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委员会

顾 问 彭斐章 宗福邦 胡德坤 马费成 於可训

主 任 韩 进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丁俊萍 丁 煌 邓大松 方 卿 石义彬 刘丹丽

汪信砚 肖永平 佘双好 陈文新 陈 伟 陈传夫

沈壮海 杜青钢 吴根友 尚永亮 周叶中 易显河

骆郁廷 徐少华 涂险峰

主 编 汪信砚

责任编辑 何坤翁 杨 敏 李 媛 涂文迁 桂 莉

顾 问 彭斐章 宗福邦 胡德坤 马费成 於可训

主 任 黄泰岩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于 亭 方 卿 冯 果 李圣杰 刘 伟

刘安志 李 纲 李佃来 肖永平 沈壮海

汪信砚 吴根友 余敏友 周叶中 陈 伟

陆 伟 陈传夫 孟 君 贺雪峰 聂 军

傅才武 强月新

主 编 汪信砚

责任编辑 何坤翁 杨 敏 李 媛 涂文迁 桂 莉

期刊基本参数 CN42⁃1071/C * 1930 * B * 16 * 208* ZH* P * 32.00 * 2 200 *18* 2023⁃11

珞珈学派巡礼

珞珈国际法学派的源流、特质与未来 ……………………………………………肖永平 （005）

武汉大学发展经济学研究百年源流 ………………………………………………叶初升 （020）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传统的薪火传承 ………………………李 志 （032）

武汉大学章黄学术的百年传承 ……………………………………………………于 亭 （041）

武汉大学释古启新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 ……………………………杨 华 朱明数 （055）

吴于廑的大历史观 ……………………………………………………………………蒋 焰 （068）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共建专栏）

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前提、基础和基本路径 …………………袁银传 （079）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专题研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学话语体系论纲 ………………………………… 周叶中 （089）

论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之概念体系的建构 …………………………………冯 果 （101）

哲学研究

现代政治哲学的两个正义概念与马克思的正义观 ……………………………李佃来 （112）

伦理法则的特性及其生成……………………………………………………………李建华 （122）

目 录

哲学社会科学版

本期执行编辑 桂 莉

2023 年 第 76 卷 第 6 期（总第 389 期）

2023 年 11 月 6 日出版

文学研究

限制阐释论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文本研究 ……………………………………………………金宏宇 （133）

中国新诗传播接受机制论……………………………………………………………方长安 （141）

历史学研究

秦简牍“执法”新诠

——兼论秦郡的评价 …………………………………………………………………陈 伟 （151）

经济学研究

地方政府专项债的风险管理与规模控制 …………………………………………李永友 （161）

管理学研究

开放科学的价值观与制度逻辑 ……………………………………………………陈传夫 （173）

法学研究

论监察委员会组织法 …………………………………………………………………秦前红 （185）

社会学研究

●华中乡土派社会学

村级治理现代化与治理有效 ………………………………………………………贺雪峰 （197）

2023年总目录 …………………………………………………………………………（205）

本刊实行双向匿名审稿制度

本刊不以任何形式收取版面费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举报电话：010-63098272

本刊已加入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和超星域出版

WUHAN UNIVERSITY JOURNAL

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 Vol. 76, No. 6, 2023（Serial No. 389）

Publishing on Nov. 6, 2023

Bimonthly, Starting in 1930

The Origin， Characteristics and Future of the Luojia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Law …………………………………………………………………Xiao Yongping ( 005 )

The Centennial Evolution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Research at Wuhan University

……………………………………………………………………………………………Ye Chusheng ( 020 )

Passing on the Tradition of Research on the Sinicisa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at Wuhan University………………………………………………………………Li Zhi ( 032 )

The Hundred-year Inheritance of the Zhang-Huang Scholarship at Wuhan University

…………………………………………………………………………………………………Yu Ting ( 041 )

Interpreting the Ancient and Enlightening the New：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Studies at Wuhan University………………Yang Hua, Zhu Mingshu ( 055 )

On Wu Yujin's Grand View of History………………………………………………………Jiang Yan ( 068 )

The Premise， Basis and Basic Path for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Marxism in China in New Era……………………………………………………Yuan Yinchuan ( 079 )

Outline of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Socialist Constitutional

Law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Zhou Yezhong ( 089 )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oncept System of China's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of Legal Science………………………………………………………Feng Guo ( 101 )

Two Concepts of Justice in Modern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Marx's

View of Justice ……………………………………………………………………………Li Dianlai ( 112 )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Generation of Ethical Laws ……………………………………Li Jianhua ( 122 )

Restrained Interpretation

The Analysi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Texts …………………………………………Jin Hongyu ( 133 )

On the Mechanism of Dissemination and Acceptance of Chinese

New Poetry……………………………………………………………………………Fang Chang'an ( 141 )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Zhifa\" in Qin Bamboo Slips

On the Criticism of Qin's Jun System ………………………………………………………Chen Wei ( 151 )

Risk Management and Scale Control of Special-purpose Local

Government Bonds ………………………………………………………………………Li Yongyou ( 161 )

Values and Institutional Logic of Open Science ………………………………………Chen Chuanfu ( 173 )

Research on Organization Law of Supervision Commission …………………………Qin Qianhong ( 185 )

Modernization of Village-level Governance and Effective Governance…………………He Xuefeng ( 197 )

Total Contents ………………………………………………………………………………………… ( 205 )

CONTENTS

第 76 卷第 6 期 2023 年 11 月

Vol. 76 No. 6 Nov. 2023 005~019

珞珈国际法学派的源流、特质与未来

肖永平

摘 要 中国国际法学发端、奠基于武汉大学。百余年来，武汉大学国际法学人始终引

领中国国际法学的发展。周鲠生创立国际公法学、李浩培创立国际私法学，具有开山启林之

功；韩德培创立大国际私法学，姚梅镇创立国际经济法学、国际投资法学，梁西创立国际组织

法学，是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深化国际法学科建设的代表；曾令良、黄进、余劲松分别主编《国

际公法学》《国际私法学》《国际经济法学》三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教材，为构建

21世纪中国自主国际法知识体系奠定了基础。近年来，武汉大学国际法学科因具有追求国

际法治、注重体系构建、秉持公平正义、站稳国家立场、提炼中国实践的鲜明特质，被誉为珞

珈国际法学派。在进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珞珈国际法学派应勇担构建中国自主国际

法知识体系的历史使命，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以构建具有理论吸引

力、制度塑造力与实践公信力的国际法知识体系为目标，通过设置国际法一级学科，打破学

科界限、践行问题导向、遵循“两个结合”、坚持“三个面向”，为中国国际法理论真正屹立于世

界学术之林作出新贡献。

关键词 国际法；珞珈国际法学派；国际法知识体系；国际法学科体系；国际法学术体

系；国际法话语体系

中图分类号 D990；D9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23）06-0005-1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ZD201）

所谓“国际法”①，既可指国际公法，也可指与国内法相对应的国际法体系，因为现代“国际法已不是

传统的国际公法，而是反映国家意志的协调，调整一切国际关系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行为规范的总和”［1］

（P5）。这些法律或规则，包括人类社会共同遵循的强行法或一般法律原则、国际社会长期积累而成的国

际习惯、反映相关国家协调意志的国际条约和各国用来规范对外关系的各类法律法规［2

（］ P1-19）。

从历史上看，古代中国存在一些类似于近代国际法的规则，如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在交往中共同信

守的礼、信、敬、义［3］

（P29）。由于中国封建王朝只承认“天朝”是国家，通过朝贡制度维系中国与邻邦的

不平等关系，这种国际交往体制无法生成以主权平等为基础的近代国际法。

明清时期，我国采取闭关锁国政策，限制国际通商贸易及文化交流。当近代国际法在欧洲形成和发

展时，中国对此鲜有人知。一般认为，国际法正式引入中国始于鸦片战争。1839年，清朝钦差大臣林则

徐到广州禁烟期间，发现国际法有可用之处，便委托美国人皮特·帕迪克等人翻译瑞士法学家瓦特尔所

著《国际法》关于战争、封锁、扣船等章节。1862年，清政府聘请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将美国学者惠顿的国

际法著作译成中文，以《万国公法》为名于1864年正式出版［4

（］ P50）。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依仗坚船利炮强迫中国签订大量不平等条约。据不完全统计，在1840年至

1949年间，西方列强强迫历届中国政府签订条约或条约性文件1356件，在中国获得割地、租界、赔款和

① 为尊重历史文献原貌，本文使用的“国际法”有时指国际公法，有时指国际法体系，具体含义要根据上下文判断。

DOI：10.14086/j.cnki.wujss.2023.06.001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年第 6 期

治外法权、内河航运权等特权，严重损害了中国主权，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5

（］ P11）。

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家主权平等观念渐为国人知，反对不平等条约的呼声日渐高涨。晚清维新

派最早提出废除或修改不平等条约的要求。在巴黎和会上，中国政府代表第一次系统提出修改不平等

条约的要求。孙中山坚决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把废除不平等条约作为政

治纲领。南京国民政府也曾发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宣言。但直到新中国成立，不平等条约才彻底

废除。

在中国人民争取主权、独立和平等的历史洪流中，一批仁人志士留学欧美学习国际法，回国传播和

研究国际法，同时运用国际法维护我国主权与安全，为中国国际法学的建立与发展奠定了不朽基业。在

此历史进程中，武汉大学国际法学科一直发挥着开创、引领作用，被誉为“珞珈国际法学派”。本文首先

对珞珈国际法学派追根溯源，再从学派的构成要素和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的共同特质来回答珞珈国际

法学派何以成立，最后提出珞珈国际法学派应如何完成新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

一、珞珈国际法学派的源流

武汉大学国际法学科注重构建国际法体系，综合研究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不断开拓和

丰富国际法二级学科。这是珞珈国际法学派区别于其他国际法研究的突出特点。

（一）开启山林：国际公法学与国际私法学的创立

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周鲠生创立的国际公法学和李浩培创立的国际私法学对中国国际法学具

有开山启林之功。

1. 周鲠生创立国际公法学

1912年成立的湖北省公立法政专门学校设法律科，开设国际公法课程。1929年，国立武汉大学设法

律系，同年将国际公法定为必修课，计12个学分。此后十年，周鲠生一直主讲国际公法。后来，王铁崖、

赵理海先后在武汉大学讲授和研究国际公法［6

（］ P147）。

周鲠生与李四光、王世杰等人发起筹建国立武汉大学，他曾任武汉大学教授兼政治系主任、法律系

主任、教务长、武汉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士［7］

（P49-50）。周鲠生在政治、外交、国际法、宪法等领域均

有精深研究，特别是在国际法领域独著《国际法大纲》和《国际法》，创立了国际公法学，被誉为“中国国际

法之父”［8

（］ P4）。

《国际法大纲》是周鲠生在北京大学授课时编写的讲义。与多数西方学者将国际法分为自然法与意

志法，或者战时法与平时法不同，周鲠生将国际法分为实体法与程序法［9］

（P19-21）。《国际法大纲》除导

论、附录以外，本论实体法卷详述国际法的主体、客体、国际交涉和国际交涉机关，程序法卷阐释国际争

议及其解决手段和战争法问题。该著作是民国时期中国学者移植西方国际法并使其逐步本土化的重要

成果，由商务印书馆于1929年发行，后多次修订重印，被列为当时的大学丛书，一度成为东京大学国际法

必读书。2013年，商务印书馆将其收录在“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中再版，说明该著作对我国国际法学

具有开山启林之功［9

（］ P259-297）。

《国际法》在《国际法大纲》的基础上，尽量深化国际法基本理论，结合中国实践，及时反映中国学者

的研究成果和国际社会的最新动态，设12章60余万言。作为周鲠生毕生研究和运用国际法的总结性论

著，这种以和平法为主要内容的国际公法学反映了二战后《联合国宪章》确立“禁止使用武力”的国际法

原则。韩德培说：“这是我国第一部最有系统、最有权威的国际法著作。在我国，简直可以说是一部‘前

无古人’的著作。”［8］

（P4）《国际法》全面系统论述了传统国际法的实质变化和现代国际法的最新发展，分

析了大量国际实践和案例，并将中国实践与一般国际法理论有机结合起来，作出令人信服的分析与论

证，堪称中国国际公法学的集大成之作［10（］ P866-878），也是中国国际公法学的开山之作。

·6·

肖永平：珞珈国际法学派的源流、特质与未来

2. 李浩培创立国际私法学

1918年，北洋政府颁布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国际私法立法《法律适用条例》，标志着中国国际私法制度

的诞生。1929年以后，国立武汉大学法律系开设国际私法必修课，共六个学分，先后由梅汝璈、燕树棠、

李浩培主讲。

李浩培曾任武汉大学教授兼法律系主任，1985年当选为国际法研究院院士，1993年当选为联合国前

南斯拉夫问题特设国际刑事法庭法官［11］

（P829-844）。李浩培的学术研究跨越国际公法与国际私法，均

取得了极高的成就。他晚年出版的《条约法概论》《国籍问题的比较研究》《国际法的概念和渊源》都是传

世经典［12］

（P333-357）。他于1945年在武汉大学出版的《国际私法总论》是中国学者早期探索国际私法学

科体系的代表作。该书由绪论、总论和附录组成，绪论分三章论述国际私法的对象与定义、国际私法与

国际公法、国际私法的历史发展，总论分七章阐述系属因素、当事人本国法主义与住所地法主义、公共秩

序、反致与转致、定性、法律规避、外国法的适用，附录部分是《法律适用条例》。该书参考了当时最新出

版的多部英文、法文及德文著作，特别结合中国当时的国际私法立法，提出自己的学术见解，堪称当时中

国学者构建国际私法学科体系的代表性成果［13（］ P165）。

（二）深化学科：大国际私法学、国际经济法学及其他学科体系的构建

1980年，为了响应邓小平关于大力加强国际法研究的号召，武汉大学率先成立国际法专门研究机构

——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对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开展综合研究，在韩德培、姚梅镇、梁西

的带领下，武汉大学国际法学人不断加强学科交叉融合，持续深耕国际法学科，创立了大国际私法学、国

际经济法学、国际投资法学、国际组织法学，为有效解决我国改革开放年代遇到的国际法问题作出了重

要贡献。

1. 韩德培创立大国际私法学

韩德培曾任武汉大学法律系教授、系主任，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所长、环境法研究所所长，武汉大

学教授会主席、副教务长、校务委员会副秘书长，领导成立中国国际私法研究会、中国环境法研究会，被

推举为创始会长。韩德培在国际私法、国际公法、环境法、法理学和法学教育领域均取得突出成就，特别

是在国际私法领域提出的大国际私法理论成为学界主流，被公认为新中国国际私法学的一代宗师［14］

（P20-28）。

韩德培在主编我国高校第一部《国际私法》统编教材时提出大国际私法体系，力主国际私法应以涉

外民事法律关系为调整对象，其研究不能局限于冲突法问题，应当扩大到涉外民商事关系的实体

法［15］［16］

。他倡导用发展眼光，结合国际民商事关系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来研究国际私法，明确统一实体法

是现代国际私法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因此，国际私法既包括冲突规范、实体规范，又包括程序规范。

基于上述大国际私法理论，韩德培主编的《国际私法新论》和《国际私法》构建了新中国国际私法学的新

体系，包括总论、冲突法编、统一实体法编、国际民事诉讼法编和国际商事仲裁法编。作为普通高等教育

“十五”规划、“十一五”规划期间的国家级规划教材，韩德培主编的《国际私法》是我国高等院校采用最广

泛、影响最大、体系最完整的国际私法教材，荣获教育部优秀教材一等奖。

2. 姚梅镇创立国际经济法学与国际投资法学

姚梅镇曾任武汉大学法律系教授、副主任，国际法研究所副所长，领导成立中国国际经济法研究会，

被推举为首任会长，晚年专注于国际经济法与国际投资法研究，是我国国际经济法学与国际投资法学的

开拓者与奠基人［17（］ P23-24）。

姚梅镇在我国率先打破传统法学分科，从实际出发，采取比较综合研究方法，联系国际法和国内法

研究国际经济法。他认为国际经济法既不属于国际公法，也不属于国际私法，而是一门以研究国际经济

关系法律问题为对象的独立的综合性法律学科［18］

（P1-9）。他在1989年出版的《国际经济法概论》中以问

题为中心，按照绪论、跨国公司、国际货物买卖、国际技术转让、进出口贸易管理与控制、国际经济立法和

·7·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年第 6 期

反托拉斯法、国际货物运输和保险、国际投资、国际工程承包、国际支付、国际信贷与国际债券、国际税

法、国际经济组织、国际经济交往中的争议及其解决等问题，构建的“总论+六法”①，标志着我国国际经济

法学从理论到体系的确立。该书荣获国家教委第二届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

姚梅镇独著的《国际投资法》首次从资本输入国法制、资本输出国法制和双边、多边条约的国际法制

出发，结合国际和国内判例、学说，对比国内立法和国际立法，对国际投资的法律关系和法律问题进行全

面系统的综合分析和比较研究，创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投资法学科体系，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重

要影响，获国家教委第一届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时至今日，我国国家级规划教材《国际投资法》仍

然沿用这个体系［17（］ P24）。

3. 梁西创立国际组织法学

梁西曾任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是公认的国际组织法奠基人。梁西在20世纪

70年代后期首开“国际组织法”课程，出版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论述国际组织法的专著《现代国际组织》。

梁西认为，国际组织法的体系并没有固定模式，既可以将国际组织法分为组织性条约与行政性法规，又

可以分为对外关系法与内部关系法，也可以列举国际组织成立、运行中的重要事项，还可以分为全球性

组织和区域性组织的法律制度［19］

（P12-14）。《现代国际组织》综合后两种标准，设五编论述国际组织的基

本原理、历史沿革、法律地位和发展趋势，比较国际联盟与联合国的宗旨原则、组织结构、职权范围及活

动程序，并对集体安全制度、非殖民化等重大国际法问题进行专门论述，介绍区域性组织、专门性组织和

各大洲主要国际组织的法律制度［20（］ 前言）。

该书先后修订、增补、再版六次，开创并逐步完善了中国国际组织法学科体系，特别增加了国际组织

的功能与作用、联合国半世纪综述等内容。该书对国际组织与国际组织法的理念、性质、形态、功能、渊

源、体系、发展规律、关系协调、时代背景、人类社会的组织化等基本问题作出了论述，提出了结构平衡

论、国际组织法律人格的职能性原则、联合国专门机构的三级结构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否决权的三脚

架原理等理论观点，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成为我国国际组织法研究的扛鼎之作［21（］ P5-7）。

（三）开拓创新：中国自主国际法知识体系的奠基

2004年，中央正式启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以下简称“马工程”）。国际法领域三部马

工程重点教材均由珞珈国际法学人担当首席专家。经过十多年的研究、编写、修订和完善，曾令良主编

的《国际公法学》、黄进主编的《国际私法学》和余劲松主编的《国际经济法学》，成为中国学者坚持马克思

主义立场、观点与方法，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阐释中国国际法立场与主张，落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运用系统思维构建中国自主国际法知识体系的奠基性成果，为我国建设国际法一级学科、发展更具国际

影响力和理论自洽度的国际法二级学科奠定了坚实基础。

《国际公法学》是构建中国自主国际法知识体系的基础。它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哲学思想和世界观及

其对法学原理和国际法的有关论述中，揭示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中的一些重要国际法蕴涵，如历史唯物

主义与实在国际法、辩证唯物主义与动态平衡的国际法等；全面阐释习近平法治思想与中国国际法守正

创新的关系以及当代中国对国际法的基本立场与贡献，如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倡导全球治理

体制变革、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内容；辩证看待国际法的价值和功能，特别强调国际法和国际组

织在维护世界秩序和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和地位，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

础的国际秩序；通过融通国际法基本理论与部门国际法制度，兼顾国际共识与中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不断完善国际公法知识体系。如第三版增加国际环境法、国际发展法、网络空间法等内容，及时反映了

当代国际法理论与实践的前沿动态［22］

。

《国际私法学》是实现国际私法中国化时代化的标志性成果。它以促进国际民商事交往、平等保护

① 即国际贸易法、国际投资法、国际货币金融法、国际税法、国际经济组织法、国际争端解决法。

·8·

肖永平：珞珈国际法学派的源流、特质与未来

中外当事人合法权益为目的，把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落实到国际私法理论与实践，追求习近平法治思想

的部门化；以我国法律适用法、民事诉讼法涉外编、仲裁法制度为基础，系统总结我国国际私法制度的生

成、发展及其科学性、合理性、实践性和先进性，完成国际私法学科体系的中国化；聚焦我国法院、仲裁机

构和调解机构的丰富实践，提炼升华我国的实践智慧，在区际民商事法律冲突、国际统一实体法理论与

方法、强制性规范、外国法的查明等问题上提出中国主张，力求中国国际私法实践的理论化；构建的体系

既反映中国特色、又便于国际交流；既揭示基本原理、又介绍适用方法；既保持体系完整、又突出重点内

容，在国内外独树一帜［23］

。

《国际经济法学》是融通国际与国内经济法律制度的代表性成果。它强调运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解决中国问题，专门论述中国在国际经济秩序改革中的地位与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有关非歧视待遇的承诺，中国关于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的立场与实践等注

重反映中国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与实践，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涉外

法治的丰富实践和最新发展，阐明中国不仅是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维护者，而且

是全球治理改革的积极参与者和贡献者，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国际规则和秩序的倡导者和推动者；

注意跟踪和反映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国际法制度和实践的新发展，如数字经济发展的新挑战与有关改

革实践等；打通传统法学分科，整合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国际法规范与国内法规范，兼顾宏观理论与微

观制度、前沿性问题与基础性知识，初步形成了中国自主国际经济法知识体系［24］

。

二、珞珈国际法学派的特质

历史上公认的法学流派都是在法学领域形成了具有相同或相近的理论预设、研究进路和基本观点

的学术共同体。其中，理论预设是可以说明但无法证明的假设，乃研究者建立、阐发其观点的理论基础

和前提；研究进路是科学研究能够取得多大影响成果的关键；基本观点是学者对某一学科领域基本问题

的主张，对一个学派的生成具有重要影响［25（］ P261）。

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与教育历经100多年发展，每个时代都有杰出的代表性国际法学家领衔，不断

拓展、深化中国国际法学科体系。特别是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成立以来，培养了一大批活跃在我国法

学教育、法律外交、涉外法治和国际组织的杰出人才，他们对国际法治秉持共同的理念与追求，对国际法

律和涉外法律问题采用相似的研究进路，形成了彼此认同、相互包容的基本观点。《光明日报》曾报道“国

际法‘珞珈学派’初具规模”［26］

，有学者专文介绍“珞珈国际法学派助力中国对外开放”［27］

（P63-68）。下面

从学派的构成要素来回答武汉大学国际法学科为何可以被称为“珞珈国际法学派”。

（一）追求国际法治

历史经验表明，国际法学派的确认，主要根据学者对国际法效力根据的看法来划分［10］

（P22-23）。历

史上著名的国际法学派，如西班牙教父学派、格老秀斯学派、实证法学派，之所以被公认为“成一家之

言”，是因为他们对国际法效力根据问题给出了符合时代需要、令人信服的独特解答，并以此为起点构建

价值统一、逻辑自洽的国际法理论体系。

周鲠生在论述国际法的特征时，从19世纪以来的国际实践论证国际法具有法律约束力，认为国际法

是代表各国统治阶级协调的意志［10］

（P4-10）。王铁崖认为，分析国际法的效力根据，如果脱离了国际现

实，即便在逻辑上能够自圆其说或在设想上很动人，理论往往成为没有根据的空话。他主张从法律和事

实两个层面分析国际法的效力根据，即法律层面是各国意志的协调统一，事实层面是国家往来的需要［28］

（P1-6）。李谋盛认为，国际法的效力根据是各国的协议，而国际法具有效力的原因是国际法在国际关系

中所起的作用［29］

（P16）。曾令良认为，“意志协调说”是科学的国际法效力依据理论，它反映了国际法的

本质特征和普遍实践，因为国际社会是由不同政治社会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及宗教文化差异的国家组

·9·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年第 6 期

成的，在价值取向、政治意愿和利益取舍等方面难免发生矛盾、分歧和冲突。国际法很难产生于各国的

共同意志，但国家之间通过谈判、协商，矛盾可以化解，冲突可以避免。国际法（尤其是条约）正是通过谈

判协调各国意志逐步形成的。不过，在国际组织、国际民间团体、跨国公司甚至私人，越来越多地参与全

球治理的新时代，它们的意志或多或少反映在有关协定和国际组织的决议中。因此，当代国际法的效力

根据不仅仅是各国意志的协调，还应该是各种国际行为体意志的协调［30（］ P36）。

上述可见，珞珈国际法学人都以国际法具有法律效力为理论预设，都以意志协调说为基本主张。当

然，他们的具体主张略有不同，如国家的意志是统治阶级的意志，还是人民的意志，或者是否应该考虑其

他国际行为体的意志，等等。在方法论上，王铁崖主张从法律和事实两个层面考量的观点得到了不少学

者的追随，但到底是“国家交往的需要”还是“国际法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学界仍没有达成共识。不管

怎样，上述理论预设和基本主张足以形成一个学派。

展望未来，要使珞珈国际法学派超越实证法学派和苏联国际法理论，得到国际上的公认，除了坚持

“意志协调说”以外，还需要从其他层面或角度解释国际法的效力根据问题。笔者认为，“意志协调说”可

以很好地说明国际条约的效力根据，但对国际强行法和习惯国际法来说，其解释力明显不够。只有另辟

蹊径，充分反映当下国际社会与全球治理的特点，才能提出既说服自己、又说服他人的理论。国家间的

交往利益、共同利益和人类社会整体利益可以用来解释国际强行法和习惯国际法的效力根据。因为在

主权平等的国际社会，每个国家都有明确的疆土边界、独立的国家政权、特定的国家利益，都把国家利益

作为最高原则，并在国际交往中追求本国利益最大化和自身绝对安全。但历史和现实表明，每个国家如

果都矢志不渝地向着自己设定的最优化目标迈进，极有可能产生矛盾、冲突、较量甚至战争。在残酷的

斗争中，人类社会逐渐认识到，片面追求过度膨胀的自我利益而将他国视为客体、征服和攫取的对象，并

不是最优选择。特别是在当今国际社会，国家之间的交往互动越来越频繁，安全、环境等全球性问题的

边界越来越模糊，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国家之间的共同利益和合作利益越来越多［31］

（P135-141）。这些

交往利益、共同利益和整体利益就是国际法效力的客观根据。

（二）注重体系构建

武汉大学国际法学科特别注重学科体系的构建，这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国际法的主要

方法，也是珞珈国际法学派的研究路径。除了前文已介绍的奠基性贡献以外，黄进提出的宏观国际法学

认为，国际法已经不是传统的国际公法，而是一个调整一切国际关系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体系［32］

（P3-9）。该主张事实上得到了我国教育主管部门的肯定，因为我国现行法学教育把国际公法、国际私

法、国际经济法都作为法学二级学科来开展教学与研究工作，这在国际上也是绝无仅有的。武汉大学国

际法研究所也是据此架构组织结构，组织科学研究，强调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的综合研究，

同时根据我国对外开放的战略需求，推进国际法学向精细化方向发展，在多个方向填补、充实国际法学

科体系。

例如，刘丰名所著《巴塞尔协议与国际金融法》关于国际投资金融法、国际贸易金融法和国际货币金

融法的三分法［33］

（P363-375），黄进关于区际冲突法学的理论体系，李双元关于国际私法趋同化和国际民

商新秩序的系统论述，余劲松关于跨国公司法的开拓研究，曾令良关于欧洲联盟法和世界贸易组织法的

体系构建，王曦关于国际环境法的体系设计，为深化我国国际法研究，构建国际法二级学科体系作出了

重要贡献［34（］ P1-14）。

（三）秉持公平正义

国际法产生之初，西方国家就力图把持国际法话语权，以“为世界造法”之名将其观念和利益固化为

法律规则。实在法学派强调通过国际习惯进行国际立法，但在20世纪前，国际习惯只是基于“欧美基督

教文明国家”的实践。非西方国家，如中国、日本、土耳其等，必须整体承认欧美的国际法，才能被接纳为

“国际大家庭成员”，这些非西方国家不能享受国际公法的各种利益。欧美国家可以通过“诉诸战争权”

·10·

肖永平：珞珈国际法学派的源流、特质与未来

和不平等条约处理与非西方的关系，摄取殖民利益［35］

（P40）。二战以后，由于十月革命和非殖民地化的

冲击，“诉诸战争权”和对非西方国家的歧视性规定逐步被废弃。“西方中心主义”从公开转向隐蔽，将国

际法适用机制与西方体制捆绑在一起，垄断国际规则解释权，借国际法治之名行强权政治之实。

以周鲠生为代表的第一代武汉大学国际法学人聚焦领事裁判权、不平等条约等问题的研究，出版

《不平等条约十讲》《领事裁判权》等著作，力陈不平等条约对中国主权的极端危害性，主张领事裁判权

“断乎不能任其存在”。周鲠生在《革命的外交》一书中，主张采取“主动的、攻势的”外交，“利用民众势

力”来“打破一切传习成见和既存规则”。他协助国民政府以“革命外交”之手段，先后收回汉口、九江英

租界［5

（］ P5）。

黄炳坤在改革开放初就指出，旧的国际经济秩序是以资本主义国际分工为基础，发展中国家的生产

和消费都是按照工业发达国家的需求来分工的，其国际贸易制度以发达国家垄断世界市场为基础，国际

货币金融体系以发达国家对国际金融网的垄断为基础。广大发展中国家对国际经济关系进行结构性改

革，即在国际货币、金融、贸易、发展、原材料等重要领域，把少数发达国家操纵的结构，改变为发展中国

家和发达国家都有充分发言权和决策权的制度。这是《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的内在原因，必将

普遍、持续影响国际法各个领域的发展，一些重要原则，如国家主权原则、平等互利原则、优惠待遇原则，

也将得到重申和加强［36（］ P1-6）。

李双元在21世纪初指出，国际关系可以分为国际政治关系、国际经济关系和国际民商关系。前两种

是国家间关系，可谓公的关系，后者是私的关系。国际公法、国际经济法和国际私法分别调整这三种关

系，共同构成国际法律体系。前两者是公法范畴，后者属于私法范畴。国际社会既然正在努力构建国际

政治新秩序、国际经济新秩序，自然需要同步构建国际民商新秩序。由于国际民商新秩序是全球整体意

识不断加强的产物，这种基于国际共识建立的国际秩序应是一个有序、开放、灵活的大系统，必须谋求促

进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自然人、法人开展民商事交流并平等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这需

要国际私法从着眼于解决个案法律适用问题转到以构建国际民商新秩序为目标，通过追求实质正义来

改造传统国际私法理论与制度［37（］ P65-66）。

综上可见，珞珈国际法学派始终把公平正义作为国际法理论与体系的出发点与落脚点。这是珞珈

国际法学派区别于“西方中心主义”的关键。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深刻洞察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深入思考人类前途命运，通过继承和发扬国际法基本原则和精神实质、总结提炼我国实践经验，创造性

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该理念不仅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和我国宪法，为我国同世界各国开

展友好交往与务实合作、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提供了坚实法律基础，还陆续被写入联合国大会、安理

会、人权理事会及相关国际组织重要文件，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认同［38］

（P26-27）。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为珞珈国际法学派未来继续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文明进步开辟了新境界、指明了新方向、提供了新

动力。

（四）站稳国家立场

作为治国理政平天下的学问，任何时代任何学派的国际法理论本质上都是为了维护本国的核心利

益、协调与他国的利益冲突，或者保护各国的共同利益和人类社会整体利益。国际公法作为国家间协调

意志的体现，其理论主张主要是为了维护本国的根本利益和核心利益。国际经济法作为国家管理和规

范跨国经济关系的手段，无不是根据本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为保障本国根本利益而建

立。即使表面上主要解决私人间利益冲突的国际私法，其基本理论也与这个国家在国际体制中的核心

利益密切相关［39（］ P38-52）。

周鲠生始终把个人的追求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融合在一起。留学日本时他加入同盟会；留学法国时

他联合留英、留法中国留学生，包围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顾维钧，不让他在丧权辱国的和约上签字，

与国内的五四运动遥相呼应；二战结束后，他不顾个人安危，与好友胡适公开论战，力主独立自主的和平

·11·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年第 6 期

外交政策；1949年前夕，白崇禧曾命令武汉大学迁校，他严辞拒绝，坚守在校保护校产，迎接共产党的到

来；任外交部顾问期间，他对中国的重大外交政策和国际法活动都作出了重要贡献［40（］ P29）。

梅汝璈在1946年至1948年作为法官参加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他始终坚持法治原则，有礼

有节，在法官席位之争、起草判决书和坚持死刑处罚等关键环节，以自己的智慧、勇气和学识维护了祖国

的尊严和人民的利益，赢得了世界的赞赏与尊重。在学术上，他详细揭示“战争罪行”概念的演变与发

展，充分论述个人责任的国际法依据，并对官职地位和上级命令问题提出独到见解。这些论述深刻阐明

了纽伦堡法庭和东京法庭所确定的现代战争法原则、新的罪名、存在的合理性，不仅得到了学术界的认

可，也为后来一系列国际法律文件所采纳①。何勤华评价其研究既是对传统国际法原理的继承与发展，

也是对现代国际法尤其是战争法基本原则的充分阐述，为以后国际战争罪犯的审判提供了充分和坚实

的法理基础，在现代国际法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41（］ P18-19）。

韩德培在1980年率领中国法学代表团参加第二届国际法律科学大会期间，用流利的英文驳斥来自

我国台湾地区所谓“部长级”代表有损我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发言，赢得全场的掌声，维护了我国主权与

尊严。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因财政困难，决定终止“文化大革命”后期签订的几个重点工程项目，包括宝

钢在内的涉外合同，日本、联邦德国公司提出赔偿数亿美元的经济损失，韩德培、李双元应国务院有关部

门邀请提供咨询，根据《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罗马法和德日两国民法典据理力争，将国家面

临的潜在损失减少四分之三［42（］ P32-33）。

由此可见，站稳国家立场是珞珈国际法学派的红色基因。新时代，珞珈国际法学人更应旗帜鲜明地

维护我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通过借鉴国际法治的优秀成果和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处理好力量

与责任的平衡、权力和义务的平衡、意愿与期望的平衡，在国际法治与中国法治的互动过程中弘扬中国

法治特色，在循环往复的法治互动过程中提高中国法治水平，推进国际法治进程，最终形成具有国际影

响力和塑造力的国际法理论［43（］ P10）。

（五）提炼中国实践

一部中国国际法学发展史，就是为了解决我国面临的外交问题、满足我国对外开放需求而不断发展

完善起来的。近代中国自晚清翻译西方国际法著作开始学习国际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开

始有了比较丰富的国际法实践，我国学者据此不断完善我国的国际公法与国际私法学科体系。改革开

放时期，中国学者将我国外交实践和国际法治经验注入一般国际法理论，不仅确立国际经济法的独立学

科地位，还不断充实和丰富国际法体系下的分支学科。进入新时代，随着全球治理体系的深刻变革，我

国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建设，我国国际法学界深入研究国际法前沿问题，努力提

炼中国国际法实践经验，不断升华中国国际法理论，积极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法治化，初步形成了中国

特色国际法学科体系［44］

。在此过程中，珞珈国际法学派始终把提炼中国实践作为研究、运用、塑造国际

法的基本方法。

周鲠生熟知国际法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他在写作《国际法》时，不仅把旧中国

遇到的国际法问题穿插进去，还把自己在新中国参与国际法斗争的亲身经验及掌握的第一手材料和主

张反映在书中，将新中国率先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升为现代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使珞珈国际法

学派与其他国际法学派有了本质差别。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确立为国际法基本原则，意味着其他一

切国际法规范必须受其制约，加强了现代国际法的法律严格性、政治原则性和理论逻辑性。此外，他对

新中国的承认、继承、国家责任、领海、外交方式、在联合国的代表权、华侨的国籍和保护等问题，都做了

精辟论述［7］

（P51-52）。韩德培评价该著作是“将国际法与中国的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是国际法学界理

论联系实际的典型和榜样”［8

（］ P4）。

① 包括1949年《日内瓦公约》、1993年《联合国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规约》、1994年《卢旺达国际法庭规约》等。

·12·

肖永平：珞珈国际法学派的源流、特质与未来

万鄂湘在研究国际人权法时，有感于我国社会转型期弱势群体合法权益容易受到侵害，于1992年创

办我国首家法律援助机构——武汉大学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将人权法教学、实践和科学研究融为一

体，在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志愿者精神的倡导、诊所式法律教育的引进等方面，起到了引领作用［6］

（P134-136）。他在担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期间，长期分管我国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致力于总结

提炼我国涉外司法经验，推动实施涉外审判精品战略，为提升我国司法的国际公信力作出了重要贡献。

他在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期间，兼任国家高端智库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首席专家，为加强我

国涉外法治战略布局、完善我国涉外法治体系贡献良多［45］

。

黄惠康根据自己扎实的国际法理论、丰富的国际法实践和外交经验，在2019年出版《中国特色大国

外交与国际法》，深入论述法律与外交融合之道、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精髓，系统总结我国的条约法律外

交史、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向海兴国的“蓝色外交”、应对气候变化的“绿色外交”、追逃追赃反腐败的

“红色外交”、网络空间治理的“数字外交”和“一国两制”框架下的条法事务，并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

法构建提出有针对性的方案。这是珞珈国际法学人注重提炼中国实践的最新代表性成果［5］

。

综上所述，武汉大学国际法学科的历史传承跨度与紧密度，代表人物的学术影响，人才培养的规模

与成效，研究成果对本国外交和涉外法治建设的影响及其对国际法治的贡献，与人类历史上公认的国际

法学派相比，并不逊色，可以称之为“珞珈国际法学派”。

三、珞珈国际法学派的历史使命：构建中国自主国际法知识体系

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

的知识体系。”［46］

（P199）珞珈国际法学派发展至今，构建中国自主国际法知识体系的使命历史性地落在

珞珈国际法学人的肩上。下面从基础条件、指导思想、构建目标、构建路径与构建方法等方面论述珞珈

国际法学派该如何完成上述历史使命。

（一）基础条件

根据新时代我国走进世界舞台中心的战略需求、武汉大学国际法学科的理论积累和工作平台优势，

珞珈国际法学派在构建中国自主国际法知识体系中完全可以继续发挥引领作用。

1. 现实需求

国际法学科发展的历史表明，国际关系力量中心的转移常与国际法理论创新相伴而生。三十年战

争以后，教会式微，近代资本主义国家兴起，格老秀斯学派将国际法建立在“人类理性”之上，否定教会在

国际关系中的支配地位，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奠定了基础。格老秀斯把海洋自由作为国家间的合意和

海洋法的基石，符合新兴海洋贸易国家的利益和资本主义自由价值观，能够巩固商业文明国家主导的近

代国际秩序，其理论因此长期被西方社会奉为圭臬。英国完成工业革命崛起为最大的殖民帝国以后，反

映其实践理性与殖民利益诉求的实证分析学派开始占据国际法前沿，它以高度的灵活性满足不同地缘

环境和文化需要，便于英国在全球范围内最大限度地收割殖民利益。十月革命后，新成立的苏俄政权首

先要解决如何在资本主义国家环伺敌对环境中生存下来的问题，苏俄学者创造性地提出“不同社会制度

国家间和平共处原则”，并以此为基础发展苏联国际法理论［35（］ P34）。

当今中国正走进世界舞台中心，世界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国际秩序迎来新旧交替的窗口

期。在此时代背景下，中国国际法理论既要维护和保障中国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又要满足广大发展

中国家变革全球治理模式的愿望。这为珞珈国际法学派构建自主国际法知识体系提供了难得的历史

契机。

2. 理论基础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者不断加强国际法的学习与研究，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学科体系逐步完善，

·13·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年第 6 期

国际经济法的独立学科身份得到确认。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和中国加入世界贸

易组织，我国国际法分支学科得以建立与充实，国际组织法、国际海洋法、国际条约法、国际人权法、国际

航空法、世界贸易组织法、国际贸易法、国际投资法、国际金融法、国际税法、国际民事诉讼法、国际商事

仲裁法、国际环境法等均形成了理论自洽的学科体系。随着全球治理体系深刻变革、中国积极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建设，我国国际法学界积极倡导国际法治，努力提炼中国国际法实践的经

验与智慧，产出不少反映中国主张、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成果，中国特色国际法学科体系基本建成。主

要表现在国际公法学科体系迈向科学性、国际私法学科体系彰显开放性、国际经济法学科体系体现时代

性、交叉学科体系反映前瞻性。珞珈国际法学派在中国国际法理论从文本走向体系的历史进程中一直

发挥着引领作用，为新时代构建中国自主国际法知识体系奠定了理论基础。

3. 组织保障

在法学研究进入专业化、职业化阶段以后，一个法学流派的生成，通常需要一个研究机构作为固定

的科研基地，编辑出版一份甚至多份期刊发表研究成果，引导学者逐步形成共同的理论预设、研究进路

和基本观点，开展有组织科研和人才培养工作，不断扩大学派的理论说服力和社会影响力，使该学派得

到国内外的公认，同时得以传承和发展。

作为珞珈国际法学派的固定研究基地，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是1980年经教育部批准在我国高等

学校最早成立的国际法专门研究机构，在20世纪80年代，获得我国首批国际法硕士点（1981年）、博士点

（1981 年）、国家级重点学科①

（1989 年）；在 90 年代获批博士后流动站（1992 年）、“211 工程”建设项目

（1996年）②［6］

（P31-32）。2000年，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入选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4

年，以国际法学科为基础申报的“985工程”建设项目“国际法与国际新秩序”创新基地被教育部确定为哲

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2014年，以国际法研究所为支撑单位申报的“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

平台”被教育部批准为“2011协同创新平台”。2015年，国际法研究所成为首批国家高端智库试点单位，

开始探索高校智库建设规律，建立符合智库发展的体制机制，着力提升战略谋划能力、决策影响能力和

国际影响力，为中央决策当好参谋助手。2020年11月，为了汇集全校优质资源，通过“全校办智库”将国

家高端智库做大做强，武汉大学以国际法研究所为基础成立国际法治研究院，整合国际法治与全球治理

相关学科，负责国家高端智库建设。2022年，国际法治研究院获批多个国家级平台，为珞珈国际法学派

构建中国自主国际法知识体系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障。

（二）指导思想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带领中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历史进程中，确立了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

地位，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取得的重大

政治成果，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46（］ P1）。

就构建中国自主国际法知识体系来说，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不仅指明了方向，还提供

了根本遵循和原则要求。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要义是坚持以维护党中央权威为统领加强党对对外工

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使命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坚持以维护世界和

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宗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十个方面［47］

。而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协

调推进国内治理与国际治理，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中国自主国际法知识体系必须

① 最初名称为“国际经济法（联合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后来称为“国际法”，并在历次评估中均被评为国家级重点学科。

② 三期建设项目名称分别是“国际法与比较法”“当代国际法与中国法治现代化”“构建和谐世界的国际法与中国法”，最终以全优成绩通过教育部

验收。

·14·

肖永平：珞珈国际法学派的源流、特质与未来

将习近平外交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贯穿全过程，融通全领域，立足中国实际、扎根中华文化、贯通理论

实践，开拓珞珈国际法学派新境界。

（三）构建目标

习近平在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指出：“要以中国为关照、以时代为关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

题，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使中

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46］

（P199-200）因此，让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

世界学术之林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终极目标，而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则是构建中国特色

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关键和核心。

构建中国自主国际法知识体系，就是要通过建立具有制度塑造力的学术体系，提升我国国际法话语

的国际公信力，去创造或者创新具有理论吸引力的国际法学科体系。

第一，构建具有理论吸引力的国际法学科体系，既要有内容相对确定的若干基本领域或分支，又要

反映这些基本领域或分支之间的联系方式，还要揭示国际法体系及其内部分支所具有的功能。由于学

科体系的结构会随着实践的发展和观念的变化而改变，还需要我们从时代要求出发，按照突出优势、拓

展领域、补齐短板、完善体系的思路不断推进国际法学科体系建设［48］

，使中国提出的国际法理念、原则、

主张、法理符合国际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类共同价值，兼顾个人利益、国家利益和国际社会整体利益，既能

在中国法学界取得共识，又能在国际学术交流甚至交锋中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与支持。

第二，打造具有制度塑造力的国际法学术体系，既要兼顾学术活动的基本要素或环节，如学术训练、

学术研究、学术评价，又要考虑这些基本要素之间的联系方式，以及学术活动整体及其内部各要素或环

节所具有的功能。作为一种活动体系，学术体系建设必须有利于学术活动，为完善我国涉外法律制度、

参与国际法律规则制定、形成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规则提供理论支撑。

第三，形成具有实践公信力的国际法话语体系，既要研究言语活动的基本要素，如词语、陈述，还要

重视言说活动整体及其内部要素所具有的功能，特别需要处理好中国话语与西方话语、学术话语与官方

话语、现代话语与传统话语之间的关系，着力建设现代中国国际法学术话语，让中国促进国际法治的立

法、执法、司法和法律服务活动具有越来越强的国际公信力。

（四）构建路径

习近平对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路径作了明确指示，那就是“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

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体现继承性、民族性，体现原创性、时代性，体现系统性、

专业性”［49］

（P338-347）。对于构建中国自主国际法知识体系来说，亟待教育主管部门和高校解决的根本

性问题是，如何采取有效措施，真正鼓励和吸引更多高校设置国际法一级学科，解决当下我国涉外法治

人才培养困境，为构建中国自主国际法知识体系提供必要的人才支撑。

尽管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在《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中明确

要求完善涉外法学相关学科专业设置，支持能够开展学位授权自主审核工作的高等学校按程序设置国

际法学相关一级学科，加快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精通国际法、国别法的涉外法治紧缺人才。但直到2023

年8月，只有武汉大学获得教育部批准，恢复国际法本科专业。这种状况既不利于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也

无法为构建中国自主国际法知识体系提供必要条件。建议教育部明确国际法一级学科地位，至少采取

特殊政策吸引更多高校建设国际法一级学科。笔者在《深刻领会党的二十大精神 勇担国际法学人的历

史使命》一文中对其必要性、可行性和合法性做了详细论述，本文不再赘述［50（］ P12-14）。

（五）构建方法

构建中国自主国际法知识体系的关键是“自主”，一方面要消解国际法“西方中心主义”，另一方面要

从中国立场、主张和实践中提炼国际法理论。其核心是国际法知识体系，就是要从学科体系、学术体系、

话语体系进行全方位综合性建构。其中，国际法一级学科体系是要实现的目标，学术体系是为了实现目

·15·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年第 6 期

标的途径，话语体系则是从概念、陈述、文本构成等方面为学术研究提供规范引导。因此，构建中国自主

国际法知识体系既是一个系统工程，也是一项科学工程，必须遵循法治文明发展规律和法学知识体系成

长规律，其方法是多层面、多学科方法的综合运用［51］

。

为了实现从学科体系方法到知识体系方法的升华，珞珈国际法学派除了继续弘扬前文总结的传统

方法以外，还需要重点解决以下问题。

第一，形成一个共识，即打破学科分野、践行问题导向。构建国际法知识体系，需要兼顾学科逻辑、

学术功能和话语传播，按照有利于国际法知识的整合与创新、有利于涉外法治人才的培养、有利于中国

国际法理论的国际传播，打破传统法学部门的学科界限，不仅要加强国际法不同部门之间的综合研究，

还要融通国际法与国内法，对我国面临的重大涉外法律问题和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国际法问题，基于不

同学科视角、不同国际行为体诉求、不同研究方法，开展综合性比较研究，注重揭示问题的本质、特点和

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

第二，遵循“两个结合”，即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涉外法治建设和国际法治实际相结合，

同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相结合。

一方面，要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用来分析国际法的形成、变革、功能、局限和发展方向，

用来阐释中国历朝历代关于国际法的概念、心态、立场和原则，用来论证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和

中国政府在维护祖国统一，确立国家独立自主，保障国家利益，维护区域秩序，推进和谐世界和人类命运

共同体建设，完善涉外法治，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等行动

上的科学性［52（］ P185-188）。

另一方面，中国古典知识体系历史悠久，底蕴深厚。只有用中国传统国际理念和社会治理理念反思

现代国际法，借鉴其中的有益成分，才能构建中国自主国际法知识体系。例如，中国古代的世界观是“天

下观”，这与近代国际法将“国家”作为理解国际法问题的最大单位不同，意味着另一种秩序预设，即将儒

家的社会建构观念延伸到世界，将整个世界视为一个亲疏有别的大家庭，以此构建国际法有利于我们超

越民族和国家利益的眼界，以全人类的福祉为基础建构世界秩序。因此，珞珈国际法学派应当挖掘中国

传统文化关于社会治理和国际治理的经验，将其导入国际法理论中，一方面为我们反思国际法、发展国

际法带来启示，同时提高中国学者的理论自信，在国际法舞台成为真正的知识生产者［53（］ P50-53）。

第三，坚持“三个面向”，即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构建中国自主国际法知识体系。面向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就是要借鉴古代中国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理念，用“道法自然”“天人合一”

论证当下中国强调经济现代化与生态保护同等重要的合理性，说明法治文明与生态文明相互融合的必

要性与可能性，证成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共同但有区别原则等国际法原则的正当性，为促进人类生态法

治文明迈向新形态贡献中国智慧。还要利用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全人类共同价值来解

释国际法的追求，用中国法治观揭示中国为什么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

的国际秩序，用中国发展观、中国安全观说明中国为什么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

倡议，用人类命运共同体说明中国为什么坚持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和绿色低碳，等

等［54（］ P21-24）。

面向世界，就是要与西方国际法开展深入的对话融通。近代以来，中国的国际法知识体系从“天下

主义”进入“国家主义”和“国际主义”轨道，从夷务到洋务再到外务，本身就是一个逐步构建国际法新知

识体系的过程。新时代仍需要对其他国家国际法知识进行批判、借鉴和比较，只有在知识体系层面与它

们进行融通对话，才能不断扩大中国自主国际法知识体系的国际影响力。

面向未来，就是要科学预判和深刻理解中国法治和国际法治的发展趋势与客观规律，把握未来法治

的形态和意义。未来法治是人类法治文明的新形态新阶段，其鲜明特质是数字科技与法治体系的深度

融合，这种深度融合释放出来的能量将推动人类社会规则变革、秩序重构、社会变迁。珞珈国际法学派

·16·

肖永平：珞珈国际法学派的源流、特质与未来

要通过探索智能社会法治秩序生成与发展规律，深入研究新领域、新疆域的国际治理规则，使中国自主

国际法知识体系能够发挥面向未来、走向未来、引领未来的作用，展现其对世界法学的感召力和影响

力［55（］ P1-15）。

只有坚持上述三个面向，中国自主国际法知识体系才有时代特色、实践特色、未来优势，才能与人类

法治文明的共同价值和共同知识相契合，才能有效应对以数字科技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对社会秩序和

全球治理带来的挑战，豪情满怀地走出国门、奔向未来。

四、结 论

总结国际法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中国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为了中华民族“站起来”而学习和研

究国际法，在20世纪80年代为了中国“富起来”而研究和运用国际法，在新时代为了中国“强起来”正在

加强运用和塑造国际法。武汉大学国际法学人在上述不同历史阶段始终发挥着引领作用。

武汉大学国际法学科之所以被誉为“珞珈国际法学派”，是因为武汉大学国际法学人具有追求国际

法治、注重体系构建、秉持公平正义、站稳国家立场、提炼中国实践等方面的共同特质，符合国际法学派

生成与发展所需要的共同理论预设、研究进路与基本观点，且在百年传承中不断发扬光大。

新时代，珞珈国际法学派有必要、有条件承担构建中国自主国际法知识体系的使命。总体而言，就

是要在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指导下，以构建具有理论吸引力、制度塑造力与实践公信力

的国际法知识体系为目标，通过建设国际法一级学科，打破学科界限、践行问题导向，坚持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同中国涉外法治建设和国际法治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相结合，坚持面向现代

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把中国法治经验提升为中国法治理论，加快构建我国国际法话语体系，夯实支

撑国际法的学理根基，发挥国际法在融通中外、增进文明交流中的独特作用，使中国国际法学科真正屹

立于世界学术之林，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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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rigin, Characteristics and Future of the Luojia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Law

Xiao Yongping（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science of Chinese international law, originated from and founded in Wuhan University,

has gone through more than 100 years of development. During this period, international law scholars at Wu‐

·18·

肖永平：珞珈国际法学派的源流、特质与未来

han University have been leading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China. The sciences of public inter‐

national law created by Zhou Gengsheng, and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by Li Haopei, have laid a solid foun‐

dation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China. The grand system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founded by Han Depei, the system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and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by Yao

Meizhen, and the system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law by Liang Xi, are the representative achievements

of deepening international law disciplines in the era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The three textbooks

under Marxist Theor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ject, namely, The Sciences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by Zeng lingliang,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by Huang Jin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by Yu jinsong,

have laid a good basis for China to build an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21st cen‐

tury. In recent years, the science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Wuhan University has been known as the \"Luojia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Law\" because of its common characteristics of pursuing the rule of international law,

focusing on the discipline system construction, upholding fairness and justice, firmly standing on the nation's

position, and summarizing China's practice. On the new journey to Chinese modernization, Luojia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Law should carry forward its historic mission of building China's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

tem of international law. Only under the guidance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Diplomacy and Xi Jinping

Thought on the Rule of Law, with the goal to build a knowledge system of international law with attractive‐

ness in theory, institutional power to shape and credibility in practice, through 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law

as a first-level discipline, breaking disciplinary boundaries, practicing problem-oriented approach, following

the \"two combinations\", and adhering to the \"three directions to face\", may the Luojia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Law complete the mission and make Chinese international law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world's academic soci‐

ety.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law; Luojia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Law; international law knowledge sys‐

tem; international law discipline system; international law academic system; international law discourse sys‐

tem

■ 收稿日期 2023-08-02

■ 作者简介 肖永平，法学博士，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 武汉 430072。

■ 责任编辑 李 媛

·19·

第 76 卷第 6 期 2023 年 11 月

Vol. 76 No. 6 Nov. 2023 020~031

武汉大学发展经济学研究百年源流

叶初升

摘 要 发展经济学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奇迹贡献了理论与思想，也从中国实践中获

得了发展生机。在发展经济学的产生、引进与中国化发展的每一个节点上，都有武汉大学学

者贡献的智慧。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从经济发展思想萌芽、经济发展理论的系统化建

构，到发展经济学中国化发展，武汉大学一代代学人在发展经济学领域不懈探索，在学术体

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等方面为推进发展经济学理论创新与学科重构做出了重大贡

献，在发展经济学学科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发展经济学；武汉大学

中图分类号 F0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23）06-0020-12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1&ZD071）；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

金资助项目（4131000393）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出现，在现代经济学体系中，西方发达国家诞生了以发展中

国家经济发展为研究对象的发展经济学。20世纪80年代初，西方发展经济学的学说被引入中国。发展

经济学为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快速增长贡献了理论和思想，是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最大、贡献最多的

现代经济学分支学科。同时，发展经济学在中国经济实践的推动下，得益于中国发展经验和发展智慧而

获得新的生机。

在发展经济学的思想渊源中，有武汉大学学者探索的智慧；在发展经济学的创建中，有武汉大学学

者铺垫的基石；在发展经济学中国化进程中，有武汉大学学者树起的丰碑。一代又一代的武汉大学学者

在发展经济学领域不懈努力，使武汉大学成为中国发展经济学的学术重镇，发展经济学也成为武汉大学

一张靓丽的学科名片。今天的中国已经进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开启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的新征程。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面向未来、吸收外来，不能忘却本来。在武汉大学校庆130周年之

际，本文以时间为经、理论为纬，介绍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武汉大学学者从经济发展思想萌芽、经济发

展理论的系统化建构，到发展经济学的中国化探索，努力从历史深处汲取思想营养，获取砥砺前行的信

心和力量。

一、以发达国家为参照：经济发展思想的萌芽

1928 年，国民政府改组国立武昌中山大学，成立国立武汉大学。一批在英国、德国和日本留学归国

的经济学者，如任凯南、皮宗石、杨端六、刘秉麟、陶因、李剑农、朱祖晦、彭迪先、伍启元等先后加盟武汉

大学。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从今天的观点来看是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

以1936年的中国经济发展状况为例，农业占64.51%，工矿交通业占15.53%，服务业占19.97%；国民收入

为257.98亿元，1914年至1936年间年均增长率为1.45%；人均国民收入为50.51元，1914年至1936年间

年均增长率为0.92%。面对中国落后的现实，这些留学归国的青年学者以世界上发达国家特别是先后成

DOI：10.14086/j.cnki.wujss.2023.06.002

叶初升：武汉大学发展经济学研究百年源流

功实现经济赶超的英国、德国和日本为参照，在西方经济学一般理论分析框架中研究中国这个落后的传

统农业国的经济发展问题，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首先，关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认识。要研究中国经济，首先必须明确中国经济发展的特质，在人

类经济发展史中给中国经济现实一个定位。刘秉麟认为，当时的中国处于手工业时代与实业时代之间

的“过渡时代”，其最大特点是实业发展在地区间的不平衡、在时间上的不同步；整个经济社会中，发达的

与落后的、现代的与传统的各种实业同时并存，如钱庄与银行等［1］

（P107）。刘秉麟敏锐地发现了落后国

家的二元经济特征，这正是二、三十年后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拉尼斯和费景汉所研究的二元经济。刘

秉麟所说的从手工业向实业（机器大工业）“过渡”，其实就是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在技术维度上的表现形

式。陶因依据社会学家卡尔·布赫尔（Karl Bucher）的经济发展三阶段论，把人类社会经济分为家庭经

济、都市经济、国民经济三个发展阶段。陶因认为，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前是一种都市经济，各地方自成一

体形成经济区域；鸦片战争之后，门户开放，外币侵入，往日地方经济系统不能维持，于是开始向国民经

济阶段迈进。他主张实行一系列重大改革以适应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要求，包括：（1）“货币制度的改

造”，以改变当时中国币制紊乱的现象；（2）“度量衡制度的统一”，以利于商品交换；（3）“内地关税的裁

撤”，以促进市场发展；（4）“交通系统的完成”，以保障商品流通。可见，陶因是从经济市场化的视角来观

察中国经济发展，他提出的这些措施旨在降低交易成本、建构统一市场，增进资源和要素流动，促进经济

增长和结构变迁［2

（］ P17-21）。

其次，关于中国产业发展与农业工业化问题。杨端六认为，当时的中国不同于一般经济落后国家，

更不同于获得主权独立的经济落后国家。中国是在内忧外患，尤其是在主权不保的时代背景下发展“实

业”的。他认为，在当时背景下对外开展的国际竞争可寄希望于企业界联合组成的“工团”，主张依靠中

国的实业家或资本家发展中国的实业，并联合起来开展对外竞争。他特别强调实业发展中的人力资源，

主张大力兴办实业教育［3］

（P27-28）。刘秉麟在讨论中国经济发展路径问题时论及农业工业化。他认为，

在当时国际背景下，工业化的重点首先当然应该是国防工业化，然而国防工业及其相关重工业的原料离

不了农业，因此必须大力推进农业工业化，使农业得到高度的发展，以足够的农产品满足工业的需要。

在他看来，工业的原料要依靠农业提供，工业所需要的农产品也要靠农业生产，因而工业的发展自然也

离不开农业的发展；农业要为工业提供“足够”数量和质量的农产品，就要使自身得到“高度的发展”。基

础薄弱的农业不可能支撑工业的较大发展，在发展工业的同时必须注重农业发展。他明确地提出了“农

业工业化”的主张，认为工业与农业是彼此依存、相辅相成的，工业化不能局限于工业，工业化也包括农

业工业化。为了实现农业工业化，他主张“施行土地政策，统制粮食，兴办水利以振兴农业”［4］

（P9-16）。

刘秉麟关于农业工业化的思想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此时西方发展经济学先驱者们似也未曾如此明确

而辩证地论及农业与工业的关系。在他的学生张培刚的哈佛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农业与工业化》（1945）

中可以清晰看到这一思想痕迹。

再次，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选择问题。杨端六认为，中国工业发展应首先立足于国内市场，面向国

际市场时要基于天然物产及固有特殊技能的优势，将大部分工业设立在农业生产与矿藏物产之上。在

论及轻重工业的关系时，他主张可以先发展轻工业、再发展重工业，但不要过于侧重轻工业的发展而致

使建设力量遭到分散［5］

（P877-881）。刘秉麟论及中国工业化的重点，认为当时的中国首先应该注重国防

工业化，重中之重是发展重工业［6

（］ P4-7）。

最后，关于经济发展中的贸易战略问题。杨端六认为，像中国这种主权未保、内战未息的经济落后

国家，在贸易战略的重点应放在国内贸易上，应立足于国内贸易去发展本国经济［7］

（P461-463）。刘秉麟

针对当时中国经济发展衰败不振的突出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对策建议。他认为，当时中国经济发展衰败

不振是由于国际贸易大量入超、国防压力大以及外国列强压迫所造成的。基于贸易保护主义的立场，他

主张采用有效的途径和办法分步骤逐渐解决这些问题：第一步“统一经济”，第二步“管理外汇”，第三步

·21·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年第 6 期

“统制申汇”，第四步“统制贸易”；做到以上四步以后，“再进行第五步、第六步、第七步，方有发展国民经

济的可能，方可希望做到国防工业化的地步。”［4］

（P9-16）朱祖晦认为，在当时条件下，实行对外贸易国营，

既符合国际经济大趋势，又符合当时中国的客观需要。他详细设计了中国对外贸易国营组织机构及运

营体系，包括设国营对外贸易局、同业公会组织和对外贸易专门委员会［8］

。当时许多学者也都从工业化

视角审视对外贸易问题，并将保护幼稚工业作为保护对外贸易的主要依据，但在保护方式上大都着眼于

计划贸易、进口配额、关税壁垒等作用的发挥上，似乎只有朱祖晦主张完全国营、统购统销。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还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型刚刚起步，工业化问

题尤为突出。武汉大学学者研究中国经济发展问题时，虽然探讨的问题各有侧重，观点也不尽相同，但

他们的研究都是以先发国家为参照、以工业化为中心。他们的研究涉及工业化问题的若干主要方面，相

关论述互为补充，综合起来大体形成经济发展思想体系的雏形。尽管这个思想体系还不成熟，尚未建构

成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但可视为发展经济学的思想萌芽或理论坯胎，为日后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形成奠

定了思想基础、开辟了道路。更重要的是，这批珞珈学者影响了许多青年学生的思想与学术追求，为发

展经济学学科发展培育造就了优秀人才与学术传承精英，张培刚、刘涤源、谭崇台、刘诗白、胡代光、董辅

礽、何炼成等皆是毕业于武汉大学、研究经济发展问题的著名经济学家。

二、以发展中国家为观照：经济发展理论的系统化建构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世界经济的版图上出现了一大批政治上独立而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这

些国家谋求发展的主观愿望十分强烈，但当时还没有一门经济学理论可以担当引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

展的重任。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于发达国家，且发展缓慢，这是发展经济学产生的客观前提；建立在发

达国家实践基础上的经济学理论与发展中国家客观现实之间的矛盾，则推动了发展经济学的产生。

20世纪40年代，武汉大学杨端六、刘秉麟、陶因、彭迪先和伍启元等诸位教授从落后国家工业化道

路的选择、工业化过程中农业与工业关系，以及工业化进程中的资本形成、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源等不同

角度，较为系统地探讨农业国工业化问题。与此同时，武汉大学经济系毕业生张培刚在哈佛大学的博士

学位论文《农业与工业化》以发展中国家为观照，比较系统地探讨了经济落后的农业国如何实现工业化

和经济发展问题。该文获哈佛大学1946-1947年度经济学专业最佳论文和“大卫·威尔士奖”，1949年由

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9

（］ 此时张培刚回国执教于母校武汉大学），被誉为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作之一。

伍启元认为，根据“经济原则”，应该把有限的资源配置到国家迫切需要发展的事业上去，而中国迫

切需要发展的事业就是建设“现代国家”。未来经济建设重点应集中于三个领域：一是国防工业；二是水

陆交通事业；三是满足人们衣食基本需要的生产事业［10］

（P360-361）。陶因提出“产业工业化”命题，认为

“产业工业化”是指在技术上发展现代工业、在经营上具备市场经济的基础条件，即产业转型升级与经济

运行机制市场化［11］

（P22-27）。彭迪先认为，“所谓工业化，简言之，就是促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

国”。在他看来，在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过程中，农业与工业是紧密相联、相辅相成的。他解释了资

本主义先进国家工业突飞猛进而农业落后的现象，认为其关键就在于没摆正二者的关系，使农业处于相

对不利的地位。他提醒国人要注意克服资本主义先进国家的固有弊端，注意改革现行的土地关系，进而

改进中国的农业，以配合工业化的进展［12］

（P22-24）。他的这些观点与张培刚1945年完成的博士学位论

文《农业与工业化》中阐述的思想基本一致，发表时间也大体同步。彭迪先主张，在制度安排上应选择国

家资本主义道路，在经营形式上应采用国营与民营并存的方针，在管理体制上应采用统制经济与自由经

济相结合的模式。

伍启元详细讨论了经济发展中的技术进步问题。他认为技术进步是工业化的基础和推动力量，因

此，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主要目标是完成“技术革命”。在他看来，技术革命是一种经济变革，这种经济变

革的关键和核心是采用“现代生产技术”［10］

（P360-361）。伍启元还论及经济发展中人力资源与资本形成

·22·

叶初升：武汉大学发展经济学研究百年源流

问题。“人的问题，没有疑问地是我国经济建设最严重问题之一。”他认为，当时中国经济建设中急需解决

的人力资源问题有三个：“一是普通工人和技术工人的问题；一是干部技术人员的问题；一是管理人才的

问题。”［13］

（P49）他于1943年就开始思考中国在战后经济建设所需资本的数量及其筹措的问题，相继发

表了《战后经济建设的外币资本问题》（1943）和《工矿交通等经济建设的资本问题》（1945）等论文，以及

专著《中国工业建设之资本与人才问题》（1946）。

杨端六强调政府在工业化中的作用。他认为先要从政治改革入手，解决政治问题，这是当时中国特

殊时代背景下最根本的举措。在此过程中，他突出地强调政府要对工业化实施保护政策，倾向于由政府

采用行政、金融、法律等手段来参与调控，为工业化提供支持。他特别强调政府对落后地区工业实施保

护政策，并详细阐述了保护内地工业的主张［14］

（P27-28）。在当时的战争年代，陶因主张产业工业化的重

点是发展重工业，加速国防现代化［11］

（P22-27）。陈家芷认为，战后中国经济建设应该遵循七条具体原

则：（1）从战时的统制经济到战后的计划经济；（2）从重工业建设到轻工业建设；（3）从旧式农业经营到新

式农业经营；（4）以敷设铁路为主、开辟公路为辅；（5）国内商业私营、国外贸易国营；（6）关于战后中国的

财政问题；（7）关于战后中国的金融问题［15］

（P23-26）。陶因还提出了对外贸易的保护措施建议。他认

为，中国产业落后，新式工业尚在萌芽之中，经营技术较之产业先进国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因此，中国只

能实行贸易保护政策。借鉴国外经验，他提出三条具体保护措施建议：制订合理的关税税则，集中输出

入贸易，施行汇兑管理［11］

（P22-27）。朱祖晦则从保护幼稚工业发展国内经济的目的出发，设计了一套独

具一格的对外贸易完全国营的详细方案［8］

。

张培刚认为，农业国家要想实现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就必须全面实行工业化。他重新界定了“工

业化”概念，认为工业化是国民经济中一系列基要的生产函数连续发生变化的过程。这种由低级到高级

的突破性变化（或变革）的过程可能最先发生于某一单位或部门的生产函数，然后再以一种支配的形态

形成社会的生产函数遍及于整个社会［16］

。与钱纳里（Chenery）等西方学者把工业化看作工业产值在国

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不断上升的过程相比，这个概念不仅提出的时间更早，而且更深刻地揭示了工业化

作为经济结构实质性变化的内涵，拓展了“工业化”概念的外延。他将工业之外的其他产业纳入工业化

的视野，克服那些惯常把工业化理解为只是单纯地发展制造工业，而不顾及甚至牺牲农业的观点及其实

践的片面性，也为发展经济学围绕落后国家工业化建构理论体系奠定了基础、开辟了道路。

工业化是经济结构由低级向高级的实质性变化，其进程必然会涉及农业与工业相互关系。张培刚

认为，虽然农业国的出路在于工业化，但是工业化并不等同于工业发展，农业发展对工业化进程至关重

要，工业应该与农业和服务业相辅相成、协同发展。他最早提出了农业对工业化的“五大贡献”理论，比

较全面而系统地从粮食、原料、劳动力、市场、资金（包括外汇）这五个方面阐明了农业对工业化以及整个

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和巨大贡献［9］［17］

。在张培刚博士学位论文出版12年之后的1961年，诺贝尔经

济学奖获得者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将粮食贡献和原料贡献合并为产品贡献，从而把农业部门对经

济发展所作的贡献概括为产品贡献、市场贡献、要素贡献和外汇贡献四个方面。又过了23年后，“四贡献

说”在印度经济学家加塔克（Subrata Ghatak）和英格森特（Ken Ingersent）的《农业与经济发展》（1984）中

得到承袭，此后逐渐得到国际学术界的广泛认同。张培刚还详细分析了工业化进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

的转移问题。他指出，当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受城市的吸引，农业或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将转移到

城市工业或其他行业；随着工业化的发展，最先能被城市现代工业所吸收的劳动力，将是城市手工业者

或工场劳动者；当工业化进行到比较高的阶段时，农业的改进与农业的机械化过程就会相应发生［9］［17］

。

这些观点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刘易斯（William Arthur Lewis）于1954年提出的二元经济模型基本一

致，但张培刚的观点早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5年发表。

张培刚分析了工业化的发动因素与限制因素。他认为，工业化的发动因素包括企业家的创新精神

和管理才能、生产技术，限制因素包括资源、人口，而将社会制度因素视作既可能是发动因素，又可能是

·23·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年第 6 期

限制因素，这取决于多种条件。他特别强调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在工业化中的“先行官”作用。他还探

讨了开放体系下工业化过程中利用外资和开展对外贸易的问题，并基于比较利益和需求弹性的视角分

析了农业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开展对外贸易的优劣条件，认为虽然农业国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但是，为

了实现工业化仍需与工业国开展贸易。他明确主张发展中国家要利用外资，资本从工业国流动到农业

国，对于借贷两国均是有利的［9］［17］

。

张培刚基于二元结构分析框架，围绕农业国工业化这个主题，从理论上解释发展中国家经济为什么

落后或不发达，研究从经济落后的现实出发实现经济起飞的发展机制，提出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

实践战略。其实，20世纪40年代武汉大学学者关于落后国家工业化的理论分析与海外的张培刚博士学

位论文思想基本一致，只是囿于抗战时期的学术环境尚未在国际上出版，不像张培刚的博士学位论文那

样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关注。总之，无论是张培刚，还是杨端六、伍启元、彭迪先等这一时期的武汉大学学

者，他们的研究视野逐渐扩大，其分析重点开始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理论升华，标志着的经济发展思想

开始理论化、体系化，为发展经济学这门学科的产生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

第一，以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这与传统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有着根本区别。传统

的西方经济学基本都是以市场经济成熟、工业化先发国家实践基础研究人类经济活动的一般特征，试图

揭示各类经济体共同遵循的普遍规律。发展是可能的，但并非是自然而然的。现实世界中之所以存在

诸多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就是因为这些经济体很难、甚至根本不可能在短期内自发地启动发展过

程、顺利地实现经济发展。传统西方经济学难以直接指导这些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张培刚和其他武

汉大学学者在20世纪40年代所做的努力，就是直接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从其区别于发达国家的

特殊性出发，解析其实现发展的跃迁过程，并为推动这个跃迁过程提供实践方案。在他们的研究中，发

展中国家不再只是某种理论的应用场景，而是需要新理论并催生新理论的实践主体。应该特别指出，与

一些学者仅关心局部区域的工业化问题不同，张培刚将全世界的落后国家纳入研究范围，实现了研究对

象从局部向整体拓展。

第二，以经济发展为主题，打破了经济学发展史近百年的“静态的插曲”（the static interlude）。自19

世纪中叶新古典经济学兴起至20世纪40年代的百余年时间里，经济学家特别关注既定资源的静态配

置，增长和经济发展问题几乎从西方主流经济理论中消失了，这种现象被称为“静态的插曲”。20世纪40

年代，在经济增长领域，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Roy Forbes Harrod）和美国经济学家多马（Evsey Domar）将

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动态化和长期化，各自独立提出了极为相似的经济增长理论，重新唤起人们对增长

问题的研究兴趣。差不多在同一时期，以张培刚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响应发展中国家的实践呼唤，从

历史和理论两个维度系统地研究经济落后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开创了发展经济学这门新学科，

成为经济理论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第三，以非均衡分析、结构分析为主要研究方法，形成发展经济学独有的研究范式。迈耶（Gerald

M. Meier）曾经指出，只要发展中国家经济与发达国家相比有着自己的特殊性，就需要有一门独立的经

济学分支对其做出理论解释，发展经济学就有存在的必要［18］

。其实，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发展中国家经

济基本特征及其发展问题的特殊性），只是一门学科存在的客观基础。发展经济学产生和发展的关键在

于它具有区别于一般经济学的研究范式［19］

（P29-40）。张培刚等武汉大学学者关于农业国工业化问题的

系统性研究之所以被视为发展经济学的奠基性贡献，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这些研究开创了一种新的研

究方式：不仅不同于当时主流经济学的静态均衡分析，而且也与当时的增长理论研究均衡状态下经济增

长的动力和路径相区别。均衡分析只能较好地解释处于均衡附近的经济系统的演进，但它不能解释经

济系统、特别是结构刚性的经济系统如何趋向均衡的问题。张培刚等学者在非均衡分析空间里解析发

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主要运用非均衡分析、结构分析方法，以经济“不发展”现象及其机理为逻辑起

点，以研究经济发展质量和社会经济结构变迁为核心，以研究经济发展战略为旨归，开创了发展经济学

·24·

叶初升：武汉大学发展经济学研究百年源流

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从而形成发展经济学区别于其他经济学学科的研究旨趣和

学科范式。这是发展经济学在现代经济学体系中作为分支学科相对独立存在的合理性基础［19］

。

三、以中国发展现实为观照：发展经济学的中国化发展

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当发展经济学以现代经济学分支形式出现在西方发达国家之时，张培

刚已经回国，执教于自己的母校武汉大学。由于新中国刚刚成立便受到西方封锁，以及随后的十年“文

革”，我国经济学界并不知悉发展经济学这门新兴学科的存在。改革开放以后，谭崇台1980年访问美国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其间，他了解到发展经济学这门极为契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的学科，并系统整理

了发展经济学的前沿发展文献。回国后，他迅速引进介绍并研究这门学科，撰写了中国第一篇发展经济

学论文（1982）［20］

、出版了国内第一部发展经济学专著（1985）［21］

，主持编撰了从本科教育、硕士研究生教

育到博士研究生教育的发展经济学系列教材，成为中国第一个招收发展经济学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导师

（1987）。他因此被称为中国发展经济学的启蒙者和拓荒者。

发展经济学虽然反映了发展中国家谋求经济发展的强烈愿望，但它并非诞生于发展中国家，而是在

西方发达国家萌发和生长起来。这种学科背景决定了其理论研究的基本取向：以发达国家经济为参照

系，分析发展中国家谋求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障碍，研究经济发展规律。由于现实研究对象与理论参

照系之间的不一致，发展经济学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成为众说纷纭、缺乏统一理论体系的经济学分支学

科。美国经济学家阿德尔曼（Irma Adelman）批评发展经济学为庞杂的理论“大拼盘”［18］

。在实践上，虽然

发展经济学提出了一些原创性理论并提出一些对发展中国家有益的政策建议，但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

发展中国家实践出现了与发展经济学理论不一致甚至相反的情形。此外，西方主流经济学中新古典主

义复兴也对发展经济学构成了极大的冲击，许多经济学家强调经济学的一元性，主张取消发展经济学学

科。因此，当中国引入发展经济学之时，这门学科却在西方已经走过了它的全盛期，正处于“收益递减

期”。甚至鼎盛时期为发展经济学做出重要贡献的著名经济学家赫尔希曼等人也对发展经济学的前景

持悲观态度［22］

。有西方学者甚至认为，“发展经济学的死亡可能会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和经济都正常

发展。”［23（］ P12）

发展中国家有着不同于发达国家的特殊性，而发展中国家如何摆脱贫困进入发达状态的问题不仅

在客观上依然存在，在理论上也没有得到圆满解答。谭崇台认为，发展中国家需要基于发展中国家经济

实践的发展经济学。因此，在引进发展经济学的同时，他就着手发展经济学的学科重构，试图在发展经

济学中国化过程中赋予它新的生命，以摆脱学科发展困境。1985年，谭崇台在撰写中国第一部发展经济

学著作时就明确提出：“如何把我们的经验教训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教训进行比较、鉴别，在马克思

列宁主义指导下，建立起崭新的、科学的发展经济学，更是我国经济学界的重大任务。”［21］

（P183）在引进

学科的过程中重建学科基础，在介绍理论的同时推进中国化理论创新，是谭崇台一以贯之的学术风格，

也是武汉大学发展经济学研究独树一帜的学术特色和学科传统。它反映在发展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学

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之中。

首先，在引进过程中推进发展经济学学科体系建设。

第一，探索发展经济学的思想渊源。研究思想的历史是解放思想的必要前提。当发展经济学遭遇

发展瓶颈之时，谭崇台试图从经济发展思想史中吸取思想营养，沿着学科发展的历史逻辑寻找理论创新

的答案。从1982年到1993年，历经十余载，他主编的《西方经济发展思想史》由武汉大学出版社正式出

版［24］

。这是国内外第一部以经济发展为线索梳理和阐释经济思想史的学术著作，改变了经济思想史研

究中以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为主线的学术叙事方式。除了发现并重新诠释了未曾阐明的经济发展思

想，重新认识西方经济发展思想史上一百年“静态的插曲”之外，这部著作最重要的学术贡献之一就是发

现了当代发展经济学的思想渊源。比如，古典经济学对于经济增长根源的寻找和对于经济变革长期过

·25·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年第 6 期

程的分析，马歇尔对规模收益、人力资本的分析，熊彼特的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理论，克拉克的经济增长

条件与产业结构理论，制度学派关于制度变革决定经济增长与发展的观点，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李斯特

关于落后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的分析，等等，这些思想对当代发展经济学的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二，拓展发展经济学研究领域。20世纪80年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存在一股思潮，把发达国家的

发展模式看成是具有普世性的发展模式，把发展经济学引向新自由主义，并以此消解发展经济学作为独

立学科存在的合理性。2008年，谭崇台带领研究团队出版专著《发达国家发展初期与当今发展中国家经

济发展比较研究》，把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进程纳入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视野之中，重新讨论和检验关

于发达国家早期发展历程的一些“程式化事实”、相关理论命题及政策措施，深刻地揭示了发达国家发展

模式的非普世性，以及各国经济发展道路的历史性和条件性［25］

。在发展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对当今发

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与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进行“不同时点”的跨期比较，使“不同时点”的经济发展问

题在统一的理论框架中得到逻辑一致的分析与阐释，从而拓宽了发展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并为当今发展

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实践提供了更具体的历史参照系、更丰富的经验借鉴和更有力的理论支撑。

第三，探寻发展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和学科范式。即使是在进入21世纪之后，关于发展经济学在现代

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学科地位问题仍然充满着诘难和争议。叶初升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基本特征

及其发展问题的特殊性，只是发展经济学产生和发展的客观基础；缺乏微观基础和学科范式是发展经济

学的独立存在性受到质疑的重要原因。他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论文，严格区分和阐述了发展经济学

与一般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微观基础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之间的相互关系，并就构建有别于一般经济学

的发展经济学微观基础、形成相对独立的学科范式问题，做出自己的分析和思考［19］

（P29-40）。在《经济

研究》的封面论文中，叶初升第一次明确提出并详细论证了发展经济学研究范式［26］

（P167-182）。在此基

础上，叶初升和赵锐将发展经济学理论的触角深入到微观主体层面，在发展经济学的非均衡分析空间中

建立以贫困主体为中心的微观分析框架，从新的视角出发，对发展经济学微观基础建构中的一些典型问

题进行实例分析研究［27］

。

第四，以有组织的科研促进学科建设。将学科建设落实于一流的研究平台，有组织地推进学术研

究，是武汉大学发展经济学学科发展的重要组织保障。1990年，谭崇台发起创建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

中心。这是以发展经济学为核心，依托武汉大学经济学领域四个国家级重点学科，融理论研究、政策分

析和教学于一体的学术机构和新型智库。2000年，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被教育部批准为人文社

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该中心致力于推进发展经济学的中国化以及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化，取得

了一系列丰硕成果。该中心常规性地开展“新时代发展经济学论坛”“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国际研讨班”

“珞珈智库·经济论坛”和“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年会”四项标志性学术活动；开设“谭崇台发

展经济学讲座”和“CEDR新发展论坛”两个平行系列讲座；编辑出版《珞珈智库·经济观察》《发展经济学

研究》《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学术丛书》和《中国发展经济学年度发展报告》四种系列学术产品。

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还是中国唯一的发展经济学学术团体（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发展经济

学分会）的常设秘书处。

其次，立足中国实践推进发展经济学中国化的学术体系建设。

传统发展经济学毕竟是以发达国家为参照系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许多理论观点和

发展思路并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济学必须回归发展中国家实践。与其

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面临的经济问题更繁杂、谋求经济发展的任务更艰巨，其曲折

起伏的发展过程能够为发展经济学研究提供更为丰富的经验素材。自发展经济学引入中国以来，武汉

大学学者以中国经济重大现实问题为导向，用发展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经济实践，以中国经济发

展的经验事实推动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在贫困与收入分配、农业发展、城镇化与剩余劳动力转移、经

济增长、后发优势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

·26·

叶初升：武汉大学发展经济学研究百年源流

其一，贫困问题。谭崇台分析了中国告别短缺经济时代之后出现的“丰裕中贫困”现象，并创新性地

做出自己的分析，丰富和发展发展经济学的贫困理论［28］

。郭熙保从贫困内涵与测度、减贫政策、贸易自

由化与减贫等方面研究贫困问题［29］［30］

。邹薇特别关注多维贫困、贫困脆弱性和相对贫困问题，对能力贫

困、资产贫困、教育贫困和健康贫困做了深入细致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31］［32］［33］

。叶初升更关注动态

贫困与扶贫政策的瞄准机制与减贫绩效［34］［35］

。文建东、邹薇、郭熙保还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中的收入分

配问题。

其二，农业发展。谭崇台认为，在国民经济发展战略选择中要牢固树立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思

想，充分认识到农业在中国经济发展建设过程中的战略地位和关键作用［36］

。郭熙保基于传统农业向现

代农业转型发展的本质特征建构发展中国家农业发展的分析框架，由此阐释农业增长对农业转型的依

存性与互动关系，分析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的增长方式，以及农业增长道路选择的相关理论与历史经

验，并详细考察了影响现代农业增长的主要因素，探讨发展中国家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37］

。从

2012年开始，郭熙保带领他的团队聚焦家庭农场问题，讨论家庭农场的地位作用，分析家庭农场形成原

因与发展条件，研究经营模式、适度规模与效率［38］

。

其三，工业化与结构变迁。简新华研究了中国的新型工业化和重工业化问题。他认为，中国由于多

方面因素的决定，走了一条先重工业、后轻工业、再重工业的工业发展道路；重新重工业化不可超越［39］

。

辜胜阻分析了新型工业化发展模式，并从高新技术开发区的角度讨论中国新型工业化发展问题［40］

。郭

熙保从信息化、城市化、后发优势等不同角度分析了中国的工业化发展道路［41］［42］

。随着工业化的深入发

展，武汉大学学者研究工业化问题的重点逐渐转向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从技术创新（辜胜阻、刘传

江）［43］

、产业政策（杨艳琳）［44］

、金融发展（潘敏）［45］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文建东、叶初升）［46］

等不同角度研

究经济结构变迁。

其四，城镇化与劳动力流动。谭崇台一直重视中国的人口与发展问题，并于1979年创立了武汉大学

经济系人口研究室（1984年升格为武汉大学人口研究所）。他从发展经济学的视角分析中国经济发展进

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农民工市民化等问题。辜胜阻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研究人口流动与城镇化

问题，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把劳动力非农化和人口城镇化看成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两个重要

的结构转换，并对非农化、工业化和城镇化相互作用机制进行了深入分析。在《非农化及城镇化理论与

实践》一书中，辜胜阻基于中国工业化、非农化和城镇化的特征，系统探索了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提出

了多元化的中国城镇化发展战略，以及一些具有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47］

。刘传江和简新华分

析和研究了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与特征［48］

。刘传江自2006年以来，一直关注第二代农民工

及其市民化问题［49］［50］［51］

。

其五，开放与发展。对外开放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一直是发展经济学关注的重要领域。郭熙保认为，

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因在于，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充分发挥了资本、劳动、技术、制度和结构

等5个方面后发优势［52］［53］

。在发展经济学的框架下，陈继勇、张彬、叶初升、余振从国际资本流动、经济

金融化与全球化的角度［54］

，马颖、李卓、张建清、罗知从国际贸易的角度分析了开放经济条件下发展中国

家经济发展问题［55］［56］［57］

。文建东分析了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国际资本转移的影响。

其六，增长与发展。西方早期的发展经济学常常把增长与发展混为一谈。谭崇台在引入西方发展

经济学之初就对这两个概念进行了明确区分，并讨论了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20］

。他特别强调要防止“有

增长而无发展”。邹薇和庄子银在经济增长方面做了很多深入的研究，尤其关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技术

创新与知识产权保护问题［58］［59］［60］

。郭熙保特别关注经济发展中的后发优势问题［52］［53］

，罗知分析了经济

增长中的技术进步偏向［57］

，叶初升从发展经济学视角分析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及其测度问题，并探究创

新发展动力［61］［62］

。文建东分析了制度和政策不确定性下的创新决策与经济增长过程。齐绍洲、杨冕则

更关注经济增长进程中的绿色发展问题［63］［64］

。

·27·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年第 6 期

其七，制度与发展。谭崇台指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只注重对能够在短期收效的生产要素

“硬”投资，而忽视对制度框架的“软”投资，以致市场经济得不到发育和顺利运行，是经济发展陷入困境

的根本原因。他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实践促使发展经济学“扬弃”新古典主义超越时空的纯经济分析，

把制度变迁过程纳入研究视野，将政治、文化、制度等非经济因素内生化。这是发展经济学的第三种分

析思路，即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分析思路，发展经济学因此也进入了第三个发展阶段［65］

。邹薇评价了西方

学者关于经济发展与制度安排的关系，展示了其理论发展脉络，并对中国改革发展的方向及发展模式进

行了探索和研究［66］ 。马颖比较分析了制度与经济发展关系研究中的计量与统计方法［67］

。简新华讨论

了中国农地制度和经营方式创新问题［68］

。江春从制度角度分析经济发展中的金融发展问题［69］［70］

。文建

东分析了制度不确定性对创新的影响。

最后，推进四位一体的发展经济学话语体系建设。

学术需要通过话语体系表达、交流和传播，学科需要话语体系展现、组织与传承。话语体系不仅表

达学术研究、展现学科建设，同时，又直接影响学术和学科的发展。在发展经济学引进及其中国化创新

过程中，武汉大学学者高度重视发展经济学的话语体系建设，逐步形成了以教材和工具书为基础、以期

刊和网站为媒介、以丛书和专辑集约本校学术产品、以年度发展报告评述全国学术学科发展进程的话语

体系。

第一，系列教材。谭崇台将西方发展经济学引入中国时，除了重构学科基础、推进中国化发展之外，

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重构发展经济学教材体系。他在综合分析西方发展经济学各种体系框架的基础

上，结合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发展实践，从经济发展内在的逻辑出发，提出了一个新的发展经济学

知识体系，形成新的教材篇章结构，对发展经济学在我国的传播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国内许多发展

经济学教材都是在这个新框架的基础上构建的。武汉大学在全国最早开设了发展经济学课程，并由谭

崇台主持编撰了从本科教育、硕士研究生教育到博士研究生教育的发展经济学系列教材。其中，1989年

出版的国内第一部研究生教材《发展经济学》非常畅销，先后重印了10余次，销售数十万册［71］

。美国著名

发展经济学家、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所长帕金斯（D. Perkins）致信谭崇台，高度评价这部教材，认为

此书是一部标准教科书。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范家骧发表评论文章，认为该书在不少方面超过

了一般西方发展经济学教科书的水平［72］

。2004年，谭崇台主编《发展经济学》中文繁体版在中国台湾出

版发行［73］

。谭崇台在生命最后的几年，以极大的毅力主持编撰教育部项目《发展经济学通俗读本》，用通

俗的语言解读中国经济发展实践，让发展经济学研究成果走近寻常百姓、服务社会［74］

。郭熙保不仅作为

重要成员参与谭崇台主编教材的编写工作，还独立主编了多部发展经济学教材。其中，他主编的马克思

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发展经济学》于2019年出版［75］

。2021年，他领衔主编的《中国发展

经济学》入选国家首批“中国经济学”教材。

第二，工具书。在现代经济学体系中，没有哪个分支像发展经济学这样内容庞杂，几乎涉及所有的

经济领域。因此，发展经济学除了需要规范性的教材系统地表达学术研究成果、传承学科理论之外，相

对于其他学科而言，它更需要各类工具书以灵活多样的方式对教材进行补充、拓展和深化。武汉大学在

发展经济学话语体系建设中特别重视开发工具书，先后出版了《发展经济学辞典》（谭崇台主编）［76］

、《发

展经济学经典论著选》（郭熙保主编）［77］

、《发展经济学学科地图》（叶初升主编）［78］

，以及年鉴式的《中国发

展经济学年度发展报告》（叶初升主编）［79］，在发展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过程中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其

中，《发展经济学学科地图》从发展经济学知识体系中延伸开来，将学科发展史、学科研究范式、学术前沿

问题融入思维视野，提供一幅有高度、有广度、有深度的发展经济学学科图景，攒起一股穿透教材、走进

学术的力量。每两年出版一辑的《中国发展经济学年度发展报告》年鉴式地记录和梳理中国发展经济学

在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等方面的发展进程，展示报告期内中国发展经济学的风貌，评论和反思报告期内

中国发展经济学各领域的发展状况，探寻进一步发展的方向，为我国发展经济学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发展

·28·

叶初升：武汉大学发展经济学研究百年源流

提供建设性的参考意见。

第三，丛书、专辑与学术期刊。为了多角度、多方位地展现武汉大学学者研究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

学术成果，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相继推出了《经济发展理论研究丛书》（谭崇台主编，国家“八五”出

版规划国家重点图书，武汉大学出版社）、《迈向现代化的中国经济发展丛书》（简新华主编，国家“十一

五”出版规划重点图书，山东人民出版社）、《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学术丛书》（叶初升主编，人民出

版社、科学出版社），以及不定期连续出版的《发展经济学研究》专辑系列（经济科学出版社）。定期连续

出版的学术期刊《经济评论》以发展经济学为主要研究领域，开设“新时代发展经济学”专栏，集中反映国

内发展经济学研究前沿成果。该刊由教育部主管、武汉大学主办，现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

评价核心期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北大中文核心期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

期刊、湖北省人文社会科学优秀精品期刊，多次获评“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据中国知网的最

新统计，《经济评论》机构用户已达到5894个，遍布国内以及北美、澳洲、西欧、韩国、日本、东南亚等地区。

中国已经由低收入国家进入中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进

入了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发展阶段。在新发展阶段，中国的要素禀赋、社会需求、外部发展

环境等都发生了明显变化。相应地，经济社会的主要矛盾、经济发展的基本问题也随之变化。以往的经

济增长方式和发展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已无法有效适应新发展阶段的现实需求。中国的新发展阶段是

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历史性跨越的新阶段，是人类经济史上宏大而深刻

的实践创新和社会变革，为发展经济学提供了独一无二的庞大的“天然实验场”和经验素材［80］

。围绕国

家重大战略需求和理论需求，武汉大学发展经济学研究把“十四五”期间科研主攻方向定位于“基于中国

实践的新发展经济学理论研究”，学术性地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发展问题，学理性地阐释“由富变强”

的中国实践智慧，并进行学科性地转化，努力建构中国自主的新发展经济学理论体系，揭开发展经济学

研究的新篇章。

（本文历史部分的史料文献信息均取自待出版书稿《珞珈经济学人“学派”创建研究》，在此特别感谢

该书作者严清华教授和孙智君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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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entennial Evolution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Research

At Wuhan University

Ye Chusheng（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Development economics has contributed theories and ideas to the miracle of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and has also gained vitality from China's practice. At every stage of its emergence, in‐

troduction to China, and adaptation to Chinese context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there is the wisdom con‐

tributed by scholars from Wuhan University. Since the 1920s and 1930s, from the emergence of economic de‐

velopment ideas and the systematic construc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ories to its adaptation to Chi‐

nese context, generations of scholars from Wuhan University have tirelessly explored in the field of develop‐

ment economics and mad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promoting theoretical innovation and disciplinary re‐

construction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in terms of academic system, disciplinary system, and discourse sys‐

tem construction,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the history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Key words Development Economics; Wuhan University

■ 收稿日期 2023-09-08

■ 作者简介 叶初升，经济学博士，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联席主任；

湖北 武汉 430072。

■ 责任编辑 杨 敏

·31·

第 76 卷第 6 期 2023 年 11 月

Vol. 76 No. 6 Nov. 2023 032~040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研究传统的薪火传承

李 志

摘 要 由李达创建的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经由四代学人的不懈努力，不仅

始终坚持以中国问题为中心，立足中国实践，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

合，而且在不同时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想源流、演进历程、学理根据、方法论前提

等重要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索，形成并不断发展了具有鲜明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

化研究传统。这一传统，既是“由理论而现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同时也是“由现实

而理论”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化”，二者交相辉映、彼此成就，塑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

学研究的珞珈学派。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武汉大学；李达；学术传统

中图分类号 B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23）06-0032-09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1AZX002）

李达亲手创设的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经由四代学人的不懈努力，不仅始终立足中国实

践，坚持以中国问题为导向，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不同时期下的中国实际相结合，对马克思主义

哲学中国化的思想源流、演进历程、学理根据、方法论前提等重要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索，形成了具有

鲜明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研究传统，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学术研究的重镇。

诚如青年马克思所说，“哲学的世界化”同时也是“世界的哲学化”。武汉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研究传统，既是“由理论而现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同时也是“由现实而理论”的“中国的马克思

主义哲学化”，二者交相辉映、彼此成就，塑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珞珈学派。今天，回望和省

思武汉大学这一学术传统的薪火相传，对于回应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持之以恒地推动马克思主义

哲学的中国化与时代化，具有不可低估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传统的奠基

李达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及研究工作，是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传统的奠

基人。他撰写了《现代社会学》《社会学大纲》《〈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等著作，致力于运用唯物

史观和唯物辩证法考察中国社会实际，探索回应中国问题，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乃至整个中国近

现代思想史上少有的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术大师，在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史学、法学、社会学、教育学

等众多领域都取得了开创性的成就，是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最早探索者和奠基性人物”［1］

。

（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系统传播

李达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理论贡献首先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

的系统传播。五四运动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李达根据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刻理解，对马克思

主义哲学作了全方位的传播，被誉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启蒙大师”。在此期间，他积极宣传科学社

DOI：10.14086/j.cnki.wujss.2023.06.003

李 志：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传统的薪火传承

会主义，并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理论武器与当时的各种错误思潮进行思想论战，发表了《无政府主义之

解剖》等诸多论战性文章，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与此同时，他还译介了一些马克

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和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新研究成果，包括马克思的《德国劳动党纲领栏外批评》

（即《哥达纲领批判》）、郭泰的《唯物史观解说》等，为20世纪初叶的中国人全面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

了重要的参考文本。李达所撰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一书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

响。毛泽东在延安时期读过该书1935年6月的第3版和1936年12月的第4版，并先后写下近2万字的批

注。据称，这些批注正是《实践论》这一名篇的前身。

人们通常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开始于五四运动时期，结束

于1927年大革命失败时期。这一阶段集中于对唯物史观的传播，李达在1926年发表的《现代社会学》是

这一阶段的标志性成果。第二个阶段是从大革命失败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经

过唯物辩证法运动，当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转而从唯物史观与唯物辩证法相统一的角度来理解和阐

释马克思主义哲学。李达不仅是唯物辩证法运动的主要参与者，而且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完成了在中

国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代表性成果——《社会学大纲》，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系统传

播的基本结束。

须指出的是，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作的广泛传播，不以传播本身作为最终目标，也不是将马克

思主义哲学作为众多西方思想思潮之一来对待的。他更多的是出于“唯有马克思主义才能使近代中国

摆脱羸弱困厄的状态”这一信念，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则、立场、观点和方法推介给国人的，旨在推动

当时的中国人借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则、方法和理论探索和回应彼时中国社会发展中各种亟待解

决的问题。

（二）对唯物史观中国化的多维探索

正如吕振羽所评价的，1926年问世的《现代社会学》是“中国人自己写的最早的一部联系中国革命实

际系统论述唯物史观的专著”［2］

，是李达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原则和观点理解中国社会的性质、中

国革命的任务和前途等重大问题的代表性著作。《现代社会学》包括18个章节，以唯物史观为依据详细阐

明了社会的本质、社会的结构、社会变革、社会思想、社会运动等诸多问题，全面展示了唯物史观的理论

成就——“不仅发现社会组织之核心，且能明示社会进化之方向，提供社会改造之方针”［3］

（P4）。在这部

著作中，李达不仅对生产力、作为社会之基础的经济关系、社会之政治的和法律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以

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作了详尽而深入的阐述，而且还以阶级对立和阶级冲突作为解释国家之产生、发展和

消灭的根据，揭示了社会变革的两个维度——“经济革命即社会基础之变革，政治革命即社会上层建筑

之变革”［3

（］ P79-80），以及在此基础上引发的社会思想层面上的变革。

李达对唯物史观中国化的理论构建不止如此。与同时代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不同的是，他还

注重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方面推进唯物史观研究，即从多学科的角度理解和阐释唯物史观，极大

地丰富了唯物史观的理论内容［4］

。从《现代社会学》开始，李达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对当时中国的

经济状况、政治状况、社会状况、民族状况等作了深入的剖析，撰写了中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科

书《经济学大纲》，提出了“广义经济学”的理论主张，强调要构建一个既反映经济进化的普遍规律、又确

实反映中国经济发展之特殊性并用于指导中国经济改造的“普遍与特殊之统一的理论”；撰写了中国第

一部马克思主义法学著作《法理学大纲》，对法理学的意义、分支和不同派别以及法律的本质、形式和内

容等作了全面而深刻的阐述；最早意识到中国近现代社会具有“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特殊性”［5］

（P94），

主张以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作为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对象；撰写的《民族问题》是中国第一部以马克思

主义民族理论为主题的专著，强调了民族解放运动之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特殊意义。

（三）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构建

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李达是为数不多的自觉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先驱人物，他的

·33·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年第 6 期

《社会学大纲》和《唯物辩证法大纲》就是这方面的重要成就。

1937年出版的《社会学大纲》涵盖了十分丰富的内容，包括“唯物辩证法”“当作科学看的历史唯物

论”“社会的经济构造”“社会的政治建筑”“社会的意识形态”5个篇章。李达在该书中首次提出“实践的

唯物论”。他认为，对劳动概念所作的唯物论的阐释，为理解人类历史提供了物质基础，使唯物主义从外

在于人的自然领域延伸到人类历史领域，“从下方完成到上方，建立彻底的唯物论、统一的世界观”［6］

（P43）。他还将唯物辩证法当作实践唯物主义，即“唯物辩证法是唯物辩证法的历史观与自然观的统一，

两者统一的基础是社会的实践”［6］

（P45），主张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的角度理解唯物辩证法，强调唯

物辩证法是“一切先行的学说、思想及知识之辩证法的综合”［6］

（P51），从而在唯物史观、唯物辩证法、认

识论相一致的高度上构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正如陶德麟所言，该书的理论成就极高，“对马

克思主义哲学的阐述在当时是最系统最准确的”，而且“此书不是马列著作的一般复述，更不是外国研究

成果的照搬，而是作者基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在逻辑的理解独立完成的作品，有自己的严密体系”［7］

。

写于20世纪60年代初的《唯物辩证法大纲》，是李达受毛泽东委托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的

上卷，也是李达最后一部代表作。《唯物辩证法大纲》包括5篇内容，分别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逻辑

学等多个角度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对哲学基本问题作了详细的阐述，提出马克思主义哲

学的唯物论强调的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指出辩证唯物论肯定社会实践是

认识的基础，突出了实践观点及其认识论的意义，强调从统一的角度来理解辩证法、唯物论、认识论的关

系，提出了唯物辩证法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8］

（P53-56）等一系列观点，详细考察了唯物辩证法产生的

历史，并在此基础上理解唯物辩证法的创立和发展，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界定“实践”概念并前瞻性地指

出科学技术实践的重要性。不仅如此，该书还着力概括总结中国革命以及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基本经

验，对毛泽东的重大理论贡献进行了系统阐述，如毛泽东对唯物辩证法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发展

等。该书的末尾在谈到真理问题时，还联系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实际，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方针的重要性，主张“在党的领导下容许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艺术流派自由发展，不同学派的学术观点自

由争论”，“促进真理的发展，使社会主义的文化繁荣兴旺”［8

（］ P421-422）。

综上，围绕“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之问，李达毕生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具体实际

相结合，创造并不断发展中国形态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9］

（P12），由此开创和奠定了武汉大学马

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这一历经百年风雨的学术传统。

二、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传统的弘扬

李达逝世以后，他开创的学术传统从来都未曾中断，而是在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发展过

程中不断被发扬光大。这一学术传统的“哲学传人”首先是李达的学术助手、已故的武汉大学人文社会

科学资深教授陶德麟。在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陶德麟始终坚持理论关照现实，不仅深入且系统地

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相关基础理论，还开拓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新的学术研究领域，极大

地弘扬了李达开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传统。

在“文化大革命”前，陶德麟除协助李达撰写论著外，还在武汉大学哲学系从事教学工作，并发表了

一些论著，开始在哲学界崭露头角。他在《哲学研究》1956年第2期上发表的《关于“矛盾同一性”的一点

意见——评罗森塔尔、尤金所著〈简明哲学辞典〉“同一性”条目释文》，挑战了当时的苏联哲学权威，向国

际哲学界发出了中国学者的声音。此后，他长期致力于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说中国话”，而“教给马

克思主义说中国话”“让马克思主义学会说中国话”［10］

，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为了让马克思

主义哲学真正开始讲中国话，陶德麟将哲学视为“高耸云霄而又普照大地的阳光”，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

一，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须与中国的实际状况相结合，对各类重大问题作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理

论成果。

·34·

李 志：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传统的薪火传承

（一）对“实践与真理”系列问题的研究

早在20世纪50-60年代，陶德麟就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撰写了《实践论〈浅

释〉》《怎样理解绝对真理、相对真理和实践标准？——与何祚庥同志商榷》等一系列哲学论文，从实践的

观点出发阐述了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的辩证关系，指出“毛泽东同志指导中国革命，并在这个过程中创

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工作，就是把直接经验同间接经验恰当地结合起来的范例”［11］

（P54）；在比较

不同真理标准的理论基础上，阐明了“实践是检验认识的唯一标准”这一论断的含义以及实践标准与逻

辑证明的关系；辨析了实践标准的绝对性与相对性，进而区分了认识的真理性与真理之间的界限。

陶德麟1978年重返学术界不久就参加了“全国真理标准问题研讨会”并作了主题发言，其中的第三

部分以《关于真理标准的几个问题》为题在《哲学研究》1978年第10期上发表。与会期间，他首次公开了

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初写给李达的3封书信，后刊发在1978年第12期的《哲学研究》上。这些书信的

问世，对当时破除“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随后，他又先后发表了《逻辑证明与真

理标准》《认识的对象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吗？——一篇对话》《真理阶级性讨论中的一个方法问题》《何谓

彻底认识世界？——关于不可知论》等系列理论文章，以非凡的理论勇气批驳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

针，以严谨的论证阐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于恢复和重新确立实践标准起到了促进作用。

在真理标准的讨论中，陶德麟还引入了对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及其相互关系

的考察，撰写了《论生产力标准》《从建国五十年的历程看哲学的作用——兼论三个“标准”的意义及其相

互关系》《关于生产力标准的几个理论问题》《论真理标准、生产力标准与“三个有利于”标准的关系》等系

列论文，阐明了为什么在重新确立实践标准多年以后提出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的原因。他

指出，实践标准具有“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功能”，而对生产力发展是否有利是“检验实践合理性的标准”［12］

（P127），这一标准的提出是为了解决既发展生产力又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重大时代课题。

（二）对社会主义实践中重大问题的反思

陶德麟始终秉承李达开创的学术传统，既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则、方法和观点并不断使其中国

化，又重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状况并不断促使理论回应重大现实问题，实现理论与现实的进一步

融合。他在这方面的理论贡献主要包括：对“双百”方针的理论反思，对社会主义道德原则的深入考察，

对社会稳定问题所作的系统研究等。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陶德麟在一些重要报刊上发表了《百家争鸣与“两家”争鸣》《不能用

专政的办法解决精神世界的问题》《“双百”方针的理论基础应当重新解释》系列论文，深入探讨了“双百”

方针的本来涵义和客观依据，提出应根据“社会主义的国家和法的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关于认识发展和

人类文化发展的理论”［11］

（P219-220）重释“双百”方针，强调了这种经过理论基础置换和重新阐释的“双

百”方针对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重要意义。

20世纪80年代初至其后的20年间，陶德麟参与了人道主义问题大讨论并见证了马克思主义人学研

究在中国的兴起，发表了《人道主义的哲学基础》《全面准确地理解以人为本的科学涵义》《人学研究之我

见》等系列文章，深刻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认为我们之所以应大力弘扬社会主义的人

道主义精神，是因为“社会主义建设所做的一切工作都必须是为了人······，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11］

（P323），

并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对以人为本作了系统阐释，强调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应落脚于以人为本。同时期，他还撰写了《两种伦理原则》《道德观念要符合经济体制改革的要

求》等论文，考察了无产阶级道德的历史形态，回答了何种道德观念、何种分配原则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

体制相适应等问题，还特别强调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对于今天构建我国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重要意义。

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面对改革开放初期出现的各种怀疑和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潮，

陶德麟发表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而作》《邓小平理论是当代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社会变革中的先导作用》《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等系列论文，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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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年第 6 期

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什么必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怎样坚持等问题，认为在新的历

史条件下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将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强调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要使其“具有当代的视野和当代的水平”［11］

（P440）。他还主编了《社会稳定论》这部重要著作，基于四个

方面的维度，系统考察和探讨了社会稳定的基本涵义、必要性、实现路径等一系列关乎社会主义前途命

运的重大问题。

（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方法论问题的探索

陶德麟理论探索的重心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发生转向，转为从方法论的角度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国化研究。正如他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在国内外都已有许多成果，但研究者的

视角和切入点有所不同，观点和结论也有所不同。这些歧异的深层原因是对一系列前提性问题的理解

的歧异，以及由此造成的方法论上的歧异。”［11］

（P595）为此，他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出版了《马克思主

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与历史研究》等一系列的专著，集中讨论了以下几个方法论问题：

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何以可能的问题。针对有些学者质疑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之合法性

的论调，他通过详细回应“中国人学到的马克思主义是否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是否可能读懂马克

思主义的文本”“中国人能否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0］

等问题，全面论证了为什么以中国的话语讲述马克

思主义哲学是可能的。

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何以必需的问题。对于那种虽然不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可能

的却质疑其是必要的论调，他旗帜鲜明地进行了反驳，指出中国问题的解决需要两个方面的因素，即理

论方面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实方面的中国实际，只有这两个因素都同时在场并相互作用，马克思主义

哲学才能保持其生机与活力。由此，他既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世界性的一面，又主张马克思主义哲

学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三是以什么标准来检验马克思主义哲学成败得失的问题。针对学术界对相关文本标准与实践标准

的争论，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是在书本中而是在实践中产生的，检验其成败得失应“以实践···的结果与实践方案的预期目的是否符合为标准····················”［13］

（P25），因此，即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文本也不

能被教条地当成检验真理的标准，否则就会导致认识与实践的分裂；坚持实践标准，必须运用历史主义

原则处理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化与本土化的关系问题，注意在具体条件下看待实践和理论。

四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关系问题。他指出：“中国化、现代化、大众化是

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离开了哪一条都行不通。而它们的地位又不是平列的。中国化是统领一切的总

问题，它逻辑地蕴涵着其他两个方面。”［13］

（P40）在此基础上，他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重要

意义，并专门探讨了大众化的内容、对象以及大众化与通俗化、大众化与语言文字的关系等问题，认为

“教给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应尽之责任。不仅如此，他还指出，中国化的马克

思主义哲学是“中国传统哲学在现代的发展，也就是现代的中国哲学”［13］

（P3），应该在中国哲学现代转型

的意义上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上述表明，李达和陶德麟作为两代学人共同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先后

奠定和弘扬了武汉大学的这一学术传统，“成为不同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代表人物，演绎了一

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百年思想接力”［14］

。

三、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传统的拓展

陶德麟除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方面贡献卓越，还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家，为国

家培养了大量高层次人才，包括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传统的一批传承者，如汪信砚、何

萍、姜锡润、萧诗美、赵凯荣等。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汪信砚是这一传统第三代学人中的优

秀代表。

·36·

李 志：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传统的薪火传承

作为陶德麟的亲炙弟子，汪信砚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

化的相关研究，先后出版了《范式的追寻——作为范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等多本专著，在国

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提出了诸多具有开拓性的学术见解，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

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化的一种重要形式”“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统和

中国哲学的现代传统或新传统”［15（］ P2-5）等，极大地拓展了先前的学术传统。

（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之基础性问题的探析

在近现代宏阔的世界史与中国史背景下，汪信砚系统地考察和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否

必要、是否可能、以什么作为根据等一系列问题，扩宽和加深了既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

一是系统回答了“何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问题。他从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角度给出了问题

的答案：“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使马克思主义

哲学带有中国的特性，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具体化，不断

建设、丰富和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15］

（P17）他进一步强调，应至少从三个方面来回应这一问题，

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与不同时期的中国社会现实、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及时代特征相结合。

二是深刻回应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根据在哪里”的问题。他主张，这一根据内在于马克思

主义哲学的本性，即实践性。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以往其他哲学的根本特征就是从根本上

“改变世界”。这一功能的最终实现，须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特定历史、特定文化、特定现实相结合，或者

说，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民族化的形态转型。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同时也可以被

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化。这种同一性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性决定的。

三是详细辨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否可能以及是否必要的问题。他反驳了各种有关马克思

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错误见解［16］

，旗帜鲜明地指出，虽然我们应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彻底转变为一种中国

理论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完全不可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

国化不单是普遍原则作用于特殊现实的过程，“也包含着由特殊向普遍的运动即通过对中国具体实际的

研究来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15］

（P49-50），与自然科学同时致力于普遍原理的基础研究和普遍原理应用

于特殊对象的研究类似，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普遍原则应用于中国的特殊问题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

（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纵向考察

在汪信砚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一方面是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

分，另一方面主导了中国哲学在现代语境下的创造性转型，为我们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提供了两

个基本的历史维度。基于这一看法，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了纵向的理论考察。

一是全面勾勒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产生、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图景。他将民族化的马克思主

义思想看作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源泉［15］

（P62），并由此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要把马克

思主义哲学与不同历史时期下的中国实际紧密结合。中国实际“既包括中国现实实际，也包括中国历史

实际”，其中，中国的现实实际即不同时期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状况及其发展态势，它

“与一定的世界形势和国际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17］

；而中国的历史实际则是指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

明发展，特别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在这一意义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五四运动以来

中国文化发展的积极成果，也蕴含了中国共产党以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形式所积累的丰富经验。百年来，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理论与实践成果，“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

果，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中国道路的哲学表达”［18］

。

二是深刻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对中国哲学传统的创造性转换。他将中国哲学传统的演变

过程区分和概括为古代传统、近代传统、现代传统三个阶段，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断向前

推进，构成了现代中国哲学发展的主潮流”，进而成为“中国哲学的现代传统”［15］

（P95）。他还从哲学探索

的三个方面入手，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传统作为中国哲学现代传统的本质规定性，阐述了这一

·37·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年第 6 期

中国哲学新传统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他还深刻分析和回答了一些相关的重要理论问题，如中国哲学近

代传统与现代传统的分界线、中国哲学界的体系性建构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传统之间的关系等。

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传统从开创到完善、阐扬的历史进程，充分体现出传统与创新之间

的张力，“传统通过创新而不断发展和延续，而创新则通过借重和超越传统来实现”［15（］ P121-122）。

（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方法论研究

正如汪信砚所指出的：“几乎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每一个理论问题都可以转化为中国马克

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15］

（P7）前文提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问题、必要性问题等，都

是方法论研究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鉴于此，他尤为重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中开展方法论

问题的相关探索。他在学界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完全有理由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

学的研究范式［19］

。他进一步指出，以这种范式开展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仅符合马克思主

义哲学的本性，还能够满足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19］

。

汪信砚在最近出版的专著中进一步阐述了上述理论主张。他谈道：“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应有范式，是指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该紧紧围绕着马克思

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个中心任务来展开，它的理论目标就是要在当代条件下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是否有利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应该成为衡量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问题和成果的

意义的标准。”［15］

（P151-152）他认为，虽然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应当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为

各自研究的基本范式，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甚至

由于缺少较为统一的范式而出现了理论危机；要摆脱这种危机状态、确立正确的研究范式，既要反对教

条主义也要矫正各种错误理解，通过恰当地定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厘清两类研究——以马克思主

义哲学中国化为范式开展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相对狭窄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

（四）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个案和比较研究

汪信砚尤为重视从个案和比较的角度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包括对一些重要代表人物

的思想研究以及不同代表人物思想的比较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发生在世界其他地区的马克

思主义哲学民族化的比较研究等。

他强调，个案研究“既属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和历史的探索，同时也是对于马克思主

义哲学中国化最为直接的思想资源的开掘”［20］

。他主持编纂的20卷《李达全集》，是对李达创造的马克思

主义哲学中国化文本的系统整理和研究，进一步弘扬了武汉大学的这一学术传统。他特别重视对毛泽

东哲学思想这一个案所开展的研究，认为毛泽东在这一传统的形成发展中占据特殊重要的地位，特别是

“他完善了由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开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传统”，认为毛泽东对这一传统的完

善表现为“完整地揭示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内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含义，科学地定制

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传统的基本内涵”［15（］ P109-110）等。

与此同时，他也着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些早期代表人物如李大钊、瞿秋白等人的思想进

行了比较研究。他指出，早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都紧扣“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大问题来传播和研

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但他们的理论探索各有不同特点。李大钊是“最早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探寻中

国道路、求解‘中国向何处去’问题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特别强调唯物史观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基础”；瞿秋白“是在中国比较系统地传播辩证唯物主义的第一人”［18］

，以唯物辩证法作为改造世界的武

器，将唯物史观看作一种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等等。

四、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传统的赓续

进入21世纪以来，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第四代学人，包括李佃来、赵士发、李志、周可、吴

昕炜、盛福刚、刘秉毅等，都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为开展不同领域研究的基本范式，以各自不同的

·38·

李 志：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传统的薪火传承

方式继承发扬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传统，使这一百年传统以新的形式得到了赓续。

一是将这一范式注入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中，对其中的基本理论、核心问题、重要文本等

方面作了创新性阐释。例如，“以中国化为范式重写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学术史”，“一是以‘中国问题意

识’为起点，重释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基本进路；二是以‘中国问题意识’为轴心，重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的基本进路”［21］

；主张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应发挥超越性的、具有终极意义的思想指引功能，

要为美好生活建设提供思想素材和目标指引［22］

。

二是将这一范式注入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在相关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的独到见解：西

方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不仅要注意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

的整体风貌，还要对其中的代表性人物和流派开展个案研究，为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世界性

提供参考［23］

（P245-251）；今天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充分汲取20世纪以来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

的丰富成果，发掘新的内容和形式，构建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24］

。

三是将这一范式注入新兴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研究，对关涉到的核心问题、代表性人物及其思想、

当代意义等，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见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创性贡献之一，就在于形成和发展了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三大体系；毛泽东构建当代中国话语体系的三大历史贡献，分别是“以马克思主

义大众化为中心构建日常话语体系”“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理论范式构建学术话语体系”“以中国化马

克思主义为核心构建政治话语体系”［25］

。

四是将这一范式注入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研究，对其思想源流、核心问题、重要论断等作了较为深

入的阐释。例如，从实践效应这一角度阐发了马克思有关劳动所有权问题的重要论断，主张在社会主义

实践中确立劳动所有权原则从而赋予劳动以崇高性，赋予劳动者保护自身财产的不可辩驳的权利，从而

最终完成劳动所有与劳动所有权在事实与价值上的真正统一［26］

；运用最新研究成果，对李达的唯物史观

解读、女性解放理论作了创新性阐释［27］

。

五是将这一范式注入资本批判理论的相关研究，对相关概念、理论地位等作了独特阐释。例如，在

“当代如何看待马克思阶级概念”问题上，主张追溯马克思“阶级”概念的理论渊源，并在此基础上理解

“阶级”概念所对应的现代社会的经济利益、政治权利和价值追求［28］

（P48-57）；指出唯物史观的确立与政

治经济学批判方法的形成是同一过程的两个侧面，因为正是通过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哲学基础、功利

主义前提和法权观念，马克思才形成了从人类历史出发考察资产阶级社会关系及其所有权的思路［29］

。

此外，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第三代第四代学人，还将这一范式全面运用于马克思主义哲

学的文本研究和文献学研究、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研究以及包括全球化、现代化、生态文明、人类命运共

同体等在内的现实问题研究，由此形成了一个紧密合作的学术共同体，并使这一研究传统呈现出多元开

展、枝繁叶茂的良好发展态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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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年第 6 期

[11] 陶德麟文集.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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谬见的回应.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12).

[17] 汪信砚.百年大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再出发.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6）.

[18] 汪信砚.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道路的哲学表达.哲学研究，20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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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李佃来.中国化范式与重写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学术史.河北学刊，20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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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赵士发.毛泽东对构建当代中国话语体系的历史贡献.毛泽东研究，2019，（2）.

[26] 李志.劳动所有权原则的实践效应.中国社会科学，2020，（3）.

[27] 李志.意识形态维度的开启：重估李达所译的《唯物史观解说》.山东社会科学，2014，（9）.

[28] 周可.马克思阶级概念的现代意蕴.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2019，（1）.

[29] 周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政治经济学批判.江汉论坛，2013，（1）.

Passing on the Tradition of Research on the Sinicisa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at Wuhan University

Li Zhi（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rough the tireless efforts of four generations of scholars, the Department of Marxist Philos‐

ophy of Wuhan University, founded by Mr. Li Da, has not only consistently adhered to the focus on Chinese

issues, based on Chinese practice, and devoted itself to the combina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and Chinese

concrete reality, but also conducted in-depth explorations on critical theoretical issues such as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evolutionary history, theological basis, and methodological prerequisites for the sinicisation of Marx‐

ist philosophy at different times. As a result, a distinctive tradition of research on the sinicisa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has been formed and continuously developed. This tradition is not only the sinicisa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from theory to reality\", but also the \"Chinese philosophising of Marxism\" \"from reality to theo‐

ry\". The two are intertwined and mutually fulfilling, shaping the Luojia School of Chinese Marxist philoso‐

phy research.

Key words the sinicisa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Wuhan University; Li Da; academic tradition

■ 收稿日期 2023-07-21

■ 作者简介 李 志，哲学博士，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湖北省协同创新中

心研究员；湖北 武汉 430072。

■ 责任编辑 涂文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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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6 卷第 6 期 2023 年 11 月

Vol. 76 No. 6 Nov. 2023 041~054

武汉大学章黄学术的百年传承

于 亭

摘 要 章黄学术以小学为根柢，是中国现代学术转型大潮中坚植中国古典学问，以旧

学为面目，以新研为骨里，在理论和实践上提升转化的本土学术。章太炎、黄侃研治中国语

言文字之学，精研深赜，特色鲜明，成为清代审音和训求语原之学的集大成者，也是中国小学

传统的现代转化者。自黄侃在20世纪20年代执教武昌，经弟子刘赜、黄焯等在50年代至80

年代的耕耘，武汉大学逐渐在中国语文研究领域形成特色，刘赜、黄焯以其著述和教授，使武

汉大学成为章黄学术传承的重镇。20世纪80年代以降，武汉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团队在宗

福邦的带领下，自觉继承章黄学脉，祖述黄侃学术理念，以两代学人传承，萃35年之力，编成

《故训汇纂》《古音汇纂》《中华大典·音韵分典》等巨作，续有开辟。章黄学术百年传承，展现

出武汉大学人文学术中薪传和创辟相辅的优良学风。

关键词 章黄学术；小学；武汉大学；黄侃；刘赜；黄焯；故训汇纂；古音汇纂

中图分类号 H0-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23）06-0041-14

基金项目 教育部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和研究工作委员会直接资助项目（2128）

“小学”由秦汉之时童蒙识字之学，发展为中国语言文字之学，乃围绕古代书写文化，以汉字记录承

载的汉语为中心，有形、音、义三分之说，遂有文字之学、音韵之学、训诂之学。时与地有古今南北，古书

古语，难知其义。字与音有更革转移，字形变异孳乳，正俗异构，界限不明；语音变迁，唇吻侈弇，难留痕

迹，淆若棼丝；语义为形、音所归，然而指事所在，会意所摹，引申假借，线索显隐，难言其详确。小学形

义、形音、音义之间牵连复杂，虽有䚡理，而表面漫无条统，人难知其内外，古来号称难治。

中国学术，自明末风气由议论转趋征实。顾炎武（1613-1682）说“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今之所

谓理学，禅学也”［1］

（P58），以为阳明心学近禅，束书不观，而欲改弦更张，又谓“故愚以为读九经自考文

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1］

（P73），由宋明儒学中考核一端，抽出全新的学问理

念，揭举新的学术法则。至清中期，考文知音已成学问康衢，学者治学，率由“读书贵先识字，识字然后可

以通经”云云取径［2］

（P1）。戴震云：“夫今人读书，尚未识字，辄目故训之学不足为。其究也，文字之鲜能

通，妄谓通其语言；语言之鲜能通，妄谓通其心志，而曰傅合不谬，吾不敢知也。”［3］

（P45-46）故谓“经之至

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辞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3］

（P140）。清代

中期学术完成了语言主义的转向和向经学“本经”的会归，朴学考实成为显著的学术风气。戴震谓：“是

故凿空之弊有二：其一缘词生训也，其一守讹传谬也。缘词生训者，所释之义非其本义。守讹传谬者，所

据之经并非其本经。”［3］

（P146）对于“本义”和“本经”的坚定追求，一者表现为小学蔚为大观，以古音学为

中心，小学兴盛，独成一枝；一者表现为“汉学”之揭起和校雠之关怀。二者齐归于周秦之经籍旧文。可

以说，清代朴学之精神追求，一为经学之本，一为小学之体，而以秦汉书本之校雠、周秦语言之音义为终

始，所谓“以小学说经，以小学校经”［4］

（P148），清儒之稽古右文，名为复古“汉学”，实则求是责实，近代学

术已造形萌现。章太炎、黄侃之学，承清学之余绪而有进一步的跃升转化。

DOI：10.14086/j.cnki.wujss.2023.06.004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年第 6 期

一、章黄学术之内涵

民元之初，章炳麟（太炎，1869-1936）、黄侃（季刚，1886-1935）师徒二人，集清儒汉学之大成，以其学

术转化，成为清学的现代总结者。章氏讲学不辍，门人各有所树立，其中黄侃以天资之胜，治学之矜，入

堂奥而踵襄之，所得闳深，展廓独大。其门庭径由，再经黄门数弟子的传习充实，逐渐形成“章黄之学”。

章太炎、黄侃早年皆曾投身排满革命，倡言古学，以激动种族，以为国本。章黄继承清学之求是，又

实之以民族主义和时代意识，积淀承受，转出新义，正如黄侃所说：“我辈学问，以汉学为表面，以申韩为

骨子。”［5］

（P5）于旧学主传承，以恪守师承为治学第一义，认为“凡研究学问，阙助则支离，好奇则失正，所

谓扎硬寨，打死仗乃其正途，亦必如此，方有真知灼见。韩非有言：变业无成功。此可为吾人讲学之鉴”［5］

（P1），而其实，则不肯主奴清儒，不愿寄人篱下，务为前人所不能为，有鲜明的现代特色。可以说，章黄学

术是在中国旧学基础上深造自得，圆融自成，师法特色鲜明的本土转型学术，其学以保守旧学为面目，以

小学为体，以审音发明为骨里，在中国现代学术转型中与时偕行，自成一脉，并日渐产生重要的影响。章

黄学术以旧学为体，虽不画地为牢，但要以经学小学为根基，期以大成之道，虽多受批评，被斥为守旧不

化，自我矜异，却能在西学对中国学术全面重塑重造的大潮中自成而彊立。章氏学问体大恣肆，黄侃谓

其集清儒之大成，阐晋唐之遗绪，实命世之大儒［6］

（P31），特精经学、小学，及于周秦诸子和释氏之书之思

想，其言谓“盖学问以语言为本质，故音韵训诂，其管籥也；以真理为归宿，故周秦诸子，其堂奥也”［7］

（P328），可见其学旨趣之一端。章氏晚年讲习，谓“盖小学者，国故之本，王教之端，上以推校先典，下以

宜民便俗，岂专引笔画篆、缴绕文字而已”，又说“凡治小学，非专辨章形体，要于推寻故言，得其经脉。不

明音韵，不知一字数义所由生”［8］

（P6）。黄侃踵之，谓“语言文字之学，为各种学问之预备，舍此则一无可

通”［5

（］ P5），遂发扬光大，坚卓精锐成一家之言。

黄侃个性短于谐俗，不能与时俛仰，乃以教授自安，一生治经学、小学、文学，皆有得，尤精小学。章

太炎说他“学问精嫥，言必有中，每下一义，切理厌心”［7］

（P327）。其说经称义，以为古说醇笃可倚，守之

不轻移易，尤不以傀异为说倚魁自矜，“为学一依师法，不敢失尺寸”［9］

（P293），则近于清代惠栋之尊闻。

章太炎谓其“自幼能辨音韵，壮则治《说文》《尔雅》，往往卓跞出人虑外，及按之故籍，成证确然，未尝从意

以为奇巧，此学者所周知也。说经独本汉唐传注、正义，读之数周；然不欲轻著书，以为敦古不暇，无劳于

自造”［10］

（P1），故其身后，章太炎谓之“清世说制度者，若金氏《求古录》，辨义训者，若王氏《经义述闻》，陈

义精审，能道人所不能道，季刚犹不好也”［10］

（P1）。黄侃以敦古之殷，盛年遽逝，著述殊少，其深造小学、

经学、文学之得，未能充分展现。从其鲜少的学术孑遗来看，他最精闳的贡献，在于传统语言文字之学的

继承和转化，其门弟子日后自造传扬，也多以语言文字研究名家。

黄侃承章太炎之学之教，在清代小学成就的基础上，提升锤炼，精思凝聚，有理论的提升和转化。如

他说：

夫所谓学者，有系统条理，而可以因简驭繁之法也。明其理而得其法，虽字不能遍识，义

不能遍晓，亦得谓之学。不得其理与法，虽字书罗胸，亦不得名学。［11（］ P2）

由此，他衍释“小学”内涵，谓形、音、义“三部虽分，其实同依一体：视而可察者，形也；闻而可知者，声

也；思而可得者，义也。有其一必有其二，譬如束芦，相依而住矣”，进而申说“小学”名义，重新以新义建

构转化，称“小学者，中国语言文字之学也”，说：

小学者，即于中国语言文字中研究其正当明确之解释，推求其正当明确之来源，因而得其

正当明确之用法者也。［11（］ P1）

他又说声韵、文字、训诂互相为用，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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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亭：武汉大学章黄学术的百年传承

音韵者何，所以贯串训诂而即本之以求文字之推演者也。故非通音韵，即不能通文字、训

诂，理固如此。然不通文字、训诂，亦不足以通音韵，此则征其实也。音韵不能孤立，孤立则为

空言，入于微茫矣，故必以文字、训诂为依归。然则音韵虽在三者为纲领，为先知，而必归于

形、义，始可为之锁钥也。［11（］ P149）

周秦之际，有古书传记，有训诂之事，后有训诂之学。关于“训诂”之名义，唐孔颖达谓：

《尔雅》所释，十有九篇，独云诂训者，诂者，古也，古今异言，通之使人知也；训者，道也，道

物之貌以告人也。《释言》则《释诂》之别，故《尔雅》序篇云：“《释诂》《释言》，通古今之字，古与

今异言也；《释训》，言形貌也。”然则诂训者，通古今之异辞，辨物之形貌，则解释之义尽归于

此。《释亲》已下，皆指体而释其制，亦是训诂之义。［12（］ P269）

清毛瑞辰推说之，曰：

盖诂训本为故言，由今通古皆曰诂训，亦曰训诂。而单词则为诂，重语则为训。诂第就其

字之义旨而证明之，训则兼其言之比兴而训导之，此诂与训之辨也。［13（］ P5）

黄侃暗承孔颖达“解释之义尽归于此”之说，言之曰：

诂者，故也。即本来之谓。训者，顺也，即引申之谓。训诂者，用语言解释语言之谓。若

以此地之语释彼地之语，或以今时之语释昔时之语，虽属训诂之所有事，而非构成之原理。真

正之训诂学，即以语言解释语言，初无时地之限域，且论其法式，明其义例，以求语言文字之系

统与根源是也。［11（］ P181）

他又分“本有之训诂”和“后起之训诂”、“独立之训诂”和“隶属之训诂”、“说字之训诂”（“小学训诂”）

和“解文之训诂”（“经学之训诂”）诸义，表述训诂构成的方式和原理为互训、义界和推因，等等［11］

（P181-

192），超越了历来说训诂不离随文训释之株拘，从而建构起新型的“训诂学”的语言语义观念和话语体

系，全新地解释了训诂构成的内在原理。他总结清代小学的进步，说“一知求本音，二推求本字，三推求

语根”［11］

（P12），其实是他自己的学问抱负加诸前代学术所抽绎出的内涵。黄侃的《声韵略说》《声韵通

例》，一改清儒说音论韵涂辙，由归纳改为演绎，由具体考说而变为普遍论述，发凡起例，层层䌷绎释之。

《音略》会通宋以来治古音之成就，以为古今相挟而变，古今声韵兼赅，以“悟发声之由来”，以知分合之的

证，定今声41类，古声19类，今韵23摄，古韵28部［10］

（P62-92）。合古今打通，赋予《说文》《广韵》以中心

地位，引出他以音韵学为基点，进一步超越清学语言主义训释的传统，超越“本经”“本义”的语境文本关

怀，进而探寻汉字之“字原”、汉语之“语原”，求系统之解释。他说：

往者古韵、今韵、等韵之学，各有专家，而苦无条贯。自番禺陈氏出，而后《广韵》之理明，

而后古韵明；今古之音尽明，而后等韵之纠纷始解。此音学之进步，一也。

声义同条之理，清儒多能明之，而未有应用以完全解说造字之理者。侃以愚陋，盖尝陈说

于我本师；本师采焉以造《文始》，于是转注、假借之义大明；今诸夏之文，少则九千，多或数万，

皆可绳穿条贯，得其统系。此音学之进步，二也。［10（］ P94）

诸语虽若总结过往之进步，实则创制新路，可谓有语言文字学现代转型的理论建立之功。又如其论

字形之创制、字音之起源、声韵之机制和关联，以及字之变异和孳乳条例，都踵武章太炎而有提炼提升，

并为后来其门人弟子对中国古代语言学传统的学理阐释建立了框架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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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年第 6 期

二、黄侃与刘赜、黄焯之师受

黄侃曾辗转南北，历应北京大学、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东北大学、南京中央大学等之聘任教。1919年

至1926年间，他执教武昌，是他任教生涯中最长最稳定的一个时期。武汉大学的中国语文研究传统的奠

定，基始于任教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的黄侃，完成于黄侃及门弟子刘赜和黄焯。刘赜、黄焯在武汉大学，谨

守师说，著述授业，逐渐塑造了武汉大学语言文字之学的研究风貌。

刘赜（博平，1891-1978）1914年考入北京大学，师从时在北大任教的黄侃，受文字、音韵、训诂之学。

1917年后游学日本，在东京拜入章太炎门下受业，章氏称为“再传弟子”［14］

（卷首），归国后再次追随黄侃

研习小学。1929年受黄侃推荐，聘入武汉大学执教，前后垂50余年，终老于珞珈山。刘赜曾长期担任武

汉大学中文系主任，于1956年被评为一级教授。黄焯（耀先，1902-1984）为黄侃从子，以弱冠赴武昌谒叔

父，从此相从侍学15年，先在武昌中山大学修业，毕业后受黄侃之招赴南京中央大学任助教，侍其左右，

直至黄侃下世。1939年，黄焯自重庆中央大学，受聘乐山武汉大学，从此亦在武汉大学中文系任教终老。

20世纪50年代，武汉大学中文系有“五老八中”之盛，刘、黄人称博老、耀老，居于“五老”之列。

刘赜、黄焯同出黄侃门下，相与共事40年。黄侃为学尚专门，不骛泛滥，务精习，极重精读书，所谓

“扎硬寨，打死仗”，特崇师法，尊笃古说，不轻驳前说，不轻改古人。他说：“所贵乎学者，在于发明，不在

乎发现。今发现之学行，而发明之学替矣。”［5］

（P2）表达了坚尊旧学，读根柢之书，温故知新，而不以材料

求新、方法出奇、套路好用而取胜的为学理念，丝毫无视“执守泰笃”之讥。这些风格，对刘赜、黄焯治学

影响至钜。黄焯自述从侍黄侃之后为学次第，从《困学纪闻》《日知录》以窥治学门径，继受文字声韵大

要，又因清黄以周谓学问文章皆宜以章句为根基语，以黄侃所说“研究章句即为研究小学”［5］

（P4-5），遂起

而治《毛诗》，并禀受黄侃之语，谓毛传为一切经学根本，遂以毛传为宗本。他曾记黄侃之读书，曰：

先生阅书，必施圈点，虽卷过数百，必点完始已。殁前一日，吐血盈盂，以《唐文粹补遗》末

二卷未毕，犹力疾圈点讫，始就榻。尝言：“余观书之捷，不让先师刘君，平生手加点识书，如

《文选》盖已十过，《汉书》亦三过，注疏圈识丹黄烂然。《新唐书》先读，后以朱点，复以墨点，亦

是三过。《说文》、《尔雅》、《广韵》三书，殆不能计遍数。”（戊辰五月三日日记）焯窃观先生圈点

书，数当以千计，经史子文诸专籍无论已，即以《四库全书总目题要》、《清史稿》两书论之，即达

七百馀卷。至于能背诵之书，不止如先生所述《说文》、《文选》数部而已，如杜工部、李义山全

集，几皆能上口，即词曲中能吟讽者亦多，博闻强记，盖兼具所长。［15］

笔者尝闻之于本师宗福邦、陈世铙，谓耀老于《十三经注疏》了然于心，出口成诵。黄焯晚年尚回忆

拈出黄侃“读古书当潜心玩索文义，而不可骤言通假”之语，加以申说，呵段玉裁、王引之误解古书，牵就

己说之失［16（］ P267-270）。可见黄侃读书为学对黄焯一生的深切影响。

在刘赜、黄焯的传承、授业之下，武汉大学章黄学术根殖萌蘖，尤其从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刘、

黄二老虽经颠沛摧折，仍有建树，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系统整理师说；文字声韵之学和章黄语言文字之

学的理论化、系统化；经学训诂；传统小学典籍之整理研究。

（一）黄侃师说之整理

黄侃学术渊深，为学矜持谨慎，读书精勤过于常人，批注朱墨烂然，而不言著述。章太炎尝数与言，

曰：“人轻著书妄也，子重著书吝也。妄不智，吝不仁。”催其从事著述，黄侃对之曰：“年五十当著纸笔

矣。”但黄侃不幸年五十而中酒死［9］

（P293），其学术实践戛然而止，未及丰完。黄侃生前与弟子坐论讲

习，门弟子辄记录其论学之语，也经常借阅过录黄侃批读过的书籍。黄焯随侍黄侃最久，亲其謦咳，还曾

受命守护其藏书，所见既多，过录黄侃读书批识亦最多。他晚年萃精力，或取多年过录，或多方借钞，有

意识地整理和保存黄侃的学术遗产，又以耄耋，倾力油印或出版，以宣扬师说。据其所撰《黄季刚先生遗

·44·

于 亭：武汉大学章黄学术的百年传承

著目录》［16］

（P278-290），黄侃生前发表的长短学术作品，以及未发表的遗著、各种读书批注笺识、学术手

稿、诗文稿等约90余种，黄焯据以过录整理即40余种，再通过誊录、油印、出版等加以流通。从20世纪

80年代开始，黄焯集中自己所有精力和有限的财力，通过不懈努力，使得保存在黄侃手稿、读书批注中的

原创学术思想和学术遗产实况，得以为学术界所寓目，进而传播发扬。黄焯自述其整理黄侃遗著的情

形，说：

焯犹得将书中笺识编辑成帙，如《说文》则抽写为《说文同文》《字通》《说文新附考原》，《尔

雅》则编为《尔雅音训》，《文选》编为《文选平点》，《广韵》则武昌徐孝宓家有迻录本，据以编为

《广韵校录》，其点校十三经白文本，展转于北京历史博物馆中求得，俱由古籍出版社印行。而

先生手批吴承仕《经籍旧音辨证》及焯早岁迻录诸书笺识，共得十种，合编为《量守庐群书笺

识》，虽存什一于千百，俾来者得视犹医之针砭，或济川之舟楫，应无不可。［17（］ P1）

经黄焯整理面世者，如《文字声韵训诂笔记》《黄侃手批白文十三经》《尔雅音训》《说文笺识四种》《广

韵校录》《文选平点》（以上六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字正初编》《量守庐群书笺识》（包含笺识10种）、

《黄侃声韵学未刊稿》（上下册，包含音韵表稿14种）（以上三部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蕲春黄氏文存》

（油印本）等，较为系统地展现了黄侃学术的取径和风貌。尤为重要的是，黄焯之爬梳、抽绎、编次和整理

成书，乃由一生于黄侃学术浸润涵泳和晚年识断精审的造诣而成，他在保守、展示黄侃学术遗产原始风

貌的同时，将黄侃学术条理肯綮而有意识地系统化了。因此，黄焯不仅是记录者和整理者，实乃所谓述

而不作，温故知新，斟酌因损之，而转出精义，令黄侃学说发扬光大。我们更应将其视为黄侃学术的合作

者和继承者［18（］ P97-102）。

（二）章黄语言文字之学的系统化

刘赜、黄焯一生勤治小学，精于音韵，治学祖祧章太炎的学术意识，严遵黄侃的学术路线，不越雷池，

而精义出新，更上层楼。如刘赜精研《说文》，撰《说文古音谱》，黄焯撰《古今声类通转表》12卷，材料对象

虽异，乃皆模仿从学之时所见其师黄侃之所为而成。如刘赜述之，曰：

曩在北京大学，见先师蕲春黄君散《说文》九千余文，分隶其所定古本韵二十八部及古本

声十九类为表，以今隶书之。余以为徐楚金之韵谱，不过便于检阅而已，又自来言古音者，或

乖或合，无能窥其全部音值。此则以先秦本音系统贯穿形义，若网在纲，有条不紊，虽事属假

定，而三古遗言咸能拟测，文字亲属于焉可寻，洵小学之奇觚，当代之创制也。后归武昌，教学

有暇，遂默识而仿造之，并依篆具载许君说解，名曰《说文古音谱》，朝夕䌷绎，粗谙音义相关之

理，久之，又渐悟推寻音义相关之术，又久之，渐悟音义相关之用，并深感前人之治许书者，即

病在支离破碎，不能贯穿全书音义，以上探语言之本真。观古人之遗象，致使无双绝学，神旨

莫宣。［19（］ P1）

《说文古音谱》之书，以语音经纬，依黄侃所定古本韵28部、古本声19类等，将《说文》九千文散录，分

隶为表格，以䌷绎音义相关之理，而推寻音义相关之术，进而悟音义相关之用。黄焯自言其《古今声类通

转表》之作，曰：

焯往岁随侍先叔父季刚先生，见其披阅古籍，凡于文字声音之相通或有变转者，每加意及

之。曾命焯录《说文》声母字之有重音者为一帙，其一字而有异声者则规识其旁。焯因是旁搜

诸经传，凡可为声音通转之证者，类聚而分列之，计分喉舌、舌喉、喉齿、齿喉、喉唇、唇喉、舌

齿、齿舌、舌唇、唇舌、齿唇、唇齿十二类，其喉舌、舌喉实可并为一类，喉齿、齿喉诸类视此，实

则可分者，止六类而已。惟此六类中，亦多有互通者，是又未可过严其畛域也。经史子文可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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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年第 6 期

甄采之资料至夥，中年以前屡经丧乱，未及遍搜，今老矣，又以昏眩疾不任寻检，徒据旧稿类次

写定，成为《古今声类通转表》十二卷……［20（］ P5）

《古今声类通转表》首列《说文》形声字之声子、声母异声者，重文、读若之异声者附见其中，次列《经

典释文》《玉篇》《类篇》之异声诸字，次列经传子史之异文异音者，再连缀以《易》《书》《诗》、三礼三传等群

经、屈骚、史汉等史传、庄荀诸子、汉晋赋、《尔雅》《方言》《说文》《广雅》《玉篇》《广韵》《集韵》等小学书中

之连语，资料采撷广博，去取精严。其表所列，以说文为基要，博蒐经籍文字，以见语词声音通转之关系

和条件。

章太炎作《文始》，以文字变异孳乳、声韵通转以推摹汉字汉语之系统起源、形成内在的音义理据，从

文字起源意义上，以《说文》为古形古音古义之书，举出“初文”“准初文”之例，以为基始，于字之分合，言

变异、孳乳，于音之缌理，言对转、旁转、正纽、旁纽、变声等，以此交织，探求汉字声义之原。他说：

余以颛固，粗闻德音，闵前修之未宏，伤肤受之多妄，独欲浚抒流别，相其阴阳，于是刺取

《说文》独体，命以初文，其诸省变，及合体象形、指事，与声具而形残，若同体复重者，谓之准初

文，都五百十字，集为四百五十七条。讨其类物，比其声均，音义相雠，谓之变异；义自音衍，谓

之孳乳，坒而次之，得五六千名，虽未达神恉，多所缺遗，意者形体声类，更相扶胥，异于偏觭之

议。［21（］ P176-177）

刘赜毕生研治《说文》，祖述章氏《文始》之思想，撰《初文述谊》，将章太炎和黄侃的汉字形义思想进

一步推进，他说：

凡《说文解字》所载独体象形、指事之文，名为初文，合体及变体省体象形、指事之文名为

准初文。此二者为所有汉字构成之基本点画，亦即一切文字音义孳生之本原，今分类辑录以

阐述其形体旨趣及其音义之关系。［22（］ P1）

《初文述谊》之书全从初文角度归辑䌷绎，将《说文》初文、准初文一一辑出，凡四百二十三文，依黄侃

古本韵28部，古本声19纽加以类组，逐字阐述形体之本原和其中的音义关系。其藉由语言音义之表里，

以求语原，与夫语音、形义之生成关系，进而推求字原、语原之本源联系，与章太炎、黄侃二人小学学术的

内在理脉一脉相承。

刘赜、黄焯对于章黄学术特有贡献之处，还在于将章黄一系的小学思想，尤其是黄侃生前讲论的文

字、音韵、训诂学思想，系统整理和阐发，将黄侃之治学独造，发为宏论，成为时代学术的重要内容。刘赜

于1932年撰《声韵学表解》，1934年以“国立武汉大学丛书”之一种于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黄焯则于20

世纪70年代末，整理出版了《文字声韵训诂笔记》。此二书成为章黄学术体系中重要而成系统的现代理

论著作。如刘赜说声韵之要，曰：

昔人分语言文字之学为三，一曰形体，一曰训诂，一曰音韵。其实三者虽分，仍同一体，譬

之束芦，相依而住矣。三者之中，又以音为之关键。盖先民之世，文字未作，以音表义。书契

既兴，始依音义而构字形。形体已具，犹以音为主，故音同者恒相通用，不必书其本字。后世

概谓之假借，窃以为未达其原。然则音不明，形体即无由憭。故声韵学者，通语言文字之阶路

也。［14（］ 卷首）

其言始于袭黄侃之语为说，而有所进之，解释之当，明晰透彻，析说古代文字语言音义关系，其精畅

更具现代学术风格。刘赜认为治音韵者，莫盛于清代，自顾炎武、江永、戴震、段玉裁等清儒以来，递相阐

发，后出者愈发精密，音韵之学“至今日遂炳焉为完全独立之学科”，但社会教育实际的状况是“然或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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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亭：武汉大学章黄学术的百年传承

考古，于审音之道有所未详。或陈义简深，非初学之士所能窥晓，欲求一沟通古今，宜于入门之作，不可

得也”，故规摹师授而作《表解》：

本师蕲春黄君承余杭章君之业，集古今音学之大成，海内言声韵者，莫不以为圭臬。余以

愚昧，得闻绪言，年来教于上庠，恒据其说以为讲义之资，诸生闻之，靡不欢悟。兹复引申排

比，参合众家之论，立为表解。［14（］ P1）

其书分上下二篇，上篇明今音，下篇明古音，方法与理论并重，以言语言之构成，与夫音韵之流变，而

对于繁琐具体的考辨之言、异同之论，无当于音理者，概不阑入，以晓初学，立语言文字之始基。《声韵学

表解》吸收了西方普通语音学的观念和描写方式，解释声韵、清浊、双声、等呼、通转等传统音韵之学的概

念，而以黄侃今音41声类、古本声19纽、古本音28部为本体纲目，说授语音的本质构成，中古音韵格局及

其正变，而推及求古音之资料和方法，声韵条理和通转的条件等，似旧而与时俱进。

黄焯整理，题称黄侃述、黄焯编次的《文字声韵训诂笔记》，对于黄侃学术的理论阐发和升华意义最

大。1976年，黄焯以“焯曩侍先从父季刚先生，从受文字声韵之学，退以所闻录寘箧衍”，而以所录数百条

编为《文字声韵学笔记》，“今无力刊行，唯付油印，以与国内之治斯学者共览之”［23］

。1978年，黄焯又以

“先从父季刚先生尝为学子说训诂学，录为《训诂述略》”，“今会稡所说，复旁搜清儒及近世章、刘二君之

语，而以己意附列其中，编为《训诂丛说》”［24］

，自费油印行世。1983年合为《文字声韵训诂笔记》，重为缮

写，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小学学术中，训诂为最终旨归，清学于校雠和训诂为最长，清儒于声音之

道、训诂之理尤精熟，但仅以征实考索为能事，博极群书以证一义，说理片段，有例而无论，缺乏理论的总

结和阐发。就中国训诂学的现代转型和理论建构来说，黄侃可谓第一人，也是最重要的起点［25（］ P36）。

论者认为传统训诂之学因循而封闭保守，“眼睛向后看，只强调乾嘉学风，强调小学专著的研究，强

调资料的积累。在这个领域里几乎没有出现过学科理论思维的巨匠。黄侃最有条件成为这样的巨匠，

但英年早逝，‘他的较成熟的著述都还没有来得及写出’”［26］

（P567）。黄侃早年讲习训诂法则与条理，为

门人潘重规所记，以《训诂述略》为题，发表于章氏国学讲习会所办《制言》半月刊1935年第7期，粗有结

构，但规模未具。所以，从1976年开始，黄焯所编次的《文字声韵学笔记》和随后的《训诂丛说》，对于系统

阐发黄侃学说，推动开展中国语言文字之学的本土理论建设，以及促进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训诂学

理论话语建构、学科平台和研究队伍建设，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三）黄焯的经学训诂

黄侃门下弟子，多习治小学，长于经学如吴承仕者早逝，后鲜有传治经学者，盖时代风潮，鄙薄以旧

贯治经。但黄焯独勇者不惧，信而不疑，抱守经学径由以治《诗》，积年所得，析撰为《毛诗传笺平议》《诗

疏平议》《诗说》三书，为20世纪50年代以后国内学界所独具。

周秦之际，《诗》在口耳讽诵，经秦火而得存。《诗》之经学，汉初以下，分古文毛传和今文齐、鲁、韩三

家，四家各有师说家法。东汉末，郑玄“注诗，宗毛为主，其义若略隐略，则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

使可识别也”［12］

（P269），虽曰宗毛，然与毛义有未合，则从己意，或参取三家说之，致使《诗》郑笺本谓宗

毛、申毛，实与毛传相异同牴牾。而郑笺混一古今，淆乱家法，《毛诗》仅存，传笺駮互，无复知齐、鲁、韩

《诗》本经及师说之原详。《毛诗》又有序，传为子夏作，为后人所疑。至宋，疑经，废《诗》序，朱熹《诗集传》

出，以为后世场屋圭臬，而汉唐注疏几废。清儒稽古反正，回归六经，又宗举“汉学”，尊尚服贾许郑，《诗》

毛传郑笺引为正宗，以为醇古可贵，而《诗》语简奥，名物独多，古音天籁，成为清学训诂、审音、考古之绝

佳材料，《诗》之经学大盛，说《诗》之作辐辏，名家频出。陈奂（1786-1863）尤其注意到：

固作笺之旨，实不尽同毛义。及至魏晋，郑学既行，虽以王子雝不好郑氏，力极申毛难郑，

究未得毛之精微。唐贞观中，孔冲远作正义，传、笺俱疏，于是毛、郑两家合为一家之书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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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年第 6 期

……近代说《诗》，兼习毛、郑，不分时代（毛在齐、鲁、韩之前，郑后四百余载），不尚专修（毛自

谓子夏所传，郑则兼用韩、鲁），不审郑氏作笺之旨，而又苦毛义之简深，猝不得其崖际，漏辞偏

解，迄无钜观。二千年来，毛虽存而若亡，有固然已。［27（］ 卷首）

故此，他认为：

窃以《毛诗》多记古文，倍详前典，或引申，或假借，或互训，或通释，或文生上下而无害，或

辞用顺逆而不违，要明乎世次得失之际，而吟咏情性，有以合乎诗人之本质。故读《诗》不读

序，无本之教也，读《诗》与序而不读传，失守之学也。文简而义赡，语正而道精，洵乎为小学之

津梁，群书之钤键也。［27（］ 卷首）

陈奂治《诗》，上承其师段玉裁《毛诗故训传定本小笺》的意见，又秉持戴震以来之师说，谓“小学明，

而经无不可明矣”，作《诗毛氏传疏》30卷，仍《毛诗》之旧，置去郑笺而疏毛传。

黄侃说：“治经之法，先须专主一家之说，不宜旁骛诸家。”“学问贵能深思，得其条贯。果能如此，虽

笃守一经，亦能自立。”又说：“治经须先明家法。”［5］

（P6-7）黄焯治《诗》，承自陈奂、胡承珙，而对师说守之

不移，能于清儒治《诗》有所去取，认为陈奂《诗毛氏传疏》专依毛传而不及笺，又偏详训诂名物，于辞义或

少推究。其他或驳朱熹，或兼取毛、郑，不一而足，或病辞义迂塞，或病勇于改古，不可为训。黄焯说：

经学训诂与小学训诂有异。先从父尝云：“小学之训诂贵圆，经学之训诂贵专。”盖一则可

因声义之联缀而曲畅旁通，一则宜依文立义，而法有专守故尔。清世高邮王氏父子深于小学，

以之说经，实多精闢之义。乃承其业者，少究故训之原，而动言通叚，凡于经义之难明者，云

某与某通，某为某借，名为通经，实则改经乱经。时至今日，而其弊滋甚。余曩从先从父受声

音训诂之学，愧未能竟其业，徒记其论治经一二语，期守之勿坠焉。［28（］ P6-7）

故自畅其旨，进而言之，曰：

治经不徒明其训诂而已，贵在得其词言之情。戴震谓训诂明而后义理明，实则有训诂明

而义理仍未得明者。要须审其辞气，探其义旨，始可明古人用意所在尔。朴学诸师，间有专治

训诂名物，而短于为文，致于古人文之用意处不能识得谛当。夫经者，义之至粹，而文之至精

者也。可由训诂学入，不可由训诂学出。治之者识其本末终始，斯得矣。［28（］ P6-7）

其谓治经不徒明其训诂而已，可由训诂学入，不可由训诂学出，超越了清学考实主义和语言主义的

面向，有所取法而超乎其上，可谓至论。为“明《诗》之道，不笃守序、传，则准的无依；不深玩《诗》辞，则其

义不著；不详稽载籍拟之以意，则其辞莫由通焉”［28］

（P2）。故说经一以毛传之义为主，《毛诗郑笺平议》申

毛传以难郑笺，“纠其不与毛合而有违《诗》义者”，以去郑笺“揅之过深，思之过当，致有求合而反离、求密

而反疏者”［28］

（P3-5）之病和驳杂之非；《诗疏平议》则针砭孔颖达，以为孔疏凡于毛、郑有异同者，辄多左

毛右郑，而于郑笺宗毛为主之本意，忽而不察，导致分疏毛、郑之时，“于郑笺引而未发之奥，必曲折以达

其义。若毛传有难明者，弗能旁引曲畅，辄以传文简质一语了之”，或意在申毛，而每非毛旨，而于郑笺或

申毛或直下己意之处，又误解误释。《诗说》则总释《诗》学之大要。黄焯《诗》学三书，尊序宗毛，谨守旧

学，其一也；取师法之精醇，不立门户之见，其二也；具学术史之时代理解，剖析精当，其三也。其眼光与

其所得，取径于陈奂、胡承珙等清儒，而有过之，于20世纪经学衰废之学界，可谓一人而已。如《关雎》“窈

窕淑女，君子好逑”，毛传：“逑，匹也。”郑笺：“怨偶曰仇。”《毛诗郑笺平议》曰：

大凡郑易毛之处，多本三家。其所以取三家者，必据经与序为说，顾往往不自知其立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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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亭：武汉大学章黄学术的百年传承

拘泥也。至毛训逑为“匹”、郑训为“怨偶”者，当由郑所见本逑作“仇”。又缘误解篇义“无伤善

之心”之语，遂援左氏“怨偶曰仇”之文。据《列女传》之说，以仇为“仇怨”，以好为和好之“好”

耳。惟仇本为“仇匹”义。此诗言“好仇”，犹言“好匹”。左氏言“怨偶曰仇”，则专言恶匹。好

匹、恶匹，其匹则一。左氏所云，实非仇之本义。郑援以易毛，亦非也。［28（］ P2-3）

《诗说》曰：

《关雎》言君子好逑，《兔罝》言公侯好仇，逑之与仇，实为一语。《关雎》传训逑为匹，笺所见

本作仇，故从《左传》“怨耦曰仇”言之。然无论嘉耦怨耦，而仇之为匹则一也。《兔罝》与《关雎》

之所以异者，在其所指之人不同。《关睢》言后妃，好仇犹言嘉耦；《兔罝》言武夫，好仇犹言良

弼、贤佐耳。郑笺偏执仇怨之文，而忽其仇膺、仇对之义，故解二诗均未合也。［29（］ P52-53）

其说甚审，则郑玄所见三家异本为“仇”字，本可各尽其辞，而郑误解序意，牵连释之，又于训诂有偏，

误释“逑”为仇怨之“仇”，“好”遂为和好之义，以曲合序“无伤善之心”之语，遂致胶轕，而毛传义亦晦。

（四）传统小学典籍之整理

黄焯撰《经典释文汇校》一书，成为章黄之学与时代学术发展交织的伟业。陈、隋之际陆德明所作

《经典释文》30卷，体大思精，汇集魏晋六朝经师所作经籍音读、训诂，勒为一编。千年而下，清徐乾学据

明末叶林宗从钱谦益绛云楼藏宋本影钞本刻入《通志堂经解》，其后又有卢文弨抱经堂本。《经典释文》如

文府宝库，旧音、成训、古经说、古经异文以万千计，为清儒所惜爱宝重，但鲁鱼豕亥，讹舛不堪，惠栋、段

玉裁、臧庸、顾广圻、卢文弨等清儒多加校勘，迭所修订，但无论是通志堂本还是抱经堂本，都出于明叶林

宗影钞本，叶本脱误已夥，绛云楼一炬，所藏宋本灰飞烟灭，终清之世，《经典释文》都不得善本以见旧貌。

而唐代以至于宋代，《经典释文》内容亦在传写刊刻之中，为省便计而被刊落删削不少。黄侃谓“治经必

以《经典释文》为锁钥”［5］

（P8）。黄焯自1931年起即蒐集资料，曾过录黄侃所藏自吴梅处过录的《经典释

文》，有志于校雠之业。20世纪60年代，他得知北京图书馆藏有清内府藏宋元递修本，为天壤间所仅有，

两度北上，赴北京图书馆借阅宋本，以通志堂本为底本对勘，“复旁及唐石经、唐写本、影宋本，并以清儒

及今人黄季刚先生与吴承仕所说附列其中，他如卢氏《考证》、阮氏《校记》亦间采入”［30］

（P4），终于1977

年76岁之际，撰成《经典释文汇校》30卷，集清以来诸家之大成，又得善本相覈，其功至钜，为学者所宗。

《经典释文汇校》并非仅以校勘异同、是正文字为事，更以音理、训诂疏通理解，区别文献传写讹舛与语言

机理有征之别，以察名实，别异同，决嫌疑。仅举一例明之。《诗·周南·关雎》“参差荇菜”，陆德明注“荇”

字，曰：“衡猛反，本亦作莕，接余也。沈有並反。”此处本无异文，而黄焯出校语，曰：

吴承仕云：衡、有异纽，篇韵所列各切无有与沈音相应者，疑有字误。黄云：此喻、匣相通，

《切韵指掌图·检例》所云“上古释音多具载，当今篇韵少相逢”者也。又云：案喻切匣母，多是

三等字，依陈兰甫分喻为二类，当云匣、为相通，今且仍旧说。焯案为纽古与匣一类，六代之音

犹然（详余所撰《古音为纽归匣说》）。吴氏未之知，故有此疑尔。［30（］ P46）

此处引黄侃读吴承仕《经籍旧音辨证》笺识之语为说，而加以证发［17］

（P316）。以音理之精微细察，区

别孰为文献问题，孰为语言问题，说理坚卓，定谳确凿，人所不能及，非其人不能为之。

三、武汉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对章黄学术之承传

刘赜、黄焯二老秉承师训，坚守不移，辉光之余，蕃士作育，武汉大学中文系的古汉语研究，开始形成

鲜明特色。1975年，《汉语大字典》在周恩来和邓小平的亲自批准下启动编纂，四川大学徐中舒任主编，

武汉大学李格非、四川大学赵振铎任副主编，川鄂两省多所高校上百位专家参与编写，湖北省指定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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