆本人对苏轼的推崇密切相关。

[收稿日期]2023-06-2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9AZW009)

[作者简介]孟国栋(1983-),男,山东寿光人,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唐宋文学、明清书画与文学

研究。

① 王友胜曾从三个方面对其原因进行过总结:一是清人标举学习宋诗的风气浓厚,二是清代考据学风的兴起和清人整理旧学的兴盛,

三是注苏诗的学者学问淹博以及他们对苏轼其人其诗推崇有加。参见王友胜:《苏诗研究史稿》,长沙: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194-

196页。

② 据统计,乾隆时期于诗话中褒扬苏轼者占绝大多数,有37种,折衷褒贬、时扬时抑者有10种,无明确态度者仅有4种。参见李若辰:

《清乾隆时期诗话中的苏轼研究》,广西大学2022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4页。

东坡文化研究与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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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6期

苏轼去世六百多年后,迎来了后世最大的“拥趸”——乾隆皇帝,苏轼接受史也因之打开了一扇全新

的窗。乾隆在诗、书、画方面均有一定造诣,从这一点上看,确与苏轼有相通之处,故而他每每自诩才情

堪与东坡相埒。就乾隆现存的手迹和诗文来看,他从少年到老年都在临摹、题咏苏轼的书法,不停地模

拟苏轼的诗歌,叠韵、唱和之作比比皆是。乾隆临摹苏轼的书作仍有 160多件存世,数量仅次于临王羲

之,于历代书法家中位居第二[2]

。早在雍正四年(1726),尚为皇子的弘历即用楷书临摹过苏轼的《春帖子

词》,次年正月二十五日至二月十二日、二月十八日至闰三月十八日更是花费了数月时间持续临摹该

帖[3]

。这种摹写活动一直延续到其晚年,乾隆五十八年(1793)尚有临《题文同洋州园池诗二首》[2]

。他对

苏轼书法的热爱可见一斑。

至于乾隆模拟、叠韵苏轼诗歌的作品更是俯拾即是。他还在潜邸读书时即表现出对苏轼诗文的喜

爱,大量接触苏轼作品,这一时期的文集《乐善堂全集》中保存了很多拟苏之作,如卷十五《拟苏子瞻游赤

壁诗》、卷十八《雪浪石》等等,可见其对苏轼的尊崇,一如他本人所言:“诗亦尊李杜,文亦宗韩苏。”对苏

诗的叠韵、唱和之作在乾隆文集中也所在多有,仅叠东坡韵咏雪浪石即多达八次,叠东坡刻盆石诗韵亦

有四次[4]

。即使在一些即兴发挥的场合,乾隆也时时流露出对苏轼的推崇。如他曾两度为钱维城所画

《苏轼舣舟亭图》题诗,诗中均对苏轼评价甚高。乾隆二十二年(1757)第一次题云:“玉局信风流,溪亭佳

话留。”以至于本为野亭子的舣舟亭也“因苏千载新”。乾隆四十九年(1784)再次题诗时又云:“却以坡仙

流赏处,于斯岂可易言诗。”[5]

可见,乾隆终其一生都对苏轼赞誉有加①。

除了对苏轼书法和诗歌的推重以外,乾隆还特别强调其“忠赤”思想。在乾隆看来,苏轼的诗文虽略

有自由散漫,多放浪形骸之言,但其核心思想依旧是“忠赤”,正如其在《读东坡集》中所说:“虽多放浪言,

要不离忠赤。”此点还可从他临苏轼书法后的跋语中看出。乾隆在临苏轼《颖沙弥帖》后题:“此东坡海外

书,所谓挟文章忠义之气者,千载下犹勃勃想见其人。”[6]

可见乾隆对苏轼的推崇不限于书画、诗文本身,

作品背后透露出的苏轼品格,特别是他赤胆忠心的一面,亦是作为帝王的乾隆极为看重的。苏轼在宋孝

宗时被追谥为“文忠”,乾隆诗学思想的核心又是“忠孝”②,具备“忠赤”品格的苏轼能够受到乾隆的激赏

也就在所难免了。

清代苏诗注本的成书与刻印之所以能够在乾隆年间出现高潮,固然与当时文坛的宗宋之风密切相

关。但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这一现象的产生应该也与乾隆的身体力行有莫大关联。在帝王的推崇下,

各类注本、选评本和评点本大量刊刻,极大地推进了苏轼作品的传播,苏轼诗歌的接受已经有了较为坚

实的政治和文本基础。

二、科举教材《御选唐宋诗醇》的助推

除了专门的苏诗注本、选评本和评点本以外,一些综合性选本对苏轼诗歌的传播与接受也起到了较

大的推动作用,其中最为重要的莫过于《御选唐宋诗醇》(以下简称《诗醇》)。该书由梁诗正、钱陈群等人

受敕编选,乾隆御笔题序,编定于乾隆十五年(1750)夏,次年由内务府刊刻,共选录“唐宋六大家”(李白、

杜甫、白居易、韩愈、苏轼、陆游)的诗歌2665首,分为47卷,其中收录苏轼诗歌10卷541首,入选数量仅

次于杜甫和陆游,位居第三。

上文曾及,乾隆将“忠孝”作为论诗的最高标准,加之他又“将杜甫树立为‘忠孝论’的典型,而杜诗则

相应地成为‘忠孝论’的标杆”[7]

。《诗醇》又有“御”字当头,自然会考虑乾隆的个人偏好,因此梁诗正等人

在编选苏诗时亦想尽办法将其与杜诗类比,尽量将更多的苏诗阑入③。《诗醇》编定不久,清廷即于乾隆二

① 据陈圣争研究,乾隆对苏轼的推崇集中表现为经常阅读苏轼作品、模仿苏诗进行写作。其模仿和借鉴的方式主要有三种:一、借用苏

轼诗文的句法和用词;二、步东坡诗韵以成和韵诗、叠韵诗;三、学习苏诗好发议论之意而成某些哲理诗或论理诗。同时他还指出乾

隆也有学苏轼而功力未到之处:“于古体诗未领略到苏诗的‘雄放’,于写景绝句则未学到苏诗的‘冲淡’。”参见陈圣争:《乾隆帝文学

与文学思想及文化政策研究》第三章第二节之“坡诗曲高和者寡”,复旦大学2014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70页。

② “忠孝”乃乾隆论诗的最高标准,参见陈圣争:《〈唐宋诗醇〉的选评宗旨及诗学思想新探》,《中国韵文学刊》2018年第 2期,第 34-35

页。

③ 如编者提出苏轼《石鼓歌》亦“起仿《北征》诗体……真足嗣响少陵”、《同王胜之游蒋山》“差肩杜老”、《舟行至清远县……》“颉颃杜

老”、《欧阳少师令赋所蓄石屏》“匹敌杜陵”等等。此外,诸如“似”“神似”“仿佛”等评语更比比皆是。此类评语,多从构思、笔力、风

格、境界等角度着眼,大都与杜诗并无直接关联,编者却刻意将其与杜诗类比,可见他们为将更多苏诗选入而作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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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国栋:科举与日常:清代的试律诗创作与苏轼诗歌接受

十二年下令在科举考试中重新加入试律诗。次年又进一步规定试律诗的诗题必须符合“中正雅驯”的科

场体制,且不得出自僻书及未经公开的文集:“外省乡试诗题,惟期于中正雅驯,不得引用僻书私集,有乖

科场体制。”[8]

于是各级官员逐渐将目光锁定到“御纂”“御定”之类的书籍上,《诗醇》亦在其列。

早在乾隆二十五年(1760),江苏巡抚陈弘谋奏请重刊《诗醇》时,就将此书抬升到了“千古定论”和乡

会试科场试律诗根柢的高度:

我皇上特命乡会场增试排律一首,天下士无不诵习声诗,和声鸣盛。而诸生平日讲肄诗律

者甚少,不过购《唐人试帖》《近光集》等书,以供应试,未足为诗学之根柢。伏读《御选唐宋诗

醇》,萃两代之菁英,集诸家之杰作,一经圣主品评,永为千古定论。恳请重刊通行,以广流布;

各省愿刊者陆续刊行,有裨文教。[9]

《科场条例》更是明确记载自乾隆二十七年(1762)以后,包括《诗醇》在内的数十种御纂类图书成为

了乡会试的必备书籍,以供考官命题发策之用:

乾隆二十七年奉上谕:“闱中旧存书籍,残缺不完,试官每移取坊间刻本,大半鲁鱼亥豕,自

命题发策以及考信订讹,迄无裨益。应将乡会两试需用各书,汇列清单,就武英殿请领内府官

本,钤用该衙门印信,备贮应用。该管官前后检明,入册交代。钦此。”[10]4b-5a

同时朝廷还规定若内府官本不够用,允许各省书坊贾肆自行刊印:“御纂诸书……书坊贾肆愿行刊

印者,听其颁行各省者。”[10]5a

如此一来,各种版本的《诗醇》便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了出来,在短期内被频繁

地翻刻,甚至流传到异域他乡,成为中国古代出版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①。

为何要将《诗醇》作为命题依据呢?首先,卷帙篇幅较为适中。《诗醇》收录六家诗作均较合理,每位

诗人的精华作品几乎尽数选入,以此为基础寻找诗题来源,可收到事半功倍之效。其次,获取较为便利。

《诗醇》多由官方颁贮,基本成为翰林院、贡院和各府县学书院的标配,考官取阅极为方便。《全唐诗》和六

大家的全集并无颁发之举,各书院亦未必置办齐备。第三,命题时间所限。依据制度,乡试题目由正副

考官商定。通常情况下,各省乡试考官在考前十余日才能抵达贡院,而考题很可能在数日内即须确定,

以便为其后的制题、印卷预留时间。况且试律诗仅是三场考试中的一题而已,因此考官命题时多遵循方

便、快捷的原则。诗题若出自“萃两代之菁英,集诸家之杰作”,又“经圣主品评”的《诗醇》,可以避免不称

题或诗题不当之虞,自然成为命题的首选。

道咸间曾充当乡试副考官、学政的龙启瑞在《到任告示》中即谆谆告诫当地学子:“唐宋佳什,杜、韩、

苏、黄诸大家全集,能涉猎更佳。其选本则谨奉钦定《唐宋诗醇》作圭臬足矣。”[11]

至于依据《诗醇》命题的

详情,李慈铭在日记中也有所反映:“同治初元以来,殿廷及乡会考试,命大臣拟题,内出书一卷,折角数

叶为记,拟者即数叶中择之,其诗题字出于《唐宋诗醇》。”[12]

既然《诗醇》日益成为科场试律诗的根柢和考官命题发策的依据,实用性也渐趋巩固和加强,不仅士

子们视其为科举考试的必备参考书,各地书院也将其当作学子日常学诗的“教材”而风靡天下。随着《诗

醇》的广泛流传,书中所选诸家的诗作也成为士人学习和模仿的典范,这对于包括苏轼在内的“唐宋六大

家”诗歌在清代的接受而言,意义非凡。

三、科举考试中苏诗的占比情况

乾隆二十二年,清政府下令在科举考试中重新加入试律诗,中断四百多年的试律诗再次受到全社会

的关注。同时,朝廷还发布了一系列规定,将试律诗推广到各种考试场合,并且日益制度化。这种制度

一直持续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的西南五省乡试。

根据规定,试律诗的标准体式是五言八韵排律,其诗题的标准格式,早在乾隆二十七年即已明确:

“诗题应正书‘赋得某句’,旁注‘得某字五言八韵’,遗漏舛错者议处。”[8]

也就是说,试律诗的诗题为“赋得

① 根据我们的调查,《诗醇》有抄本和刻本两大系统:抄本主要是《四库全书荟要》和《四库全书》本;刻本的情况较为复杂,除内务府初刻

本之外,尚有四大版本系统,每一个系统又衍生出多种套印和翻刻本。日本亦有多种不同的足本或节选本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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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6期

某句得某字五言八韵”。“某句”即乡会试中诗题的得句。得句的来源很广,遍及经、史、子、集四部,集中于某一位作

家身上的概率不会太高。有清一代共举行过67科乡试,产生了1044道试律诗题[13]

,我们将这些诗题的出

处进行追索以后发现,会试诗题有1科1题出自苏轼诗歌,乡试有38科61题源自苏诗和苏赋(其中出自赋

者3题,涉及苏赋2篇)。两者合计,试律诗诗题得句源自苏轼诗文者共计62题,占总题量的5.8%。比例看

似不高,但试律诗的命题范围广涉经史子集四部,正如乾隆五十五年(1790)状元石韫玉所言:“制艺命题止

于‘四子五经’,诗题则百家之说皆可取资,士子非博极群书,将茫然不知所谓。”[14]

因此,5.8%已经是一个相

当高的比例,于历朝文人中亦仅次于杜甫①,位居第二。为求直观,现将具体情况列表于下(见表1):

表1 清代以苏轼诗赋为得句的乡会试诗题一览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嘉庆五年(1800)庚申恩

科乡试

嘉庆六年(1801)辛酉科

乡试

嘉庆九年(1804)甲子科

乡试

嘉庆十二年(1807)丁卯

科乡试

嘉庆十三年(1808)戊辰

恩科乡试

嘉庆十五年(1810)庚午

科乡试

嘉庆十八年(1813)癸酉

科乡试

嘉庆二十一年(1816)丙

子科乡试

嘉庆二十三年(1818)戊

寅恩科乡试

嘉庆二十四年(1819)己

卯科乡试

道光八年(1828)戊子科

乡试

道光十一年(1831)辛卯

恩科乡试

顺天

山西

山东

浙江

广东

江南

河南

广东

江南

浙江

广东

湖北

山西

河南

山东

四川

福建

河南

江西

赋得“江南江北青山多”得“秋”字

赋得“六事廉为本”得“为”字

赋得“试院煎茶”得“苏”字

赋得“试院煎茶”得“泉”字

赋得“琴筑鸣空山”得“泉”字

赋得“白露横江”得“横”字

赋得“吏部文章日月光”得“碑”字

赋得“雨过潮平江海碧”得“平”字

赋得“云水光中洗眼来”得“秋”字

赋得“海上涛头一线来”得“楼”字

赋得“秋后风光雨后山”得“光”字

赋得“连山蟠武昌”得“游”字

赋得“碧畦黄陇稻如京”得“京”字

赋得“秋后风光雨后山”得“秋”字

赋得“袖中有东海”得“持”字

赋得“试院煎茶”得“煎”字

赋得“月色随处好”得“秋”字

赋得“大木百围生远籁”得“秋”字

赋得“吏部文章日月光”得“光”字

《游金山寺》

《六事廉为本赋》

《试院煎茶》

《试院煎茶》

《峡山寺》

《赤壁赋》

《沿流馆中得二绝句》

《望海楼晚景五绝》

《九日寻臻阇黎遂泛小舟至

勤师院二首》其二

《望海楼晚景五绝》

《追和子由去岁试举人洛下

所寄九首暴雨初晴楼上晚

景》其一

《游武昌寒溪西山寺》

《次韵秦少章和钱蒙仲》

《追和子由去岁试举人洛下

所寄九首暴雨初晴楼上晚

景》其一

《文登蓬莱阁下石壁千丈为

海浪所战时有碎裂淘洒岁

久皆圆熟可爱土人谓此弹

子涡也取数百枚以养石菖

蒲且作诗遗垂慈堂老人》

《试院煎茶》

《催试官考较戏作》

《答仲屯田次韵》

《沿流馆中得二绝句》

序号 科 分 省份(含

顺天府) 诗 题 得句出处(苏诗篇目) 是否见于

《诗醇》

① 清代乡试诗题得句出自杜诗者为76道,约占总题量的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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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十二年(1832)壬辰

科乡试

道光十四年(1834)甲午

科乡试

道光十五年(1835)乙未

恩科乡试

道光十七年(1837)丁酉

科乡试

道光十九年(1839)己亥

科乡试

道光二十年(1840)庚子

恩科乡试

道光二十四年(1844)甲

辰恩科乡试

道光二十六年(1846)丙

午科乡试

道光二十九年(1849)己

酉科乡试

咸丰元年(1851)辛亥恩

科乡试

咸丰八年(1858)戊午科

乡试

咸丰九年(1859)己未恩

科乡试

咸丰十一年(1861)辛酉

科乡试

同治元年(1862)壬戌恩

科乡试

同治三年(1864)甲子科

乡试

同治四年(1865)乙丑科

会试

同治六年(1867)丁卯科

乡试

广东

江南

江西

湖北

湖北

江西

山东

浙江

江南

湖南

广东

江南

浙江

湖北

山西

山西

江西

广东

河南

山西

浙江

赋得“罗浮见日鸡一鸣”得“先”字

赋得“江南江北青山多”得“秋”字

赋得“白露横江”得“江”字

赋得“雨过潮平江海碧”得“平”字

赋得“烟消日出见渔村”得“楼”字

赋得“云水光中洗眼来”得“来”字

赋得“大木百围生远籁”得“生”字

赋得“山色空蒙雨亦奇”得“奇”字

赋得“枫叶芦花秋兴长”得“秋”字

赋得“山高无风松自响”得“高”字

赋得“天容海色本澄清”得“苏”字

赋得“家在江南黄叶村”得“秋”字

赋得“吏部文章日月光”得“光”字

赋得“清风弄水月衔山”得“州”字

赋得“月色随处好”得“秋”字

赋得“倚山修竹有人家”得“筠”字

赋得“长江绕郭知鱼美”得“知”字

赋得“雨过潮平江海碧”得“平”字

赋得“烟如嵩洛浮清光”得“光”字

(按:原诗为“炯如嵩洛浮秋光”)

赋得“秋后风光雨后山”得“山”字

赋得“芦笋生时柳絮飞”得“生”字

赋得“故乡无此好湖山”得“乡”字

《游罗浮山一首示儿子过》

《游金山寺》

《赤壁赋》

《望海楼晚景五绝》

《九日黄楼作》

《九日寻臻阇黎遂泛小舟至

勤师院二首》其二

《答仲屯田次韵》

《饮湖上初晴后雨》

《出颍口初见淮山是日至寿

州》

《游道场山何山》

《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书李世南所画秋景二首》

其一

《沿流馆中得二绝句》

《过江夜行武昌山上闻黄州

鼓角》

《催试官考较戏作》

《自兴国往筠宿石田驿南廿

五里野人舍》

《初到黄州》

《望海楼晚景五绝》

《郭熙画〈秋山平远〉》

《追和子由去岁试举人洛下

所寄九首暴雨初晴楼上晚

景》其一

《和 文 与 可 洋 川 园 池 三 十

首·寒芦港》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

五绝》其五

表1(续)

序号 科 分 省份(含

顺天府) 诗 题 得句出处(苏诗篇目) 是否见于

《诗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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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元年(1875)乙亥恩

科乡试

光绪二年(1876)丙子科

乡试

光绪五年(1879)己卯科

乡试

光绪八年(1882)壬午科

乡试

光绪十一年(1885)乙酉

科乡试

光绪十四年(1888)戊子

科乡试

光绪十五年(1889)己丑

恩科乡试

光绪十九年(1893)癸巳

恩科乡试

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

科乡试

光绪二十三年(1897)丁

酉科乡试

浙江

陕西

浙江

江南

湖北

浙江

江南

河南

广东

江南

江西

湖北

湖南

广东

江南

广东

浙江

顺天

浙江

湖北

广东

赋得“浙东飞雨过江来”得“东”字

赋得“明月未出群山高”得“秋”字

赋得“荷花夜开风露香”得“香”字

赋得“江南江北青山多”得“游”字

赋得“苍崖半入云涛堆”得“堆”字

赋得“云水光中洗眼来”得“光”字

赋得“山向吾曹分外青”得“山”字

赋得“此邦宜著玉堂仙”得“仙”字

赋得“天容海色本澄清”得“清”字

赋得“金罍浮菊催开宴”得“鸣”字

赋得“诗中定合爱陶潜”得“诗”字

赋得“灯火新凉催夜织”得“凉”字

赋得“方召联翩赐圭卣”得“宣”字

赋得“荔实周天两岁星”得“星”字

赋得“江上飞云来北固”得“云”字

赋得“雪树两摘南枝花”得“花”字

赋得“雨过潮平江海碧”得“平”字

赋得“妙句锵金和八銮”得“金”字

赋得“又见承平大有年”得“年”字

赋得“水上青山如削铁”得“山”字

赋得“琴筑鸣空山”得“鸣”字

《有美堂暴雨》

《中秋见月寄子由》

《夜泛西湖五绝》其四

《游金山寺》

《武昌西山》

《九日寻臻阇梨遂泛小舟至

勤师院二首》其二

《平山堂次王居卿祠部韵》

《舟行至清远县见顾秀才极

谈惠州风物之美》

《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鹿鸣宴》

《赠武道士弹贺若》

《次韵孔毅父久旱已而甚雨

三首》其二

《凤翔八观·石鼓歌》

《再次韵曾仲锡荔支》

《平山堂次王居卿祠部韵》

《次韵正辅同游白水山》

《望海楼晚景五绝》

《扈从景灵宫(一作:奉和颖

叔万寿观)》

《坤成节集英殿宴口号》

《武昌铜剑歌》

《峡山寺》

表1(续)

序号 科 分 省份(含

顺天府) 诗 题 得句出处(苏诗篇目) 是否见于

《诗醇》

注:此表主要根据法式善《清秘述闻三种》(张伟点校,中华书局1982年版)编列,个别地方据其他文献补。

通过上表可以发现,62道诗题中有44题出自《诗醇》,如果将涉及苏赋的3题除外,源自苏诗的试律

诗得句见诸《诗醇》的比例为75%左右。清代科举考试对苏诗和《诗醇》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这些诗题

究竟对苏轼诗歌的接受起到了哪些促进作用?

四、试律诗创作视域下的苏诗接受

科举考试加入试律诗这一举措,极大地推动了苏轼诗歌在普通读书人阶层中的接受。清代举行的67

科乡试试律诗,部分省份已经荡然无存,即使是取中者的试律诗,也已百不存一。因此要想一一统计各省

各科乡试的具体诗作数量已不可得,但我们依然可以通过部分可还原的乡试情况,窥见当年成千上万士子

在考场上创作试律诗的盛况。

我们曾试图恢复同治六年丁卯科浙江的乡试情形。据孙诒让《同治六年丁卯兼补行甲子科〈浙江乡

32

第41页

孟国栋:科举与日常:清代的试律诗创作与苏轼诗歌接受

试题名录〉》可知,当年取中人员为 234名[15]

。而清代各省乡试的取中比例仅为 1%~2%①,可见本年参考

人数居然有可能超过两万。该科试律诗诗题为“赋得‘故乡无此好湖山’得‘乡’字”,尚存试律诗62首,我

们仅以第一名朱彭年的作品为例,略作说明。

赋得故乡无此好湖山得乡字五言八韵 朱彭年

西湖天下胜,山色更苍苍。曾此留坡老,何须念故乡?风微荷送响,云淡桂飘香。白傅堤

无恙,林君径未荒。峻原殊剑阁,险亦异瞿塘。小住为佳耳,当归孰寄将。游难千度倦,家竟一

时忘。好景登楼得,豪吟兴倍长。

一般来说,试律诗诗题得句中的实字需要在前三联点出,虚字则未必。该诗前二联,分别捻出“湖”

“山”“此”“故乡”等字眼,得句中的另外两字“无”“好”则分别见于第七句和第十五句。因此仅从形式上

看,本诗与科场试律诗的要求极为契合。首联两句又分写湖、山,更寓有“好湖山”之意;第二联则点出诗

题得句的出处,即来源于坡老(苏轼),并扣住“故乡”二字展开;三、四两联详细敷写杭州的湖山之美;第

五联将此地之湖山与苏轼故乡川中的湖山对比,点明杭州的湖山较苏轼故乡略胜一筹;六、七两联承接

上联,指出杭州的湖山令人百看不厌、流连忘返,重申“故乡无此好湖山”之意;尾联进一步发挥湖山胜景

引发吟赏豪情之意,余味盎然。试想两万多名考生在同一时空下腾挪、敷演苏轼的“故乡无此好湖山”,

又会是怎样一种盛况!

根据上文的考察,全国范围内曾有 38科、58道乡试诗题源自苏轼诗歌。各省每科乡试应考人数少

者不足三千,多者会超过一万②,最高甚至可达两万以上。即以最少者计算,若该科诗题得句恰为苏诗,

每场考试至少也有近三千人以试律诗来敷写相应的苏句。对于苏诗的研习来说,这是一个较为可观的

数字。若就各省参考人数的平均数量进行计算,在清代的乡试中,苏诗共出现过58次,保守估计,有清一

代以苏诗为得句的考场试律诗也不下于30万首。可见在科举考试制度下,苏诗研习者和以苏诗为得句

的试律诗创作数量都是极为惊人的。

这还仅仅是根据正式的乡试场合做出的估算,士子们为应付科考,日常也需要不停地以苏诗为得句

进行试律诗创作,广泛存在于清人日记、文集和各类试帖中的记载即是明证。

曾任广州羊城书院山长的谢兰生在日常课业中即惯用苏诗命题,如他在嘉庆二十四年正月二十八

日的日记中写道:“课期:‘务民之义’二句。赋得‘罗浮见日鸡一鸣’得‘浮’字。”[16“]5 罗浮见日鸡一鸣”出

自苏轼的《游罗浮山一首示儿子过》,道光十二年壬辰科广东乡试诗题亦源于此。又如道光八年七月初

二的日记记载:“粮台课:生监题‘定而后能静’三句,文童题:‘一人虽听之’,赋得‘此邦宜着玉堂

仙’。”[16]253

“此邦宜著玉堂仙”出自苏轼《舟行至清远县见顾秀才极谈惠州风物之美》,此句亦为光绪十一

年乙酉科河南乡试所采用。

咸丰六年(1856)状元翁同龢从孩童时代就陆续以苏诗为得句进行试律诗创作,显然是为日后参加

科举考试做准备。现存翁同龢手稿《笙华书屋试帖稿》收录了他 12岁到 19岁之间创作的试律诗 400多

首,其中不乏以苏诗为得句者。仅12至13岁时所作即有“赋得江边晓起浩无际”“赋得林深窗户绿”“赋

得山雨忽来修竹鸣”“赋得夜寒应耸作诗肩”等多首。每首诗歌都进行过反复修改,如“赋得江边晓起浩

无际”一首:“濛濛接翠澜”改笔后作“空濛接翠澜”;“浩荡迷沙浦”改笔后作“黯淡迷沙渚”;“璀璨双扉映,

苍茫万顷宽”改笔后作“净染群峰迥,平铺万顷宽”;“临门凉气逼,好景静盘桓”改笔后作“坡仙吟禁体,白

戟静盘桓”[17]

。此外,该诗中还有三处眉批,师生双方的郑重其事,由此可见一斑。

又如,姚燮集中尚存两首题为《赋得云水光中洗眼来得苏字五言八韵》③的试律诗,显然即是为应付科举考试

而做的准备工作。有时候这种准备也会带来意外之喜,如光绪三年(1877),十四岁的丘逢甲曾以《赋得

① 具体计算方法参见孟国栋:《科考之助:清代杜诗接受的特殊形态》,《文学评论》2021年第4期,第62页。

② 据钱桂森《广东乡试录序》记载,光绪十一年广东乡试人数即多达13000余人,而该科诗题得句正是苏轼的“天容海色本澄清”,也就

意味着仅本年广东乡试期间就有13000多人根据苏轼本诗句进行了试律诗创作。

③ 分别见姚燮:《姚燮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101,1103-1104页。按:姚燮一生蹭蹬科考,五次应举皆失败,他应该为

准备参加科举考试创作过大量的试律诗,以苏诗为得句的试律诗恐怕也不仅限于这两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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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页

2023年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6期

“天容海色本澄清”得“清”字》为题进行试律诗习作,居然跟光绪十一年广东乙酉科的乡试诗题完全一

致。虽然丘逢甲不可能参加该科考试,但试想,如果平日的习作有可能成为后来科举考试的试题,无疑

会激发他们日常研习苏轼诗歌的热情,增强他们的自信心。

不仅为求功名的举子需要不停地研习苏诗,一些已经进入仕途的文人甚至女子也会依据苏诗得句

进行试律诗创作。如道光十九年,著名女词人顾太清即创作了一首《赋得云水光中洗眼来得来字五言八韵》,而

这正是当年江西乡试的诗题。顾诗后附有笺注云:“道光十九年冬,作于砖塔胡同。”[18]

应当是顾太清在

获知当年江西省的乡试题目后进行的试笔。原本为应付科考而“被迫”进行的试律诗创作,已经内化为

很多诗人,包括无法参加科举考试的女性诗人的日常行为,而这正是接受前人诗歌的最高境界。

五、结 语

通过本文所列表格,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揭示清代苏诗接受的某些特征。第一,苏诗的接受呈现出较

为明显的地域差异。清代举行的67科乡试中,试律诗诗题得句源自苏轼诗赋者总共有61题,较杜甫的

76 题相差不太大。但杜句在遍及全国 17 个省份的乡试诗题中都有出现,呈平均分布状态。苏诗则不

然,仅被13个省份采纳,大有南重北轻之势:广东、浙江各10次,江南9次,湖北7次,江西、河南、山西各5

次,山东3次,顺天、湖南各2次,四川、福建、陕西各1次。苏轼曾自道:“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这三州所在的广东和湖北确实偏爱苏轼,多次将苏诗作为乡试的诗题得句来源。南方的其他省份如浙

江、江南、江西等也数度将苏诗纳入考试范围。但北方各省采用苏诗作为诗题者较为少见,只有16次,约

占总数的26%。我们认为这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一是苏轼的确长年在南方任职,特别是杭州、常州、惠

州、儋州等地,这些地方的士人对苏轼都极为爱戴;二是清代几个苏诗的重要注本均出自江浙人之手,如

查慎行、冯应榴、王文诰等,特别是王注,因阮元曾撰序予以褒扬而风行一时,这对当地苏轼作品的阅读

与接受应该也有所影响;三是各府县官学收藏的《诗醇》也以南方各省居多,江苏、浙江等省份均位居前

列①;四是清代中后期的宗宋派,无论是早期的桐城派、浙派、秀水派,还是后期的宋诗运动、同光体诗派、

湖湘诗派的关键人物,也大多为南方人。

第二,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诗的接受呈现出越来越强劲之势。虽然从乾隆二十二年开始,试律诗就

被纳入了科考范围,苏诗却迟迟没有被采纳为试律诗的诗题,这与杜诗很早就进入到科考领域有很大不

同。直到嘉庆五年,苏诗才第一次出现在顺天的诗题之中,自此以后,苏诗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也就

是说在不到百年的时间里面,苏轼的诗赋就被采纳了60余次。杜诗虽然76次成为科考试题,却横跨130

多年,因此从出现频率上来说,苏诗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并且越到清末,苏诗被采用的频率越高,如光绪

十四年、二十三年均有 4个省份的试律诗出自苏诗,同治四年(1865)乙丑科会试诗题得句也源自苏诗。

这都超越了杜甫。虽然在清代科举考试中加入试律诗的缔造者乾隆和他的继任者嘉庆都对杜甫极为推

崇,但有清一代,杜诗始终未能被采纳为会试的试律诗试题,杜诗也从未同时被4个省份定为考题。苏诗

则不然,不仅进入到会试场合,还两度被4个省份同时采用。这与清代诗坛的宗唐和宗宋之风消长的历

程适相一致,但历来研究此问题的学者似未着意于此。由此可见,我们若将研究视野拓展到科举考试领

域,也会对某些传统问题作出更加深入、细致的解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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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亦旻.开卷如亲书兴豪——乾隆皇帝对苏轼书法的临学[J].故宫博物院院刊,2020(10):263-281.

[3]王亦旻.弘历皇子时期书法学习经历考[J].故宫博物院院刊,2014(03):40-60.

[4]刘桂林.苏轼“雪浪石”及乾隆题咏[J].故宫博物院院刊,1984(02):59-62.

[5]孙鸿月.乾隆不却故人情——读钱维城苏轼舣舟亭图卷[J].收藏家,2000(03):58-60.

[6]水赉佑.苏轼书法史料集[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7:1272.

① 关于各府州县学宫、书院藏《诗醇》的详情,参见孟国栋,陈圣争:《从选本到教材:〈唐宋诗醇〉的经典化之旅》,《浙江大学学报》2022

年第7期,第143-1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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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页

孟国栋:科举与日常:清代的试律诗创作与苏轼诗歌接受

[7]陈圣争.乾隆的杜诗观[J].杜甫研究学刊,2019(01):20-30.

[8]昆冈 .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三三一[M].《续修四库全书》编委会 . 续修四库全书:第 803 册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291.

[9]陈钟珂.先文恭公年谱:卷一一[M].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96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310-311.

[10]英汇.科场条例:卷四三[M]. 咸丰二年(1852)刻本.

[11]龙启瑞.龙启瑞诗文集校笺[M].吕斌,编著.长沙:岳麓书社,2008:517.

[12]李慈铭.越缦堂日记[M]. 扬州:广陵书社,2004:7083.

[13]孟国栋.科考之助:清代杜诗接受的特殊形态[J].文学评论,2021(04):57-66.

[14]石韫玉.独学庐文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616.

[15]孙延钊.孙衣言孙诒让父子年谱[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489-491.

[16]谢兰生.常惺惺斋日记:外四种[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

[17]翁同龢.笙华书屋试帖稿[M]. 扬州:广陵书社,2020:8.

[18]顾太清.顾太清集校笺[M].金启孮,金适,校笺.北京:中华书局,2012:248.

[责任编辑:严孟春]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and Daily Life:

The Creation of Examination Poetry and the Acceptance of

Su Shi's Poetry in the Qing Dynasty

MENG Guo-do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The Qing Dynasty witnessed a peak for the acceptance of Su Shi's poetry in history. Several emperors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especially Emperor Qianlong, highly esteemed Su Shi's calligraphy and poetry. Su

Shi's poetry accounted for a significant proportion in Imperial Selection of Tang and Song Poetry compiled in

accordance with Emperor Qianlong's principles on poetry. In the twenty-second year of Emperor Qianlong's

reign, the Qing royal court reintroduced the composition of examination poetry i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Imperial Selection of Tang and Song Poetry increasingly became an important source for examination topics

and candidates' preparations. Su Shi's poetry also served as the basis for examination questions i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Not only did the candidates compose a large number of metrical poems using lines from Su

Shi's poetry in the examinations, but they also internalized the imitation and performance of Su Shi's poetry

as a daily creative practice. This greatly contributed to the acceptance and dissemination of Su Shi's poetry.

Key words: Su Shi;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examination poetry; daily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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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1月

第41卷 第6期

Nov. 2023

Vol. 41 No. 6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HAINAN UNIVERSITY(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新加坡“监管沙盒”的制度演变与法律特质分析

——兼谈对海南自贸港相关制度改革的启示

常 健,陈 楠

(海南大学 法学院,海南 海口 570228)

[摘 要]作为世界著名自由贸易港,新加坡致力于建立一个兼顾创新与安全的金融科技生态体系以应

对金融业态改变所引发的监管担忧及法律风险。基于对新加坡“监管沙盒”建立缘由及发展脉络的探讨,通过

比较的视角总结新加坡“监管沙盒”的运作模式,进而分析其风险导向性、透明性及多元性的法律特质。海南

自由贸易港正处于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的历史机遇期,借鉴新加坡“监管沙盒”的发展经验,海南自由贸易港

应统合金融监管机构,构建以保护金融消费者为核心的信息披露规则体系,不断丰富进入“监管沙盒”的市场

主体类型,创新“监管对话”模式,并积极探索与境外的金融监管合作,从而运用监管科技手段促进海南自由贸

易港金融开放创新并有效防范金融风险。

[关键词]新加坡;监管沙盒;金融科技;金融监管;海南自由贸易港

[中图分类号]D922.2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1710(2023)06-0036-14

[DOI]10.15886/j.cnki.hnus.202206.0376

基于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一系列技术创新,金融科技已全面应用于支付清算、借贷融

资、财富管理、零售银行、保险、交易结算等六大金融领域,实现金融+科技的高度融合。一言蔽之,金融科技

作为一种全新的范式,已成为国际金融市场创新的主导驱动力之一。由于金融科技与传统金融之间存在显

著差异①,其带来的多样性风险亦导致金融监管的挑战更加多元。英国作为金融科技创新支持最为显著的

经济体,为了持续保持欧洲领先的金融科技中心地位,基于对风险预防与创新鼓励的双重考量,2016年5月

正式启动“监管沙盒”机制②。此后,该机制即作为促进创新、改善竞争和提高金融包容性的手段被迅速移植

到许多国家。新加坡作为全球第二个采用“监管沙盒”机制的国家,在英国“监管沙盒”机制的基础上,进行

了一系列创新与改革,形成了极具特色的集风险导向性、透明性及多元性的“监管沙盒”机制。新加坡“监管

沙盒”机制,也为海南自由贸易港金融科技的发展和实行高水平的开放提供了改革思路和借鉴价值。

一、新加坡“监管沙盒”制度:起源与发展

(一)起源:新加坡“监管沙盒”制度的建立缘由

新加坡是全球最早开始实施综合金融监管的国家之一。早在1971年,新加坡便成立了金融管理局

[收稿日期]2022-06-26

[基金项目]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重大委托课题(HNSK(ZD)19-111);海南省2019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HNSK(YB)

19-02);海南省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重点项目(Hnjg2021ZD-2)

[作者简介]常健(1976-),男,河南济源人,海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经济法学、金融法学、自由贸易港

法学研究。

① 金融科技区别于传统金融的特征主要包括:跨界化、去中介、中心化及智能化。跨界化系指金融科技至少跨越了技术和金融两个部

门,其中的金融业务可能跨越了多个子部门;去中介系指在传统金融体系中,金融中介机构发挥了基础性作用,而随着金融科技的发

展,金融脱媒日益深化;去中心化系指传统意义上监管是针对法人机构进行的,而金融科技机构更多的是一种网络化的平台,各个相

对独立分布且自身资产负债表与业务的资产负债表结构关联不强的平台成为被监管的对象;智能化系指以人工智能为支撑的科技

逐渐参与到金融体系要素的整合。参见胡滨,郑盛联等.监管沙盒:理论框架与国际经验[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2020:4-5.

② 依据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Financial Conduct Authority,FCA)的定义,“监管沙盒”是指金融监管部门在其为促进金融创新所设立的专

门机构中制定的一项管理机制,这一机制旨在为金融机构或给金融服务提供相应支撑的非金融机构测试金融创新提供一个时间和

范围有限的“安全空间”(Safe Space)。See FCA.Regulatory sandbox[EB/OL](. 2016-03-08)[2022-03-02].https://www.fca.org.uk/publi‐

cation/research/regulatory-sandbox.pdf.

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研究

36

第45页

常 健等:新加坡“监管沙盒”的制度演变与法律特质分析

(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MAS)。2016年 11月 16日,MAS发布了《金融科技监管沙盒指南》(Fin‐

Tech Regulatory Sandbox Guidelines,以下简称《指南》)①,推出“监管沙盒”机制。与英国设立“监管沙盒”战

略目的不同的是②,新加坡推出“监管沙盒”机制不仅顺应金融科技之发展,更是国内金融市场之需求。

1.金融稳定与金融机构自由竞争的平衡

新加坡的金融监管向来以严格而著称。然而,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世界各国相继卷入全球化的

浪潮中,金融自由化的发展趋势又日益凸显。新加坡政府也开始调整金融监管的重心,选择在审慎的基

础上放松监管,通过风险监管体系最大限度优化以促进金融资源的最优配置。但基于自由竞争的悖论,

若在鼓励金融科技创新的同时放任金融机构进行激烈的同业竞争,或将造成资本集中和市场垄断。同

时,科技进步带来的超额利润被垄断金融资本所掌握,又通过各种金融工具转化为金融资本,容易造成资

本空转[1]

。因此,将金融初创企业置于“监管沙盒”的“安全空间”内进行试验,不至于因为金融垄断的存

在,使金融资源配置偏离帕累托最优。而在有强烈政府干预主义的新加坡,政府既是金融监管者,又是经

济发展的促成者与机会的提供者,在具有较高权威性和独立性的MAS指导与监督下推行“监管沙盒”机

制,符合新加坡政府对金融创新的把控与审慎的态度,亦有利于金融稳定与金融机构自由竞争的平衡。

2.金融负外部风险的防控

对金融业来说,由于金融机构和金融领域自身的特点,使得金融市场与其他市场相比,负外部性效应

的问题尤其严重[2]

。从金融体系的历史演变来看,其发展动力主要来自于金融创新,即体现为市场主体追

求金融效率的内在动力不断突破旧制度和旧结构[3]

。金融科技发展之迅猛致使原先的金融监管手段难以

一蹴而就达到监管目的,微观个体的金融风险承担行为又会给宏观经济带来外部效应。在此背景下,“监

管沙盒”制度应运而生,其正是可以更好实现防控金融风险与促进金融创新张力平衡的监管机制。沙盒

(sandbox)一词在英文中喻有启蒙之意,如同孩子在盒子内玩沙子,既任其在有限的空间内发挥想象力与

创造力,保证其安全性的同时又不会对外界造成破坏。若将“沙盒”视为孩童的无忧乐园,则初创企业在金

融“监管沙盒”内进行金融技术、业务等创新,也就不会使内部的创新风险危及外部金融市场之正常秩序,

从而形成可持续的发展格局。新加坡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力求在维护金融体系稳定的前提下建立金融科

技生态系统,将新加坡转变为一个智能金融中心[4]

。因此,新加坡在大力发展金融科技的同时引入“监管沙

盒”制度,一方面能有效避免因为金融科技创新带来的金融风险对原有金融体系的冲击,另一方面则通过

“监管沙盒”为金融科技初创企业在明确的空间和期限内,提供必要的监管支持,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3.监管部门、金融机构与消费者的良性博弈

事实上,金融创新能够冲破金融监管所形成的“金融抑制”状态,而突破原有监管方式的金融创新也

会推动金融监管的变革和发展[5]

。将新加坡转变为智慧金融中心的关键驱动力在于提供一个有利于创

新技术应用的监管环境。而如何权衡监管部门、金融机构与金融消费者三方的利益已成为金融科技时

代创新监管的一大挑战。由于利益是权利背后的实质性内容,权利的兼顾与均衡实质体现为利益之间

的平衡[6]

,在此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利益实现的顺序、利益的位阶以及与利益相关的其他因素。就初创

金融科技企业而言,一方面,其不太可能具备充足的资金实力,也不太可能拥有符合监管要求的业务和

管理记录以获得提供金融服务所需的许可证。另一方面,金融科技企业也往往会利用其信息优势来规

避监管,并摄取基于弱势地位的金融消费者的财富[7]

。为避免上述情况出现,MAS采用“监管沙盒”促进

金融科技进行创新,并采用比例性检验的方式对风险进行监控③。所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MAS注重监

管方式的灵活性与柔软性,尊重市场理性,强调通过指导、激励、协商等提高监管的实效,只有当新技术

① MAS发布的《金融科技监管沙盒指南》中包含来自公众咨询的反馈以及实体“沙盒”应用程序的学习要点,旨在为初创的金融科技产

品和服务提供一个有利的安全环境,在这个环境中,监管要求将得到放松,从而使金融初创企业能够在“沙盒”的边界内试验有发展

前景的创新项目。See MAS.FinTech regulatory sandbox guidelines[EB/OL](. 2022-01-01)[2022-03-02].https://www.mas.gov.sg/-/me‐

dia/MAS-Media-Library/development/Regulatory-Sandbox/Sandbox/FinTech-Regulatory-Sandbox-Guidelines-Jan-2022.pdf?la=en&hash

=0136A576014D8B13D16264CDFDA2C66791F6E8CA.

②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伦敦金融城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受到影响,为鼓励先进的金融科技初创企业留在英国,使其成为国际性的

金融科技中心和金融服务创新中心,因此英国率先设立“监管沙盒”机制。参见胡滨.沙盒监管——平衡创新与风险的新机制[EB/OL].

(2019-07-03)[2022-03-02].http://www.nifd.cn/Speech/Details/1433.

③ 金融科技监管遵循比例原则,即监管标准基于“相同业务、相同风险、相同规则”的原则实行“比例”监管。这也可解释为低风险的小

型企业与具有高风险的大型企业的监管有所不同。参见巴曙松.欧盟监管科技的发展现状研究[J].国外社会科学,2020(05):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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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6期

带来的风险成为现实时,监管才会主动介入。这实现了金融创新市场化导向与金融监管谦抑性的融合,

也使金融监管部门、金融机构和金融消费者在此过程中由博弈走向合作共赢。

(二)发展:新加坡“监管沙盒”制度的生成脉络

作为世界先进的自由贸易港,新加坡借助良好的区位条件、经济基础、制度环境基础等积极推动

金融服务政策的实施。1969年,新加坡通过《自由贸易区法》之后建立金融管理局,出台各种优惠政策,不

断开放市场,吸引外资金融机构进入新加坡开展业务,进而使得新加坡成为重要的区域性金融中心[8]

。虽

然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新加坡经济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冲击,但不可否认,新加坡金融业依旧是其整体

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者①。之后,因应金融科技的发展,新加坡政府推出并不断完善“监管沙盒”;至今,新

加坡“监管沙盒”制度不仅从1.0版本发展到3.0版本,而且也从“境内沙盒”扩展到“跨境沙盒”。

1.普通“监管沙盒”:基于主动出击的监管理念

新加坡市场经济的运行向来排斥无为而治,面对可能造成溢出风险和群体风险的金融科技,MAS主

动出击对金融市场潜在风险进行超前性研究,制定相关的监管方案,引进新的技术和方法,使之成为科

学化系统化的决策方法和模式。MAS《指南》中明确表示将新加坡转变为智能金融中心的一个关键驱动

力是提供有利于利用创新技术的监管环境[9]

。在普通“监管沙盒”模式下,MAS主要通过放宽具体法律和

监管要求,为获得批准进入“沙盒”的初创企业提供适当的监管支持与真实的测试环境。在该模式下,欲

申请进入“沙盒”的企业需要历经申请、评估、试验、退出四个阶段的流程(见图1)。其中,申请主体的业

务要求不能类似于新加坡已有的金融服务,且申请主体需证明其已进行尽职调查②。在评估阶段,MAS

应对申请项目进行初步测试,识别其可能产生的风险,并提出降低风险的建议③。通过初步测试,MAS能

够事先了解申请者的相关技术,再为每个申请者设定单独的“监管沙盒”规则,将风险指数最小化[10]

。在

退出阶段,MAS要求“沙盒”项目应确保在退出或者停止“沙盒”之前完全履行对相关金融服务客户之义

务。在成功退出“监管沙盒”之后,MAS认为“沙盒”项目完全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并已达到了预期的测

试结果,申请人则可以继续在更大的范围内部署金融创新服务。

① 2010 年,新加坡数百家国际金融机构的业务占到新加坡国内生产总值的近 12%,而 1970 年仅为 5.4%。See MAS.Sustaining stability

serving Singapore[EB/OL](. 2011-11-25)[2022-03-06].https://www.mas.gov.sg/-/media/MAS/About-MAS/MAS-40th-Anniversary-Full.

pdf?la=en&hash=4CA6ACEC760075F66B666A816177443F7CC1A784.

② 尽职调查包括测试拟在实验室推行的金融服务、充分了解在实验室进行试验时所应遵守的法律及监管规则。See MAS.FinTech regu‐

latory sandbox guidelines[EB/OL].(2022-01-01)[2022-03-06]. https://www. mas. gov. sg/-/media/MAS-Media-Library/development/

Regulatory-Sandbox/Sandbox/FinTech-Regulatory-Sandbox-Guidelines-Jan-2022.pdf?la=en&hash=0136A576014D8B13D16264CDFDA

2C66791F6E8CA.

③ 评估金融服务是否可进入“沙盒”试验的时间取决于其完整性、复杂性及涉及的法律法规的要求。由于拟进入“沙盒”的项目要求具

有探索性,因此申请者可以在与 MAS讨论后,对提交的申请项目进行调整。之后,MAS将以书面通知的形式告知申请者是否进入

“沙盒”。

图1 普通“监管沙盒”流程图

资料来源:该图系笔者根据《指南》相关内容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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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健等:新加坡“监管沙盒”的制度演变与法律特质分析

当然,无论在“监管沙盒”运行的哪个阶段,MAS都会与“沙盒”申请主体保持沟通,以实时了解项目

动态。由此可见,新加坡对“监管沙盒”的创新非被动而为,而是在充分把握创新力度与风险控制的基础

上主动介入全程跟进,使得金融监管与金融科技创新张弛有度。目前,MAS的“监管沙盒”项目已经成功

为250多家公司提供了实践的舞台,这亦显示了MAS主动出击的金融监管创新成效颇为显著。

2“. 快捷监管沙盒”:基于效率与效益的诉求

MAS 于 2019 年 8 月 7 日推出“快捷监管沙盒”机制,进一步加快“沙盒”申请流程。与普通“监管沙

盒”不同的是,“快捷监管沙盒”仅面向市场风险较低①、业务模式较为简洁的金融科技项目②。因此其审

批时长较“普通沙盒”短,在 21个工作日内获知批准的审批结果即可进行试验。此外,MAS还对所有未

被批准进入“快捷沙盒”的金融机构都设置了3个月的冷静期;在此期间,MAS不会再次受理来自该机构

的申请,从而保障和提升“快捷监管沙盒”项目申请的质量。可见,MAS基于效率和效益的考量,对符合

条件的金融科技项目努力降低其合规成本与创新周期,增加成果的可预见性,从而促进良性创新环境的

形成;而MAS冷静期制度的创设降低“监管沙盒”审批与监管的行政成本,避免行政资源的浪费,实现金

融科技创新市场的繁简分流。

3“. 加强版监管沙盒”:基于一站式服务的创新支持

金融创新使得各国金融竞争日趋激烈,而如何占领竞争的制高点亦成为各国金融发展的焦点。

2021年11月9日,MAS再次宣布对“监管沙盒”进行三项改进,分别为扩大资格标准以囊括技术创新的早

期采用者、通过财政拨款简化申请以及参与“星期五交易”(Deal Fridays)计划③。从整体层面分析,“加强

版监管沙盒”的三项改进实则是更为真实地模拟了创新项目由拟进入金融市场到投放的全过程。“普通

沙盒”及“快捷沙盒”阶段仅允许当下新加坡金融市场中未存在的新创产品进入“沙盒”试验,而“加强版

监管沙盒”突破了原有的限制,为新技术创新提供更有利的环境,为消费者和企业提供更多选择④。

4“. 跨境沙盒”:协同创新发展

相较传统金融,金融科技参与主体更为多元化、去同质化,且跨界性、技术性、风险性更强。因此,金

融科技领域需要深层次的合作治理与技术治理,调动多方知识资源共商、共治、共享[11]

。作为全球领先

的自由贸易港,新加坡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抓住机遇不断完善金融服务体系,以此推动智慧金融中心的形

成与发展⑤。随着金融科技的全球性发展,跨境金融创新存在监管壁垒,为使得规模不一的金融科技创

新企业能够通过充分的竞争进行跨境金融服务,利用跨境协同技术推动“跨境监管沙盒”的创新发展亦

① 譬如新加坡第一个数字车险顾问平台Pand.ai Pte Ltd,于2021年6月8日进入“快捷监管沙盒”进行试验,于2022年3月7日退出“沙

盒”,并自2022年3月8日起,根据新加坡《保险法》第76条注册为直接保险经纪人,开始提供便捷的数字车险服务。与新加坡以往的

车险服务平台相比,Pand.ai Pte Ltd 不仅为用户提供多种在线车险产品,还可通过 WhatsApp 通信应用平台使用(See GINA S G.The

best way to buy insurance[EB/OL](. 2021-11-21)[2022-08-24].https://www.gina.sg/)。相较于普通“监管沙盒”项目,如规范的去中心

化证券代币交易平台DigiFT Tech (Singapore) Pte Ltd、全球数字证券交易和证券代币投资平台IC SG Pte Ltd,“快捷监管沙盒”的试验

项目对金融市场可能造成的风险显然较小。

② 在“快捷监管沙盒”启动初期,可进入“快捷监管沙盒”的主体包括保险经纪业者、汇款业者,以及获认可的市场运营商,自2020年1月

7日起,“快捷监管沙盒”将不再用于汇款业者,因新加坡《货币兑换和汇款业务法案》将在2020年1月28日新加坡《支付服务法》生效

后废除。目前MAS官网公开的“快捷监管沙盒”项目有三,分别为LabyrinthX Technologies Pte. Ltd(“. 沙盒”试验时间:2022年8月1日

至2023年4月30日)、Trade Risk Solutions Pte Ltd(“沙盒”试验时间:2022年4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Pand.ai Pte Ltd(“沙盒”试

验时间:2021年6月8日至2022年3月7日)。第一项试验项目为获认可的市场运营商,主营私募市场的产品投资;后两项为保险经

纪创新项目,皆为业务模式较为简洁的项目。See MAS.Sandbox express[EB/OL](. 2022-07-26)[2022-08-26].https://www.mas.gov.sg/

development/fintech/sandbox-express.

③ 通过财政拨款简化申请是指技术创新先行者可在单次申请中,同时申请进入“监管沙盒”和申请获得资助,符合条件的申请者可以按

50%的资助水平获得最高50万新元的资助。而“星期五交易”是一个提供交易机会的平台,该计划将帮助沙箱企业进入外部投资者社

区,从社区的网络、指导和资金中受益。See MAS.MAS enhances FinTech regulatory sandbox with sandbox plus[EB/OL](. 2021-11-09)

[2022-03-06].https://www.mas.gov.sg/news/media-releases/2021/mas-enhances-fintech-regulatory-sandbox-with-sandbox-plus.

④ MAS首席金融科技官Sopnendu Mohanty表示,金融科技正在快速重塑金融服务,“加强版监管沙盒”反映了MAS通过为创新者提供更有

效的一站式服务以兑现支持有发展前景的金融科技创新企业在新加坡扎根的承诺,此亦进一步催生具有创新技术的新商业模式,可为

消费者及金融行业带来更大的利益。See MAS.MAS enhances FinTech regulatory sandbox with sandbox plus[EB/OL](. 2021-11-09)

[2022-08-26].https://www.mas.gov.sg/news/media-releases/2021/mas-enhances-fintech-regulatory-sandbox-with-sandbox-plus.

⑤ 20世纪60年代,新加坡政府抓住欧洲货币市场对美元需求大增的有利时机,于1968年创建亚洲美元市场。亚洲美元市场是亚太地

区特别是新加坡国际银行从事境外美元及其他可兑换货币的存贷款业务的市场,该市场对外国商务实行“自由主义的门户开放政

策”。而这些金融服务创新成为新加坡建立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一步,也为新加坡设立自由贸易区做足准备。1969年,新加坡通过

《自由贸易区法》,在裕廊码头设立了第一个自由贸易区。之后,新加坡政府建立金融管理局等机构,出台各种优惠政策,不断开放市

场,吸引外资金融机构进入新加坡开展业务,使新加坡成为重要的区域性金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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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6期

成为现阶段新加坡金融发展的重大机遇。2017年,MAS主导,与国际金融公司(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

poration,IFC)和东盟银行家协会(the ASEAN Bankers Association,ABA)共同推出了面向跨国金融机构和

金融科技公司的“监管沙盒”,并将其作为东盟金融创新网络(the ASEAN Financial Innovation Network ,

AFIN)的一部分[12]

,以加强金融科技的国际合作并推动跨境协同监管。此种“跨境监管沙盒”基于云数字

空间技术设立,金融创新机构的跨境运营也可以在此安全空间内试验新技术并共享数据[13]

。“跨境监管

沙盒”机制使得“监管沙盒”制度的运用进一步扩展,推动了金融科技的协同发展与监管,进一步奠定和

强化了新加坡智慧金融中心的地位。

二、新加坡“监管沙盒”运作模式:基于比较的分析

MAS在《指南》中详细规定了“监管沙盒”的运作模式。虽然新加坡的“监管沙盒”制度源于英国,但

是其法律依据、监管目标、监管力度、监管主体、监管对象、豁免除外等规则与包括英国在内的诸多国家

(地区)有着明显的区别,具有鲜明的自身特色。

(一)法律依据

新加坡金融监管规则体系分为三个层次①,“监管沙盒”的法律依据——《金融科技监管沙盒指南》,

则为金融监管法规体系的第三层次,即由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根据相关法律和补充立法制定并颁布的通

知(Notices)、指示(Directives)和指南(Guidelines)。纵观推行“监管沙盒”制度的其他国家(地区),如韩国

制定《金融创新支持特别法》规定了金融“监管沙盒”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及加拿大允许在现有的金融

监管指导方针或规则上创建“监管沙盒”③;荷兰的“监管沙盒”需要在欧盟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进行创

新④;英国关于“监管沙盒”的指引性文件则是FCA呈交予英国财政部的报告。在金融科技不断发展的今

天,新加坡用《指南》作为“监管沙盒”的法律依据,相较韩国与荷兰,甚至于当时的英国而言,更具灵活

性,可以不断调整规则以适应金融科技发展的需求。而相比马来西亚、澳大利亚与加拿大“监管沙盒”的

法律依据,新加坡《指南》的内容较为详尽,对以“实验主义”为基础的“监管沙盒”机制而言,具有更强的

可操作性。

(二)监管目标

监管目标决定着“监管沙盒”制度的构成与发展趋势。英国作为最早推出“监管沙盒”的国家,其制

度设立的目标是鼓励创新,为金融科技的发展提供更充分的竞争,降低成本以缩短创新产品上市时

间[14]

;澳大利亚的目标为发展监管科技,寻求国际广泛合作以减小监管负担[15]

;中国香港金融管理局的

“监管沙盒”则是希望通过银行创新带动金融创新,加快推出产品的速度及减低开发成本[16]

。而新加坡

设立“监管沙盒”制度的目标则是打造智能金融中心,其中不仅包括鼓励金融创新,促进金融监管能力提

升,也强调要平衡金融创新的风险与消费者保护之间的关系[9]

。在金融监管实践中,监管当局往往很难

在支持行业创新与消费者保护之间找到平衡点,造成消费者这一弱势群体的权益被漠视,从而容易引发

① 新加坡的金融监管法规制度体系由三个层次组成:第一个层次是新加坡国家立法机构议会制定并颁布、由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执行的

法律(Statutes);第二个层次是由新加坡国家立法机构议会制定并颁布、由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执行的补充立法(Subsidiary Legislation);第

三个层次是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根据上述法律和补充立法制定并颁布的通知(Notices)、指示(Directives)和指导意见(Guidelines)。参

见李豫等.金融危机下的新加坡国际金融中心[M].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2010:18-19.

② 为更好地应对金融业的变化,韩国 2019年 4月制定《金融创新支持特别法》推出金融“监管沙盒”项目。See Sandbox Korea.Overview

[EB/OL](. 2019-04-01)[2022-03-30].https://sandbox.fintech.or.kr/financial/overview.do?lang=en.

③ 2016年10月马来西亚中央银行发布《马来西亚中央银行金融科技监管沙盒框架》(Financial Technology Regulatory Sandbox Framework)

作为马来西亚“监管沙盒”运行的指导文件(See Bank Necara Malaysia.Financial technology regulatory sandbox framework[EB/OL].

(2016-10-18)[2022-03-30].https://www.bnm.gov.my/-/financial-technology-regulatory-sandbox-framework)。2016年12月,澳大利亚

联邦政府正式批准设立“监管沙盒”机制,并出台了一系列的指导法案,主要的监管框架体现在《监管指南257:在未持有澳大利亚金

融服务许可证(AFSL)或信贷许可证(ACL)的情况下测试FinTech产品与服务》中(参见范云朋,赵璇.澳大利亚金融科技“监管沙盒”

的经验与启示[J].财会月刊,2020(01):131-138)。而加拿大证券管理局(Canadian Securities Administrators,CSA)所实施的“监管沙盒”

测试方案则是CSA出台的2016—2019年业务计划的一部分,于2017年2月23日正式启动(See CSA.CSA regulatory sandbox[EB/OL].

[2022-03-30].https://www.securities-administrators.ca/resources/regulatory-sandbox/)。

④ 2016年 12月荷兰市场金融管理局和荷兰中央银行发布《金融领域创新的更多空间——市场准入、授权与监管》,明确荷兰“监管沙

盒”自2017年1月1日起启用。荷兰相关监管机构为“沙盒”提供最大程度的法律豁免,但并非所有情况都允许荷兰监管机构自行豁

免。就在欧洲范围内达成一致的法律范畴内,只有在欧洲中央银行单一监管机制的支持下,荷兰才能在欧洲央行拥有专属权限的审

慎问题框架内推行“监管沙盒”。See AFM.More room for innovation in the financial sector[EB/OL][. 2022-03-06].https://www.dnb.nl/

media/xqhnsc2k/more-room-for-innovation-in-the-financial-sector.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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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健等:新加坡“监管沙盒”的制度演变与法律特质分析

金融市场的风险外溢①。因此,新加坡在“监管沙盒”的监管目标中更强调对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这

也是与其他国家(地区)“监管沙盒”制度相区别的特征之一。

(三)监管主体

监管主体是“监管沙盒”运作的“守门员”,是把控“沙盒”监管力度、提高创新监管水平的关键。目前

主要国家(地区)的“沙盒”监管主体主要有:第一,由本国央行直接负责“监管沙盒”的运行,如马来西亚、

沙特阿拉伯等;第二,由央行和本国金融监管局共同负责,如荷兰;第三,实行分业监管的国家(地区),根

据所属银行、证券、保险领域,由相对应的机构进行监管,如中国香港地区、印度②;第四,由中央层面的单

个或多个金融监管机构,在各自负责的监管范畴内测试金融科技创新,如英国、澳大利亚③;第五,由各个

地方的监管机构共同监管,如加拿大、美国④。新加坡“监管沙盒”监管主体的独特之处在于,MAS是新加

坡“监管沙盒”唯一的责任主体;且为了更好地促进监管创新,MAS与新加坡多方机构联合设立了金融科

技发展办公室⑤。与荷兰、中国香港地区、加拿大等国家(地区)相比,作为中央银行的MAS,全面负责新

加坡的金融监管,可授权的范围较大,对政策创新具有较强的自主灵活性。而多部门共同监管的模式,

则对“沙盒”的监管进行了分权,对金融创新风险的总体把控有所削弱⑥,在某种程度上亦增加了合规成

本和时间成本。与英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等国家(地区)相比,新加坡金融科技发展办公室的设立,则

为“监管沙盒”运行中技术的运用、效率的提高及风险的管理提供了重要的辅助作用。

(四)适用主体

出于对风险的把控,不同国家(地区)对“沙盒”申请机构资质和业务范围方面的要求不尽相同。如澳

大利亚采用负面清单的方法将“监管沙盒”的适用主体限制在某些特定的领域,限缩监管对象的范畴⑦。中

国香港金融监管局规定“沙盒”仅面向香港本地区银行及将与银行合作的科技公司[16]

,香港保监会的“监管

沙盒”亦主要面向获授权的保险公司及其协作的科技公司[17]

。瑞士“监管沙盒”主要针对开展和银行相关

① 例如,金融危机之后,货币政策操作出现“非中心化”,货币当局直接向市场投放资金,而且直接调控各个期限的利率和贷款条件。一

系列新的货币政策工具,如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常备借贷信贷、抵押补充贷款等,帮助央行脱离开中介机构和中介指标,直接向经

济输入流动性,调控经济活动。中心化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但是,中心化在促进价值交换的同时,增加了成本,拉长了交易时间,

损失了用户的选择权带来的信息的有效利用。参见沈伟.金融科技的去中心化和中心化的金融监管——金融创新的规制逻辑及分

析维度[J].现代法学,2018(03):70-93.

② 香港金管局、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证监会)及保险业监管局(保监局)的“监管沙盒”相互协调运作,为跨界别金融科技项目提

供“一点通”切入,按实际需要接通三个监管机构的“监管沙盒”(参见香港金融管理局.金融科技监管沙盒2.0[EB/OL](. 2022-03-24)

[2022-03-30]. https://www. hkma. gov. hk/gb_chi/key-functions/international-financial-centre/fintech/fintech-supervisory-sandbox-fss/)。

印度储备银行(RBI)、印度证券交易委员会(SEBI)和印度保险监管局(IRDAI)在结合本行业特点和各自监管重点的基础上,提出各

具特色的沙盒监管框架(See SHASHIDHAR K J.Regulatory sandboxes:decoding India's attempt to regulate FinTech disruption[EB/OL].

(2020-05-20)[2022-03-06]. https://www. orfonline. org/research/regulatory-sandboxes-decoding-indias-attempt-to-regulate-fintechdisruption-66427/)。

③ 英国由 FCA 对“沙盒”进行监管,该监管局负责监管银行、保险、投资以及证券等业务;澳大利亚由证券和投资委员会(Australian

Securities and Investment Commission,ASIC)对“沙盒”进行监管,该机构负责对全澳金融体系、各金融机构和专业从业人员行使金融

监管的职能。

④ 加拿大证券管理局(The Canadian Securities Administrators,CSA)于2017年2月公布了“监管沙盒”计划,由于加拿大复杂的金融监管结

构,因此加拿大“监管沙盒”由加拿大3个地区和10个省的证券监管机构组成的伞式组织共同监管。其旨在通过协作为加拿大各地提供

监管计划,共同制定在全国范围内一致施行的政策法规,协调、改善和统一加拿大资本市场监管,确保加拿大证券行业的平稳运行(See

Financial and Consumer Services Commission. The Canadian securities administrators launches a regulatory sandbox initiative[EB/OL].

(2017-02-23)[2022-03-06]. https://www. fcnb. ca/en/news-alerts/the-canadian-securities-administrators-launches-a-regulatorysandbox-initiative)。在2018年的一份报告中,美国财政部表示支持“监管沙盒”计划,同时提出联邦和州监管机构需要联合行动。有

学者指出,在美国创建有效“监管沙盒”唯一可预见的方法便是通过国会,使联邦与各州监管机构达成合作框架(See MARTINS A C

R.A sandbox for the U.S. financial system[EB/OL](. 2021-08-19)[2022-03-06].https://www.theregreview.org/2021/08/19/rossi-martinssandbox-for-us-financial-system/)。

⑤ 新加坡金融科技发展办公室主要负责监管政策和发展战略,以促进金融科技的发展和创新,更好地管理金融部门的风险,提高效率

和增强竞争力。而联合设立的机构包括新加坡经济发展局、新加坡信息媒体发展管理局及新加坡国家研究基金会等。See

RAJAH&TANN Singapore LLP.MAS establishes FinTech office,announces upcoming public consultation on regulatory sandbox and organizes

Singapore FinTech festival[EB/OL].(2016-05-06)[2022-03-06]. https ://eoasis. rajahtann. com/eoasis/lu/pdf/2016-05-06-Fin‐

Tech_Office_v2.pdf.

⑥ 有研究显示,在单一监管模式有效发挥作用的外部条件方面,金融监管集中程度或可能性与制度环境良好程度成正比。See

MASCIANDARO D.Financial supervision architectures and the role of central banks[J].Global business&development law journal,2005,18

(02):351-370.

⑦ 澳大利亚ASIC规定以下主体不得参与“沙盒”测试:被禁止开展金融服务和信贷服务的公司;已获得金融服务牌照和信贷许可证的

公司;获得金融服务或信贷持牌机构授权开展业务的公司;金融服务或信贷持牌机构的相关法人团体。参见范云朋,赵璇.澳大利亚

金融科技“监管沙盒”的经验与启示[J].财会月刊,2020(01):131-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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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6期

业务的公司,要求项目公司有至少 30万欧元的资本作为抵押,且相关项目吸储的金额不能超过 5000万

瑞士法郎[18]

。虽然对“沙盒”的适用范畴进行限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巩固原有的监管边界,防止风险外

溢。但毋庸讳言,金融科技的发展已经使现有的金融创新有能力突破原有监管边界的桎梏;且将“沙盒”

试验禁锢于某些部门领域,将会导致创新视野的狭小和规模的缩小,进而降低创新的市场价值。英国未

对申请者的业务类型和规模作出限制,适用范围广泛。但相比英国,新加坡适用主体更为广泛,包括但

不限于金融机构、金融科技公司以及与技术型金融服务创新公司合作的专业服务公司,以此给予足够的

创新空间[19]

(五)豁免除外范畴

各国(地区)“监管沙盒”通过豁免某些金融监管规则,为金融创新企业创建了测试产品与服务的

环境,从而降低企业因行为不合规被监管机构惩罚的风险。但由于创新与风险相随,在豁免某些金融

监管规则的同时,金融监管机构通常会设置底线性规则,使市场免受企业创新业务风险的影响和对公

序良俗的冲击。例如,澳大利亚无论是 2016 年发布的“监管沙盒”还是 2020 年发布的“增强型监管沙

盒”,ASIC 皆规定行为不良、不符合准入条件和过去有不当行为的金融机构不得适用豁免规则,且每个

金融机构有且只有一次机会使用“沙盒”测试信贷服务,超过次数的测试将不纳入豁免除外的范畴[20]

再如英国,其推行的是“特许授权”模式下的豁免,主要包括新设监管规则、修改监管放弃权、修改豁免

规则及修改商业目的四种形式,其中新设监管规则只适用于受《2000 年金融服务与市场法案》监管的

活动,超出该监管范围的活动(如支付服务与电子货币)则属于豁免除外的范畴[21]

。而新加坡对“监管

沙盒”申请主体在资本、信用评级及规模等方面都可根据具体的项目放宽要求,但是在对客户信息的

保密、禁止通过中介机构处理客户的资产及防止洗钱和为恐怖主义融资等方面则规定极其严苛,“沙

盒”申请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遵守以上规定[9]

。澳大利亚“沙盒”与新加坡“沙盒”豁免除外的目的大

体一致,都意在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但相较而言,新加坡“沙盒”更是在底线思维的主导下避免监管

机构的“竞次竞争”①;与此同时,亦不至于担心过度创新造成滑坡效应而束缚初创企业和项目的发展,

整体把控风险。而相比英国,MAS 对豁免除外的范畴拥有更大的自由裁量权,从而给予了初创企业更

大的创新空间。

三、新加坡“监管沙盒”制度:法律特质分析

(一)风险导向性:取代“一刀切”的监管方式

步入21世纪,金融市场和资金流动日益全球化,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新的风险亦不断冲

击着原有的“一刀切”监管体系。此前,MAS 的监管规则皆广泛适用于某一类金融机构,使得从事特定

类别活动的金融机构必须遵守相同的监管要求②。此种“一刀切”的监管方式创造了所谓的公平竞争环

境,确保类似机构和类似活动受到同样的监管。然而,随着金融科技发展的多样化,MAS 也认识到“一

刀切”的监管模式简单,且容易导致潜在风险的不可控。为应对不同的创新风险,MAS不断寻求建立健

全允许良好风险管理和创新并存的高标准监管体系,逐步转向“风险导向”的监管方式——基于风险的

方法确定最合适和最有效的监管方式。“风险导向”监管方式在“监管沙盒”中的运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

方面:

第一,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尊重新兴风险的未知性。“一刀切”的监管方式通常对应“命令和控

制”式的规则③。对于金融科技的监管,此种方式或容易忽视市场的自主性,或容易导致过于放任市场的

① 金融监管竞争被广为诟病的一个潜在弊端是所谓“竞次”现象(race to the bottom),即监管机构为了取悦本部门利益集团、吸引潜在监

管对象或扩展监管势力范围,竞相降低监管标准,以致削弱整体监管水平,损害投资者和社会公共利益。参见廖凡.竞争、冲突与协

调——金融混业监管模式的选择[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03):109-115.

② 例如,MAS 曾要求所有银行机构,无论其风险状况如何,都要保持足够的高质量流动资产以满足其 18% 的新加坡元存款负债。该

“一刀切”的要求没有考虑到各个银行机构是否拥有良好的管理流动性风险的能力,也没有考虑到不同银行机构的现金流状况,在实

践中引起了很大的争议。See MAS.Tenets of effective regulation[EB/OL](. 2010-06-01)[2022-03-06].https://www.mas.gov.sg/-/media/

MAS/News-and-Publications/Monographs-and-Information-Papers/Monograph--Tenets-of-Effective-Regulation.pdf.

③ “命令和控制”式的金融规则,是指金融规则由命令被监管机构满足某种要求的规则和通过处罚控制被监管机构行为的规则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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