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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仁学院学报》202304期

发布时间：2023-9-08 | 杂志分类：其他

《铜仁学院学报》202304期

作者: 铜仁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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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仁学院学报》2023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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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仁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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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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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月刊 1983 年创刊 刊名题字：袁行霈 顾问委员会 （按姓氏笔画为序） 刘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 刘志伟（郑州大学）刘石（清华大学） 刘运好（安徽师范大学） 多洛肯（西北民族大学） 孙少华（中国社会科学院） 过常宝（河北大学） 陈引驰（复旦大学）李浩（西北大学） 李相东（凤凰出版社） 张福贵（吉林大学） 张国星（中国社会科学院） 张新科（陕西师范大学） 范子烨（中国社会科学院） 范玉刚（中共中央党校） 项江涛（中国社会科学报）项阳（中国艺术研究院） 郝青云（内蒙古民族大学） 胡阿祥（南京大学） 赵敏俐（首都师范大学）段超（中南民族大学） 徐正英（中国人民大学） 徐希平（西南民族大学） 钱志熙（北京大学） 郭晓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黄柏权（湖北大学）曹旭（上海师范大学） 韩晓东（中华读书报） 彭玉平（中山大学） 詹福瑞（国家图书馆）楼劲（中国社会科学院） 廖可斌（北京大学） 编辑委员会 （按姓氏笔画为序）主任侯长林 副主任 石 维 委 员田兴斌田黎星 皮坤乾 叶 丹 米小其孙向阳李洁杨建 张会幈 余 静 罗 静梁成艾 梁正海 龚 静 廖延林颜宝平 主 编侯长林 副主编 石 维张会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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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第 4 期（第 25 卷，总第 164 期） 【梵净古典学】（范子烨主持） 同声与定情：汉晋时代定情类诗歌的文本建构…………………………………毕京生（1） 两晋士人灾异文化认知试析 ——基于《晋书·五行志》之考察………………………………杨恩玉，潘嘉晖（10） 【大学之道】（侯长林主持） 大学教师课程权力：高校“金课”建设的着力点 ……………………………………………………… 曾维华，尚厚玉，罗正业（24） 【文学研究 • 欧阳黔森专栏】（孙向阳主持） 这边风景独好 ——读欧阳黔森新作《莫道君行早》………………………………… 王太军（31） 论《莫道君行早》的“三美”书写………………………………………………何婷（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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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本科院校深化科教融合育人的 ——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语言学研究】 高麻壮语音变研究……………………………………………………………… 杨正瑛（45） 论吴梅村“三行”诗对杜诗“三吏三别”的接受………………………谢菲菲，吴大顺（57） 【历史文化】 《中国历史地图集》明代贵州丹平、丹行二司区位献疑………………王浩淼，王大宁（64） 明代以来贵州油桐种植及现实启示……………………………………………曾議慧（76） 【经济学与管理学】 污染治理压力对生猪养殖户适度规模养殖的影响研究 ——基于四川生猪调出大县的调查……………………田文勇，毛昆，余华（90） 契约农业对农户家庭增收的作用机制与影响效果研究 …………………………………………………………陈治国，陈俭，范小倩（103） 虚拟耕地资源视阈下中国农产品贸易政策实施效果评价及路径优化研究 …………………………………………………曹冲，谢文宝，宋浩楠，袁国军（114） 期刊基本参数：CN52-1146\/G4﹡1983﹡B﹡A4﹡128﹡zh﹡P﹡¥10.00﹡300﹡12﹡2023-08 本期执行编辑：郭玲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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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ke-minded and Love Promise: Text Construction of Love Promise Poetry in the Han and Jin Dynasties ………………………………………………………………………………BI Jingsheng（1） University Teacher’s Curriculum Power: The Focal Points of Constructing “First-class courses” in Universities ……………………………………………Zeng Weihua, Shang Houyu, Luo Zhengye（24） The Scenery Here Is Unique: Reading Ouyang Qiansen's New Novel Mo Dao Jun Xing Zao …………………………………………………………………………WANG Taijun（31） A Study on the Phonetic Changes of Gaoma Zhuang Language ………………………………………………………………………YANG Zhengying（45） Questions about the Location of Danping and Danxing in Guizhou in the Ming Dynasty in The Historical Atlas of China …………………………………………………… WANG Haomiao, WANG Daning（64） Study on the Effects of Pollution Management Pressure to Pig Farmers’ Moderate Scale Breeding: Based on the Survey of Sichuan Pigs Callout Countries …………………………………………………TIAN Wenyong, Mao Kun, Yu Hua（90） JOURNAL OF TONGREN UNIVERSITY MAIN CONTENTS VOLUME 25, NUMBER 4, 15 Aug.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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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净古典学】 同声与定情：汉晋时代定情类诗歌的文本建构 毕京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北京房山区 102400 ） 摘要：定情类诗歌是古代文学史上重要的一类诗歌体裁，男性作家以女性作为抒情主人 公，以婚姻礼制为背景，通过不同的篇题和情节类型，描绘女性在爱情婚姻生活中的种种经历， 旨在实现对女性的讽谏。对于定情类诗歌的创作历程，在互文性场域之中，《定情诗》作为此 类诗歌的代表作，受到“底文”《同声歌》的影响，同时也作为“底文”影响着后世定情类诗 歌的创作。《乐府诗集》的编纂者凭借着极高的学术素养和高屋建瓴的学术眼光，准确把握住 了定情类诗歌的主旨要义，并将其归为定情一类。 关键词：《定情诗》；《同声歌》；互文性；《乐府诗集》；经典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639 (2023) 04-0001-09 定情类作品始于东汉张衡的《定情赋》[1]385-386， 后世颇多拟作，此类作品在古代文学史上属于一种 重要的体裁类型。从文体来看，定情类作品可以分 为辞赋、诗歌两类，前者以张衡的《定情赋》[2] 以 及陶渊明的《闲情赋》[3]153 为代表，学界颇多讨论， 而同类诗歌以张衡《同声歌》[1]178-179 和繁钦《定情 诗》[1]385-386 为代表，学界关注较少。定情类赋作通 常都是以男性的视角首先铺叙描述一段情思摇荡的 恋情，而后思绪突然回转，表现出对艳思的忏悔和 决绝，其书写模式可以用陶渊明《闲情赋序》“始则 荡以思虑，终归闲正”来概括；定情类诗歌则是从 女性视角出发彰显出不同的表现形态，首先自述恋 情或抒发对幸福美满婚姻的期待，接着描写被抛弃 的痛苦和忧伤。虽然诗赋的文体特征和叙事方式不 同，但本质上都渗透了礼教精神，值得注意的是， 不同的性别视角决定了劝诫对象和具体内容的差 异。通过定情类诗歌独特的女性视角，可以窥见汉 晋女性的生活图景，考察定情类诗歌在历代总集、 日用类书中的存录情况，探究其经典化的过程，或 许有助于定情类诗歌文本建构的深入研究，打开古 代女性书写研究这一扇重要窗口。 定情类作品分为诗赋两类体裁，二者的描写视 角和创作模式各不相同，就辞赋来说，可以从篇题、 内容和主旨三方面进行辨别，历代多有论述，已形 成共识，此不赘言。相对而言，定情类诗歌内容范 围的界定则尚无定论。 建安文学家繁钦《定情诗》作为最早以“定情” 名篇的作品，以此诗为切入点，分析此诗的内容主 旨，可为定情类诗歌的界定提供重要的依据。《定情 诗》全文如下： 我出东门游，邂逅承清尘。思君即幽房，侍寝 执衣巾。时无桑中契，迫此路侧人。我既媚君姿， 君亦悦我颜。 何以致拳拳，绾臂双金环。何以致殷勤，约指 一双银。何以致区区，耳中双明珠。何以致叩叩， 香囊系肘后。何以致契阔，绕腕双跳脱。何以结恩 收稿日期：2023-04-28 作者简介：毕京生（1994-），山东淄博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明清叙事文学。 第25卷第4 期铜仁学院学报 Vol. 25, No.4 2023 年 8 月 Journal of Tongren University Aug.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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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美玉缀罗缨。何以结中心，素缕连双针。何以 结相于，金薄画搔头。何以慰别离，耳后玳瑁钗。 何以答欢悦，纨素三条裙。何以结愁悲，白绢双中衣。 与我期何所，乃期东山隅。日旰兮不来，谷风 吹我襦。远望无所见，涕泣起踟蹰。与我期何所， 乃期山南阳。日中兮不来，凯风吹我裳。逍遥莫谁 覩，望君愁我肠。与我期何所，乃期西山侧。日夕 兮不来，踯躅长叹息。远望凉风至，俯仰正衣服。 与我期何所，乃期山北岑。日暮兮不来，凄风吹我 襟。望君不能坐，悲苦愁我心。 爱身以何为，惜我华色时。中情既款款，然后 克密期。褰衣蹑茂草，谓君不我欺。厕此丑陋质， 徙倚欲何之。自伤失所欲，泪下如连丝。[1]385-386 作者从女性视角出发，以第一人称的手法，描 写了一位女子大胆追求所爱之人，但最终被弃的爱 情悲剧。《定情诗》的思想表达与其独特的艺术建构 有密切关系，其中主要涉及两个问题：一是情节内 容的设计，二是句式结构的模仿。在诗歌情节方面， 《定情诗》最主要的特点在于对汉代张衡《定情诗》 的改造。《乐府诗集》卷第七十六《杂曲歌辞》张衡 《同声歌》： 邂逅承际会，得充君后房。情好新交接，恐栗 若探汤。不才勉自竭，贱妾职所当。绸缪主中馈， 奉礼助蒸尝。思为苑蒻席，在下蔽匡床。愿为罗衾 帱，在上卫风霜。洒扫清枕席，鞮芬以狄香。重户 结金扃，高下华镫光。衣解巾粉御，列图陈枕张。 素女为我师，仪态盈万方。众夫希所见，天老教轩 皇。乐莫斯夜乐，没齿焉可忘。[4]1075 我们试将《同声歌》拆分开来，与《定情诗》 加以对比： 1．邂逅承际会（《同声歌》） 邂逅承清尘（《定情诗》） 繁钦将男女相遇的过程由“邂逅承际会”改为 “邂逅承清尘”，一词之差，足以奠定二者不同的思 想基调。实际上，“邂逅”在两首诗中也有不同的含 义。“邂逅”一般认为语出《诗·野有蔓草》“邂逅 相遇，适我愿兮”，其意为《小序》所说“不期而会” [5]346，其实不然。在《同声歌》中，此句应取《诗·绸 缪》“今夕何夕，见此邂逅”之义，《传》“邂逅，解 说之貌。”[5]364 陈启源释云：“解缓而和悦，岂指初 昏之状与？”[6] 据此，“邂逅”应是形容新婚夫妇的 喜悦之情。“际会”一词，后人多认为是男女幽会之 意，此实大谬。《礼记》曰：“同姓从宗合族属，异 姓主名治际会。名著而男女有别。”注：“际会，昏 礼交接之会也。”[5]2787 在此处“际会”是指婚礼交接 之会①。而在《定情诗》中，“邂逅”为不期而遇之 意，“清尘”，《汉书·司马相如传下》：“犯属车之清 尘。”师古注：“尘，谓行而起尘也。言清者，尊贵 之意也。”[7] 曹植《七哀诗》“君若清路尘，妾若浊 水泥”[1]485 就是指男子。“邂逅承清尘”，意为偶然 遇到男子。可见“际会”和“邂逅”区分了男女相 遇是否符合礼法，也为后续女子的结局埋下伏笔。 2．得充君后房（《同声歌》） 思君即幽房（《定情诗》） 衣解巾粉御（《同声歌》） 侍寝执衣巾（《定情诗》） 《同声歌》开篇“际会”即点明诗中女子的身 份，是经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成婚的新妇，在 此伦理道德框架之下，妇人自言幸得充闺房之意， 并且整首诗以女性视角叙述描写男女新婚的性生活 过程，却不显淫逸之意。因为阴礼即规定“寝席之 交，然后有夫妇之际”[8]，于丈夫交欢是妻子应尽之 职，尽情性之极，然后才能夫妇一体，是为人伦之 始。② 但同样是表达女子以身相许的意思，因《定情 诗》中的男女是偶然相遇，没有婚姻契约的保护， 女子一见钟情便私定终身的行为，便难逃荡情之嫌。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确认《定情诗》与《同 声歌》具有“互文性”关系。互文性是指任何一个 单独的文本都不是独立的，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 与转化，被吸收与转化的文本称为“底文”[9]85。不 同文本的意义在与其他文本交互参照、交互指涉的 过程中显现，热拉尔·热奈特在《隐迹稿本》中所 2 铜仁学院学报 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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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一篇文本在另一篇文本中切实地出现”[9]19， 就是互文性，《同声歌》是《定情诗》的底文，《定 情诗》的内涵在与《同声歌》交互参照的过程中展 现得更为明晰。与《同声歌》相比，《定情诗》的写 作用意很明确，旨在以反面形象来教育女性，不要 淫逸荡情。但诗人没有采用刻板的说教，而是借助 女子视角，描述了一段不合礼法的恋情从开始到结 束的全过程。通过极具情感张力的描写和强烈的情 节反差，让读者真切感受到女子“举动自专由”的 不良后果，加深对真实的人性与人情的理解，从而 实现讽谏效果。对此，吴兢《乐府古题要解》有精 到的论述，他说：“右汉繁钦所作也，言妇人不能以 礼从人，而自相说媚。乃解衣服玩好致之，用叙绸 缪之志。……终而不答，乃自伤悔焉。”[10] 然于《同 声歌》，吴兢则曰：“右汉张衡所作也，妇人自言幸 得充闺房。愿勉供妇职，不离君子。……缱绻枕席， 没齿不忘焉，盖以喻当时士君子事君之心焉。”[10] 认 为二者都是女诫主旨，只不过，《定情诗》的主旨是 “言妇人不能以礼从人，而自相说媚”，而《同声歌》 则是“妇人自言幸得充闺房。愿勉供妇职，不离君 子”。显而易见，吴兢站在是否守“礼”的角度，对 两位女子的行为作了区分，符合诗歌的主旨要义。 《定情诗》与《同声歌》皆围绕婚姻之礼展开 讨论，与《定情诗》中“不能以礼从人”的女子相 比，《同声歌》中的妇人可谓是女性学习的楷模。《白 虎通义》认为，“夫”与“妇”，字音本身就暗含着 尊卑贵贱的意思，所以丈夫可以支配妻子的命运， 而妻子却不能对丈夫有不满表示：“夫有恶行，妻不 得去者，地无去天之义也。夫虽有恶，不得去也。 故《礼·郊特牲》曰：‘一与之齐，终身不改。’”[11] 《同声歌》中女子“勉供妇职，不离君子”“缱绻枕 席，没齿不忘焉”可谓完美地践行了礼法所规定的 内容。《定情诗》从反面论证了《同声歌》所表达主 旨的合理性，二者是为定情类诗歌中的同调变奏曲。 在句式结构方面，为了增加作品的文化内涵和 艺术效果，诗人还纳入了张衡《四愁诗》作为构建 “互文性”关系的“底文”。其实，《定情诗》和《四 愁诗》主旨内涵完全不同，其产生的历史背景也大 相径庭，但在《定情诗》中我们确实可以看到《四 愁诗》的影子。清仇兆鳌《杜诗详注》说：“繁钦《定 情诗》‘我出东门游’八句作起，‘中情既款款’八 句作结。前面‘何以致拳拳’两句一转者十段，后 面‘与我期何所’六句一转者四段。后四段本张平 子《四愁诗》。”[12] 除此之外，清陈沆《诗比兴笺》 说：“《定情》之作，必匪无病之呻。始合终睽，彼 凉我厚，君臣朋友，千载同情。渊明《闲情》之赋， 此导其前修；平子《四愁》之章，此申其嗣响。”[13] 清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说：“独创此体。郁纡心 烦，其言低徊。情深必不可拟，以拟作者不能出本 辞范围之外也。情，繁主薄《定情歌》能师其意。” [14] 清代三位学者在谈论《定情诗》时都提到了张衡 的《四愁诗》，认为《定情诗》并非繁钦首创，而是 模仿了张衡的作品。 《四愁诗》分为四部分，抒情主人公是男性， 他思念的美人分别在东、南、西、北四个方位的太 山、桂林、汉阳、雁门，诗歌每一部分都按照欲往 从之、远望伤之、互赠念之、路远忧之的次序展开 叙述。《定情诗》分为四部分，第三部分从“与我期 何所”开始，六句一段，一共四段，描写女子在山 的东、南、西、北四方等待恋人，叙事模式为赴约、 恋人不来、远望伤情，对照两个文本可以看到： 欲往从之梁父艰，侧身东望涕沾翰。……路远 莫致倚逍遥，何为怀忧心烦劳。 欲往从之湘水深，侧身南望涕沾襟。……路远 莫致倚惆怅，何为怀忧心烦伤。 欲往从之陇阪长，侧身西望涕沾裳。……路远 莫致倚踟蹰，何为怀忧心烦纡。 欲往从之雪雰雰，侧身北望涕沾巾。……路远 莫致倚增叹，何为怀忧心烦惋。（《四愁诗》） 与我期何所，乃期东山隅，……远望无所见， 涕泣起踟蹰。 与我期何所，乃期山南阳，……逍遥莫谁覩， 第 4 期毕京生：同声与定情：汉晋时代定情类诗歌的文本建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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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君愁我肠。 与我期何所，乃期西山侧，……远望凉风至， 俯仰正衣服。 与我期何所，乃期山北岑，……望君不能坐， 悲苦愁我心。（《定情诗》） 这种表述方式乃至语言句式的相似并非偶然的 巧合。张衡的《四愁诗》最早见于萧统的《文选》 卷二十九，序云： 张衡不乐久处机密，阳嘉中出为河间相。时国 王骄奢，不遵法度，又多豪右并兼之家。衡下车， 治威严，能内察属县，奸猾行巧劫，皆密知名，下 吏收捕，尽服擒。诸豪侠游客悉惶惧逃出境，郡中 大治，争论息，狱无系囚。时天下渐弊，郁郁不得 志，为《四愁诗》，效屈原，以美人为君子，以珍宝 为仁义，以水深雪雰为小人。思以道术相报，贻于 时君，而惧谗邪不得以通。[15]卷二十九，21-22 这篇序虽然不是张衡自己所写，但作为史序， 也准确地交代了《四愁诗》的写作背景、主旨以及 创作手法。 张衡在汉和帝永元（89—105）年间，被推举为 孝廉，永元十二年，应南阳太守鲍德之请，做了他 的主簿，掌文书。八年后，鲍德调任京师，张衡即 辞官居家。永初四年，张衡以公车特征拜郎中，升 任太史令。永和元年出为河间相。期间，永建元年， 汉顺帝刘保即位，政由阉宦，朝政腐败，上行下效， 社会积弊日渐明显，史臣评论说：“古之人君，离幽 放而反国祚者有矣，莫不矫鉴前违，审识情伪，无 忘在外之忧，故能中兴其业。观夫顺朝之政，殆不 然乎？何其效僻之多与？”[16]卷六，274 又曰：“孝顺初 立，时髦允集。匪砥匪革，终沦嬖习。保阿传土， 后家世及。”[16]卷六，282 就张衡来讲，目睹东汉“政事 渐损，权移于下”的政治局面，他曾上疏进谏以警 醒顺帝。自己既有济世之志，却又忧惧群小用谗， 难以实现，不免郁郁叹恨，《四愁诗》应是此种政治 气候下的产物。诗中的美人指君王，所谓“钟情美 人之意既明，则爱君之深亦自可推知”。[17] 但是，“四 愁”的含义不止于此，其另一层意思还在于愁自己 不争气，空怀报国之情却无法实现，从这个意义上 讲，“四愁”多少还带有自我嘲讽、自我反思、自我 劝诫的味道。正如《文选》所录《四愁诗序》中所 说：“时天下渐弊，郁郁不得志，为《四愁诗》，效屈 原，以美人为君子，以珍宝为仁义，以水深雪雰为小 人。”这在张衡的人生际遇中都可以找到现实依据。 《四愁诗》的叙事主人公为男性，通过对美人 的思念以及美人赠送信物等描写，侧面写出美人之 美好。当我们沉浸在对美人的遐想之时，主人公思 绪回转，告诉我们这终究是一场梦，与美人天涯相 隔难以相见，唯有暗自伤怀聊以自慰。于张衡而言， 如同《四愁诗》中的男子，愁苦实难排遣，但对现 实又无可奈何，在经历一番痛苦的挣扎过后，终于 还是得以从忧愁中解脱，繁华散尽，解甲归田，“超 埃尘以遐逝，与世事乎长辞”[15]卷十五，176，“苟纵心于 物外，安知荣辱之所如”[15]卷十五，177。几百年后的陶 渊明，似与张衡心有灵犀，对张衡的作品心有戚戚， 遂作《闲情赋》与之唱和。与张衡一样，陶渊明晚 年选择归园隐居，“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3]71 鉴 于相同的思想内涵，学者将《四愁诗》与《定情赋》 《闲情赋》等定情类辞赋放在一起理解是较为合理 的。《四愁诗》虽为诗歌，却与定情类辞赋有着相似 的内容、情节和主旨。值得注意的是，东汉张衡既 写《定情赋》，又写《同声歌》，前者开定情类辞赋 的先河，后者为定情类诗歌的创作奠定了基础，建 安时期繁钦创作《定情诗》，是对张衡创作理念的全 面接受和发展，这也解释了为何《四愁诗》会成为 “底文”出现在《定情诗》中。 总集的选篇以及分类体现了编纂者对作品的理 解和一定的价值判断，从中可以看出当世的取舍、 好尚与标准。从现存文献来看，定情类诗歌在历代 诗总集中是一直拥有自己的位置的。《定情诗》《同 声歌》始见于南朝徐陵《玉台新咏》，此后宋代郭茂 倩《乐府诗集》、元代左克明《古乐府》，明代曹学 佺《石仓历代诗选》、冯惟讷《古诗纪》、梅鼎祚《古 4 铜仁学院学报 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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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苑》、钟惺《古诗归》、刘节《广文选》，清代李锳 《诗法易简录》，均有收录。其中值得我们关注的是， 《乐府诗集》卷第七十六不仅收录了张衡的《同声 歌》和繁钦的《定情诗》，还选有乔知之的《定情篇》、 施肩吾的《定情乐》以及杨方的《合欢诗五首》。从 后三首诗的篇题来看，似乎都应属于定情类诗歌。 说明定情的主题一直在文学创作中延续着，郭茂倩 是有相当的眼光的。 晋杨方的《合欢诗五首》同《同声歌》《定情诗》 一样，全诗皆为五言，每首或 10 句或 24 句不等。 吴兢《乐府古题要解》卷下云： 《合欢诗》，右晋杨方所作也。妇人言虎啸风起， 龙跃云俘，磁石引针，阳燧致火，皆以同声相应， 同气相求，我情与君，亦犹形影宫商之不离也。常 愿食共并根穗，饮共连理杯，衣共双丝绢，寢共无 缝裯，坐必接膝，行必携手，如鸟同心，如鱼比目， 利断金石，蜜逾胶漆焉。[10]卷下，60 这里实际上只谈到了《合欢诗》的前二首，未 及后三首。元代左克明《古乐府》、明代梅鼎祚《古 乐苑》亦收录《合欢诗》前二首，冯惟讷《古诗纪》、 陈祚明《采菽堂古选》、王闿运《八代诗选》等诗歌 总集辑录《合欢诗》时，则录为《合欢诗二首》《杂 诗三首》。本文只讨论《合欢诗》前二首。 整体来看，两首《合欢诗》的叙事模式、字词 运用都高度相同，第一首为 24 句，第二首为 22 句， 第二首缺失的两句，或是在传抄过程中散佚。两诗 通篇皆是以女子的口吻发表对男子忠贞不渝的誓 言，言之殷殷，情之切切。不禁让人疑惑，女子与 男子到底是什么关系？《同声歌》中的“际会”为 昏礼交接之会，说明诗中女子是新娘，但《合欢诗》 全文未提及与婚姻相关的字句，所以很难判断，这 是热恋中的女子写给男子的情书，还是妻子对丈夫 的宣誓。其实“合欢”二字已点明了场景和二人的关 系。何为“合欢”？萧统《文选》辑录陆倕《新刻漏 铭》：“合昏暮卷，蓂荚晨生。”李善注引周处《风土 记》曰：“合昏，槿也。叶晨舒而昏合。”[15]卷五十六，41 杜 甫《佳人》诗：“合昏尚知时，鸳鸯不独宿。”[18] 南 宋郑樵《通志》云：“合欢曰合昏，曰青裳，曰夜合。 其木似梧桐，枝弱叶繁，互相交结，……植之庭阶， 使人不忿。其叶至暮而合，故曰合昏。今人皆为之 夜合花。”[19] 据此可知，“合欢”也叫“合昏”“夜合” “夜合花”，是一种开花树木，形似梧桐，叶片和花 苞早晨展开、入夜复合在一起。合欢树的习性也暗 示了它象征着另一层含义，古时婚礼叫“昏礼”，而 “合昏”正代表合昏礼。《周礼》有言：“中春之月， 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 者，罚之。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贾公彦疏： “《诗》‘东门之杨，其叶牂牂。’《毛传》曰：‘男女 失时，不逮秋冬。’三星，参也，十月而见东方，时 可以嫁娶。又云：‘时尚暇务须合昬，因万物闭藏於 冬，而用生育之时，娶妻入室，长养之母，亦不失 也。’”[20] 仲春男女应行合昏礼，结为夫妇，篇题的 “合欢”即是此意。 明确了篇题，再来看诗歌内容，诗中女子提及 的所有意象，都是成对出现，比如宫与商，影与躯， 并根穗，连理杯，等等。两首诗都是以起兴的方式 开头，如“虎啸谷风起，龙跃景云浮”。汉刘安撰《淮 南子》有“虎啸而谷风至，龙举而景云属”[21] 之言。 《周易》：“云从龙，风从虎。”孔颖达疏：“虎是威 猛之兽，风是震动之气，此亦是同类相感。故虎啸 则谷风生，是风从虎也。”[22] 虎与风同类相感，风追 随虎。实际上，诗歌下两句解释了前两句，“同声好 相应，同气自相求。”丈夫是虎，妻子是风，两人同 声相应，同气相求，夫妻一体，是天作之合，《同声 歌》的篇题即是此意。两首诗从第五句到第十句， 即“我情与子亲”到“寝共无缝绸”，“我情与子合” 到“寒坐并肩毡”，表达了女子希望在生活方面跟丈 夫共用同物，如胶似漆。而从第十一句开始到二十 句，第二首到十八句，女子的期冀从日常物质生活 上升到精神层面，希望能与丈夫同呼吸、共进退，“子 静我不动，子游我无留”“子笑我必哂，子戚我无欢”。 两首诗最后四句，都表达了女子对“生有同室好， 第 4 期毕京生：同声与定情：汉晋时代定情类诗歌的文本建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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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成并棺民”的愿望。在女子看来，两人的感情已 经超越了生死，达到“合形作一身”，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的境界。这是女子的誓言，也是女子的期望。 试将《合欢诗》中的部分诗句与《同声歌》加 以对比： 思为苑蒻席，在下蔽匡床。愿为罗衾帱，在上 卫风霜。[4]卷七十六，1078（《同声歌》） 衣供双丝绢，寝共无缝绸。居愿接膝坐，行愿 携手趋。[4]卷七十六，1079（《合欢诗》） 可以明显看出《合欢诗》与《同声歌》的互文 关系。统观全文，不管是叙事模式还是思想主旨， 都有诸多相同之处。《乐府古题要解》对《同声歌》 的概括是“妇人自言幸得充闺房。愿勉供妇职，不 离君子”，《合欢诗》中的女子说“我情与子亲”“我 情与子合”，极言成对出现的生活物品，也是表达对 于新婚的喜悦和期待。而在生活中亦步亦趋地跟随 丈夫的步调，希望能做一个合乎贞顺、卑弱标准的 妻子，生而同室，死后同棺，正是“愿勉供妇职， 不离君子”的体现。如果说《同声歌》是从交欢之 职和后妃之德方面进行女子礼教书写，那《合欢诗》 就是“夫为妻纲”“妻为夫助”理论的完美诠释，二 者互为表里，一脉相承。《合欢诗》受到“底文”《同 声歌》的影响，通过不同的情节内容进一步丰富和 发展了《同声歌》中蕴含的礼教内涵。 定情类诗歌的余波及于唐代，出现了施肩吾的 《定情乐》[4]卷七十六，1078 和乔知之的《定情篇》[4]卷七十 六，1077-1078。《定情乐》主要表现女子悲叹男子不怜爱 她，却没有批评之意，而是归结于是自己命不好。 诗末二句明显有模仿《定情诗》的痕迹： 敢嗟君不憐，自是命不諧。著破三條裾，却還 雙股釵。[4]卷七十六，1078（《定情乐》） 何以慰别离，耳后玳瑁钗。何以答欢欣，纨素 三条裙。（《定情诗》） “三条裙”是男子送给女子的定情信物；“玳瑁 钗”是女子送给男子以慰别离的念想，只不过玳瑁 钗到了唐代演变成了折股钗。相同的书写模式下， 两位女子应都是未婚而恋，女子的真情虽然感人至 深，但不合礼法的爱情，终究是得不到保障，难逃 被抛弃的命运，可见《定情诗》明显是《定情乐》 的“底文”，二者表达了相同的礼教意识。 对于《定情篇》，清代尹继美《诗管见》云：“《氓》， 淫妇见弃而自悔也，其初情志荡佚，故失身。其继 良心复萌，故知悔。夫女与士耽，固怀惭。士与女 耽，而且贰三其德，亦可耻。录此者所以并为男女 之防也。乐府杂曲如繁钦《定情诗》，乔知之《定情 篇》，与此同旨。”[23] 他认为《定情篇》《定情诗》同 旨，皆强调男女大防。如上文所述，《定情诗》确乎 说过女子不应涤荡情志，但其前提是《定情诗》中 女主人公没有进行婚礼，但《定情篇》开篇即说“共 君结新婚”，既是夫妇，又何来“男女之防”的“定 情”呢？在同情女子因丈夫负心而悲戚的同时，诗 歌前半段可以明显感受到妻子的愤懑、妒忌和不满 之情，正如钟惺所说：“妮妮缱绻却怨甚”[24]卷一，390。 “君念菖蒲花，妾感苦寒竹。菖花多艳姿，寒竹有 贞叶。”新婚相伴游园，丈夫被姿艳的菖花所吸引， 而妻子却以寒竹自绳，这是暗讽丈夫的不忠。“此时 妾比君，君心不如妾。”更是直白地写出了妻子对丈 夫的不满。从“君时不得意”到“世路妇难为”，谭 元春认为是“女流开口苦语”[24]卷一。从暗讽到诉苦 再到愤懑不平，从“庐江小吏妇，非关织作迟”到 “桂枝不须折，碧流清且洁”，中间叙述班姬、刘兰 芝、秋胡妇，下逮娼楼，凡男子之负心者，刺剌不 休。但妇人娇妒至此，必自情深，“赠君比芳菲，爱 惠常不歇。赠君比潺湲，相思无断绝。”钟惺评论说： “前段已怨极矣，此复说向情好上，潦倒淋漓，无 聊无赖，妙甚妙甚，非深情人不能读。”[25] “妾有秦 家镜，宝匣装珠玑。鉴来年二八，不记易阴晖。妾 无光寂寂，委照影依依。今日持为赠，相识莫相违。” 这里“秦家镜”的出处为秦嘉《赠妇诗三首》其三： “何用叙我心，遗思致款诚。宝钗可耀首，明镜可 鉴形。”吴兆宜注引《北堂书抄》：“秦嘉《与妇徐淑 书》曰：‘今致宝钗一双，价值千金，可以耀首。’ 6 铜仁学院学报 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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淑答曰：‘未奉光仪，则宝钗不设。’又：‘顷得此镜， 既明且好，世所希有，意甚爱之，故以相与。’淑《答 书》曰：‘今君征未旋，镜将何施？明镜鉴形，当待 君至。’”[25] 妾有明镜鉴形，来年二八，寒来暑往， 妾岁已晏，徒有明镜，照影依依，今日相赠，以作 念想。意即男女分手时归还信物，表达了对丈夫不 忠而导致婚姻破裂的无奈和失望。 由上述可知，定情类诗歌皆以婚姻礼制为理论 背景进行阐释创作，侧重于对人性与人情的深度理 解与表达，“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男性作家 以女性作为抒情主人公，篇题方面，虽各不相同， 但都喻指婚恋场景；情节类型方面，通过不同的叙 事曲径，以逸荡的情思描绘女性在爱情婚姻生活中 的种种经历，通过极具情感张力的描写，让读者感 同身受，特别是女性群体，加深对真实的人性与人 情的理解，实现作家作品与读者之间的心灵共感， 从而实现“检逸辞而宗澹泊，始则荡以思虑，而终 归闲正”的讽谏效果。 值得关注的是，《乐府诗集》是现存最早将定情 类诗歌辑录为一类的诗总集。定情类诗歌由于其篇 题和叙事模式的特殊性，与闺怨诗、弃妇诗有较大 差异，不能笼统地将三者归为一类看待，通过《乐 府诗集》的辑录可以看出，郭茂倩确实看到了其中 的差异。《同声歌》《定情诗》《合欢诗》三首诗题下 引了《乐府解题》，《乐府解题》即唐代吴兢的《乐 府古题要解》，此书是最早对于《定情诗》及其同类 诗歌的主旨做出准确概括者，后代多沿袭其观点， 郭茂倩或是按照《乐府古题要解》的观点，按图索 骥，将几首定情类诗歌选录归类在一起，这给学者 理解《定情诗》提供了重要的路径。郭茂倩《乐府 诗集》正是通过选集作品、解释作品体现其对文学 经典的独到见解。从《定情诗》诞生的三国时期到 宋代，历经数百年，郭茂倩作为总集编纂者，凭借 着极高的学术素养和高屋建瓴的学术眼光，准确把 握定情类诗歌的主旨要义并将其归为一类，无疑具 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历代诗总集，例如左克明《古 乐府》、梅鼎祚《古乐苑》等皆照搬《乐府诗集》中 的分类方式辑录定情类诗歌，显示出对于《乐府诗 集》编纂理念的认可。时至今日，学界对于定情类 诗歌的探索依然是沿着郭茂倩《乐府诗集》所开辟 的道路前进。 总之，文学作品在后代的经典化重塑，是文学 史中普遍存在的现象。“经典化意味着那些文学形式 和作品，被一种文化的主流圈子接受而合法化，并 且其引人瞩目的作品，被此共同体保存为历史传统 的一部分。”[26] 以定情类诗歌为例，由于时代久远， 其最初面目已不得而知。如同我们无法看到一个千 百年前的城市，只能通过展览馆中的照片影像和后 人的描述在脑海中建构对它的印象，而收录定情类 诗歌的类书，可以说是保存了这些最为珍贵的资料。 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七十六《杂曲歌辞》收录张 衡《同声歌》、繁钦《定情诗》、乔知之《定情篇》、 施肩吾《定情乐》以及杨方《合欢诗》，与《文选》 赋设“情”类不同，《乐府诗集》没有写明分类依据， 很容易忽略作者在选编总集时隐含的内在逻辑。以 《定情诗》为线索，将《定情诗》与《乐府诗集》 所录诗歌进行文本对照分析，郭茂倩作为总集编纂 者，对定情类诗歌的主旨要义进行了准确的把握， 并将其归为一类，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与此同时， 类书作为官方意志的体现，为梳理定情类诗歌在历 代的流传接受情况提供了宝贵的材料。通过类书辑 录的女性器物，勾勒出一幅幅描绘古代女性生活图 景的画卷，由此得以窥见那个时代的社会结构、家 族制度以及封建礼教在女性精神层面以及具体生活 中的体现。 由今观古，回望千百年前这些描写女性的诗歌 和女诫，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封建礼教之下被规训的 女性群像，而且能深深体味到那些在妇德规范之下 的深闺女性对情感的渴望、幻梦和叹息。古代女性 由于较低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需要家庭的庇护 才能得以生存，女诫类作品正是基于这一现状，对 第 4 期毕京生：同声与定情：汉晋时代定情类诗歌的文本建构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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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进行教化。虽然说女诫和定情类诗歌存在某些 畸形的女性观念，不值得肯定，但就那个特定的时 代而言，与其说是作家试图以封建礼教束缚、规范 女性，倒不如说他们希望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能够 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社会处境，处理好两性问题， 获得幸福，是一种善意的提醒，同时也体现出汉魏 六朝直至唐宋时期，女性书写的礼教本质，折射出 一个时代的女性命运和社会女性观。 注释： ① 《同声歌》中“邂逅”和“际会”二词的释义，可参考许 云和《张衡〈同声歌〉：一部用诗歌形式写成的女诫》，《文 学遗产》2012 年第 1 期，第 34 页。 ② 同上，第 37 页。 参考文献： [1] 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 局，1983． [2] 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北京：中华书 局，1958：769． [3] 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 153． [4] 郭茂倩，编．乐府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 [5] 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正义．毛诗正义[M]．北 京：中华书局，1979：346． [6] 陈启源．毛诗稽古编：卷六[M]．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 85 册：424． [7]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2589-2590． [8] 刘向．列女传[M]\/\/太平御览：卷五四一．北京：中华书 局， 1960 ：2453． [9] 蒂费纳·萨莫瓦约．互文性研究[M]．天津：天津人民出 版社，2003． [10] 吴兢．乐府古题要解[M]\/\/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 局，1983． [11] 陈立，撰．吴则虞，点校．白虎通义疏证：卷十[M]．北 京：中华书局，1997：467． [12] 杜甫，撰．仇兆鰲，注．杜诗详注：卷九[M]．北京： 中华书局，1979：766． [13] 陈沆．诗比兴笺：卷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39． [14] 陈祚明，评选．李金松，点校．采菽堂古诗选：卷七[M]．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2019：99． [15] 萧统，撰．李善，注．文选：卷二十九[M]．宋尤袤刻 本文选．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 [16] 范晔，撰．李贤，注．后汉书：卷六[M]．北京：中华 书局，1965． [17] 吴小如，等．汉魏六朝诗鉴赏辞典[M]．上海：上海辞 书出版社，1992：31． [18] 彭定求，等，编．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卷 二一八[M]．北京：中华书局，1999：2290． [19] 郑樵，撰．王树民，点校．通志二十略[M]．北京：中 华书局，1995：2017． [20] 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十四[M]．北京： 中华书局，1979：733． [21] 何宁．淮南子集释：卷三[M]．北京：中华书局，1998： 174． [22] 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正义．周易正义：卷一[M]．北 京：中华书局，1979：16． [23] 尹继美．诗管见：卷二[M]\/\/续修四库全书：第 74 册．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35． [24] 钟惺，谭元春，编．唐诗归：卷一[M]\/\/辽宁省图书馆藏 陶湘旧藏闵凌刻本集成：第 110 册．北京：中华书局， 2015． [25] 徐陵，编．吴兆宜，注．玉台新咏笺注：卷一[M]．北 京：中华书局，1985． [26] 斯蒂文·托托西，讲演．马瑞琦，译．文学研究的合法 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43． 8 铜仁学院学报 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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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ke-minded and Love Promise: Text Construction of Love Promise Poetry in the Han and Jin Dynasties BI Jingsheng (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Fangshan District 102400, Beijing, China ) Abstract: Love promise poetry is an important poetry genre in th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Male writers usually took women as lyrical heroines, described women's experiences in love and marriage through different topics and plot types in the background of the marriage etiquette,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satire on women. In terms of the creation process of love promise poetry, Love Promise Poems, as a representative in the inter-textual field, were affected by the normal form Like-minded Poem. In addition, it also affected the creation of love promise poems of later generations as a normal form. Relying on his high academic accomplishment and strategic academic vision, the compiler of Yuefu Poetry accurately mastered the gist of love-promise poems, and classified them into the category of love promise.. Key words: Love Promise Poems, Like-minded Poem, intertextuality, Yuefu Poetry, classic （责任编辑郭玲珍）（责任校对肖峰）（英文编辑田兴斌） 第 4 期毕京生：同声与定情：汉晋时代定情类诗歌的文本建构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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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士人灾异文化认知试析 ——基于《晋书·五行志》之考察 杨恩玉，潘嘉晖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东济南 250100 ） 摘要：关于两晋时期的灾异，学界已多有探讨，然而鲜有从灾异文化视阈着眼。灾异文 化根源于先民对“巫”的原始认知，后逐渐发展为包罗万象的文化集群，且具有时间性、地域 性、种族性、阶层性等诸多特点。循此理路，对两晋时期灾异文化的探讨，主要侧重从当时的 “士人群体”角度出发。两晋“士人群体”具有“向死忧生”之特性，这使得两晋士人的灾异 思想与灾异文化理念独具个性。通过分析士人所作相关文献（以《晋书·五行志》为主）的内 容来源、叙写模式、内容类型以及文本价值，发现这一时期士人灾异思想的主要内容为“天谴 灾异”说、“阴阳五行”论和“崇天自然”观。基于此，可进一步概括出两晋时期士人群体灾 异文化理念的主要内容及其特点。 关键词：两晋；灾异；灾异思想；灾异文化；士人群体 中图分类号：K2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639 (2023) 04-0010-14 关于两晋时期的灾异，近年来，学界已多有探 讨，细分之，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文 献方面，这类研究主要探讨正史《五行志》的笔法、 内容及其文本价值，以为《五行志》正名；第二， 政治方面，这类研究主要分析中古时期政权（关涉 两晋，后文不赘）与灾异现象之间的双向关系，体 现君权对灾异的利用以及灾异对君权的限制；第三， 思想文化方面，这类研究主要研讨中古时期灾异观 的形成、发展及其影响，并兼论蕴涵其中的士人的 生命意识与生态观念。综观前贤卓论，笔者发现， 现有的研究成果虽对两晋灾异有了较为深入的探 讨，但与此同时却产生了研究模式固化的弊病。对 两晋时期灾异的探索，不应仅局限于以上三个方面， 我们仍可基于此作更进一步地挖掘。因此，笔者不 揣浅陋，试从灾异文化视阈入手，以两晋这一灾异 多发的时期和“士人群体”这一特殊阶级为着眼点， 着重分析这一时期“士人群体”之特性与士人对灾 异的叙写及其认识，并基于此概括出这一特定时期 士人群体的灾异文化理念的主要内容及其特点。相 关疏漏不当之处，祈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灾异文化”概述与两晋“士人群体”特 性简析 关于“灾异文化”的具体内容，学界诸贤的探 讨虽多有旁涉，但至今未能作明确阐释。有一个类 似的概念，即“灾害文化”，学者们是多有释读的， 第25卷第4 期铜仁学院学报 Vol. 25, No.4 2023 年 8 月 Journal of Tongren University Aug. 2023 收稿日期：2023-04-1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魏晋南北朝社会阶层研究”（17BZS009）。 作者简介：杨恩玉（1968-），男，山东泰安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魏晋南北朝史。 潘嘉晖（1996-），男，浙江台州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魏晋南北朝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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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日本学者田中重好曾指出，“灾害文化是与防灾 和减灾相关联的文化。具体地说，灾害文化是促进 （或阻碍）以下几个方面发展的文化：①灾害的预 防；②对难以预防的灾害进行预测；③将发生灾害 （包括次生灾害）时的破坏减轻到最小；④灾后恢 复重建。”此外，他亦将灾害文化分为四个时期说明 “（1）受灾之前，即平时的灾害文化主要是指灾害 预防（对付）行动和获取有关灾害的知识及情报；（2） 警报时期的灾害文化是指对‘迫在眉睫’（已发出紧 急警报）的灾害所采取的具体对应措施；（3）紧急 时期的灾害文化在灾害刚刚发生后大都与瞬间行动 有关，即便在整个灾害文化中，瞬间行动也占压倒 的多数；（4）恢复重建期的灾害文化首先与‘灾害 经验定义’问题有关，还与‘恢复重建的活力问题’ 有关。”并点明“灾害文化可以应付灾害的主体和文 化水准为轴而分为狭义的灾害文化和广义的灾害文 化。狭义的灾害文化是指以个人和社区为主体的行 为方式及其结果，而广义的灾害文化包括个人乃至 整个社会的有关防灾的价值、规范和知识。”[1]周琼 也指出“简言之，灾害文化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类型， 主要指在抵御、应对及防范灾害过程中形成并传承 的，被不同区域及民族认可并遵循的思想、行为、 准则及遗产等文化类型与符号……具体说来，灾害 文化是一个国家（地区）或民族在长期与灾害共存 的过程中形成并建立起来的，包括人们对待灾害的 态度、思想、理念、习俗、惯例、规范、禁忌及系 列应对的行为、制度、措施，还包括人们对灾害的 认知、记忆、神话传说、知识体系和用文字影音等 形式记录的灾害现象及其经验价值等内容。灾害文 化是众多文化类型中给人类思想及记忆冲击最强烈 的独特种类，是一个群体（民族）见证及抵御、防 范灾害的精神财富，具有较强的地域性、历时性特 点。”[2]5 笔者发现，田中重好的定义偏向于“灾害文化” 中“灾害”的部分，而周琼的定义则意在强调“灾 害文化”中的“文化”意旨。笔者更赞同周琼之看 法，并在此基础上为“灾异文化”之内容作一粗浅 界定：“灾异文化”是一种十分复杂的文化系统。它 的形成是由于自然界的种种异象（包括自然灾害以 及一些科学所无法解释的怪异现象）在人脑中不断 冲击回荡，并得到感性回馈所致。其最初的形态， 当源自于先民对“巫”之类神秘理念的原始认知， 后逐渐发展为包含有政治、经济、文化、民族、民 俗、社会等多个方面内容，并具有时间性、地域性、 种族性、阶层性等多重特点的文化集群。因此，“灾 异文化”本就是一个繁复多元的文化理念，它尤以 人们对灾异现象的认知为重点。然而，即便如此定 义，“灾异文化”的内涵依旧有些模糊空泛，因而， 笔者在考察灾异文化的具体内涵时需对其进行聚 焦。通过借助“时间性”和“阶层性”这两个“光 圈”（“地域性”与“种族性”的讨论，本文暂不涉 及），我们或能提升灾异文化的“分辨率”，而满足 此二者之特性的非一个时代的“精英群体”莫属。 在中国古代，“士人群体”可谓其时当之无愧之 “精英群体”。钱穆曾在《国史新论》中指出：“中 国文化有与并世其他民族其他社会绝对相异之一 点，即为中国社会有‘士’之一流品，而其他社会 无之。”[3]可见，“士人群体”是中国古时社会之独有 阶级，然则其独有之特性表现为何？该特性又会对 他们在认知灾异方面产生何种影响？这是需要我们 深入研讨之问题。考虑到本文旨意，笔者在此只分 析两晋之时的“士人群体”特性，在解决上问的同 时，也为后文相关之论述铺叙。 关于两晋时期“士人群体”之特性，简言之，即 在变乱不断的时代格局之外力和隆儒重玄、崇尚自然 的观念体悟之内力的双重影响下，士人的“生死观” 发生了异化，呈现出“向死忧生”之趋势，而这深刻 地影响了当时士人对灾异现象之记录和解读，由此也 促成了两晋时期独特的士人灾异文化理念。 两晋时期，政治黑暗、社会动荡、天灾人祸频 发、人口大量死亡，这使得当时的士人相较于前代 之士人而言更加关注人之生存，同时他们对死亡的 认知和思考也是日渐深入，因而在这一时期，士人 们已不再讳言死亡，甚至认为“死”才是常态。例 第 4 期杨恩玉，潘嘉晖：两晋士人灾异文化认知试析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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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伪托战国列子（列御寇）之口，实则成书于晋代 的《列子·杨朱篇》中就记载道： 万物所异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者有贤愚、 贵贱，是所异也；死则有臭腐、消灭，是所同也…… 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圣亦死，凶愚亦死。生则 尧、舜，死则腐骨；生则桀、纣，死则腐骨，腐骨 一矣，孰知其异？[4] 可见，两晋士人已经深切地体会到了个体生命 在永恒的时间长河中是十分渺小无助的，无论他生 时是如何贤明，抑或是如何凶顽，都终将归于腐土。 因而，他们时常感物伤怀，对“生”充满着焦虑忧 思，即使是纵情山水，也难消此意，如王羲之作《兰 亭序》即如是。 永和九年，王羲之与谢安、孙绰等众多东晋名 士集会于会稽兰亭，按照当时“修褉”的习惯，名 士们纷纷列坐溪旁，并于溪中置酒杯一个，待酒杯 顺水流至己前时，便赏景作诗为乐。王羲之即作《兰 亭序》。该序起初描绘的是山水美景以及与朋友游乐 之欢悦心情，可在序的后半部分却突然笔锋一转， 即言“生死”道： 虽取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 于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 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 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 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5] 作者感伤“生命易逝”之悲情，却又对此无可 奈何之怅意溢于言表。此外，两晋士人亦常借鬼神 之口，议论生死。如王隐所撰《晋书·瑞异记》中 载，安平人苏韶，官至中牟令，早亡，其伯父第九 子苏节在其葬礼时遇见其鬼魂。苏节问苏韶生死之 事，苏韶答道死生无异，只是死虚生实；苏节再问， 厚葬死者，死者开心吗？苏韶答，其实并无差别。 苏节很奇怪，说道：“若无在（异），何故改葬？” 苏韶答：“今我诚无所在，但欲述生时意耳。”[6] 204-205 可见，在两晋士人心中，“死”“生”无异，无非是 事物存在的形态上发生了变化而已，因而，要“视 死如生”，但事实真就如此吗？笔者认为，两晋士人 之所以如此重视“生死”，并且敢于直面死亡，并不 是因为他们对“死”真的无畏无惧，恰恰相反，他 们正是因为真的害怕“死”，因而才时常忧“生”， 否则，若真能坦然面对，又何必时常感叹物是人非， 倡导及时行乐呢？笔者把两晋士人的这种“生死观” 称之为“向死忧生”，即“以死亡为最终归宿，在生 死之间，为生忧虑，为生挣扎”。这种“生死观”源 自其时士人对两晋时代变乱格局之回应，亦是他们 因其自身儒玄双修之品性与崇尚自然之志趣而引发 的对人生终极问题之索思。这便是两晋“士人群体” 之特性。然则，具备此一特性之两晋“士人群体”， 又是如何记述灾异的？他们的灾异思想及其灾异文 化理念又是什么？这是需要我们深究的问题，下文 即就此作重点探讨。 二、两晋时期士人的灾异构叙 受时代格局、传统记史惯性以及士人观念发展 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有关两晋时期的灾异情况，史 书记载奇多。举凡《晋书》中的《五行志》《天文志》 以及诸帝纪、传记，《宋书》中的《符瑞志》《天文 志》，《隋书》中的《五行志》，《九家旧晋书辑本》 中的《瑞志》《异志》《天文志》《五行志》《瑞异记》 《征祥说》《悬象说》等，皆是记此内容之文献。在 此，笔者即以《晋书·五行志》为中心，并辅之上 述诸志②，对记录这一时期灾异情况的相关文献史料 作内容来源与叙写模式、内容类型、文本价值三个 方面的考察，以为后文灾异思想的叙述奠定基础。 《晋书·五行志》的笔法是对《汉书·五行志》 和《宋书·五行志》的继承。《汉书·五行志》是诸 正史中《五行志》系列的开山之作，而《宋书·五 行志》成书则早于《晋书·五行志》，因而两者的笔 法皆为其所承续。 在《晋书·五行志》的序言之中提及了该书的 成书渊源： 昔伏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画之，八 卦是也。禹治洪水，赐《洛书》，法而陈之，《洪范》 是也……爰及殷之箕子，在父师之位，典斯大范。 12 铜仁学院学报 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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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既克殷，以箕子归，武王虚己而问焉。箕子对以 禹所得《雒书》，授之以垂训。然则《河图》、《雒书》 相为经纬，八卦、九章更为表里。殷道绝，文王演 《周易》；周道弊，孔子述《春秋》……汉兴，承秦 灭学之后，文帝时，虙生创纪《大传》，其言五行庶 征备矣。后景武之际，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 阴阳，为儒者之宗。宣元之间，刘向治《谷梁春秋》， 数其祸福，传以《洪范》，与仲舒多所不同。至向子 歆治《左氏传》，其言《春秋》及五行，又甚乖异。 班固据《大传》，采仲舒、刘向、刘歆著《五行志》， 而传载眭孟、夏侯胜、京房、谷永、李寻之徒所陈 行事，讫于王莽，博通祥变，以传《春秋》。[7] 799-800 可见，《晋书·五行志》的渊源可上溯至《河图》 《洛书》《洪范》之类，而后《周易》《春秋》《大传》 “春秋三传”、《洪范五行传》为其接续，最终班固 集大成作《汉书·五行志》，开宗明义。 总的来说，《晋书·五行志》的叙写模式可概述 为“人事比附灾异”。这一模式可统摄《新唐书·五 行志》以前的诸正史《五行志》③（此后的《五行志》 书写模式遵循“灾异志模式”[8]）。当时私人著述的 晋史的写法也对《晋书·五行志》的写法产生了很 大影响。例如，臧荣绪所著《晋书·五行志》、王隐 所著《晋书·瑞异记》即是如此： 赵王伦篡时，有雉飞入殿中。自太极东阶上殿， 驱之，更飞西钟下。有顷，飞去。又伦于殿上得异 鸟，问，皆不知名。异日向夕，宫西有素衣小儿， 言其为服刘鸟。伦使录小儿并鸟闭置空室。明旦开 视，户如故，并失人鸟所在。伦目上有瘤，时以为 妖焉。[6] 22 惠帝元康六年，陈国有鸡生雄鸡无翅，既大， 坠坑而死。王隐以为雄者胤嗣子之象，坑者地事为 母象。今鸡生无翅，坠坑而死，此子无羽翼，为母 所害乎！于后贾后诬杀愍怀，殆其应也。[6] 200 可见，这一叙写模式，是为当时士人所普遍接 受的。并且，当时士人的目光主要集中于国政，此 亦体现了他们对董仲舒所创的“天人感应”和“天 谴灾异”理念的继承④。 《晋书·五行志》的内容大体上承袭自《宋书·五 行志》，但略有调整。例如，《宋书·五行志》中记 有“日食”一节，而《晋书·五行志》中却将其删 去，转归入《晋书·天文志》中。其共记两晋时期 灾异现象达 36 种 ⑤，这其中虽不乏有当时士人所编 造之异象，但却亦能从一定程度上体现两晋时代之 “乱”以及灾异之“繁”的特点。 《晋书·五行志》内容宏富，包罗万象，其主 体内容大致可分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两晋乱政。西晋承袭自腐败的曹魏政权， 因而自立国伊始，便矛盾重重。武帝司马炎虽一开 始励精图治，勤于政事，但不久后即选妃斗富，荒 淫无道，而其之后的继任者亦都是平庸无能之辈。 至惠帝司马衷之时，贾后乱政，而惠帝又尽信谗言， 终致国内出现八王混战之乱局。而此时，北方少数 民族的首领们也趁机南下，侵扰中原，西晋皇室为 保住政权，不得已，南渡江东。此后，做为皇室旁 支的司马睿在王敦、王导的辅佐之下，重建了晋王 朝，史称东晋。元帝司马睿一心想要复兴皇室，遂 推行“刻碎之政”，结果适得其反，王敦之乱、苏峻 之乱相继发生，朝政危机再现。后虽借流民之力平 乱，但此时皇权已衰，东晋政局已由王、庾、桓、 谢四大家族所控，由此形成了皇帝与士族共掌天下 之局面。此后，朝中政争亦是不断，至刘裕代晋建 宋，仍是余波不减。这一纷繁复杂且又动荡不安的 政局在史家的笔下多有记载，而这一时期所发生的 灾异现象更是屡见不鲜，如： 武帝太康八年三月乙丑，震灾西阁楚王所止坊 及临商观窗。十年四月癸丑，崇贤殿灾。十一月庚 辰，含章鞠室、修成堂前庑、景坊东屋、晖章殿南 阁火。时有上书曰：“汉王氏五侯，兄弟迭任，今杨 氏三公，并在大位，故天变屡见，窃为陛下忧之。” 由是杨珧求退。是时帝纳冯紞之间，废张华之功， 听杨骏之谗，离卫瓘之宠，此逐功臣之罚也。明年， 宫车宴驾。其后楚王承窃发之旨，戮害二公，身亦 不免。震灾其坊，又天意乎。[7] 804 （孝武帝太元）十三年十二月乙未，延贤堂灾。 第 4 期杨恩玉，潘嘉晖：两晋士人灾异文化认知试析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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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月丙申，螽斯则百堂及客馆、骠骑府库皆灾。于 时朝多弊政，衰陵日兆，不哲之罚，皆有象类，主 相不悟，终至乱亡。会稽王道子宠幸尼及姏母，各 树用其亲戚，乃至出入宫掖，礼见人主。天戒若曰， 登延贤堂及客馆者多非其人，故灾之也。又，孝武 帝更不立皇后，宠幸微贱张夫人，夫人骄妒，皇子 不繁，乖“螽斯则百”之道，故灾其殿焉。道子复 赏赐不节，故府库被灾，斯亦其罚也。[7] 807 由此可见，乱政、灾异彼此关联。乱政是灾异 之“事因”，而灾异则为乱政之“征应”。史家如此 记述，除表现两晋乱局之外，更多的，是想通过灾 异“谴告”当世及后世的君主力行贤政。此为当时 士人之政治信仰，亦是其释读灾异之目的所在。⑥ 第二，百姓疾苦。两晋乱政之下，战祸连年不 断，百姓的生活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再加之，这一 时期，天象异常，总体偏冷的气候环境，致使当时 霜冻、荒灾、干旱、蝗灾等自然灾害频发⑦，百姓苦 不堪言。《晋书·五行志》中多录此类之事，如： 怀帝永嘉三年五月，大旱，襄平县梁水淡池竭， 河、洛、江、汉皆可涉。是年三月，司马越归京都， 遣兵入宫，收中书令缪播等九人杀之，皆僣逾之罚 也。又四方诸侯多怀无君之心，刘元海、石勒、王 弥、李雄之徒贼害百姓，流血成泥，又其应也。五 年，自去冬旱至此春。去岁十一月，司马越以行台 自随，斥黜宫卫，无君臣之节。[7]839-840 孝武帝太元十五年八月，兖州蝗。是时，慕容 氏逼河南，征戍不已，故有斯孽。十六年五月，飞 蝗从南来，集堂邑县界，害苗稼。是年春，发江州 兵营甲士二千人，家口六七千，配护军及东宫，后 寻散亡殆尽。又边将连有征役，故有斯孽。[7]881 此外，《宋书·五行志》中亦录有相关事件： 晋武帝泰始六年六月，大雨霖；甲辰，河、洛、 沁水同时并溢，流四千九百余家，杀二百余人，没 秋稼千三百六十余顷。晋武太康五年七月，任城、 梁国暴雨，害豆麦。太康五年九月，南安霖雨暴雪， 折树木，害秋稼；魏郡、淮南、平原雨水，伤秋稼。 是秋，魏郡、西平郡九县霖雨暴水，霜伤秋稼。[9]885 由此可见，“天灾”“人祸”是导致百姓生活疾 苦的主要原因，而其中尤以“人祸”为最。“天灾” 虽不可避免，但若是政通人和，齐心抗灾，百姓的 受灾程度定是不会如此严重的。因而，在此之中， 统治者的爱民之心是关键。史家如此记述，蕴含着 其讽谏君王施行仁政之意。 第三，民风民俗。两晋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匈 奴、鲜卑、羯、氐、羌）南下中原，在侵略中原地 区的同时，亦向汉人传播了少数民族的文化，从而 深刻地影响了汉人的民风民俗。《晋书·五行志》对 此记载主要集中于“服妖”篇： 泰始之后，中国相尚用胡床貊槃，及为羌煮貊 炙，贵人富室，必畜其器，吉享嘉会，皆以为先。 太康中，又以毡为絈头及络带袴口。百姓相戏曰， 中国必为胡所破。夫毡毳产于胡，而天下以为絈头、 带身、袴口，胡既三制之矣，能无败乎！至元康中， 氐羌互反，永嘉后，刘、石遂篡中都，自后四夷迭 据华土，是服妖之应也。[7]823-824 与此同时，汉人在与少数民族融合的过程中， 也保留了自身的文化特色，当时即有以诗歌讽喻时 政的诸多事例，著录于“诗妖”篇： 元康中，天下商农通著大鄣日。时童谣曰：“屠 苏鄣日覆两耳，当见瞎儿作天子。”及赵王伦篡位， 其目实眇焉。赵王伦既篡，洛中童谣曰：“兽从北来 鼻头汗，龙从南来登城看，水从西来河灌灌。”数月 而齐王、成都、河间义兵同会诛伦。案成都西藩而 在邺，故曰“兽从北来”。齐东藩而在许，故曰“龙 从南来”。河间水源而在关中，故曰“水从西来”。 齐留辅政，居于宫西，又有无君之心，故言“登城 看”也。[7]845 苻坚初，童谣云：“阿坚连牵三十年，后若欲败 时，当在江湖边。”及坚在位凡三十年，败于淝水， 是其应也。又谣语云：“河水清复清，苻坚死新城。” 及坚为姚苌所杀，死于新城。复谣歌云：“鱼羊田升 当灭秦。”识者以为“鱼羊，鲜也；田升，卑也，坚 自号秦，言灭之者鲜卑也。”其群臣谏坚，令尽诛鲜 卑，坚不从。及淮南败还，初为慕容冲所攻，又为 14 铜仁学院学报 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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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苌所杀，身死国灭。[7]849-850 “诗妖”“服妖”的出现是与当时的社会政治背 景、时代特点、华夷观念、民族文化融合、士人风 气等诸多因素相关的。其之所以称之为“妖”，反映 了当时士人对朝政的不满与忧虑，并亦有鄙夷胡族 文化之嫌。⑧ 第四，灾害异象。《晋书·五行志》之中记有大 量的自然灾害现象。按其种类来分，大致可以分为 以下十一类：火灾、水灾、暴雨、大风、台风、旱 灾、地震、雷暴、荒灾、蝗灾、传染病等。而这其 中，尤以水灾和旱灾的发生次数居多。由于《晋书·五 行志》中只记有关于两晋时期自然灾害发生的部分 情况，而为探求两晋时期自然灾害发生情况之全貌， 笔者特将视野放宽至《晋书》全本，并参考其他相 关文献资料，运用统计学的方法，对这一时期所发 生的各项灾害情况进行统计，现汇总制表如下（见 表 1），仅供参考。 表 1 两晋时期自然灾害表⑨ 灾害 朝代 水灾旱灾蝗灾雹灾风灾地震冻灾疾疫总计 西晋 （266—316） 35 30 13 25 25 39 17 16 200 东晋十六国 （304—439） 52 72 13 22 38 48 4 24 273 据表 1，笔者可得出以下三点结论：1．水灾和 旱灾的发生频率为众灾之首；2．西晋时期灾害发生 的频次⑩为 3.922，而东晋时期灾害发生的频次大约 为 2.6，可见西晋时期灾害发生更为频繁；3．从水 灾、旱灾、冻灾、雹灾这些相关性灾害发生的次数 来看，东晋时期的气候相较于西晋时期大体呈回暖 趋势。⑪ 此外，《晋书·五行志》中亦记有大量的怪异事 件，例如动物变异、彗星坠地、植物变异、天降肉 雨、释家谶语、地生石、鼓出声、人畸形、黑雾起 等。这些怪异现象，有些虽无法用科学的理论对其 进行解释，但若是从历史的角度出发，将其置于两 晋乱变之世与玄风兴盛的时代背景之下，我们便可 就此窥探当时士人的精神世界，体会他们的神异观 念，而异象本身的“人文性”而非“科学性”便也 由此体现出来了。如： 孝武太元十三年四月，广陵高平阎嵩家雌鸡生 无右翅，彭城人刘象之家鸡有三足。京房《易传》 曰：“君用妇人言，则鸡生妖。”是时，主相并用尼 媪之言，宠赐过厚，故妖象见焉。[7]827 可见，孝武太元十三年之所以异象丛生，是由 于人主听信妇人之言。而此妇人又非一般妇人，是 尼姑。在中国传统政治理念中，女人干政本就是大 忌，而如今连佛门的尼姑都已明目张胆地干涉政治， 这自然为当时的士人们所不容。左卫领营将军许荣 就曾上疏直言道： 僧尼乳母，竞进亲党，又受货赂，辄临官领 众……臣闻佛者清远玄虚之神，以五诫为教，绝酒 不淫。而今之奉者，秽慢阿尼，酒色是耽，其违二 矣……尼僧成群，依傍法服。五诫粗法，尚不能遵， 况精妙乎！而流惑之徒，竞加敬事，又侵渔百姓， 取财为惠，亦未合布施之道也。[7]1733-1734 因而，即使是有皇权与佛的双重庇佑，但因触 犯了儒家的政治理念，尼姑依旧被妖魔化为“鸡妖” 而饱受痛斥。由此可见，两晋时期的佛儒之争，对 当时及其后世士人的思想都产生了极大影响。在“佛 盛儒衰”的现实面前，士人们虽多有妥协（“佛”有 皇权为其撑腰），但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对“佛”的 第 4 期杨恩玉，潘嘉晖：两晋士人灾异文化认知试析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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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争却从未停止，否则又怎会有后世“尼媪”成“鸡 妖”之说呢？而由此进一步推论，既然“佛”能妖 化，那么士人在录入释家谶语时，是否也有伪造创 制之嫌呢？如若他们能够如此做，那么他们必定是 熟知释家谶语的写作模式的，而这似乎又反映出儒 佛在斗争的同时又有融合的趋势。总之，这一时期 士人文化心理的变化是极其复杂的，而这必定会影 响他们对《五行志》及其相关文献的创作。由此进 一步深入，我们或许亦能从当时士人文化心理的诸 多变化中搜寻出其时文化格局变迁之蛛丝马迹，从 而更好地体会两晋时代“变”之动因。 关于《五行志》的文本价值，学界早有讨论。 唐人刘知几在《史通》外篇《<汉书·五行志>错误》 中就曾指出：“班氏著志，抵牾者多。在于《五行》， 芜累尤甚。今辄条其错缪，定为四科：一曰引书失 宜，二曰叙事乖理，三曰释灾多滥，四曰古学不精。” [10]；宋人欧阳修新修《唐书》，在写法上则对《五行 志》作“著其灾异，而削其事应”[11]873 的调整；宋 人郑樵在《通志二十略·灾祥略》中有言：“说《洪 范》者，皆谓箕子本河图洛书以明五行之旨。刘向 创释其传于前，诸史因之而为志于后，析天下灾祥 之变而推之于金、木、水、火、土之域，乃以时事 之吉凶而曲为之配，此之谓欺天之学。”[12]；清人章 学诚于《文史通义》外篇二《天门县志五行考序》 中点明：“故据事直书，不分门类，不注征应，以年 月为次。人事有相关者，杂见他篇可自得焉。”[13]； 此外，清人龚自珍亦有言论道“班氏《五行志》不 作可也。”[14]；今人陈侃理也指出：“纪传体史书中 《五行志》和《天文志》长期存在的原因之一，是史 学传统的强大惯性……在古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的发展状况下，（《五行志》所记）天鸣天裂、无云而 雷、流星慧孛、六畜相生、婴儿畸形之类的怪异现象， 除了因与人事相关而具有示戒的意味，实在找不出写 入史书的理由。”[15]综观上述前贤之论，笔者发现史 家对诸正史之《五行志》多持批判态度，认为其内 容荒诞，笔法怪异，决不可出现于史书之中。 诚然，《五行志》确实存在上述诸多不足，但其 文本价值仍是不可抹杀的。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 始，国内史学界便开始重新讨论《五行志》的价值， 并得出了一些新知。例如，王培华就曾指出：“历来 对《五行志》持批评态度者居多，我认为《五行志》 作为一种历史体裁，有其自身的历史地位和价值： 第一，《汉书·五行志》具有开创中国古代灾害物异 记载之功。第二，《五行志》反映了封建国家灾害物 异雨泽等的奏报职能。第三，从科学研究角度看，《五 行志》是研究历史时期自然灾害的重要文献。”[16] 又如俞晓群也曾谈到，《五行志》中包含有科学的因 素，且其价值是多样的，主要表现为典籍方面的价 值和思想方面的价值。[17]再如胡祥琴就曾点明，《五 行志》具有自然史的价值。胡老师还就此探讨了魏 晋南北朝时期的气候特点以及《五行志》所见自然 灾害的类型与特点。[18]此外，金霞也曾指出，“《宋 书·符瑞志》，学界对其评价较低，重视不够。应从 史学史、政治思想史和生态史资料方面来看，其在 学术史上的地位与价值值得我们重新进行谨慎、全 面的探讨与评估。”[19]笔者赞同上述学者的看法，并 认为《晋书·五行志》亦具有其独特的文本价值。 具体而言，当有以下四点⑫：第一，《晋书·五行志》 深刻地体现了两晋时期的国政朝局，为研究这一时 期的政治形势提供了较为可靠的史料依据；第二， 《晋书·五行志》详细地记录了两晋时期自然灾害 的发生情况，为后世学人探讨这一时期的生态环境 及其之于历史发展的作用，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灾害 史视阈；第三，《晋书·五行志》生动地反映了两晋 时期的民风民俗，展现了这一时期南北民族之间文 化交融的蛛丝马迹，为我们研讨魏晋南北朝民族史 的相关问题提供了文化史视野；第四，《晋书·五行 志》形象地描绘了两晋时期诸多的神异事件，为我 们探析这一时期士人的灾异观念提供了丰富的文本 支撑。 综上所述，两晋时期的灾异叙写遵循“人事比 附灾异”的原则，其渊源可远溯至上古时期的《河 图》《洛书》《洪范》诸篇，后经数千年之发展，直 至班固时正式形成奇文《汉书·五行志》，并延续后 16 铜仁学院学报 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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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五行志》系列，主记灾害、异象，兼记政事、 民事、民俗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因而具有多元化的 价值和历史性的意义，是我们探讨中国古代士人的 灾害思想及其天道人神观念之不可或缺的“历史棱 镜”⑬。 三、两晋时期士人的灾异思想 两晋时期士人的灾异思想承续自两汉时期，且 有了更为深入的发展。这是由于两晋时期灾异频发、 政局动荡且士人文化不断发展所形成的历史合力的 推动所造成的⑭。在此，笔者将着重分析两晋士人灾 异思想的内容与特点，并兼论其影响，以此来剖析 这一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思想体系。 在具体阐述两晋士人灾异思想的内容之前，有 必要先来了解一下中国古代哲学体系中的一个核心 概念，即“天人合一”。所谓“天人合一”当是指“人 事”与“天道”的和谐统一。余英时曾对“天人合 一”作过学理上的分析。他指出，“天人合一”的演 变是分为两个阶段的，因而曾先后产生旧、新两种 体系，旧“天人合一”是以“巫”为通道沟通“天” 和“人”的，而新“天人合一”则是以“修身养气” 之法来沟通“道”（天）和“心”（人）的，此一转 变的时间节点是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期， 而尤以诸子百家的兴起最为关键，“中国系统的思想 史便是在这一情况下正式揭开了序幕”[20]152、195。由 此可见，两晋时期士人的灾异思想当溯源自战国时 代之新“天人合一”思想，而其主体内容亦是此一 思想体系之细化，具体而言，当有以下三点： 第一，“天谴灾异”说。这是两晋士人灾异思想 的核心内容，具有神秘性的特点。西汉大儒董仲舒 曾有言： 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 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 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 以此见天意之仁而不欲陷人也。[21] 可见，在董仲舒的眼里，灾异当是国政失误（尤 其是国君不“仁”）之预兆。两晋时期，士人继承了 这一思想，并在“仁”之外，突出了“德”（尤其是 “君德”）的因素。《晋书·五行志》开篇即写到： 夫帝王者，配德天地，叶契阴阳，发号施令， 动关幽显，休咎之征，随感而作，故《书》曰：“惠 迪吉，从逆凶，惟影响。”……综而为言，凡有三术。 其一曰，君治以道，臣辅克忠，万物咸遂其性，则 和气应，休征效，国以安。二曰，君违其道，小人 在位，众庶失常，则乖气应，咎征效，国以亡。三 曰，人君大臣见灾异，退而自省，责躬修德，共御 补过，则消祸而福至。此其大略也。[7]799-800 可见，君王“仁德”，天下太平；君王无道，灾 异横行。此外，这一时期的“天谴灾异”说也将“臣” 的角色突显了，提出人君若是无道，作为臣子当“退 而自省”并“共御补过”，否则天灾难消；而若臣子 叛乱，上天也将降灾于人间。如《晋书·五行志》载： （穆帝永和）七年七月甲辰夜，涛水入石头， 死者数百人。是时殷浩以私忿废蔡谟，遐迩非之。 又幼主在上而殷桓交恶，选徒聚甲，各崇私权，阴 胜阳之应也。一说，涛水入石头，以为兵占。是后 殷浩、桓温、谢尚、荀羡连年征伐，百姓愁怨也。[7]816 可见，两晋时期，“天”的谴告群体被扩大了。 “君”“臣”共受谴告，反映了“天”的“君本位” 的弱化和“集体本位”的增强⑮，这亦是新“天人合 一”系统在两晋时期被进一步发挥运用的突出表现。 此外，“天”之所以谴告“君臣”，正是因为其“感 召”到了人世间的不公，因而降灾以为“征应”。“天” 由此“类人化”，并成为了类似于古希腊先哲柏拉图 所提的“哲学王”这一概念而颇具神秘性与完美性， 而以“天”为核心的两晋灾异思想的神秘性特点也 就由此得以彰显了。 第二，“阴阳五行”论。这是两晋士人灾异思想 的主体内容，具有宗教性、唯心性的特点。两晋时 期的五行思想源自于西周时期的五行说，且几乎全 部承袭。那么，何谓五行呢？《尚书·洪范》载：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 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 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 第 4 期杨恩玉，潘嘉晖：两晋士人灾异文化认知试析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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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革作辛，稼穑作甘。[22] 《晋书·五行志》几乎全盘挪用，并在此基础 上进行了发挥，现将其主要内容进行汇总，并制表 如下（见表 2），以供参考。 表 2 《晋书》五行释表⑯ 表现 五行 协调失调 木（东方） 于王事，威仪容貌亦可观者也。故行步有 佩玉之度，登车有和鸾之节，三驱之制，饮食 有享献之礼；出入有名，使人以时，务在劝农 桑，谋在安百姓，如此，则木得其性矣。 若乃田猎驰骋，不反宫室；饮 食沈湎，不顾法度；妄兴徭役，以 夺农时；作为奸诈，以伤人财，则 木失其性矣。盖工匠之为轮矢者多 伤败，及木为变怪，是为不曲直。 火（南方） 其于王者，南面向明而治。《书》云：“知 人则哲，能官人。”故尧舜举群贤而命之朝， 远四佞而放诸野。孔子曰：“浸润之谮，肤受 之诉，不行焉，可谓明矣。”贤佞分别，官人 有序，帅由旧章，敬重功勋，殊别嫡庶，如此 则火得其性矣。 若乃信道不笃，或耀虚伪，谗 夫昌，邪胜正，则火失其性矣。自 上而降，及滥炎妄起，焚宗庙，烧 宫馆，虽兴师众，不能救也，是为 火不炎上。 土（中央） 其于王者，为内事，宫室、夫妇、亲属， 亦相生者也。古者天子诸侯，宫庙大小高卑有 制，后夫人媵妾多少有度，九族亲疏长幼有序。 孔子曰：“礼，与其奢也，宁俭。”故禹卑宫室， 文王刑于寡妻，此圣人之所以昭教化也。如此， 则土得其性矣。 若乃奢淫骄慢，则土失其性。 亡水旱之灾而草木百谷不熟，是为 稼穑不成。 金（西方） 其于王事，出军行师，把旄杖钺，誓士众， 抗威武，所以征叛逆，止暴乱也。《诗》云：“有 虔执钺，如火烈烈。”又曰：“载戢干戈，载橐 弓矢。”动静应宜，说以犯难，人忘其死，金 得其性矣。 若乃贪欲恣睢，务立威胜，不 重人命，则金失其性。盖工冶铸金 铁，冰滞涸坚，不成者众，乃为变 怪，是为金不从革。 水（北方） 其于人道，命终而形藏，精神放越。圣人 为之宗庙，以收魂气，春秋祭祀，以终孝道。 王者即位，必郊祀天地，祷祈神祇，望秩山川， 怀柔百神，亡不宗事。慎其斋戒，致其严敬， 是故鬼神歆飨，多获福助。此圣王所以顺事阴 气，和神人也。及至发号施令，亦奉天时。十 二月咸得其气，则阴阳调而终始成。如此，则 水得其性矣。 若乃不敬鬼神，政令逆时，水 失其性。雾水暴出，百川逆溢，坏 乡邑，溺人民，及淫雨伤稼穑，是 为水不润下。 18 铜仁学院学报 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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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表 2 可知，若是五行协调，阴阳平衡，则万 事太平；但若是五行失调，阴阳失衡，则灾异必起。 《晋书·五行志》对五行的释读，在遵循“人事比 附灾异”的原则同时，亦将天地万物融于其中，并 以“五行”解“万象”（这类似于西方基督教所提倡 的“普世价值”理念），使得万事万物皆按“五行相 生相克”之法（秩序）运行。因而，“五行”即为“绝 对精神”，是世间必须遵守之“道”。这一理论，深 深地影响了当时士人对灾异的解读。例如，《晋书·五 行志》载，晋元帝太兴年间，武昌发生火灾，数日 不绝，而当时王敦镇守武昌，因而时人干宝即认为 “此臣而君行，亢阳失节，是为王敦陵上，有无君 之心，故灾也。”[7]806；又如，《宋书·五行志》载， 晋元帝太康年间，皇室祖庙（晋宣帝），梁柱折断且 地崩塌，沈约即在书中解释道：“按地陷者，分离之 象；梁折者，木不曲直也。”并引孙盛之言：“于时 后宫殿有孽火，又庙梁无故自折。先是帝多不豫， 益恶之。明年，帝崩，而王室频乱，遂亡天下。”[9] 881 可见，上述灾异的发生，在当时士人眼中皆为违逆 五行之“道”所致。这自是不科学的，而若进一步 细查，此理论之宗教性和唯心性之特点，却是溢于 言表。 第三，“崇天自然”观。这是两晋士人灾异思想 的旁支，具有朴素唯物主义的特点。两晋时期，玄 学盛行，当时名士皆以谈玄论道为己业，除清谈政 事，品评人物之外，士人们亦着重探讨了“天人关 系”这一命题，并得出了一系列的新见，这无疑成 了神异观念统治下的两晋时期灾异思想之新风。 两晋时期的“崇天自然”观当源自于东汉思想 家王充对西汉大儒董仲舒“天人感应”观念之批判。 王充认为，天道本是自然，天是无情无欲、无口无 目的自然实体，而不是董仲舒所“人化”的具有先 验理性、能谴告君民的“天君”（上帝）。他曾反问 道：“天能谴告人君，则亦能故命圣君。择才若尧、 舜，受以王命，委以王事，勿复与知。今则不然， 生庸庸之君，失道废德，随谴告之何天不惮劳也！” [23]278 因而，他指出：“且凡言谴告者，以人道验之也。 人道，君谴告臣，上天谴告君也，谓灾异为谴告。” [23]282 并强调：“六经之文，圣人之语，动言天者，欲 化无道，惧愚者。之言非独吾心，亦天意也。及其 言天犹人心，非谓上天苍苍之本也。变复之家，见 诬言天，灾异时至，则生谴告之言也。”[23]228 王充的 此番言论，在东汉崇“符瑞”，重“谶纬”的时代背 景下，显得格外扎眼，因而在当时亦是饱受批判， 甚至被列为“禁学”。直至魏晋时期，玄学兴起，王 充的学说才再次被人提起，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发展“天道本是自然”学说的，首先是王弼。 王弼的天人观源自对老子的“自然无为”思想的继 承。他曾道：“天地任自然，无为无造，万物自相治 理，故不仁也。”[24]13 王弼认为，天地万物本是自然 演化，它们无需人为的造弄，便可依据固有之秩序 发展，因而这其中是不包含有任何的情感的，例如 “仁”（此处“仁”字可视作是人的诸多情感的代称）。 而如果人从外部施力，以己意改变自然，那么“造 立施化, 则物失其真”[24]13。其次是向秀和郭象。向、 郭二人对“天道本是自然”的观点有了更进一步的 阐述，而尤以郭象之论为精要。章启群认为其“宇 宙本体论，可以说是一种彻底的‘自然主义’”。此 外，章先生还引用钱穆的观点，对郭象哲学进行评 价：“必至郭象注庄，乃始于此独造新论畅阐自然主 义，转用以解决宇宙创始，天地万物一切所从来之 最大问题，澈始澈终，高举自然一义，以建立一首 尾完整之哲学系统。就此一端言，郭象之说自然实 有远为超越于庄老旧谊之外者……故亦必俟有郭象 之说，而后道家之言自然，乃始达到一深邃圆密之 境界。后之人不复能驾出其上而别有所增胜。故虽 谓中国道家思想中之自然主义，实成立于郭象之手， 亦无不可也。虽谓道家之言自然，惟郭象所指，为 最精卓，最透辟，为能登峰造极，而达于止境，亦 无不可也。”[25]可见，至郭象之时，“崇天自然”观 实已完备。该说以“天”为“自然实物”，而非“绝 对精神”，在神异之说充斥的两晋时期，可谓尽显朴 素唯物主义精神之光耀，因而具有极大的进步意义。 总之，两晋时期士人的灾异思想是一个内容庞 第 4 期杨恩玉，潘嘉晖：两晋士人灾异文化认知试析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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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繁复且又彼此交织的复杂体系，因此，其所带来 的影响亦是复杂的。概而论之，主要有三点：第一， “天谴灾异”理论的挥发，对两晋时期的皇权政治 及其皇权统治下的官僚体系的运转都产生了一定程 度上的限制作用⑰；第二，“阴阳五行”理论构成了 中国古代哲学之基础，是两晋时期士人解读世间万 物运行的主要方法论之一，亦是后人窥探并解读中 国古代众生精神世界的重要法门⑱；第三，“崇天自 然”理论的提出，构筑了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之 世界观，且在将“天”与“自然”作为“实物”存 在，而非“绝对精神”之存在的过程中，亦逐渐催 生了中国古代原始的生态观和环境保护意识，而这 对于我国现今的环境治理亦有较大启示⑲。此外，值 得注意的是，在这一复杂的思想体系中出现了两种 相悖式的发展趋势，即“唯心式”的发展（“阴阳五 行”）与“唯物式”的发展（“崇天自然”）。虽说这 种发展趋势，东汉时期已经萌芽，但由于东汉时期 的士人视后者（唯物学说）为异端，并加以打压， 致使崇尚自然的“唯物式”思想在东汉时期发展绝 迹。而两晋之时，在“玄学”与“反玄学”地斗争 下，“唯物式”思想加速发展并逐渐成为了当时思想 界的新潮，因而，两晋时期才是崇尚自然的“唯物 式”思想发展的时代，而“唯心”与“唯物”的交 织也凸显了两晋士人灾异思想的独特底蕴。 综上所述，通过分析两晋“士人群体”之特性 及其所构叙的有关两晋时期的灾异文本以及这一时 期士人灾异思想的主体内容，笔者大体可以得出这 样一个结论，即：两晋时期“士人群体”的灾异文 化理念是一种独特且复杂的文化体系，它以“天” 为最高统筹，以“阴阳”“五行”为运行秩序，以“民 间俗事”“自然万象”为构成基础，构筑起了一个纷 繁复杂、罗织宏富且“玄化”色彩浓厚的神异话语 体系，具有神秘性、唯心性、宗教性、唯物性、人 伦性、阶层性等诸多特点，对当时的皇朝国政、民 风民俗、士人思想等以及后世研究此一时期的政治 史、文化史、思想史、灾害史、生态史、心理史等 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探讨两晋时期“士人群 体”的灾异文化理念是窥探这一时期“灾异文化” 之锁钥，进一步而言，我们或许也能以此为基点， 对这一时期的政治、思想、文化、生态、环境、士 人心理等诸多方面进行重新审视与检讨，从而得出 更多有意义的结论，这或许便是本文的价值所在。 注释： ① 相关论著，简述如下：一、关于文献方面的探讨，主要有 胡祥琴的《正史<五行志>撰著内容的三大来源》（《淮阴师 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40 卷第 3 期） 和俞晓群的《二十四史<五行志>丛谈》（《文史知识》2006 年第 11 期）等；二、关于政治方面的探讨，主要有日本 学者井上幸纪的《两汉魏晋南北朝的灾异政策》（《南京师 专学报》2000 年第 1 期）和孙英刚的《瑞祥抑或羽孽： 汉唐间的“五色大鸟”与政治宣传》（《史林》2012 年第 4 期）等；三、关于思想文化方面的探讨，主要有康中乾、 王有熙的《中国传统哲学关于“天人合一”的五种思想路 线》（《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 40 卷第 1 期）、孙湘云的《天人感应的灾异观与中国古代 救灾措施》（《中国典籍与文化》2000 年第 3 期）、吕锡琛 的《儒学天人感应论中的生态智慧——兼论中国哲学研究 中的问题意识》（《哲学动态》2013 年第 4 期）和颜亮的 《叙事与诠释：古代汉藏灾异的述行策略研究》（《青海民 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3 期）等。 ② 需要指出的是，笔者以《晋书·五行志》为主，并参考诸 志，考察两晋士人的灾异叙述及其灾异思想，主要基于以 下四点考虑：1、《晋书·五行志》的参考史料均为两晋时 期士人所著之文本，史料价值高；2、《晋书·五行志》为 唐朝官修史学，权威性强；3、魏晋南北朝时期未有官修 《晋书》出现，存在私人所撰《晋书》但遗失较多，因而， 对于两晋时期的相关研究仍应以唐修《晋书》为主；4、 《晋书·五行志》也存在史料搜集不全的弊端，因而在以 《晋书》为主的同时，需要参考相关史料，以为补充。 ③ 《新唐书·五行志》载：“夫所谓灾者，被于物而可知者 也，水旱、螟蝗之类是已。异者，不可知其所以然者也， 日食、星孛、五石、六鹢之类是已。孔子于《春秋》，记 灾异而不著其事应，盖慎之也。以谓天道远，非谆谆以谕 20 铜仁学院学报 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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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而君子见其变，则知天之所以谴告，恐惧脩省而已。 若推其事应，则有合有不合，有同有不同。至于不合不同， 则将使君子怠焉。以为偶然而不惧。此其深意也。盖圣人 慎而不言如此，而后世犹为曲说以妄意天，此其不可以传 也。故考次武德以来，略依《洪范五行传》，著其灾异，而 削其事应云。”[11]873 可见，《新唐书》的《五行志》不再记 录人事，只记录灾异，因而颠覆了以往“人事比附灾异” 的叙写原则，成为了一种“灾异志模式”。 ④ 金霞指出：“董仲舒祥瑞灾异学说的特点有以下几个方 面：第一，董仲舒第一次把‘天道’的观念引入祥瑞灾异 学说，把祥瑞和灾异看作是上天对人君的肯定或惩罚；第 二，董仲舒提出君主受命于天的思想，认为祥瑞是君主承 受天命的符信，为其大一统学说服务；第三，董仲舒把‘德’ 的概念正式引入到祥瑞灾异学说中，认为是否有德是上天 给予君主祥瑞或灾异的最重要标准；第四，董仲舒以阴阳 五行学说解释灾异的缘起。”（金霞：《两汉魏晋南北朝 祥瑞灾异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2005 年，第 15-16 页） ⑤ 36 种灾异分别是：“恒雨”“妖服”“鸡祸”“青祥”“金沴 木”“恒阳”“诗妖”“毛虫之孽”“犬祸”“白眚白祥”“木 沴金”“恒燠”“草妖”“羽虫之孽”“羊祸”“赤眚赤祥” “恒寒”“雷震”“鼓妖”“鱼孽”“蝗虫”“豕祸”“黑眚黑 祥”“火沴水”“恒风”“夜妖”“裸虫之孽”“牛祸”“黄眚 黄祥”“地震”“山崩地陷裂”“恒阴”“射妖”“龙蛇之孽” “马祸”“人痾”。 ⑥ 游自勇指出：“由于受到自身知识背景、政治立场的约束， 古代史家有意无意间会采取‘选择性记忆’的方式，通过 直解、转释、反说等方法来对（灾异）征应进行解说。透 析征应的产生机制及其解说方式，有助于我们了解古代知 识阶层的信仰与思维方式。”（游自勇：《中古<五行志>的 “征”与“应”》，《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 年第 6 期，第 10 页） ⑦ 秦冬梅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正处于我国历史上的一个 气候异常期，具体表现为冷暖变化、干湿变化的异常及各 种自然灾害数量的增多。”（秦冬梅：《试论魏晋南北朝时 期的气候异常与农业生产》，《中国农史》2003 年第 1 期， 第 60 页）此外，胡阿祥先生亦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 气候的基本特征是寒冷干旱……又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自 然灾害，频繁而且严重，并与人类社会之间存在着复杂的 互动关系。”（胡阿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生态环境》，《南 京晓庄学院学报》2001 年第 3 期，第 45 页） ⑧ 关于“诗妖”和“服妖”的释读，可参看胡祥琴大作《怪 异的叙事：南北朝正史[五行][符瑞]诸志研究》（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 2018 年版）中的《南北朝正史<五行志>个案 研究》一文。 ⑨ 本表情况说明如下：1、本表参考《晋书》《魏书》《北史》 《隋书》《十六国春秋辑补》《资治通鉴》《中国历代天灾 人祸表》《中国救荒史》《中国三千年疫灾史料汇编（先秦 至明代卷）》等资料。2、本表的统计原则为：（1）地区上 包含南北方地区；（2）一种灾害延续几月或几年的，均记 一次；（3）同一种灾害发生在不同地区的，均记一次。3、 在自然灾害的分类统计上，笔者进行的是主要灾种的统 计，而不再旁涉其他小类灾种，因而表中灾种与《晋书·五 行志》中所提及的灾种略有不同。 ⑩“灾害发生频次”的具体算法为：灾害发生的次数\/朝代的 年限。 ⑪ 刘春香曾依据相关数据，得出“东晋时代的气温达到了自 东汉以来的最低”这一结论，笔者认为这是值得商榷的。 （刘春香：《魏晋南北朝时期环境问题及环境保护》，《许 昌师专学报》2002 年第 1 期，第 42 页）至少从笔者所统 计的数据来看，与“寒冷”这一质性相关的相关气候现象 在东晋时期相较于西晋时期而言，是减少的。当然，限于 年代久远，两晋时期的相关灾害无法进行精确地量化统计 分析，因而笔者在此也只能得出一个大体的结论，这是较 为遗憾的地方。 ⑫ 此处结合前文所作有关《晋书·五行志》内容的分析而论。 ⑬ 梅雪芹先生曾指出：“所谓‘以自然为镜’，就是‘以自然 的变化来检视人类文化创造的得失利弊，臧否历史上人类 生产、生活方式及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乃至具体历史人物 的所作所为和影响’。”（梅雪芹：《生态生产力标准——环 境史研究中历史评价尺度的创新及其意义》，《史学集刊》 2020 年第 2 期，第 10 页）此处为笔者化用梅先生的话语 所得。 ⑭ 关于两晋士人灾异思想的成因，学界现暂无专文论述，但 第 4 期杨恩玉，潘嘉晖：两晋士人灾异文化认知试析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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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其承袭自两汉的士人灾异思想，因而参考两汉士人灾 异思想的成因，亦是会对我们有所启示。徐奋奋曾指出， 两汉士人灾异观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三点：1、长久以来的 思想传统；2、天文历法知识的成熟；3、树立天子的权 威，制约天子的权力。（徐奋奋：《两汉灾异观的形成》， 《长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 年第 2 期，第 144-145 页）笔者赞同徐先生的看法，并认为两晋士人灾 异思想的形成除以上三点原因之外，亦与两晋的时代格 局和士人文化发展有关。 ⑮ 余英时先生曾指出，“天人合一”的演变经历了“神本位” “君本位”“集体本位”“民本位”等阶段。 ⑯ 注：依据《晋书·五行志》所载而制。 ⑰ 在“天谴灾异”论的统摄下，“君”“臣”均为上天谴告之 人间群体。由于惧怕“天”的力量，因而“君”“臣”施 政时皆有敬畏之心，以尽力符合“天道”而免受灾异袭扰。 因此，包括两晋时期在内的中国古代皇权政治的特点是 “相对的专制”，而不是“绝对的独裁”，其“相对性”就 体现在观念上的“天”的压制性之上。 ⑱ 在早古时期（从世界史的角度出发），“天”最大，其次 才是万物。而人作为万物之灵，自产生独立意识之开始， 便在寻求通天之法。于中国古史而言，早些人们通天借助 “巫”，后来人们通天借助“心”。而无论是“巫”还是 “心”，都是通“天”之渠道，且“渠道”亦是只有在符 合“五行”运转的规律之下才会开启。（这是对余英时先 生在《“天人合一”的历史演变》一文所做的一个结论的 推论。该结论，概述之如下，即“一个普通人一生只有一 次通天的机会，而巫师或哲学家，由于巫术高明或修身境 界高，而有三四通天机会”。 ⑲ 刘春香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因自然和社会诸多因素 导致出现了生态破坏和空气污染等环境质量下降的问题。 环境问题的严重危害，促使人们环保意识的自觉和加强。 当时的统治者和广大民众秉承中国传统生态环保意识的 有益成分并进行积极探索，产生了丰富的有关生态环境的 思想观念和对生态命题的诸多合理见解，诸如天人和谐的 生态哲学思想、泛爱万物、宽刑育物的生态伦理思想、调 适自然、改善环境的生态建设思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 生态建设思想对当今社会仍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刘春 香：《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生态环境观》，《郑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 2 期，第 147 页） 参考文献： [1] 田中重好，潘若卫．灾害文化论[J]．国际地震动态，1990 （5）：30-32． [2] 周琼．灾害史研究的文化转向[J]．史学集刊，2021（2）． [3] 钱穆．国史新论[M]．台北：台湾出版社，1998：199． [4] 严北溟，严捷．列子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176-177． [5] 程怡．汉魏六朝诗文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167． [6] 汤球．九家旧晋书辑本[M]．杨朝明，校补．郑州：中州 古籍出版社，1991． [7] 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2． [8] 游自勇．试论正史《五行志》的演变——以“序”为中心 的考察[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 4-5． [9] 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3． [10] 刘知几．史通[M]．北京：中华书局，2014：787． [11] 欧阳修．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3． [12] 郑樵．通志二十略[M]．王树民，点校．北京：中华书 局，1995：1905． [13] 章学诚．文史通义[M]．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 1985：856． [14] 龚自珍．龚自珍全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346． [15] 陈侃理．儒学、数术与政治：灾异的政治文化史[M]．北 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146． [16] 王培华．中国古代灾害志的演变及其价值[J]．中州学刊， 1999（5）：115． [17] 俞晓群．二十四史《五行志》丛谈[J]．文史知识，2006 （11）：10-11． [18] 胡祥琴．怪异的叙事：南北朝正史[五行][符瑞]诸志研究 [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159-185． [19] 金霞．《宋书·符瑞志》历史价值初探[J]．社会科学辑 刊，2005（2）：106． 22 铜仁学院学报 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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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余英时．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M]．北 京：中华书局，2014． [21] 董仲舒．春秋繁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54． [22] 李民，王健．尚书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219． [23] 王充．论衡[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24] 楼宇烈．王弼集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0． [25] 章启群．论魏晋自然观——中国艺术自觉的哲学考察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106． An Analysis of the Cultural Cognition of Disasters and Differences among Scholars in the Two Jin Dynasties: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Five Elements Annals of the Book of Jin YANG Enyu, PAN Jiahui (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Shandong, China ) Abstract: There have been many discussions in the academic community about the disasters and disasters during the Jin Dynasty, but few have looked at them from a cultural perspective. The origin of disaster culture lies in the primitive understanding of \"witchcraft\" among the ancestors, which gradually developed into a comprehensive cultural cluster with many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temporal, regional, racial, and hierarchical. Following this logic, the exploration of the disaster culture during the Jin Dynasty mainly focuses o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literati group\" at that time. The \"literati group\" of the two Jin dynasties had the characteristic of \"worrying about life and death\", which made their disaster and cultural concepts unique. By analyzing the content sources, narrative patterns, content types, and textual values of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mainly the Five Elements Annals of the Book of Jin) written by scholars, it was found that the main contents of scholars' disaster and abnormal thoughts during this period were the \"Heavenly Punishment Disaster and Abnormal\" theory, the \"Yin Yang Five Elements\" theory, and the \"Worship of Heaven and Nature\" view. Based on this, we can further summarize the main content and many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isaster cultural concept of the literati group during the Jin Dynasty. In this way, there can b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cultural factors contained in the relevant disaster records during this period. Key words: Two Jin dynasties, disasters, disaster thought, disaster culture, scholar group （责任编辑车越川）（责任校对黎帅）（英文编辑田兴斌） 第 4 期杨恩玉，潘嘉晖：两晋士人灾异文化认知试析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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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之道】 大学教师课程权力：高校“金课”建设的着力点 曾维华 1，尚厚玉 2，罗正业 1 （ 1．铜仁学院，贵州铜仁 554300；2．铜仁职业技术学院，贵州铜仁 554300 ） 摘要：课程是大学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与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主要媒介，教师是课程改革 与课程发展的主体性力量，课程与教师自然而然在大学里成为了紧密联系的“共同体”“关联 体”。“金课”建设促成了课程更好地发挥好人才培养的功用，高校建设“金课”，当然也回 避不了教师的课程权力。可以说，大学教师的课程权力是高校“金课”建设的着力点。教师在 “金课”建设中要抓好课程改革，助力大学课程改革与建设；要发挥好教研室作为教师“金课” 建设的组织保障作用；要建立健全课程考核评价机制，为教师“金课”建设赋能。 关键词：大学教师课程权力； “金课”建设；人才培养；着力点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639 (2023) 04-0024-07 2018 年 6 月 21 日，在全国一流本科教育论坛上 倡议形成了《一流本科教育宣言（成都宣言）》。此 次论坛提出高校要打造“金课”，淘汰“水课”，让 “金课”的“两性一度”（即“创新性、高阶性、挑 战度”）的旨归能够达成，也就是说高校通过“金课” 建设，能够合理地深化课程的难度、拓深课程的深 度和延展课程的挑战度，以期提升课程的质量与品 质，真正地让学生的学业更加具有挑战性，让学生 具有高阶思维力并具备发现问题、探究问题、解决 问题的综合能力，以更好地助力于高校人才培养目 标的实现与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课程作为高校教 育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水平得以提升的主要媒介， 势必需要将课程权力赋予大学教师。大学教师是课 程改革、发展、建设与研究的主体，课程与教师自 然而然在大学里成为了紧密联系的“共同体”“关联 体”。打造好“金课”、淘汰掉“水课”是“金课” 建设的目的之所在，“金课”建设为课程发挥好培养 人才的作用提供了渠道，这就需要高校教师课程权 力的发挥。 一、教师课程权力的内涵及其价值意蕴 （一）高校建设“金课”提出的时代背景 一流本科教育会议于 2018 年 6 月 21 日在成都 召开，与会专家通过学术对话与讨论后共同形成并 签署了《一流本科教育宣言（成都宣言）》，建设一 流本科教育，从此成为了高等教育界的理论探讨与 实践行动。2018 年 9 月 10 日，全国教育大会在北京 召开，翌年 10 月 8 日，教育部印发《关于深化本科 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以下 简称《意见》）。《意见》分别从严格教育教学管理、 收稿日期：2023-05-11 基金项目：铜仁学院硕士点及学科建设研究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高等教育基本理论研究”（Trxyxwdxm-011）。 作者简介：曾维华（1984-），男，江西吉安人，博士、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理论与政策，学前教育 理论与政策。 尚厚玉（1985-），女，甘肃镇原人，讲师，研究方向：英语教育，思想政治教育。 罗正业（1978-），男，湖南隆回人，博士、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管理。 第25卷第4期铜仁学院学报 Vol. 25, No.4 2023 年 8 月 Journal of Tongren University Aug.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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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教育教学制度改革、引导教师潜心育人和加强 组织保障四大版块共 22 条举措和要求，就如何深化 教育教学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出了有针对性 的建议和实施办法等。在这份文件中专门强调了要 优化课程结构、提高课程教育教学质量。需要优化 好专业基础课、专业主干课、公共课等之间的比例 结构，将具有“两性一度”的“金课”建设好，目 的在于更好地提升高校的教育教学质量和高校的人 才培养水平。《意见》的出台为我国高校课程质量建 设提供了决策参考的价值，为高等教育质量的提升 与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提供了实践遵循，更为我国 高校人才培养水平的提升保驾护航。 （二）教师课程权力的内涵 教师课程权力作为教育者的教师所享有的一种 学术权力，这种权力不同于课程学术事务中涉及到 的课程管理的行政管理权力。课程权力是高校教师 在国家教育法律法规所赋予的政策范围内的前提下 所开展的课程设计、课程创生、课程改革、课程实 施与课程运行的权力，主要涵括教师的课程参与和 决策、课程编制和研究、课程设计和开发及课程实 施和评价等权力范畴的内容体系。一流本科教育倡 导要做到“以本为本”“四个回归”，其中重要的一 环便是需要强化课程建设，以课程建设为着力点来 优化教学，打造“金课”、淘汰“水课”，提升人才 培养质量。 在课程建设中必然需要追溯到教师课程权力的 本源上。关于教师课程权力的内涵有以下三种具有 代表性的观点。一是从课程权力的内容角度来定义 课程权力：“教师课程权力主要是指教师在国家政策 和法律的规定下，对课程设计、课程实施、课程评 价等环节所具有的能动性作用。”[1]即课程权力内容 包括课程设计权、评价权、实施权等。二是从课程 权力的来源来定义课程权力：“教师的课程权力，是 在国家教育法规和政策的范围内，教师通过影响特 定的课程参与要素，实现其课程目标的能力。”[2]三 是从课程权力的范畴来定义课程权力：“教师和学生 的课程权力是指教师和学生在课程研究、课程开发 和课程实施中对课程具有的权力。”[3]即课程权力包 括教师课程权与学生课程权。 综合上述，本文认为，所谓教师课程权力，是 教师在国家课程政策、课程制度、课程规约下，依 据国家教育法律法规参与课程活动、课程实践的权 力并且将课程功能、作用与效力得以发挥的权力， 具体包括课程领域里的决策权、课程领域里的实施 权、课程领域里的设计权、课程领域里的开发权、 评价权、参与权、编制权等权力内容体系。 （三）教师课程权力的价值意蕴 高校的人才培养离不开课程，课程也是高校进 行人才培养工作的“心脏地带”，事关高校培养人才 所要达致的目标的程度。大学教师直接抑或间接地 参与了课程的编制、研制、决策及其实施与评价， 因而，在高校课程建设中，必须赋权给教师，摒弃 “防教师”课程的理念与做法的存在。赋予大学教 师课程权力，意味着体现了它本身应有的价值意蕴。 首先，力促大学教师主动创生课程。把课程权 力赋予教师，意味着教师不再是“代圣人的传言者”， 不再是“事理的布道者”，不再是“知识的传授者”， 也不再是“课堂的控制者”，而是成为了课程实施与 评价等运作过程中的参与者、实施者、组织者、探 究者、建构者、决策者。教师成为课程的创生者， 教师积极主动建构、编制和研发课程，即教师成为 了课程知识体系、教育经验生活的主动创造者和建 构者，这就彰显了教师的主体性价值、存在性价值 与生命性价值。而传统的课程观则让教师成为了教 材的传授机器、知识的搬运工、课程的传声员，这 种传统的课程观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防教师”课 程的范式。“‘防教师’课程是一种控制型的课程， 使课程与教师处于一种二元分离的状态，剥夺了教 师进行课程创生的自由和权力。”[4]此种类型的课程 所彰显的是教师仅仅只是课程知识的搬运工，教师 照本宣科地将课程内容原汁原味地传授给学生，课 程的开发与研发权完全掌握在学科专家、科学家的 手中，教师在课程开发、研发中丧失了话语权，这 完全是与课程创生观背道而驰的。所以，赋权给教 第 4 期曾维华，尚厚玉，罗正业：大学教师课程权力：高校“金课”建设的着力点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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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能让教师成为课程的创生者、建构者，这对课 程建设大有裨益。 其次，助力大学教师整合教育力量。将课程权 力赋予了教师，教师能够增强课程权力的自觉性。 教师自觉运用课程权力，整合好课程资源、团队资 源等教育资源，整合教育力量，形成教育合力。拥 有课程权力的教师自然而然地会自觉主动地参与课 程改革、课程编制、课程决策等课程运行环节，充 分利用好课程运行过程中的内部条件与外部条件， 促成教师成为课程意识与课程运行的主动生成者和 建构者。教师在课程运作过程中合力行使好其课程 权力，整合优秀教师团队，帮扶弱势教师群体，让 教师团队优势互补、劣势弥合，形成课程团队、学 科团队，教育合力与团队合力得到有力形塑。教师 合力运作课程权力，打造专业性的学习共同体。课 程权力能让教师很好地运用专业权力，发挥专业权 威，从而为教师专业学习共同体的搭建奠定坚实的 基础，教师也能够充分发挥其专业专长，凭借其专 业知识与能力，促进教师能更好地实现专业化的发 展，让教师的教学更加具有权威性、学术性与专业 性，提高教师的课程研究水平与能力，提升课程品 质，这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教师课程权力得以实现 的要义之所在。 再次，赋予教师课程权力意味着学生的主体性 地位将会更好地得以彰显。一方面，赋予教师课程 权力，意味着学生会有被教师邀请参与到课程建设 活动之中的机会；另一方面，教师被赋予课程权力 后会真正地做到以生为本，关注到学生学的存在， 学生的主体性地位才会真正地得以体现。因为“在 课程规划中，学生是有待开发的资源。学生最有权 力来解释现行课程的优点和缺点。他们对课程的反 应至关重要。研究已多次表明：当学生参与到课程 规划与评价中时，学习的效果将会大大提高。”[5]课 程是高校的生命力之所在，课程质量的优劣直接关 乎到高校的教育教学质量和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的高 低，而学生则是课程改革与课程发展的关系最为紧 密的利益相关者群体。大学教师运行课程权力的空 间主要是在课程场域，在教师对课程的教与学生对 课程的学之间，教师成为课程知识与教育经验的创 生者、调适者、建构者，教师在课程运行过程中发 挥主导性、主动性、创造性与实践性的作用，彰显 学生的主体性地位，教师运用课程智慧促成学生生 发智性智慧、理性智慧与道德智慧，让学生走向德 性智慧。教育教学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或归宿） 都必须是学生，学生是教育教学改革的受益群体。 课程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同理也是我们的学生，即 教育教学改革与课程改革最终都是为了实现学生的 全面发展与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在课程的改革环 节中，真正地让学生能够参与到大学的课程研发、 课程编制、课程设计、课程实施等课程运行的所有 过程中来。只有让学生参与课程研发、编制等课程 运作过程，才能真正地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与学习 效果，以更加凸显学生在课程建设中的主体性地位。 二、高校“金课”建设何以需要教师课程权力 的发挥？ （一）教师课程权力是“金课”建设的着力点 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离不开课程质量 建设，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工作离不开课程与教学。 本科教学是大学教育的基础性工程，建设高质量的 本科教育是大学教育刻不容缓的一项工作，抓好本 科教育教学与人才培养是大学教育永恒的课题。提 升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质量，需要大学教师教育教 学质量的提升，打造“金课”、淘汰“水课”离不开 教师对课程、对教学等方面的研究，这就意味着高 校教师必须培育其课程学术能力，提升其课程研究 水平，提高其课程建设质量，同时也要加强其教学 学术建设工作。提升教学研究水平是教学质量的保 证，大学教师理应扛起提升教学研究水平的重担。 因而，这些自然而然就需要将课程权力赋予给教师， “金课”建设也离不开教师的课程权力，这便成为 了高校打造“金课”的着力点之所在。 （二）“金课”建设需要赋予教师课程创生权 时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吴岩认为将“金课”“可 26 铜仁学院学报 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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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归结为‘两性一度’：高阶性、创新性和挑战度。” [6]亦即金课一定是高含金量、高挑战度、最具创新性 的课程。为了打造出高含金量的课程，就需要赋予 教师课程创生权，即教师对课程创生而打造出高质 量的“金课”课程。课程创生是通过发挥教师的主 导性、学生的主体性、师生思维的创造性、批判性 以及师生之间的互动性、自觉性来共同建构课程， 达致课程的完善、学生的发展、教师的成长的旨归， 这与“金课”建设的理念是一脉相承的。在“金课” 建设过程中，教师拥有课程创生权后，能自主地对 课程进行设计、研发、编制、实施等课程运作所需 要做的相关课程建设工作。 在课程的创生环节及其整个过程之中，作为主 导性的教师和主体性的学生，这两大主要课程的授 受群体将不再是专家课程的直接授受者，而真正地 成为了课程的主动创生者、课程的能动建构者、课 程的积极创造者。在课程创生中，教师可以成为独 特的课程教学的设计者，这种课程才可能有意境、 有情景且符合学生个性化需要，也是建基于学生发 展之上的，这也是打造“金课”需要达到的效用； 在课程创生中，教师能够生发课程教学机智进而产 生多样性课程资源，让学生在丰富的课程资源中自 由漫步于自我心灵教育的场域与空间。课程创生是 教师实现专业发展走向专家型教师的路径，这对教 师的课程研究也有裨益。打造“金课”就是为了让 教师的课程研究走向深入，让教师在课程专家上更 “专”，成为研究“金专”课程的专家型教师，教师 能够以主体性身份在课程运作的全过程中进行课程 设计、课程创生、课程决策、课程研发、课程编制、 课程实施等课程运行的所有环节。 （三）“金课”建设需要回归“金课”课程研 究权 以“金课”建设为着力点，可以掀起大学教育 的课堂改革，进而推动高等教育的质量改革。“金课” 建设掀起的大学教育课堂改革自然而然与教师的课 程权息息相关，要把课堂还给教师、还给学生，让 师生成为共同体来推动课堂改革，真正地成为助力 “金课”建设的主体性力量。仅仅是将“金课”建 设停留在课程的教学上还远远不够，还需要强化对 “金课”课程的研究。 虽然打造“金课”、淘汰“水课”成为了热议话 题，但建设“金课”仍然是一场有深度的课程改革。 有些高校建设“金课”表面看起来做得轰轰烈烈， 但深究起来并没有挖掘建设“金课”的深层次内涵 与基本精神、核心要义。比如仅仅停留在课程教学 的教师上课的教学表演性环节上，停留在教师与学 生是否在课堂上进行“我问你答”“我说你表演”等 方面，实际上将“金课”建设作为了课堂的“杂技 表演场”。建设“金课”的这些课堂教学环节需不需 要？当然需要，但不能单纯停留于此，还需要对课 程进行研究，更需要对“金课”进行研究。 目前，对于“金课”的研究来说还是一个比较 薄弱的领域，需要对“金课”建设所要含括与涉猎 的内容体系进行深入挖掘、研究，只有研究好了“金 课”课程，“金课”建设才有理论逻辑支撑，才会有 实践遵循。只有研究好了“金课”课程，才有可能 将“金课”课程的理念、内容、要义等贯穿于“金 课”建设中，以达到“两性一度”的“金课”标准。 三、高校“金课”建设如何发挥好大学教师课 程权力？ （一）大学教师要抓好“金课”课程改革与 建设 大学的改革必然会触及到课程的改革，而“金 课”建设正是课程改革走向深入不可或缺的内容。 教育部正是基于此而作出了建设“金课”的工作部 署。因为高等教育质量的提升与人才培养使命的实 现必然与课程不可分割，“金课”建设为高等教育质 量的提升和人才培养使命的达成提供了平台。作为 课程承担主体的大学教师在课程改革中可以说起着 主体性的作用，这就要求教师在“金课”建设中要 抓好课程改革与建设。 作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哈佛大学，其课程改革是 较为成功的。哈佛大学的选修制课程改革、通识教 第 4 期曾维华，尚厚玉，罗正业：大学教师课程权力：高校“金课”建设的着力点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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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课程改革以及核心课程的改革，可以说，在引领 哈佛大学走向卓越的道路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哈 佛大学通过课程改革走向卓越的案例，笔者认为， 教学与科研是大学发展前进的车之双轮，而课程与 学科则是这双轮的轴承即轴心，大学一定是在教学、 科研、课程、学科这四大领域里相得益彰、协同一 体而实现着这所大学本身应有的卓越。 教师的“金课”课程改革与建设一定要倾注于 教学上。“课程是处于教学核心的战场”[7]，也就是 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的问题。“金课”就是对传 统“灌输式、授受式”教学的颠覆，是对高校有效 教学的生动阐释。无论在人文科学课程领域还是在 社会科学课程领域，抑或是在自然科学课程领域， 教师的教学不再是仅仅围绕问题或意义的概念陈述 与信息呈现，而是教师要在教学中用思维运行过程 来开启学生的心智模式，通过教师的有效教学来加 深师生对课程知识内容体系的体悟。教师的有效教 学贯穿着教学中的教育性、研究性、思辨性、前沿 性、丰富性等教学特性，只有在课堂教学中贯穿了 这些教学特性才是真正好的教学，才能助推学生更 好地开展课程知识的学习与应用。“金课”课程改革 也要围绕有效教学进行改革，我们的“金课”才可 能向着高阶性、创新性、挑战度的目标迈进。因此， 教师要抓好“金课”课程改革与建设。 教师“金课”课程改革与建设也要着力于课程 结构的改革与建设，致力于打造“金课”课程体系。 课程结构影响着课程功能的有效发挥，这就需要我 们在课程改革中要优化课程结构、打造“金课”课 程体系。一是按照国家专业认证要求与课程建设质 量标准严格设置课程结构体系，让“金课”更“金”， 严防“水课”的产生；二是课程结构的设置要根据 学生的核心素养，将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创造性思 维与创新创业能力有效结合好，保障课程结构体系 的科学性；三是冲破学院、学科的禁锢，可以选择 跨学院、跨学科进行课程结构的设置，让专业基础 课、公共选修课、通识课等有机融合，教师之间可 以联合开设这方面的课程，促进课程结构体系的交 叉融合，促进课程知识体系的交叉性与综合性。因 而，大学教师在“金课”建设中，必须要改革与重 构课程结构，真正让课程改革有成效。 （二）发挥好教研室作为教师“金课”建设的 组织保障作用 高校二级学院所设的教研室既是教学组织，又 是科研组织，同时也是管理组织，它是按照学科、 课程、专业的布局及其结构而成立的。教研室是高 校最为基层的教学组织，它是兼具教学组织、教师 组织、研究组织于一体的学科教学组织单位，这一 教学组织机构对于保障教学质量、推进高等教育质 量建设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大学教学改革、 课程改革离不开高校教研室的有力支撑，在“金课” 建设中，要将课程权力下放在教研室组织机构之中， 要发挥好教研室作为教师“金课”建设的组织保障 作用。 然而，作为高校的基层教学组织的教研室并没 有发挥好其本身应有的作用与价值。近些年来教研 室的地位被削弱，虽然有教研室的设置，但却是形 同虚设，有些高校甚至是取消了教研室这一基层教 学组织单位。为了提升教育教学质量、提高教育教 学水平，重新审视教研室的价值，是十分必要的。 首先，教师要在教研室中组建教学团队。教学 团队是教学队伍得以发展与保障的重要举措，也是 教师通过教学团队进行教学研究、课程研究、教学 改革、教学资源开发等的重要平台。高校教研室要 根据课程类型、课程群、课程模块、课程结构等内 容体系组建相应的教学团队。教学团队中的教师应 经常进行教学经验分享与交流，并且积极地拓展教 学研究内容，大力开展教学改革研究，促进教师的 教学交流与教学合作更为频繁与密切，助力教师成 长，以此带动课程建设高质量发展。仅仅打造教学 团队还不够，还要从教学团队中培育教学团队的带 头人，这就需要培育一批政治素质、业务素质过硬 的教学带头人队伍，让这批教学能力、科研能力、 领导能力、管理能力较强的人来带领本团队搞好教 学与课程建设。通过教学团队的组建为“金课”建 28 铜仁学院学报 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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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带来活力。 其次，教师要在教研室中培育教学学术共同体。 “如果想要在实践中成长，我们有两个去处：一个 是达成优质教学的内心世界，一个是由教师同行组 成的共同体，从同事那里我们可以更多地了解我们 自己和我们的教学”[8]。教师的教学工作如果成为一 座“教学孤岛”的话，是难以提升自我教学水准， 更不用说提升整体性教育教学质量了，这就需要教 研室培育教学学术共同体。教学学术思想的践行与 落实可以有效解决教学与科研二元对立的难题，教 学学术共同体的构建对教学质量的提升大有裨益。 通过教学学术共同体的搭建，教师们能够共同进行 教学探讨、教学观摩、教学分享、教学研究，以提 升课程综合实力。在教学学术共同体中教师不仅仅 只专注于教师自身的教，也会研究学生的学，师生 之间共同进行教学研究来发展教学能力、提升教学 水平，进而让学生对课程的体认更加明晰，以进一 步增强学生对课程的认识度，让启发式教学、反思 性教学、互动式教学等教学形式成为课堂教学的常 态，这也是“金课”建设所要达成的功效之所在。 再次，教师要在教研室中强化对“金课”课程 的研究。“虽然风趣幽默的课对学生而言，具有吸引 力，但其未必是金课的基本特征。”[9]“金课”并不 是以学生对课程的吸引力的程度来评判，并不是学 生看似喜欢的课就一定是“金课”，并不是课堂上师 生对答频繁与表演丰富的课就是“金课”，也并不是 在课堂上教学活动方式多样化所带来的热闹轻松的 教学气氛就是“金课”，我们的“金课”建设绝不能 仅仅停留于看似轰轰烈烈的课堂教学、课堂展示、 教学设计、教学板书、课堂互动、学生吸引力等这 些表皮层上，因为如果一旦以此来评判课程的“金” 与“水”的话，那教师们就不会深入钻研“金课” 课程的深层次内容体系，教师会为了迎合这些而花 功夫、下力气去做好“金课”的表皮层工作，而不 会下功夫去深挖“金课”课程体系，这对“金课” 建设是不利的，这样所打造的“金课”就无法达成 “两性一度”的旨归。因而在教研室的组织引领下， 教师就要花费精力去研究“金课”课程的内涵和本 质、“金课”课程的学科内容、“金课”课程的学术 意蕴等课程内容体系，只有真正的把“金课”课程 研究好，并向学生传授好，“金课”建设之路才会越 走越深。 （三）建立健全课程考核评价机制，为教师“金 课”建设赋能 “金课”课程考核评价是为了创造并实现课程 的价值，对“金课”课程实施考核评价是高校提高 教学质量和提升课程品质的必要环节。“金课”课程 价值的实现与创造也离不开对“金课”课程进行考 核评价，这就势必要真正落实好“金课”课程的考 核评价权力。 一方面，是要建立健全“金课”课程考核评价 标准。在“金课”建设过程中，一定要做好“金课” 课程考核评价标准体系的重构工作。“金课”课程评 价的形式、内容、途径、类型、标准等都与“非金 课”评价体系绝对是要区别对待的，是不一样的，“金 课”的课程评价一定要有一套标准体系，只有构建 好了“金课”的课程评价标准体系，“金课”建设才 会有标准可依循，进而真正让“金课”建设走上高 质量发展道路。 另一方面，是要有一整套完整的“金课”课程 评价的反馈整改机制。课程评价反馈是为了更好地 提高“金课”课程评价建设的效益，也是为了更好 地以评促建。在“金课”课程评价标准体系建立后， 按照“金课”评价标准体系进行课程评价，包括“金 课”课程的过程性评价、诊断性评价、终结性评价 等，同时，还要建立一套反馈整改机制，以“金课” 课程质量报告的形式及时有效地反馈给有关教学与 管理人员，反馈给学校教务处与教师教学发展中心 （或教师教学促进中心、教学质量评估中心），也要 反馈给受教育主体的大学生。发挥好课程质量评价 与保障的作用，以便让课程建设的最终效益能够得 到各方面的监督，进而深化“金课”课程建设，推 进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化发展。 第 4 期曾维华，尚厚玉，罗正业：大学教师课程权力：高校“金课”建设的着力点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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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李洪修，李哨兵．关系网络中教师课程权力的特征及其实 现[J]．教育研究，2017（8）：137． [2] 李洪修．教师课程权力的社会学分析[J]．社会科学战线， 2016（6）：242-249． [3] 李海英．课程权力：协商课程的一种追求[J]．全球教育 展望，2005（9）：47． [4] 沈建民．教师课程创生“三状态”的哲学思考[J]．教育 发展研究，2014（2）：58． [5] 弗雷斯特·W·帕克，格伦·哈斯．课程规划——当代之 取向[M]．谢登斌，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4： 393-394． [6] 吴岩．建设中国金课[J]．中国大学教学，2018（12）：5． [7] 帕克·帕尔默．教学勇气——漫步教师教学心灵[M]．吴 国珍，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136． [8] 李芒．大学“金课”观——兼论大学教学的若干基本问题 （一）[J]．煤炭高等教育，2019（3）：13． [9] Rudolf, F. Curriculum: 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Undergraduate Course of Study since 1636[M].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Publishers, 1978:5. University Teacher’s Curriculum Power: The Focal Points of Constructing “First-class courses” in Universities Zeng Weihua1 , Shang Houyu 2 , Luo Zhengye1 ( 1. Tongren University, Tongren 554300, Guizhou, China; 2. Tongren Polytechnic College, Tongren 554300, Guizhou, China ) Abstract: Curriculum is the main medium for universitie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alent training and achieve the goal of talent training. Teachers are the main force of curriculum reform and curriculum development. Courses and teachers naturally become closely connected \"communities\" and \"associations\" in universities. The construction of \"first-class courses\" has play its utility. The constructions of \"first-class courses\" in universities cannot avoid to reshape university teachers’ curriculum power. Reshaping university teachers’ curriculum power is the focal points of constructing of \"first-class courses\" in universiti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first-class courses”, teachers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curriculum reform and construction.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nd perfect the mechanism of curriculum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so as to endow teachers with the ability of “first-class courses” construction. Key words: university teachers’ curriculum power, \"first-class courses\" construction, talents cultivation, focal points （责任编辑陈昌芸）（责任校对王立平）（英文编辑田兴斌） 30 铜仁学院学报 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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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研究·欧阳黔森专栏】 这边风景独好 ——读欧阳黔森新作《莫道君行早》 王太军 （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贵州贵阳 550001 ） 摘要：欧阳黔森新作《莫道君行早》是一部反映贵州农村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过程的作 品，具有很强的典型性和写实性，塑造了一批基层乡村干部的人物群像，呈现了农村发展的新 风景。在脱贫书写之外，文本中熔铸了地质矿产、自然景色和民俗文化、红色历史，描摹了一 幅地域景观图，体现出欧阳黔森全面整合黔地地域文化资源的追求和愿景。小说还融合了欧阳 黔森既往的文学经验，对动物的灵性书写、以花名比附女性人物品性、重复使用经典叙事单元 的写作方式，形成作家具有艺术标识的个人创作“风景”。 关键词：欧阳黔森；《莫道君行早》；脱贫攻坚；地域风景；创作“风景”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639 (2023) 04-0031-07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 风景这边独好”，这是欧阳黔森新作《莫道君行早》 的结束语，引自毛泽东的词作《清平乐·会昌》。引 用或化用毛主席的诗词，已经成为欧阳黔森创作中 不容忽视的一个现象，在既往的作品里，直接引用 或以毛主席诗词为作品命名的现象屡见不鲜，像短 篇小说《心上的眼睛》里对“雄关漫道真如铁，而 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忆 秦娥·娄山关》）的引用，中篇小说《村长唐三草》 中对“惊回首，离天三尺三”（《十六字令三首》）的 引用，长篇小说《雄关漫道》、报告文学《看万山红 遍》《江山如此多娇》等标题的化用，均是如此。究 其原因，一方面因为欧阳黔森向来是一个有英雄主 义情怀的人，青年时期穿山寻矿的地质人体验铸就 了他崇尚崇高、乐观无畏的信念，因而毛主席豪情 万丈的诗词便进入了他的视野，成为他文学上相得 益彰的写作资源；另一方面因为欧阳黔森也是一个 诗人，他最初便是以诗人身份步入文坛的，并且始 终没有放下过自己的诗歌创作，像《血花》《勋章》 《勘探队员之歌》《那是中国神奇的版图》等，洋溢 着英雄主义的思想内质，所以更容易与毛主席诗词 的精神空间产生共鸣。在小说《莫道君行早》的创 作上，欧阳黔森再一次以毛主席的诗词为书名，并 选择用《清平乐·会昌》一词为文本画上圆满的句 号，是因为这半阙词恰好契合了作品的故事内容和 人物的精神内核，为小说增添了不少诗意与浪漫。 这里同样选择化用“风景这边独好”一语，用“这 边风景独好”来描述笔者的阅读体验，既是对欧阳 黔森写作上的呼应与评价，也是对小说所描写黔地 空间的衷心赞许。 一般意义上，风景指的是供观赏的风光、景物， 是光对物的反映所显露出来的一种景象。当风景进 入文学创作中，它的内涵和外延便发生了变化，不 仅“成为一种文化想象的方式，凝聚着家园情感、 收稿日期：2023-03-13 作者简介：王太军（1994-），男，陕西汉中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贵州文学。 第25卷第4 期铜仁学院学报 Vol. 25, No.4 2023 年 8 月 Journal of Tongren University Aug.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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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记忆和文化政治的普遍关注”[1]，而且也“是一 种意象、一种心灵和情感的建构”[2]。西蒙·沙玛甚 至强调：“风景首先是文化，其次才是自然；它是投 射于木、水、石之上的想象建构。”[3]因而风景书写， 或者说风景叙事，是作家对风景——社会的、地域 的、文化的等等——的想象建构，深蕴着创作主体 的审美趣味和情感意向，意义指涉相当丰富。有学 者在描述风景与作家创作的关系时，形象地指出： “在小说家看来，整个世界就是小说创作过程中的 一道‘风景’，小说文本建构的过程就是‘风景’的 展开过程。”[4]可见风景对于文学创作的价值。从风 景理论出发，观照小说《莫道君行早》中各种意义 指涉上的风景书写，对于认知欧阳黔森的文学创作 具有重要意义。这里选择从贵州农村脱贫新风景、 黔地风光与地域风景、作家个人的创作“风景”三 个方面，展开对《莫道君行早》的分析和评论。 一、贵州农村脱贫新风景 脱贫主题的文艺作品一直是欧阳黔森笔耕不辍 的写作对象，追溯作家文学创作的行进轨辙，从小 说《八棵苞谷》《村长唐三草》《绝地逢生》到报告 文学《花繁叶茂，倾听花开的声音》《报得三春晖》 《看万山红遍》《悠然见南山》《江山如此多娇》，再 到电视剧《绝地逢生》《花繁叶茂》等，欧阳黔森多 角度、全方面、跨越各种体裁，全景式展示了贵州 农村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时代新变。新作《莫道 君行早》一书也是一部聚焦脱贫主题的文艺作品， 描写了以紫云镇千年村为代表的黔地村寨在基层干 部的带领下实现脱贫振兴的全过程，以贵州农村发 展变化的新风景呼应全国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时 代主题。 对贵州农村的长期关注和反复书写，为欧阳黔 森积累了丰富的写作素材和老道的写作经验。在《莫 道君行早》中，欧阳黔森以位于武陵山脉腹地的黔 地村寨作为故事空间，详细叙述了当地农民的穷困 境遇和脱贫转变，真实复刻了贵州农村发展的各个 方面、阶段，极富典型性和写实性，因此，典型性 和写实性成为了小说脱贫新风景的突出特征。 先来看脱贫新风景的典型性，这主要体现在故 事空间的选择上。小说中的紫云镇下辖 21 个村落， 零散分布在茫茫大山和森林之间，耕地普遍稀少， 地形相当恶劣。其中作为主要故事空间的千年村、 花开村、红岩村分别代表了贵州不同地理特征的村 寨：千年村处于丘陵地带，地势较为平坦、田土稍 多，村民以种植水稻为生；花开村海拔较高、多以 林木为主，山势险峻雄伟，几乎没有稻田，多为旱 地；红岩村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山陡土薄、石漠 化严重，不适合农作物生长。从地貌特征上来看， 这三个村寨分别映射了贵州境内黔东南、黔东北、 黔西南三大地域板块，囊括了黔地各个区域不同村 寨的主要类型，可以说，紫云镇是缩略了的贵州省， 两者形成一种小和大、点和面的对应关系。同时， 基于不同的地理条件，小说中三个村寨的脱贫措施 也不尽一致，如千年村兴建现代化农业产业观光园 和丹砂文化步行街，花开村发展山地特色农业和养 殖业、促进汞资源的循环利用和产业升级，红岩村 依托企业帮扶大力发展旅游业等，真正实现了因地 制宜与科学发展。一叶知秋、见微知著，欧阳黔森 从具体观照全局，由一地辐射贵州全境，以紫云镇 的脱贫转变来展示贵州全省的发展路径，实现了以 小见大的艺术效果，在这个意义上，千年村等故事 空间就具有了典型性，是贵州省各个农村的集合和 代表。 再来看脱贫新风景的写实性，主要体现在对农 村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真实问题和具体措施的深入书 写上。在创作中，欧阳黔森借助前期写作一系列脱 贫攻坚报告文学的成功经验，将自己实际走访村寨 后亲眼见证的农村现实问题和发展路径，复刻挪用 到小说之中，给读者以阅读贵州乡村发展报告一般 的真实感受。书中对“三改”（改厨房、改卫生间、 改房前屋后）、“三变”（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 农民变股民）、“四在农家”（富在农家增收入、学在 农家长智慧、乐在农家爽精神、美在农家展新貌）、 农村土地流转等问题的描写，以及对依托国家政策 32 铜仁学院学报 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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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企业帮扶、因时因地实现“造血式”发展的叙述 等，细致生动、详实具体，让人了解到贵州乡村发 展和振兴的真实实践情况。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小 说的写实性很强，张扬着现实主义，但文本的文学 价值并没有丝毫减弱，读者阅读起来不但不会感到 乏味、无聊，反而会觉得趣味性、吸引力十足。这 缘于作家出色的组织叙事能力和讲说故事能力，在 具体的行文中，欧阳黔森总能适时地安排恰到好处 的“矛盾”和“包袱”，让文本散发出无尽魅力，使 得读者阅读时或者皱眉沉思，或者会心一笑，从而 产生欲罢不能的阅读兴趣。 以人物为中心、围绕人物组织叙事，塑造基层 干部群像，是小说展示贵州农村新风景的重要维度。 《莫道君行早》塑造了以麻青蒿、肖百合、龙险峰 等为代表的一批基层干部形象，他们分别对应了三 类群体：土生土长的村主任群体、外来的驻村第一 书记群体、离去再归来的专项领导群体。为了凸显 人物形象，展现基层干部在乡村脱贫发展过程中的 付出和实绩，小说分别为这三类群体组织叙事、架 构情节，籍此完成立体的人物形象建构，展开对农 村脱贫新风景的呈现。这里以第一类土生土长的村 主任群体为例，详细进行叙述。麻青蒿是小说的核 心人物，千年村村主任，绰号“麻五皮”，取“硬着 头皮、厚着脸皮、磨破嘴皮、饿着肚皮，跑出脚皮” 的意思，这与唐万财（小说《村长唐三草》、电视剧 《花繁叶茂》的主人公）绰号“唐三草”（源于“兔 子不吃窝边草”“好马不吃回头草”“天涯何处无芳 草”的自我开脱）类似，只不过“唐三草”绰号隐 含的是唐万财乐观豁达的人物性格和达观智慧的人 生态度，而“麻五皮”绰号却道出的是基层乡村干 部开展工作时辛酸、艰难的境遇。不同于大多数脱 贫文艺作品中基层干部的正面形象，麻青蒿的人物 形象复杂得多，他的身上既有着身为村主任，带领 村民实现脱贫发展的“公”的一面，比如为了推进 “三改”工作而率先拆除自家违建房屋、在酒桌上 机智劝说九鼎集团董事长重新答应农业产业观光园 落户千年村等；也有身为普通村民轻浮、无知、短 视的“私”的一面，比如喜好自我吹嘘和向领导表 功、因误会而粗鲁对待前妻丁香、多次推诿上级要 求并迟迟不愿意落实等。此外，在麻青蒿身上还有 一种带有强烈民间色彩的狡黠处事智慧，比如下泄 药给要挟领导要跳楼的无良村民牛老五、连哄带骗 驱赶处于矛盾激化中的花开村矿工等。这样一个 “公”“私”一体、亦庄亦谐的基层村干部形象，成 为欧阳黔森小说中村主任群体的典型，与之类似的 人物还有本分懦弱的花开村村支书石松涛、急躁鲁 莽的红岩村村支书潘宏梁等，他们自成一派，尽管 身上有些许缺点，却愿意为了乡村发展而鞠躬尽瘁、 奉献自己。同信念坚定、兢兢业业的驻村第一书记 群体和大公无私、心怀百姓的专项领导群体相比， 这类村主任群体虽然不如两者高大、完美，也不够 契合人们对基层干部的心理期待，但显然更符合现 实生活逻辑，更具有文学艺术价值，也更能体现小 说里农村脱贫风景的真实性。 反贫困主题的文艺创作一直是贵州新文学的重 头戏，从贵州第一代作家蹇先艾对黔地人民愚昧精 神状态与凄惨人生命运的揭示，到第二、三代作家 石果、何士光等人对黔北农村、农民贫困经济情况 和落后文化状况的坦陈，昭示着反贫困已经成为黔 地乡土叙事文脉的重要内容。而当时代的如椽巨笔 落入第四代作家代表欧阳黔森手中，真实书写农村 发展和农民新变的新风景就成了他为新时代鸿篇巨 制留下的有分量的注脚。因而有学者认为：“从反贫 困，在贫困中反复挣扎，到脱贫致富的历史过程， 在贵州新文学中得到了形象的展现，以贵州作家为 主的作家们用笔记录了这一曲折而动态的过程。”[5] 二、黔地风光与地域风景 向外界展示黔地形象是贵州历代作家心照不宣 的共同追求，蹇先艾的《水葬》《在贵州道上》《盐 巴客》，石果的《喜期》《风波》《官福店》，何士光 的《乡场上》《种苞谷的老人》《远行》等，均是外 界了解贵州的“一时之选”。及至贵州第四代作家联 袂登场，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自己最熟悉的领域来为 第 4 期王太军：这边风景独好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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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发声，像王华热衷于表现乡村“疼痛”，肖江虹 侧重于披露黔地民俗，冉正万注重展示历史传奇， 谢挺、戴冰则专攻城市叙事，纷纷从不同角度阐释 贵州、形塑黔地。而作为领军人物的欧阳黔森，则 表现出整合贵州文化资源以呈现黔地地域风景的意 向，李遇春评价欧阳黔森称：“不再简单地把黔地文 化视为愚昧的渊薮和落后的符号，而是从地方性知 识和文化视野出发，努力发掘黔地本土文化中的积 极因素与有效资源，致力于黔地文化传统的创造性 转化。”[6]的确如此，欧阳黔森创作了不少发掘黔地 民间文化传统与道德精神的作品，如《敲狗》《断河》 《武陵山人杨七郎》等，致力于以现代意识转化曾 被视作愚昧渊薮和落后符号的黔地文化传统，描摹 出别具特色的黔地风光和地域风景。小说新作《莫 道君行早》是欧阳黔森全面整合文化资源、描摹地 域风景的又一次尝试，作家有意识地将贵州独有的 地质矿产、自然景色与民俗文化、红色历史，置于 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宏大叙事之下，增强了小说 的叙事张力，丰富了文本的价值内涵。 《莫道君行早》中欧阳黔森对黔地风光和地域 风景的书写可从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两个方面进行 分析。 首先，作家对自然资源的文学转化。贵州地处 中国西南腹地，河谷深切、山峰林立，素有“八山 一水一分田”的说法，区域内植被茂盛、气候多变、 矿产资源丰富。有过八年穿山越岭寻矿经历的欧阳 黔森，几乎踏遍了贵州的山山水水，十分熟悉黔地 的矿产储备和自然风光，他曾多次谈道：“我的小说 创作，几乎有一半以上是与地矿有关的。应该说， 走近大自然，与天地星辰作伴，对我文学创作的影 响是一生的。”[7]黔地自然资源转化为了欧阳黔森的 文学资源，小说《断河》《水晶山谷》《穿山岁月》《白 多黑少》等不同程度地融入了专业的地质学知识和 地质人生活经验，成为小说叙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新作《莫道君行早》同样有较大篇幅是关于黔地自 然资源的描写，具体表现在对矿产资源的知识性表 述和对自然风景的深情描摹上。小说借助肖百合为 了寻求千年村发展的支柱产业而针对武陵山脉进行 调研的“东风”，徐徐展开了对丹砂及丹砂文化的知 识性介绍，详细科普了丹砂的品状、成分、功效、 储备分布情况和典故、传说、文化、地方传承历史 等，兼及交代了丹砂与佛道的渊源，一方面让读者 了解到黔地的地质资源和文化传承，另一方面为后 文千年村兴建“丹砂文化产业一条街”作了铺垫。 矿产资源也作为文本的叙事线索而存在，以汞资源 为例，曾经是我国最大汞工业生产基地的铜仁万山， 被誉为“汞都”，为经济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但随 着汞矿的枯竭而被迫进行了产业转型，小说围绕花 开村汞矿设置了不少叙事情节和矛盾冲突，最后落 脚到汞矿的产业升级和循环利用上，未尝不是对万 山发展的影射。 至于《莫道君行早》中对黔地自然景色的描摹， 寄寓了作家炽热的情感，从中不难感受到欧阳黔森 对黔地山水的衷心喜爱。与丹砂的出场方式一样， 小说借调研途中肖百合的视角，深情描摹了武陵山 脉腹地的秀美景色：山峦成叠、峡谷纵横、草木幽 香、云遮雾绕，宛如人间仙境；一枝独秀、高耸入 云的中华山，如《莽昆仑》中圣洁的昆仑山一样， 神秘、伟岸，让人心旷神怡。欧阳黔森十分擅于写 景、写山，不急不徐的叙述节奏、浓淡相宜的文字 修辞，总能将常人难以企及的异域风景呈现在文本 之中，构筑起一幅画面感很强的边地自然景观图， 带给读者独特的审美体验。 其次，以傩戏为代表的民俗文化与以木黄会师 为代表的红色历史，作为黔地地域文化资源中的人 文资源，也被欧阳黔森以人文景观的形式融合在《莫 道君行早》的创作里面。傩戏是一种具有强烈神秘 色彩的古老戏种，也被称为“鬼戏”，起源于商周时 期的驱鬼祭神活动，汉以后逐渐发展成为具有强烈 礼仪规范、祭祀请愿色彩的大型活动，主要用于祭 神跳鬼、驱瘟避疫、安康庆祝。小说借助何专家的 言语，将傩戏的发生发展、传承演绎、历史变迁、 没落原因作了全面的介绍，并且绘声绘色地讲述了 生吃瓷碗、铁钉入头等傩技表演，让人闻之生畏、 34 铜仁学院学报 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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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之难忘。如果说傩戏和傩技表演呈现的是黔地神 秘诡谲的一面，那么木黄会师则展示了贵州血色浪 漫的形象。贵州是红色文化资源富集的省份，红色 文化底蕴深厚，耳熟能详的有“遵义会议”“黎平会 议”“苟坝会议”“四渡赤水”等等，而作为一个热 衷红色题材文艺创作的作家，欧阳黔森有不少作品 都在书写、宣扬贵州的红色文化，如小说《雄关漫 道》，影视剧《二十四道拐》《伟大的转折》《极度危 机》等。在新作《莫道君行早》中，作家也选择了 一段贵州的红色历史进行书写，即木黄会师。1934 年 10 月 24 日，贺龙领导的红三军与任弼时、萧克、 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在贵州省印江县木黄镇胜利会 师，党中央为此特致电祝贺，并决定红三军恢复红 二军团的番号，史称“木黄会师”。木黄会师是中国 红军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把来自不同战略区域的两 支红军组成了一股强大的革命力量，为红二方面军 的诞生奠定了基础。随后红二、六军团主力向湘西 挺进，开辟创立湘鄂川黔新苏区，对中央红军长征 作出了强有力的策应。小说通过对木黄会师的书写， 复苏了人们的红色记忆，带领读者重走长征的贵州 路段，见证战争年代革命先辈们的艰难处境和不屈 精神。 应该指出的是，在一个乡村振兴题材的主旋律 作品中，欧阳黔森仿佛“强行”塞进了对黔地风光 和地域风景的描写，导致文本看起来似乎有些“杂 乱”，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这样的安排不仅丝毫不显 得突兀，而且也没有与叙事主线脱节。这是由于小 说中的黔地风光与地域风景，均被作家当作了乡村 脱贫振兴的助推因素，成为当地旅游业和文化产业 蓬勃发展的客观基础，也就是说，小说中的黔地地 域风景承担了文本间的辅助性叙事功能，并且不容 缺失。学者刘艳评价欧阳黔森这种写作方式称：“欧 阳黔森的小说也被认为呈现明显的、新奇的博物色 彩，平添了一种所谓的奇异的博物元素。”[8]对地质 矿产、自然景色与民俗文化、红色历史的博物书写， 描摹出了独具地域特色的黔地风景，彰显着作家全 面整合黔地地域文化资源的努力和愿景。 三、作家个人的创作“风景” 上文论述了欧阳黔森小说新作《莫道君行早》 对贵州农村脱贫新风景和黔地地域风景的书写，这 里继续沿着风景的话题，讨论作家个人创作“风景” 的形成，即新作中对既往写作经验的继承与融合。 《莫道君行早》是一部具有很高辨识度的小说，即 便隐匿掉作者名让读者鉴赏，熟悉欧阳黔森作品的 人也会很轻易地辨别出作者是谁。这是因为小说对 动物的灵性书写、以花名比附女性人物品性和经典 叙事单元的重复使用等写作方式，同欧阳黔森既往 的文学风格和写作习惯一脉相承，形成作家具有艺 术标识的个人创作“风景”。 欧阳黔森笔下的动物充满了灵性，无论是《敲 狗》中忠诚恋主的黄狗、《断河》中舍身救主的老狗， 还是《雄关漫道》里与贺龙生死相依的枣红马、《莽 昆仑》里庇护幼子的神鹰和白狼，均表现出与人类 相通的情感和智慧，作家通过展示它们独特的尊严 和风姿，为读者呈现了一幅动物的灵性图景。狗是 欧阳黔森描写最多的灵性动物，在《敲狗》《断河》 之外，《丁香》《远方月皎洁》等小说中也不同程度 地写到了狗，成为文本里建构故事、推进情节发展 的重要元素。在小说《莫道君行早》中，作家同样 花费了不少笔墨去描写一只看家护院、陪伴主人走 过低迷岁月的忠犬。与妻子离婚、送儿子上大学后， 麻青蒿独身一人居住，日常陪伴他的是一只名叫虎 崽的大黄狗，大黄狗灵性十足，不仅替主人迎来送 往、守护家门，而且也成为麻青蒿工作不顺或情绪 消沉时的慰藉物。书中多次提到因工作不顺而心情 郁闷的麻青蒿一脚踢开大黄狗，大黄狗有时顺势趴 在地上、有时起身远远跑开，一人一狗对这样的互 动乐此不疲，在游戏中完成情感的交流。作家对忠 犬的着力刻画，一方面增强了小说的可读性，延展 了文本的意蕴空间，另一方面也丰盈了欧阳黔森文 学世界的灵性动物图景。 以花名比附女性人物，赋予女性人物真善美的 品性特征，是欧阳黔森文艺创作的独特方式。欧阳 黔森写过一系列女性人物传记，如《丁香》《梨花》 第 4 期王太军：这边风景独好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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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莲》《兰草》《李花》等，它们以植物名为女性 命名、为文本命名，用自然物来比附女性人物，讲 述了不同女性的人生经历与行为抉择。这种写作方 式同样出现在欧阳黔森其他小说中，像《白多黑少》 中的杜鹃红、《水晶山谷》里的白梨花、《非逃时间》 中的姜菊荣、《莽昆仑》里的格桑梅朵等，多以花名 比附女性美丽、善良、清白、高洁的品性。在《莫 道君行早》中，欧阳黔森也运用了这样的写作方式， 以花名为小说女性人物命名，如千年村驻村第一书 记肖百合，麻青蒿的前妻丁香等。作为外来的驻村 第一书记，肖百合正如名字“百合”一般心思无暇、 心底无私，上任之后全身心扑在千年村的脱贫发展 大计上，很快便以认真的工作态度和杰出的工作能 力赢得上级、同事、村民的赞许、支持与信任。丁 香是小说里另一个出彩的女性人物，她面对工厂老 板骚扰时自尊自爱、敢于抗争，面对村里邻人嘲讽 时不卑不亢、心志坚定，面对千年村发展先机时把 握机会、敢为人先，展示出农村女性顽韧、坚强的 一面。当然，欧阳黔森笔下并非所有以花名命名的 女性人物都是正面形象，也有一些是作为被批驳对 象出现的，像《水晶山谷》中唯利是图、冷酷无情 的杜鹃红，《莫道君行早》里愚蠢短视、自私自利的 桃花等，她们恰好同白梨花、丁香等人形成一组明 显的二元对立，让读者达到对真善美的进一步认知。 对动物的灵性书写、以花名比附女性人物之外， 欧阳黔森也喜欢在创作中重复使用一些经典的叙事 单元。叙事单元是指文本中具有独立意义和审美价 值的情节，欧阳黔森文艺作品中有不少反复使用的 叙事单元，比如短篇小说《十八块地》中卢竹儿、 箫美文的故事就被整体嵌入进了长篇小说《非爱时 间》中，成为小说主人公黑松、陆伍柒等人美好的 农场记忆。《莫道君行早》中有这样一个故事：20 世 纪 80 年代中期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红 岩村潘宏梁家分到了鸡零狗碎、大小不一的十八块 地，但潘宏梁父亲寻遍整个山头也只发现了十七块 地，直到捡起草帽才发现原来第十八块地被草帽盖 住了。这个让人捧腹大笑又心酸无比的情节，其实 来自于欧阳黔森走访乌蒙山区村寨时听当地人所讲 的故事，他先是据此创作了中篇小说《八棵苞谷》， 后又在报告文学《报得三春晖》中记录了始末，现 在又将之融入到长篇小说《莫道君行早》中，是因 为“十八块地”的故事对于呈现黔地土壤稀薄、石 漠化严重的恶劣自然条件而言，十分有效且让人读 后印象深刻。此外，小说《莫道君行早》与电视剧 《花繁叶茂》均展示的是贵州乡村脱贫致富过程， 故事题材的一致性导致了两者内容上的相似性，如 麻青蒿、吴艾草等人组织小学生迎接上级领导视察 时闹出笑话的小说情节，与电视剧《花繁叶茂》中 唐万财、何老幺等人在相同情境下的应对场面如出 一辙；龙险峰书记关停花开村汞矿却遭遇矿工抵制 的小说情节，也与剧中石书记关停纸坊村煤矿受阻 的场面颇为雷同。类似的小说情节与电视剧场面的 相通之处还有一些，这里不再展开。从这方面来看， 两者称得上是姊妹篇了，想必欧阳黔森编剧完电视 剧后意犹未尽，选择了继续以文学的方式讲述贵州 的脱贫发展，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小说《莫道君行 早》可以视作是电视剧《花繁叶茂》的互文本。 《莫道君行早》熔铸了欧阳黔森文学创作的既 往写作经验，无论是对动物的灵性书写，还是以花 名比附女性人物品性，抑或是一些经典叙事单元的 使用，均与他以往的文艺创作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精 神“牵绊”，凸显了欧阳黔森一以贯之的创作风格， 并进而生成了作家具有艺术标识的创作“风景”。 四、结语 欧阳黔森是新世纪中国文坛的一个多面手，尽 管这些年来他在不同文艺领域中不断转型、蜕变、 突破，也取得了各种各样的显著成就，但却始终坚 守着自己书写黔地、展示贵州的文学初心。这本时 隔数年推出的小说新作《莫道君行早》，即是欧阳黔 森对自己文学初心的又一次回应，体现了作家始终 心怀人民、心牵贵州的现实主义创作追求。总的来 说，《莫道君行早》既是一部描写时下贵州农村脱贫 攻坚与乡村振兴新风景的小说，也是一部整合贵州 36 铜仁学院学报 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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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资源、展示黔地地域风景的文本，还是一部融 合作家既往写作经验、彰显作家个人创作“风景” 的作品。无论是小说里正历经着乡村振兴的贵州农 村，还是作家笔下形塑的独特黔地空间，抑或是具 有艺术标识的个人创作“风景”，均能带给读者新奇 的阅读体验和独特的审美享受，因而可以说，这边 风景独好！ 参考文献： [1] 黄继刚．“风景”背后的景观——风景叙事及其文化生产 [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5）： 105． [2] 段义孚．风景断想[J]．张箭飞，邓瑗瑗，译．长江学术， 2012（3）：45． [3] 沙玛．风景与记忆[M]．胡淑陈，冯樨，译．南京：译林 出版社，2013：67． [4] 田振华．城市、日常生活相与精神救赎——论迟子建《烟 火漫卷》中的三重“风景”[J]．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3 （2）：186． [5] 颜同林．脱贫攻坚：重大主题文艺创作的地域书写[J]．长 江文艺评论，2022（1）：27． [6] 李遇春．博物、传奇与黔地方志小说谱系[J]．中国现代 文学研究丛刊，2018（7）：230． [7] 周新民，欧阳黔森．探寻人性美——欧阳黔森访谈录 [J]．小说评论，2015（5）：71． [8] 刘艳．现代意识复活中国文学传统——欧阳黔森中短篇小 说论[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5）：102． The Scenery Here Is Unique: Reading Ouyang Qiansen's New Novel Mo Dao Jun Xing Zao WANG Taijun (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Guiyang 550001, Guizhou, China ) Abstract: Ouyang Qiansen's new novel Mo Dao Jun Xing Zao is a work that reflects the proces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Guizhou's rural areas. It has strong typicality and realism, shaping a group of grassroots rural cadres and presenting a new landscape of rural development. In addition to poverty alleviation writing, the text incorporates geological and mineral resources, natural scenery, folk culture, and red history, depicting a regional landscape map, reflecting Ouyang Qiansen's pursuit and vision of comprehensively integrating Guizhou's regional cultural resources. The novel also incorporates Ouyang Qiansen's past literary experience, depicting the spirituality of animals, comparing the character traits of female characters with flower names, and repeatedly using classic narrative units, forming the author's personal creative \"scenery\" with artistic identity. Key words: Ouyang Qiansen, Mo Dao Jun Xing Zao, poverty alleviation, regional scenery, creating \"scenery\" （责任编辑郭玲珍）（责任校对肖峰）（英文编辑田兴斌） 第 4 期王太军：这边风景独好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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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莫道君行早》的“三美”书写 何婷 （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贵州贵阳 550001 ） 摘要：欧阳黔森是书写贵州“脱贫攻坚”战役的代表作家。他的新作《莫道君行早》是 贵州“脱贫攻坚”战役概貌的精彩呈现，小说聚焦黔东大地，书写奋战在村镇基层的各类人物， 展现了脱贫攻坚的奋战历程。论文从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灵的美三个维度对作品进行解读， 其中自然美立足自然环境，营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现代农村风貌；生活美以日常生活为主， 重构了农村美、百姓富的现代生活全貌；心灵美集中表现为人民群众的塑造，呈现了乡村群像 的新面貌。 关键词： “三美”书写；脱贫攻坚；欧阳黔森；《莫道君行早》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639 (2023) 04-0038-07 欧阳黔森的新作《莫道君行早》既紧贴时代脉 搏传达了人民群众的心声，又集中体现了中国当代 美学的书写特质。2014 年，《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 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谈到美学，指出文艺 创作要“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强调文艺作品 要以“三美”为依据，提出“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 让人动心，让人们的灵魂经受洗礼，让人们发现自 然的美、生活的美、心灵的美。”[1] 近年来，贵州作 家欧阳黔森创作了一系列书写贵州时代新变的脱贫 攻坚报告文学作品，如《花繁叶茂，倾听花开的声 音》《报得三春晖》《看万山红遍》《悠然见南山》《江 山如此多娇》等。长篇小说《莫道君行早》是其中 的代表作，重点描述了黔东武陵山腹地的碧江县紫 云镇千年村、花开村、红岩村等地“脱贫攻坚”的 艰难历程，塑造了“脱贫攻坚”的人物群像，呈现 了“脱贫攻坚”的历史场景。小说从“自然的美、 生活的美、心灵的美”三个维度吹响了人们奔向美 好生活的号角，其“自然的美”立足自然环境，聚 焦地域生态，营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现代农村风 貌；其“生活的美”以反映日常生活为主，集中表 现了乡村旅游发展的悠闲生活，重构了农村美、百 姓富的现代生活全貌；其“心灵的美”集中表现为 对人民群众的塑造，把典型人物放在“脱贫攻坚” 的熔炉之中进行反复锻炼，呈现了乡村群像的新面 貌。本文从美学书写视角出发对小说展开解读，立 足“三美”，由外向内、层层推进，共同指向新时代 乡土中国的重构。 一、自然的美 欧阳黔森的《莫道君行早》中“自然的美”的 艺术追求集中表现为三层内涵，即自然美、生态美、 环境美。文本立足自然环境，聚焦黔东地域生态， 营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人居环境，展现现代农村 新风貌，将“自然的美”的三层内涵融合在文艺创 作之中，形成了独特的美学意蕴。 “脱贫攻坚”以自然美为立足点，只有坚持马 收稿日期：2023-03-13 作者简介：何婷（1991-），女，贵州遵义人，贵州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贵州民族大学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贵州文学。 第25卷第4 期铜仁学院学报 Vol. 25, No.4 2023 年 8 月 Journal of Tongren University Aug.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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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主义自然观，才能在人与自然的平衡中为脱贫 事业寻找一条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实践道路。正所 谓“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贵州以其“天无三日 晴、地无三尺平”的独特自然环境养育了一代又一 代的生命，想要改变现状、取得“脱贫”胜利，必 须了解当地自然环境，结合时代发展，对自然环境 加以合理化、科学化地利用。正如美学家李泽厚所 言：“自然美是变化的、发展的，是随着人们社会生 活的发展而发展。”[2] 小说中紫云镇的“脱贫攻坚” 战役的开展，正是在自然环境的基础上，着眼自然 的美，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学内涵。文本描 写龙险峰重返紫云镇任书记时，回想着自己立的军 令状，面对紫云镇的自然环境感叹不已：“紫云镇下 辖 21 个村，这 21 个村的情况又各不相同：既有千 年村、土坝村这种地貌较为平坦、田土稍多的丘陵 地带，也有花开村、龙头村这种海拔位置稍高、多 以林木为主的区域，除此外，还有红岩村、龙口村 这种山高峻峭、河谷深切的区域。”[3]62 此情节的设 定将黔东武陵山区各村落的自然环境集中呈现到小 说中来，该地地貌崎岖、地势陡峭，除了少部分地 区稍有零星平坝土地较利于耕种，其余地方均以山 地为主、土壤稀薄，只能长期进行林业维护。另外， 该地属于层岩地质、石漠化严重，泥石流和塌方等 自然灾害频发，能够维持生态原状就已经是一大考 验，何况还要利用这片土地发家致富。从马克思主 义自然观来看，扶贫的具体实践活动指向的是贫困 地区特殊的自然环境，在脱贫攻坚的过程中，当地 的自然环境是被人类的本质力量中介了的、实践了 的人化自然界，只有辩证地看待自然环境，才能真 正地实现乡土本身的“复活”。小说通过紫云镇的“脱 贫攻坚”的全过程体现了人民群众对客观自然环境 的深入了解和尊重，在遵循自然环境的客观情况下 采取因地制宜的脱贫计划，将新农村建立在现实的 自然环境之上，实现人和自然和谐相处，集中展示 现代农村建设的自然美追求。 “脱贫攻坚”以生态美为追求，集中表现为对 生态的重视和保护，以实现经济持续的、良性的发 展。中国现代农村的发展与生态美紧密相连，正如 学者徐恒醇所说：“生态美是人与自然生态关系和谐 的产物，它首先体现了人的参与性，人与自然环境 的依存关系，它是由人与自然的生命关联而引发的 一种生命的共感和欢歌；它是人与大自然的生命和 弦，而非大自然的独奏曲。”[4] 而小说中黔东生态描 写将“脱贫攻坚”的困难推向了极点，突出强调只 有在实践中内化生态美的理念，才能真正实现“脱 贫攻坚”。文本集中笔墨将红岩村的自然环境展露无 遗，天然的喀斯特典型地貌，石漠化严重，土质疏 松，水土难以储蓄。在这种非常恶劣的自然环境下。 农作物产量低，农民生活难以为继。小说塑造的这 样一个独一无二的生态环境，为实现脱贫攻坚的目 标埋下了伏笔。作者安排龙险峰、陈林勇走访、调 研的情节，借助他们的视角让读者目睹了红岩村因 耕种导致生态破坏严重，植被大量减少，从而引发 水土流失、冲毁公路路基的恶果，反映了扶贫路上 自然力量的不容忽视。恩格斯也曾强调过，人类不 能毫无节制地开发或者破坏自然，要注意长久持续 地开发和利用。小说在叙述红岩村脱贫攻坚的过程 中正是以“保护为主”的生态观来实现持久发展， 文本描述了当地政府根据自然条件，采取了植树造 林、蓄水保土、种植生态果林等措施，同时依据市 场调研情况，引导村民种植中草药来进行创收，真 正落实了“天人合一”和绿色生态两相结合的长效 发展机制。作家将红岩村脱贫攻坚历程中自然环境 的恶劣和践行的生态发展理念向读者展现无遗，既 侧面烘托了脱贫攻坚的艰难历程，又向我们展示了 现代农村建设的生态美追求。 “脱贫攻坚”以环境美为目标，集中体现为对 人居环境的提升和美化。中国现代新农村打造与环 境密切相关，正如学者陈望衡所言：“既然人在环境 中生活，环境就是人类的家，那么‘环境美’的最 根本的性质是‘家园感’。”[5] 小说以千年村“三改 工程”情节的展开，表达了“脱贫攻坚”对改善人 居环境、建构宜居家园理想的追求。文本浓墨重彩 地描绘了千年村“三改”工程的情节，其中丁香的 第 4 期何婷：论《莫道君行早》的“三美”书写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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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卖部以一种偏房的形式往公路上推建，影响了公 路上车辆的正常行驶；而马路对面黄光辉的鸡圈和 小卖部遥相呼应，随意围建的鸡圈因脏、乱、臭成 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而村里最美的紫薇王尴尬 居处其中。为平整公路、美化紫薇树周边的环境， 为村民打造舒适、干净、整洁的休闲娱乐环境，第 一书记肖百合和村主任麻青蒿积极动员，循序渐进 地拆除相关不符合环境要求的建筑，顺利实现改厨 房、改卫生间、改房前屋后等三项任务，最终迎来 千年村村容村貌的焕然一新。千年村“三改”工程 的情节安排，为我们展现出乡村新面貌，放眼看去， “村头拜紫薇、村尾看丁香”的景象映入眼帘，俨 然一派“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 属”的“桃花源”风格，使得乡村环境得以改造、 村民家园感得以重塑。“脱贫攻坚”致力于人居环境 的改善，并力图将人安放到大自然最合适的位置， 实现了现代新农村建设的环境美追求。 诗人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曾说过：“充满劳 绩，然而人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6] 大自然 是所有生命的栖居之所，在“脱贫攻坚”的征途中， 争取到丰富的“劳绩”，在这片区域内仰望天空，而 根基还留在大地之上，只有依靠自然环境、立足生 态环境、改善人居环境，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相处，构建现代化新农村的“自然的美”。一部《莫 道君行早》，是一部扶贫史，更是一部美学史，它书 写了“自然的美”，绘制了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相 处的生动画卷。 二、生活的美 欧阳黔森的《莫道君行早》从“生活的美”的 视角出发，集中反映了“脱贫攻坚”在既平衡又充 分的发展中不断实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 求。小说书写的“生活的美”，以反映日常生活为主， 集中表现了乡村旅游发展的闲适生活，重构了农村 美、百姓富的现代生活全貌，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具有丰富而独特的美学内容。 百姓生活在日常，日常生活看民生，关注民生 问题，让“脱贫攻坚”真正落到群众生活实处，实 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我国汉代刘安编纂的《淮 南子·汜论训》曾言：“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7] 其体现的民本理念，既结合实际情况而定，又落实 到具体问题上，从根本上关心老百姓的衣食住行， 解决好人民群众关心的住房、医保、教育等问题。 在《莫道君行早》中，作家十分注重民生问题，为 此也设置了一系列故事情节，充分展现了“脱贫攻 坚”对百姓生活的重视和改善，给人民带来的福利： 其一，衣食住行有保障。经过“脱贫攻坚”的帮扶， 牛老五开展了家庭养蜂事业，从村里的贫困户转变 为房屋重建、家电齐全、冰箱里随时有肉有菜的殷 实家庭，生活质量显著提高。其二，基本义务教育 有保障。“教育扶贫斩‘穷根’”。连日的大雨使得原 本破败不堪的村小学教室倒塌，秉持“再穷不能穷 教育”的理念，村主任和镇领导积极奔走，才最终 实现了教室的重建，而脱贫战役彻底改变了千年村 的经济条件，使得办学条件得到根本性改善，教学 硬件施设不断加强、师资力量不断提升。其三，基 本医疗有保障。千年村第一书记肖百合动员村民孔 先刚入住安置房，将现在的民宅出租给集体开办丹 砂工艺品店，获得一定报酬。将大病统筹医疗保险 和个人支付结合起来，让孔老太到大医院治病，以 减少疾病痛苦。随着“脱贫攻坚”的不断推进，百 姓医疗保障体系不断完善，有效地规避了老百姓因 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风险。其四，住房安全有保障。 为“补齐农村贫困人口住房安全短板，坚决打赢脱 贫攻坚战”，紫云镇镇长熊少斌换位思考，设身处地 为农民考虑，使“易地扶贫搬迁”事宜得以妥善处 理，实现“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的目标。作 家借助文本充分展现了人民在“脱贫攻坚”的过程 中，实现从缺衣少食、到“两不愁三保障”、再到小 康社会的重大转变，全面阐释了民生是人民幸福之 基、家园安定之源、社会和谐之本等重要理念，将 日常生活和民生问题紧密结合起来。正如刘悦笛、 李修建在《当代中国美学研究（1949-2019）》中所言： “日常生活代表了个体生存的真实状态，是个体生 40 铜仁学院学报 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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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质量的客观体现。”[8] 小说中百姓日常生活的书写 以民众基本的“生存状态”为主要内容，来凸显“脱 贫攻坚”中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小说对百姓吃饭、 教育、医疗、住房进行了前后对比描写，集中展现 了作家对百姓美好生活的肯定和赞叹。 随着“脱贫攻坚”的不断推进，农民日常生活 的质量得到了有效保障，传统的农业发展模式也随 之改变，乡村旅游业的发展，促进了乡土觉醒，推 进了“乡山巨变”，也给农民的生活方式带来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小说中千年村的脱贫过程与乡村旅游 的逐步发展相伴相随，千年村脱贫的最终实现，促 进村民从千年不变的原有的生活方式转变成为一种 闲适的生活方式。作家笔下的千年村具有极其丰富 的旅游资源，首先是自然风景美，丁香和紫薇交相 辉映，两树不仅花期长，而且花期同步，独一无二 的“紫薇王”更是一张风景名片，足以让游客流连 忘返。旅游发展将景点建在家门口，营造了闲适生 活的场所；其次是人居环境美，千年村的“三改” 工程在第一书记肖百合和村主任麻青蒿的共同努力 下得以循序渐进地开展，通过厨房、卫生间、房前 屋后等三项工程的改造，使村庄面貌焕然一新，为 村民的闲适生活营造了舒适的环境；再次是生态农 业美，千年村以其良好的土地资源吸引了大型农业 科技公司的入驻，生态农业园的建立既实现了土地 的流转，使得农民获得可观收益，又解决了部分劳 动力就业问题，将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结束了 他们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作模式， 离开土地的农民重新获得了更加舒适的休憩时间； 最后是千年村丰富的旅游资源，历史遗迹的调研为 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丹砂工艺品 街的打造为乡村手工艺品的发展迎来了市场、农家 乐的开办为游客提供了食宿便利、临街住宅开展的 “穿衣戴帽”工程还原了黔东本色建筑美、“旅发大 会”的召开为千年村的乡村旅游做了宝贵宣传，这 一系列的“脱贫”措施的实施为村民搭上旅游经济 的快车提供了有利的保证，更为乡村旅游休闲生活 提供了经济保证。《莫道君行早》以“反贫困”为主 线，立足乡村发展，将人才、经济、政策等发展要 素向农村合理引导，缩小城乡差距，全面促进社会 平等、健康、和谐、稳定地发展。作家从场所、环 境、时间和经济等方面着手，为千年村设定了一条 旅游致富的路线，传达出以旅游促经济、增收入、 迎脱贫的发展理念；与此同时，又塑造了“脱贫攻 坚”的村庄典型，表现了村民对休闲、空闲、舒适 等美好生活方式的追求，以展现农村生活新风貌。 不管是百姓日常生活表达，还是乡村休闲生活 营造，最终都指向于生态美、百姓富的现代农村生 活重构。脱贫攻坚文学中“生活的美”的文学书写， 为新农村建设营造了一个诗意的宜居家园，展现一 幅现代乡土的生活图景。《莫道君行早》书写了贵州 现代乡村生活的重构，小说以人民群众的活动为中 心进行情节设计，将传统的乡村力量和返乡的新鲜 活力结合起来，形成全民“攻坚”、相互促进、共同 发展、共同富裕的“攻坚”模式。小说中传统乡村 力量在建设生态农业园、开展农村“三改”、兴办“农 家乐”、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业的过程中逐渐觉醒，成 功化解了人们对土地的执着、打破了人们对旧事物 的固守、改变了人们对新事物的排斥，最终迎来乡 土的生机焕发，给予了鲜活的返乡力量一个孵化梦 想的基地。正是“脱贫攻坚”的开展为乡村激发创 新、创业活力，释放新需求，创造新机会，为返乡 青年提供了生根发芽的土壤，使他们在出走和归来 之间，更好实现了自我角色的转换。以小说中的大 学生返乡为例，麻浩博作为村主任麻青蒿的儿子， 大学毕业后毅然决然地回乡创业，创办了千年村第 一家农村电商运营中心，应用“互联网+”的物联网 技术，助力乡村脱贫。像麻博浩这样归乡的年轻人 越来越多，各自带着手艺，为农村发展注入新鲜活 力。“脱贫攻坚”缩小了城乡差距，使得青壮年劳动 力回归故里，乡民得以重新汇聚，实现了农村乡土 生活的现代化发展。 “生活的美”从日常生活到旅游休闲生活，再 到现代乡土生活的重构，欧阳黔森的《莫道君早行》 以文艺的笔触将“脱贫攻坚”中“生活的美”书写 第 4 期何婷：论《莫道君行早》的“三美”书写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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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 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党的十八大以 来，广大文艺工作者与党同心同德、与人民同向同 行，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真情倾听时代发展的铿 锵足音，生动讴歌改革创新的火热实践，在文艺创 作、文艺活动、文艺惠民等方面做出积极贡献、取 得丰硕成果。特别是，围绕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等重大主题，围绕实现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广 大文艺工作者倾情投入、用心创作，推出大量优秀 作品，开展系列文艺活动，发挥了聚人心、暖民心、 强信心的作用。”[9] 作家带着特有的审美投入到“扶 贫攻坚”战役的书写中，以情感饱满的笔触书写了 黔东大地的脱贫历程，突出表现乡村在“美”中实 现了“富”、在“富”中实现了“好”的曲折经历， 最终打造了小说“生活的美”——“在村庄晨雾的 弥漫中有孩子们琅琅的读书声，在田间耕作的黄昏 后有一对对的夫妻愉悦地回家，在月亮升起来的时 候，在小院子里，有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和孩子， 一家人围在小桌上温馨地吃饭……”[3]504 “生活的 美”，美在农民的安居乐业，有居有业便是重构现代 乡土生活的基本保障，最终指向“一个完整的幸福 家庭”。 三、心灵的美 欧阳黔森的《莫道君行早》以乡土世界为中心， 落脚贵州黔东大地，塑造了一批“脱贫攻坚”的人 物群像，作品“心灵的美”集中表现为对人民群众 的塑造，将新旧人物交织起来，在“脱贫攻坚”的 熔炉之中进行反复锤炼，呈现了乡村群像的新面貌。 党员干部在脱贫攻坚战役中践行初心和使命， 立志做到高瞻远瞩、一马当先、勇往直前，真正做 到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小说重点塑造了紫 云镇书记龙险峰和镇长熊少斌的人物形象，着重书 写了他们在脱贫攻坚战役中表现出来的优秀品质。 首先，一切为人民服务、时刻将群众利益放到首位。 龙险峰在紫云镇任镇长的时候，就经常下基层看望 老人、关爱儿童，时刻关心群众生活，和人民打成 一片；在担任书记期间，为保证矿工的生产环境安 全，力排众议、冒着生命危险来到花开村关闭私矿； 在连日暴雨冲塌了学校教室、冲毁了新建路基时， 龙险峰第一时间安排工作、组织人员展开调研，并 做到了及时有效地解决好问题。熊少斌虽然新上任， 对当地情况缺乏一定程度的了解，但是他在处理异 地扶贫搬迁工作的时候正是因为站在了人民的角 度，从群众的切身利益出发，真正做到想群众之所 想、解群众之所难，逐渐和人民走到了一起，成为 心系群众的好领导。其次，谋篇布局、因地制宜科 学发展。小说中紫云镇下辖的各村在脱贫过程中契 合了自身的特点，龙险峰组织农业专家一起实地走 访调研后，根据调查结果，再结合当地实际情况， 提出行之有效的发展方案，制定了千年村旅游发展、 花开村养殖发展、红岩村林业发展等方案，最终实 现全县脱贫的宏伟目标。最后，御下有方、整合力 量共谋发展。小说把龙险峰对待千年村、花开村、 红岩村三个村村干部的不同态度描写得十分细致， 面对足智多谋、又好大喜功的千年村村主任麻青蒿， 既当面表扬、又适时敲打；面对畏首畏尾、性情温 软的花开村村支书石松涛，既积极鼓励、又严厉地 批评；面对遇事冲动、有勇无谋的红岩村村支书潘 宏梁，既激发其积极性，又安排老支书多协助扶持。 正是因为龙险峰“御下有方”，将各方面的力量都整 合起来，才集中力量办好了大事。 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马克思主义美学 主张“为民”的观念。驻村第一书记和百姓同吃同 住、和群众一起努力，他们在“脱贫攻坚”的一线 工作中想人民群众之所想，积极用行动笃行了“为 民”的思想，以展示他们从依靠群众到激活群众再 到解放群众的全部奋斗历程。小说集中描写千年村 第一书记肖百合、花开村第一书记陈国栋以及红岩 村第一书记张学勤等驻村干部不摘“贫困帽”坚决 不放手的毅力和决心，坚持与“贫穷、落后、困难” 作斗争的勇气。其中肖百合属于积极进取型，刚来 到千年村，就积极和村主任麻青蒿对接工作，并通 42 铜仁学院学报 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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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对老支书黄宣德和他儿子黄光辉做思想工作，既 让他们看到了拆除自家违建鸡圈的“有利可图”，又 让黄光辉看到这是一个打压死对头麻青蒿的“好机 会”，可以说肖百合正是通过前期的详细调查和后期 的积极动员，成功推进了千年村“三改”工程的开 展，同时也为她的攻坚战役打响了胜利的一枪；紧 接着便是借助参观隔壁村土地流转的成功案例来消 除大家的疑虑，成功推进农业产业园落户千年村； 再后来她帮助丁香开办农家乐、走访中华山挖掘旅 游文化资源、说服孔先刚将房子出租来打造丹砂工 艺品店等，为千年村旅游的发展逐步打下基础。与 肖百合不同，入驻花开村的陈国栋属于被动进取型， 其前期表现多为“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心态， 后期受龙险峰的鼓励、肖百合的感染以及与村民的 深入沟通、密切接触，使得他在观念上有了很大变 化，最终借助“追花族”科技和互联网大数据等现 代技术推进了村民养蜂事业，使村民们逐渐富裕起 来。相较于前两位书记，张学勤入驻红岩村后的表 现却让人大跌眼镜，按理说他是本地人，对当地的 情况最为了解，入驻条件最差的红岩村正是一个磨 砺自我的大好机会，而他一开始态度就没有摆正， 抱着“镀金”思想，对“脱贫”事宜置若罔闻，后 来因为政策的变动、龙险峰的苦心教育和老支书的 帮助，他才痛改前非，与村支书潘宏梁倾力合作， 成功实现了红岩村的脱贫。文本集中描写了三位第 一书记下到基层、贴近群众、服务群众、与民共进 的全过程，这场战役不仅让乡村成功脱贫，同时也 让年轻干部的心灵实现了“脱贫”，他们从稚嫩、青 涩、脆弱、缺乏经验，到成熟、稳定、老练、坚毅， 最终百炼成钢，他们在“脱贫攻坚”战役中逐渐成 长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新农村贡献了自己的青春和 智慧，在成长中实现了心灵的美。 贫困群众既是脱贫攻坚的对象，更是脱贫致富 的主体，决战脱贫攻坚，必须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 力量。人民群众作为脱贫攻坚的主体，是小说主要 塑造的人物群像。欧阳黔森集中书写了脱贫过程对 群众心灵的淬炼，展现了人民群众从“扶贫”到“扶 志”的思想蜕变，一如学者颜同林所言：“贵州省内 外的作家们从最初的贫困书写、贫穷叙事，描述和 记录了笔下人物的麻木、愚昧，以及人的逐步觉醒， 直到党的十八大以后，以脱贫攻坚为重大主题，重 新聚焦黔地民众的沧桑巨变，聚焦他们的物质和精 神解放，正可谓书写了‘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10] “扶贫扶志”成功实现了农民思想的再启蒙。小说 以连环钩锁的叙事结构并列推进地叙述了千年村、 花开村、红岩村三个村的脱贫过程，以各类人物的 发展变化传达出传统村民在“脱贫”路上心灵的变 革。其中，村干部麻青蒿、潘宏梁、石松涛的积极 求变起了很好的带头作用。麻青蒿破除守旧思想主 动拆祖屋、破除封建思想主动迁祖坟，为“大家” 舍“小家”、为“明天”舍“昨天”，成功冲破了乡 土封建传统思想的禁锢；石松涛在牛老五跳楼、封 闭汞矿、种植生态果林、集体养蜂等事情的处理中， 从一个唯唯诺诺、毫无主见的村干部，成长为有担 当、有主见的先锋人物，成功突破自身思想的愚昧 性；潘宏梁从重修路基到动手打第一书记张学勤再 到阻拦青壮年村民外出打工事件，体现了他对“脱 贫攻坚”大局的理解不透彻，遇到事情有勇无谋， 而漫漫“脱贫”征途在炼就他铮铮铁骨的同时，也 磨砺掉了他落后的思想。除了村干部，普通群众的 蜕变也是有目共睹的。丁香在自己小卖部即将拆除 之际，她提刀到镇长办公室示威，后来在第一书记 肖百合的帮助下，她不仅开办了村里的第一家农家 乐，更是收获了自己的幸福，顺利实现了事业、情 感双丰收，扶贫带给她生命的光明不仅是物质上的， 更多是心灵上的；黄光辉和罗云贵在土地流转初期 暗中操作、百般阻拦，经历了产业园落户后的增收 和旅游业发展后的增富，他们从内心放下成见，最 终和肖百合、麻青蒿形成了统一战线，共同为千年 村的发展出谋划策、积极贡献。除此之外，那些出 走后再归来的群体更是难能可贵，不管是外出务工 的，还是求学的，脱贫攻坚让他们目睹了家乡的巨 变和未来发展的机遇，他们在国家快速发展的进程 中寻找到了自己位置，更加坚定了守护家园的决心， 第 4 期何婷：论《莫道君行早》的“三美”书写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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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让他们在家乡找到了依靠，实现了心灵的 皈依。《莫道君行早》以人民群众为主体，塑造了贵 州大地上的扶贫群像，集中体现了人民群众在“攻 坚”途中开拓创新、破旧立新、攻坚克难的勇气和 决心，使得人物在觉醒中实现了心灵的美。 正如陈国和等所言：“脱贫小说首先书写的主旨 就是构建乡村精神共同体，城乡之间、干群之间以 及村民之间有着紧密相连、荣辱与共的命运”。[11] 《莫 道君行早》书写了人们在脱贫战役中表现出来的“心 灵的美”，从物质脱贫上升了到精神脱贫，从个体脱 贫走向集体脱贫，最终实现乡村精神共同体的建构。 四、结语 “脱贫攻坚”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的伟业，欧阳黔森的《莫道君行早》深入贯彻以人 民为中心的文艺发展理念，展现了贵州大地脱贫伟 业的宏大图景，谱写了一部贵州大地上生生不息的 人民群众脱贫攻坚的史诗，唱响了贵州新农村建设 的赞歌。欧阳黔森对“三美”的书写，集中体现为 “自然的美”的美学基础、“生活的美”的美学内容、 “心灵的美”的美学精神等三个方面。三者相互交 织、层层推进，发挥了文艺作品“聚人心、暖民心、 强信心”的社会作用。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 2015-10-15（02）． [2] 李泽厚．山水花鸟的美——关于自然美问题的商讨[N]．人 民日报，1959-07-14（07）． [3] 欧阳黔森．莫道君行早[M]．北京：作家出版社，2022： 62． [4] 徐恒醇．生态美学[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119． [5] 陈望衡．环境美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 109． [6] 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M]．上海：三联书店，1996： 470． [7] 刘安．淮南子[M]．陈广忠，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 722． [8] 刘悦笛，李修建．当代中国美学研究：1949-2019[M]．北 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598． [9] 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 话[N]．人民日报，2021-12-15（02）． [10] 颜同林．脱贫攻坚：重大主题文艺创作的地域书写[J]．长 江文艺评论，2022（1）：33． [11] 陈国和，陈诗晴．论新时代脱贫攻坚小说的艺术价值 [J]．长江文艺评论，2021（4）：22． Discussing the Three Aspects of Aesthetic Writing in Mo Dao Jun Xing Zao HE Ting (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Guiyang 550001, Guizhou, China ) Abstract: Ouyang Qiansen is a representative writer who depicts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in Guizhou. His new work Mo Dao Jun Xing Zao is a brilliant presentation of the overview of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in Guizhou. The novel focuses on the land of eastern Guizhou, depicting various characters fighting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in villages and towns, and showcasing the proces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The paper interprets the work from three dimensions: the beauty of nature, the beauty of life, and the beauty of the soul. The beauty of nature is based on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creating a modern rural style where people and nature coexist harmoniously. The beauty of life is mainly based on daily life, reconstructing the modern panorama of rural beauty and people's wealth. The beauty of the soul is concentrated in the shaping of the people, presenting a new face of rural collective image. Key words: the three aspects of aesthetic writing, poverty alleviation, Ouyang Qiansen, Mo Dao Jun Xing Zao （责任编辑郭玲珍）（责任校对肖峰）（英文编辑田兴斌） 44 铜仁学院学报 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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