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仁学院学报》202306期

发布时间:2023-12-29 | 杂志分类: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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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仁学院学报》202306期

The Dilemma and Way of Community Transformation:Enlightenment for Traditional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Transformation…………………………………………………………………………………ZHOU Jin(1)The Compilation of Peiwen Yunfu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Qing Dynasty’s Official Poetic Discourse…………………………………………………………………………HUANG Jincan(17)The Change of the Civilization Center in Southern of the Southwest China from Han Dynasty to Jin Dynasty……………………………………………………………………………WANG Gui(45)He Shiguang's Creative Inheritance of Lu Xun's R... [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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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仁学院学报》2023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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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内容
第2页

双月刊

1983 年创刊

刊名题字:袁行霈

顾问委员会

(按姓氏笔画为序)

刘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

刘志伟(郑州大学)刘 石(清华大学)

刘运好(安徽师范大学)

多洛肯(西北民族大学)

孙少华(中国社会科学院)

过常宝(河北大学)

陈引驰(复旦大学)李 浩(西北大学)

李相东(凤凰出版社)

张福贵(吉林大学)

张国星(中国社会科学院)

张新科(陕西师范大学)

范子烨(中国社会科学院)

范玉刚(中共中央党校)

项江涛(中国社会科学报)项 阳(中国艺术研究院)

郝青云(内蒙古民族大学)

胡阿祥(南京大学)

赵敏俐(首都师范大学)段 超(中南民族大学)

徐正英(中国人民大学)

徐希平(西南民族大学)

钱志熙(北京大学)

郭晓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黄柏权(湖北大学)曹 旭(上海师范大学)

韩晓东(中华读书报)

彭玉平(中山大学)

詹福瑞(国家图书馆)楼 劲(中国社会科学院)

廖可斌(北京大学)

编辑委员会

(按姓氏笔画为序)主 任 朱克乾

副主任

员 田兴斌 田黎星

皮坤乾

米小其 孙向阳李 洁 杨 建

张会幈

静 梁成艾

梁正海

廖延林 颜宝平

编 朱克乾

副 主 编

维 张会幈

第3页

2023 年第 6 期(第 25 卷,总第 166 期)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专栏】

共同体转型的困境对传统村落转型、振兴的启示………………………………周 金(1)

乡村学校传承乡土文化的价值意蕴及实践路向………………… 杜尚荣,祝唐丽(10)

【梵净古典学】(范子烨主持)

《佩文韵府》的纂修与清代官方诗学话语的建构……………………………黄金灿(17)

赋与诗用典异同论………………………………………………………………辛 梓(26)

西域诗中的女性书写

——以《历代西域诗钞》《清代西域诗辑注》为中心……………………张亚华(36)

【历史文化】

汉晋时期南中文明中心变迁……………………………………………………王 瑰(45)

基于汉英平行语料库的《维摩诘经》三译本比较研究………………马杰森,马若飞(56)

第4页

地方本科院校深化科教融合育人的

——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文学与传媒】

论何士光对鲁迅资源的创造性继承……………………………………………朱永富(62)

瑶族史诗《密洛陀》的学术研究价值管窥…………………………吴正彪,兰月连(68)

基于用户画像的电影推荐系统的设计与实现…………………………………黄奕宸(75)

【经济学与管理学】

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可持续增长的机制和作用

——基于内部控制的视角………………………………张传兵,王希龙,丁慧平(84)

盈余质量、羊群效应与分析师预测…………………………………………… 王 萍(95)

高管团队职能背景异质性、管理层权力与企业风险承担……………………田雨霁(109)

【会议综述】

2023 年“丝绸之路暨北朝时期固原区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刘 勇,张 强(120)

期刊基本参数:CN52-1146/G4﹡1983﹡B﹡A4﹡128﹡zh﹡P﹡¥10.00﹡300﹡14﹡2023-12

本期执行编辑:郭玲珍

第5页

The Dilemma and Way of Community Transformation:

Enlightenment for Traditional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ZHOU Jin(1)

The Compilation of Peiwen Yunfu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Qing Dynasty’s Official Poetic Discourse

…………………………………………………………………………HUANG Jincan(17)

The Change of the Civilization Center in Southern of the Southwest China

from Han Dynasty to Jin Dynasty

……………………………………………………………………………WANG Gui(45)

He Shiguang's Creative Inheritance of Lu Xun's Resources

…………………………………………………………………………… ZHU Yongfu(62)

The Mechanism and Role of Digitalization in

Promot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l control

…………………………………ZHANG Chuanbing, WANG Xilong, DING Huiping(84)

Summary of the 2023 “International Academic Seminar on

the Silk Road and the Culture of the Guyuan Region

during the Northern Dynasty”

…………………………………………………………LIU Yong, ZHANG Qiang(120)

JOURNAL OF TONGREN UNIVERSITY

MAIN CONTENTS

VOLUME 25, NUMBER 6, 15 Dec. 2023

第6页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专栏】

共同体转型的困境对传统村落转型、振兴的启示

周 金

( 贵州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贵州 贵阳 550000 )

摘 要:“社会”和“共同体”分别处于“传统—现代”连续谱系上的两端。按照马克思、

韦伯、滕尼斯、涂尔干等人的理解,“社会”逐步向“共同体”转型。但社会和共同体是两种

不同的社会团结,其转化将面临一系列困境,对人心理产生极大的冲击,因而转型极其困难。

传统村落作为典型的共同体,在社会转型之中也将存在共同体转型一样的困难。村落共同体的

信任与互助、土地及其安全感等要素阻碍了转型,流动是破解这一困局的最好机制。通过“乡

—城”流动,城市的市场经济收益较高,破除土地安全感的束缚和亲属结构形成的集体意识的

规范压力,从而突破文化和心理阻碍。

关键词: 乡村振兴; 共同体; 现代性; 社会转型

中图分类号:F3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639 (2023) 06-0001-09

一、问题的提出

“一个依靠传统农业的国家必然是贫穷的。”[1]

这就意味着,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是乡村转型,乡

村转型的困难及其方式因而值得研究。

目前学术界对乡村转型主要关注乡村转型的方

向,如贺雪峰教授发现“熟人社会”向“半熟人社

会”的转型[2]。张领教授发现传统村落转型为“新型

农村”,表现为社会结构的半熟人特征、经济结构

的农业产业化、传统农业与商业农业兼具的农业生

产方式和城郊型的文化特征。国外学者发现许多乡

村发生“去农业化”现象,而用“后生产主义乡村”

来概括转型后的乡村性质与特征,表明乡村已经农

业商品化、工业化[3]。孟德拉斯直接宣告“农民的终

结”[4]。舒尔茨主张通过政府投资,改造传统农业[1];

我国政府采取从产业、生态、文化及治理等方式实

现村落共同体的转型推进乡村振兴。在我国具体的

社会转型中,以王铭铭为代表的传统复兴论和以贺

雪峰为代表的市场对传统的消解论的争论体现了转

型的困难与复杂。前者发现传统在现代化过程中不

但没有消解,反而有复兴的趋势[5]。但是,他们都没

有对传统村落转型的困难给予足够的重视,转型机

制研究甚少。通过梳理文献发现,现有研究成果鲜

有涉及传统村落转型机制研究。

村落共同体及其传统的转型在学术界出现如此

的纷争,实质上是村落共同体转型困难在学术界的

反映。传统村落是典型的共同体[6]27,因此,传统村

落转型困难实质上是共同体转型困难在现实生活中

的具体反映。共同体概念十分广泛,有人将其用来

描述家族、村落,所以振兴中的传统村落,具有共

同体的典型特征。有人将其用来指称城市乃至职业

团体:“社会学家在很多意义上使用共同体一词,

一是指在某一地方,群体成员互动;二是指社会系

统本身,组织或一系列组织,通过它,人们能满足

自身的需要;三是指一群人所拥有的认同,这个群

体共住在同一地方的人,或不居住在同一地方的

人。”[7]13 但从现代化相对的角度来看待“共同体”

收稿日期:2023-10-08

作者简介:周 金(1992-),女,贵州遵义人,硕士,研究方向:社会转型与地方政府治理。

第25卷 第6期 铜 仁 学 院 学 报 Vol. 25, No.6

2023 年 12 月 Journal of Tongren University Dec. 2023

第7页

这一概念是从滕尼斯开始的。滕尼斯将“共同体”

视作现代化——“社会”的对立面来理解。易言之,

共同体和社会作为线性进化的两级,是一对根本对

立的范畴。前者表现为特殊主义、归属性、发散性、

情感性,而后者表现为普遍主义、业绩性、特异性、

情感中立性和自我取向性[8]241。这是两个根本不同的

社会。

从现代化的历程来看,两个根本对立的社会类

型会实现转化,而且体现为从低级的共同体向高级

的“社会”的转换:“普遍的现象是个人的或多或

少已经发展了的个性,使人的意识从它的基础脱颖

而出,即从它当中产生的更为普遍的意识突显出来。

这就是‘从共同体走向社会’的伟大的进程,这种

进程在任何一种文化发展中都是不断前进的,哪怕

要克服强大的阻力,哪怕种种逆行倒施的运动,它

总是步步升高的,它最接近地表现在个人和个人主

义的发展作为一种总的现象中。”[9]16 两种不同性质

的社会类型的转变所引起的变化不是碎片化的,而

是一系列的根本变化,因此必然为身置其中的人带

来心理上的冲突。欲迎还拒的矛盾萦绕于心:他们

处在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这一行为的变化必然造

成极大的冲击:“在从共同体向社会的发展中,悲

剧的冲突作为一种必然的冲突或早或迟总会发展

着。”[10]232 不过,滕尼斯并没有研究共同体如何阻

碍“社会”的实现,社会如何冲破共同体的束缚的:

“(本书)缺乏与之平行的和针锋相对的观察,例如,

共同体如何束缚和妨碍选择意志;社会不仅为本质意

志松绑,而且也要求和促进它,在竞争中甚至把肆无

忌惮地利用它作为保存个人的一个条件,因此让天然

的意志之花果枯萎凋零,使之折损和破坏。”[10]243

传统村落转型或者说共同体转型的困难已经为

学者们所关注到,但系统地对共同体转型为何困难

在理论上进行研究还鲜有涉及,本文拟从共同体理

论中寻找出路,揭示其转型困难的内在机理,以期

对乡村振兴在政策上提供有益的参考。

二、共同体结构及其转型

共同体概念是滕尼斯系统论述的,它作为一个

命运共同体,在这种关系中,各方都是作为一个契

合的单位去行动,也都被当作一个这样的单位来对

待[11]。即在共同体中的人有归属感,这里的归属感

是和人们的土地和房屋紧密相连的。有了土地,人

们在土地上年复一年地生产,同时,在生产中,人

与人结成了一定的关系。这些人,原本是一个祖先

的子孙,或者有异族人,但在共同的居住中,因共

同劳作或相互帮助而熟悉。但是,这里的熟悉继而

归属是与长久居住的房屋紧密相连的,如果一个人

只是作为雇员长久在某个地方劳动,也和那里的人

熟悉,但没有固定的居所,也无法形成归属感。即

是说,耕作的农田和居住的房屋把人们束缚住了:

“随着农田的开垦,家就固定下来了:从一个像人、

牲畜和东西一样流动的家,变为不流动的家,犹如

土地不流动一样。人在两方面受到了束缚:同时受

耕作的农田和居住的房屋的束缚,也就是受到他自

己的事业的束缚。”[12]77-78 所以滕尼斯说:“由于持

久地保持农田和房屋的关系,就形成了共同的生

活。”在土地和房屋的束缚之下,传统村落形成了

几个制约现代化或者说和现代性存在严重冲突的特

性。这些关系包括血缘关系和与之相关的地缘关系

派生出来的信任与互助,依靠土地提供的财产与安

全感等。

1.信任与互助

共同体的形成首先是血缘上的接近,通常是一

个家族的祖先移居某地,家庭再进一步扩展,就形成

家族和氏族,是人类早期最典型的社会组织。依赖

土地生存,自给自足,因而流动性不大,血缘上的

靠近和地缘上居住在一起重叠。居住在一起的亲缘

关系是共同体发展的“胚胎”。滕尼斯认为如下的

三种关系是最基本的:母亲和孩子的关系;夫妻之

间的关系和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这三种关系极易

发展成为共同体:“这三种关系是最强有力的关系,

或者是最能发展为具有这种重要性的胚胎。”[10]58

在共同居住的土地上,他们休戚与共、同甘共苦。

同居一地和共同生活的经历使他们对周围的环境及

2 铜仁学院学报 2023 年

第8页

其发生的事件产生令人舒服的乐趣、回忆和习惯或

者令人不快的经历和回忆。人们共同分享一些经验,

在此基础上产生“默认一致”:“结构和经验的相

似性越大,或者本性、性格、思想越是具有相同的

性质或相互协调,默认一致的可然率就越高。”[10]72

同居一地的人们或者同属一个家族的人们是形成默

认一致的条件:“事实上,唯有血缘的亲近和混血,

才能以最直接的方式表现出统一,因而才能以最直

接的方式表现出人的共同意志的可能性:首先是空

间的接近,最后,对于人来说,也是精神上的亲近。”

[10]73 默认一致意味着:“人们用表情和声响表示,相

互告知和感受到痛苦与快乐、惧怕与愿望和所有其

他感情和情绪的激动。”[10]72 因此,人们更容易产生

心理共鸣,引起同情心,信任因此而产生。它是熟

人之间特有的现象,正如滕尼斯所言:“一个我们

所认识的个体将会在我们内心产生一种特定的信

任,无论这种信任是多么的微弱;另一方面,一个

陌生人则可能在我们心里激起一种特定的,经常是

强烈的不信任感。”[12]170 这种信任达到不假思索的

程度,费孝通毫不夸张地说:“乡土社会里从熟悉

得到信任……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

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

的可靠性。”[13]10

人们的信任和互助是相互加强的。人们因相互

信任而帮助,疾病相扶、出入为友。经常的帮助说

明关系亲密,关系越亲密越容易产生信任。随着在

相互帮助中产生的亲密关系不断加强,义务感产生

了,它一旦产生,便形成规范压力,使得共同体成

员按照共同体规范行事。所以,在共同体中,人们

有一种道德义务,个人不得不卷入其中。在这个意

义上,共同体就是一张义务编织起来的网,每个人

都是这个网上的节点。恰如费孝通说:“亲密社团

群的团结性就依赖于各分子间都相互的拖欠着未了

的人情。……欠了别人的人情就得找一个机会加重

一些去回个礼,加重一些就在使对方反欠了自己一

笔人情。来来往往,维持着人和人之间的互助合作。”

[13]73 共同体的亲密在这种频繁的礼尚往来中形成。互

助在共同体中的体现很多,一种是劳务的互换,互

换的是人情;另一种互换是以物易物的互通有无,

有时是礼物的馈赠。诚如莫斯对内库拉部落制度研

究所示:“生活就是不断的‘送与取’,生活贯穿

着一条兼容了义务或利益,出自慷慨或希图,用作

挑战或抵押的送礼、收礼和还礼的持续之流。”[14] 由

人情维系起来互通有无、互助及其与之相关的其他

仪式就形成了共同体的习惯和风俗。风俗和习惯规

范着人们的行为。正如滕尼斯所说:“在一族定居

的人民里,有无数各种各样的风俗,这里共同体的

意志的真正的实质是它的习俗。我们已经指出,除

了血缘共同体外,如何又出现地区即家乡的共同体,

部分替代血缘共同体,部分作为补充,他们对人的

性情产生着新的影响。土地有它自己的意志,这样,

不稳定的家庭的野性就受到了约束。……地区意味

着同时生活着的一大群人同属一体,他们必须根据

仿佛体现在地区里的规则行事。”[10]301-302

共同体的这个优势在转型过程中可能丢失从而

遭遇商业中的不确定性,互助被冷冰冰的货币交换

取代。共同体以土地为根基,土地能提供农民所需

的几乎所有物质,加之人们累世居于此,因亲密而

产生痛痒相关的人情,在此基础上通过人情互换和

以物易物或回赠就能发挥现代贸易互通有无的功

能。它因而没有产生商业动力,甚至在观念上抵制

商业,如果共同体内部成员以商人的身份出现在其

共同体中,是违反其共同体的人情的,因而遭到共

同体成员的鄙视。正如滕尼斯所言:“在整个原始

的原住民的定居的文化里,商业是一种陌生的和容

易受人憎恨的现象。”[10]241 所以,商业只能由外来

人做,它摆脱了共同体义务和人情的限制。正因如

此,布伦塔诺说:“……在这种经济制度中,任何

经济都自己制造它所需要的一切,我们发现在所有

的民族里,首批商人都是外乡人。”[9]31 共同体和商

业之所以是冲突的,这是商业本身的特点决定的。

商业是通过媒介物来衡量物品的价值的,在以物易

物或劳务的互换中加入了货币这一因素,多了一个

环节,在这一环节中,商人低价买进来,以高于买

第 6 期 周 金:共同体转型的困境对传统村落转型、振兴的启示 3

第9页

价的价格出售。表面看来,这是一种欺诈,通过不

正当手段压低进价和通过不正当手段抬高售价。在

共同体看来,这一行为就是欺诈,商人都是奸商:

他们巧舌如簧、口是心非、圆滑世故。总而言之,

是“处处盯着自己目的的人”[10]241。所以,费孝通

说:“在亲密的血缘社会中,商业是不能存在的。

这并不是说这种社会不发生交易,而是说他们的交

易是以人情来维持的,是相互馈赠的方式。”[13]74

当然,共同体里的某些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还是允

许的,不过这种交换是交换使用价值,而不是为了

利润,因而,我们发现,有农民背东西去市场交换,

买回自己需要的东西,如手工业制品中的铁器、衣

物等。如果是为了利润的交换,即使到现在,在一

些传统村落中也是受到歧视的,如笔者家乡的牛马

贩子,他们通过从村民家中买来牛马,然后利用不

同市场之间的差价或利用农民不懂行情来赚钱,他

们回家不会向村民说赚多少钱,至多说赚点辛苦钱,

甚至说是亏本。事实上,商贩子追求利润这一事实

迫使他们把利润作为目的,手段的选择以实现利润

最大为有效的方式。即目的要求手段尽可能合适,

只有最合适于达到给定目的的手段才会被使用,“因

此在考虑手段的时候,除了考虑它们对于达到目的

的完美的合适性之外,而不允许考虑它们的其他方

面”[12]178。对手段的这种冷漠态度使得共同体里“共

存”的亲情、面子以及各种与共同体相关的义务被

“祛魅”。因此,商业成了不择手段的代名词而受

到鄙视,从事商业的人排在士、农、工之后,处于

社会等级的低位就可以理解了。商业受到鄙视这一

情况一旦成了共同体成员的共识,就形成一种习惯、

风俗内化于共同体成员的心理动机。一旦被违背,

习俗就会从潜在的文化心理转化成外显的规范压力

或舆论,对违反它的行为横加指责。滕尼斯如此说:

“我们的习俗,父辈们的习俗、地区和人民的习俗,

都是一回事儿。习俗与其说在于感觉和舆论,不如

说在于实践。它若被违背,被破坏,就会比痛苦和

不快表现得更为活跃,因此,它在行动上和判断上

会有所反应;而且愈是改变得引人注目,舆论就会

更加强烈地站出来支持它,老年人的舆论会比年轻

人的舆论更强烈地支持它。”[10]304 这种舆论的存在,

使得共同体中难以生发出体现现代性的商业来。与

共同体习俗,或者共同体社会文化相适应。共同体

的基于信任和互助与商业的风险性、低贱性观念使

得共同体成员从事商业的可能性大大降低。振兴中

的村落共同体,在集体意识的束缚下,其观念的改

变也极为困难。

2.土地与安全感

共同体以土地为其生存根基,家的稳定性和对

土地的依赖产生出安全感,这和土地息息相关。而

基于土地的生产使得人们容易安土重迁,因为土地

是不会移动的,而且哪一块土地是自己的,是很难

改变的,它和现代性以流动为特征不同。现代性的

一个特点就是流动,鲍曼用反问口气说:“难道现

代性不是一个从起点就已开始的‘液化’的进程么?

难道‘溶解液体中的固形物’,不一直是它的主要

的消遣方式和首要的成就么?换言之,从现代性的

萌芽时期起,难道它不一直是‘流动性’的吗?”[15]

确实,在城市中,人们根据资本或工资流动,而不

像农业,就在固定的土地上劳作。大家都在固定的

土地上劳作,根据气候和季节安排农业生产活动。

长久和土地打交道,以至于对与之相关的东西也很

熟悉,因此能够根据一些经验来安排农业活动。费

孝通形象地说:“一个老农见蚂蚁在搬家了,会忙

着去田里开沟,他熟悉蚂蚁搬家的意义。”[13]11 农民

一直和土地打交道,因此,在长期的劳动中积累了

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又可以传给从事农业耕作的

下一代:“熟悉的地方可以包括极长时间的人和土

地混合。祖先们在这地方混熟了,他们的经验也必

然就是子孙们所会得到的经验。时间的悠久是从谱

系上说的,从每个人可能得到的经验上说,确是同

一方式的反复重演。同一戏台上演着同一戏。这个

班子里演员所需要记得的,也只有一套戏文。他们

个别的经验,就等于世代的经验。经验无需不断累

积,只需老是保存。”[13]21 农业依靠气候来进行生产,

气候尽管存在变化,如某年雨水充沛,或者降雨不

4 铜仁学院学报 2023 年

第10页

足,出现旱灾或水灾,或者病虫害,但比起政策变

化来说,农民能够掌握气候的大致变化,一年四季、

二十四节气,哪个节气做什么,大致是清楚的。所

以,农民当年的行为只是重复上一年的活动。在上

一年的某一天做的活,下一年的同一天还是做那样

的活。土地关系的稳定带来经验的稳定,从而带来

农业产量的大致稳定。也就是说,农民凭经验就能

知道一年的产量,大体上,所付出的劳动和收获是

一定的。

农业产生的牢固经验及农业本身特点决定的安

全感与商业的高风险不同,因为商业的前景是难以

预料的。诚如滕尼斯所言:“实际上,整个贸易、

经商和投机买卖历来就类似于一种大赌博和玩彩

票,而随着它的发展,就变得更类似于博彩业了。”

[9]154 对农民来说,商业与风险并存,这种新的生产方

式他们是不敢尝试的。尽管收入低,他们宁可种地,

也不去从事冒险的商业。所以滕尼斯说:“农民一

般受习惯的支配,不相信新的方法,而且他一般只

拥有维系他的经营所必需的资本。”[9]32

农民安土重迁,因其血缘关系对亲情的要求强

化了聚居的趋势,农民聚居在一起,因此是熟人社

会。在熟人社会中,还存在另一种安全感,即生活

在共同体中,不用提防坏人:“人们在共同体里与

同伙一起,从出生之时起,就休戚与共,同甘共苦。

人们走进社会就如同走进他乡异国。青年人被告诫

别上社会的当;但是,说坏的共同体却是违背语言

含义的。”[10]304 对待陌生人社会的这种态度,使得

农民在和陌生人交往时,往往把自己处于被剥削的

地位,因而难以协调行动。用迈耶的话说:“农民

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基本特征是一种剥削关系。”[16] 熟

人社会瓦解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用霍布

斯夸张的语言来形容,就是“狼与狼的关系”:“这

种战争是每一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因为战争不仅

存在于战役或战斗行动之中,而且也存在于以战斗

进行争夺的意图普遍被人相信的一段时期之中。”

[17]94 霍布斯强调,这种社会产生于个人主义的社会

中:“在人人相互为敌的战争时期所产生的一切,

也会在人们只能依靠自己的体力与创造力来保障生

活的时期中产生。”[17]94 “社会”的这种特性,和

农民对“社会”的这种看法,充分反映在这样的谚

语中:“在家千般好,出门处处难。”在这种土地

财富的固有思维下,要想传统村落的农民打破安全

稳定的共同体去从事具有商业性质的其他职业,是

非常困难的。

传统村落的乡村振兴存在与共同共转型一样的

困境,主要体现为因地带来的稳定性、聚居性和安

全感转型为带有市场风险“新型农村”存在困难。

理论上,在共同体转型的历史上,至少出现过两种

方式,一种就是欧洲、日本一些国家所实行的长子

继承制逼迫其他家庭成员到城市讨生活,一种就是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分析中提到珍妮纺纱机、蒸

汽机的运用、城市获取报酬机会多而引起英国农村

人口向城市转移实现的转型。农民进城务工本质上

属于第二类。(区别于一般的移民,和欧美学术语

言相对应,笔者用“乡—城流动”(rural-urban

migration)来表述)对传统村落共同体的村民来说,

是一种可欲、可行的转型机制。

三、流动:共同体的转化机制

共同体的上述结构最终通过风俗或者文化的形

式体现出来,在外部扰动的情况下,这一文化和其

固有的结构联系更为紧密,并最终体现为对安全感

的追求和对商业的鄙视。因此,商业要想从共同体

中生发出来必然遭遇到各种阻力:“它面对着很多

障碍;感情和思想意识的障碍,但是,首先是现存

机构、传统、习惯和法律的障碍,与此相结合的还

有宗教上的障碍,例如它们表现在犹太和后来的天

主教教规禁戒里,把收取利息作为一种可惩罚治罪

的行为,即作为一种严重的‘罪过’加以禁止。”[9]84

那么,共同体转换的机制是什么呢?从上文共同体

的结构论述来说,使共同体存在的基础不存在,则

共同体就趋于瓦解。能够将共同体的两个基础——

土地和亲缘关系拆分,要么土地和人分离,要么亲

缘关系分离。这两种分离都与“流动”这一关键要

第 6 期 周 金:共同体转型的困境对传统村落转型、振兴的启示 5

第11页

素有关。马克思、韦伯等的现代化理论对流动做了

相应的论述。

1.财产继承制与流动

流动一方面创造了土地等财产集中的条件;另

一方面,也造就了大量的流动人口,使得人和土地

分离的同时,也使得人和亲缘关系疏远了,从而束

缚人们的习俗和其他阻碍商业的发展因素发挥的作

用减少乃至消失。造成流动的第一个原因,按照马

克思的理解是圈地运动,它带来资本积累的同时,

也造就了大量的无产者:“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

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18]221。大量资本和

劳动力的存在是以对农民土地的剥夺为前提:经过

圈地运动,土地集中起来的同时,农民从土地上被

赶走,他们在自己的耕地上找不到栖身之地,成为

自由的劳动者,这正是资本的原始积累。“在原始

积累的历史中,对正在形成的资本家阶级起过推动

作用的一切变革,都是历史上划时代的事情;但是,

首要的因素是:大量的人突然被强制地同自己的生

存资料分离,被当作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抛向劳

动市场。对农业生产者即农民的土地的剥夺,形成

全部的过程。”[18]222 当然,这一过程异常残酷和血

腥,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

人类编年史的”[18]221。而圈地运动得以进行的前提,

是土地继承制度带来的结果。长子的财产继承制使

得土地不被平均分割,而是逐渐集中[19]。所以布罗

代尔认为,财产集中是资本主义得以发展的前提条

件。他据此评价中国政治、科举制度与资本主义之

间的关系:“科举打开了通往高官厚禄之路,实际

上是社会游戏的重新分牌,是恒定的 New Deal。晋

升至顶峰的官位从来都是暂时的,弄得好,最多也

不过是终身受用。他们在任时所敛之财很少能够奠

定一个欧洲称得上的大家族。再说,过分富有,势

力过大的家族将受到国家的怀疑。”[20]

对于普通民众来说,财产继承制积累多余的财

富使得人从贫困中解放出来,人可以流动到城市中

去,或者可以从事具有一定风险的非农产业。通行

的财产继承制有两种,一种为长子继承制,另一种

为财产在子女中的平均分配制度。长子的财产继承

制带来两个后果,一个是财富积累,意味着经济手

段在数量上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倾向于从

共同体中独立出来。正如韦伯指出的:“从内部讲,

与经济的手段数量上的增加相联系,能力和需求的

发展和分化,也发挥着作用。因为随着生活的可能

性数倍增长,这本身就使得个人愈来愈难承受共同

体规定的固定的,无区别的生活方式的约束,而且

日益渴望由个人自己来创造自己的生活,随意享受

个人能力的收益。”[21]421 财产的增加,可以使得个

人有机会从事像商业这样具有风险的事业,否则,

生存在贫困边缘的农民是不会从事商业的,即使有

很高的利润。恰如斯科特所说:“由于生活在接近

生存线的边缘,受制于气候的变幻莫测和别人的盘

剥,农民家庭对于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收益最大

化,几乎没有进行计算的机会。典型的情况是,农

民耕种者力图避免的是可能毁灭自己的歉收,并不

想通过冒险而获得大成功、发横财。用决策语言来

说,他的行为是不冒风险的;他要尽量缩小最大损

失的主观概率。”[22] 财富的增加提高个人抵抗风险

的能力和增强个人的独立性,减少共同体的束缚。

财富(土地)越少,个人越受共同体的束缚:“在

牲畜财产和财产本身构成生存的首要基础的地方,

一旦土地过剩变为匮乏,尤其是地产构成生存的首

要基础的地方,家族权力就坚不可摧。由于已经多

次提到的原因,家族牢牢地抱成一团……” [21]421 黄

宗智对华北小农经济的研究证实了这一论断:“经

营式农场是一个使用雇佣劳动来争取最高利润的组

织,因而不会容许农场存在多余劳动力;而家庭式

农场则往往没有选择的余地。一个面积太小的家庭

农场,常常不得不忍受剩余劳动力的存在。”[23]161

这说明,当外出没有就业机会的情况下,劳动力剩

余有可能将劳动力束缚于土地上。没有财产或受雇

的农民更是如此:“那些有家庭的雇农,多是正在

由贫农转化为完全无产的雇农,仍在紧紧抓住一个

小农场不放,从那里取得家庭的部分生计。”[23]302

只有大农场主才会从事经营性的活动:“农场面积

6 铜仁学院学报 2023 年

第12页

一旦 200 亩以上,他们便往往再度向小规模的经营

转化。大的农场主,会转向地主式经营而追求仕商

之途的更高利益。”所以长子继承制使得土地和其

他财富不至于在子女中平分而逐渐减少,而是逐渐

增加,人才能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事带有

冒险性的商业。

长子继承制的另一个重要后果是,长子继续留在

原来的共同体,而其他子女则远走他乡,或经商,或

当学徒。贝拉对日本现代化的研究指出:“(长子继

承制使得)从幼小的时候起,长子就要负担起沉重的

责任。另一方面,则鼓励弟弟独立自主、树立勇气,

但他所表现出的积极进取精神和聪明才智得不到未

来家长的支持。而这种资质可能是他在家族外的世界

里努力开拓奋进的一笔宝贵的财富。”[8]62 其他的子

嗣远走他乡只能从事商业了,“因为外来陌生人不拥

有经济,即不拥有土地,他不属于任何氏族共同体或

者村落共同体,因此,商业是他的天然要素。”[9]19

2.比较收益与流动

流动通常是由农村向城市进行的,这种流动与

比较收益有关。比较收益是伊斯特林和托达诺

(Todaro)对农民进城总结出来的模型,托达诺认为,

移民的决定依赖于收入预期的展望以及在城市就业

的可能性。他认为,移民的决定依赖于预期收入的

展望及在城市就业的可能性,根据这一模型,农民

进城要持续到预期的城市收入与农村的预期收入持

平为止[23]34-64。伊斯特林用“相对经济地位的变化”

来解释这一现象。他认为,相对收入决定人们的行

为。根据这一理论,农民的迁移与否,不仅取决于

城乡之间收入的差异,还取决于自己周围的人对比

而产生的经济地位的高低。因此,农民外出受到两

个方面的影响,即城乡收入差异以及与家乡人的收

入对比的差距。不管他们用哪一种具体的模型,都

说明农民因城市收入比农村收入高而流入城市。当

然,农民流入城市不完全是城市收入相对较高的结

果,如果农村土地不能保证其安全感,农民是不会

冒险进入城市的,这在上述韦伯和黄宗智的论述中

已经看到。农民流入城市的这一趋势是后发外生型

社会的典型特征,在这一社会中,城市首先接受外

来的现代化因素,而农村却在现代化中逐渐被遗弃、

衰败下来,因此,在保留家乡土地的情况下,农民

大量迁移城市就业。

现代化结果是乡村屈从于城市,农村人口大量

迁入城市,与长子继承制被迫流入城市不同的是,

这一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愿的,而且是由于受到

现代化的冲击而突然流入城市,原来的共同体因素

还存在,因而采取共同体的形式流入,形成“流动

的共同体”[24]。但是,城市会改变他们原来的社会

结构,主要是和土地分离导致的生产场地的分离,

使得他们的互动方式发生了改变,因而互动的频度

和深度都大大降低,共同的回忆产生的默认一致及

其习惯不再约束个人,因而和原来的文化联系减少

甚至中断,共同体的情感消失:“通过和平的分裂

或进一步的迁移,从一个母共同体产生出一个外部

的共同体,……不存在这种情况(共同体情感)或

这类情况终止的地方,也就不存在‘人种的’共同

情感,不管血缘的亲和关系多么贴近,无不如此。”

[21]441 流动还带来另一个结果,就是可计算性得以实

现,这是家庭成员摆脱共同体的前提条件之一。进

入城市后,家庭和共同体不再是共同生产的场所,

它最多是共同消费的场所,生产场所和生活场所实

现了分离,因而个人从生产场所获得多少报酬是可

以计算的,体现为每个固定时间段的工资和薪水。

在这种情况下,家族共同体逐渐解体。韦伯如此说:

“‘家’和‘职业’在地点上也分开了,家不再是

共同生产的场所,而是共同消费的地方。”[21]421 流

动还使得社会化的主体发生了变化,从原来由家庭

为主要社会化的主体转化为家庭之外的社会化主

体:学校、网吧、歌厅以及城市中的同辈群体。这

些承载着现代性的主体教化的都是城市的东西,难

以定型,不像原来共同体的社会化。因此,能够产

生共同体情感的那些因素不再存在,共同体经过求

生的第一代农民工过渡,到成功致富、部分回乡进

行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新生代农民工,再到在城市出

生和接受教育,完全实现城市融入的第三代,已经

第 6 期 周 金:共同体转型的困境对传统村落转型、振兴的启示 7

第13页

发生了质的变化[25]。

四、结语

流动意味着个人从共同体里走出来,摆脱了共

同体的束缚,这种束缚的解除首先意味着从土地上

摆脱出来。从土地摆脱出来有多重意义,最主要的

是原来的安全感不存在了,个人被迫从事有较高风

险商业,并按照商业的模式重塑自己的经济行为,

即使再回到原来的村落共同体,只要生产者对经济

的前途和乡村职业的高尚充满信心,“他们可以按

照工业社会的经济规律行事,利用邻居外流的机会

扩大自身,把自己装扮和武装起来”[4]14。也就是说,

即使外出的人回流,他们从事的已然不是原来的生

存农业,即他们从传统农民转变为职业农民。外出

人员摆脱了土地的束缚,不得不实践商业,否则,

农民即使离乡,也很难主动和土地切断关系。罗吉

斯等对“部分时间农业”的研究说明:“部分时间

农业存在的主要原因是人们希望生活有保障——特

别是失去非农业的工作时。”[26]42 这也是农民进入城

市后,如果可能的情况下还保留土地的原因了[27]。

摆脱土地的束缚也意味着人身的依附开始松

弛,不在一起劳动,缺少公共的生活经历和生活背

景,默认一致难以达成,加上流动后导致社会化主

体发生变化,因而原来的共同体情感对个人的影响

降低:“现代社会中,个人的地理和社会流动频繁,

使他难对其亲属产生什么影响。”[26]11 而且还包括各

种共同体习惯的束缚。人身依附的解除,使得个人

得以解放,个人主义得以生发出来:“单一的人愈

来愈认识到他的个人人格、他的价值和他的各种个

人的目的,即他的各种事务或者利益;因此,面对

一般约束他的、束缚了他的和限制他的一切东西,

他都要争取更加独立自主一些和更加自由一些。”[9]16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人身依附关系转变为契约关

系:“它意味着,个人服从个人不再适用,而是只

有普遍服从法律、服从法制;只服从那些通过法律

秩序委派的人员的权威。”[9]10 摆脱了共同体束缚的

个人,在考虑目标与手段之间的关系时,只考虑达

到目标的最佳手段,而不考虑其他诸如血缘、地缘

关系强加于自己的义务,从而使自己的行动更符合

理性算计。于是,不考虑亲情的普遍规则得到遵守,

部分亲疏关系的商业也才得以通行。否则,特殊规

则盛行,商业的合理性、规则的普遍性难以得到遵

守。因此,尽管有零星的商业,但受内驱力驱使而

又被赋予价值和意义的商业是无法存在的,产业兴

旺的乡村转型和振兴就难以实现。

流动将人们同土地及其依赖土地生存的亲属关

系打破,从而也最终实现了文化和心理障碍的破除。

这些障碍对于传统村落共同体来说,主要是共同体

的各种舆论,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安全感及其信任(包

括由信任中产生的鄙视商业的观念)。这才是商业

(包括带有商业性质的农业产业化)最终得以生发

要跨越的社会心理障碍。因为社会的发展必然与人

的精神能力相应的发展息息相关。恰如韦伯在《新

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谈道:“尽管经济合

理主义的发展,部分地依赖合理的技术和法律,但它

同时也取决于人类适应某些合理行为的能力和气质。

如果这类合理行为受到精神上的阻碍,则合理经济行

为的发展也会遇到严重的内部阻力。神秘的和宗教的

力量,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伦理上的责任观念,过去始

终是影响行为的最重要的构成要素。”[28] 按照韦伯

的解释,资本主义的发展是新教改革的结果。这是

早发内生型社会的内在逻辑,然而,后发外生型的

现代化,更多的可能是通过上述的流动来实现。

总之,流动不仅是现代化的一种状态,也是现

代化的一种社会机制,通过流动,共同体成员和土

地分离,被迫从事工商业,从事工商业的人多,就

必然产生对其合理性进行论证的动力,这种内在的

需求在和共同体成员因流动而引起的共同体解体结

合起来,那种依赖于共同体的文化和习惯就变得松

弛起来,通过亲疏关系进行物质的重新分配的特殊

规则行事就失去了意义,使得转而求助于法律等普

遍规则的行为不会受到指责,从而人们内在的心理

抗拒消除,只看效率的商业意识获得了新的社会意

义,它不再是以欺骗为目的的贱买贵卖的行当,而

8 铜仁学院学报 2023 年

第14页

(下转 16 页)

是付出劳动的、为社会互通有无的必不可少行业。

这样,被共同体束缚的各种动机倾泻而出,被迫冒

险的商业在社会中获得了正当性,传统的、阻碍商

业的各种习俗和精神就会逐渐被改造。

从上述意义来说,作为带有商业性质的、产业

兴旺的乡村振兴,通过农民向城市的流动,农民获

得城市收入的同时,也习得了城市的生存技能和生

活方式;农民收入向农村的回流,改造传统农业,

既是农民自愿选择的结果,也是一条行之有效产业

兴旺、乡村转型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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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期 周 金:共同体转型的困境对传统村落转型、振兴的启示 9

第15页

乡村学校传承乡土文化的价值意蕴及实践路向

杜尚荣,祝唐丽

( 贵州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

摘 要:乡村学校传承乡土文化是实现乡村学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选择,但乡村学校传承

乡土文化过程中存在乡村学校与乡村社会相脱离、乡村学校与乡村教师相脱嵌和乡村学校与乡

村学生相脱节的现实困境。乡村学校传承乡土文化是榫接传承与创新的必然诉求,是连接学校

与社会的现实需求,也是铆合教育与文化的客观要求,更是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基本要求。因此,

需要坚守乡村社会文化阵地、注重乡村教师扎根乡土和培养乡村学生文化意识,致力于建构乡

村学校传承乡土文化的实践路向。

关键词: 乡村学校; 乡土文化; 文化传承; 乡村教育

中图分类号:G6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639 (2023) 06-0010-07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由乡村文化发展而来的根

脉[1],传承乡土文化就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乡

村学校承载着乡土文化,由乡村学校传承乡土文化

有利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彰显教育特色,

保障文化留存,促进国家文化认同[2]。近年来,关于

乡土文化的研究日益增多,且研究主要集中于乡土

文化的历史变迁、保护传承、文化价值等方面。乡

土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代表着我

国历史文化的延续和发展,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乡

村教育有其自身的独特性,既是以培育乡土人才为

中心的乡村教育,也是彰显乡土特色的乡村教育,

更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乡村教育。长久以来,

随着城市化、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传统文化与现代

文化之间产生碰撞和冲突,导致乡土文化在传承过

程中受到异化、弱化等挑战,从而引发传承乡土文

化的危机。与此同时,乡土文化在乡村学校中存在

边缘化、轻视化等现象,严重阻碍了乡土文化的传

承和发展之路。当前,传承乡土文化有着十分重要

的意义,做好乡土文化的保护、继承和发展刻不容

缓,尤其是将乡土文化融入乡村学校教育成为一项

刻不容缓的工作。2017 年 1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颁布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明确指出,要牢牢把握我国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融入到日常生活和教学活动中[3]。鉴于此,笔者拟从

传承与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背景入手,审视乡村

学校传承乡土文化的现实困境,阐述其应有的价值

意蕴,并试图提出行之有效的实践路向。

一、乡村学校传承乡土文化面临的现实困境

乡土文化滋养着乡村学校,同时,乡土文化的

传承也依赖着乡村学校。[4]尽管乡村学校为彰显教育

特色开发乡土文化,增值文化底蕴,并将其作为乡

村学校的特色优势予以发展,但仍存在对乡土文化

收稿日期:2023-08-11

基金项目:贵州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贵州民族地区乡村教师课程建设能力测评与提升研究”(2022B075)。

作者简介:杜尚荣(1990-),男,土家族,贵州沿河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课程与教学论,乡村教育。

祝唐丽(1998-),女,贵州遵义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小学教育。

第25卷 第6期 铜 仁 学 院 学 报 Vol. 25, No.6

2023 年 12 月 Journal of Tongren University Dec. 2023

第16页

开发不足、功能定位缺失、彰显度弱等问题,影响

着育人功效的发挥和乡土文化的建设,进而制约着

新时代乡村教育振兴乡村社会的成效。厘清乡土文

化在乡村学校传承中的现实困境,对有效传承乡土

文化具有积极的作用。目前而言,乡村学校在传承

乡土文化进程中仍存在着乡村学校教育与乡村社会

发展需要相脱离、乡村学校教育与乡村教师发展相

分离、乡村学校教育与乡村学生培养相脱节等三个

方面的现实困境。

(一)乡村学校教育与乡村社会发展需要相脱离

乡村学校在乡村社会中占据着文化中心和精神

高地的独特地位,理应承担起传承、创新乡土文化

的责任[5]。在传统社会中,乡村学校和乡村社会紧密

相连,乡村社会的生活方式深刻影响着乡村学校的

文化底蕴,而这种生活方式是具有“在乡性”的。

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从基层上看,中国社会是乡

土性的。”[6]作为社会基层的乡村,乡村社会的生活

是具有地方性的。尽管乡村学校在乡村社会文化建

设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却并未发挥其应有功效。

一方面,在课程建设上,乡村学校在建设乡土文化

课程建设方面缺乏对乡土文化课程内容的传承和创

新发展。具体而言,就当下乡村教育的课程内容而

言,更多偏重城市社会及其生活知识的教育,较少

涉及乡村文化知识。此外,乡村学校存在“去乡土

化”现象,在乡土课程内容资源的开发利用上实行

“拿来主义”,简单地将乡土文化资源“复制”到课

堂上,没有考虑到乡村学生的实际需求和乡土内容

的适切性。

(二)乡村学校教育与乡村教师发展相分离

乡村教育的根基是乡土文化,而乡村教师扮演

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在传统社会里,乡村教师作为

乡村知识分子的代表,不仅拥有扎实的理论知识,

还深刻了解农民的文化心态和生活方式。因此,在

乡村生活中,他们拥有独特且不可替代的地位[7]。乡

村教师作为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乡贤,除了自身具有

文化之外,还积极致力于乡村文化的传承、保护和

发展,并在乡村文明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乡村教

师扮演着多重角色,不仅担任着“职业人”的角色,

承担着教书育人的职责,还担任着“文化人”的角

色,承担着教化乡里的文化使命。然而遗憾的是,

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乡村教师作为乡村知识分子

的身份逐步式微[8]。乡村教师不再是乡村文化的中

心,他们被迫承担了父母、员工等诸多角色,被迫

代劳诸多行政任务,这种社会角色繁多的情况不但

引起教师职业倦怠,更阻碍其专业身份认同[9]。相比

于传统教师,新生一代的教师由于受现代城市的熏

陶和感染,在乡土知识层面薄弱,尽管有些出生农

村,但长期在外求学使其乡土文化知识欠缺,在返

回乡村学校成为一名教师时对乡土文化知识的重要

性还缺乏认识。新时代乡村教师“下不去”“留不住”

“教不好”等难题一直制约着乡村教育的发展,同

时,乡村教师的乡土文化自觉渐次丧失,与乡村社

会中的乡土文化渐行渐远[10],导致乡村教师缺乏对

乡土文化的自信。

(三)乡村学校教育与乡村学生培养相脱节

由于政策理解不当和实施偏差而实施的“撤点

并校”在很大程度上拆解了乡村文化,造成了乡村

文化的凋敝[11]。在乡村学校急剧减少的背后隐藏的

是乡村学生数量的急剧下降,虽然“撤点并校”当

前已暂停实施,但由此带来的影响仍然持续至今。

伴随着我国乡村教育的发展,乡村教育也发生了由

乡入城的变化。伴随着家庭经济水平提高、教育资

源配置不均、文化资本倾斜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乡

村学生流动到城镇接受教育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

势,逐渐引发乡村教育的负面效应,对于乡土文化

的传承影响颇大。

二、乡村学校传承乡土文化的价值意蕴

乡村学校传承乡土文化不仅有助于传承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也有助于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乡村

学校传承乡土文化,是推动乡村学校教育高质量发

展的具体体现,是新时代乡村学校的重要使命。扎

根乡土文化,坚定乡村学校文化自信,探索新时代

乡村学校教育高质量发展之路是时代发展的必然选

第 6 期 杜尚荣,祝唐丽:乡村学校传承乡土文化的价值意蕴及实践路向 11

第17页

择。它体现了传承与创新乡土文化的必然要求,也

是铆合教育与文化的客观要求,更是融合传统与现

代的基本要求。

(一)乡村学校传承乡土文化有助于乡土文化

的榫接、传承与创新

乡村学校与乡土文化的纽带应该保持不断,推

动乡村教育的发展可以促进乡土文化的传承和创

新。乡村学校具备传承和创新乡土文化的条件,乡

村学校传承乡土文化有利于充分开发利用乡土文化

资源,以此带动乡土文化的持续发展和进步。学校

不仅可以帮助维持文化传统,也是缔造和创新文化

的摇篮[12]。同理,乡村学校不仅仅在推进乡土文化

的传承方面发挥作用,同样也推动了乡土文化变革

和创新。乡村教育呈现出独特的地方特色,其进展

紧密联系着乡土文化的传承,而乡土文化在乡村学

校中应受到充分的关注。质言之,为促进乡村学校

在新时代的可持续发展,应回归乡土文化的传承,

而乡村学校作为传承乡土文化的核心载体,应在对

乡土文化的全面审视下科学地传承与创新。在当今

时代,乡村学校有着重要的历史使命,需要肩负起

传承乡土文化的责任,同时也要实现对乡土文化的

创新性发展,以满足乡土文化在现代发展中的迫切

需求,同时承担起文化传承、保护和发展的使命。

一方面,乡村学校通过文化育人传承乡土文化。乡

村学校有着自身的乡土文化体系,发挥着文化的特

殊作用和价值,即传承乡土文化以及全面彰显乡村

的文化育人价值。围绕核心素养和立德树人,将乡

土文化教育融入到育人各个环节,推进乡土文化进

校园、进课堂、进头脑,使乡土文化不断入脑入心。

另一方面,乡村学校在传承的基础上坚持创造性转

化和创新性发展。由于乡土文化具有突出的连续性,

从根本上决定了要在以往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性转化

和创造性发展。近年来,乡村学校根据不同时代特

点和现实需求对乡土文化进行推陈出新、创造性转

化,赋予乡土文化新的时代内涵和表现形式。此外,

乡村学校将乡土文化与科学技术相结合,利用乡村

数字技术赋能文化发展,积极推动乡土文化的创造

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二)乡村学校传承乡土文化有助于连接学校

与社会

乡村学校是传承乡土文化的基本场域,亦是传

承乡土文化的重要载体。乡村学校居于乡村社会传

统公共文化空间的核心位置,是乡村社会的有机组

成部分,为发挥其传承乡土文化的功能,应使其扎

根乡土社会,传播乡土知识[13]。长期以来,乡土文

化是在特定的场景以及生产生活中逐渐形成的,其

表现为相同的语言、生活方式、文化习俗[14]。正如

杜威“学校即社会”和陶行知“社会即学校”的基

本思想,学校与社会密切相连,能够为学生传承本

民族的文化和资源提供机会。作为乡村社会公共空

间的乡村学校具有地域性、实体性等特点,通过乡

村学校传承传乡土文化可以促进乡土文化的在地化

发展,旨在将乡土文化传承落到实处。然而,随着

近现代中国经历的乡村转型和社会变革,乡村教育

逐渐脱离了乡村社会的文化核心,开始走向与乡村

逐渐分离的历史阶段。[15]想要打破乡村学校与乡村

社会相隔离的状况,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利用好乡

土文化这个纽带,通过乡村学校传承乡土文化,服

务于乡村社会,进而巩固乡村教育的文化根基。以

乡村学校传承乡土文化,可以形成兼具乡村特色和

乡土气息的乡村教育。一方面,蕴含乡土文化的乡

村学校联系学生实际生活经验进行教育,赋予乡村

教育丰富的生活性和文化性。通过乡村学校这个传

播途径整合社会资源,为乡土文化的传承提供有效

途径,让乡土文化融入到学校教育中来,实现文化

育人。另一方面,乡村学校处于乡村社会文化环境,

依赖着文化环境的滋养,乡土文化可以为乡村学校

提供丰富的精神源泉,挖掘当地特色文化、自然风

貌、革命遗址等方面资源的育人价值,增强乡村教

育对地方的适切性,符合乡村学校的内生动力发展。

(三)乡村学校传承乡土文化有助于铆合教育

与文化

文化的传承与教育息息相关,而乡村学校肩负

着传承乡土文化的责任,这是乡村教育的使命所在。

12 铜仁学院学报 2023 年

第18页

当前,确立乡村教育的价值追求对于乡土文化的传

承变得尤为重要。乡村学校在价值取向上应该注重

为乡村服务,其特殊价值与功能在于乡土文化的教

育与传承。传统乡村学校在本质上不仅是“教育”

而且是“文化”,是作为乡村社会的一种文化形式

而存在的[16]。从古代夏商时期的“庠”“序”,西

周时期的“乡学”,到现在的学校,其承担的职责

不仅仅是教书育人,同时也是传承乡土文化的重要

场所。因此,乡村学校并不是单纯的学校或教育,

而是赋有教育与文化的双重功能。近年来,乡村教

育一直得到国家的重视,采取不同层面的方法促进

乡村教育的发展,如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统筹城

乡师资配置等方面提高教育质量,发挥乡村教育的

“教书育人”功能,但关于乡村教育的文化功能却

逐渐弱化,影响教育整体功能的发挥。当前,乡村

学校传承乡土文化应加强乡村学校文化建设,注重

文化引领和文化传承,通过“以文化人”打造独特

的乡村教育,重塑乡村学校教育的价值取向。这种

重要的价值取向不仅可以促进文化认同,而且对增

强教育活力也具有积极意义。乡土文化为乡村学校

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为乡村学校的发展开辟了

一条健康的可持续道路,将乡土文化与乡村学校发

展进行透视,为乡村教育提供了更多的优质教育资

源。同时,通过乡土文化反哺乡村学校教育,也是

乡土文化必须肩负的重大责任。具体而言,乡土文

化能够为乡村教育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在培养乡

土人才、传承乡土文化以及乡村教育资源开发上提

供不竭动力。

(四)乡村学校传承乡土文化有助于融合传统

与现代

乡村学校的文化根基在于乡土性,乡村学校与

城市学校相比,其最大的特点便是文化性,即教育

与乡土的统一。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推进文

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传承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乡土文化作为传统文化中的一

部分,在推进文化自信自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等

方面也具有相应的作用。乡土文化要适应国家政策

的变化,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就必须弥合传统与现

代之间的裂痕。为了推进乡土文化的现代化演进,

应该坚持一种符合“体用关系”的模式,即以乡村

文化为基石,用现代文化来实现。[17]乡土文化的实

质在于其文化之源,即经历千百年沉淀的价值观、

精神信仰以及乡村风俗,这些扎根于乡村的仁爱、

民本、天人合一等精神观念,是中华民族最根本的

文化基因构成,内含丰富的思想、人文精髓和道德

规范。现代文化的价值在于将乡村文化进行充分应

用,不是固守乡土传统、反复吟唱田园牧歌,也不

是盲目追随城市化步伐、简单改头换面,而是将教

育现代化深深扎根于乡村之中,通过凝聚、强化、

凸显个性与优势来形成独特特色。[18]坚定文化自信,

以文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断提高国家文化

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就乡土文化而言,

“古为今用”“体用结合”体现了乡土文化传统与现

代的融合性和包容性。在新的历史情景中,实现乡

土文化的传统性与现代性的有机结合,充分发挥乡

土文化在时代长河中的重要作用,才能让乡土文化

生命不息、薪火相传,不断得到赓续与发展。

三、乡村学校传承乡土文化的实践路向

乡土文化是乡村的本质、个性和精神面貌的集

中反映,它能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念、行为习惯等,

是乡村学校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乡土文化是振兴乡

村教育的内生动力,而乡村学校是传播乡土文化的

重要载体,必须有效利用这个载体传承乡土文化。

要实现乡村学校中乡土文化的传承,至少需要做好

三个方面,即坚守乡村社会文化阵地、注重乡村教

师扎根乡土和培养乡村学生文化意识等。

(一)坚守乡村社会文化阵地

置身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的乡村学校,连

接着社会和乡村,承载着乡土文化功能。[19]正如梁

漱溟先生所说:“中国所有文化大多数来自乡村社会

又服务于乡村生活,法制、礼俗、工商业等都是乡

村文化”。[20]这说明乡土文化是来自乡村,是扎根乡

第 6 期 杜尚荣,祝唐丽:乡村学校传承乡土文化的价值意蕴及实践路向 13

第19页

村大地的。以重振乡村社会文化为抓手,为乡村学

校提供丰富的文化资源,是促使乡村学校嵌入乡村

社会的重要支持策略。乡土文化是乡村社会的创造

物,而乡村学校是乡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因此,乡土文化也理应服务于乡村学校,乡村学校

与乡村社会的嵌入是审视乡土文化传承的一个重要

维度。乡村学校的教育目的至少应该涵盖两个方面:

一是促进教育对乡土文化知识的传播,使乡土文化

知识在乡村学校中得以创新和发展;二是通过乡村

教育发挥乡土文化价值,培养乡村教师和学生的乡

土文化自信。每个乡村都有其独特的文化内核,乡

村自身文化带来的教育价值是一种教育理念和思维

方式的转变,即始终以一种生态的、文明的、可持

续发展的方式发展乡村教育[21]。乡村学校可以在培

养目标上将乡土文化育人作为乡村教育的办学特

色,建立学校文化育人的保障机制,鼓励乡村教育

打造属于自己的文化底蕴。乡村学校作为一种物理

空间,可以在乡村社会为乡土文化传承提供空间场

域,在这个空间场域中,乡土文化可以伴随教育的

功能得到持续性发展。

(二)注重乡村教师扎根乡土

乡村教师作为引路人,能优化乡村学校传承乡

土文化的路径;乡村教师是乡村学校的基础支撑,

承担着传承乡土文化的关键作用。乡村教师在面对

现代化进程中城乡关系和社会转型的冲击时,其对

于社会变迁中自我角色的理解定位与行动选择,是

关涉他们能否“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的关键

之一[22]。立足乡村教育,教师是传承乡土文化知识

的推动者和实践者。激发乡村教师对乡村教育的热

情,引导他们自觉融入乡村,投身乡村建设,并积

极参与各项社会活动,自觉肩负起传承乡土文化的

使命,为乡村教育发展贡献个人的力量。一是重新

定义乡村教师的角色与责任。乡村教师在乡村教育

中扮演着多重角色,不仅能开展乡村教育,更能传

承乡土文化。乡村教师作为服务乡村社会的“新乡

贤”,应该立足于乡村学校,以自身优势带动乡土文

化的发展,主动融入乡村社会,对乡土文化的传承

起到引领作用。具体而言,乡村教师除了掌握教学

知识、教学能力、教学技巧之外,还应了解、掌握

当地的乡土文化知识,将乡土文化知识融入教育过

程。二是培养乡村教师的乡土情怀。乡村教师只有

学习乡村社会的地方性知识,才能具备乡土情怀,

才能促进乡村社会文化传承[23]。培养乡村教师的乡

土情怀,增强其对乡土文化的“地方感”和“归属

感”,是乡村教师嵌入乡村学校的重要支撑。具有乡

土情怀的乡村教师能够主动地去接纳乡村学校,能

够怀有一腔热血投身于乡村教育事业之中,使他们

努力向下扎根、向上生长。三是加强乡村教师的乡

土文化知识。作为新时期的乡村教师,缺乏在乡村

生活和工作的经历,对乡土文化知识有所欠缺,对

于乡土文化知识理解过于片面。在这种背景下,实

现乡村教师对乡土文化的振兴,最为关键的是确保

乡村教师能够通过学习、培训等方式深入学习乡土

文化的知识。

(三)培养乡村学生文化意识

在社会转型时期,培养时代新人,不仅要立足

于乡土文化,还要顺应时代发展,培养学生全方面

的发展。乡村学生肩负着传承乡土文化的重担,因

此,培养乡村学生传承乡土文化的意识是一件刻不

容缓的事。其一,乡村学校通过振兴乡村教育吸引

部分乡村学生回流。从实践上看,要想学校办得好,

关键在于凸显学校的特色。学校特色能体现出学校

办学的个性化,而乡村学校的特色办学理念和办学

思想,对于当今乡村学生的培养具有很强的参考价

值。乡村教育是促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重要基石,

应加强建设乡村教育,创新乡村学校教育,突出其

特色化、个性化、生活化等特点,以此来留住乡村

学生。为此,可以增加乡村教育优质资源供给,特

别是提升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保证乡村学生能接

收到优质的教育。鉴于此,乡村教育离不开乡村学

生的生活背景和经验基础,而乡村学生的生活习惯

和经验基础又会渗透到乡土文化之中。其二,乡村

学校要具备弥合乡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张力。在课

程资源上联系学生生活实际,发挥学校所在地的优

14 铜仁学院学报 2023 年

第20页

势,因地制宜建构具有特色化、多样化的乡村课程

内容,既要具有现代性也要体现乡土性。乡村课程

在融合现代文化内容上,要充分考虑当地的实际情

况,选择符合乡村学校发展的现代文化进行融合。

就课程内容而言,要结合乡土文化内容实际情况去

粗取精、去伪存真创新优秀的乡土文化,让乡村教

育逐步朝着教育现代化发展。具体而言,传承乡土

文化要结合时代发展,注重乡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

融合,让乡土文化在乡村大地上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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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期 杜尚荣,祝唐丽:乡村学校传承乡土文化的价值意蕴及实践路向 15

第21页

The Value Implications and Practice Direction of Rural Schools

Inheriting Local Culture

DU Shangrong, ZHU Tangli

( School of Education,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Guiyang 550025, Guizhou, China )

Abstract: Inheriting local culture in rural schools is an inevitable choice to achiev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schools, but in the process of inheriting local culture, there are practical dilemma that rural schools are

separated from rural society, rural schools are separated from rural teachers, and rural schools are disconnected from

rural students. The inheritance of local culture in rural schools is an inevitable demand for mortis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a practical need connecting schools and society, an objective requirement for riveting education and

culture, and a basic requirement for integrating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It is necessary to adhere to the position of

rural society and culture, pay attention to rural teachers taking root in the countryside and cultivate the cultural

awareness of rural students so as to devote themselves to building a practical direction for rural schools to inherit

local culture.

Key words: rural schools, local culture, cultural inheritance, rural education

(责任编辑 王立平)(责任校对 陈昌芸)(英文编辑 田兴斌)

(上接 9 页)

The Dilemma and Way of Community Transformation:

Enlightenment for Traditional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ZHOU Jin

( Guizhou Transportation Comprehensive Administrative Bureau, Guiyang 550000, Guizhou, China )

Abstract: The “community” and “society” locate at both sides of the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continuum

respectivel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Marx, Weber, Tennis, Durkheim and others, \"society\" will inevitably replace

\"community\". However, society and community are two different forms of social consolidation, whose

transformation inevitably faces a series of difficulties. As a typical community, the traditional village inevitably faces

the same difficulties as community transformation in social transformation. The trust and mutual assistance of village

communities, as well as the land with the sense of security, hinders transformation, and mobility is the best

mechanism to solve this dilemma. The important inspiration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that through the \"urban-rural\"

migration, employment of urban has a relatively high return, which breaks through the constraints of land security

and the fading of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formed by kinship structure, and as a result, overcomes the obstacles

faced by cultural and psychological.

Key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community, modernity, social transformation

(责任编辑 陈书慧)(责任校对 陈 俭)(英文编辑 田兴斌)

16 铜仁学院学报 2023 年

第22页

【梵净古典学】

《佩文韵府》的纂修与清代官方诗学话语的建构

黄金灿

( 安徽师范大学 中国诗学研究中心,安徽 芜湖 241000 )

摘 要:《佩文韵府》的纂修为观照清代官方诗学话语建构的情形提供了一个合适的场域。

它在清初兴起的知识“穷尽式集中”浪潮下展开,既是这一浪潮的产物,又是对这一浪潮的强

化。其展开过程也是多重诗学话语融通的过程,其中尤以康熙皇帝与查慎行的诗学话语融通最

具代表性,表明即便是在清官方全程“干涉”的官修图籍范域,个体的文化活动仍然可以具有

相当程度的主体性。而纂成的《佩文韵府》作为一个官方诗学话语的载体,颇为集中地体现了

个体诗学话语的官方化,其刊刻与流传过程并没有太多官方权力的强制介入,反映了一种官方

诗学话语发挥影响的积极模式。

关键词: 清代; 诗学; 官方话语; 《佩文韵府》; 图书纂修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639 (2023) 06-0017-09

米歇尔•福柯在《话语的秩序》中最早提出了“话

语即权力”的观点。权力与话语的复杂关系经由福

柯开创性的研究,一度成为备受热捧的文化观照新

视角。当然,这一命题可以运用于文史领域来观照

一些有趣的现象。例如,致力于明清以降思想史、

学术史研究的王汎森先生就曾借助福柯的“权力的

毛细管作用”观念来研究清代的政治与文化,其《从

曾静案看 18 世纪前期的社会心态》《权力的毛细管

作用——清代文献中“自我压抑”的现象》《道、咸

以降思想界的新现象——禁书复出及其意义》等文

都是努力探究“权力在微小的、隐秘的空间中作用

的状况”的力作。[1]9 不无遗憾的是,虽然这些力作

面对的文化现象相对于福柯著作而言是全新的,但

因其理论取向的“福柯化”而不可避免地倾向于对

官方价值的有意消解与对个人主体性的无形淡化,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将“文化无主体性”视作“传统

中国的常态”。然而,官方话语果真只能带来“猜测”

和“恐惧”吗?个人话语果真只能“毫无主体性”

地“随幡而动”吗?[1]430 事实上,在特定时代语境

下,当权力话语与社会文化发展方向一致时,它也

理当能产生某些积极作用,而且一旦深入到更为微

观的层面就会发现,权力话语的施受关系并非二元

对立,而是具有相对性和流动性。发生于康熙朝后

期的《佩文韵府》纂修活动正好提供了一个权力话

语运行的微观场域,加之《佩文韵府》与诗学具有

天然的互动关系,故而对该场域的观照可以反映出

清代官方诗学话语建构的诸多面相,藉此也可以窥

见官方话语的某些积极因素以及个人维持自身主体

性的努力。此举不是为了给清王朝的文化专制翻案,

而是为了反思话语权力理论作为方法论的有限性。

一、语境:知识的穷尽式集中浪潮

收稿日期:2023-08-30

基金项目:安徽高校协同创新项目“中国经学诗学史”(GXXT2021045)。

作者简介:黄金灿(1988-),男,安徽凤台人,博士、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韵学与诗学。

第25卷 第6期 铜 仁 学 院 学 报 Vol. 25, No. 6

2023 年 12 月 Journal of Tongren University Dec. 2023

第23页

清代历史发展到康熙朝(1661—1722),文化界

迎来了一场对文化知识进行大规模搜集整理的浪

潮。由于这一浪潮中的诸多图书纂修活动都以对相

关知识的穷尽式汇集为职志,故而不妨即以知识的

穷尽式集中浪潮之名来指称之。《佩文韵府》就是在

这一浪潮中纂成的一部具有穷尽式集中特征的大

书。该书的纂修始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成于康

熙五十年(1711),全书四百四十三卷。书成数年之

后,康熙五十五年(1716)又加以增修,至康熙五

十九年(1720)增修工作完成,由于原书已经雕成

刊出,无法将增修成果添入已经成型的书版,故另

成《佩文韵府拾遗》一部一百十二卷。《佩文韵府》

与《拾遗》虽然在形式上是先后纂成的两部书,实

际上是一个系列。可以说,《佩文韵府》的真正成书

时间不是康熙五十年,而是康熙五十九年。五十九

年,康熙朝即将进入最后阶段,《佩文韵府》在这个

时段正式完工,暗示着康熙朝的知识穷尽式集中浪

潮逐渐接近尾声,同时也向世人展示了康熙朝与诗

学相关的知识穷尽式集中浪潮的最后一个波峰。

关于康熙朝知识穷尽式集中浪潮的具体情况,

可以从官修书籍的命名方式中看出。例如《书经传

说汇纂》《诗经传说汇纂》《春秋传说汇纂》《大清会

典》《朱子全书》《广群芳谱》《佩文韵府》《渊鉴类

函》《骈字类编》《分类字锦》《古文渊鉴》《全唐诗》

《全金诗》《历代题画诗》等书题名中的“汇纂”“会”

“全”“广”“府”“渊”“类”“历代”等字词,都指

示出对相关专题内容穷尽式容括的宗旨。上述图书

涵盖经史子集四部,编纂形式无论是题作敕撰、敕

编还是敕刊,都是直接受命于康熙皇帝,属于名副

其实的官修书籍。由于具体内容不同,编撰诸书的

具体作用自然不同,但编撰诸书的终极目的却有高

度的一致性,即力图通过穷尽式集中为相关研究领

域提供思想、体量正大的官方权威版本。这一终极

目的在诸书的序文中都有直接的披露。这些“宣言”

主要反映出康熙朝知识穷尽式集中浪潮的三个基本

面向:

第一,它们直接反映出康熙朝对知识“求全责

备”的主观意图。散见于诸序中的“广大悉备”(书

经传说汇纂序》)[2]6765、“无所不隶”(《大清会典序》)

[2]6844、“攟摭荟萃”(《广群芳谱序》)[2]6897、“千有余

年而集其大成”(《渊鉴类函序》)[2]6909、“蔚然萃群

书之秀”(《骈字类编序》)[2]6910、“成册府之钜观,

极图书之大备”(《古今图书集成序》)[2]6911 等一众关

键词汇或语句表明,康熙朝的确出现了一场知识的

穷尽式集中浪潮,而且这一浪潮对雍正、乾隆这两

位继承人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仔细分析上述关键词

汇或语句,能够发现它们都具有通观全局的眼界,

单纯用封建帝王的好大喜功来解释之无疑会把问题

简单化。

第二,它们表明康熙朝对知识的穷尽式集中并

不是一般理解上的“寓目辄书”式的穷尽,而是有

选择、有目的地进行穷尽。康熙朝对知识的穷尽式

集中分两步:第一步是对某一领域或专题的知识进

行全面调查;第二步是在尽可能全面掌握知识的基

础上进行筛选,标准是看其是否符合官方立场,只

有符合官方立场的知识才会被真正地加以穷尽式集

中。诸书序文中可以佐证上述“两步走”策略的关

键词句有:“惟择其言之当于理者”(《春秋传说汇纂

序》)[2]6784;“删其支冗,补其缺遗”(《广群芳谱序》)

[2]6897;“增其所无,详其所略;参伍错综以摛其异,

探赜索隐以约其同”(《渊鉴类函序》)[2]6907;“辑其

风华典丽、悉归于正者”(《历代诗余序》)[2]6959;等

等。以上关键语句固然有提供文献学意义上的善本

这一层含义,但对官方来说,真正的“善本”不仅

不能于己有害,而且最好于己有利。所以,官修书

籍命名时标举的“汇纂”“广”“渊”“历代”“全”

等词汇,并不是单纯材料意义上的穷尽,而是对经

过过滤后的“正确”内容的穷尽。换言之,“全”中

隐含着“选”,求第一步的“全”,是为了在“选”

中更好地实现第二步的“全”。

第三,它们显现出清代官方将知识进行穷尽式

集中的终极目的。以康熙皇帝为代表的“官方”为

什么如此热衷于对知识进行穷尽式的集中?如果从

话语理论视角展开思考,对这一问题可以如是回答:

18 铜仁学院学报 2023 年

第24页

谁穷尽式地掌握了知识话语,谁就能将话语权力最

大化地集中于自己的手中。当然,清朝官方不会讲

得如此显露,他们有一套话语来解释将知识进行穷

尽式集中的终极目的。例如“尊崇经学、启牖万世”

(《书经传说汇纂序》)[2]6765、“右文稽古,表章圣经”

(《诗经传说汇纂序》)[2]6769、“非此不能知天人相与

之奥,非此不能治万邦于袵席”(《朱子全书序》)

[2]6876、“贯三才之道而靡所不该,通万方之略而靡所

不究”(《古今图书集成序》)[2]6911 等等,都是这套话

语中的典型表述。上述关键话语表明清代官方的文

化行为具有强烈的政治意涵,其话语表达中所使用

的启牖万世、通究万方等“大词”,直接表达了他们

掌控并运用文化力量的终极意图。

一方面,启牖万世、通究万方等终极文化理想,

并非个人凭一己之力能够实现。个人的能力必然会

受到个体生命本身带有的局限性的限制,在时间、

空间、物质条件等许多方面都不可能超过群体的力

量。而能够充分调动各方面资源的官方则不同,往

往能够相对轻松地克服物理条件的限制。另一方面,

从学术研究的视角而言,知识的穷尽式集中是学术

研究一贯的目标,康熙朝的集中浪潮具有推进文化

研究的正面价值。当然,清代官方不会耗费如此巨

大的人力、物力去进行纯粹的学术探索,他们还有

掌握文化话语权力的实际政治需要。即便康熙朝的

官书修纂看似都是缘起于康熙皇帝的个人学术兴

趣,但是当他一旦将纂书意图以“敕撰”的形式交

付文官系统具体执行,那么他的个人兴趣就转化成

了官方的集体行为,进而具有了官方效力。《佩文韵

府》的纂修作为一个官方话语场域,不仅被清代官

方文化建设的话语场域所涵盖,更被清朝统治权力

合法性地巩固与维护的话语场域所涵盖。在这种逐

渐放大的话语场域中观照《佩文韵府》的纂修,能

得到的启发就不会仅限于这一图书修纂活动本身。

二、传统:个体诗学话语的官方化

清初思想文化界涌动着一场争夺文化话语权的

斗争,这场斗争的双方代表分别是清朝官方与明朝

遗民。顾炎武提出“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

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3]557 之说,力倡“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

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3]558,显然是

将矛头直指清朝入关之后对汉文化传统造成巨大冲

击的现实。在文学思想上,他还明确主张文章须有

益于天下:“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

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3]775 他又

呼吁汉族文士要重视文学的社会政治功能:“‘天下

有道,则庶人不议。’然则政教风俗,苟非尽善,即

许庶人议之矣。”[3]777 可见,他极力地提倡对文学伦

理道德内容的重视,实际上也是对文学直接介入现

实的政治功利性的重视。

面对这样充满政治斗争意味与反抗民族压迫情

感的话语,清朝官方必须有合适的应对之策。最简

单有效的方式当然是用粗暴的武力手段进行镇压,

但是因剃发与反剃发而引起的屠杀与抗争已经证

明,简单粗暴的武力手段并非上策,反而会加深民

族矛盾与仇恨,破坏社会稳定,破坏全社会的生产

生活秩序。这种手段,在政权逐渐稳定,全社会都

渴望和平环境的康熙朝更是不合时宜。在此背景中,

最好的方式就是由皇帝亲自带领一批文人把代表正

统的文化话语权夺过来。在这场斗争中,康熙皇帝

想做的不是军事统帅而是文化统帅。而最有效的办

法就是将自己塑造成汉族文化的代言人,用汉族文

化对抗汉族文人。大力提倡科举、广开博学鸿词科

与频繁纂修各类大书都是重要的手段。在修书方面,

清朝官方有着巨大的优势,无论是财富、人力还是

藏书,都不是个人或某个群体能够对抗的。事实证

明,康熙皇帝频繁地大规模组织人员纂修各种大书,

不仅成功地抢夺了文化话语权,还在纂书过程中吸

纳了大量有实力有影响的汉族文士,从内部瓦解了

对手的阵营。

康熙皇帝对汉族传统文化话语的官方化是比较

全面彻底的。首先,通过经学书籍的纂修,成功地

将历代都具官方性质的经学话语进一步清朝化;其

次,通过《明史》的纂修,将民间各种私修《明史》

第 6 期 黄金灿:《佩文韵府》的纂修与清代官方诗学话语的建构 19

第25页

的行为官方化,同时也是对官方史学传统的清朝化;

最后,通过多种文学总集、选集、工具书的纂修,

对能够直接影响人心的文学进行官方化,当然这同

时也是对文学的清朝化。清朝官方为什么会对字书、

韵书、类书这样的工具书如此重视?主要是因为工

具书是任何文化爱好者、工作者、考生都必须频繁

使用的书籍。像《佩文韵府》这样的书籍,既有韵

书功能又有类书功能,既能当作文学尤其是诗歌创

作的工具书,又能当作考试的参考书,只要能够严

格把关,过滤掉不利于统治的内容,注入有利于统

治的内容,其影响范围与力度都将是相当巨大的。

在康熙皇帝已经将各类大书修纂完备之后,他必然

想将这些成果综合起来,而《佩文韵府》这样具有

类书体例特征的书籍,也能部分满足这些方面的要

求。因此,《佩文韵府》纂修的最终目的,就是通过

纂修这样一部大书来贯彻清朝官方的文学尤其是诗

学话语。

康熙皇帝在《佩文韵府序》中说:“尝谓《韵府

群玉》《五车韵瑞》诸书,事系于字,字统于韵,稽

古者近而取之,约而能博,是书之作,诚不为无所

见也。然其为书,简而不详,略而不备,且引据多

误,朕每致意焉。”[4] 从这段自述看来,《佩文韵府》

的纂修似乎源于康熙皇帝的一时灵感迸发。事实上,

此书的纂修却体现出清朝官方将传统个体诗学话语

“官方化”的努力。《佩文韵府》在《韵府群玉》《五

车韵瑞》的基础上纂修而成,这一事实体现的不仅

是康熙皇帝对这一两部书的态度,更是对悠久的韵

书型类书编纂传统的靠拢。《五车韵瑞》是明代凌稚

隆所编,而它是仿照元代阴时夫的《韵府群玉》纂

成。其实在它们之前,中国古代就出现了一系列类

似体例的书籍,尤其是两宋时期,同类书籍的数量

与规模已经蔚为壮观。

据笔者考察,两宋时期已出现的同类书籍有张

孟《押韵》、刘羲叟《刘氏辑历南北史韵目》、杨咨

《歌诗押韵》、袁毂《韵类题选》、李滨老《李杜韩

柳押韵》、郑潾《经语韵对》、钱讽《回溪先生史韵》、

王百禄增辑《书林事类韵会》、裴良甫《十二先生诗

宗集韵》、楼君秉《三家诗押韵》等等。可见,中国

古代编撰韵书型类书的传统并不始于元代阴时夫的

《韵府群玉》,两宋时期已经有很多的同类著作,而

且动辄数十百卷的大部头书籍已经出现,它们与《佩

文韵府》一样,主要是为诗歌创作的押韵、用典与

句法锤炼服务。虽然两宋时期出现的这些著作大多

已久佚不存,但是它们却对后来的同类著作产生很

大影响,是构成韵书型类书传统的重要一环。宋濂

《韵府群玉后题》曰:“《韵府群玉》一书……乃因

宋儒王百禄所增《书林事类韵会》、钱讽《史韵》等

书,会粹而附益之,诚有便于检阅。”[5]① 宋濂已看

出宋代同类著作对阴时夫《韵府群玉》的纂修具有

直接影响。但是,将这一传统上溯至两宋时期并未

到达源头。

事实上,早在中唐时期,颜真卿就组织同道编

纂了一部影响甚大的同类著作《韵海镜源》。《封氏

闻见记》卷二述之甚详:“天宝末,平原太守颜真卿

撰《韵海镜源》……解释既毕,征九经两字以上,

取其句末字编入本韵,爰及诸书,皆仿此。自有声

韵以来,其撰述该备,未有如颜公此书也。”[6] 可见,

以“撰述该备”著称的《韵海镜源》正是一部将众

多书籍材料按韵编排的韵书型类书。甚至在比唐代

更早的南北朝时期,就已出现《群玉典韵》等启发

《韵海镜源》的书籍。《群玉典韵》五卷,撰人不详,

姚振宗曰:“此则专为诗赋所须,与前《韵林》相似,

亦如颜真卿《韵海镜源》之类。或谓排韵隶事始于

《韵海》,窃谓始于是书。”[7] 可见《群玉典韵》在

当时的韵书中别出心裁、独树一帜,已经具备后世

“韵藻”的内容,开始出现集韵书与类书于一体的

特征。此书问世于唐前,远早于《韵海镜源》,其“专

为诗赋所须”的“排韵隶事”之文学功能,更是对

后世类书具有巨大的启发意义。可见,与《佩文韵

府》性质相同的书籍编纂传统有着悠久而清晰的脉

络,甚至一直可以上溯到韵学初创的南北朝时期。

康熙皇帝组织纂修的《佩文韵府》是历代同类

著作中规模最大、精密程度最高的,它标志着此类

书籍以“私修”为主的传统彻底官方化。从此,这

20 铜仁学院学报 2023 年

第26页

类书籍从原本用于表达个人诗学兴趣的载体成为表

现官方诗学话语的载体。《佩文韵府》在康熙朝末期

的纂成,标志着清朝官方在经学、史学、文学等各

领域建构系统的文化话语权目标的全面实现。随着

包括《佩文韵府》在内的一系列官修书籍的纂成,

清朝官方的文化话语已经成为当时整个文化界的强

音,遗民团体拯救文化之天下的目标随之失效。由

于他们心系的文化传统不仅没有沦亡,反倒变得比

历史上更加强劲,故而他们为自己塑造出的“文化

遗民”形象已消失于无形。要而言之,《佩文韵府》

的纂修对历代“韵书型类书”编写传统的整合、集

成之功是不可磨灭的。

三、实践:主要参纂者的诗学话语融通

《佩文韵府》作为一部韵书型类书,主要是为

诗歌创作服务,故而它的编纂必然体现着某种诗学

话语。首先应该关注的是康熙皇帝的诗学观念,他

的诗学观念作为官方诗学话语的代表,势必会灌注

到纂修的各个环节,每一个参修人员都不得不执行

他的指示,甚至会主动迎合、放大他的观念。与此

同时,虽然康熙皇帝的诗学观念会以压倒性的强制

力量影响其他纂修人员,但必须要注意的是,其他

纂修人员也有自己的主体性。他们能够有资格进入

纂修人员名单,本身就表明他们在诗歌创作或诗学

研究领域有所造诣,并早已形成或基本形成自己的

诗学观念。也就是说,作为一名纂修人员,忠于皇

帝的意见是一个基本的客观要求,而具有自己的诗

学观念又是一个必须具备的基本主观条件。如此一

来,客观要求与主观条件之间就形成了一种张力。

在这种情况下,《佩文韵府》的纂修如果想要形成一

个较为统一的理念,就必须要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参

纂者的诗学话语融通;换言之,《佩文韵府》纂修实

践的展开过程,实际上就是包括康熙皇帝在内的全

体参纂人员的诗学话语融通过程。

通过敕撰书籍的形式,帝王可以凭借独有的居

高临下的势位自上而下地贯彻自己的文学观念,有

顺风吹毛、乘高决水之势。当然,修书官并不只是

机械地执行指令,他们的文学观念也会反过来影响

皇帝,这种影响的具体情形又是怎样的?可以查慎

行为例探讨之。查慎行在《佩文韵府》纂修过程中

的作用颇为关键。他是康熙朝最著名的诗人之一,

有很高的诗学造诣,诗歌创作深受康熙皇帝赏识。

他不仅一度担任武英殿修书总裁官,在《佩文韵府》

的编纂中,还担任“纂修兼校勘”的职责。可以说,

无论在诗坛声望与诗学水平上,还是在实际的纂修

工作中,他都堪为由数十人组成的纂修队伍的代表。

在《佩文韵府》的编纂过程中,查慎行作出了

关键贡献。《查慎行文集》中收录了三篇文章——《武

英书局报竣奏折》《佩文韵府告成公请御制序文奏

折》《武英书局报竣回奏折子》,都是专门向皇帝汇

报《佩文韵府》纂修事宜的专门公文,这三篇奏折

都由查慎行撰写,充分反映了查慎行在纂修中的重

要作用。《武英书局报竣奏折》:“《韵府》一书,尤

宸衷所注意。钦颁体例,御定规模。……命查慎行、

钱名世、汪灏住武英殿,分纂上、去、入三声(按:

本奏折另载,平声全部至上声五尾已由孙致弥偕张

元臣、赵晋等先期纂出),大约不过一半年间可以竣

事。……臣慎行等三人凛遵圣训,将未经编辑自六

语起至十七洽止,共七十一韵分为三股……。”[8]19-20

康熙皇帝阅后派人传话:“这折内修书人员,谁修的

多?谁修的少?走了几年?谁勤?谁惰?可令查慎

行、钱名世、汪灏等查明,即注在名单之下,再奏。”

[8]22 对于康熙皇帝关心的问题,查慎行等人又回奏

道:“臣慎行等三人,编辑既定,派令缮写,各限页

数,每日交收……不容推避偷安,亦不令此多彼少。”

[8]22-23 在上述三篇奏折中,共有五次提到编纂负责

人,都是以查慎行起首,可见查慎行确实是《佩文

韵府》纂修的主要实际负责人。

虽然康熙皇帝对查慎行颇为赏识,查慎行本人

在《佩文韵府》的纂修过程中也尽职尽责,并全力

配合康熙皇帝的指挥,但是他们在诗学理念上其实

是有冲突的。康熙皇帝非常推崇唐诗,不仅下令编

纂了《全唐诗》,还组织人员编纂了一部体现自己唐

诗品味的唐诗选本,即《御选唐诗》。然而对于宋诗,

第 6 期 黄金灿:《佩文韵府》的纂修与清代官方诗学话语的建构 21

第27页

康熙皇帝并没有表现出这么大的热忱。在他敕撰的

《御选四朝诗》中,只是将宋诗与金、元、明诗并

列,虽然对宋诗的成就予以了肯定,但可以明显看

出,在康熙皇帝看来,如果唐诗属于诗歌的第一等

级,宋诗只能与金、元、明诗一起算作第二等级。

查慎行则不然,他一向推崇宋诗。对于这些,清人

已经形成了共识。例如,四库馆臣认为他的诗“核

其渊源,大抵得诸苏轼为多,观其积一生之力,补

注苏诗,其得力之处可见矣”[9];沈德潜认为他“所

为诗得力于苏,意无弗申,辞无弗达”[10];等等。

清人的这些论述无不是对查慎行诗歌得力于宋诗的

强调。当然,查慎行推崇宋诗,但他也不主张只学

宋,不学唐,而是主张“唐音宋派何须问,大抵诗

情在寂寥”(《得川叠前韵从余问诗法戏答之》)[11]623,

还曾告诫友人“知君力欲追正始,三唐两宋须互参”

(《吴门喜晤梁药亭》)[11]85。前者意在强调不要强分

什么“唐音宋派”的畛域,后者则明显将“三唐两

宋”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

查慎行提倡“三唐两宋须互参”,与康熙皇帝的

冲突在于,康熙皇帝虽然不排斥宋诗却将它放在第

二等级,而查慎行却将它放在了与唐诗一样的第一

等级。查慎行提倡唐宋诗互参的目的很明显,不是

像有些学者认为的那样是对唐宋诗的同时提倡,其

实主要是为了提高宋诗的地位。当然这里有一个前

提,就是查慎行确实也认为唐诗的地位非常高,事

实也确是如此。他在《初白庵诗评》中评论宋诗名

家的作品,经常将他们的诗法渊源上推至唐诗。这

样一来,查慎行的诗学观念虽然与康熙皇帝有冲突,

但是也有巨大的交集,他们的冲突不是“有唐诗无

宋诗”或“有宋诗无唐诗”的绝对对立,而是对唐

宋诗的重视程度问题。要而言之,有不同,是他们

的诗学话语需要融通的原因;有重叠,是他们的诗

学话语能够融通的前提。

从《佩文韵府》纂修项目成功结项,查慎行作

为主要参与者收获的荣誉与物质等奖励的实际结果

来看,查慎行与康熙皇帝的诗学观点事实上实现了

融通。这在《佩文韵府》这部书里得到很好地体现。

郑永晓先生用大数据思维对《佩文韵府》引用诗人

诗作的研究表明:唐代诗人中,被引用次数最多的

是杜甫,其次为白居易、韩愈、李白、元稹,宋代

诗人中被引用次数最多的是苏轼,其次为陆游、范

成大、欧阳修、梅尧臣;被引用超过万次者,唐代

三人,为杜甫、韩愈、李白,宋代一人,为苏轼;

同时,唐宋诗的影响度也被计算出来,唐诗的影响

度为宋诗的近 2 倍。[12]132 郑永晓先生总结说:“唐诗

优势明显。但是宋诗的个别作家如苏轼和陆游,在

康熙时期的热度确实很高,尤其是苏轼的风头,甚

至有比肩杜甫之势。”[12]132 这样的结果表明,查慎行

对宋诗,尤其是对苏轼、陆游诗歌的推崇,极有可

能在《佩文韵府》的成书过程中发挥了非常关键的

作用。这一结果虽然远没有达到查慎行欲令唐宋诗

齐头并进的理想状态,但是宋诗的地位已经得到明

显提升。

尤其是陆游诗歌在这部地位尊崇的官方文本中

能够获得仅次于苏轼的“出场率”,其背后所隐藏的

诗歌文本接受性质的转化颇值得注意。蒋寅先生曾

指出,陆游诗歌在明末清初曾非常流行:“从天启到

康熙末年整整一百年,陆游诗风都长盛不衰,这不

能不说是个奇迹。”[13] 并通过详实的考证,展示出其

时陆游诗歌的流行已然达到“家置一编,奉为楷式”

(李振裕语)与“人人案头无不有”(叶燮语)的具

体情形。[13]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情形所反映的

仍主要是诗学发展史内部的诗学走向问题,而《佩

文韵府》的大规模收录却使这种原本流行于文学群

体间的话语转化为强有力的官方话语。当然,这肯

定与陆游诗歌的体量巨大有关,但他的出场率依旧

没有超过苏轼,表明《佩文韵府》收录诗句并不是

完全取决于诗人作品的数量。可以想见,查慎行虽

然没有直接与康熙皇帝的诗学观念发生冲突,但是

他在实际执行《佩文韵府》纂修工作的过程中,却

在一定程度上注入了自己的诗学观念。如此一来,

推崇唐诗但不排斥宋诗的康熙皇帝的诗学话语就与

推崇宋诗但又重视唐诗的查慎行的诗学话语实现了

某种程度的融通。一旦这两个关键人物的诗学话语

22 铜仁学院学报 2023 年

第28页

被证明能够融通,那么其他参纂者的诗学话语即便

有冲突,但基本也可以达成平衡。当然,这样的平

衡过程肯定更复杂,值得继续深入细致的探索。

四、效果:官方诗学话语的积极模式

纵观有清一代,官方在文化领域施加影响的模

式无外乎两种:一种是对有利于统治的文化话语进

行推广,典型的手段是拉拢文士组织修书,这不失

为一种积极的影响模式;一种是对不利于统治的文

化话语加以禁止,典型的手段是兴起“文字狱”并

禁毁书籍,这则是一种消极的影响模式。《佩文韵府》

的纂修是清代官方诗学话语的一次集中表达,也很

好地体现了官方诗学话语的积极影响模式。根据现

有材料来看,《佩文韵府》主要通过三种途径发挥积

极影响:第一,《佩文韵府》的纂修活动作为一个话

语事件,它本身就是对官方诗学话语的有力宣传,

参纂《佩文韵府》既被视为一种荣誉也被视为对参

纂者能力的认可,清代有相当数量的诗歌、传记、

墓志、地方志都对相关人员参与编纂《佩文韵府》

的经历津津乐道。第二,康、雍、乾三朝,尤其是

康熙朝为犒劳参纂者与乾隆朝为鼓励献书者而进行

的赐书活动,也被视作一种荣誉为各种文献反复记

载,这又是一种扩大《佩文韵府》影响的形式。第

三,不少文献都记载了《佩文韵府》的刊刻、销售

情况,而刊刻、销售使得官方诗学话语在《佩文韵

府》的流通过程中逐渐产生影响,它是《佩文韵府》

可能发挥广泛影响的最重要形式。

在康熙皇帝亲自主持下精心刊刻的初印本,到

乾隆中叶尚有大量库存。乾隆三十九年(1774),永

珹等在一份关于内府藏书的清查报告中说:“惟预备

查用陈设之书……现在存积甚多。又有自康熙年来

臣工陆续奏进之书,向例不在通行之列。如《佩文

韵府》,现存一千九十余部。”[14]191 福隆安在另一份

报告中又提到:“此项《佩文韵府》,原有一千九十

六部。”[14]194 可见此书虽然名噪一时,但由于种种原

因,初刊本的流传并不算广。由于《佩文韵府》的

初刊本流通并不顺利并导致大量的库存积压,乾隆

皇帝遂有意进行细致的市场调查以便将这些书籍顺

利出售。永珹等提议说:“臣等公同商酌,请将前项

书籍,无分外进内刊,凡数至一千部以上者,拟留

二百部……概予通行,俾海内有志购书之人,咸得

善本。”[14]191 但这样的大书造价既已不菲,售价当然

不会太低,导致这批《佩文韵府》并没有出现海内

有志购书之人争相购买的热潮:“再,查此书共计八

百九十六部,自本年五月奏准发售之日起,迄今仅

售去四十四部。”[14]196 永珹的报告写于乾隆三十九年

五月十一日,福隆安的报告写于乾隆三十九年六月

二十六日,相隔一个半月,共售出 44 部,福隆安用

一个“仅”字暗示了这项生意的惨淡。

乾隆皇帝想把内府藏原刊本《佩文韵府》销售

出去是后来的事,一开始还是以鼓励需要者自行印

刷为主。据素尔讷《学政全书》卷四载:“乾隆三年

奉上谕:从前颁发圣祖仁皇帝御纂经史诸书,交直

省布政使敬谨刊刻,准人刷印,并听坊间刷卖。”[15]19

可见乾隆皇帝非常鼓励民间自行刷印、翻刻。其中

内府藏《佩文韵府》与《拾遗》也进行了重新刊刻,

并且乾隆皇帝还命令将书版“存贮书局”:“至内廷

书籍,外间士子无不群思观览。照从前颁发《御选

语录》等书之例,将武英殿各种书籍,交与崇文门

监督存贮书局,准令士子购觅,以广见闻。”[15]20 另

外,《学政全书》还载:“武英殿有存贮书籍十九种,

俱系从前臣工遵旨刊刻之书。其书版存贮各省臣工

之家,亦应开单行文各省督、抚,转行各该处,听

坊贾人等广为刷印。并准其翻刻,以广流传。”[15]20 以

上种种推广、鼓励政策,可谓细密周祥。如此一来,

民间所见《佩文韵府》的版本也就日益增多。

据丁仁《八千卷楼书目》卷十三记载,八千卷

楼所藏《佩文韵府》有苏州刊本、广州刊本、石印

本三种,《拾遗》有京板本、广东刊本、石印本三种。

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卷五自叙购书经历时

提到:“书凡五种……索白镪六十四金,急欲归之,

而议价再三,牢不可破,卒以京板《佩文韵府》相

易,贴银十四两,方得成此交易。”[16] 从黄丕烈和丁

仁的记载可知,《佩文韵府》和《拾遗》都有“京版”,

第 6 期 黄金灿:《佩文韵府》的纂修与清代官方诗学话语的建构 23

第29页

这应该是指北京坊间印刷的版本,不是指内府初刊

本,因为内府初刊本由于相对更加珍贵难得,清人

提及时一般都会特意强调。

至于最早的广东刊本当是始于番禺人潘仕成,

金武祥《粟香随笔》卷六载:“潘氏所刊有《佩文韵

府》《海山仙馆丛书》,又石刻、碑帖百数十种,皆

称于时。”[17] 史澄《广州府志》亦载:“(潘氏)好刻

书帖,尝翻刻《佩文韵府》一百四十卷,《拾遗》二

十卷。”[18] 邱炜萲也提及:“《番禺县志》称潘德畬方

伯重刻《佩文韵府》,嘉惠士林,欲读中秘书者,皆

得家置一编,洵巨观矣。亦其时沪上未传泰西照相

石印法,故殿版大集,难于赀购,若今时之《佩文

韵府》不过六十整册,藏之巾箱而已足矣。”[19] 据上

可知,潘仕成重刻的《佩文韵府》就是广州刊本,

而所谓“石印本”乃是以“泰西照相石印法”印制

的版本,这种方法印制的书籍更易携带、价格也更

低廉。

石印本的出现使《佩文韵府》的流传更为方便。

据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记载:“石印书籍始于英

商点石斋,用机器将原书摄影石上,字迹清晰,与

原书无毫发爽,缩小放大,悉随人意,心窃慕之,

乃集股创办同文书局……陆续印岀……《佩文韵府》

《佩文斋书画谱》……莫不惟妙惟肖,精美绝伦,

咸推为石印之冠。”[20] 可以想见,近代石印本的出现

非常有利于《佩文韵府》的传播。虽然后来《佩文

韵府》的价格已经下降,但还是有人因为各种原因

不愿意购买,例如战乱。据吴仰贤《小匏庵诗话》

卷五记载:“同治甲子春适贵阳,值黔中久乱,无人

购求书籍。《佩文韵府》价祗十金,客无顾问者,以

其艰于驮载耳。”[21] 此例表明,由于战乱期间运输不

便,导致《佩文韵府》这样的大书即便价格大降也

无人愿意购买。

更重要的是,《佩文韵府》作为一部韵书型类书,

它并不太受重视根柢之学的大学者青睐。例如曾国

藩在与袁芳瑛的书信中说:“尊处广搜群籍,如遇有

殿板诸善本及国朝名家所刊之书,凡初印者,概祈

为我收买。惟《佩文韵府》《渊鉴类函》等,向非所

好,不必购之,此外殿板书初印者,多可取也。”[22]

康、乾二帝非常重视的《佩文韵府》,一向谨慎的曾

国藩却对其流露出轻蔑之意,主要是因为它属于与

根柢之学相冲突的被视作“兔园册子”的类书。另

外,《佩文韵府》虽可作为考试参考书,但由于部头

太大,举子们真正使用的却是《佩文诗韵》这样简

便易携的册子。正如《应试诗法浅说》所言:“韵书

所收字数,详略不同……《佩文诗韵》出,乃集韵

学之大成,应举定本,恃此为指南矣,他本未可为

据。”[23] 因此,若是单从刊刻流传的情况来判断《佩

文韵府》的影响,很自然会得出它的影响并不太大

这样的结论。不过,通过刊刻流传情况来判断它的

影响并不是本文全部目的,本文更想通过这种考察

进一步展示官方诗学话语发生影响的积极模式:这

种积极模式除了通过将修书、赐书塑造为一种荣誉,

藉以达到宣传效果外,还主动将修成的书放进流通领

域,让市场的供需来决定它的影响,官方在这里只是

扮演一个鼓励者与推广者的角色,接受与否的主动权

还是掌握在受众手中。

综上所述,《佩文韵府》的纂修活动在清初兴起

的知识的穷尽式集中浪潮下展开,它既是这一浪潮

下的产物,又是对这一浪潮的强化,它的问世是清

朝官方文化话语全面渗透到文学尤其是诗学领域的

有力证明。纂修《佩文韵府》作为一个实践活动,

其开展过程也是多重诗学话语的融通过程,在这个

过程中个体虽然行动受限但仍有发挥主体性的空

间;而纂成的《佩文韵府》作为一个官方诗学话语

载体,较为集中地体现了传统个体诗学话语的官方

化,此时的官方对传统诗学表达模式有整合、集成

之功。纂修《佩文韵府》还是一种官方诗学话语发

挥影响的积极模式,纂修活动本身作为一个话语事

件,已经对官方诗学话语产生了很好的宣传贯彻作

用,刊刻流传过程也并没有太多官方权力的强制介

入,个体仍有选择刊印或不刊印、购买或不购买的

主体性。从《佩文韵府》纂修所体现的官方诗学话

语建构情形可以看出,官方话语本身也具有积极因

素,而个人在多数情形下都有保持自身主体性的可

24 铜仁学院学报 2023 年

第30页

能。这样的认识或许不仅可以作为王汎森先生传统

文化“无主体性”说的补充[1]430②,甚至也可以视作

对福柯权力话语理论的修正,这与后期福柯对“合

法—对抗”二元对立模式的自我反思也是一致的。[24]

注释:

① 按:《全集》点校者将“王百禄所增《书林事类韵会》”

标点作“王百禄所增《书林》《事类》《韵会》”,析一为

三,误。

② 王汎森先生认为:“我的观察是国家不干涉你时,或国家

不干涉的范域中,人们的文化活动可以非常繁华、非常

绚丽,可是当国家要来干涉时,往往变得毫无主体性。”

(见《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从《佩文韵府》纂修人员尤

其是查慎行维持主体性的努力与刊刻、销售时书商与购

书人选择的自由度来看,即便是在清官方全程“干涉”

的官修图籍范域,人们的文化活动仍然可以具有相当程

度的主体性。所谓“干涉”,包括消极阻碍与积极干预两

种模式,在前一模式下个人仍可尽力坚守自我,而后一

模式为文化主体性预留的空间更是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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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转 35 页)

第 6 期 黄金灿:《佩文韵府》的纂修与清代官方诗学话语的建构 25

第31页

赋与诗用典异同论

辛 梓 1,2

( 1.桂林医学院 国际教育学院,广西 桂林 541199;

2.广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

摘 要:用典作为文学重要写作方法之一,在赋与诗中呈现出不同面貌。早期用典是从辞

令论说的语言艺术到文学写作手法的迁移。文人用典在赋与诗中的差异,主要体现为赋始举事、

诗好化言两方面。南北朝赋与诗的用典之异,是用典方法和文体需求带来的不同。前者体现为

赋繁与诗简的不同典面,后者体现为赋典多类义体物、诗典多代言写志。及至庾信用典集前代

之大成,从典故本身替代和证言的功能出发,重新诠释典故在赋与诗中的运用,从而使其赋与

诗之用典,都呈现出叙理与抒情统一的特征。

关键词: 赋; 诗; 典故; 引言; 引事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639 (2023) 06-0026-10

何为用典?萧子显《南齐书》称之“缉事”,萧

绎《内典碑铭集林序》谈“引事”,刘勰《文心雕龙》

定名为“事类”,钟嵘《诗品序》唤为“用事”,萧

统《文选序》曰“事”,颜之推《颜氏家训》称“事

义”。典故具体是如何使用的,刘勰在《事类》篇进

行了说明:“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

古以证今者也。”[1]1407 典故就是使用精炼的语言,援

引前人的成辞或事迹,浓缩凝炼在作品中,表达复

杂的情感内容。钟嵘《诗品序》谈宋末以来文人诗

用典,说“何贵于用事”[2]174,表达了对适时诗坛“文

章殆同书抄”[2]180 风气的批评,并指出胜语“皆由

直寻”[2]174。受钟嵘品评诗歌用典的影响,历来对诗

歌用典的研究较多。然刘勰《事类》篇中讨论用典

时所举之例,乃以赋为主,兼有它体,说明当时文

人创作代表性的用典,多集中体现在赋作之中。用

典实际上是以赋为寄托,进而得到广泛使用和发展

的写作手法。

近年来的典故研究,大多将研究视角放在典故

本体的研究上,或论语典,或论事典,多从作品本

身出发,论用典方式、典面及典源等,对赋与诗用

典之异却少加区分。需知本同末异,针对不同文体,

作者在使典入赋、诗时,也会因体制宜,将之改易

成不同面貌。笔者主要讨论赋的用典方式,从赋与

诗用典异同的角度,考察赋典与诗典的差异发展和

不同文体需求,兼考量赋之用典对诗之用典有什么

影响。

一、赋始举事,诗好化言

早期文人在赋与诗方面对典故的选择,主要表

现出“赋始举事,诗好化言”的特点。这是由文体

与语典、事典的不同适应性所决定的。用典最早并

非用于文学创作,而是用来说明卦爻辞或训诫,刘

勰在《事类》篇中云:

昔文王繇《易》,剖判爻位。《既济》九三,远

收稿日期:2023-10-11

作者简介:辛 梓(1992- ),女,广西桂林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先秦汉魏六朝文学。

第25卷 第6期 铜 仁 学 院 学 报 Vol. 25, No.6

2023 年 12 月 Journal of Tongren University Dec. 2023

第32页

引高宗之伐,《明夷》六五,近书箕子之贞:斯略举

人事,以征义者也。至若胤征羲和,陈《政典》之

训;盘庚诰民,叙迟任之言:此全引成辞,以明理

者也。[1]1407-1408

在涉及语言文字的活动中用前人古事古辞,这

些是最早使用典故的例子。及至春秋战国时期,列

国大夫、纵横策士在外交问答和辞令论说中,也喜

用《诗经》中的句子表达意志,或是借用前代例子

来说明态度。这种赋诗言志、赋事叙理的方式,从

“引成辞”和“举人事”的概念上来说,同样属于

刘勰界定的用典范畴。在战国末年到秦汉之际,典

故运用逐渐进入文学创作。刘勰《事类》篇谈及文

人用典,云:“观夫屈宋属篇,号依诗人,虽引古事,

而莫取旧辞。”[1]1413 屈原和宋玉的楚辞,化用了很多

《诗经》中的句子,这与战国以来论说好引诗、引

事的观念有关。“莫取旧辞”则是通过艺术手法的加

工,使典故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是用典的方法之一。

又:“唯贾谊《鵩赋》,始用《鹖冠》之说,相如《上

林》,撮引李斯之书,此万分之一会也。”[1]1413 可见,

及至汉初,文人用典的情况虽不多,但几位代表作

家的用典已初现端倪,引诗、引事逐渐从辞令论说

转为文学创作的手法进入赋与诗,开始为文学创作

服务。

西汉时期总体用典数量不多,可以用来对比的

材料也不多,但仍存在一些差异,尤其表现在赋的

创作开始主动引事。贾谊赋、相如赋虽已有较多语

典和成段排比的事典,但引事只是开始进入赋这种

题材,总体使用情况不多,并没有成为一种固定的

习惯和共识。如司马相如《长门赋》几不引事,宋

玉《风赋》也仅用言。至东汉时期,班彪作《北征

赋》多写见闻,却又不离典故。事典、语典已在赋

中频繁交替出现,基本均匀地分布在篇幅中。如:

慕公刘之遗德,及行苇之不伤。彼何生之优渥,我

独罹此百殃?故时会之变化兮,非天命之靡常。[3]142-143

六句之中,语典、事典间杂交叠,借前人语慨

古人事,几乎每句都涉及典故。事典也不仅集中在

一处,而是多处分布。如:“忿戎王之淫狡,秽宣后

之失贞。嘉秦昭之讨贼,赫斯怒以北征。”[3]143 班彪

以历史观照现实,怒戎王和宣后失道,赞秦昭王的

能为。甚至末尾处“乱曰”也用圣贤书辞为己证,

说明“君子履信无不居兮,虽之蛮貊何忧惧兮”[3]144

的道理。相较于西汉赋的用典,东汉赋用典已经呈

现出比较成熟的面貌,典故开始大量入赋。在西汉

赋中初现端倪的事典,也从个性化的写作手法渐趋

成为一种共识。

西汉存诗较少,多以辞、歌为名,难以窥其用

典面貌。及至东汉,则可以看到较多的引诗化句的

用典。《古诗十九首》的抒情多化用《诗经》《楚辞》

语典,如《行行重行行》: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馀里,各在

天一涯。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胡马依北风,

越鸟巢南枝。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浮云蔽白

日,游子不顾反。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

勿复道,努力加餐饭。[3]409

其中“生别离”出自屈原《少司命》“悲莫悲兮

生别离”[3]467 句,表达作者离别之悲,“道路阻且长”

出自《秦风·蒹葭》“溯洄从之,道阻且长”[3]422 句,

指路远难能相见。“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句,

李善注:“《韩诗外传》曰:‘《诗》曰:代马依北风,

飞鸟栖故巢。’皆不忘本之谓也。”原诗题名为何已

不可考,但研读该句之意,可知其为旧辞翻新语,

化用而成。古诗中少见事典,仅《西北有高楼》中

“谁能为此曲?无乃杞梁妻”[3]410 句一例,引用了

春秋时齐国大夫杞梁之妻,在丧夫后无依无靠,以

代抒悲情。除此之外,并无他用。《古诗十九首》的

语典既有化成辞的,也有化意境的,且在化用时联

系前后,在原有典意的基础上作情感延伸。事典的

使用则少之又少。可见在两汉时期,诗中引事还是

一个比较少见的现象。

章太炎《国故论衡》说:“武帝以后,宗室削弱,

藩臣无邦交之礼,纵横既黜,然后退为赋家,时有

解散。”[4] 用典既上承前代的辞令论说而来,纵横家

入汉后一变为赋家,则用典更多出现在赋中,也是

一种语言艺术从口语到文学的迁移。引事是纵横家

第 6 期 辛 梓:赋与诗用典异同论 27

第33页

在论说中枚举事例的做法,赋家最初在赋体作品中

使用事典,也是得益于赋的篇幅巨大,能够更好地

安排内容丰富的材料。而诗歌篇幅有限,并且多直

接抒情达意,相较于间接委婉的事典,语典更适合

诗歌的需要,因此,诗歌多用语典。

两汉时期,文人用典渐成为创作趋势,赋和诗

为典故的使用提供了文学载体。文人对典故如何入

赋、入诗有自己的选择标准,将这个时期的赋与诗

的用典面貌,简单概括为“赋始举事,诗好化言”。

二、典面的赋繁与诗简

曹丕在《典论·论文》谈“诗赋欲丽”[3]720,提

出了重视文采的追求,而典故能使赋和诗在踵事增

华上更进一步。自建安、太康以来追求语言雅丽,

至元嘉文学雕琢山水,再到永明文学刻镂声律,用

典的适用性被不断提升。“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

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1]208 的

唯美文学观点被发扬光大。典故为赋和诗的创作提

供原材料,赋和诗同为文学创作的载体,都追求文

采和行文用韵的和谐,呈现的面貌却不尽相同。赋

繁与诗简的差异也体现在用典中,呈现出两个方面

的特征。

(一)赋典言事合一,诗典言事分离

赋的句式更自由,虽有对仗要求,但在形式上

更能灵活安排典面,因此多为引言兼引事。罗积勇

《用典研究》中将这种情况分成四类:(1)引言而

带出其事属引事;(2)引语不带出其事而带进当初

语境属引言;(3)引语而涉及事情属引言;(4)引

述事之语属引事。这四种用法在各类赋作中都很常

见,如具有代表性的江淹《恨赋》众事:

试望平原,蔓草萦骨,拱木敛魂。

至如秦帝按剑,诸侯西驰。

若乃赵王既虏,迁於房陵。薄暮心动,昧旦神

兴。别艳姬与美女,丧金舆及玉乘。置酒欲饮,悲

来填膺。千秋万岁,为怨难胜。

至乃敬通见抵,罢归田里。闭关却扫,塞门不

仕。左对孺人,顾弄稚子。脱略公卿,跌宕文史。

赍志没地,长怀无已。[3]235-236

“拱木敛魂”出自《左传》,李善注:“秦伯谓

蹇叔曰:‘中寿,尔墓之木拱矣。’”江淹引语并非要

引原事用来骂人指摘,只是借用当时秦穆公的口吻,

指出一种死后沉寂的现象。“秦帝按剑”,李善注:“秦

始皇太后不谨,幸郎嫪毐,始皇按剑而坐。”此处用

《说苑》载事,引述事之语兼引嫪毐乱政之事,指

出适时秦始皇对嫪毐的怒与恨来呼应主题,下文接

“诸侯西驰”指秦统一而六国合纵抗秦之事,两句

衔接又形成新的典面。“千秋万岁,为怨难胜。”用

语《战国策》,李善注:“楚王谓安陵君:‘寡人万岁

千秋之后,谁与为乐也!’”引语而涉及楚王感慨死

生的情形,切合《恨赋》所表达的主题。“赍志没地,

长怀无已。”用冯衍《显志赋》“赍此恨而入冥”[5]989

句,《与阴就书》曰:“衍年老被病,恐一旦无禄,

命先犬马,怀抱不报,赍恨入冥。”[5]978 此化用冯衍

语,同时也引冯衍不受任用之事,表达恐死有余恨

的仕途叹恨。通过截取语言而带出文字所包含的事

件,引言和引事同时进行,这种用典方法的叙事性

也更强,对所引对象的语言描述较诗更为细致,涉

及场景、语言、事件等多个方面,使赋典呈现出言

事合一的效果。

南朝文人诗以五言诗为主,兼有杂言。受到文

体结构和字数、句式的影响,典面不宜过长,需精

准凝炼,以语言浓缩精华又能传递情感为佳。典面

所表达的含义,需要结合全诗的抒情核心进行解读,

多在单句内完成用典,所以诗典一般单引言或引事。

此处同样以江淹为例,如《侍始安王石头》:

绪官承盛世,逢恩侍英王。结剑从深景,抚袖

逐曾光。暮情郁无已,流望在川阳。平原忽超远,

参差见南湘。何如塞北阴,云鸿尽来翔。揽镜照愁

色,徒坐引忧方。山中如未夕,无使桂叶伤。[6]99

“平原忽超远”用屈原《国殇》“平原忽兮路超

远”[7]47 句,“从坐引忧方”用曹丕《善哉行》“忧来

无方,人莫知之”[3]391 二句糅合为一句,都是以小

句为单位的精炼引语。亦有以联为单位的用典,这

种方式多化用他人句义,如“何如塞北阴,云鸿尽

28 铜仁学院学报 2023 年

第34页

来翔”联,《吕氏春秋·仲秋》:“仲秋之月,候雁来。”

高诱注:“是月候时之雁从北漠中来。”[8] 此用其义。

又“山中如未夕,无使桂叶殇”联,化用《招隐士》

首尾二句之意,皆将原本的典面,拆解后重新组合

成适合诗歌的句式。即使是错综复杂的事件,也尽

量以简单的名词进行替代,“参差见南湘”句“南湘”

用舜葬苍梧之野事,代指宋孝武帝薨,七月葬丹阳

秣陵县事。可以看出,诗典并未过多花费笔墨在概

括事件上,仅以地名、人名或某些特定事物作为替

代引事。由于五言字数和诗歌篇幅的诸多限制,诗

典用词含蓄,且单引语或引事,言事往往分离。一

般不会在典面后再追加论断,言不尽意,点到为止,

典故只作辅佐性质以助益诗歌的情感表达。

(二)赋典铺排造势,诗典点缀修饰

为支撑论点,说明道理,赋中举例常通过排比

方式引事,为论证增加说服力。这种大面积铺排成

段的引事方法,给人以文采斐然,气势磅礴的扑面

之感。这种排比引事自汉赋已有,至魏晋已成为赋

体常见的句式之一。魏晋时期文人赋用典,力求罗

列众事,甚至交错反复描写、使用同个典故,以事

套事、层叠出现,且所占篇幅也越来越大。如郭璞

《江赋》:

若乃岷精垂曜於东井,阳侯遯形乎大波。奇相

得道而宅神,乃协灵爽於湘娥。骇黄龙之负舟,识

伯禹之仰嗟。壮荆飞之擒蛟,终成气乎太阿。悍要

离之图庆,在中流而推戈。悲灵均之任石,叹渔父

之櫂歌。想周穆之济师,驱八骏於鼋鼍。感交甫之

丧珮,慜神使之婴罗。[3]189-190

郭璞举众事说明长江的自然之道与永世不衰的

活力,几乎一句一事。这种赋典的铺排效果,提升

了赋的风格气势,使语言表现力更强,说理气势更

足。这也使赋典中集合了大量的历史人物意象,具

有远超诗典的意象群。

诗典作为点缀和修饰,使用得当可使抒情的韵

味更悠长,具有曲折委婉、隐晦朦胧的效果。如阮

籍《咏怀》其六:

登高临四野,北望青山阿。松柏翳冈岑,飞鸟

鸣相过。感慨怀辛酸,怨毒常苦多。李公悲东门,

苏子狭三河。求仁自得仁,岂复叹咨嗟![3]323

第四联引人名、地名概指李斯、苏秦事,二人

皆因贪求功名遭祸身死,其经历让人反思。第五联

“求仁得仁”是孔子对伯夷、叔齐的评价。这两联

一前一后作比较,从而传达出了阮籍避世远祸以藏

身的态度,这是他处在魏晋之交的切身体验。阮籍

藉由两种不同的事迹比较,传达内敛克制的情感。

赋繁与诗简概括了不同文体典面的不同面貌特

征。赋的用典是面,多典论证一事理。诗的用典是

点,围绕一点抒情。赋典引辞举事并不深入,作者

以旁观者视角进行罗列,受篇幅限制较少,叙事性

较强。诗典传递作者情感而深入其事,典面更为凝

练,意象群趋向小范围的精准典故,更有针对性。

三、文体的客观与主观

文体本身的差异决定了赋和诗在用典上的差

异。赋和诗是两种独立的文体,但两者从出身上来

说又血脉相连,故在讨论时不可完全将二者割裂。

(一)敷陈与抒情的文体需求

班固《两都赋序》中说:“赋者,古诗之流也。”

[3]21 萧统《文选序》谈赋体,也说道:“至于今之作

者,异乎古昔,古诗之体,今则全取赋名。”[3]1-2 既

说是古诗之流,但又另称之为赋,这是为什么呢?

自汉以来的赋篇,都冠以赋名,实际上是将赋从“古

诗之流”的范畴剥离出来,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

古来文体独立,首先就体现在作品的命名中。如颂

体,自《诗经》中就有《商颂》《鲁颂》,到后来又

有屈原作《橘颂》等。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分

“八体”,这些文体在创作命名时都会有特定称呼的

“尾巴”。如论体,有贾谊《过秦论》、孔融《孝廉

论》、陆机《辩亡论》;书体有李斯《谏逐客书》、嵇

康《与山巨源绝交书》;等等。赋之名的独立出现,

说明赋已经有了一个较为固定的标准。再到后来刘

勰《文心雕龙》第六篇至第二十篇,对文体进行了

更详细的分类,其中都有“选文以定篇”的具体例

作。《诠赋》篇刘勰将之置于文体论的第三篇,一方

第 6 期 辛 梓:赋与诗用典异同论 29

第35页

面是考虑到赋和诗的关系,故置于《明诗》《乐府》后,

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刘勰对赋体独立地位的肯定。

挚虞《文章流别论》写赋从诗中的分离,有这

样一段内容:“赋者,敷陈之称,古诗之流也。古之

作诗者,发乎情,止乎礼义。情之发,因辞以形之;

礼义之旨,须事以明之。故有赋焉,所以假象尽辞,

敷陈其志。”[9]819 古代作诗以抒发情感,不超越道德

礼仪的界限,其内容是克制的,因此,诗需要“发

乎情、止乎礼义”。而为了满足表达和敷陈的需求,

从诗歌中分化出来的文体,就是后来的赋。赋与古

诗不同,能使人极貌写物,尽言尽意,通过铺排其

辞,承担了列举事例,进而阐明道理和志向的功能。

这两种不同的创作需求,赋予了典故不同的功能。

挚虞其后评诗、赋差异又云:“古诗之赋,以情义为

主,以事类为佐。今之赋,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

助。情义为主,则言省而文有例矣;事形为本,则

言当而辞无常矣。”[9]819 强调了诗歌的抒“情”核心,

指出典故作为写作手法,在诗歌中所承担的辅佐功

能。作者为了抒情言志而写诗,诗歌即是个人情感

寄托的对象。典故的使用是为了更好地助益情义的

抒发,而并不在其中占据主导地位。作者经由典故

串联起情感脉络,使诗歌前后圆融,最终回归己身,

抒发个性。对于后来的赋体,虽挚虞对其评价不高,

但也明确了铺排在赋体中的比重,即事物铺叙的篇

幅一般远超过情义的抒发。

既然明确了赋与诗在文体需求上存在差异,那

这种差异之于用典又有哪些影响?笔者认为从功能

上可以简单概括为:赋典类义体物,诗典代言写志。

(二)赋典类义体物

荀卿作《赋篇》第二十六以下五篇赋,每篇的

结尾处用“请归之礼”[10]310 “夫是之谓君子之知”

[10]311 “请归之云”[10]312 “夫是之谓蚕理”[10]313 “夫

是之谓箴理”[10]315 作为结语,分别对礼、知、云、

蚕、箴五个内容进行理论性阐述。宋玉《高唐赋序》

载楚襄王令宋玉作赋时言:“王曰:‘试为寡人赋

之。’”[3]265 《神女赋》也载:“王曰:‘若此盛矣,

试为寡人赋之。’”[3]267 《登徒子好色赋》中让宋玉

为己辩白时也说:“子不好色,亦有说乎?有说则止,

无说则退。”[3]269 楚襄王对宋玉提出要求,用现代汉

语简单概括,即“你来解释一下其中的道理”或“你

把知道的事情说出来听听”。可知宋玉作赋的缘故,

乃是进行道理的陈说。贾谊《鵩鸟赋》也说:“乃为

赋以自广也。”[3]198 就是用道理来说服自己。

陆机谈“赋体物而浏亮”[3]241,阐明了赋体铺排

陈事的特性。刘勰说赋“铺采摛文”,因而赋之用典

也受到这种特性的影响,成为说明的手段之一,更

重体察物事和叙理。一篇赋中,往往通过铺排事例

支撑论点,反复讨论说明观点。内容上先说什么、

再说什么,都经过了精妙的编排,逻辑上循序渐进。

如江淹《水上神女赋》开篇:

江上丈人,游宦荆吴。首卫国,望燕途;历秦

关,出宋都。遍览下蔡之女,具悦泣上之殊,未有

粉白黛黑,鬼神之所无也。[6]24

首段为神女的出场作铺垫,所写四地,皆古时

美女所出之处。随后反用宋玉《登徒子好色赋》《鄘

风·桑中》中写美女事的典故,称这些美女都不足

美。之后写与神女相遇时,曰:

窈窕暂见,偃蹇还没。冶异绝俗,奇丽不常。

青琴羞艳,素女惭光。笑李后於汉主,耻西施於越

王。[6]25

青琴、素女、李后、西施四人,相较开篇事典,

所蕴含的故事内容变得更为具体和丰富了。末段用

“嫔杨不足闻知,夔牙焉能委悉”[6]27。典面复又变

得紧凑。这种典故的先后顺序经过精心安排,循序

渐进。文体需求也使赋在体物时务求写尽,举例引

事时力求面广。江淹使史上众美女逐一与神女相比

而失色,进而说明神女之美。江淹赋在引事时,其

视角往往游离在事例之外,作为一个旁观者去引用

和描述,陈述客观事实,所写皆体物声色。典故几

乎完全没有涉及创作时的内心情感状态,也没有个

人志向的直接抒发。这一点与诗体的抒情性有很大

差异。总而概之,赋重体物,通过铺排引事以尽描

摹之态,进一步明晰概念,进行说明,阐述观点。

(三)诗典代言写志

30 铜仁学院学报 2023 年

第36页

自《诗经》以来,诗歌的抒情传统被不断发扬,

陆机谈“诗缘情而绮靡”[3]241 着重于“情”之一字,

诗歌作为最具有抒情内涵的文体,其抒情性需要藉

由文字传达。情之所至,辞之所发,这种特点也表

现在典故上。诗歌重叙个人感情,作者更藉由典故

背后所蕴藏的情感和故事,进行强烈的自我抒情。

虽六朝文学重整饬精雕,或有为救对仗而生硬用典

的情况。但总体而言,诗典由自内发,具有强烈的

个性化特点,以典传情,为自我代言,起到奠定诗

歌感情基调之用。

由于不同作者的作品各有其风格,故仍以江淹

的赋与诗为例分析。在江淹的诗典中,无论引事或

引语,皆起到对作品的核心情感推波助澜的作用。

如《感春冰遥和谢中书二首》其二:

暮意歌《上春》,怅哉望佳人。揽洲之宿莽,命

为瑶桂因。观书术不变,学古道恒真。若作商山客,

寄谢丹水滨。[6]112

此诗三处用典,屈原《离骚》有“惟草木之零

落兮,恐美人之迟暮”[7]4 句,江淹诗首句用其意。

“佳人”用屈原香草美人的意象指建平王,暮春之

时同草木零落之时,表达时机错失之意。又原句原

引“夕揽洲之宿莽”[7]4 句,宿莽遇冬不枯,江淹以

此喻馋人虽欲困己,己心性坚定不可改易。诗名所

寄的时节乃春天,江淹见春感发,所写内容却是秋

暮至寒冬的时节变化。加之美人与宿莽的楚辞意象

构成,皆传达出适时境遇与心境的不顺。建平王时

任荆州刺史,有求仙隐逸之志,作为幕僚的江淹则

借遥和之诗的口吻,传递出对建平王不思乘时进取、

建功立业的失望心情。句末用商山四皓的典故明志,

暗藏隐而未发的感慨——若为隐士,或反能得建平

王之青睐。无论是句中语典的情感抒发,或末句事

典的寄托向往,都围绕江淹怀才不遇的个人情感,

传递、诉说心境,典故是他抒情时的暂时寄托,并

非抒情的重点。

江淹的赋典重在写视觉听觉的所见所闻,然后

进行比较,对内心的体察较少。而诗典则围绕着言

志核心去抒发感情,借此达到一种为作者代言的功

能。诗典起到间接传情、含蓄写志的效果,能让情

感的表达更加委婉曲折。

(四)工具性与功能性的阅读体验

前文从创作者的角度去讨论文体需求不同带来

的差异,与之相对,文体不同,读者在读诗典和读

赋典时的切入角度也会不同。读赋典时,读者多会

循着典面铺陈的思路,思考用典精当与否。读者一

般能较直观地阅读到赋典的铺排,感受到这种铺排

带来的气势,但并不会去深究典故背后的含义。如

江淹《别赋》:

傥有华阴上士,服食还山。术既妙而犹学,道

已寂而未传。守丹灶而不顾,炼金鼎而方坚。驾鹤

上汉,骖鸾腾天。暂游万里,少别千年。惟世间兮

重别,谢主人兮依然。[3]238

排比中的每个事典都只是众事之一。读者能感

受到江淹这段内容所引,皆为服药求仙之事,用来

说明仙家之别情。这些是读者整体而直观的感受。

因此,赋典一般是工具性的,作为说明道理的一部

分引入赋篇。

读诗典时,读者通过解读诗典背后的含义,探

究作者想要传递的情感。哪怕只是一二字的典故,

读者都会去思考诗典所传达的信号,探究作者有什

么隐而未发的思绪。如江淹《从冠军建平王登香炉

峰》:“此山具鸾鹤,往来尽仙灵。”[3]319 此句“鸾鹤”

同样用洪崖先生和王子乔的典故。与读赋不同,读

者在读诗时就会从典故隐藏的含义切入,思考为何

会在写景时使用该典,是否为借景抒情,而江淹又

是否借此传递出他对仙人的向往,表达修仙隐逸的

志向等。诗典一般是功能性的,作为点缀和修饰出

现在诗作中,使情感不过于直露。从接受的角度来

说,赋与诗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阅读体验。

赋之重说理,与诗之求抒情的不同文体需求,

使相同典故在不同文体作品中起到不同作用,使原

本独立于历史的典故,同源不同体,展现出不同的

面貌。作者对典故的再创作,丰富了典故的功能。

概而言之,文体需求不同造成了典故的功能差异。

赋典作用于前后逻辑的串联和举例,以达到体物说

第 6 期 辛 梓:赋与诗用典异同论 31

第37页

明的效果。因此,赋典的叙事性强,但用典多只停

留于陈述其事、就事论事,并不会在事后传递什么

隐而未发的情感,故重在体物和阐述。赋典客观,

替代作者陈事体物,所叙所论大都无关作者的个性

心灵,更多的是一种共性价值取向或观点的陈述讨

论。诗典主观,重叙个人情感,借典故进行强烈的

自我抒情。无论引语或引事,诗典最终都会回归创

作者本身。其功能主要是为作者代言,为写志的核

心服务。

四、赋与诗用典的集大成

前文已从时代发展的角度论赋与诗用典之异,

本段则论赋与诗用典之同。刘勰《事类》评司马相

如《上林赋》时说:

相如《上林》云:“奏陶唐之舞,听葛天之歌,

千人唱,万人和。”唱和千万人,乃相如推之。然而

滥侈葛天,推三成万者,信赋妄书,致斯谬也。[1]1436

可见前人成辞故实出入文学创作,虽大都可归

为用典,但用典也有合适与不合适的分别。刘勰《事

类》篇云:“凡用旧合机,不啻自其口出;引事乖谬,

虽千载而为瑕。”[1]1432 这说明用典恰当则助益,失当

则减色。从评价优劣的角度来看,用典的手法在变,

对用典的评价标准也在变。

魏晋时期的文人用典已经发展得较为成熟,但

同样也存在一些问题。萧子显谈用典说:“缉事比类,

非对不发,博物可嘉,职成拘制。”[11] 可以看出当时

对用典的理解,就是要求对仗与博学。这种追求直

观体现在典故数量上。这个时期的用典受到文体观

念发展的影响,在诗和赋中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在

文人们的持续探索和尝试中,典故的功能也不断发

生改变。这也是笔者主要选择魏晋南北朝的文人作

品考察赋与诗用典之异同的原因。诗典以抒情为先,

赋典以叙事为主。但到后来,这种以文体作为区分

的方式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和批评。

无论是“胤征羲和”“盘庚诰民”或是春秋战国

时期的辞令论说,引言引事的本质是为了替代和证

言,这是典故最根本的功能。典故在进入文学创作

后,诗典以引言为主、引事为辅,大部分能很好地

围绕着诗的抒情主题得到应用。而赋典却在引事的

路上越走越远,甚至势走偏锋。刘勰《事类》篇谈

用典,多举赋为例,证明了赋中的用典更为当时所

看重,又曰:“是以综学在博,取事贵约,校练务精,

捃理须核,众美辐辏,表里发挥”[1]1427。

刘勰对用典提出了积累学问、用典简约、选取

精确和切合要理的四方面要求。但南朝以来对典故

的审美需求,却只取第一点,不加节制,在求“博”

路上渐行渐远,文人都好用典故以示自身博学。钟

嵘《诗品序》对此提出批评,曰:“夫属词比事,乃

为通谈。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

穷往烈。”[2]174 这种现象实为当时文人创作之通病,

赋和诗都大量堆砌典故,甚至为了使典故陌生化,

“必易一二字,不欲有同抄袭”[12]。这种单一的追

求趋势,忽略了其他方面的平衡,使典故繁杂、选

取失当、无法切中要理与核心,实际上损害了典故

的功能。赋的核心是“铺采摛文”以说理,当作赋

变成卖弄学识的方式,就会出现“文章殆同书抄”

的情况。无限制扩张的赋典,引事过多,导致作品

感情缺失,不加选择的典故喧宾夺主。赋之不像赋,

反成纯粹的咏史之流,这是错误的用典方式给作品

带来的伤害。

庾信是用典的集大成者,其赋典与诗典,相对

而言受到文体的影响较小。庾信用典把握住了典故

本身替代和证言的功能,这样一来就使赋典和诗典

在功能上趋近了。故进以庾信为例,略论赋与诗用

典之同。

庾信赋典打破了之前客体角度的叙理用典方

式,除了之前固有的引事叙理外,还大量引事说自

己的事情,加入了个人抒情。《哀江南赋》中所引事

迹,很多都能映照史实,或对应庾信自身经历。如:

拒神亭而亡戟,临横江而弃马。崩於钜鹿之沙,

碎於长平之瓦。[13]130

此以孙策丢戟弃马代指柳仲礼勇武却难挽颓

势,以巨鹿、长平两战落败之军代指梁军惨败。又:

若乃阴陵失路,钓台斜趣。望赤壁而沾衣,舣

32 铜仁学院学报 2023 年

第38页

乌江而不渡。[13]139

这句实是庾信言己同项羽一样找不到可走之

路,为躲避战事,在江岸边迷茫。又:

信生世等於龙门,辞亲同於河洛,奉立身之遗

训,受成书之顾托。[13]141

庾信此言己经历同司马迁,在江陵受父临终遗训。

可以看出庾信所用赋典,或能与自身的经历相呼应,

或能与时代进程相对照,抒写强烈的个人忧虑。

江淹也有遭逢人生不如意时的赋作,他贬谪吴

兴期间作《去故乡赋》:“切赵瑟以横涕,金燕笳而

坐悲。”[6]11 写悲伤的心理状态和行为,但并没有与

自身经历联系起来。又江淹《待罪江南思北归赋》:

“夫以雄才不世之主,犹储精於沛乡;奇略独出之

君,尚婉恋於樊阳。潘去洛而掩涕,陆出吴而增伤。”

[6]33 所写皆为背井离乡之事,但和他个人具体经历并

没有重合。江淹是遭贬离乡,而典源中的人物离乡

原因各异。江淹的引事偏向于发散性思维的延伸,

相较之下,庾信赋典则牢牢把握了个人情感、个人

经历这个核心。通俗一点说,江淹对典故的选择,

即当他因思念故乡感到伤心时,选择一个表达伤心

的典故,寻求情感中共性的部分。庾信则不然,庾

信引事经过了精心挑选,即当他发现历史上某个人、

某件事与他的个人经历相近,他便会以此为说,追

求典故与己身经历的映照。

庾信的诗典相较前人也达到了新的高度,和赋

相同,其诗也是叙理和抒情的统一。如《拟咏怀》

其四:

楚材称晋用,秦臣即赵冠。离宫延子产,羁旅

接陈完。寓卫非所寓,安齐独未安。雪泣悲去鲁,

凄然忆相韩。惟彼穷途恸,知余行路难。[13]231

这首诗几乎每句都在用典,“离宫延子产”指“子

产使尽坏其馆之垣”[14]1127 事;陈完奔齐,自称“羁

旅之臣”[14]267 等。庾信的引事,可以从字句间联系

到事典对象的具体经历。这种叙事性源于对典面的

铺排,以往多见于赋中,甚至向赋典“言事合一”

的方向趋近。在庾信之前,诗体的抒情性较强,而

叙事性相对较弱。江淹诗中也有排比引事的情况,

但与庾信有所不同。如《游黄蘗山》的四句:“秦皇

慕隐沦,汉武愿长年。皆负雄豪威,弃剑为名山”[6]117

表达一种因不得志而求仙的心境。“慕隐沦”“愿长

年”去修饰秦皇汉武,缺少对事件的描述,可见江

淹只是借秦皇汉武的名字,作为求仙心境的寄托对

象。江淹诗中事典的核心,仍是为了自我抒情。反

观庾信诗作在“言事合一”的同时,又不落抒情。

其诗末句“惟彼穷途恸,知余行路难”,对前文所引

子产、陈完、黎侯、重耳、孔子、张良等人事反向

用之,突出了“余”的存在。并且他认为只有遭逢

绝路恸哭的阮籍,能懂他的感受。前面部分几乎都

是叙事用典,却在最终回归了抒情。

在庾信之前的许多文人,对典故替代和证言的

功能把握失当,大都受赋与诗的题材限制,多用赋

说理、用诗抒情,这使得前人的赋典和诗典也都呈

现出与文体需求相结合的特色。庾信的用典统一性,

使他的赋与诗,都呈现出叙理与抒情统一的特征。

历来认为江淹《恨赋》用语使事视角独特,能

使古今共情而格外动人。但严格评价其用典之优劣,

这些历史故事,并没有起到作为典故所应有的替代

和证言功能。《恨赋》多段式排比的引事,除首段和

末段简单抒发对恨这种古今共情的感慨外,中间六

段皆为具体事件的铺排,另有两段是引言的铺排。

这种方式使“恨”的主题如排山倒海般反复呈现,

令人感受到“恨”之多与无奈,也增强了全赋的叙

事性。但考察几个事例作为典故的功能时就会发现,

虽然这些人物的经历,都表达了“恨”这种情感,

但秦皇霸业遭断、赵王被掳失位、李陵投降失节、

昭君和亲远嫁、冯衍罢官故里以及嵇康受诬入狱,

这些事件的具体情形,都很难与江淹的个人经历相

对照,即找不到这些典故所替代的对象。这些事所

欲证之言,也没有落实到具体的语句之中,使人找

不到作为叙事者的“我”的主体,更遑论个人观点

的表达。虽然典故使《恨赋》呈现出独特的气势和

面貌而为人称颂,但其用典并不能算标准而成熟的

用典。过多的叙述历史故事,反而使典故失去了替

代和证言的功能,淡化了主体表达,使引事像咏史

第 6 期 辛 梓:赋与诗用典异同论 33

第39页

之流,《恨赋》更似“恨史”之类。

与之相较,庾信的《哀江南赋》,即使篇幅庞大

乃至一段述引一事,却能做到古今对照,引古事用

申今情,这是因为庾信有选择地使用典故。陈寅恪

评价说:“兰成作赋,用古典以述今事。古事今情,

虽不同物,若於异中求同,同中见异,融会异同,

混合古今,别造一同异俱冥,今古合流之幻觉,斯

实文章之绝诣,而作者之能事也。”[15] “古典以述今

事”实现了今事以古事证言,“古事今情”说明古事

为今事替代抒情。而此情此景既是古今共有,最终

就引起了共鸣,既实现了赋典铺叙体物的功能,又

达到了抒情代言的目的,是用典的集大成者。庾信

的诗典也具备这样的特征,并不局限于赋或诗的文

体限制,而是将典故的替代和证言功能发挥到极致,

使之走向体物写志、抒情叙理的统一,可谓用典之

正宗。

五、余论

自秦汉以来,文人开始使典故入赋、入诗,初

步表现为“赋始举事、诗好化言”的面貌。在这之

后,对典故的理解和追求也在不断更新、发展。魏

晋南北朝时期尤重典故,赋典和诗典也呈现出赋繁

诗简的面貌,主要体现在“赋典言事合一,诗典言

事分离”和“赋典铺排造势,诗典点缀修饰”两个

方面。赋与诗的文体追求不同,赋体追求敷陈而诗

体追求抒情,这也反映在典故使用上,同时带来不

同的阅读体验。赋典是工具性的支撑材料,因此多

类义体物;诗典是功能性的寄托材料,为代言写志

服务。这个时期文人用典虽多,但还没有从典故本

身的功能去用典,并且过多引事反成时代通病,伤

害甚至限制了典故的发展。历经魏晋南北朝剑走偏

锋的追求,文人对用典功能的探索终于回归了典故

本体功能。庾信的作品是用典的集大成者,准确把

握了典故替代和证言的功能,用典精恰,使无论赋

或诗,都做到了抒情和叙理的统一。

诚然,赋与诗之用典,有同有异,都有其独特

的魅力。典故本身有历史沉淀的价值和含义,端看

作者需求为何。需求不同,使用方式也不尽相同。

赋和诗对典故有不同的文体需求,故赋典和诗典呈

现出不同的面貌。南北朝时期,文人创作通过用典

以示博学,同样符合当时的需求。因此,在对比和

评价时,并不能一概而论地评其好坏,端看从什么

角度去进行讨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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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2] 曹旭,集注.诗品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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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高诱,注.吕氏春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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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严可均,辑.全晋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10] 杨倞,注.荀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11] 萧子显.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908.

[12] 孙德谦.孙德谦著作集:九[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

社,2019:160.

[13] 倪璠,注.庾子山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14] 杜预,注.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正义[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5]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M].北京:生活·读书·新

知三联书店,2015:234.

34 铜仁学院学报 2023 年

第40页

Differences Between Fu’s Quotation and Poetry’s Quotation

XIN Zi1,2

( 1.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Guilin Medical University, Guilin 541199, Guangxi, China;

2.School of Liberal Arts,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541004, Guangxi, China )

Abstract:Quotation,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methods of Fu and poetry creation, presents different features in Fu

and poetry. In the early period, quotation is the transfer from the language art of rhetoric to the technique of literary

writing. The difference between Fu and poetry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fact that Fu likes to quote things, while

poetry likes to quote language. Later in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Fu and poetry is

the method of quotation and the need of literary style. The former is embodied in the complexity of Fu and the

simplicity of poetry. The latter is embodied in Fu’s use of quotation to describe the appearance of objects, and

poetry’s use of quotation to express one’s ambition. When it comes to Yu Xin’s quotations, it is the culmination of a

previous era. Starting from the substitution of quotation itself, and the function definition of testimony. His paper

reinterprets the application of quotation in Fu and poetry, and both show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unity of narrative

theory and lyric.

Key words: fu, poetry, quotation, quotation of things, quotation of language

(责任编辑 郭玲珍)(责任校对 肖 峰)(英文编辑 田兴斌)

(上接 25 页)

The Compilation of Peiwen Yunfu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Qing

Dynasty’s Official Poetic Discourse

HUANG Jincan

( Chinese Poetry Research Center,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0, Anhui, China )

Abstract:The compilation of Peiwen Yunfu provides a suitable field for contempl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official poetic discourse in the Qing Dynasty. It unfolded under the wave of “exhaustive concentration” of

knowledge that rose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It serves a product and an intensification of this wave. The unfolding

process brought about the fusion of multiple poetic discourses. Among them, the fusion of poetic discourses between

Emperor Kangxi and Zha Shenxing is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which demonstrates that individual cultural activities

can still have a considerable degree of subjectivity even in the realm of official \"interference\" in the whole process.

As a carrier of official poetics discourse, Peiwen Yunfu is quite a concentrated expression of the officialization of

individual poetics discourse. Its publication and circulation process did not involve too much official power,

reflecting a positive model in which official poetics discourse exerts influence.

Key words: Qing Dynasty, poetics, official discourse, Peiwen Yunfu, book compilation

(责任编辑 郭玲珍)(责任校对 肖 峰)(英文编辑 田兴斌)

第 6 期 辛 梓:赋与诗用典异同论 35

第41页

西域诗中的女性书写

——以《历代西域诗钞》《清代西域诗辑注》为中心

张亚华

( 新疆师范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7 )

摘 要:有关女性书写的诗作,在历代西域诗中占有较大的比重,但目前学界对西域诗中

的女性形象研究多聚焦于对其妆饰的阐释。以《历代西域诗钞》和《清代西域诗辑注》为中心,

以女性群体为研究对象,从整体上探讨历代西域诗中女性书写的内容和特点,不仅能够丰富女

性形象,而且对了解西域社会生活的本真亦具有一定的意义。

关键词: 西域诗; 女性书写; 社会风貌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639 (2023) 06-0036-09

在西域历史文化发展的进程中,由于种种原因,

虽然女性往往成为被大家忽略之群体,但她们在各

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以及巩固西域与中原的密切关

系中均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西域女性,无论是

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是在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中,都

曾留下华彩篇章。

目前学界前贤出版有关西域女性研究专著 3 部、

发表期刊论文 9 篇、学位论文 3 篇,研究成果较少,

且多集中于对西域女性妆饰的探讨,偶从整体上阐

释西域女性在文学和历史上的作用及内涵①。基于

此,笔者不揣翦陋,拟对《历代西域诗钞》(以下

简称《诗钞》)和《清代西域诗辑注》(以下简称

《辑注》)中的女性书写进行分析,深入探讨西域

诗中女性书写的内容和特点,进而窥见女性书写背

后所折射出的西域社会生活面貌。

一、西域诗中女性书写的内容

由吴蔼宸先生编辑整理的《诗钞》共搜辑从汉

魏迄明清各代内地诗人的西域诗 1000 余首,星汉教

授的《辑注》共收录清代 58 位诗人的 1111 首诗作。

据笔者统计,《诗钞》和《辑注》中关于女性书写

的诗歌共计 116 题 145 首②,虽仅占《诗钞》和《辑

注》的不到十分之一,亦可见西域诗中女性书写情

况之一斑。

(一)再现西域女性生活场景

西域女性生活内容丰富,她们在做女红的同时,

亦有多项娱乐项目。萧雄在其《听园西疆杂述诗》

中专作《妇女》四首,用诗笔描绘出西域女性的生

活状态,为我们了解清代西域女性的日常生活提供

了重要参考。如其一:

女儿一样辨妍媸,十二芳龄是嫁时。争奈玉肌

容易老,不关山色失胭脂。[1]236

诗后注语详细说明西域女性与中原女子一样,

均在乎自己的容貌,于芳龄十二时待嫁,二十岁之

后渐衰,因此,妇女寿命能够超过六十岁者甚少:

“妇女亦重颜色,非若夜叉国以丑陋为妍,雕题国

以花纹为妙也。平正清丽者尚多,惟西土生人,两

目深陷,最难秋水盈盈耳。光阴最早十二三岁,即

收稿日期:2023-06-26

作者简介:张亚华(1996-),女,河南西华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西域文献整理与研究。

第25卷 第6期 铜 仁 学 院 学 报 Vol. 25, No. 6

2023 年 12 月 Journal of Tongren University Dec.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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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生子,迨过二十,容颜渐衰,故女寿能逾六十者

甚少。”[1]236

萧雄《纺织》一诗中则为我们介绍了西域妇女

纺织棉花的场景:

木棉花下女郎多,摘得新花细马驮。

手转轴轳丝乙乙,不将粗布换轻罗。[1]250

作者在诗下的自注中不仅详细介绍棉花的种

植、采摘、交卖过程,而且将最后的落脚点放在“纺

织”上:“平定以来,种植如常,纺织之法,与内

地略同,惟器具稍异。土鲁番之盛行纺织,闻使于

林文忠公教化,并有所传纺车,皆呼为林公车。回

疆所出之布,汉人名为缠头布,纱粗而松,片厚而

疏宽,以中国一尺五寸为额,制衣虽温不耐久,每

尺价银约近一分。汉人用者少,除自供衣服外,向

皆运至哈萨克各外夷,以易牛羊骡马。《唐书》但

言于阗工纺绩,大约南路各城,皆仿之于后者。北

路无棉,且汉民妇女懒惰者多,皆不习纺织。”[1]250

让我们对纺织的方法、所用器具及布的质量、价格、

销路都有清晰的认识,为研究西域的棉花纺织与商

业活动提供了标本。

此外,蒋业晋亦在其诗《高昌布》中有“高昌

白氎草,织成赖女工”[2]62 句。白氎,即白叠,用棉

纱织成的布。《梁书·高昌传》有载:“(高昌)

多草木,草实如茧,茧中丝如细纑,名为白叠子,

国人多取织以为布。布甚软白,交市用焉。”[3] 由

此,蒋业晋诗中出现的高昌布可与史籍相互印证。

秋千,因具有制作简易,且不受空间的限制等

优点,除了深受内地女性的喜爱,亦是西域女性的

娱乐项目之一。萧雄在《嬉乐》一诗中再现西域女

性荡秋千的欢乐场面:

一架秋千索影微,风前摇扬彩霞衣。

由来此技传西域,怪底佳人爱奋飞。[1]250

诗下注语云:“秋千与内地同,彼中妇女,不

分贫富,不论时节,皆喜为之。到处竖有高架,宅

边有大树者,或即横木于枝以系绳。”可见,即使

在遥远的西域地区,秋千也是随处可见的娱乐设施。

萧雄以此入诗,颇令人耳目一新,仿佛是一副展现

西域女性在秋千上的绰约风姿的生动画卷。

(二)抒发作者思乡怀亲之情

思乡怀亲是诗歌创作中亘古不变的主题,诗人

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只身来到边远的西陲,

诗歌无疑成为他们情感寄托的载体。与此同时,思

妇、儿女、妻孥、孀母、家慈、娇女等字眼便频繁

出现在西域诗中。

《诗钞》共辑录两首女性诗人所作之西域诗:

汉代刘细君《乌孙公主歌》和唐代陈玉兰《寄夫》。

《乌孙公主歌》用骚体的形式表达刘细君远嫁异域

的举目无亲和孤苦无依,“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

为黄鹄兮归故乡”[1]1 句,凄婉哀绝,思乡怀归之情

油然而生。

由于《乌孙公主歌》耳熟能详,兹将陈玉兰的

《寄夫》迻录于左:

夫戍边关妾在吴,西风吹妾妾忧夫。

一行书信千行泪,寒到君边衣到无。[1]40

唐代女诗人陈玉兰是吴人王驾之妻,诗中丈夫

远征在外,妻子却在吴地。相隔两地,忧从中来。

妻子无时无刻不对守边丈夫担忧、关心与想念,一

个情感丰富的思妇形象跃然纸上。

“思妇”一词最早见载于宋玉之《高唐赋》:

“姊归思妇,垂鸡高巢,其鸣喈喈。”[4] 该“思妇”

为一种鸟。后曹植的《七哀》诗有“明月照高楼,

流光正徘徊。思妇高楼上,悲叹有余哀”[5]44,借“思

妇”来表达对远游在外丈夫的思念,更寄寓了自己

的身世之感。李白在《关山月》中亦提及“戍客望

边邑,思归多苦颜。高楼当此夜,叹息未应闲”[1]9,

将战士们想象中高楼上思妇的哀思表现得淋漓尽

致,与曹植所言有异曲同工之妙。岑参《初过陇山

途中,呈宇文判官》中“也知塞垣苦,岂为妻子谋”

[1]19,亦与曹植《白马篇》的“父母且不顾,何言子

与妻。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

死忽如归”[5]126 所表达的将士们不惜牺牲小家而以

身报国的壮志如出一辙。

至清代,颜检在《上元日》中有“当年朝罢归

来日,我亦怀柑遣细君”[2]285 句,星汉教授《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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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亦”句下注:“用传柑典。传柑,北宋时上

元夜于宫中宴近臣,贵戚宫人得以黄柑相遗,谓之

传柑。此处用典,只是说进入正月,不必拘泥‘上

元’。苏轼《上元侍饮楼上三首呈同列》:‘归来

一点残灯在,犹有传柑遣细君。’颜句本此。”[2]285

古代诸侯之妻被称作“细君”,亦作“小君”,后

用来指妻子。此诗洋溢着夫妻间的温情。黄濬在《春

分前四夕,月下闻雁》中云:“为问清砧思妇泪,

有无书信寄轮台。”[2]382 该诗在道光二十年作于乌

鲁木齐,借“思妇”来表达自己希望能够被早日赐

环的心愿。此后,雷以諴在咸丰九年由伊犁赴西安

途中所作《宿乌兔水有感》,有“却忆烹鸡墙角下,

空教百里泪盈眶”句[2]413,并在诗下自注“去时宿此,

妻冯氏手自烹鸡”,通过追忆过去,以此表达对妻

子的思念。岳钟琪作《军中夜雨答高夫人见寄之什》、

舒敏亦作《四月望日,艾协领仁布自京回伊得家书,

敬询家慈近况》抒发对家乡至亲的思念之情。

此外,三国魏左延年曾在《从军行》中借女性

现状来记述边地战争的频繁,百姓深受战争所害,

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苦哉边地人,一岁三从军。

三子到敦煌,二子诣陇西。

五子远斗去,五妇皆怀身[1]3。

作者从老翁的视角出发,介绍自己的五个儿子

均在战场厮杀,自身难保;家中五个儿媳皆身怀六

甲,从侧面反映出战事的紧张和残酷。

西域诗中关于女性书写的内容涉及女性的日常

生活,包括劳作与休闲两大方面。与此同时,“思

妇”这一词眼在西域诗中频繁出现,尽管在各个时

代背景下被赋予不同的内涵,也仍跳不出思乡怀亲

的情感内核。

二、西域诗中女性书写的特点

西域诗中的女性书写涉及昭君出塞、细君公主

与解忧公主和亲、“昌吉之变”“乌什事变”等多

个历史事实,可以做到诗史互证。西域诗中的这些

诗作,展现西域女性的刚毅精神和坚贞品质,一改

女性在诗歌中的幽怨形象,以此赋予女性立体化的

形象特征。另有不少西域诗篇敷演西王母、女娲、

封姨、青女、湘妃等众神的故事,亦有诸多当地的

女性传说以诗歌的方式流传下来。通过陈述历史事

实、敷演神话传说、化用典故等多种方式展现西域

诗中关于女性的书写,以此增强书写的纪实性和趣

味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女性书写的内容,为

我们了解西域的社会历史文化打开新的视角。

(一)纪实性

汉武帝时期,和亲作为一种稳固汉朝统治的政

治手段被频繁应用。唐代诗人戴叔伦曾讽刺娄敬提

出与匈奴和亲的建议“汉祖谩夸娄敬策,却将公主

嫁单于”[1]29,因吕雉的强烈反对,鲁元公主免遭嫁

入匈奴。而后来的细君公主、解忧公主、王昭君等

因地位相对低下,缺乏最上层人物之庇佑,便难逃

和亲之“厄运”。

王建《塞上梅》“昭君已殁汉使回,前后征人

惟系马”句[1]31,借生长在绝域梅花的寂寞来阐述王

昭君出塞和亲的幽怨,这种情感的交流互通更体现

出作者的悲剧意识;孟浩然《凉州词》亦提及“胡

地迢迢三万里,那堪马上送明君”[1]9,通过描绘胡

地的遥远,表达王昭君出塞的感伤,更透露出诗人

的痛惜之情;清人舒其绍于嘉庆七年在伊犁作“至

今悲汉武,枉自嫁乌孙”[2]182,并在句下自注:“地

界哈萨克,即古乌孙国也。年年贸易,经由此地,

恭顺为渍藩冠。”[2]182 作者认为,乌孙本身就很恭

顺,为何还要先后以刘细君和刘解忧两位公主嫁之,

带有一定的主观倾向,但在一定程度上用诗笔展现

出汉朝公主和亲的历史事实。

清代维吾尔族妇女在国家动荡之际,当叛贼侵

害自己家园时能够挺身而出,她们在强敌面前所展

现出的英勇无畏和同仇敌忾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与此同时,她们在维护国家统一和边疆稳定方面均

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萧雄在《妇女》其四中则

记述了年轻妇女罗尔把力的英雄气概:

百啭歌喉骤马骄,娇娃夜带雁翎刀。当年八百

朱颜妇,想见分防抗汉朝[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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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诗下自注云:

妇女亦善驰马,灵便者甚多。如塔尔纳沁之芨

芨台地方,有供差回目,名火家板儿的者,其妻名

罗尔把力,年三十余,能干有胆识。余过其地,曾

见其雪衣单骑,往邻居沙勿体家会事。其时贼焰初

解,野多豺狼,男子尚怯惧。彼竟提短刀,飞鞚长

歌,往返于十余里山隈沙碛之间,气亦壮哉。

按:古之八百媳妇城,亦在西域。《方舆类纂》:

八百大甸军民宣慰使司,东至老挝宣慰使司界,南

至波勒蛮界,西至木邦宣慰使司界,北至孟艮府界。

自司治北至云南省,三十八程,古蛮夷地,世传其

土酋有妻八百,各领一寨,因名八百媳妇。元大德

初,遣兵击之,道路不通而还,后遣使招附。元统

初,置八百等处宣慰使司。明洪武二十四年,其酋

来贡,乃立八百大甸军民宣慰使司,土司刁姓。[1]62

作者着意赞美维吾尔族妇女罗尔把力善于骑马

及其胆识过人的品质。萧雄曾在哈密芨芨台目睹罗

尔把力只身在雪地中骑马前往邻居家商量事宜,即

便贼乱刚平,野兽横行,路途艰辛,仍无所畏惧地

往返于山隈和沙碛之间。萧雄感触颇深,不由感慨

“气亦壮哉”。

诗人注语详细,征引前代著述,与诗作相互印

证。作者还在注语中介绍了八百媳妇城的得名缘由、

地理范围和元明时期对其采取的经略手段。有关“八

百媳妇城”的命名,各文献记载相左。《明史》载:

“世传部长有妻八百,各领一寨,因名八百媳妇。”

[6] 《新元史》则承袭其解释:“八百媳妇者,夷名

景迈,世传其长有妻八百,各领一寨,故名。”[7]

而当代学者段立生则认为,清迈(即《元史》中“景

迈”)是由八百个大小不同的城镇和村寨组成,每

个城镇或村寨的首领皆由妇女担任。从某种程度上

来说,这八百个首领应为清迈国王的媳妇,故名[8]。

很显然,萧雄对“八百媳妇城”的解释源于《明史》,

笔者更倾向于段先生观点,即八百个城镇和村寨的

首领皆由妇女担任,或这八百个首领为清迈王国的

媳妇,因此被称作“八百媳妇城”。

光绪五年,方希孟于乌鲁木齐作《秧哥》一诗,

有“我闻在昔昌吉变,血溅坡前起酣宴。乌什之乱

亦如之,此事堪为前者鉴”[2]430 句,“秧哥”即维吾

尔族妇女。其中,“昌吉变”为“昌吉之乱”,即

昌吉流屯遣犯暴动一事。《圣武记》载:“乾隆三

十有二年,屯官以中秋夕,犒诸流人,置酒山坡,

男女杂坐,醉逼流妇使讴……”[9] 因遣犯屯官趁置

酒集会,对流人妻女进行侮辱,屯官被当场杀害。

随后,千余名遣犯借此机会进攻乌鲁木齐,与清军

激战,后以失败告终,遣犯四散逃亡。《新疆乡土

志稿》因循《圣武记》作:“乾隆三十二年屯官以

中秋夕,犒诸流人,……此本境叛党详于《圣武记》

中。”[10] 二书均将此事发生时间定为乾隆三十二年。

星汉教授在氏著《辑注》中将“昌吉之乱”的时间

亦定为乾隆三十二年,均为沿袭《圣武记》中说法。

王希隆通过梳理《清高宗实录》《平定准噶尔方略》

等诸史料,考证出此事发生的时间为一七六八年,

即乾隆三十三年[11]。此外,《新疆图志》也提供有

力辅证:“乾隆三十三年八月十五夜,昌吉流人杀

屯官为变。次日报至时,兵皆散屯于外,城中兵仅

一百四十七人。大学士温福急率之以行。……贼遂

歼。”[12] 乾隆三十三年九月初九日,乾隆皇帝连发

两条谕旨:将昌吉戕害官员遣犯枭首示众,并严格

稽查在逃遣犯,毋致漏网[13]。随后,在九月二十日,

乾隆皇帝再次连发两条谕旨处置在逃遣犯,足以看

出清政府对此次事件的重视。值得注意的是,“这

些遣犯中大部分是重大刑事罪犯,他们的反抗斗争

有极大的盲目性和破坏性,在任何社会都是不能合

法存在的。因此,昌吉遣犯的斗争是孤立的,当地

农民既不能参加他们的行动,也不给予任何支援,

是理所应当的”[14]。

诗中所谓“乌什之乱”,即“乌什事变”[15]。

事变之初,叶尔羌阿奇木伯克鄂对之妻热依木随其

子鄂斯璊居住库车,闻“乌什事变”发生,即告知

库车大臣:当地百姓性情好效仿旁人做事,乌什既

叛,叶尔羌人尤多,担心其效仿乌什民众滋事。且

热依木了解自己丈夫性格懦弱,缺乏果断力,害怕

其被人愚弄。随后,热依木昼夜不停,驰行三千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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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抵达叶尔羌。叶尔羌民众已人心涣散,动摇可危。

鄂对束手无策,热依木便设酒招待众伯克:

众等欢忻而来,酒半,热依木忽大怒,……将

利害之处,详细开导,温言慰藉,许以不死。众皆

大喜,整酒欢饮,热依木复遣歌舞之回妇、回女,

将伯克、阿浑等灌之大醉。而使其心腹回目,一面

将各家器械查出,呈交办事大臣收库;一面将各家

马匹城外放牧者,悉驱之数百里外深山中放养。次

日,众等皆醒,无可奈何,惟听鄂对调遣而已。鄂

对日领伯克齐聚大臣衙署,起更始散,其地乃宁贴

无事。[16] 272-273

酒酣过半,热依木怒骂众伯克:昔日受皇帝恩

宠,今乌什逆乱,却欲与贼为谋,实为可恶。热依

木派人在门前看守,以防众伯克窜逸。为证实其无

反叛之心,众伯克答应将各家器械交出,任凭处置。

热依木一面分析其中利弊,一面温言慰藉众伯克,

遣众维吾尔族妇女为伯克等歌舞。待众伯克大醉,

热依木把各家器械收缴入库,并将各家马匹放养于

城外深山中,阻断其与外界的联系。众伯克酒醒后,

只能由鄂对调遣。最终,热依木凭借自己的智慧和

果敢避免更多人被蒙混欺骗误入分裂国家的歧途。

热依木对时局的明确判断和对众伯克的“处置”,

不仅维持了叶尔羌的安宁和平静,更维护了国家统

一。故无论何时,坚决维护国家统一与推进社会稳

定、长治久安才是正道。

其实早在“乌什事变”之前的平定大小和卓叛

乱中,热依木就展现出其非凡的气魄:“初,霍集

占既入库车,怨鄂对之不从己也,凡其亲属之未逃

者,尽行杀死,鄂对之妻热依木,亦为所执。霍集

占欲纳之,热依木不从,因将其二子一女掷于城下

扑杀之,囚热依木于城西高楼辱之,热依木越城潜

遁,匿于阿克苏城。”[16]269 在小和卓霍集占侵入库

车时,热依木不畏强暴,敢于反抗,直至越城“逃

跑”,藏匿于阿克苏。作者用诗笔展示“昌吉之变”

和“乌什事变”这一历史事实,具有较强的纪实性。

由此观之,西域诗中的女性书写,包括众多诗

人对前朝史事的叙述和对当朝历史事实的重新审

视,不仅能够补史之阙,亦能史诗互证,为我们研

究西域历史人物提供新的材料。

(二)敷演神话传说

西周时期,周穆王姬满西征昆仑山,西王母作

为西域历史上第一位影响较大的女性人物,以和平

使者的身份进入历史视野。他们二人的成功会晤,

第一次开辟了政府间的丝绸之路,具有重大的历史

意义[17]。此后,无论是在神话故事还是在诗词歌赋

等文学作品中,西王母这一人物形象不断被历代文

人所敷演。清代西域诗中,亦有诸多描写“西王母”

“女娲”“封姨”“湘妃”等众神的诗句,给西域

诗中的女性书写增添浓墨重彩的一笔。

和瑛于嘉庆七年在由京城赴乌鲁木齐途中作

“西母嵰山雪,平铺瀚海遥”[2]211,“西母”即为西

王母,曾与周穆王于瑶池唱和。“嵰山”即高峻的

山峰。尾联句“自怜冰氏子,肯向冶炉招”中,“冰

氏”又称“冰夷”,是古代神话故事中的水神。和

瑛以此入诗,用乐观昂扬的态度欣赏戈壁大雪,更

凸显出他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信心。

雷以諴《富八栈》“女娲抟土后,质性几人漓”

[2]404,借用女娲造人的神话传说来说明自从女娲抟土

做人后,这一带的百姓不去洗涤身上原有的泥土。

杨炳堃《土雨》载:“封姨善学娲皇戏,撒手能回

造化工”[2]334,“封姨”,即古代神话中的风神,“娲

皇”即女娲。作者巧妙借用封姨和女娲二神来表现

西域常年无大雨,或终年不下雨的自然现象,且往

往在草木萌动时伴着大风,风中携带着泥土,能使

得植物生长更加茂密。用“封姨学娲皇”,巧妙地

反映出作者对西域自然环境及物候的了解。杨炳堃

亦在《明霜》中提及古代神话的霜雪之神,即青女:

“青女晨妆向碧霄,剧怜边塞太萧条。”[2]334 借用

霜雪之神,极言边塞之萧条。嘉庆二年,舒敏于伊

犁作《芨芨草》四首,将芨芨草比作湘妃竹。其中

“湘妃泣尽竹成斑,绿蔼郊原木忍删”[2]166 句,极言

作者像芨芨草一般被泯没,在遥远的边塞无人赏识,

表现出其不被重用的感伤。

清代诗人在西域的贬谪生涯中,敏锐地捕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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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流传西域的故事,其中不乏以“贞妇”入诗者。

王曾翼《回疆杂咏》“一种贞心传异迹,天涯别有

望夫山”[2]136,并在“天涯”句下自注:“喀什噶尔

通乌什山阴道北,石似人形。相传昔有布鲁特头目

之子入山逐兽,迷踪不返。其妻追至此处,凝望号

泣,三日化而成石。”[2]136 “望夫石”的名称有多

处,早在南朝刘义庆的《幽明录》中便有记载:“武

昌阳新县北山上望夫石,状若人立。相传昔有贞妇,

其夫远役,远赴国难,妇携弱子,践送此山。立望

夫而化为立石,因以为名焉”[18],而后演化成人们

对坚贞美好爱情的赞美。在遥远的西域,依旧有“望

夫石”的传说。自注记载了此诗的本事:布鲁特首

领之子因入深山追赶猛兽而一去不返,其妻子化而

为石,也表现出诗人对贞妇的赞美。另有铁保作《柳

泉词》四首,记述维吾尔族妇女秉持贞洁,不畏强

暴,泪滴柳下,化而为泉:

其一

妾心清如泉,妾命薄如柳。

泉清濯柳根,弱质自长久。

其二

狞飙摧柳枝,柳折泉不竭。

滴滴大路旁,中有嫠妇血。

其三

或化鸳鸯冢,或作精卫石。

泪尽泉不枯,泉清心逾赤。

其四

回妇知守身,精诚化清濑。

采风经柳泉,谁能斥化外。[2]306

此诗嘉庆十七年作于喀什噶尔,作者在题下自

注云:“传有回妇不为强暴所污,泪滴柳下,遂化

为泉从树孔出。回妇秉贞,度越千古,是可记也。

作柳泉词。”[2]306 诗中把该维吾尔族妇女之心比作

清泉,而其命薄如柳,以此将该妇女敢于斗争的故

事娓娓道来。诗人还化用“精卫填海”的神话传说,

侧面烘托出女性的精诚不渝。

在历代西域诗的女性书写中,诗人不仅热衷于

以众多古代神话中的女性之神入诗,更有文献价值

的是流传在西域的贞节女性故事,这部分内容具有

较强的地域特色。即便很多故事已无从考证,但在

一定程度上为我们了解西域各地的社会文化提供了

新的例证。

三、女性书写与西域社会生活

置身于西域的文士,首先感受到的是当地社会

生活与中原地区的迥异。西域诗中所展现的女性外

貌、服饰、日常生活饮食和乡约乡规等,无疑是一

幅丰富的社会生活画卷,给更多没有涉身西域的人

带来直观感受,进而增强西域与内地的交往交流。

(一)外貌、服饰

对于女性形象的审视,最直观的感受即外貌服

饰。清人施补华《鸯哥行》即是典型代表:“鸯歌

十五工胡装,双吹辫发珠玉光。丰貂之冠孔翠饰,

锦衣璀璨从风扬。春山连绵眉黛长,举袖轩轩来慰

郎。”[1]169 “鸯哥”即“秧哥”,维吾尔族妇女的

通称。诗人从整体上概括维吾尔族女性工胡装、梳

双辫、戴翠饰、长眉黛。萧雄则在其诗中详细地介

绍妇女的服装、发式、配饰等:

翠袜凌波红绣鞋,青丝编发称身材。

迷离扑朔浑难辨,襟影双飘拖地来。[1]236(《妇

女》其二)

作者在诗下的自注中更加完整地展现西域妇女

的日常穿戴:女性服饰与男性服饰略同,只有里衣

腰不束带,衣服下垂更长,外衣圆领对襟。且长衣

颜色尤为艳丽,胸前两襟多使用杂色布帛,剪成二

卦象,分嵌于边作为装饰。或再通身刺绣,为团花

散花之类,此衣名为霞袢。最为重要的习俗是,妇

女满头留发,皆不梳髻而编辫。起初头发被分作三

两股,长过一尺后,则总编为一,用青丝缵线交织

编辫。此外,还介绍了西域妇女生性好光泽,施脂

粉,饰以耳环手镯。尤其酷爱珠玉,不以花朵作为

装饰,但戴绣金平顶大圆帽,与男子同式。……女

子走路,娴雅端正,凌波微步[1]236。与前文施补华所

述妇人好编辫、爱光泽相互呼应。

王芑孙则在《西陬牧唱词六十首》中着重介绍

第 6 期 张亚华:西域诗中的女性书写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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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西域女性的帽子:

峨冠五寸发垂垂,无扣貂褕称意披。

倭堕鸯哥好妆束,绛帏双枕灿金丝。[1]107

注语曰:妇女帽子顶部尖圆,中腰稍细,形似

半个葫芦。双辫垂下,束以红帛,不用珠缀,其曰

托恩者袍也。衣领无扣,袖平不镶,四围连纫。富

贵家用锦绣等布料,冬用貂枕,和内地相似。平常

人家多用金丝缎,且以两枕叠而用之。帷帐或青或

红,与内地相同[1]107。

通过梳理清代西域妇女的日常妆容配饰发现,

当代维吾尔族妇女承袭其好穿长衣、不束腰带、爱

编辫、施脂粉、酷爱珠玉、性好光泽等特征,且这

种特征一直被沿袭下来,这为考察西域女性装饰的

演变与发展提供了佐证。

(二)民俗风情

西域诗中亦有不少描写婚嫁习俗的篇章,其中

有不少女性打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

如福庆《异域竹枝词》“却嫌邂逅非嘉耦,诡向人

前说奉遗”[2]137,即述男女相互倾慕,径自成婚,却

假装在人前说遵循父母遣命而成婚。因男女比例失

调,“娶妇论财”便成为当地的风俗习惯,纪昀《乌

鲁木齐杂诗》“婚嫁无凭但论赀,雄蜂雌蝶两参差”

[1]83 句,描摹当地的婚姻习俗。

王芑孙则用诗笔记录了准噶尔部的婚礼过程:

“诵经结发妇随夫,细马驮来不用扶。珍重证盟羊

胛骨,定情昨夜在毡庐。”[1]106 诗下自注曰:“准

俗以羊马为聘,昏之日,婿至女门,女家讽喇嘛经,

婿与女共持一羊胛骨,拜天地日月。夫妇交结其发,

女家为开蒙古包以成婚。明日婿先归,别择日以娶

妇。新妇乘马至婿家,婿家亦讽喇嘛经。”[1]106 这

在《西域图志》和《西陲总统事略》中均有体现:

男女婚姻,以羊马为聘礼。婚之日,婿至女门,

女家讽喇嘛经。婿与女共持一羊胛骨,拜天地日月。

夫妇交结其发,女家为设蒙古包以成婚。明日婿先

归,别择日以娶妇。乘马至婿家,讽经亦如之。[19]

经比对,二者记载无大异,仅有细微差别。因

王芑孙未亲入新疆,其对西域的了解皆来自各文献

史料记载。准噶尔部婚俗中,以羊马作为聘礼,大

婚之日,新郎至新娘家,女方家诵喇嘛经。新人共

持羊胛拜日月天地。夫妇二人互相将头发交结,女

方家置蒙古包用来成婚。至第二日,新郎先行回家,

另择日娶妇。新娘乘马至男方家,亦诵喇嘛经。

此外,王芑孙亦在诗中描绘了维吾尔族的婚礼

习俗:“连襟报诺便烹羊,教主前头设誓长。绿毯

舁来扶上马,娇羞未肯拜姑章。”[1]107 自注则作了

更为详尽的介绍:“回俗男方邀媒氏(掌管婚姻之

事的人)至女方家,讨论提亲事宜。女方许可后,

则烹一只羊,藉之以绸,覆之以被,送女家后即为

订婚。娶亲前三天,男方宿女家而不入内。至第三

日,女家延请阿浑诵经,男方立誓于教主前。待出

嫁的女子坐于毡毯上,四人抬新娘出门,并将其抱

上马,到男方家先拜灶神,浇油于灶门,然后入房。

新娘不立即拜见公婆,经过半年或几年后男子簉室

入房,去新妇障面,则开始拜见公婆。”[1]107 作者

对维吾尔族议婚、提亲、订婚、迎娶、婚礼的过程

进行一一梳理,其对准噶尔部和维吾尔族婚礼的记

述,亦生动展现了西域的社会生活。

西域地区亦有诸多乡约乡俗规范着人们的行

为,如纪昀“秋来多少流人妇,侨住城南小巷深”[1]84,

即言遣户有妻者,秋收之后,多居住旧城内外,开

春耕作时才回去。清政府底定西域后,为了发展生

产,恢复经济,大兴屯田。“军机大臣等议奏:伊

犁、乌鲁木齐等处,前因新置屯田,需人耕牧,是

以于内地军流人犯内,酌其情节较重者,奏准改发”

[20],大量流人进入西域开垦种植。为了方便管理,

防止流人逃逸,清政府将流人集中在城南区。春耕

时,流妇便离开城南随夫农耕。纪昀在“多年无复

还乡梦,官府犹题旧里名”句下自注:“户民入籍

已久,然自某州来者,官府仍谓之某州户,相称亦

然。”[1]84 可见官府对户籍管理的严格性。

(三)节会盛况

西域诗中的女性书写,其中有不少诗篇通过节

会呈现出来。成书在《伊吾绝句》中展现哈密年后

依旧热闹非凡的景象:

42 铜仁学院学报 2023 年

第48页

走马儿郎手足鲜,靓妆少妇艳神仙。

莫教尘涴新衣帽,转眼风光过小年。[2]252

作者在“靓妆”句下自注:“回俗(维吾尔风

俗)男则鲜衣走马,女则盛妆出看,儿童击鸡卵为

戏。”“转眼”句下自注:“在过年后的数十日间,

歌舞盛饰如前,谓之过小年。”[2]252 由此得知,以

哈密为典型代表,西域各地在年后的十天,年味浓

厚依旧如前,男女皆盛装出游,好不热闹。

元宵佳节,火树银花,喧阗的长街更是女性的

聚集之地。纪昀《乌鲁木齐杂诗》“无数红裙乱招

手,游人拾得凤凰鞋”[1]99 句自注:“元宵节张灯结

彩,诸屯妇女均汇聚乌鲁木齐,遗簪堕珥,终夜喧

阗”。另有“琵琶弹彻明妃曲,一片红灯过彩楼”[1]99

句,进一步渲染元宵节的盛况,句下自注:“元夕

各屯十岁左右儿童皆扮竹马灯,演昭君琵琶杂剧,

亦颇可观”,以此展现妇女儿童均沉浸在节日浓厚

氛围里的非凡热闹场景。

通过对西域诗中女性装饰、婚姻习俗、节日盛

会、乡约乡规等的爬梳,以此了解西域社会背景下

的女性生活状态与心理。无论是女性的着装打扮、

热闹的婚姻场面,还是喧阗的节日盛会、约束人们

的乡规,都是当时西域社会生活的一个缩影,对我

们考察当地的社会生活风貌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四、余论

西域诗中关于女性的书写涉及日常的生活劳作

和娱乐等多个方面,且在书写中运用大量史实和神

话传说来展现女性群体的国家观、文化观和民族观,

使纪实性和趣味性相互交汇。西域诗中的女性书写

所呈现的外貌、服饰、生活饮食、节日活动和乡约

乡规等,都从一个侧面展示出当地的社会生活状况。

综上所述,女性群体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举足

轻重的地位,西域诗中的女性书写一改从前诗歌中

女性弱柳扶风、哀怨伤感之形象,她们乐观豁达、

果敢正义、生活丰富,以此展现多元、独立、自由

的女性群体,这固然与诗人所处的社会环境密不可

分。一方面,西域诗中的女性书写采撷女性群体生

活的不同场景,把女性置于西域的大环境中,以此

展现女性的独特魅力,丰富女性形象。因此,将女

性作为西域诗的研究对象,无疑增强了诗歌的审美

艺术追求和价值追求。另一方面,通过对西域诗中

女性书写内容、特点的阐释,展示西域社会生活的

方方面面,进而窥见女性在西域社会生活的全貌,

为西域文学和文献研究打开一个崭新的视角。

注释:

① 主要成果有:张晓妍:《唐代女性妆饰文化中的西域文明》,

中国纺织出版社 2021 年版,展现唐代女性妆饰文化的整

体形象、时代风貌和文化成因;仵婷:《吐鲁番晋唐时期

妇女妆饰研究》,西北师范大学 2017 年硕士学位论文,

系统呈现出晋唐时期吐鲁番地区妇女的妆饰,从侧面反映

出中古时期该地区的社会生活场景;高愚民:《从阿斯塔

那出土文物看唐代西域女子发式艺术》,《新疆艺术学院

学报》2014 年第 2 期,第 20-23 页,论述唐代西域女子的

不同发式展现出西域女性的社会地位、价值取向和审美观

念;袁延胜:《悬泉汉简使节往来中的西域女性》,《西

域研究》2021 年第 2 期,第 11-24 页,重点突出西域上层

女性在中原汉朝与西域各地友好关系中起到的作用;许维

薇:《西域女子形象对中国文学的贡献研究》,新疆师范

大学 2013 年硕士学位论文,考察西王母、细君公主、解

忧公主、冯燎、香妃等西域女子对中国文学的贡献;张吕:

《西域开发史上女性的历史地位及特点》,《石河子大学

学报》2005 年第 4 期,第 6-9 页,总结出西域女性具有较

高的历史地位与价值。

② 案:本文将西域诗中涉及女性形象的诗作及女性所作诗歌

均包括在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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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2] 星汉.清代西域诗辑注[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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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姚思廉.梁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811.

[4] 萧统,撰.李善,注.文选[M].清嘉庆重刻宋淳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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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页

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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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大学学报,2016(6):128-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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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刘义庆,撰.郑晚晴,辑.幽明录[M].北京:文化艺

术出版社,1988:183.

[19] 祁韵士,汪廷楷.西陲总统事略:卷一二[M].北京:

中国书店,2010:202.

[20] 佚名.高宗纯皇帝实录:“乾隆三十二年四月乙巳”条

[M].北京:中华书局,1986:619.

Female Writing in the Western Regions Poetry:

Centered on the Poems of the Western Regions in the Past Dynasties

and Notes on the Western Regions Poems in the Qing Dynasty

ZHANG Yahua

(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Urumqi 830017, Xinjiang, China )

Abstract:Poems written by women occupy a large proportion in the Western poems of all dynasties, but the

current academic research on the female image in the Western poems mostly focuses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her

makeup.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Poems of the Western Regions in the past Dynasties and Notes on the Poems of

the Western Regions in the Qing Dynasty, takes the female group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probes into the conten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oems written by women in the Western Regions as a whole, which can not only enrich the

images of women, but also has certain significance for understanding the truth of social life in the Western Regions.

Key words: the Western Regions Poetry, female writing, social appearance

(责任编辑 郭玲珍)(责任校对 肖 峰)(英文编辑 田兴斌)

44 铜仁学院学报 2023 年

第50页

【历史文化】

汉晋时期南中文明中心变迁

王 瑰

( 铜仁学院 艺术学院,贵州 铜仁 554300 )

摘 要:在西南夷以自在为主的历史发展时期,西南夷诸族在金沙江南北明显分别形成

了滇池和邛都两个较为突出的文明中心。汉开西南夷后,伴随着汉文明的进入、永昌郡的设

立,以及东汉初期以前断断续续的汉夷战争,滇池文明地位不断下降,永昌郡治不韦县以南

方丝绸之路枢纽中心的地位快速崛起为滇西文明中心,邛都则以其丰富的铜盐资源、优良的

农耕条件,吸引大量汉人进入,并以其控扼南丝路西线干道枢纽的区位优势,由邛都夷的文

明中心快速成长为西南重镇。东汉中期南中民族大起义,不仅摧残了邛都,也阻断了南丝路

西线干道,这时今滇东北的朱提地区因自身丰富的铜矿资源、良好的农业条件,以及南丝路

五尺道枢纽的区位优势,迅速崛起新的文明中心。在南中文明中心的这一系列变迁中,不难

窥见特定时代专属大宗矿产资源禀赋对文明的影响和塑造力量。

关键词: 南中文明中心; 滇池; 邛都; 不韦; 朱提

中图分类号:K2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639 (2023) 06-0045-11

味县,汉武帝开西南夷时设,两汉属益州郡,

诸葛亮南征后,改益州郡为建宁郡,将郡治由滇池

移于味县。唐初建石城,味县之名废,县治旧地位

于今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西郊。地理上看,味县处

于云南东部的偏中地带,北承巴蜀、东视贵州、南

临广西,素为控扼中国西南边疆的门户之地。《水

经注》云:“汉武帝……使县令南通僰道,费功无

成,唐蒙南入斩之,乃凿石开阁,以通南中,迄于

建宁,二千余里。”[1]770 建宁,即建宁郡,郡治味

县,所以《水经注》的这条记载反映出汉代唐蒙治

南夷道时,已经修通了今四川宜宾到云南曲靖的官

方道路。这条道路一般称为“五尺道”,在《史

记》的记载中,是秦时由“常頞略通”[2]2993 的,只

是当时开通了多少并不可知,其实常頞也不是凭空

而凿,因为古蜀晚期该条道路已经有所建设。[3]虽

然味县地区与古巴蜀地区很早就有文化往来,但却

并未最早成为南中的古文明中心,这从云贵高原石

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诸多考古中能够明显看出。但

是自诸葛亮移郡治于此到东晋初年,味县就迅速成

为集政治、军事、经济、交通、文化中心等于一体

的南中文明中心,直至南诏崛起,将南中地区文明

程度最高的西爨二十万户移至滇西永昌城,这个地

位才宣告最终丧失,前后垂五百年。但是,在味县

成为南中文明中心之前,南中地区已经经历了多次

文明中心的变迁,追索其变迁的轨迹与具体动力,

对于更好地认识中国西南边疆的历史发展与文明进

程有着重要意义。关于这个问题,学界尚未专门讨

论过,只是方国瑜先生在考察魏晋时期建宁郡大姓

第25卷 第6期 铜 仁 学 院 学 报 Vol. 25, No. 6

2023 年 12 月 Journal of Tongren University Dec. 2023

收稿日期:2023-01-11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西部与边疆项目“铜盐经济与中国古代西南边疆的形成研究”(19XJC770009)。

作者简介:王 瑰(1982-),男,四川成都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矿业开发史,西南地方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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