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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社会科学

INNER MONGOLIASOCIALSCIENCES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简小文

常务副主任 双 宝

副 主 任 张立伟

委 员 (排名不分先后)

全 荣 白永利

树 林 文 明

张 敏 娜仁其木格

主 编 张立伟

副 主 编 屈 虹 李静丽

编辑部主任 毛伟华

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 主办

内蒙古社会科学

２０２４年第４期总第２６６期第４５卷２０２４年７月１０日出版(双月刊)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习近平关于人民幸福重要论述的科学内涵 颜 军 １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主体性逻辑 韩 升 王晨曦 ９

前提性反思:中国式现代化研究无法回避的问题 贾丽民 宋叶恒 １７

北疆文化研究

北疆文化的历史根基与演进历程 彭丰文 ２４

北疆史诗文化的基本学理建构 白图亚 ３２

符号学—叙述学研究

论叙述者的功能与形态:“框架”与“人格化” 赵毅衡 孙少文 ３９

论符号现象学的形成 赵星植 ４６

东风西渐:中国文化符号国际传播的历史、现状与未来 冯月季 ５３

政治公共管理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

新时代党建引领城市精细化治理的机制建构与优化路径 唐皇凤 徐 植 ６２

新中国成立以来基层党组织功能调适的动因、历程与启示 张 浩 鲁杜阳明 ７２

问题与消融: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探索 王洪树 任田婧格 ８２

哲 学

马克思人的本质论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借鉴与超越 韩 蕾 ９１

论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解放向度 周耀东 陈 智 ９８

人工智能语言的哲学认知基础及学科知识发展维度 周彦每 １０７

加速社会的“美好生活”何以可能———以反思罗萨共鸣理论的争论为视角 詹梦皎 代利刚 １１４

投稿网址 http://nmgshkx．paperopen．com

公众平台 nmgshkxbjb

执行编辑 李静丽

历 史

金代后妃父祖封赠制度探微 孙红梅 １２２

唐代奚人的华夏认同———以奚人家族墓志为中心 王丽娟 １２９

法 学

债权人撤销之诉法律构造的反思与重塑 云晋升 １３５

我国民生物资价格干预法律制度的重构 管金平 １４４

经 济

新质生产力与人工智能

新质生产力生成路径的政治经济学阐释 侯为民 司培颖 １５３

数字化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姚 宇 刘振华 １６２

生成式 AI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机制、困境识别与优化路径 田天亮 １７０

社 会

社会工作助力相对贫困治理的新转变与新路径———以智能时代的复合增能为视角 王瑞华 １７８

对资本主义公私领域中性别潜台词的批判 王 彬 刘明明 １８６

教 育

高等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

高等教育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逻辑向度与实现路径

———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分析框架 周 平 兰梁斌 １９４

作为方法的“转型”:高等教育学知识体系建设的一种尝试 黄巨臣 纪鹏鑫 ２０４

[期刊基本参数]CN１５－１０１１//C∗１９８０∗b∗A４∗２１２∗zh∗P∗￥１２．００∗１３００∗２６∗２０２４－０７

INNER MONGOLIASOCIALSCIENCES

(Bimonthly)

Vol．４５Total２６６№．４．２０２４ IssuedJul．２０２４

MAIN CONTENTS

OntheScientificConnotationofXIJinping＇sImportant

ExpositionsonPeople＇sHappiness YANJun(１)

TheCulturalSubjectivityLogicofBuildingModernCivilizationof

theChineseNation HANSheng,WANGChen－xi(９)

PrerequisiteReflection:InevitableProblemsinStudyingChinese

PathtoModernization JIALi－min,SONGYe－heng(１７)

TheHistoricalFoundationandEvolutionProcessofCultureof

theNorthernFrontierofChina PENGFeng－wen(２４)

TheFundamentalAcademicConstructionofChineseNorthernBorderlandEpicCulture BAITuya(３２)

OntheFunctionandFormoftheNarrator:FrameandPersonification ZHAO Yi－heng,SUNShao－wen(３９)

OntheFormationofSemioticPhenomenology ZHAO Xing－zhi(４６)

TheEastWindIsMovingWest:TheHistory,PresentSituationandFutureofthe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ofChineseCulturalSymbols FENGYue－ji(５３)

TheMechanism ConstructionandOptimizationPathofPartyBuildingLeading

UrbanRefinedGovernanceintheNewEra TANG Huang－feng,XUZhi(６２)

TheMotivation,HistoryandEnlightenmentofFunctionalAdjustmentofGrassrootsParty

OrganizationssincetheFoundingofNewChina ZHANG Hao,LU DU Yang－ming(７２)

ProblemandAblation:ExplorationonthePartyBuildingLeadingGrassrootsGovernanceintheContextof

Urban－ruralIntegratedDevelopmentintheNewEra WANG Hong－shu,REN TIANJing－ge(８２)

TheReferenceandTranscendenceofMarx＇sEssenceofMantoHegel＇sPhenomenologyofSpirit HANLei(９１)

OntheSubjectEmancipationDimensionofChinesePathtoModernization ZHOU Yao－dong,CHENZhi(９８)

ThePhilosophicalCognitiveFoundationsandDisciplinaryKnowledgeDevelopment

DimensionsofArtificialIntelligenceLanguage ZHOU Yan－mei(１０７)

HowIsItPossibletoGettheGoodLifeinAcceleratingSociety

———FromthePerspectiveoftheControversyoverRosa＇sResonanceTheory ZHAN Meng－jiao,DAILi－gang(１１４)

StudyontheSystemtoGrantRoyalTitlestotheForefathersof

theConcubinesoftheJinDynasty SUN Hong－mei(１２２)

TheHuaxiaIdentityofXiPeopleintheTangDynasty———CentredonXiFamilyTombstones WANGLi－juan(１２９)

ReflectionandReconstructionofLegalStructureofCreditor＇sRevocationSuit YUNJin－sheng(１３５)

ReconstructionofLegalSystemforInterventioninthePriceofLivelihood

CommoditiesinChina GUANJin－ping(１４４)

PoliticalEconomyExplanationofthePathwaystoGenerate

New QualityProductivity HOU Wei－min,SIPei－ying(１５３)

TheoreticalLogicandPracticalPathofDigitizationPromotingtheAccelerated

FormationofNew QualityProductivity YAO Yu,LIUZhen－hua(１６２)

TheDynamicMechanism,DilemmaIdentificationandOptimizationPathofGenerativeAItoDrive

theDevelopmentofNew QualityProductivity TIAN Tian－liang(１７０)

NewTransformationandNewPathofSocialWorkParticipationinRelativePovertyGovernance

———FromthePerspectiveofEmpowermentTheoryinAIEra WANGRui－hua(１７８)

ACritiqueoftheGenderSubtextinthePublicandPrivateSpheresofCapitalism WANGBin,LIU Ming－ming(１８６)

LogicalOrientationandRealizationPathofAutonomousKnowledgeSystem ConstructioninHigherEducation

———AnAnalyticalFrameworkbasedonChinesePathtoModernization ZHOUPing,LANLiang－bin(１９４)

TransformationasaMethod:AnAttempttoBuildtheKnowledge

SysteminHigherEducation HUANGJu－chen,JIPeng－xin(２０４)

英文翻译 王海荣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习近平总书记人民幸福思想研究”(编号:１８BKS０１７);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四五”规划

重大项目“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历史逻辑研究”(编号:SC２１ZDZT００３);“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四川省哲学社会

科学规划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研究”(编号:SC２２ZDYC２３).

[收稿日期]２０２４－０２－０３

[作者简介]颜军,男,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

约研究员,法学博士.

２０２４年７月 内 蒙 古 社 会 科 学 Jul．２０２４

第４５卷 第４期 INNER MONGOLIASOCIALSCIENCES Vol．４５ №．４

DOI:１０．１４１３７/j．cnki．issn１００３－５２８１．２０２４．０４．００１

习近平关于人民幸福重要论述的科学内涵

颜 军

(西南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四川 成都 ６１１７５６)

[摘 要]习近平总书记在治国理政的伟大实践中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人民幸福的重要论述,这是习近平总

书记对造福人民所做的系统思考和深刻回答.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民幸福的重要系列论述具有丰富的内涵

和严谨的结构,既有对人民幸福价值地位的科学揭示,也有对实现人民幸福根本动力的明悉洞察;既有对人民

幸福领导力量的确切指明,也有对实现人民幸福制度保障的深入阐发;既有对人民如何获得幸福的方向指引,

也有对如何为人民造福的详尽阐述.习近平总书记指明了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发展是实现人民幸福

的根本动力、中国共产党是实现人民幸福的领导主体、社会主义为真正实现人民幸福提供制度保障、劳动是幸

福的源泉等一系列深刻道理.

[关键词]人民幸福;“国之大者”;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D２４;D６１４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５２８１(２０２４)０４－０００１－０８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人民对幸福

感、获得感、安全感的追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

强烈.习近平总书记将“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作为国家治理的价值目标和社会发展的

诉求.全面准确地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民幸

福重要论述的科学内涵,有利于我们深刻领会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根本立意和理

论旨趣.习近平总书记指明了人民生活幸福是“国

之大者”、发展是实现人民幸福的根本动力、中国共

产党是实现人民幸福的领导主体、社会主义为真正

实现人民幸福提供制度保障、劳动是幸福的源泉等

一系列深刻道理.

一、“国之大者”:人民幸福的价值地位

习近平总书记在许多场合都论及人民幸福的

价值地位,对人民幸福的至上性进行了阐释,“让人

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１]是其最有代表性的表

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幸福对于国家和民族

发展进步来讲具有根本性的考量意义,人民幸福是

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价值诉求.国家的繁荣、

民族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归根到底都是为了人民的

幸福.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把为人民

１

造福事业推向前进”[２](P．５２).

(一)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

习近平总书记对人民幸福的至上性地位给予

了高度肯定,将人民幸福生活上升为人权,从人权

高度论述人民幸福及其实现.２０１８年,习近平总

书记在写给纪念«世界人权宣言»发表 ７０ 周年座

谈会的贺信中明确提出了“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

人权”[３](P．２８８),将日益满足人民对幸福生活的向往

及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视为对人权的尊重和满

足,这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权宣言.习

近平总书记将人民对幸福生活向往和追求的权利

即幸福生活权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新

兴人权,将人民幸福生活权益升华为人的权利形

态,并且作为人民最大的权利.

习近平总书记从人权的高度讨论人民幸福及

其实现,不仅充实了人权的内涵、提升了人权的新

境界,而且勘定了人民幸福的地位,高度肯定了人

民幸福的基础意义.人权就其本性来讲是人之为

人的基本权利,是“人性”的内在需求,是人有尊严

地生活的基本要求.幸福生活权是以人的尊严和

价值为核心的权利,人民幸福是各国人民的发展愿

望和诉求,每个国家的人民追求幸福的愿望和权利

都应当被尊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让人民生活幸

福是“国 之 大 者”,“我 们 应 该 把 人 民 福 祉 放 在 首

位”[３](P．４５７).

在“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这一论断中,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的权利是最具基础性地位的权利.习近平总书记

对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的判断,一方面来自

对人民幸福生活权的复合性即人的生活的全面性、

生动性和丰富性的肯定,另一方面来自对幸福的至

上性的理解.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将民生

幸福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将“增进人民福祉作为

一面 镜 子,审 视 我 们 各 方 面 体 制 机 制 和 政 策 规

定”[４](P．９７).

(二)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要服务于人民幸福

“对幸福生活的追求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最持

久的力量.”[５]因此,幸福必然关乎社会进步,是社

会进步在个体心理上的积极感受.人们对幸福生

活的渴望和追求推动着经济社会的进步.习近平

总书记为我们揭示了幸福是一种积极的心理能量,

幸福会成为个人生活和国家发展的强大信念,对幸

福的期盼会成为人们为之奋斗的积极行动力.一

方面,追求幸福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持久动力;

另一方面,人类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推动并感受着

社会进步.人类对幸福的渴望和追求推动着世界

经济的发展,更推动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和人类社会

的进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将人民幸福作为检验各

项工作成效的标准.[６]“我们全面深化改革,就要增

进人民福祉、促进社会公平正义.”[７]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改革的目的是实现人民幸福,因此要坚定不移

地推进改革,“在改革的实践中创造更加幸福的生

活”[８].“经 济 上 去 了,老 百 ໿ 的 幸 福 感 大 打 折

扣”[９](P．５),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了以破坏环境发

展经济的后果.因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单纯是

经济问题,还关系到人民幸福感的提升,关系到社

会稳定和社会和谐.习近平总书记从政治高度看

待生态文明建设,指出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不仅是经

济问题,而且具有政治涵义.[９](P．５)强调生态文明建

设的政治意涵,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将人民幸福置

于最高位置的责任与担当.

(三)造福人民可以提高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

威信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强调造福人民的重要意义.

Ђ指出:“我们提倡‘为官一场,造福一方’,不能为

群众排忧解难,就无法提高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威

信;解决不了群众的生产与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思

想政治工作也就缺乏说服力.”[１０](P．１９５)习近平总书

记就此谈到了造福人民可以提高党和政府在群众

中的威信这一深刻道理.因此,能否造福于人民,

能否带领人民实现幸福生活,是树立并提高党和政

府在群众中的威信的重要前提.只有不断改善民

生、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实现人民幸福生活,

人民才能有更大的建设热情,才会对社会主义有更

坚定的信心.人民幸福生活愿景的实现,关系到党

的凝聚力的提升、党的威信的树立以及党群关系的

和谐.造福人民不仅可以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说

服力,而且有利于开展群众工作,提高党的干部开

展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性.

习近平总书记还从党的执政规律方面论述了

为人民谋幸福的积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

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得到人民拥护,“正是因为造

福了人民”[２](P．５２).要保持党员的纯洁性、先进性

和时代性,就要看其能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能

否带领人民群众创造幸福生活.中国共产党始终

坚持造福人民,这也促进了人民群众对党的认识的

进一步深化.

２

二、发展:实现人民幸福的根本动力

基于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习近平总书记为我

们揭示了发展是实现人民幸福的根本动力这一深

刻道理.发展是人民幸福的重要基础,新时代贯彻

落实新发展理念是更大程度地促进人民幸福的根

本手段.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通过发展来有

效解决实现人民幸福道路上的困难,让发展成为创

造幸福生活最稳定的途径,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

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实现经济增长方式

的转型,以绿色发展增进人民福祉.

(一)发展是人民幸福的重要基础

幸福虽然是人的主观感受,但它与人们生活的

客观条件密切相关,因为人们自身欲望和需求得到

满足的愉悦感受取决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

态的发展状况对人的满足程度.２０１４年,习近平

总书记在讨论经济形势的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中

谈到,发展是“国家繁荣、社会稳定、人民幸福的重

要基础”[１１](P．６).将发展作为第一要义,是基于对

人民对幸福生活深切期盼的充分尊重.习近平总

书记揭示了只有通过发展才能解决人民幸福生活

的问题,才能克服人民幸福生活建设中的困难、攻

破实现幸福生活实践中的障碍,才能为人民幸福生

活的实现奠定坚实的基础、提供有力的保障.习近

平总书记曾多次表达类似的观点,强调了发展对于

实现人民幸福的意义.“发展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

键”[１２](P．４２５),发展是人民幸福生活所必需的生活条

件.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发展导向,

增进人民福祉”[３](P．４５７).在新的征程上不断提升人

民幸福感不仅需要高质量发展,而且还需要切实解

决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基于对人民幸福生活内在规定性的深刻洞察

和人民幸福生活本质要求的深入分析,习近平总书

记指明,唯有发展才能满足人民对幸福生活的热切

向往.[１３](P．２)

２０２１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

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让发展成为消

除贫困最有效的办法、创造幸福生活最稳定的途

径”[１４](P．１６).新时代为民造福的基本要求就是以发

展为基本手段,着力化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同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日益满足人民对生

存、安全、教育、医疗等民生方面的需求,为人民实

现更加美好幸福的生活创造条件,日益提高人民的

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二)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

幸福的着力点

习近平总书记实现人民幸福的一个重要思路

就是不断消除实现人民幸福生活中的现实障碍,使

广大人民摆脱贫困,过上幸福的生活.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消除贫困“是各国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基

本权利”[１５](P．２).我们要实现的幸福不是少数人的

幸福,而是全体人民的幸福,当然也包括贫困人口

的幸福.

贫困是贫困人口实现幸福生活的最大阻力.

实现落后地区人民或贫困人口幸福生活的首要前

提是消除贫困.消除贫困实现全面小康要以发展

为根本途径,因此,为贫困人口创造幸福生活也要

以发展为根本手段.贫困是实现人民幸福道路上

的主要障碍,因此,满足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

是其幸福生活的重要基础,脱贫是实现贫困人口幸

福生活的重要前提,消除贫困是扫除人民过上幸福

生活的障碍的根本要求.

人民幸福生活的内涵是现实的、具体的、丰富

的、生动的,人民幸福首先要有必要的物质条件和

基本的民生保障,保证人民都能享有丰富的物质生

活条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脱贫是迈向幸福生

活的重要一步”[１６].富裕是人民实现幸福的重要

基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普遍幸福的重要基

石.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把促进全体人

民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１７].

(三)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以绿色发展增

进人民福祉

经济发展促进社会物质财富的丰富,为实现人

民幸福生活提供物质基础,但经济发展伴随着的环

境污᳿、生态破坏会降低人民的满意程度和幸福

感.２０２１年,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出 席 “领 导 人 气 候 峰

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应“在绿色转型过程中努

力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增加各国人民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１８].因此,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大

治理生态环境的力度.

习近平总书记还强调,要坚持绿色发展、增进

人民福祉.幸福生活与生产模式息息相关,人民幸

福生活的实现离不开科学的、高效的生产方式,需

要我们将保护自然、低碳环保、循环经济等绿色理

念自觉融入到生产生活中.以高质量发展提升人

民幸福感需要我们坚持生产方式的转型,走内涵

式、集约型、绿色的高质量发展道路,坚持走新型工

业化道路,倡导绿色生产理念,着力推进绿色发展,

３

将高效发展与有效节约资源及保护环境有机结合

起来,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调统

一.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２０１６年亚太经合组织

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演讲中谈道,要“着力实

现共享发展、绿色发展,增进人民福祉”[１１](P．４６).

三、中国共产党:实现人民幸福的领导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系统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与人民

幸福的关系,既有党的领导对实现人民幸福的必要

性论述,也有对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的具体要

求;既指明了为人民谋幸福对于人民拥护党的领导

的意义,也揭示了党的领导对实现人民幸福的根本

保障地位.

(一)带领人民创造幸福生活是中国共产党始

终不渝的奋斗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带领人民创造幸

福生活,是 我 们 党 始 终 不 渝 的 奋 斗 目 标”[２](P．４０),

“我们党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都是为了让人民

过上幸福生活”[１９](P．１９).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

因人民而兴,始终与人民在一起,中国共产党在不

同时期的主要任务或工作重点虽有差别,但根本目

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中国

共产党始终以实现人民幸福为己任.中国共产党

人自觉地将人民对幸福的期盼化作自身的行为动

力、价值目标,将党的初心使命落实到促进人民幸

福上,自觉将带领人民创造幸福生活作为不懈追

求,始终将群众的冷暖置于心间,着力解决人民群

众的 基 本 生 活 问 题,不 断 促 进 人 民 幸 福 生 活 的

实现.

“只要群众对幸福生活的憧憬还没有变成现

实,我 们 就 要 毫 不 懈 怠 团 结 带 领 群 众 一 起 奋

斗.”[２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将人民群众的幸福愿

望变成现实是中国共产党人不竭的奋斗动力,党员

干部要有强烈的紧迫感和使命感,带领人民实现幸

福生活,只要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问题还没有解

决,党员干部就不能松懈.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尤其需要我们做好长期艰苦奋斗的思想准备,带领

群众艰苦创业、埋头苦干、厉行节约、勤俭办事,用

辛勤劳动创造幸福生活.

(二)造福人民是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的应有之义

追求人民幸福是由党的根本性质所决定的.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除了人民群众的利

益外,没有其自身的特殊利益.中国共产党人从不

抽象地谈为人民服务,而是将其作为自身的行动要

求.为人民谋幸福就是践行党的根本宗旨的具体

要求,是共产党人的责任担当.习近平总书记从人

民幸福的角度明确中国共产党的角色定位,把为人

民谋幸福上升到践行党的宗旨的高度.造福人民

是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宗旨的体现和要求.党

的一切行动都要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切实维护好人

民的利益,维护好人民利益的根本目标在于促进人

民幸福.习近平总书记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宗旨落实到为人民谋幸福的具体行动中,早在福建

工作时期就谈到,“造福一方就是造福于人民,这与

我们党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同一个意思”[９](P．３７).

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就是要将为人民

谋幸福作为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和责任.

习近平总书记还强调,党的干部作为共产党的

“官”要有“造福一方”“造福人民”的格局和境界.

“人民幸福”应当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行动动力,尤其

是对党的领导干部来讲,人民幸福意味着责任和使

命.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共产党的‘官’,只有

一个宗旨,就是造福于民.”[９](P．３８)“造福一方”“造

福人民”是中国共产党人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对实

现人民幸福期盼的主动作为、对人民幸福事业的积

极回应,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树

立正确的政绩观,要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

己的目标,“要把造福人民作为最重要的政绩”[２１].

(三)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全国各族人民幸福

安康的根本所在

“只有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人民和中华

民族才找到了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

强、人民幸福的正确道路.”[３](P．１２１)历史告诉我们,

中国共产党是为挽救民族危难而诞生的,从诞生之

日起就将实现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作为自身的使

命.历史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

产党就没有人民的幸福生活,中国共产党是人民实

现幸福生活的引领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党

的 领 导 是 “全 国 各 族 人 民 的 利 益 所 系、幸 福 所

系”[２２](P．９３).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揭示了坚

持党的领导的内在依据,即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中国人

民的根本利益及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为内在行动

力;另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是实现中国人民根本利益与幸福生活的重

要政治保障.

４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建设必须与国家发展

建设相联系,必须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相联

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要着眼于人民幸福生活,党

的自我革命与伟大斗争旨在促进人民幸福.全国

人民幸福安康的根本就在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基本路线是国家的生命

线、人民的幸福线.”[２](P．３７)

(四)中国共产党人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

为人民造福事业推向前进

“使命感”“责任感”是习近平总书记谈论人民

幸福时的关键词,这无疑表明习近平总书记对人民

幸福的高度重视.纵观世界,没有哪一个政党能像

中国共产党那样始终坚持人民立场,始终积极推进

人民福祉的广泛覆盖和纵深发展,始终努力提高人

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始终自觉将自身的

奋斗与为人民谋幸福统一起来,始终将党自身的发

展壮大与人民的幸福生活紧密联系起来.[２３]习近

平总书记要求全党同志要“努力为人民创造更美

好、更幸福的生活”[１９](P．１９).

“我们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追求老百

໿的幸福.路很长,我们肩负的责任很重.”[３](P．１３６)

习近平总书记用“路很长”表达了无论是在过去、现

在还是将来,人民幸福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

标.领导干部要坚持发扬艰苦奋斗、奋力拼搏、克

己奉公、甘于奉献的精神,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带

领群众创造幸福生活.

四、社会主义:人民幸福的制度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高屋建瓴地从社会形态的角度

论述了人民幸福的地位及其实现,揭示了人民幸福

是社会主义的目标与动力,指出社会主义是真正实

现人民幸福的根本制度,并深刻指明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是创造人民幸福生活的必由之路.[４](P．９)

这为我们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提供了

指导思想.

(一)人民幸福是社会主义的目标与动力

依附资本主体逻辑实现人民幸福是不现实的.

社会主义显然超越了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的主体

逻辑,挣脱了资本的主体束缚,彰显了人的主体地

位和价值.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不是满足于资本

的增殖,而是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社会主义超越

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将人民福祉作为发

展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搞社会主义,就

是要让各族人民都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２４]历史

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就是一条国家繁

荣昌盛之路、人民幸福富裕之路、中华民族全面振

兴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全国各族人民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幸福生活的伟大事业.

一方面,社会主义在更大程度上促进了人的自

由全面发展,促进了人人平等,促进了人民幸福的

实现;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发展和完善的动力来自

于人民对幸福愿望的满足,植根于人民对幸福生活

的热爱和追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和完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国家

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的重大问题.”[３](P．１１８)社会

主义的优越性就是要通过大力发展生产力来切实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最终实现人民幸福生活的愿

望,社会主义为人民能够共享社会发展成果提供了

保障.坚持人民立场、关注人民生活的切实改善,

既是社会主义的重要原则,也是社会主义的根本

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还揭示了人民幸福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不断发展的持久动力.只有人民幸福不

断实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才能得到更大程度的彰

显,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才能得到更大范围的认

可,社会主义事业的光明前景才能得到更广泛的确

证.[２５](P．２０)历史和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

映了我国最广大人民的共同愿望、利益和要求,只

有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最终

实现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随着社会的进步

与发展,人民对幸福生活的要求越来越高,不断满

足人民对美好幸福生活的渴望和追求是不断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根本动力.只有

不断地促进国家发展与社会繁荣、不断地将人民幸

福生活变为现实,才能不断地振奋全国人民的精

神,不断地激发全国各族人民的建设热情,才能更

好地凝聚全社会力量.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

推进、人民幸福感的不断充实,人民群众对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感知会进一步增强,对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信念会进一步坚定,对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会进一步提升.

(二)社会主义是实现人民幸福的根本制度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社会主义对于人民幸福事

业的重要性,指出以资产阶级革命或改良来实现人

民幸福的非现实性.Ђ说:“不触动旧的社会根基

的自强运动谈不上为中国实现国家富强、为人

５

民幸福提供制度保障.”[２６](P．３)习近平总书记在此

提出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

能为中国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提供制度保障的

科学论断.中国人民幸福的实现不能照搬西方政

治制度模式的现成方案,要实事求是地开创中国特

色的社会制度.

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是其发展的内在主体力

量.资本逻辑主宰社会发展,社会发展更多的是满

足资本的增殖,资本家的发财致富造成了大量劳动

者的相对贫困.资产阶级不可能自觉地关心全体

社会成员的利益的满足和幸福的实现,Ђ们关注的

只是资产阶级自身的私利.正如马克思所言:“生

产剩 余 价 值 或 赚 钱,是 这 个 生 产 方 式 的 绝 对 规

律.”[２７](P．７１４)与资本主义不同的是,社会主义社会

不是为了资本增殖而生产,而是为了人和人的需要

而生产,为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生产.社会

主义发展生产的目的是满足劳动人民的生活需求,

为人民实现幸福生活创造条件.只有超越了资本

主义社会中资本主体逻辑的普遍幸福的社会,才能

保证全体劳动者的生产和分配的权利,才能真正实

现全体劳动者都能够享受普遍的物质福利与自身

发展权利.实现人民幸福生活,既是社会主义的根

本指向,也是社会主义生产的内在价值旨趣.社会

主义社会终将超越资本主义社会,抛弃尽显资本主

体强势逻辑的社会生产机制,取而代之的是以人为

目的的、彰显人的主体逻辑的社会生产机制.生产

不再满足并服务于资本的增殖需求,而在于满足人

的自由全面发展.在对象上不再满足于少数人,而

是满足全体劳动者———最广大人民群众.在直接

目标上不再满足于资本家的财富积累,而在于满足

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不再满足于财富的增长,

而在于为实现人民幸福生活创造条件.

良好的制度是国民幸福的重要前提.社会主

义制度是实现人民幸福的重要保障.社会主义不

是一部分人剥削和压迫另一部分人的社会,社会主

义社会保障人民都享有追求幸福的权利,保障每个

人都处于良好的生存状态.社会主义的发展都将

围绕人民幸福生活而展开.习近平总书记不仅在

一般意义上论述了社会主义与人民幸福的关系,而

且还特别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人民幸

福的关系.２０１３年元旦,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政

协新年茶话会上谈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

造福人民的美好事业”[２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

够造福人民的制度密码是实行了工人阶级领导的、

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的具体论述中,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明了国

体、政体与人民幸福的关系,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 作 为 实 现 人 民 幸 福 制 度 保 障 的 内 在 逻

辑.[２](P．２８８)

五、劳动:创造幸福的源泉

习近平总书记不仅从社会发展规律的角度为

我们指明了发展是实现人民幸福的根本途径,而且

从社会实践本体的角度为我们指明了劳动是幸福

的源泉.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

来创造;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劳动本身就具有

实现幸福的旨向.

(一)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

来创造

“一切幸福都源于劳动和创造.”[２９]习近平总

书记为我们指明幸福不会从天而降,幸福生活不是

空中楼阁、不是虚幻丽景,而是要以劳动、创造与奋

斗等实践手段来实现,幸福生活的实现需要充分发

挥人民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劳动不仅具有

道德规范的向度,而且还具有人民幸福生活实践的

向度.劳动本身符合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善良理

性需求,幸福要靠辛勤劳动来创造.人类劳动创造

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为人类实现幸福而创造

的物质和精神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讲,幸福依赖于

劳动成果,是劳动者在享有劳动成果后的满足,劳

动可以为人民幸福的实现提供现实的物质基础.

“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

造.”[４](P．４)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等来的,也不是要

来的,更不是靠施舍得来的,而是依靠现实的力量

实现、通过劳动创造而获得的.因此,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必须“撸起袖子加油干”,只有通过自身的辛

勤劳动与艰苦奋斗才能创造和拥有幸福生活.虽

然我国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仍处于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要解决新时代的主要社会矛盾,还需要

很长一段时间,需要我们继续发扬艰苦朴素的优良

作风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

２０２０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基层代表座谈会上

强调,人 民 幸 福 需 要 各 行 各 业 的 劳 动 者 共 同 创

造.[３０](P．９)人们在劳动过程中创造幸福生活,在劳

动过程中提高幸福感和获得感.习近平总书记为

我们指明:“在劳动中发现广阔的天地,在劳动中体

６

现价值、展现风采、感受快乐.”[３１](P．１０)人们在劳动

过程中得到充分发展,激发个人潜能,展现个人才

能,个人能力实现了质的飞跃,个人在自身的劳动

实践中确证了自己的本质力量,实现了自身价值,

由此实现了自身的幸福.

(二)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

习近平总书记在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８日出席中华

全国总工会机关同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座谈会时指

出,“劳动是财富的源泉,也是幸福的源泉”[４](P．４６).

习近平总书记不仅从经济角度强调劳动为幸福生

活创造劳动产品,创造丰厚的物质和精神成果,为

人民实现幸福生活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

件,为实现人民幸福提供保障,还从价值论角度指

出劳动本身就是幸福、阐明幸福本身就是劳动的价

值旨趣,创新了马克思“劳动是生命的乐趣”的观

点,也为我们揭示了劳动是幸福的源泉、劳动本身

就是幸福这一深刻道理.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４日,习

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

会 上 进 一 步 提 出,“劳 动 是 一 切 幸 福 的 源

泉”[３２](P．５).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指出,劳动过程就

是人们追求幸福和实现幸福生活的过程,劳动本身

就是幸福的.人们在劳动中确证人类的本质,确证

人的主体力量,在劳动中获得积极的丰富情感体验

和高度的自我愉悦与满足.幸福在劳动中实现,即

在劳动实践过程中体会幸福.劳动彰显人的主体

创造性,人在创造“物”的同时也实现“人”的主体力

量,人在劳动中成为自身的主人,人以创造的形式

实现了对自身本质的占有,成为自身的主人.人在

劳动中以积极实践的方式确证自身的主体身份,实

现自身的价值,在服务Ђ人和社会中得到尊重、获

得成就感,同时也给劳动主体带来幸福体验.我们

既能在劳动中通过创造物质和精神产品、在自身劳

动产出中直观自身的主体力量并确证自身的主体

价值,又能在劳动中完善自我、实现自我、发展自

我,从而获得幸福感.

综上所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民幸福的重要

论述内涵丰富、思想深刻,既有对人民幸福至上的

深刻阐明,也有对人民幸福现实要求的行动指示;

既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人民实现幸福的系

统思考,也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世界人民幸福生

活的现实观照.“以人民为本位”是中国共产党领

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和建设改革时期遵循并践行的

核心理念,是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内在规定和构

建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自觉.[３３]不言而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人民幸福的重要论述,对我们理解幸福

和创造幸福生活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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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冯军胜)

OntheScientificConnotationofXIJinping＇s

ImportantExpositionsonPeople＇sHappiness

YANJun

(SchoolofMarxism,SouthwestJiaotongUniversity,ChengduSichuan６１１７５６,China)

[Abstract]Inthegreatpracticeofgovernance,GeneralSecretaryXIJinpingpublishedaseriesof

importantexpositionsaboutthehappinessofthepeople,whichisGeneralSecretaryXIJinping＇ssystemＧ

aticthinkingandprofoundanswertothebenefitofthepeople．GeneralSecretaryXIJinping＇simportant

seriesofexpositionsonpeople＇shappinesshaverichconnotationandrigorousstructure,boththescienＧ

tificrevelationofthevaluestatusofpeople＇shappinessandtheclearinsightofthefundamentaldriving

forcetorealizepeople＇shappiness;notonlythepreciseindicationoftheleadingforceofpeople＇shappiＧ

ness,butalsothein－depthanalysisoftheinstitutionalguaranteeofrealizingpeople＇shappiness;there

aredirectionsonhowpeoplecanachievehappiness;therearealsodetailedexplanationsofhowtobenefit

thepeople．GeneralSecretaryXIJinpingpointedoutthatthehappinessofthepeople＇slifeisthetoppriＧ

oritiesofthecountry,developmentisthefundamentaldrivingforcefortherealizationofpeople＇shappiＧ

ness,theCommunistPartyofChinaistheleadingbodyfortherealizationofpeople＇shappiness,socialＧ

ismprovidesinstitutionalguaranteefortherealrealizationofpeople＇shappiness,laboristhesourceof

happinessandaseriesofprofoundtruths．

[Keywords]People＇sHappiness;TheTopPrioritiesoftheCountry;TheCommunistPartyofChiＧ

na;Socialism

８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人类共同价值研究”(编号:２１BKS１１５).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１１－１５

[作者简介]韩升,男,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晨曦,女,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２０２４年７月 内 蒙 古 社 会 科 学 Jul．２０２４

第４５卷 第４期 INNER MONGOLIASOCIALSCIENCES Vol．４５ №．４

DOI:１０．１４１３７/j．cnki．issn１００３－５２８１．２０２４．０４．００２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主体性逻辑

韩 升, 王晨曦

(山东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东 济南 ２５０１００)

[摘 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主体性建设是适应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历史选择,是推进人类文明形

态演进的自然结果.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主体性是以“现实的人”为根基的真实主体力量在人类文明实

践中的展现,其中蕴含的 “人民之我”“民族之我”“人类之我”等多层次的“为我逻辑”关照是对资本强制下以

原子式自我为支撑、以资本同一逻辑为核心、以自由主义为表象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为我逻辑”的根本超

越.建设具有文化主体性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就是要充分激活中华文化在世界文明变革发展中的先导作

用.为此,必须坚持守正创新,激活中华文化的思想引领力;必须坚持独立自主,激活中华文化的精神凝聚力;

必须坚持体用贯通,激活中华文化的现实驱动力.

[关键词]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文化主体性;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图分类号]G１２０;G０２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５２８１(２０２４)０４－０００９－０８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推进文化强国建设、

增强文化自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

障,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这一新的

实践主题下提出的新时代的文化使命,是习近平文

化思想的重要落脚点.这一新的文化使命是近代

以来中华民族争取独立自主的历史实践在精神文

化领域的开៿与延展,蕴含着充分激活中华文明的

自觉建构、自主适应、自为创造等主体性功能,体现

了中华文明与现代化互相肯认、双向促进的实践要

求.作为民族国家在精神上独立自主的标志,“文

化主体性”是生活于特定历史环境中的人自觉推进

自身文明的价值确证、价值实现、价值创造的实践

属性,关系着一个民族能否在世界文明的多元格局

中准确定位自身价值、能否在异质文明的冲击碰撞

中坚守自身文化根脉、能否在人类文明演进的历程

中贡献新的价值方案等重大问题.“创立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这一文化主体性的最有

力体现.”[１]因此,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始终离不

开文化主体性这一本质特征.

建设具有文化主体性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

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中国人民自觉提升

中华文明与现代化属性自动适应、自主融合、自为

创造的能力彰显,是中国创造先进的现代化发展理

论、贡献科学的现代化发展方案、推进新型现代化

实践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华文明实现现代化的根本

推动力.在全球化背景下,西方文化话语的强势入

侵与中国传统文化话语的迫切重构要求我们必须

深入挖掘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主体性的历史

９

必然逻辑、主体自为逻辑和未来发展逻辑,在中国

式现代化实践中不断开创中华文化繁荣发展的新

局面,推进人类文明形态进步迈向新征程.

一、顺应中国式现代化实践

探索进程的历史必然逻辑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传统现代化模式造成

的“全球发展困境”愈发凸显,资本主义、自由主义、

理性主义、代议制度等西方世界既定的政治秩序已

经无法回应“现代性不满”的所有追问,甚至蓄力已

久的现代化符号在资本主义的“强权殖民地”上不

断面临着失效的危险,人类文明需要新的现代化作

为引导.中国式现代化方案的提出超越了西方现

代文明的资本强制逻辑,克服了文化进化论、文化

冲突论的抽象普遍性,实现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现

实统一,顺应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势,是人类文明

形态的全新变革.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激活文

化主体性,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是中国式现代

化建设的必然要求,是现代化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

重塑在文化领域的集中反映.

(一)现代化生产力的发展推进文化存在状态

的更新

文化主体性归根结底是人的主体性在文化层

面的表现,是人类在精神层面破除物的受奴役状

态、确立自由自觉生存模式的思想整合与实践追

求.但是,“只要人的最重要的历史活动也就

是今天的社会生产,还被未能控制的力量的意外的

作用所左右,而人所期望的目的只是作为例外才能

实现,而且往往适得其反,那么情况就不能不是这

样”[２](P．４２２).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主体性是中

国人民的精神存在状态在现代化生产力中的更新

与反映,从根本上受制于现代化生活中人与物的依

赖关系的变化.

中华文化的主体性问题伴随近代以来西方文

明的强势入侵、传统文化面临失落困境的现实突显

出来.近代以前,中国的物质生产力在世界范围内

处于领先水平,与之相匹配的文化形态也呈现出一

片繁荣景象.正如雅斯贝尔斯所描述的那样,中华

文明所 表 现 出 来 的 独 立 性、独 特 性、有 觉 性 (BeＧ

wusstheit)足以使其成为轴心时代的三大支柱之

一.可以说,古代中华文明的文化主体性并未出现

“巩固”的迫切性需要,即便受到了佛教、基督教等

外来文化的影响,中华传统文化的根基仍然未动摇

分毫,甚至在各类思想的批判与转化中得到了进一

步强化.“但那时的历史具有不同的意义———还没

有导致精神的张力”[３](P．１５),古代中国的繁盛景象

之所以未能获得持久的生命力,是因为生产的普遍

联系尚未真正形成,“西方文明与中国文明之间的

关系是相互完全独立的关系”[４](P．５０).因此,在物

的独立性尚未完全形成以前,文明主体仍然处于对

物的依赖关系中,无法获得真正的主体性.

直至西方列强的隆隆炮声惊醒了满清封建统

治者“天朝上国”的美梦,“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打破

了中华传统文化作为国人精神支柱的稳固合理性,

激起了近代仁人志士关于“东西之辨”的深切追问.

一时之间,“以夷为师”“全盘西化”“中体西用”等方

案的争论甚嚣尘上,中华传统文化面对西方先进生

产力压制所造成的实践困境之无能、面对广大国人

精神危机之无力,严重动摇了中华文明的文化自尊

心与文化主体性.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梁漱溟发出

了“几乎世界上完全是西方化的世界”“东方化究竟

能否存在”[５](P．１１)的追问,费孝通提出了“增强对文

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为适应新环境、新时代而

进行文化选择时的自主地位”[６](P．７)的吁求.可以

说,近代中国物质生产力的落后不仅造成了民族国

家主权的动摇,也造成了文明的蒙尘,导致文化主

体性的丧失.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落地

生根,使 得 中 国 人 民 在 精 神 上 由 “被 动”转 为 “主

动”,使得中华民族开始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

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文化主体性也迎来了从

失落到复兴的时代转换节点.中华民族的独立自

主精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思想底蕴、中国

共产党的科学领导方法共同助力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为中华文明的文化主体性重构

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化指明了新

的方向,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演进贡献了新的智

慧.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进程决定了中华

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主体性复兴的历史必然性,是

其发展变迁的根本依循,中华文明的文化主体性能

否确立的根基在于作为主体的人能否获得自由自

觉的生存状态.

(二)现代化生产关系的变化要求文化主体角

色的转换

中华文明的现代化转型不是一个客体化的过

程,而是一个主体性的行为.在全球化背景下多元

价值的相互交锋中“说自己的话”是文化主体性的

１０

核心标志.现代化生产力的发展推进了全球普遍

交往的形成,新的生产关系在全球生产格局的理性

重组中被划分出优劣,与之相对应的生产主体也被

打上先进或落后的烙印.在“西方中心主义”建构

的神话叙事中,符合西方现代化发展逻辑的文明是

权力格局的中心与主体,而非西方的现代化文明则

被定义为边缘与Ђ者.“自我东方化”成为长期以

来遭受西方文明压制地区的基本文化自觉,即不断

运用西方叙事的立场与方法构筑自我形象.但是,

现代化生产方式的形成依赖于经济条件与文化要

素的双重准备,甚至对现代文明的认识深度也直接

关系着现代化实践的基本走向.中国式现代化方

案的提出不仅仅是生产力的现代化,更体现在对现

代化生产关系的重组与完善中.物质文明与精神

文明的协调发展、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等新的生产

关系发展要求突破了西方现代化的资本属性,是对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发展、对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也是对世界范围内优秀文化资

源的吸收与借鉴.在这一意义上,构建中华民族现

代文明,必然要求文化主体实现从自发到自觉、从

为我到我为、从受动者到引领者的角色转换,只有

这样才能推动文明构建视角由Ђ者关照向自我构

建转移.

李德顺在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的文化

主体性形成历程时讲道:“我们中国人的精神文化

大体上经历了这样的三个阶段:从说‘神的话’传统

的神圣文化,转向说‘人的话’的人本文化,然后走

向说‘自己的话’的主体性文化.”[７]在西方理性的

普遍话语被塑造成现代化发展的最高神话、中华文

化的特殊性被深藏在西方现代化的普世叙事中时,

中国共产党并不满足于打破西方中心论的壁垒,破

除资本强权对文明构建的参照权威,实现现代文明

从“天国到人间”的转移,而是充分运用中华文化所

蕴含的独特的天下观、道德观、人生观、宇宙观、价

值观等思想精髓,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

格、中国气派的中国方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

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

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１]唯有

充分发挥中华民族文化转化、文化创造、文化创新

的主体能动性,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才能在传

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中国与西方等主客关系的

张力中不断稳固自身的“根”与“魂”,不断推进中国

式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进程.

(三)现代化文明逻辑的重构内含文化核心价

值的创新

“文明”从来都不是一个中性词,它始终承载着

一定的价值理念,而“文化”就是该价值理念的核

心.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我们

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

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

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

为 一 个 被 新 文 化 统 治 因 而 文 明 先 进 的 中

国.”[８](P．６６３)现代化是一场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生

态等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大变迁,也是人类文明的

一次大飞跃.现代化文明的重构在本质上包含着

对传统价值的重估和思想文化系统重建的实践主

题,如何建立起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核心逻辑相

匹配的文化图式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重中

之重.

在这一过程中,源于西方的现代文明并不能完

成对中国现代化的文化引领.一方面,与西方的内

源式现代化不同,中国的现代化是在西方现代文明

的外部刺激下产生的,是外源性的现代化.这种

“传导式剧变”建立在西方现代化的强势同化逻辑

上,难以适应中国的具体国情,难以实现与中华文

化的逻辑自洽.另一方面,西方现代化二元分化的

文明底色将传统与现代割裂开来,从而产生一种文

化进化论的偏执立场,脱离了文明生长的现实根

基,不仅难以与中华文明相适配,甚至会产生对中

华传统文化的全面背离,抹杀中华民族的文化自

信心.

现代化不仅是时代性的产物,更具民族性的内

涵,其发展不能建立在对民族国家历史的割裂上.

中国式现代化的方案是对中华民族延续了五千多

年的历史文脉的继承与发展,既强化了对自身实践

基础的全面认识,也摒弃了西方现代化价值的深层

弊病.但承接于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的传统文化

并不能实现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直接指导,中华文化

源远流长,具有极强的稳固性,这种稳固性既是保

持民族独特性的核心要素,也是文明创新难以突破

的思维惯性,必须在时代形势的转换中、在科学理

论的指导下、在实践中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的自觉.可以说,中华

民族的现代化建设内在地蕴含着重构现代文明的

现实需要,蕴含着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适应性

转化与创造性开新的要求.

１１

二、超越西方资本主义

文明范式的主体自为逻辑

主体是客体的相对概念,是在对象性活动中占

据主动地位、以自身尺度引导实践活动走向、预定

结果的积极因素.主体性则是实践主体在对象性

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实践属性,“为我性”是主体性

的重要标志.“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

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９](P．５３３)由于文化本身并

不具有行动性,不能为文化实践负责,因此充当主

体角色的只能是创造文化的人.可以说,文化主体

性是人的能动性、自主性、创造性、独立性等自为特

征在文化领域的发挥与实现,是使创造文化的人摆

脱“为Ђ”性、脱离自在状态、确证自我本质、实现自

觉发展、达到自由解放的实践规定性.中华民族现

代文明的文化主体自觉建立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

践基础上,是以“现实的人”为根基的真实主体力量

在人类文明实践中的展现,其中蕴含的 “人民之

我”“民族之我”“人类之我”等多层次的“为我逻辑”

关照,是对资本强制下以原子式自我为支撑、以资

本同一逻辑为核心、以自由主义为表象的西方现代

文明的“为我逻辑”的根本超越.

(一)克服原子式自我立场,确立以人民为中心

的主体自觉

现代化从其外观上看虽然表现为物的丰富性,

但其内核仍然是人的高度开化,“谁之现代化”的问

题是现代文明发展的根本问题,确立广大人民群众

的主体自觉意识是回答“我”之实质、设计“为我逻

辑”的基本起点.西方现代文明关于“我”的自觉意

识确证于启蒙理性所开启的主体性革命,宗教改

革、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对自我意识的反思性认识

瓦解了宗教世界对人的束缚,确立了世俗社会的基

本框架,开启了西方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在西方现

代文明中,对个体权利的肯认、对私人利益的保护

充分体现在“目的理性的经济行为和管理行为的制

度化”(韦伯语)的建构过程之中.但是,“它们在哲

学中表现为这样一种结构,即笛卡尔‘我思故我在’

中 的 抽 象 主 体 性 和 康 德 哲 学 中 绝 对 的 自 我 意

识”[１０](P．２２).可以说,西方现代性的开创者所遵循

的主体性原则只停留在对人的思辨性的理解之上,

停留在精神建构的理想状态,逃脱了对一切历史责

任的现实考量.即便黑格尔试图从主客关系的辩

证反思中突破主体性哲学的理性权威,结果还是走

上了一条殊途同归的道路———对人的原子式理解.

以原子式自我为理论基点,西方现代化文明最终抛

弃了最初的传统,走向自己的反面,导致社会现代

化的飞速发展与文化现代化的破旧不堪,这也成为

西方现代化的深刻矛盾.马克思指出:“如果Ђ们

把哲学、神学、实体和一切废物消融在‘自我意识’

中,如果Ђ们把‘人’从这些词句的统治下———而人

从来没有受过这些词句的奴役———解放出来,那么

‘人’的‘解放’也并没有前进一步,只有在现实的世

界中 并 使 用 现 实 的 手 段 才 能 实 现 真 正 的 解

放.”[９](PP．５２６~５２７)忽视文化主体存在的历史脉络、生

长土壤、现实根基、时代指向等具体内容的特殊性

将某一地域、时空的文化理念扩大化为一般的主体

性哲学,最终导致其创造的文明在具体的实践过程

中失去引领力、凝聚力、阐释力,成为无人认领的无

根之物.

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坚持

人民至上的基本理念,从“现实的人”出发理解人类

历史的演进规律,将“人民”从抽象的价值虚设中解

放出来,不断唤醒其主体意识,尊重其首创精神,激

发其创造活力,使每一个有血有肉的劳动群众都能

够成为历史的主人.在这一基础上,中华民族现代

文明的文化主体必然导向每一个身处现实关系的

劳动者,现代化实践必然平等地关注到每一个存在

差别的人民群众.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主体

自觉,推进物的日益丰富与人的全面发展是建设中

华民族现代文明为我逻辑的最终导向.坚持文明

创造的人民立场、培养广大人民群众自觉遵循现代

文明的发展规律、自觉把握中华民族的历史根脉、

自觉提升文明形态更新的主体能力,是克服西方现

代化物性支配、实现社会现代化与文化现代化平衡

发展的根本途径.

(二)打破资本同一性原则,肯认民族独特价值

的主体自信

回答“何以自为”的问题是建构中华民族现代

文明的文化主体性的关键,破除西方中心主义对中

华民族独特文化价值的解构、贬抑、矮化,正视中华

民族文明传统的独特价值,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

信是确立文化主体性的应有之义.西方资本主义

现代文明的原子式立场决定其文化发展的同一性

逻辑,在同一性原则的指导下,文化生产服务于资

本增殖,同质化、标准化、程序化等伪个性化的文化

生产工序成为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显著标志,不断

消弭文化主体的自主意识,制造文化焦虑.同一的

１２

结果就是二分,资本强制下的同一性逻辑的实现以

二分模式的确立为支撑,通过对自我与Ђ者、传统

与现代、先进与落后、西方与东方等二分思维的运

用实现对文化价值的“重估”,将西方的资本主义现

代化文明确立为先进性的代表、确立为世界的中

心,而东方的传统文明则被划分到落后的阵营之

中.这种带有西方中心主义偏向的文明二分逻辑

以一种线性的进化论叙事将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

凝固下来,赋予西方现代文明以绝对优先的合理

性,也即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动文化殖民的合理性

在本质上仍然是为了推进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

意识形态的趋同,实现资本食利者的利益最大化,

推行霸权统治.

中国式现代化对主客二分逻辑的超越为中华

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主体性建构奠定了实践基础.

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唯物史观的科学指导,以“主主

平等”的文化立场超越了资本主义现代化“主客对

立”的先验设定,平等承认不同民族国家文明传统

的独特性,超越了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偏斜,是打

破文化复古论、超越文化唯洋论、坚持现实主体论

的有力根基.在中华文明实现现代转化的过程中,

对中华文化独特价值的肯认、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理

论的自信,是文化主体在历时空的转换中能够始终

保持发展独立性、价值独特性的根本前提.文化主

体的自信是对凝聚着中华儿女五千年生产劳动历

史进程的自信,是对彰显着中国人民团结奋斗、开

៿创造、不懈追梦的伟大民族精神的自信,是对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所蕴含的历史必

然性的自信,是“现实的”而非“现存的”的自信,这

种自信是催发主体内生动力、激发主体创新活力,

从而推动中华文明实现独立发展、自我更新的稳固

动力,是文化主体性的强大核心支撑.

(三)突破西方自由主义幻象,推进全人类解放

的主体自由

回答“如何自为”的问题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

文明的文化主体性的最终落脚点,在中国式现代化

的实践创新中,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代表了人类文明

的新形态,推进全人类的自由解放是文化主体性的

最高追求.“一旦一个人的生命自觉达到类(物种)

生命的高度,Ђ就会超越个体和群体的利益界限或

狭隘立场而面向全世界、全人类,去探寻人在大地

上的意义,去确证人的尊严和价值,自觉承担维护

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责任和义务,并将人的自由和解

放作为自己的崇高使命.”[１１](P．３４)随着现代化生产

力在全球范围内的普遍应用,生产关系必然要超越

民族国家的范围而实现全球化发展,形成“真正的

世界历史”而不是狭隘的“国别史”.因此,对“类主

体”的关照成为现代文明的内在要求,是文化主体

性的最高规定性.

资本主义现代化承袭了古典自由主义的思想

传统,通过契约伦理、立法精神保障个体自由,但自

由主义的个体是脱离了社会背景、离魂索居、失去

任何特殊性的自我,是存在与本质相互分离的理论

虚设,在资本逐利本质的驱使下,自由主义的理论

根基决定其预设的自由个性的实现最终必然演变

成个性的扩张.因此,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自由主

义在实践中就表现为利己主义、霸权主义、民粹主

义、相对主义等各种价值撕裂的危机,在这一逻辑

中,人类的自由解放最终会被淹没在虚假的自由、

民主宣传之中.“如果说自由主义原子个人的生

成,取决于个体摆脱集体,那么自由人联合体中的

个人,就只有通过参与集体、融入集体才能获得自

由、实现自我.”[１２](P．５１)文化主体性归根结底是文化

话语权的问题,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实现独立发

展,获得世界范围内的广泛认同,实现主体地位的

确立、主体能力的发挥,达致主体意志的实现,必须

克服二分思维的传统,走向间性思维的交互开放,

以普遍联系的视角关照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发展.

马克思指出:“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

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９](P．５４１)中

华民族素来热爱和平,具有高度的包容性,中国式

现代化将“协和万邦”的优秀文化传统与全球化发

展的现代元素结合起来,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全球倡议,吸收了一切人类文明发展的合理成

分,阐发了一连串的推进全球问题解决的中国方

案,打造了一系列有利于各国共同发展的交流平

台.可以说,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文化主体性的自为

逻辑蕴含着推动世界历史发展、实现全人类自由解

放的大我关怀.

三、激活中华文化在文明

变革中先导作用的发展逻辑

文明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讲,文明

既包含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道德传统等精神意识

层面的思想成果,又包含生活样式、生产方式、科学

技术等物质层面的实践成果;从狭义上说,文明与

文化同义,指向文明主体的道德观念、思想意识等

１３

人文特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是民族生存

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人类社会每一次跃进,人类文

明 每 一 次 升 华,无 不 伴 随 着 文 化 的 历 史 性 进

步.”[１３](P．２)因此,文化主体性的构建与巩固实质上

就是以主体实践推进文化价值实现的过程.新中

国成立以来,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在与马克思主义

的深切结合中不断凸显,在对现代理性的反思重构

中积聚了巨大的能量,逐渐获得自主发展、自觉创

新、自立自强的文化主动权.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充分激活中华文

化的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现实驱动力,是推进

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开辟现代文明新境界、推

进世界历史进步的重要保障.

(一)坚持守正创新,激活中华文化的思想引

领力

文化主体性是一个民族对自身文化传承、创

新、发展能力的充分体现,中华文化能否始终保持

思想上的先进性,实现对现代化进程的思想引领,

是检验文化主体性强弱的关键.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承载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禀赋与价值取向,

是中华民族能够在世界文化激荡变迁中始终保持

稳定性的压舱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

义理论的多重契合逻辑是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

落地生根、不断实现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保证.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

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

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

理论和制度创新.”[１]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

民族要始终保持不竭的发展动力,就必须坚持守正

创新,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与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中的贯通,

在深入推进“两个结合”的过程中充分激活中华文

化的思想引领力,为巩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文化主

体性提供坚强的思想保证.

守正创新是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内在要求,

是对辩证唯物主义的一贯遵循,也是对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守正创新内蕴着在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

践,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根脉为依托,以马克思

主义之魂脉为指南,不断推进思想解放,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新局、释新意、赋新知、讲

新话、找新路的实践要求.中华文化的守正创新不

是简单地将其视为静观的客体,“取其精华,弃其糟

粕”,而是将其视为一个变体,在时代发展、实践需

要的现实中建立一种动态的为我逻辑,实现“述”与

“作”、“损”与“益”的统一.换言之,“在今天的特定

语境中,需要强调的不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而

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１４].文化的守正创新既

不是固守本来、阐述传统文化的原意、对传统文化

的简单重复,也不是单纯地适应现实,剔除过时的

部分,迎合流行.前者造成丧失时代性的复古、仿

古,后者则带来缺乏反思性的通俗、庸俗.文化的

守正创新是通过对文明演进脉络、人类发展规律的

自觉反思,深入反思时代主题,挖掘文化深处顺应

时代精神的精华,实现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转化与发

展、补足与增益,使其成为与时代同呼吸的文化新

形态.

(二)坚持独立自主,激活中华文化的精神凝

聚力

文化主体性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文化竞争力

的重要标志,是民族精神的标识.一个民族的文化

是否具有独立的价值立场和鲜明的文化特质、是否

能够通过内生动力实现自身的稳定发展是衡量该

民族文化主体性强弱的鲜明标志.中华民族现代

文明的文化主体性问题正是伴随着近代以来民族

国家的被压迫、被剥削的困境而显现的,处于被动

状态的中华民族难以形成对自身文化的正确认识、

对历史发展大势的自觉判断,在多元文化的交汇中

难以保持自身的独立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

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

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坚定文化自信,坚持

走自己的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

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

为中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１]精神上的

独立自主是坚定文化自信、振奋民族精神、推进文

化繁荣的坚实基础.中国共产党以高度的文化自

觉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化,在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伟

业中充分彰显了中华文明的内在优势.中国式现

代化始终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本原则,在

现代化方案的选择上并未延续西方殖民掠夺、霸权

政治的做法,而是通过内生动力以及平等交往、合

作共赢等和平路径实现了国家发展,实现了现代化

的“文明型崛起”.这一新型现代化发展模式打破

了世界范围内对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的路径依赖,

使得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由被动转向了主动,确立了

现代文明的新型叙事,极大地提振了中华民族团结

奋斗的自信,凝聚起最广泛的发展合力,是独具中

１４

国特色、饱含中国智慧的中国方案.

但是,独立自主并不等于故步自封,而是在平

等交往、开放包容的基础上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

用.“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

构建必然面临着多元文化碰撞的现实困境,在推进

不同文化共同发展的同时又能保持文化自身的独

立性是保持文化发展活力、实现文化内容创新的根

本途径.任何引导文化对立、激化矛盾冲突的相对

主义、绝对主义、客观主义立场在本质上都是文化

霸权的掩饰.要激活中华文化的精神凝聚力,必须

在与其Ђ文明的对话中实现互相肯认,达成发展共

识.“只有与Ђ者意识进行不断的争辩和冲撞,并

通过Ђ者意识的折射,自我意识才能够得以存在和

发展.对话是‘现在’和‘未来’之间的不断转换,具

有某种生成性.”[１５](P．１６４)

(三)坚持体用贯通,激活中华文化的现实驱

动力

“理论的飞跃不是体现在词句的标新立异上,

也不是体现在逻辑的自洽自证上,归根到底要体现

在回答实践问题、引领实践发展上.”[１６]中华民族

现代文明的文化主体性构建最终要落到文化主体

对中华文明所蕴含的价值理念、行为规范、道德传

统等内容的自觉遵守和主动践行上.中华民族现

代文明的文化主体性的体用贯通指的是中华文化

之“体”与现代化之“用”的统一.一方面,要明确中

华文化之“体”,即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之“体”,明确

中华文化中哪些部分能够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相契合,能够作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支撑,实现

中国式现代化对中华文化的适应性矫正.另一方

面,要达现 代 化 之 “用”,弄 清 楚 中 华 文 化 要 如 何

“用”才能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发挥最大

效力,转化成现实的实践成果.

在明体的层面,辨别中华文化中与现代化建设

相适应的部分必须要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坚持马

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在厘清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与科学社会主义相契合的逻辑基础上,准确把握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立场、价值结构、内涵要

义、发展规律,从而科学预见中华文明演进的基本

方向.要从根本上区分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

化的区别,“关键是要正确理解我们实行的是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我们的

社会主义制度对家庭、对人际关系、对道德、对价值

观念的要求,与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和基因是相契合

的.我们要剔除那些封建的东西,把传统文化中的

精华和基因打造成调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人际关系的积极因素”[１７](P．３３).在达用的层面,中

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主体性建构的关键在于实

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功能,实现对现代

化理论的批判重构.换言之,要运用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中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部分为现代化立根铸

魂,使现代化实现“在中国”向“中国的”转变,从而

把握文明形态演进的历史主动权.在这一过程中,

不仅要加强现代化的制度建设,将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中抽象的价值观念转化成现实的行为规范,而且

必须全面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自主话语体系

构建,实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国际传播,为其实

现与多元文化的融通、获得广泛的认同创造有利

条件.

结语

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的新形态,中华

文明能否在日新月异的现代文明中保持鲜明的自

主性、把握发展的主动权,事关中国式现代化事业

发展的战略抉择、文明布局和历史走向,在这一意

义上,顺应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实践、推进中华文

明的现代化发展、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主

体性成为时代提出的重大课题.

文化主体性的巩固是文明发展的核心依托,代

表着一个民族最深沉的自我确证.中华民族现代

文明的文化主体性克服了传统现代化文明狭隘、利

己、封闭的主体性逻辑,以开放、包容、发展的主体

性关怀实现了自我与Ђ者、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

界的多重在场,以主体自觉、主体自信、主体自由的

自为逻辑构筑了中华文明发展的多维面向,是形成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深层文明基因、民族性格、文化

气质的关键环节.

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主体性建设过程

中,激活中华文化先导作用是重中之重.在这一过

程中,正 确 处 理 好 中 华 文 化 建 设 过 程 中 “破”与

“立”、“我”与“Ђ”、“体”与“用”等多重矛盾关系,只

有在赓续传统中体现时代性要求,在对话交流中凝

聚共同性追求,在推陈出新中形成独特性标识,中

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主体性建设才能够成为驱

动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逻辑与实践逻辑有机统一

的现实力量,才能够解释中国式现代化普遍性与特

殊性相结合的内在逻辑,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才能够

在世界范围内引领一场新型现代文明变革,成为现

１５

代化发展史上一条崭新的历史地平线,成为人类现

代化之路上的新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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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李静丽)

TheCulturalSubjectivityLogicof

BuildingModernCivilizationoftheChineseNation

HANSheng, WANGChen－xi

(SchoolofMarxism,ShandongUniversity,JinanShandong２５０１００,China)

[Abstract]TheconstructionoftheculturalsubjectivityofmoderncivilizationoftheChinesenation

isahistoricalchoicetoadapttothepracticeofChinesepathtomodernization,andisthenaturalresult

ofpromotingtheevolutionofthemodelforhumancivilization．theculturalsubjectivityofmodernciviliＧ

zationoftheChinesenationisthemanifestationoftherealsubjectforcebasedontherealisticpersonin

thepracticeofhumancivilization,andthemulti－levellogicformesuchastheselfofthepeople,the

selfofthenationandtheselfofmankindcontainedinitisthefundamentaltranscendenceofthelogicfor

meofWesterncapitalistcivilizationunderthecompulsionofcapital,whichissupportedbytheatomic

self,withthesamelogicofcapitalasthecore,andliberalismastheappearance．Tobuildthemodern

civilizationoftheChinesenationwiththeculturalsubjectivityistofullyactivatetheleadingroleofChiＧ

nesecultureinthetransformationanddevelopmentofworldcivilization．Tothisend,wemustadhereto

integrityandinnovation,andactivatetheideologicalleadershipofChineseculture;wemustinsistoninＧ

dependenceandactivatethespiritualcohesionofChineseculture;wemustadheretotheintegrationof

bodyandapplication,andactivatetherealisticdrivingforceofChineseculture．

[Keywords]ModernCivilizationoftheChineseNation;CulturalSubjectivity;A New Modelfor

HumanCivilization

１６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 法 论 的 原 创 性 贡 献 研

究”(编号:２３JZD００１);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马克思资本逻辑批判思想及当代价值研究”(编号:２１FKSB００４);天津市社科

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新征程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研究”(编号:TJESDZX２２０４).

[收稿日期]２０２４－０２－０７

[作者简介]贾丽民,男,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通讯作者;

宋叶恒,男,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２０２４年７月 内 蒙 古 社 会 科 学 Jul．２０２４

第４５卷 第４期 INNER MONGOLIASOCIALSCIENCES Vol．４５ №．４

DOI:１０．１４１３７/j．cnki．issn１００３－５２８１．２０２４．０４．００３

前提性反思:中国式现代化研究无法回避的问题

贾丽民, 宋叶恒

(天津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天津 ３００３８７)

[摘 要]何以进一步推进和深化中国式现代化研究,是当今学术界无法回避的重大课题.对此,要想做

出有力回应、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实现进一步突破,就需要把中国式现代化拉入到整个人类社会现代化

发展的大坐标系中,对其进行整体性审视和前提性反思,而不是做简单的重复性阐释.从整个人类社会现代

化发展的历史进程、具体呈现、未来趋势看,在“一元”与“多元”、“本土”与“外来”、“进行时”与“完成时”的辩证

关系中思考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研究进行前提性反思的关键所在.惟其如此,才能以客

观、辩证、历史的立场研析中国式现代化问题,将中国式现代化研究向纵深推进.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前提性反思;辩证关系

[中图分类号]D６１０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５２８１(２０２４)０４－００１７－０７

“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又一次来到历史的十字

路口”[１](PP．１~２),“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现代化?

怎样才能实现现代化”[１](P．２)? 面对这一系列现代

化之问,中国共产党努力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

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提供新助力,为人类社会现代

化理论和实践创新作出新贡献”[１](P．６).关于中国

式现代化如何回答一系列现代化之问,如何以推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助力人类现代化发展,学术界已

经从多角度进行了阐发,并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

果.同时,这也为我们提出了新的课题,即在中国

式现代化研究中我们怎样才能让自己时刻保持清

醒,科学、客观地不断推进和៿展中国式现代化研

究.只有对此不断发问,在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大

背景中对中国式现代化展开前提性反思,弄清楚、

把握住中国式现代化研究无法回避的基本问题,才

能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行稳致远.

一、在“一元”与“多元”的辩证

关系中思考中国式现代化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现代社

会’就是存在于一切文明国度中的资本主义社会,

它或多或少地摆脱了中世纪的杂质,或多或少地由

于每个国度的特殊的历史发展而改变了形态,或多

或少地有了发展.”[２](P．４４４)由此可以看出,在马克思

眼中,对于整个人类社会而言,“现代”是一个具有

１７

普遍意义的发展过程,并且在该过程中“由于每个

国度的特殊的历史发展”而呈现出不同形态、不同

程度的“现代”,其中就蕴含着以“一元”与“多元”的

辩证关系去审视“现代化”的深刻哲理.一方面,从

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特定阶段看,“现代化”对于这

一阶段的整个人类社会具有普遍性意义,是“一元”

存在;而对于在这一阶段中不同国家、民族、社会形

态来说,“现代化”本身又是一个“多元”存在.另一

方面,对于不断步入“现代化”的不同国家、民族和

社会来说,Ђ们自身的“现代化”对于自己来说是

“一元”存在;而其Ђ“现代化”对于它们来说,是不

同于自己的“多元”存在.故此,若是以孤立的、片

面的、静止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去研究现代化,就

容易将“多元”现代化中的某一种模式鼓吹为唯一

的“一元”现代化,因而,很容易陷入“用一国或某些

国家的道路对其Ђ国家的道路加以规范”的“单线

论”[３](P．４２)误区,容易“以偏概全”,否定其Ђ“多元”

现代化作为“多中之一”而存在的合法性.

随着“１８世纪出现了蒸汽机等重大发明,成就

了第 一 次 工 业 革 命,开 启 了 人 类 社 会 现 代 化 历

程”[４](P．３),率先步入现代的资本主义以“按照自己

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的野心,通过侵略

扩张“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

来”[５](P．３５).近代中国在奋起反抗中开启了现代化

探索之路.随着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

等一系列欲图复制与模仿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失败,

现代化这一追求在中国几近成为泡影.直至中国

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建立了新中国,中国人民才在现代化的探索中迈出

最为坚实的一步———民族独立.此后,中国共产党

带领中国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

制度,为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指明了前进方向,正式

开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建设.毛泽东同志

指出:“我国不但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有自己的许多

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也

带有自己的许多特点,而且在将来建成社会主义社

会以后还会继续存在自己的许多特点.”[６](P．６０３)从

“以苏为师”到“以苏为鉴”,从关起门来搞建设到对

外开放,我 们 正 是 领 略 了 世 界 现 代 化 道 路 之 “多

元”,才有了如今中国式现代化的“一元”,最终走出

了带有“自己的许多特点”的现代化之路.

综上而言,“现代化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品’,

也不是非此即彼的‘单选题’,不能搞简单的千篇一

律、‘复制粘贴’”,“什么样的现代化最适合自己,本

国人民最有发言权”.[１](P．３)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研

究一定要把握好“一元”与“多元”的辩证关系.首

先,研究不能“改旗易帜”,要明确中国式现代化是

始终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现代化.作

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式现代

化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和民族

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７]的现代化.也正是

在这样坚定的“一元”选择中,中国式现代化以“一

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打破了‘现代化＝西方

化’的迷思,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展了发

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人类对更好社

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８]其次,研究不能

“以偏概全”,要明晰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

的内涵丰富的现代化.现代化是人类在创造、实现

自身价值的实践中所引起的社会各个方面进步的

过程,本身就是内涵丰富、不断发展的存在.但是,

以资本为中心的西方现代化却总是在资本无限增

殖逻辑的驱使下不断地遮蔽现代化的丰富性.对

此,研究要充分地认识到,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

代化有着根本的区别.中国式现代化既强调“十四

亿多人整体迈入现代化社会”,又追求“全体人民共

同富裕”;既要“促进物的全面丰富”,也要“实现人

的全面发展”;既谋求“经济高质量发展”,也坚持

“人与 自 然 和 谐 共 生”.再 则,研 究 不 能 “管 中 窥

豹”,要凸显中国式现代化是容得下世界文明的现

代化.在谋求现代化发展的价值追求上,中国式现

代化既注重自身发展也助力世界各国文明的交流

互鉴.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在价值追求上的利己本

性不仅暴露在殖民战争、资本积累、掠夺扩张的血

腥历史中,更体现在当今的霸权霸道霸凌行径中,

而中国式现代化是“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

化,且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

愿同各方一道努力,让各具特色的现代化事业汇聚

成推动世界繁荣进步的时代洪流”[１](P．９).所以,对

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要凸显出中国式现代化在价

值选择上既注重自身的发展又着眼全人类的进步,

要明确中国式现代化“既造福中国人民、又促进世

界共同发展”,既是“我们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

庄大道”,也是“中国谋求人类进步、世界大同的必

由之路”.[１](P．５)

同时,在不断深化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中,我

们还要注意避免陷入误区.一要避免在研究中出

现独断的“一元论”倾向.中国式现代化虽打破了

“现代化＝西方化”的发展模式,但我们既不能陷入

１８

“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误区,武断地认为中国

式现代化就是人类现代化发展的唯一范式,也不能

否定中国式现代化对其Ђ国家现代化建设经验的

借鉴,否认其Ђ国家对人类现代化进步发展的积极

作用.二要避免在研究中出现极端的“多元论”倾

向.现代化之路是多元的,但是这种多元性并不否

认各国所追求的现代化共性,过分强调任何一个国

家和民族现代化模式的唯一性而忽视现代化建设

的时代性特征,难免会走向极端“多元化”.毛泽东

同志强调:“普遍性即存在于特殊性之中,所以,当

着我们研究一定事物的时候,就应当去发现这两方

面及其互相联结.”[９](P．３１８)因此,我们不能离开普遍

性来谈特殊性,我们在研究中既要强调中国式现代

化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的特殊性,也不否

认中国式现代化“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三

要避免在研究中出现机械的、形而上的“对立论”倾

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待西方经济学、政治学

等方面的理论著作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经验,要

注 意 分 析、研 究 并 借 鉴 其 中 于 我 们 有 益 的 成

分.”[１０]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也是如此.机械

的、形而上的“对立论”不仅把作为生产要素的资本

贬义化、妖魔化,更将“超越”视为“对立”,忽视了人

类现代化克服“以资本为中心”的弊端而走向“多

元”的现实性与可能性.因此,研究应注意在解读

中国式现代化时要站定“并育而不相害”的客观立

场,以批判与扬弃的视角厘析资本与中国式现代化

的关系,将中国的现代化与世界的现代化联系起

来,为其Ђ发展中国家克服弊端和发展自己的现代

化提供经验.

二、在“本土”与“外来”的辩证

关系中思考中国式现代化

如何客观、科学地对待“本土”与“外来”的关系

是每一个进入到现代化的国家和民族都面临的问

题,它直接关涉到这一国家和民族的现代化命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从来不排斥任何有利于

中国发展进步的Ђ国国家治理经验,而是坚持以我

为主、为我所用,去其糟粕、取其精华.”[１１]这表明

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基本态度,

同时也是我们进行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的根本立场.

古往今来,中华民族是“把内部差异极大的广

土巨族整合成多元一体的”民族,其突出的包容性

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

向”和 “中 华 文 化 对 世 界 文 明 兼 收 并 蓄 的 开 放 胸

怀”.[１２]一方面,中华各民族既在立足“本土”中发

展自身,又在与其Ђ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共同进

步.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发展史孕育了如今的

五十六个民族,各民族不仅在“本土”发展中形成了

独具自身特点的文化,也通过与其Ђ民族交往交流

交融,在生产技术上相互学习,在文化交流中相互

借鉴,在共抵外敌中相互支援,凝心聚力缔造了“秦

汉雄风、盛唐气象、康乾盛世”的辉煌统一的历史,

同舟共济融合为“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

命运与共”[１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另一方面,整个

中华民族具有接纳世界文明的优秀品格,拥有“对

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中华民族始终秉

持“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态度与世界其Ђ文明交

流互鉴,如张骞出使西域、海上丝绸之路、郑和下西

洋等跨越地域乡土界限的文明交流,在将中华文明

远播海外的同时也习得其Ђ文明的优秀发展经验.

因此,正是在辩证处理“本土”与“外来”的关系中,

中华民族创造了具有突出连续性和包容性的中华

文明.

为挽救“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近

代中国,李大钊、陈独秀等先进知识分子立足“本

土”,坚定地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建立

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以毛泽东同志

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本土”,不仅将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团结带

领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从东亚病夫到站起来的伟

大飞跃”[１４](P．１３),而且“以苏为鉴”,开始独立探索适

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

党人立足“本土”,借鉴世界社会主义正反两方面的

历史经验,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制定

了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战

略,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

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

产党人把握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不仅立足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完成了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历史任务,而且统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创造性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创造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现代化发展目标,积极促进“一

带一路”国际合作,打造发展全球伙伴关系和“周边

命运共同体”,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主动参与

１９

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建设,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

民实现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历史

和实践证明,正是辩证地把握了“本土”与“外来”的

关系,中国共产党不仅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

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而

且以胸怀天下的大国气派、立己达人的世界情怀、

开放包容的宽广胸襟,为人类的进步和世界的发展

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

故此,从矛盾分析法角度看,“本土”与“外来”

的关系恰如矛盾的主次方面,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

应在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中把握这对

关系.第一,要坚定立足“本土”,在研究中牢牢抓

住“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１５](P．２２)这一“矛盾主要方面”,避免中国式

现代化研究偏离方向.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历史是

“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是“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

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而“在完全改变

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１６](P．５４０)中国

式现代化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和全国各族

人民立足中国“本土”,通过“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

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的接续奋斗得

来的.所以中国式现代化研究要立足“本土”,紧紧

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际,从面临的国内外

现实问题和挑战出发,不断在解决问题、回应挑战

的经验总结中让研究成果发挥积极作用,助推中国

式现代化建设.这正是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的价值

指向,脱离了“本土”实际的研究也就偏离了方向.

毛泽东同志强调:“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

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９](P．３２３)“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中国式现代化

的性质,抓住“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

抓住了研究的“矛盾主要方面”.因而,在中国式现

代化与西方和其Ђ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比较研

究中,要紧紧抓住“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这一“矛盾主要方面”,这才是研究的立场所在.抓

不住“矛盾主要方面”,在比较研究中就难以站稳脚

跟.第二,要借鉴吸收“外来”,在研究中把握好西

方和其Ђ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经验这一“矛盾次要

方面”,避免夸大自身,忽略“外来”.马克思恩格斯

强调:“某一个地域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

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完全取决于交往

扩展的情况.”[１６](P．５５９)同时,“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

和 Ђ 直 接 或 间 接 进 行 交 往 的 其 Ђ 一 切 人 的 发

展”[１７](P．５１５),中 国 式 现 代 化 亦 是 如 此.就 历 史 而

言,中国式现代化百年探索的历史绝不是“闭门造

车”,其成功推进和不断៿展离不开对“外来”现代

化经验的吸收借鉴.就现实来看,中国式现代化建

设发展的实践也并非“杜门谢客”,而是在不断扩大

高水平对外开放和利用好“本土”“外来”两种资源

中៿展发展空间.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研究既要避

免过度沉浸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就而忽略“外来”

现代化建设经验对“本土”现代化发展的积极作用,

也要避免因过度夸大西方现代化发展优势和依赖

“外来”现代化经验而导致研究偏离方向.第三,要

辩证地把握“本土”与“外来”的关系,在研究中坚持

“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在任何工作中,我们既要讲两点论,又要讲重点

论,没有主次,不加区别,眉毛胡子一把抓,是做不

好工作的.”[１８]一方面,研究应坚持“两点论”,要认

识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实践和发展既是党领导

人民立足“本土”的接续奋斗,也离不开对“外来”现

代化建设经验的借鉴运用.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

走出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既基于自身国情、又借

鉴各国经验,既传承历史文化、又融合现代文明,既

造福中国人民、又促进世界共同发展,是我们强国

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也是中国谋求人类进

步、世界大同的必由之路”[１](P．５).因此,要避免在

研究中片面夸大中国式现代化的优势而忽略借鉴

其Ђ现代化发展的有利经验.另一方面,研究也应

坚持“重点论”,“守好中国式现代化的本和源、根和

魂,毫不动摇坚持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

要求和重大原则”[７].在明确中国式现代化根本性

质的基础上将中国式现代化与其Ђ现代化区别开

来,既要把对其Ђ现代化的建设经验的研究成果

“为我所用”,也要将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成果落实

到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面临的实际问题中,

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

而避免研究“没有主次,不加区别”、过度解读其Ђ

现代化的优势而否定中国式现代化所取得的伟大

成就的问题发生.

三、在“进行时”与“完成时”的

辩证关系中思考中国式现代化

现代化到底是“进行时”还是“完成时”? 这是

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在建设和发展现代化过程中

都难以回避的问题,也是现代化理论研究中经常被

２０

模糊的问题.现代化是一个普遍一般的发展状态,

资本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等不同社会性质

的现代化是人类现代化的不同表现形式.一方面,

对不同社会性质的现代化来说,它自身有一个“完

成时”的状态,但是并不是人类现代化本身的“完成

时”,而是这种社会性质的现代化的“完成时”;另一

方面,对于每一种社会性质的现代化来说,其现代

化发展过程是相对于自身的“进行时”,而它在向另

一种社会性质的现代化转化和过渡中又可能以“完

成时”的事实出现,但不是人类现代化本身的“完成

时”.所以必须清晰地认识到,现代化对人类社会

来说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如恩格斯所言:“世

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

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同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

想映象即概念一样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

中,在这种变化中,尽管有种种表面的偶然性,尽管

有 种 种 暂 时 的 倒 退,前 进 的 发 展 终 究 会 实

现.”[１９](P．２９８)人类社会的整个现代化正是“过程的

集合体”.在这样的一个“集合体”中,既有资本主

义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自身的“不断变化”,也

有不同模式现代化的“暂时的倒退”,但人类社会的

整个现代化进程依旧处于“前进的发展”的“进行

时”,绝非“完成时”.因此,现代化作为人类社会发

展进步的必经环节,“必须做辩证的理解,唯此才能

准确把握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才能理解现

代化与社会进步的真实联系”[３](P．６６),才能在中国

式现代化研究中反思“进行时”与“完成时”的关系.

具体而言,一方面,就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历

史进程来看,随着工业革命揭开人类社会现代化的

序幕,西方社会在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和社会全面变

革中由传统转向现代.而正处于“进行时”的“现代

资本主义”,不仅被形而上学理性主义主导下的资

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们鼓吹为人类现代化“永恒

的、最终的阶段”[２０](P．３３),更是以“完成时”的姿态

“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并“使东

方从属于西方”[５](P．３６).但无法调和的矛盾、周期

性的危机等伴随资本主义现代化衍生的“现代的灾

难”,终将敲响“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２０](P．８７４),

证明资本主义现代化仍是人类现代化的“进行时”.

另一方面,就社会主义现代化历史进程而言,苏联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探索出了不同于

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苏联模式”.

但其一直徘徊于社会主义现代化改革“进行时”,未

能寻找到通向人类现代化“完成时”的发展道路.

究其根源,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社会主义究

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

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但是后来苏

联的模式僵化了”[２１](P．１３９).换言之,“苏联模式”没

有坚持列宁“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

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２２](P．２７４)的现代化建

设原则,脱离了“进行时”的社会主义建设实际而盲

目坚持计划经济、政权集中、激进改革,在追求现代

化目标中忽略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其指令性

计划经济体制抑制了人民的积极性,政治上的过度

集权丧失了人民的拥护和信任,激进的改革浪费了

人民创造的财富,不仅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也

僵化地处理“进行时”与“完成时”的辩证关系,最终

在２０世纪末以国家解体的形式宣告失败.

同样,研究中国式现代化也要充分认识到,中

国的现代化历史探索和现实发展是一个“进行时”

与“完成时”相互交织的动态发展过程.一方面,历

史充分证明,不深入思考“进行时”与“完成时”的辩

证关系,中国式现代化极易沦为“国外现代化发展

的翻版”或“其Ђ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比

如,在历史上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太平天国

的«资政新 篇»、洋 务 运 动 的 “师 夷 制 夷”“中 体 西

用”、戊戌维新的君主立宪、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共

和国等资本主义现代化“进行时”的救国尝试均以

失败告终.再如,为“超英赶美”而完全照抄照搬

“苏联模式”的新中国,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

动中误以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

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２３](P．４５０),最终沦为“其Ђ国

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既未真正开启独立探索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行时”,更难以寻求到通向人

类现代化“完成时”的中国方案.另一方面,现实充

分表明,如果不能客观地去面对“进行时”与“完成

时”的辩证关系,中国式现代化也难以稳步向前发

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

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必然会遇到各种可以预

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艰难险阻甚至惊涛骇

浪.”[８]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而言,中国式

现代化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发

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加强

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还存在着不足,相较于建成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国

式现代化仍是“进行时”.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来看,处在人类现代化进程“十字路口”的中国式

现代化,要走向“完成时”仍然面临着“世界经济复

２１

苏艰难,发展鸿沟不断拉大,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冷

战思维阴魂不散”[１](P．１)等各种挑战和危机.

此外,要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中科学把握好

“进行时”与“完成时”的辩证关系,还要避免陷入思

维“陷阱”.第一,要避免以“完成时”的姿态夸大中

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是一个不断发

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进行时”过程,其中取得的历

史性成就并不能代表中国式现代化已经走向“完成

时”,且“两个大局”下的中国式现代化在现代经济、

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以及现代人的素质提升中依

旧存在着困难、问题和挑战.故此,研究既要客观

把握和评价中国式现代化取得的阶段性成就,也要

坚持问题导向把研究落实到迎接挑战和解决问题

中.第二,要避免以静态的观点审视中国式现代化

的“进行时”.毛泽东同志强调:“对于过程的推移

而言,人们的认识运动是没有完成的.任何过程,

不论是属于自然界的和属于社会的,由于内部的矛

盾和斗争,都是向前推移向前发展的,人们的认识

运动也应跟着推移和发展.”[９](P．２９４)中国式现代化

是一个“内部的矛盾和斗争”同外部的困难和挑战

交织的动态推移过程,因此还有许多未知领域亟待

探索、许多问题亟待解决.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绝不

能“刻舟求剑”,要在解决当前问题的研究中助推中

国式现代化“向前推移向前发展”,在“跟着推移和

发展”中不断形成新的理论成果,不断以新的成果

指导和解决新问题.第三,要避免片面解读西方现

代化的“进行时”.虽然资本主义发展的种种弊病

已经开始显现,但资本主义现代化仍处于“进行时”

且不断进行自我调整.因此,要在研究中避免以僵

化和教条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必然”基本原理,

要立足“两个决不会”基本原理,对当前“进行时”的

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建设经验“去粗取精”和“为我所

用”,不断调整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中阻碍生

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以理论上的守正创新和实践

上的行稳致远助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结语

实现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矢志不渝、接

续奋斗的梦想.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民族现代化

探索和建设的“主心骨”,自觉地把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运用到现代化理

论探索和建设实践中,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

实现现代化理论的创新和飞跃,不断推进现代化实

践的突破性进展,成功开创和៿展了中国式现代

化.中国式现代化既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开辟了

一条康庄大道,也为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的人类

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不断为世界现代化发展贡

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然而,中国式现

代化所取得的成就并不代表人类现代化具有“定于

一尊的现代化模式”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

标准”.作为“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的

“过程的集合体”,中国式现代化乃至整个人类现代

化的纵深发展还存在着众多未知困难和挑战.要

想在“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主动识变

应变求变,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在强国建设和民族复

兴的航道上劈波斩浪、行稳致远,我们就必须直面

和正视中国式现代化研究无法回避的问题,不断运

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一元”与“多元”、“本

土”与“外来”、“进行时”与“完成时”等多重辩证关

系中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前提性反思.只有这样,

才有助于我们在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中固本守正、厘

清迷思、剔除杂质,实现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化与发

展,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践提供有力的理论依据

和有效的方法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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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冯军胜)

PrerequisiteReflection:InevitableProblemsin

StudyingChinesePathtoModernization

JIALi－min, SONGYe－heng

(SchoolofMarxism,TianjinNormalUniversity,Tianjin３００３８７,China)

[Abstract]HowtofurtherpromoteanddeepenthestudyofChinesepathtomodernizationisamaＧ

jorissuethatcannotbeavoidedbytheacademiccommunitytoday．Inthisregard,ifwewanttomakea

strongresponseandachievefurtherbreakthroughsonthebasisofexistingresearchresults,weneedto

pullChinesepathtomodernizationintothebigcoordinatesystemofthemodernizationdevelopmentof

theentirehumansociety,andconductaholisticreviewandprerequisitereflectiononit,ratherthana

simplerepeatedexplanation．Fromtheperspectiveofthehistoricalprocess,concretepresentationand

futuretrendofthemodernizationdevelopmentoftheentirehumansociety,thekeytotheprerequisite

reflectiononthestudyofChinesepathtomodernizationistothinkandgraspChinesepathtomodernizaＧ

tioninthedialecticalrelationshipbetween monism andpluralism,localandforeign,progressiveand

completion．OnlyinthiswaycanwestudyandanalyzeChinesepathtomodernizationfromanobjective,

dialecticalandhistoricalstandpointandmind,andfurtherpromotethestudyofChinesepathtomodernＧ

ization．

[Keywords]ChinesePathtoModernization;PrerequisiteReflection;DialecticalRelationship

２３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阐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新

项目“推进民族地区现代化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

文明的关系研究”(编号:２０２３YZD０４８);中国社会

科学院智库基础研究项目“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

性 与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的 历 史 演 进 ”(编 号:

２３ZKJC０２５).

[收稿日期]２０２４－０３－１１

[作者简介]彭丰文,女,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

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民族史学会副会长兼

秘书长.

２０２４年７月 内 蒙 古 社 会 科 学 Jul．２０２４

第４５卷 第４期 INNER MONGOLIASOCIALSCIENCES Vol．４５ №．４

DOI:１０．１４１３７/j．cnki．issn１００３－５２８１．２０２４．０４．００４

北疆文化的历史根基与演进历程

彭丰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 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北京 １０００８１)

[摘 要]北疆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起源、形成、发展和壮大的演进历程与中华文明总体进

程基本同步.红山文化与北朝民歌«敕勒歌»印证了北疆文化的源远流长.历史上北疆各族统治者对中华正

统和“大一统”的执着追求显示了北疆文化的内聚性,推动了北疆文化发展壮大和融入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

的历史进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北疆文化中的形成与演变为北疆文化的爱国主义精神传统奠定了历史

基础.北疆文化深刻体现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深刻认识和把握北疆文化

的历史根基与演进历程,有助于推动北疆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新时代边疆地区的中华民族现

代文明建设奠定学理基础.

[关键词]北疆文化;历史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聚性;大一统

[中图分类号]G１２５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５２８１(２０２４)０４－００２４－０８

文化是经过历史沉淀并不断发展创新的人类

智慧的结晶,是民族的重要标识和国家软实力的重

要体现,也是凝聚力、向心力的重要载体,直接关系

到国家和民族的兴衰命运.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华文化的传

承与发展,提出了关于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新思想、

新观点,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性、创新性的习近平

文化思想,为传承发展中华文化、推进中华民族现

代文明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内蒙古自治区党ༀ

开展的“北疆文化”品牌建设,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文

化思想的重要体现,是新时代民族地区推进中华民

族现代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对进一步加强边疆地

区文化建设、落实兴边稳边固边战略、推动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具有重要的

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北疆文化连接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与

现实,蕴含博大精深、丰富多元的内容,包括游牧文

化、渔猎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黄河文化、红色

文化等多种文化形态.① 北疆文化是中华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经历了漫长的演进历程,具有悠久

厚重的历史积淀,凝聚了中国历史上各民族的共同

智慧,承载着北疆地区各民族共同奋斗、融为一体

的共同历史记忆,北疆文化起源、形成、发展和壮大

的演进历程与中华文明总体进程基本同步.深刻

２４

① 参见李大龙、刘壮壮«试论北疆文化的范畴、内涵与价值»,载

«内蒙古社会科学»２０２３年第５期;李大龙«全面系统把握“北

疆文化”的内涵特质»,载«内蒙古日报»２０２３年７月２０日.

认识北疆文化的历史根基与演进历程,是正确理解

和阐释北疆文化的基础.本文尝试从历史视角解

读北疆文化的内涵、特质及其形成原由与基础,为

开展“北疆文化”品牌建设提供学理支撑.

一、红山文化与北朝民歌:

北疆文化源远流长的历史见证

相关考古、文献资料和传唱至今的北朝民歌

«敕勒歌»见证着北疆文化的源远流长、丰富多彩,

生动表明了中华文明自形成伊始就已呈现出多元

一体的面貌.

西辽河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也是

北疆文化萌芽的重要标志.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

推进以及相关学科交叉融合研究的深入发展,学界

对中华文明探源的研究不断取得新进展.２０１８年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公布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

究成果表明,在距今５８００年前后,黄河、长江中下

游和西辽河等区域出现了文明起源迹象,表明中华

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是多元一体的过程,以西辽

河流域为核心、辐射辽河流域的西辽河文明,与黄

河文 明、长 江 文 明 并 列 成 为 中 华 文 明 的 三 大 源

头.[１]

红山文化是中国新石器时代北方文化的重要

代表,是西辽河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学界誉为

“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曙光”“中华北方古老文明之摇

篮”.[２]根据考古发掘与相关研究成果,红山文化所

处的氏族社会晚期,人们采取定居和半定居、兼有

畜牧渔猎经济的生活生产方式,其文化特点与中原

文化的同一性逐渐显现出来.从１９３５年起,学界

开始对红山文化开展考古发掘与研究,至今已有八

十余年,发掘了大量文化遗址,出土了大批考古文

物.随着研究的深度与广度逐步推进,人们对红山

文化的认知不断更新.红山文化对北疆文化、中华

文明的意义不断突显出来,成为北疆文化源远流长

的重要历史见证.

“红山玉龙”的出土和牛河梁遗址的发掘,为北

疆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提

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龙是中华文明的象征,中华

民族被视为“龙的传人”.龙形考古文物的发现是

中华文明萌芽的重要标志.进入２０世纪以来,在

红山文化遗址出土了一批用玉石雕刻的龙形文物,

反映了红山文化以龙为图腾的特点,同时也证明了

红山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起源.其中,尤其引

人瞩目的是１９７１年在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赛沁

塔拉村红山文化遗址区出土的 C 形玉龙,该玉龙

材质为墨绿色岫岩玉,高２６厘米,据推测距今已有

５０００余年.这是目前已发现的最早的玉龙实物,

被称作“红山玉龙”,又被誉为“中华第一龙”[３],目

前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红山玉龙”是红山

文化的代表性文物,充分证明北疆文化在５０００余

年前就已萌芽,龙图腾崇拜已经成为西辽河文明共

同的精神信仰,辽西率先跨入文明的门槛,成为中

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一元.[４](PP．７６７~７７２)值得

注意的是,１９８７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省濮阳市西

水坡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时,在墓葬中发现了作为随

葬品的“蚌塑龙”,即用蚌壳摆塑的龙形图案,距今

已有６４００余年,同样被学界冠以“中华第一龙”的

美誉.“蚌塑龙”呈现了仰韶文化前期的文化面貌,

反映了黄帝部落对龙的图腾崇拜.[５]“红山玉龙”与

西水坡“蚌塑龙”交相辉映,表明西辽河文明与黄河

文明皆以龙为图腾,其起源与发展大致同步且具有

显著的共同性,生动体现了中华文明在起源阶段就

已孕育出多元一体的基本格局.此外,１９８３年在

辽宁省凌源市牛河梁遗址发掘出土的距今５０００多

年的祭祀中心遗址包括女神庙、祭坛和积石冢群,

出土了大量彩陶和玉器等珍贵文物,规模宏大的遗

址表明当时西辽河流域已经发展到原始文明古国

阶段的社会形态,呈现了东北地区以渔猎文化为主

的发展历史以及与中原文化频繁交流的历史,这些

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特征提供了有力的实物

证据,充分体现了北疆文化的源远流长、积淀深厚

和多姿多彩.[６]

北疆是多民族汇聚之地,包含丰富多元的文化

类型,如农耕文化、渔猎文化、草原游牧文化.在北

疆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基于自然地理条件的

影响,草原游牧文化成为北疆文化的重要内容之

一,也 成 为 北 疆 文 化 最 为 突 出 的 特 征 之 一.«史

记匈奴列传»以简洁的文字描述了秦汉时期匈奴

的风俗习惯、生产生活方式等,反映了这一时期北

疆游牧文化的基本面貌.据记述,匈奴人“居于北

蛮,随畜牧而转移.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其

奇畜则橐驼、驴、骡、駃騠、騊駼、驒騱.逐水草迁

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毋文书,

以言语为约束.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

狐兔,用为食.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自君王

以下,咸 食 畜 肉,衣 其 皮 革,被 旃 裘”[７](卷１１０P．２８７９).

由此可知,秦汉时期,在匈奴政权占据主导地位的

２５

北疆地区,游牧是主要的生产生活方式,人们崇尚

武勇,精于骑射,推行习惯法.“各有分地”说明匈

奴所居之地已经出现了私产.关于“奇畜”的繁复

名称与细致分类体现了这一时期北疆地区畜牧业

经济的发展繁荣状态.

北朝民歌«敕勒歌»反映了北疆游牧文化的基

本风貌,表现了草原游牧文化的风格特点.«敕勒

歌»全文最早由宋代士人郭茂倩收录于«乐府诗集»

中,文曰:“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８](卷８６P．１２１３).全

诗生动描绘了北疆壮丽辽阔、水草丰美的自然风光

和牛羊遍野、宁静祥和的生活场景,体现了歌唱者

对草原游牧生活和北疆游牧文化的热爱之情,至今

仍是我们深刻认识北疆文化的重要史料之一.«敕

勒歌»在南北朝时期广泛流传于北方社会.«北齐

书神武纪»首次记录«敕勒歌»被传唱的情况.据

记载,东魏统治者高欢战败后,心情郁闷,重病在

身,其政敌西魏统治者趁机散播高欢身受箭伤、命

不久矣的言论,企图以此影响并改变东魏、西魏之

间的战争态势和政治格局.为了安定人心,高欢强

撑病体参加宴会,“勉坐见诸贵”[９](卷２P．２３).在宴会

上,高欢为了活跃气氛、提振人心,让亲信重臣斛律

金演唱«敕勒歌»,并“自和之”,即为之伴唱.唱到

动情处,高欢“哀感流涕”.[９](卷２P．２３)高欢、斛律金及

其众多亲信、部下大多数出生于北疆六镇,在未创

功业前一直生活在阴山南北,敕勒川是Ђ们的故

乡.在这一特定场合下演唱«敕勒歌»,足以表明这

首民歌不仅在当时的北方社会,特别是在内迁北疆

地区的各族群体中广为人知,而且具有深厚的社会

心理基础,成为能够引起北疆各族心理共鸣的文化

载体,起到维系内迁北疆各族故土认同、乡愁释放

的情感纽带作用.«敕勒歌»以简洁明了、朴素生动

的歌词描绘了壮丽草原图景、宁静牧歌氛围,一直

被视为北疆草原游牧文化的代表性符号,成为北疆

文化的重要历史名片之一,彰显着北疆游牧文化的

厚重积淀与悠久历史,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

形成和北疆文化源远流长的重要历史见证.

综上所述,红山文化的考古发掘成果、«史记

匈奴列传»的相关记述以及流传至今的北朝民歌

«敕勒歌»,从实物层面和精神文化层面两个维度充

分印证了北疆文化的源远流长、根深叶茂和多姿多

彩,也充分体现了北疆文化与中华文明总体进程基

本同步、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特点.正是这种特点

造就了北疆文化的深厚历史文化底蕴,为北疆文化

的发展奠定了厚重的历史根基.

二、中华正统与“大一统”:

北疆文化内聚性发展的历史路径

北疆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内聚性

是北疆文化的根本属性,北疆文化的发展壮大离不

开内聚性所发挥的强大推动作用.北疆文化的内

聚性是指北疆文化与中原文化及中国其Ђ的区域

性文化紧密交融互动,共同形成一股向心力和凝聚

力,汇聚熔铸成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从西汉时

期开始,历史上大多数的北疆各族统治者都向往中

原,认同中华文化,积极参与中华正统之争,努力追

求“大一统”,这些都从客观上促进了北疆文化与中

原文化的交融汇聚,加快了北疆文化融入中华文明

的历史进程.北疆各族统治者对中华正统、“大一

统”的执着追求,是历史上北疆文化发展壮大的内

生动力,更是北疆文化不断融入中华文明多元一体

格局的推动力量.

长期以来,西方学者在有关北疆历史文化的研

究中,选择性地忽视北疆与中原的紧密交融互动,

人为地割裂历史上北疆与历史中国的隶属关系,造

成北疆历史文化自外于中华文化的假象.① 大量

史实证明,这些都是经不起推敲的观点.

诸多资料表明,战国秦汉时期,北疆文化与中

原文化已经形成密切的交融互动关系.“胡服骑

射”流传到中原,被赵武灵王学习和借鉴.汉文帝

在位时期,汉、匈之间形成互不接受流民的约定,

“匈 奴 无 入 塞,汉 无 出 塞,犯 令 约 者 杀

之”[７](卷１１０P．２９０３).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汉、匈沿边

地带存在民众互相逃亡到对方地界的现象,汉、匈

之间的民间往来比较紧密.西汉与匈奴既有战争,

又有和平往来,双方在交往中增进相互了解和政治

文化交流.据«汉书»记载,汉宣帝时期,南匈奴呼

韩邪单于率部主动归附西汉王朝,并以汉朝藩臣自

居,“款五原塞”,又请求“留居光禄塞下,有急保汉

受降城”[１０](卷９４下P．３７９８).自愿为汉守边,体现了北疆

民族在诸 多 政 治 实 践 中 形 成 和 发 展 着 的 内 聚 性

特点.

两晋南北朝时期,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北方

２６

① 参见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江苏人民出

版社,２００５年;巴菲尔德«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袁剑

译,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年.

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诸多政权,成为中国北方

政治舞台的主角,拉开了北疆民族积极追求中华正

统和“大一统”的序幕.例如,建立前赵政权的刘渊

是内迁南匈奴单于的后裔,建立后赵政权的石勒是

内迁匈奴别部的部落首领,建立北魏政权的៿跋珪

是兴起于匈奴故地的៿跋鲜卑.Ђ们都表达过入

主中原、争为中华正统的强烈愿望,并积极付诸政

治行动.特别是北魏孝文帝៿跋宏把实现“大一

统”、赢得中华正统作为人生奋斗目标,大力推行汉

化改革,力排众议,迁都洛阳,多次亲率大军攻打南

齐,从政治、文化和军事等方面全力推动“大一统”

功业.孝文帝临终之际因未完成“大一统”目标而

万分抱憾,遂留遗言:“庶南荡瓯吴,复礼万国,以仰

光 七 庙,俯 济 苍 生. 困 穷 早 灭,不 永 乃

志”[１１](卷７下P．１８５),意 即 未 能 消 灭 南 齐,完 成 统 一 大

业,壮志未酬,此乃终身遗恨.活跃于北疆草原的

ᴀ然政权统治者同样有入主中原、位居正统的强烈

愿望.ᴀ然国相及使者邢基祇罗通过表文向南齐

统治者表示,ᴀ然“百代一族,大业天固”,已得天命

眷顾,下一步将要进据中原,名正言顺地位居中华

正统,“方欲克期中原,龚行天罚.治兵缮甲,俟时

大举.振霜戈于并、代,鸣和铃于秦、赵,扫殄凶丑,

枭剪元恶.然后皇舆迁幸,光复中华,永敦邻好,侔

踪齐、鲁”[１２](卷５９P．１０２４).表文虽是简短的外交辞令,

但仍能反映出诸多历史信息,表现了ᴀ然统治者对

中原的向往、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及争夺中华正统地

位的强烈愿望,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正如曹永年

先生所言:“ᴀ然在漠北草原建正朔,称‘皇芮’

并声称将‘恢复中华’,这在古代立国于蒙古高原漠

北的游牧政权中,绝无仅有.”[１３]

辽宋夏金时期,契丹、女真、党项等北疆各族势

力迅速发展壮大,先后建立辽、金、西夏等政权.Ђ

们驰骋于辽阔北疆,同时步步向南推进,不断进据

中原,主导北方政治局势,围绕正统与“大一统”的

政治主题,与北宋、南宋政权产生激烈碰撞.辽朝

统治者、金朝统治者皆以中华正统自居,这一点从

宋人的«契丹国志»可见一斑,文中载有辽道宗与近

臣的对话.辽道宗曰:“上世荤粥、猃狁荡无礼法,

故谓 之 ‘夷’,吾 修 文 物,彬 彬 不 异 中 华,何 嫌 之

有?”[１４](卷９P．１０６)对此宋德金先生指出,辽道宗将“礼

法”“文物”亦即文明视为区分华夷的标志,认为“契

丹文明已同中华无异,因此不必讳夷”[１５].由此可

见,身为北疆契丹民族的辽道宗以遵从中华礼法而

自豪,强烈认同中华文化,深感辽朝已脱离夷狄之

列,与中华无异.金朝统治者对正统主题更为重

视,金章宗多次召集群臣讨论金朝的德运.金宣宗

在位期间组织编纂«大金德运图说»,认定金朝的德

运为水德,排在宋朝之后,ჿ意为金朝继承宋朝的

中华正统地位,从而将北疆民族建立的王朝纳入中

华正统的序列,显示了金朝统治者政治上争正统的

强烈意识和认同中华文化的心态.[１６]金朝统治者

完颜亮不 但 认 同 中 华 文 化,而 且 心 怀 实 现 “大 一

统”、成为中华正统的强烈愿望.Ђ认为,“自古帝

王混一天下,然后可为正统”[１７](卷８４P．１８８３).为此,Ђ

在正隆六年(１１６１)大举兴兵伐宋,意在最终完成

“大一统”的大业.西夏统治者同样将本政权纳入

中华正统序列,认定西夏德运为金德,并设置年号

和尊号,显示了对中华正统的追求和对中华文化的

认同.[１８]

元明清时期,“大一统”成为政治现实,中国统

一多民族国家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成为不可

逆转的历史趋势.其中元朝和清朝统治者均为来

自北疆的少数民族,Ђ们对中华正统、“大一统”和

中华文化表现出热切渴望和强烈认同.«建国号

诏»中详述了元朝统治者忽必烈选用“大元”为国号

的原因.其文曰:“我太祖圣武皇帝,握乾符而起朔

土,以神武而膺帝图,四震天声,大恢土宇,舆图之

广,历古所无.顷者,耆宿诣庭,奏章申请,谓既成

于大业,宜早定于鸿名.在古制以当然,于朕心乎

何 有. 可 建 国 号 曰 大 元,盖 取 易 经 ‘乾 元 ’之

义.”[１９](卷７P．１３８)由此可见,忽必烈以“大元”为国号

的理由之一是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国后,所辖疆域广

阔,所建功业空前,所获成就远超尧舜及隋唐以来

历代中原王朝的帝王;理由之二是取«易经»第一卦

“乾元”之义,ჿ意元朝的统治开天辟地且生机勃

勃.由此可见,在确立国号这件重大政治事务上,

忽必烈完全遵循中原文化的思维方式.Ђ评论成

吉思汗的功业时,以中原历代帝王为参照,国号则

取自中原文化经典«易经».这表明忽必烈深受中

原文化的影响,在政治上表现出继承并超越中华民

族历代帝王功业的雄心壮志,体现了对中华文化的

认同和对中华正统地位的追求.乾隆皇帝认为,清

朝 “定 鼎 中 原,合 一 海 宇,为 自 古 得 天 下 最

正”[２０](卷１４１６P．３６),Ђ的中华正统意识、“大一统”观念

尤为突出.

与此同时,历史上北疆各族统治者也将北疆文

化的影响扩大到中原乃至全国.十六国时期的胡

汉分治体制与军镇制度、辽朝的南北面官制度、元

２７

朝的行省制度、清朝的八旗制度与盟旗制度,以及

北疆少数民族的服饰、歌舞、音乐、习俗在中原乃至

全国各地的广泛传播,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北疆

文化的魅力及影响力,呈现出中华文明交融汇聚、

多元一体的突出特点.

纵观中国历史的演进历程,自汉宣帝开始,北

疆各族统治者逐渐主动认同中华文化,不懈追求中

华正统地位,努力实现“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以中

华正统与“大一统”理念为重要的政治理念和政治

目标,并将其贯穿于治国理政的政治实践中.这一

现象呈现了北疆文化与中原文化联系紧密、最终与

中华文化融为一体的历史事实,体现了北疆文化突

出的内聚性特点.北疆各族统治者的中华正统意

识和“大一统”理念推动着北疆文化的丰富与发展,

加快了北疆文化融入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历

史进程.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演变:

北疆文化爱国主义精神传统的历史基础

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北疆文化一以贯之的精神传统,更是北疆

文化的重要标识之一.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北疆

各族人民逐渐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交融共生、

融为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在近现代救亡

图存的革命浪潮中得到进一步巩固、发展和升华,

形成了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和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

家的祖国的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北疆地

区的形成与演变为北疆文化的爱国主义精神传统

奠定了深厚的历史基础.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北疆地区源远流长、根

深蒂固,而且体现出突出的阶段性特点,呈现不断

增强的趋势.其形成发展过程以１８４０年为时间节

点,大致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表现为北

疆各族统治者形成“华夷一体”“天下一家”的观念,

这是中国古代朴素的、原生态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第二个阶段表现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和对中

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祖国的认同,这是朴素的、原

生态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发展和升华.

朴素的、原生态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指历

史上各民族在共同的生产生活中自然形成的共同

体意识,是一种自在意义的、与生俱来的共同体意

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早期形态和初级阶

段.汉、唐时期,有很多强化中华民族共同性、凝聚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际探索.

汉宣帝时期,呼韩邪单于主动归附西汉王朝并

为汉守边;汉元帝时期,呼韩邪单于与西汉的关系

更为紧密,汉、匈订立盟誓:“自今以来,汉与匈奴合

为一家,世世毋得相诈相攻”[１０](卷９４下P．３８００).这是北

疆少数民族统治者第一次以订立盟誓的形式郑重

表达了“合为一家”的政治承诺和美好愿景,蕴含

“华夷一体”“天下一家”的思想内涵,体现了朴素的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北

疆文化中形成与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此后,呼韩邪

单于主动向汉元帝提议和亲,“自言愿壻汉氏以自

亲”[１０](卷９４下P．３８０３),在达成共识后汉元帝遣王昭君和

亲.昭君和亲促使汉匈“合为一家”的盟誓在一定

意义上成为现实,汉匈在政治、文化和血缘上的交

融更为紧密,也为北疆地区带来了安宁祥和的生产

生活氛围,“北边自宣帝以来,数世不见烟火之警,

人民炽盛,牛马布野”[１０](卷９４下P．３８２６),有力地推动了

汉、匈等北疆各民族的交融共生.

唐太宗时期,朝廷统一漠南、漠北,平定西域,

加强了对北疆的统治,推动了北疆融入中华民族大

家庭的历史进程.唐太宗对北疆各民族采取绥抚

政策,强 调 “自 古 皆 贵 中 华,贱 夷 狄,朕 独 爱 之 如

一”[２１](卷１９８P．６２４７),对战败被俘的颉利可汗等突厥首

领予以厚待安置,赢得北疆各民族发自内心的认可

与爱戴,激发起Ђ们对唐王朝的认同感,增强了“华

夷一体”“天下一家”的共同体意识.Ђ们尊称唐太

宗为“天可汗”,认同唐太宗为北疆的最高统治者.

«旧唐书»载:“自是西北诸蕃咸请上尊号‘天可汗’,

于是降玺书册命其君长,则兼称之.”[２２](卷３PP．３９~４０)

敕勒等族首领受到唐太宗册封和赏赐后反响热烈,

“捧戴欢呼拜舞,宛转 尘 中”[２１](卷１９８P．６２４５).为 便 于

北疆各族与唐王朝的往来,Ђ们向唐太宗上书请

求:“臣等既为唐民,往来天至尊所,如诣父母,请于

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开一道,谓之‘参天可汗道’,置

六十八驿,各有马及酒肉以供过使,岁贡貂皮以充

租赋,仍 请 能 属 文 人,使 为 表 疏”[２１](卷１９８P．６２４５).唐

太宗同意了这一请求,“参天可汗道”从提议变为现

实,进一步密切了北疆各族与中原王朝的往来,对

于增强北疆各族统治者的共同体意识具有积极意

义.在唐太宗的安抚下,敕勒等族首领欣然接受并

强烈认同“唐民”身份,将唐太宗视为无可置疑的最

高统治者“天可汗”,同时在政治伦理上视其为“父

母”,表现了“天下一家”的政治观念,体现了北疆各

族统治者朴素的、原生态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２８

近现代救亡图存的时代浪潮进一步推动了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北疆地区的传播,开启了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北疆地区形成与发展的第二个

历史阶段.面对帝国主义妄图瓜分中国的危急局

面,北疆各族人民奋起反抗,积极投身到保家卫国

的斗争中,共同捍卫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维护边

疆稳定和国家领土完整,体现了强烈的对中华民族

的认同和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祖国的认同,彰

显了深厚的爱国主义精神.这是古代北疆朴素的、

原生态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演变与升华的结果,

是更高形态的、自觉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历史事件是西盟会议和以

百灵庙起义为开端的内蒙古西部抗日武装斗争.

西盟会议体现了近代蒙古王公对中华民族的

认同和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祖国的认同,是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北疆地区形成与发展的标志

性事件.辛亥革命爆发后,外蒙古喀尔喀四部蒙古

王公在沙俄的支持下,策动“外蒙古独立”事件,并

煽动内蒙古诸王公响应和支持“独立”,北疆局势变

幻莫测.张绍曾受袁世凯政府ༀ派,出任绥远将

军,以稳北疆局势.为了促使内蒙古西部两盟即乌

兰察布盟、伊克昭盟的各旗蒙古王公支持共和,防

止其与 外 蒙 古 库 伦 政 府 的 联 合,１９１３ 年 １ 月 ２３

日,张绍曾在归绥城主持召开由乌兰察布、伊克昭

两盟诸旗蒙古王公参加的会议,史称“西盟会议”或

“西蒙古王公会议”.在会议上西盟各旗札萨克达

成共识,立场鲜明地表示作为中华民族的成员,坚

定支持民国政府,反对外蒙古独立,并对外发布通

电,文曰“蒙古疆域,向与中国腹地唇齿相依,数百

年来,汉蒙久成一家”[２３](P．４６);“现共和新立,五族一

家,南北无争,中央有主,从前各省独立,均已取消.

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宜一体出力,维持民国,与时

推移”[２３](P．４６).通电还敦促库伦政府“务望幡然悔

悟,协助中华;并希婉谢俄人,取消协约”[２３](P．４７).

郑大华先生指出:“这是中国少数民族第一次采用

政治文告的形式,公开承认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

部分,其历史意义不言而喻.”[２４]西盟会议沉重打

击了以哲布尊丹巴为首的外蒙古分裂势力,有效防

范了中国北疆领土进一步流失、局势继续恶化的风

险,维护了国家根本利益.从西盟诸王公的联合通

电内容可知,诸王公一致认为汉、蒙等五族同属中

华民族,唯有“五族共和”、团结一致,才能抵御列强

侵略,维护国家、民族和自身的根本利益,国家和民

族才有前途和希望.彼时,西盟诸蒙古王公已经形

成汉、蒙各族同呼吸、共命运的共同体意识.其中

不仅蕴含“汉蒙久成一家”“唇齿相依”“五族一家”

的朴素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而且在此基础上实

现了质的飞跃,形成了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和对中国

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祖国的认同.这是历史上北疆

各族长期密切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是北疆文化爱

国主义精神传统的生动体现.

以百灵庙起义为开端的内蒙古西部抗日武装

斗争在推动北疆蒙、汉各族汇入全国人民的抗日救

亡洪流中,成为中华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

部分,进一步凝聚和增强了北疆各族人民的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日本帝国主义

加紧对中国北疆的侵略和控制,发动“九一八”事

变,扶植伪满洲傀儡政权,控制了东北和内蒙古东

部地区,还垂涎内蒙古西部地区.在日本帝国主义

的利 诱 下,苏 尼 特 右 旗 蒙 古 王 公 德 穆 楚 克 栋 鲁

普(即“德王”)公开投靠日本.为了反抗日本帝国

主义的侵略,抵制德王的卖国投敌行径,１９３６年２

月２１日,在以乌兰夫为首的中国共产党西盟工ༀ

的领导下,在国民党绥远省主席、抗日爱国将领傅

作义的支持下,云继先、朱实夫、赵诚、云清、云蔚等

蒙古族爱国进步青年及共产党员发动了脱离德王

控制下的“蒙政会”保安队的武装起义[２５](PP．５６~６２),

史称“百灵庙起义”或“百灵庙暴动”.起义胜利后,

云继先、朱实夫等发布通电,声明此次起义乃是“激

于爱国热忱”[２６](P．１１５),目的是以投身抗日斗争脱离

德王控制的“蒙政会”.百灵庙起义沉痛打击了投

敌卖国的德王政治势力,打响了内蒙古西部各族人

民武装抗日的第一枪,发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先声,鼓舞了内蒙古乃至全国人

民的抗日斗志.在百灵庙起义部队的基础上,形成

了第一支蒙古族抗日武装队伍“绥境蒙旗保安总

队”[２５](P．６１).百灵庙起义体现了乌兰夫、云继先、朱

实夫等蒙古族爱国进步青年及共产党员已形成中

华民族认同和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祖国的认

同,是近现代北疆蒙汉各族人民爱国主义精神的充

分体现.这是北疆各族人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长期积淀、不断发展和升华的必然结果,展现了

当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北疆文化中的历史新

高度.此后,北疆地区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下,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斗争和民主革命斗争,为

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和民主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

贡献.

综上所述,北疆地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

２９

非在近现代才出现,而是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根

基.北疆地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经历了从朴

素的、原生态的、自在的共同体意识到自觉的、高层

次的共同体意识的发展过程.从“华夷一体”“天下

一家”到 “五族共和”与抗日爱国斗争,这是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发展、不断增强的过程,也是共

同体意识螺旋式升华、最终实现质的飞跃的过程.

不断发展和升华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了北

疆各民族的凝聚力与认同度,为北疆文化形成爱国

主义优良传统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是近现代北

疆地区诸多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事迹的精神源头.

结语

北疆文化源远流长、内涵丰富、多姿多彩,汇聚

了各民族的思想智慧,承载着各民族的历史记忆和

精神追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部中国史,就是

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

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

的历史.”[２７]北疆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汇聚共生之

地,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典型地区之一.北疆

文化是繁衍生息于北疆大地上的各民族共同创造

的,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上各民族的

交往交流交融推动了北疆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塑造

了北疆文化的内涵、特质与走向.北疆文化的历史

源于历史上北疆各民族长期紧密的交往交流交融

的生动实践,源于历史上北疆文化不断融入中华文

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发展脉络.

北疆文化具有鲜明的内聚性特点,是中华文明

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

北疆文化起源于以红山文化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得到丰富和发展,在汉代

«史记»中已经有生动的文字记载.南北朝时期已

经出现了以北朝民歌«敕勒歌»为代表的北疆游牧

文化的重要标识.在中华正统、“大一统”理念的引

领推动下,北疆文化逐渐融于中华文明并不断发展

和壮大,形成了朴素的、原生态的、自在的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表现为中华文化认同和“华夷一体”

“天下一家”的政治认同.这种长期积淀的、朴素的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近现代救亡图存的时代浪

潮中,逐步演变和升华为更高层次的、自觉的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即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和对中国统

一多民族国家的祖国的认同,形成了深厚的爱国主

义优良传统,表现为强烈的家国情怀,呈现出北疆

文化从远古、中古到近现代的嬗变和转型的历程.

北疆文化起源、形成、发展和壮大的演进历程与中

华文明总体进程基本同步,并始终保持着其内聚性

的历史走向,构成中华文明多元一体中的重要一

“元”,生动体现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

性、包容性、和平性.深刻认识和全面把握北疆文

化的历史根基与演进历程,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

北疆文化的内涵和特点,推动北疆文化的创造性转

化与创新性发展,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夯实

理论根基,为新时代边疆民族地区的中华民族现代

文明建设奠定学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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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孟荣涛)

TheHistoricalFoundationandEvolutionProcessof

CultureoftheNorthernFrontierofChina

PENGFeng－wen

(InstituteofEthnologyandAnthropology,

ChineseAcademyofSocialSciences,Beijing１０００８１,China)

[Abstract]ThecultureofthenorthernfrontierofChinaisanimportantpartofChineseculture,and

itsevolutionaryprocessoforigin,formation,developmentandgrowthisbasicallysynchronizedwiththe

overallprocessofChinesecivilization．TheHongshancultureandthefolksongoftheNortherndynasＧ

tiesSongofChi－leconfirmthelonghistoryofthecultureofthenorthernfrontierofChina．HistoricalＧ

ly,thepersistentpursuitofChineseorthodoxyandgreatunificationbytherulersofvariousethnic

groupsintheChinesenorthernborderlandhasdemonstratedthefundamentalattributeofthecohesionof

thecultureofthenorthernfrontierofChina,andpromotedthehistoricalprocessofthedevelopmentand

growthofthecultureofthenorthernfrontierofChinaanditsintegrationintothepluralisticandinteＧ

gratedpatternofChinesecivilization．TheformationandevolutionoftheconsciousnessofChinesenaＧ

tionalcommunityintheChineseNorthernFrontierCulturehaslaidahistoricalfoundationforthepatriＧ

oticspiritualtraditionofthecultureofthenorthernfrontierofChina．ThecultureofthenorthernfronＧ

tierofChinaprofoundlyembodiesthecontinuity,innovation,unity,inclusivenessandpeaceofChinese

civilization．Adeepunderstandingandgraspofthehistoricalfoundationandevolutionofthecultureof

thenorthernfrontierofChinawillhelppromotethecreativetransformationandinnovativedevelopment

ofthecultureofthenorthernfrontierofChina,andlayatheoreticalfoundationfortheconstructionof

moderncivilizationoftheChinesenationinborderethnicareasinthenewera．

[Keywords]CultureoftheNorthernFrontierofChina;HistoricalFoundation;Consciousnessof

ChineseNationalCommunity;Cohesiveness;GreatUnification

３１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北人口较少民族口头文学抢救性整理与研究”(编号:１８ZDA２６９);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

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东方文学与文明互鉴:东方史诗的翻译与研究”(编号:２２JJD７５０００１).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１０－２６

[作者简介]白图亚,女,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博士研究生,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科研处副研

究员.

２０２４年７月 内 蒙 古 社 会 科 学 Jul．２０２４

第４５卷 第４期 INNER MONGOLIASOCIALSCIENCES Vol．４５ №．４

DOI:１０．１４１３７/j．cnki．issn１００３－５２８１．２０２４．０４．００５

北疆史诗文化的基本学理建构

白图亚

(中央民族大学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 北京 １０００８１;

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 科研处, 内蒙古 呼和浩特 ０１００１０)

[摘 要]北疆史诗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所蕴含的自强不息、坚韧不᠀、和谐共

生、求真务实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呈现,是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重要因子.北疆史诗文化的神圣

性、传承性、多元交融性、精神性、开放兼容性等基本特征体现了北疆各民族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认同.

建构北疆史诗文化的基本学理体系是形塑中华民族精神、深化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途径,是向世界贡献中国

智慧、展现中国形象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北疆史诗文化;民间文学;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学理建构

[中图分类号]G１２７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５２８１(２０２４)０４－００３２－０７

北疆史诗文化囊括我国北方地区各民族历经

不同时期保留传承下来的大量史诗,由各民族的神

话传说、历史叙事、文化记忆、风俗信仰、语言艺术

等文化要素叠加形成.北疆史诗是北疆地区各民

族世代传承的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英勇无

畏、惩恶扬善、保卫家园的思想底蕴和精神追求.

学界对史诗及史诗文化开展搜集、整理、研究

工作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芬兰

文化人类学家劳里航柯基于“民俗过程”理论框

架提出了“文本化模型”理论,通过分析芬兰史诗

«卡勒瓦拉»文本化的过程提出了“文本的民族志”

研究范式,后来这一范式成为史诗文化研究的典范

之作.[１]民俗学家钟敬文提出用民间文化研究方法

补充传统国学研究[２],这为现代意义上完整地认识

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了科学视角.刘大先认为,研究

北方民族英雄史诗及北方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的学

者郎樱,“见证了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到新世纪之初

中国民族民间文学研究范式由‘民间文艺’到‘中华

文学’的演进.这个过程也伴随着少数民族文学学

科发展的曲折脉络,显示出这个学科的人民性、现

实感、历史意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３].仁钦

道尔吉在充分吸收维谢洛夫斯基、普罗普、日尔蒙

斯基等学者关于史诗起源和发展理论的基础上,结

合社会发展阶段及对史诗形态演变的分析提出蒙

古族史诗结构发展理论学说———“史诗母题系列”

情节单元概念.[４]关于北方草原史诗文化的理论研

究,陈岗龙在其主编的«草原史诗文化研究»中提炼

了草原史诗文化的特征与核心价值,认为史诗文化

遗产不仅仅是经典的文学内容,也已成为重要的国

家文化资源.[５](P．２７)

３２

综上可见,中外学界对史诗及史诗文化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民俗学、民间文学、北方草原史诗文化

等内容上,对历代生活在北疆大地上的各民族共创

的多元史诗文化的内涵及精神特征的总体性分析

和理论建构不够深入,未能形成史诗文化研究的脉

络体系.因此,本文以“北疆史诗文化”为基本概

念,从内涵特征、独特品质和时代价值等几个方面

进行基本学理建构,挖掘北疆史诗文化所蕴含的时

代精神,分析其在讲好“中国故事”中的重要价值,

探讨北疆史诗文化的创新发展因素、优势和路径,

深入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

汲取智慧力量,促进北疆地区各族群众更深层次的

交往交流交融,进一步增强文化认同,坚定文化自

信,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价值引导力、文

化凝聚力和精神推动力.

一、文化“密码”:北疆史诗文化的内涵特征

中国各民族史诗按传承和流布地域分为南、北

两大系统.北方以长篇英雄史诗见长,南方则多为

中小型创世、迁徙和英雄主题史诗.本土史诗类型

的历史层累和广泛流布一同构合为“北方英雄史诗

带”[６](P．６)和“南方民族史诗群”[７].北疆史诗特指

“北方英雄史诗带”中生活在我国北部边疆地区的

各族群众长期保留和传承的口传史诗,主要包括

藏、柯尔克孜、蒙古、土、裕固、满、达斡尔、鄂温克、

鄂伦春、赫哲等民族的史诗.我国９０％以上的英

雄史诗分布在这一区域[８](P．２６０),“北方英雄史诗带”

与“北疆史诗”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从一般性

地域范畴来看,“北方英雄史诗带”基本上可以涵盖

一切本文所要聚焦的“北疆史诗”.在促进北疆地

区各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与互鉴的基础上,结合内

蒙古自治区党ༀ提出的打造“北疆文化”品牌的新

要求①,以“北疆史诗”为框架,归纳、提炼“北方英

雄史诗带”所蕴含的优秀传统文化因子,挖掘优秀

史诗文化的深刻内涵和内在价值,进而形成体系较

为完备的学理架构,对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

具有重要意义.以北疆地区各民族的起源、迁徙、

战争及英雄人物等内容为主的北疆史诗,突显出神

圣性、传承性、多元交融性、精神性、开放兼容性等

特征,展现了北疆儿女积极向上的精神追求、坚韧

不᠀的精神品格、一往无前的精神力量,影响深远.

(一)神圣性:凝练道德观念的内驱力

“对于人民群众来说,史诗是民族的‘圣经’,具

有神力.人民群众相信,通过杰出史诗演唱家的演

唱活动,史诗的神力就会显现出来.”[９]以英雄为主

题的北疆史诗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凝聚了特定的

神灵观念、图腾信仰、祖先崇拜、英雄崇拜及其Ђ宗

教信仰要素,并逐渐演化成神圣叙事.例如,在内

蒙古东部地区蒙古族群众的生产生活中,只有在遭

受疾病、天灾人祸等非常时期才邀请民间艺人演唱

«镇压蟒古思的故事»,对受众而言,完整地聆听史

诗的过程相当于举行了一次禳灾驱邪仪式,史诗演

唱为身处困境的人们提供了精神寄托和心灵慰藉,

并内化为众人克服困难的信心和勇气.史诗演唱

所用的乐器潮尔的卷颈上增添了“马头明王”的造

型,马头明王在蒙古人的宗教信仰中具有重要地

位,是作为牲畜的保护神,特别是马群的保护神而

受到蒙古人的特殊崇拜,马头明王除了具有佛教护

法神所具有的特征外,它头上生出的绿色马头造型

是其主要的标志,通常由一、三、五颗数量不等的马

头造型构成.[１０](P．３０)在早期的民间信仰中,潮尔卷

颈上的马塔尔造型象征恶魔蟒古思的头颅,自藏传

佛教护法神信仰传入内蒙古地区以后,潮尔卷颈上

方便出现了藏传佛教“马头明王”的造型,形成了包

含马头明王镇压蟒古思、保护牲畜和马匹、防御恶

魔侵害等内涵的象征性文化符号.因融合了“马头

明王”的外在形象与内在ჿ意,潮尔的文化意蕴得

到不断丰富和发展.史诗演唱活动融史诗的神圣

性、真实性、合理性于一体,构成了史诗文化持有人

理解和建构史诗意境的学理基础.

(二)传承性:激发集体认同的旺盛生命力

北疆史诗文化在中华文化连续发展的历史进

程中形成、繁荣并传承至今,形成了鲜明的传承性、

认同性、连续性,彰显出区域史诗文化的主体性和

自我发展创新的旺盛生命力,为中华民族生生不

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的文化养料.其中“活形

态”传承作为北疆史诗文化的主要特征,深受国际

史诗学界关注.两千多年来,世界范围内的经典史

诗大多以文本形式留存,如古希腊史诗«伊利亚特»

３３

① ２０２３年７月５日,中国共产党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一届ༀ员会

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内蒙古自治区党ༀ关于全方位建设

模范自治区的决定»提出打造“北疆文化”品牌,即“着眼传承

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充分挖

掘和生动展现 内 蒙 古 大 地 上 的 厚 重 历 史 文 化 和 丰 富 人 文 资

源,融红色文化和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黄河文化、长城文化等

于一体,打造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守望相助、共同弘扬蒙

古马精神和‘三北精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基本内

容的‘北疆文化’品牌”.

«奥德赛»、欧洲史诗«罗兰之歌»«卡勒瓦拉»、印度

史诗«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亚美尼亚史诗«萨

逊的大卫»等,而我国各民族的史诗大多仍保留着

口头演述形式,口头叙事艺术的原创力和生命力在

史诗的传承和延续中被保留下来,成为史诗在北疆

地区民间口头文学中占据核心地位的内在动力.

口传史诗的核心母题、结构、形象等的演变不

是对民俗仪式传承现象的简单反映,而是随着社会

的不断 变 迁 而 发 展 变 化 的.有 学 者 通 过 比 较 蒙

古—突厥史诗母题的人生仪礼民俗模式原型,阐述

蒙古—突厥史诗的特征及其母题起源等内容,认为

“某一民俗仪式不但不被民众和社会道德所接受,

而且遭到公众的谴责和否定时,口传文学文本中以

相反的形式或否定的形式反映这一民俗仪式.这

是口传文学由表演者、听众和社会文化背景共同创

作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１１](P．８).可见,史诗的价

值体系由文本和听众共同建构,听众是形成史诗价

值结构的主体.德国学者姚斯指出:“一部文学作

品的历史生命如果没有接受者的积极参与是不可

思议的.因为只有通过读者的传递过程,作品才进

入一种连续性变化的经验视野.”[１２](P．２４)姚斯充分

肯定并强调了文学作品接受者的认同价值.可见,

口传史诗是反映不同历史时期人民群众文化需求

和价值认同的文化形态.

(三)多元交融性:兼容有益因子的凝聚力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

会上指出,“从诗经、楚辞到汉赋、唐诗、宋词、元曲

以及明清小说,从«格萨尔王传»、«玛纳斯»到«江格

尔»史诗,从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新中国成立到改

革开放的今天,产生了灿若星辰的文艺大师,留下

了浩如烟海的文艺精品,不仅为中华民族提供了丰

厚滋养,而且为世界文明贡献了华彩篇章”①.讲

话中提到的三大英雄史诗是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的

典范,其精神特质包孕于中华民族文学精神内核之

中.我国史诗文化的传播历经口头传播、手抄、印

刷及数字语音等形式,受众的日益增加反映了各族

群众在文化传承、价值认同等方面产生的深层次的

交往交流交融.北疆史诗文化生动地展现了中华

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根脉,对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

精神、促进对外文化交流互鉴具有重要意义.«江

格尔»与法国的«罗兰之歌»、德国的«尼伯龙根之

歌»等史诗一样是封建社会形成时期的史诗口头文

本[１３],«江格尔»的形成过程类似于荷马史诗和印

度两大史诗,最初是零散的口头传说和诗篇,经过

数百年来民间演唱艺人的加工整理和润色,才形成

为长篇史诗[１４].在叙事方式上,«江格尔»并无统

一的故事情节,是由一百多部有独立情节的叙事长

诗并列复合而成,每部长诗都有一批共同的英雄人

物;在艺术手法上,它博采蒙古族民间文学中歌谣、

叙事诗、祝词、赞词等韵文文类样式,展现了北疆史

诗多元交融的特性.

(四)精神性:彰显英雄主义的感召力

英雄史诗的主题往往聚焦于展望整个民族群

体的前途和命运,注重展现群体意识所表达的民族

观念,承载集体利益视角下的至高荣誉.黑格尔认

为,“处在英雄时代情况具有原始新鲜活力的全部

民族精神可以表现出来”[１５](P．１３１),“史诗就是一个

民族的‘传奇故事’,‘书’或‘圣经’一种民族精

神的展览馆”[１５](P．１０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

民族是英雄辈出的民族,新时代是成就英雄的时

代”②;“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真正的英雄,

人民是党执政兴国的最大底气”[１６](P．６６).历史和现

实都已证明,英雄精神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

重要内容,是我们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与人民

幸福的正向能量.英雄精神的现代性能够促进北

疆史诗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无论是在

古代还是在现代,在各民族的诗文典籍、民间传说

乃至现实生活中,英雄及英雄形象都无处不在.英

雄主义不只是“天地英雄气,精神万代传”的价值体

系,还是文化传承和群体心理的典型体现,史诗塑

造的英雄形象是一个民族历经岁月沉淀、凝结形成

的思想认知和行为方式的典范.如蒙古族史诗«江

格尔»的宏大与崇高风格源于它所展现的民族精神

及其承载的理想信念、价值认同,并与文化心理、情

感立场、社会理想、精神风貌等超越文本的意识紧

密关联在一起,史诗演唱艺人和史诗文化持有人可

以在史诗演述中体悟到多重思想认同,这些充分展

现了史诗在现代社会中的重大意义.

(五)开放兼容性:兼收并蓄的包容力

“中国文化历来推崇‘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

遗韵’”[１７](P．３２４),北疆史诗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一

部分,具有传承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再现史诗文

化活力的现实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重视

３４

①

②

参见习近平«在 文 艺 工 作 座 谈 会 上 的 讲 话(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载«人民日报»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１５日.

参见习近平«全党全社会要崇尚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 汇聚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载«人民日报»２０２０年１０

月２２日.

发展民族化的艺术内容和形式,继承发扬民族民间

文学艺术传统,៿展风格流派、形式样式,在世界文

学 艺 术 领 域 鲜 明 确 立 中 国 气 派、中 国 风

范.”[１７](P．３２６)系统梳理我国民族文学史料,深入探

讨中华各民族史诗文化交融互动的共生关系和研

究成果,对发掘史诗精神内涵、赓续北疆史诗文脉、

实现史诗文化守正创新具有重大意义.“史诗是表

达民 族 认 同 的 故 事,是 文 化 群 体 自 我 辨 识 的 寄

托.”[１８]例如,属于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的

鄂温克族史诗«宝日勒岱莫日根»«阿尔泰山一般魁

梧的阿拜汗»的标志性母题是在深受布里亚特英雄

史诗«江格尔»的影响下形成、丰富和发展起来的,

最终成为鄂温克族典型的狩猎主题英雄史诗.与

布里亚特英雄史诗«江格尔»文本相比较,«宝日勒

岱莫日根»史诗中有很多描述女性英雄主人公镇压

蟒古思的程式与子程式,反映了鄂温克族传统宗教

文化观念中存在鲜明的女性崇拜意识.同时,«宝

日勒岱莫日根»与布里亚特史诗«身高八十尺寿长

八万岁时代布海尔之子江格尔传奇»在语言、叙事

情节、核心母题、程式等方面也具有诸多共同特征.

鄂温克族史诗文化的本土化与在地化传播历程表

明,北疆地区各民族的史诗文化具有自然融合、互

鉴发展的规律.

二、北疆史诗文化的基本学理体系

“文化 是 民 族 的 精 神 命 脉,文 艺 是 时 代 的 号

角新时 代 新 征 程 是 当 代 中 国 文 艺 的 历 史 方

位.”[１７](P．３２１)北疆史诗作为各族群众喜闻乐见的口

头文学形式,以史诗特有的想象、夸张、隐喻等艺术

手法塑造了一系列经典史诗文本和英雄形象,史诗

呈现的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哲学思想、正义最终战

胜邪恶的主题,为世人提供了思想启迪与精神动

力,彰显出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时代价值.

(一)价值典范

英雄形象、高尚品格是北疆史诗文化呈现的重

要内容和精神内涵,英雄精神贯穿北疆史诗总体发

展脉络,是对人生观、价值观和审美观的重塑与升

华,是北疆各民族史诗文化的典型特征之一.北疆

史诗的英雄形象是代表群体利益、与群体休戚与共

的精神典范.北疆史诗中的主人公,如柯尔克孜族

的玛纳斯、哈萨克族的阿拉帕米西、维吾尔族与哈

萨克族的乌古斯、蒙古族的江格尔、满族的乌布西

奔妈妈、达斡尔族的阿尔腾嘎勒布日特与绰凯莫日

根、鄂伦春族的格帕欠、鄂温克族的宝日勒岱、赫哲

族的满都莫日根与香叟莫日根等英雄人物,都具有

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高尚品质,Ђ们为了故乡和

部落民众勇于担责,最终成为故土家园的守护神、

民族精神的捍卫者.英雄的崇高品格濡᳿和培育

着一代代北疆人民不畏艰险的精神.英雄的事迹

和传说被历代史诗艺人和人民群众口传至今,例

如,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满—通古斯语族史诗中

的共有词“莫日根”,其词义的演变反映了北方草原

诸语言群体在北疆多元文化中互鉴、融合、凝聚的

历史进程.“莫日根”一词最初指“聪明的射箭手”

和“猎人(卓越的猎手)”,后来演变为伸张正义、为

民除害的“英雄”.聚焦“莫日根”主题的大量神话、

史诗和故事是蒙古、满、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赫

哲、锡伯等民族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通过集体创作、

不断丰富、世代传承形成的,是北疆多民族书写集

体记忆、精神文化的典范.

(二)身份认同

中华文明孕育了多部意蕴深厚、内容丰赡的史

诗,在２０１９年召开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

上,习近平总书记在提到«格萨尔王»等作品时强

调,“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

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①.在对阿尔泰语系

蒙古语族和满—通古斯语族“莫日根”史诗的类型、

主题、母题、程式等进行比较研究时,可以发现其中

有很多“共性”与“个性”并存、体现文化融合印迹的

内容,如史诗中的“特异诞生”“出征(出猎)”“英雄

复活”“英雄凯旋”等内容是北疆地区生产方式不同

的部族所共有的史诗母题结构,这一结构均包含女

性崇拜、自然崇拜、萨满信仰、树木崇拜等核心母

题,成为产生身份认同的共性的文化根基.与此同

时,每一部史诗中又都保留着独有的标志性母题,

如鄂温克族史诗«宝日勒岱莫日根»蕴含的神话母

题与女性英雄主人公双重叙事主线,在保持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的特征的同时,还保留了特有的标志

性母题及其文化思想.史诗文化变异过程中的核

心人物形象、标志性母题等表达民族文化底蕴的标

志性要素以子程式形式出现并被保留和传承下来,

特定的动物形象在不同族群史诗文化认知中呈现

相同或相异的文化内涵.如蒙古、满、鄂温克、鄂伦

春、达斡尔等民族史诗中英雄与神马为伴,赫哲族

３５

① 参见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

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第５页.

史诗中英雄与神鹰为伴,鹰被赫哲族视为善良聪慧

的女性的化身,但在鄂伦春族史诗中鹰却是凶恶形

象的代表.可见,蛇、熊、马、鹰、鹿、天鹅、岩鸟等动

物形象是北疆各民族群体进行自我辨识、情感寄托

与理性表达的文化载体,也是让其Ђ文化持有人快

速辨识的重要特征和文化符号.

(三)多元文化交流

历史上北疆地区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

汇地带、不同文化碰撞融合的大舞台,在这里多种

文化形态和谐共生、交相辉映,各民族在求同存异、

开放包容中为中华文化的发展与传承作出了重要

贡献.各民族之间广泛而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促

进共同的、稳定的集体记忆的形成,产生了很多伟

大的史诗作品,如藏族的«格萨尔»、柯尔克孜族的

«玛纳斯»、蒙古族的«格斯尔»«江格尔»等.学界普

遍认为蒙古族的«江格尔»流传至蒙古国、吉尔吉斯

斯坦、俄罗斯卡尔梅克、布里亚特、图瓦等国家和地

区后,形成了众多部落的口传变体,但史诗的主题、

母题、程式等与卫拉特史诗时代的社会组织结构、

生产方式、习俗、仪式等核心内容大同小异,仍然保

持着根本性的文化传承,并未产生明显的变异现

象.北疆史诗经历史层累、世代传承成为跨区域、

跨文化的史诗文化,它不断吸收融合来自印度、中

亚等国家和地区的优秀史诗内容,在丰富发展自身

内涵的同时,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增

添了许多有益因子,对人类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

(四)民族团结理念

北疆史诗文化中的英雄是人们崇拜和效仿的

榜样,代表着最高层次的价值取向,这些英雄具有

团结民众、凝聚民心的引领力.聚焦英雄事迹展开

的叙事都烘托向往和平并捍卫和平的主题,这也是

众多北疆史诗文本的共同主题.如蒙古族史诗«江

格尔»在发展演进历程中突破局限,将维护血缘群

体权益提升到维护区域群体权益的高度,成为具有

维护中华民族整体利益高度和格局的大型史诗;柯

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展现了英雄捍卫统一并与

分裂势力斗争到底的精神;藏族史诗«格萨尔»中的

格萨尔除了镇妖除魔之外还要与叔叔晁通作斗争,

晁通作为部落联盟的破坏者最终受到了应有的惩

罚;满族史诗«乌布西奔妈妈»中的乌鸦形象展现了

集体英雄主义和女性崇拜思想,其中的集体意识、

集体主义精神与族群生存发展密切相关,是满族史

诗文化的独特价值.多年来,学界对北疆史诗的内

容、主题、叙事结构、艺术形象等进行了历时性、多

角度的比较研究,现已基本达成共识,要在建设中

华民族现代文明视域下观照北疆史诗文化资源,秉

持将南、北方的史诗文化资源进行整合,东、西方的

史诗文化遗产紧密联系的观点,推进国际国内史诗

学学科在新时代的蓬勃发展,促进各国各民族文化

与文明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北疆史诗文化是民族

认同的叙事脚本,是共同体意识与中华民族精神的

情感表达,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记忆

标识,有利于讲清讲活我国北疆地区各民族交往交

流交融的史实,使各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形成

人心凝聚、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纽带.

三、北疆史诗文化的时代价值:从区域

多民族文学经典到国家标志性文化资源

“每种艺术作品都属于它的时代和它的民族,

各有特殊环境,依存于特殊的历史的和其它的观念

和目的.”[１９](P．１９)北疆史诗在娱乐群众生活的同时

发挥着传授生产生活经验、规范社会伦理道德、引

领社会认知水平等文化功能.当前,北疆史诗文化

焕发出新的生机,从区域文学经典发展成为国家标

志性文化资源,对我国其Ђ民族史诗文化资源的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具有借鉴意义,对提升我国

史诗文化的国际传播效能具有重要意义.

(一)建构新形态,在发展中夯实中华民族共同

体的思想基础

建构北疆史诗文化新形态、巩固中华民族共同

体思想基础最长远和根本的目标是增强文化认同、

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作为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重要内容的史诗文化,是维护国家统一、民族

团结的重要文化力量.２０１９年７月,习近平总书

记在内蒙古赤峰市博物馆同史诗«格斯尔»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交谈时指出,“我国是统一

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多民族不断交往交流交

融而形成的.中华文明植根于和而不同的多民族

文化沃土,历史悠久,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发展

至今的 文 明. 要 重 视 少 数 民 族 文 化 保 护 和 传

承”①.最早的«格斯尔»文本出现于１７１６年,木刻

版本全称为«十方圣主格斯尔可汗传»,共七章合计

３００页.１７８９年后陆续出现了俄文版、德文版的

３６

① 参见«牢记初心使命贯彻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 把祖国北部

边疆风景线打造得更加亮丽»,载«内蒙古日报»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７日.

«格斯尔»译本.«格斯尔»广泛流传于我国内蒙古、

新疆、青海等地,在不断传承和发展中形成了«格斯

尔»史诗、«格斯尔»风物传说、格斯尔训谕诗、格斯

尔桑、格斯尔祝赞词以及格斯尔主题歌谣等诸多民

间文学文类,内蒙古赤峰地区还有格斯尔庙等历史

遗迹,这些共同构成了«格斯尔»主题的史诗文化资

源群.当前,构建北疆史诗文化学理体系,需将北

疆地区各民族传统口头文学文类、物质文化遗产与

非物质文化遗产相融合,这是进一步牢固精神文化

纽带、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基础的时代要求.

(二)担负新使命,在保护中推动史诗文化的活

态化传承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彰显中

华文化影响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更加迫切.习

近平总书记强调,“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

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

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２０],“深入挖掘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

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

和时代风采”[２１].这就需要我们在发展中准确把

握口头诗学传统的现代性特征,平衡好传统与现代

的关系,如“口头传统表现出时间相关性,并在历史

时间性上呈现出双向的复述,即代代相传过程中活

态创作的前行复述,以及力图追溯并忠实于原本的

向后复述”[２２].在现代数字语音传播中,北疆史诗

的时代意识、审美作用、认识作用、凝聚作用等得到

进一步释放.以往«江格尔»的传承、保护以单一化

的民间传承为主,数字化改变了史诗“文本化形式”

独大的传统传播方式,“活态化”史诗文化日趋走向

复兴.如今,除民间传承外,政府部门、学校、文艺

院团、媒体等都已成为史诗多元化传承的中坚力

量.综上,科学合理地保护孕育史诗的传播环境,

发展演唱艺人,在利用新媒体技术弘扬传承史诗文

化的同时,务必要保持史诗文化的核心创造力,力

求从媒介嬗变中找到史诗活态化传承的路径.

(三)激发新活力,在传承中实现北疆史诗文化

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

中不断升华,始终保持着生机活力.２０１８年３月,

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习近

平总书记赞叹人民的创造伟力.Ђ说:“中国人民

是具有伟大创造精神的人民.在几千年历史长河

中,中国人民始终辛勤劳作、发明创造传承了

格萨 尔 王、玛 纳 斯、江 格 尔 等 震 撼 人 心 的 伟 大 史

诗.”[２３]北疆史诗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始终与时代发展同步,积极主动识变

应变求变,这为构建北疆史诗文化现代性认知提供

了系统的文化架构和明确的价值导向,铸就了北疆

史诗文化的时代内涵、精神特征、强大的内聚力和

向心力,成为实现北疆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的重要力量.２０２３年６月,习近平总

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系统阐述了“新的文

化使命”的科学内涵.Ђ指出:“对历史最好的继承

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

造人类文明新形态.”[２０]这为我们从文明传承发展

的高度进一步全面把握契机、构建话语体系、创造

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北

疆史诗文化所具有的文化主体性、自我发展的创新

性,促使其在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

形成历程中发挥积极作用,这也是北疆史诗文化能

够与时俱进、不断释放发展活力的不竭源泉.

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

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

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

精神弘扬起来.”[２４](P．３４０)史诗文化作为内涵丰富的

传统文化资源,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辉煌的印记,

如荷马史诗被视为西方文明的源头,«罗摩衍那»

«摩诃婆罗多»展现了古代印度文明的创造力.北

疆史诗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我国向世界展示中国形象的精神象征,更是

全人类的共同财富.近年来,北疆史诗文化以深厚

的根基焕发出崭新的活力,在传承发展的基础上出

现了唐卡、壁画、石刻、藏戏、雕塑、乌力格尔等艺术

表现形式,如今更是以舞台剧、歌剧、电影、绘画、动

漫、游戏、文创艺术品、流行歌曲等形式吸引了更多

的年轻受众,这些文化实践既体现了北疆史诗文化

的审美性、艺术性、思想性,又赋予传统史诗以时代

内涵和现代性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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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孟荣涛)

TheFundamentalAcademicConstructionof

ChineseNorthernBorderlandEpicCulture

BAITuya

(SchoolofChineseEthnicMinorityLanguagesandLiteratures,

MinzuUniversityofChina,Beijing１０００８１,China;ResearchManagementOffice,

InnerMongoliaAcademyofSocialSciences,HohhotInnerMongolia０１００１０,China)

[Abstract]TheChinesenorthernborderlandepiccultureconstitutesanintegralpartofChineseoutＧ

standingtraditionalculture．Embodiedwithinitarethespiritsofself－improvement,perseverance,

harmoniouscoexistence,andpragmaticpursuitoftruth,whicharecrucialfactorsinconstructingmodＧ

ernChinesecivilization．Thesacredness,inheritance,diversity,spirituality,andopennessofChinese

northernborderlandepicculturerepresentaconcentratedmanifestationofthesharedvaluesofChinese

traditionalcultureamongthevariousethnicgroupsinChinesenorthernborderland．Establishingthe

fundamentaltheoreticalframeworkofChinesenorthernborderlandepiccultureisaquintessentialexＧ

pressionofshapingtheChinesespiritanddeepeningculturalexchange．ItservesasanimportantbenchＧ

markforshowcasingChineseexperiencesandimagestotheworld．

[Keywords]ChineseNorthernBorderlandEpicCulture;FolkLiterature;TheSenseofCommunity

fortheChineseNation;AcademicConstruction

３８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艺术中的重要美学问题研究”(编号:２０&ZD０４９).

[收稿日期]２０２４－０３－２０

[作者简介]赵毅衡,男,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名誉所长,博士生导师;

孙少文,女,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成员.

２０２４年７月 内 蒙 古 社 会 科 学 Jul．２０２４

第４５卷 第４期 INNER MONGOLIASOCIALSCIENCES Vol．４５ №．４

DOI:１０．１４１３７/j．cnki．issn１００３－５２８１．２０２４．０４．００６

论叙述者的功能与形态:

“框架”与“人格化”

赵毅衡, 孙少文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 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２１１;

四川大学 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 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２１１)

[摘 要]叙述的生成和传达是叙述者独有的底线功能.在叙述生成时,各要素的选择与组合依据的是已

有的文化程式、规定和媒介属性.这些程式、规定和媒介构成叙述文本的框架,叙述者也随之形成.此阶段的

叙述者为“框架叙述者”.在传达叙述时,传达意向使叙述者呈现出不同程度的人格化,人格化因此也作为叙

述者在叙述文本中显身的方式,此阶段的叙述者为“人格化叙述者”.“框架—人格”叙述者观全面把握了叙述

者的功能和形态.受述者作为叙述者传达的对象而存在.依据叙述者人格化程度可以得出叙述者向受述者

传达叙述的两种基本方式.

[关键词]“框架—人格”叙述者;功能;形态;受述者

[中图分类号]I０;J０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５２８１(２０２４)０４－００３９－０７

在叙述文本中,叙述者是叙述的发出主体.无

论是经典叙述学还是当代叙述学的新问题,都离不

开对叙述者这一叙述源头的研究.然而,因为叙述

中还有其Ђ主体,如隐含作者与人物,叙述者独有

的底线功能极易与其Ђ主体相混淆.而在不同的

叙述类别中,叙述者的形态在叙述文本中的形态也

必然多样化.叙述者的功能和形态关乎叙述者的

本质,对此学界一直没有一个较好的合一方案.本

研究旨在广义叙述体裁下,Ѐ细分解叙述者的功

能、叙述者的形态两大问题,阐释和发展“框架—人

格”叙述者观,论证“框架—人格”是对叙述者从功

能到形态、从生成叙述到传达叙述的全面表述.根

据此叙述者观,作为叙述者传达对象的受述者也可

以一并说得更加清楚.

一、叙述者独有的底线功能:

叙述生成、叙述传达

关于叙述者的功能,学者们区分出了很多种.

它们既有相通之处,也有因研究立场和目的的不同

而相异.但是,这些功能论存在一个共同问题,即

没有说清楚哪些是叙述者独有的底线功能,没有说

明此功能的完成者就是叙述者.

根据热奈特(GerardGenette)的叙述话语理

论,叙述者具有五种功能,即叙事功能 (narrative

function)、管理文本功能、交际功能、证明功能、思

想功能.其中,叙事功能对叙述者来说是不可或缺

的,失去此功能,也就失去了叙述者资格.[１](P．２５５)由

３９

此可认为,热奈特以叙事功能作为叙述者独有的底

线功能.所谓叙事功能,即叙述故事的功能.热奈

特对“故事”的界定是:作为话语对象的连结发生的

事件(或真实或虚构),以及事件之间连贯、对立、重

复等不同关系.[１](P．２５)但是,故事中出现的人物也

可以被安排来讲述故事,如«呼啸山庄»中向“我”讲

述往事的女管家丁恩太太、«荷马史诗»中向国王阿

尔吉诺斯讲述自己海上历险的奥德修斯.Ђ们都

是人物,却也被热奈特视作叙述者,即Ђ所说的同

故事叙述者(homodiegeticnarrator).所以,叙事

功能无法作为叙述者独有的底线功能.

修辞叙述学的代表费伦(JamesPhelan)对叙

述者功能的讨论集中在Ђ的“人物叙述”(character

narration)研究中.费伦认为叙述 者 功 能 包 括 报

道、解释和评价,在特定情况下,叙述者会报道“揭

露功能”(reporting “disclosurefunctions”),即 报

道人物叙述者所不知道的信息,叙述者功能和报道

“揭 露 功 能 ”统 称 为 “讲 述 功 能 ”(tellingfuncＧ

tions).[２](PP．１１~１５)费伦所关注的“人物叙述”,如其

所言,相当于热奈特所说的“同故事叙述者”的叙

述[２](P．xi),那么所谓的叙述者功能,其实是讲述故

事的那个人物在执行.对于报道“揭露功能”,费伦

认为是隐含作者借助“人物叙述者”来传递信息给

隐含读者.在费伦的论述中,叙述功能已然置换成

人物的功能、隐含作者的功能.

瑞安(Marie－LaureRyan)认为,对叙述者的

讨论实质上是对叙述者潜在功能的辨析和对“叙述

者资质”(narrator－hood)的判断.[３]叙述者可能

执行三种功能:创造功能,即选择组织故事并形成

话语;传达功能,即用口语、书面语或其Ђ媒介来进

行交流;证词功能,即确证在被叙述出来的世界中

故事是真实的.以上三种功能被某主体执行得越

充分、越全面,该主体作为叙述者的资质就越强、越

典型.瑞安把发现叙述者的功能问题转换成了组

合、判断叙述者资质的问题,因为她关注的是叙述

的接收和认知.本研究将更为集中地论述叙述者

独有的功能,因而侧重叙述的发生和形成.

追问叙述者独有的底线功能是分析叙述者的

起点.只有这样,才能说清楚叙述者的根本品格,

说明这一概念的不可取代,在涉及叙述者和别的叙

述主体(主要是人物和隐含作者)时,不至于混同.

在对广义叙述体裁的讨论中,就更需要找出叙述者

的底线功能,只有这样才能将叙述者概念应用于不

同的体裁.而要讨论叙述者独有的底线功能,则需

要回到叙述源头.

广义叙述学对叙述进行了底线定义,认为任何

叙述都包含两次叙述化过程,即“某个主体把有人

物参与的事件组织进一个符号文本中;此文本可以

被接受者理解为具有时间和意义向度”[４](P．７).

第一次叙述化过程实质是叙述者生成叙述文

本的过程,即叙述者在底本中选择和组合人物与事

件,并在特定的媒介中呈现出来.叙述生成是由叙

述者来执行,那叙述者是在叙述生成之前就已经存

在吗? 若这样认为,叙述者就是独立于述本之外的

主体,如此很容易和真实作者相等同,叙述者也就

变成了真实作者意志的代理———这不符合当前叙

述学界尤其是虚构叙述研究达成的共识,即叙述者

被认为是和真实作者相区分,是处在文本中的.例

如,普林斯在«叙述学词典»中对叙述者的界定是

“在文本中被刻画(inscribedinthetext)”[５](P．６６);

在查特曼的叙述交流模式中,叙述者处在叙述文本

中[６](P．１５１);费伦在Ђ的叙述交流模式中,将叙述者

视为(隐含)作者和真实读者的交流资源之一,和人

物、场景等元素一起出现在文本中[７].

叙述者不是真实作者,但叙述者生成叙述,叙

述者又存在于叙述中,这就使得叙述的生成和叙述

者充满了悖论.笔者曾将其称为叙述者的“自指悖

论”:不仅叙述文本是被叙述出来的,叙述者自己也

是被叙述出来的———不是常识认为的作者创造叙

述者,而是叙述者讲述自身.[８](P．ii,vi)本研究是对此

悖论的进一步阐发,尝试说明叙述者就是叙述生成

所依据的和显现出来的框架,底线叙述者实质是叙

述框架.

在从一次叙述化向二次叙述化的过渡中,相关

的讨论指向了叙述者生成述本时伴随而来的另一

项功能,即传达叙述文本.叙述者生成叙述文本后

必然要进行传达.从叙述作为一种符号意义活动

来看,传达动力有二.第一,符号被认为是携带着

意义的感知[９](P．１),符号在意义活动中具有被解释

出意义的潜力,叙述文本由符号构成,因此召唤着

解释;第二,叙述者生成叙述文本后,即掌握了叙述

生成和文本的全部信息,这些信息对其Ђ特定主体

而言是未知的,信息差由此出现,信息差导致意义

的流动与传达,其Ђ特定主体也就相应地成为叙述

传达的对象———受述者.

叙述生成和传达从根本上只能由叙述者来执

行,既不可能是人物,也不可能是隐含作者,因为此

时的人物要素尚在选择和形成过程中,而且隐含作

４０

者是叙述文本全部意义的总结,在叙述生成和传达

之后才能得出.叙述的生成和传达是叙述者独有

的底线功能.

二、叙述生成:框架叙述者

叙述生成,也就是叙述文本的生成过程,它涉

及人物和事件的选择与组合(情节化)、叙述媒介的

选择与组合(媒介化).叙述文本作为符号的组合,

已然是规约符号,规约符号的形成有文化的理据

性,因此叙述文本生成所涉及的选择与组合操作,

是以文化中已有的特定程式和规定为基础的.例

如,小说情节的生成大都遵循特定的时间—因果逻

辑,小说人物陷于某种处境、做出某些行动、引发某

种变化,小说的话语则遵循以文字为主的媒介属性

和规定,这些事件以回顾的方式叙述出来.当一部

小说被改编为电影时,叙述的程式和规定也相应地

发生变化,如事件是以当下发生的形式展示出来,

并通过视听融合的媒介进行呈现.

这些特定程式和规定实为叙述体裁(narrative

genre)的主要内涵.情节化所依据的文化程式和

规定决定了叙述文本故事的要素、结构以及意义阐

释的边界;媒介化所依据的文化程式和规定主要是

媒介的属性.语言媒介由语词组合成小说的框架,

图像媒介由色彩、线条等组合成图画的框架,视听

媒介由图像、声音等组合成演示的框架,这些由媒

介搭建起来的框架经常以可感知的方式框定出叙

述文本的边界.要言之,叙述生成过程所涉及的情

节程式和规定、叙述文本的媒介框架和边界,这些

统称为“叙述框架”.叙述框架内在于叙述文本中,

并生成叙述文本,叙述者是叙述文本的生成主体,

因此,叙述者就是叙述框架,叙述者是“框架叙述

者”.由此可以得出,叙述者生成叙述其实是在生

成自身.

因此,框架叙述者之“框架”既包括情节化所依

据的文化体裁框架(framework),也包括媒介化后

的叙述文本呈现出来的媒介框架(frame).以“框

架叙述者”表述之,乍觉抽象,却是完整恰切的,而

且其Ђ叙述学论者对“叙述者本质上是框架”已有

相当的共识.

马丁(Wallace Martin)对“框架”做了动态操

作和静态名词理解,认为“叙述者‘框定’(frames)

和塑造了展现的行动”[１０](P．１７３),这里所说的“框架”

对应上文所说的叙述者情节化的生成操作.Ђ以

画框(pictureframe)类比叙述边界,认为“‘框架’

告诉我们在解释框内的一切时,要以不同于框外的

东西的方式”,“框架需要是画作的一部分但又游离

于画作之外”.[１０](P．１８７)这里所说的“框架”与上述叙

述者媒介化的操作相对应.

卡勒(JonathanCuller)将“框架”(framework)

理解为体裁,体裁界定了阅读和写作过程中发挥功

能的类型,界定了读者在自然化(naturalize)文本

时的期待.[１１](P．１５９)阅读一个叙述文本就是识别出

述本的体裁框架,依据体裁规定读出述本中人物和

事件特定的秩序、情节和世界的关系及其意义.

卡勒将“框架”作为叙述解释的依据偏向于文

化环境下人的文学能力层面,弗卢德尼克(Monkia

Fludernik)受卡勒“自然化”概念的启发,但她从认

知层面,以 人 普 遍 具 有 的 “认 知 框 架”(cognitive

frames)为叙述接收和解释的“自然化”依据.文化

体裁的“框架”被៿展到认知学领域,“框架”作为一

种基于人的认知体验而归纳总结出来的阅读模式

被提出.[１２]从叙述文本生成的框架到读者的认知

框架,这个转变之所以如此“顺滑”,其实是叙述体

裁的应有之义,即体裁是叙述生成和解释共享的程

式与规定,为处在文化中的叙述文本所体现、为作

者和读者所共同遵循.

在叙述学者们的论述中,“框架”从侧重于叙述

生成的不同方面延伸至指引叙述解释,从有形的媒

介框架到抽象的文化体裁规约,这些内容集合起来

基本覆盖了叙述者生成叙述的全部操作.在叙述

分析中使用“框架叙述者”这一概念还有一个优点,

就是能够打破叙述者是“一个人”(individual)的持

久偏见.究其根本,叙述者是叙述意义生成各操作

及过程的集合,这个过程是可切分的(divisible),叙

述者不能简单地“人化”(如视叙述者为作者在文本

中的替代者)、“人物化”(和人物等同).准确地说,

叙述者可以“人格化”(personification),但这出现

在叙述生成之后,伴随着作为符号组合的叙述文本

有了被解释出意义的意向才出现.下面,我们转入

对叙述者传达叙述功能和叙述者人格化的讨论.

三、叙述传达:人格化叙述者

叙述传达所传达的是叙述文本,叙述文本由故

事和话语构成.讨论叙述传达,主要回答两个问

题,即传达方式、传达对象.后一个问题涉及受述

者,在本文第四部分详细讨论.本部分主要探讨第

４１

一个问题,尝试论证叙述者以不同程度的人格化显

身来传达叙述文本.

叙述者传达叙述意味着叙述者具有传达叙述

文本的意向性,而人之意识具有意向性,人之主体

性建立在意义意向之上,具有意向性的叙述者于是

有了人格化的可能,即对人的模仿再现———这是叙

述者人格化的逻辑起点.

意向性是人这一主体的标识,是人进行意义活

动的起点.哲学符号学关注意识与意义的关系,认

为意向性源于人的意识,在和现实经验世界的互动

中开启意义活动.[１３](P．４)克里斯蒂娃(JuliaKristeＧ

va)的符义分析理论(Semanalysis)从精神分析学

和符号文本理论来分析人这一主体,同样认为在意

义意向产生的时刻(如婴儿使用语言来命名),人开

始形成主体性.[１４](P．２９)叙述者是叙述文本的框架部

分,叙述文本是符号,叙述者自然也是符号,符号再

现对象的部分品格,叙述者因其具有意向性这一人

之特有的品格,自然对人进行符号再现,出现在叙

述文本中,于是有了叙述者的“人格化”显身.

如此抽象地解释叙述者以人格化方式传达述

本,是想通过追溯哲学、心理学、符号学来提供叙述

者人格化的深层理据.在实际的叙述分析中,正如

我们所看到的,叙述者经常被学者们视为“人”,其

人格化被普遍讨论,但是,因为没有意识到框架叙

述者的存在,在Ђ们的人格化叙述者论述中有若干

值得商榷的地方.

叙述者的人格化有程度之分.从弱到强分为

四种人格化叙述者,它们在不同叙述体裁中呈现出

不同的形式特征.

首先,对于叙述者人格化最弱的情况,叙述文

本似乎是自然而然地讲述或展开,这时叙述者大多

直接呈现叙述框架.在记录类叙述中,叙述者人格

化最弱的体现有两种,一种是外聚焦的“第三人称”

小说,比如海明威的«杀人者»(TheKillers),另一

种是故事完全由人物的意识、感知主导,话语也充

满人物感知风格,常见于人物独白、旁白或者意识

流,比 如 格 里 耶 (Alain Robbe－ Grillet)的 «嫉

妒»(LaJalousie),小说通篇都是丈夫在讲述自己

对妻子及其Ђ人的观察和感知.在这两种情况下,

叙述者的人格化色彩基本全无,叙述者将叙述文本

全然以故事和媒介的框架形态呈现.在演示叙述

中,比如电影、戏剧等,在没有画外音、解说员或报

幕人时,基本是在直接呈现述本,人物和事件在画

面内、舞台上自然而然地展开,这种框架直接呈现

的方式是演示叙述常见的主要特征,尤其是那些以

逼真来吸引观众沉浸的叙述,常见于经典的好莱坞

电影中.对叙述者人格化最弱的情况,学者们虽然

都有注意到,但不少学者认为在此情况下的叙述者

要么是隐含作者或真实作者,要么是叙述者缺席.

比如,布 思 认 为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叙 述 者 未 被 戏 剧

化”,叙述中的叙述者就是隐含作者[１５](P．１５１);热奈

特将这类叙述者称为“故事外异故事叙述者”(exＧ

tra－heterodiegeticnarrator),此时的叙述者往往

被认为是相当于真实作者,如«荷马史诗»的叙述者

是作者荷马[１](P．２４８);再如查特曼在«故事和话语»中

也认为 当 叙 述 是 “非 叙 述 再 现”(non－narrated

representation)、“如实记录人物的行为”时,叙述

者可以被认为是缺席的[６](P．１６６).如果认同上述框

架叙述者观,叙述者负责叙述生成并同时形成自

身,那么,叙述者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从叙述文本中

缺席,因为叙述文本呈现出来的组合规则、再现的

媒介都是框架叙述者的构成,叙述者也不应该混同

为叙述文本外的真实作者.比如,«杀人者»中即便

没有一个向读者讲故事、组织话语的明确人格,但

也必然有人物、事件的选择与组合程式、再现的文

字等,有由这些因素集合而成的框架叙述者.«杀

人者»中这些叙述要素的操作已经脱离了真实作者

海明威或者海明威“第二自我”隐含作者的控制,将

这些操作追溯到海明威,对叙述文本和意义分析而

言作用有限———叙述分析不得不搁置作者的意图

控制.从叙述者负责生成叙述并在叙述生成中形

成自身这个角度展开论证,作者的意图的确是叙述

分析中不得不暂时“悬置”的因素.

其次,对于叙述者人格化相对较弱的情况,叙

述者在叙述文本中发出声音,但是没有一个可辨析

的“人”.布思所说的 “非 戏 剧 化 叙 述 者”(undraＧ

matizednarrator)就属此类,而且Ђ说得很明白,

这类叙述“通过‘我’或者‘Ђ’之类的讲述者的意识

来叙述”[１５](P．１５１).在叙述文本中,我们能够感觉到

一个意识在讲述(叙述者有人格化),但是看不到这

个讲述主体“我”或是如人物那样明晰的形象(叙述

者人格化相对弱).人格化相对较弱的叙述者会对

叙述话语进行指点,解释说明叙述是如何进行的,

对情节和人物发出评论.比如,鲁迅的短篇小说

«风波»在出现女性人物(如九斤老太、八斤嫂等)

时,及时解释了此村庄女性按出生体重起名的习

俗.«风波»中没有清晰可见的人格化叙述者,但从

这一对人物的解释中能够感觉到背后有一个传达

４２

者的意识在时刻确保传达通畅.在演示类叙述中,

人格化相对较弱的叙述者经常表现为字幕解说,尤

其常见于历史类虚构影视作品和互动游戏中.比

如电视剧«三国演义»(１９９４),在每个人物首次出场

时,画面中都会弹出该人物的໿、名和字,这暗示了

背后有解说者的意识;在互动游戏中经常会弹出对

话框,解释当前的背景、任务等,引领玩家参与其

中,这些提示解释干预的意图很明显.

再次,当叙述者人格化比较明显时,此时叙述

者可能“附身”于人物,借助人物在叙述文本中显

身.由于人物是认知有限的感知主体,以人物的感

知进行的讲述自然也是有限认知、带有人物主观色

彩,叙述者对叙述又是全知的,因而它的讲述更显

客观,当人物的讲述超出了Ђ的有限认知,或者人

物讲述的话语明显不符合人物本身的感知和特点

时,人物的逼真性就被打破,我们从而得知此人物

是“合成”的,背后有叙述者寄ჿ其中.

比如,阿来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人物傻子

少爷以“我”的口吻讲述土司制度的衰亡史.在讲

到远嫁英国的姐姐的来信时,“我”解释了这封信的

内容,却又说“我们”土司家族没人能看懂、没人知

道这封信的内容.[１６](P．３７)既然人物看不懂,又何来

叙述? 但读者又能确信这段讲述是可靠的.说得

通的解释是:叙述者借人物之口来传达叙述文本,

是叙述者人格化的间接显现.

在演示类影视叙述中,人格化叙述者经常借助

人物的画外音旁白来间接显身.比如,费穆导演的

电影«小城之春»(１９４８)在开头穿插了女主角许多

的画外音旁白,既解释了女主角孤独的精神状态、

和丈夫的冷漠关系,同时还展现了画面中的场景.

当女主角的初恋男友来访时,女主角不在画面中,

也不在画面的故事场景里,人物的画外音旁白能全

知当时的过程并进行解说,这显然超出了女主角的

有限认知.对此,合理的解释是叙述者借助人物来

显身,以人格化的方式传达故事.

叙述者“附身”于人物,借人物之口来讲述事

件,有时讲述的是人物自己的经历,这是叙述学界

主流的关注重点,见诸各常见概念,如斯坦泽尔的

“叙述我”(narrating－I)、热 奈 特 的 “同 故 事 叙 述

者”、布思所说的戏剧化叙述者,以及费伦长期致力

研究的“人物叙述者”(characternarrator).人物

和叙述者相提并论不可避免,但需要注意的是,这

些概念很容易误将人物等同于叙述者.以“同故事

叙述者”为例,热奈特对“同故事叙述者”的定义是

“叙 述 者 呈 现 为 一 个 Ђ 所 讲 的 故 事 中 的 人

物”[１](P．２４５),并举例«呼啸山庄»,认为讲述山庄过往

的女管家丁恩太太是“同故事叙述者”———这里就

是将负责次一级故事讲述的人物混同为叙述者,丁

恩太太只讲述«呼啸山庄»的次一级故事,而无法负

责«呼啸山庄»这个叙述文本的生成,也无法讲述她

和“我”(洛克乌德先生)所在的故事层.

最后,当叙述者显身为“我”时,叙述者的人格

化最强.叙述者在叙述文本中显身为“我”,直接讲

述自己的叙述行为,直接对人物和故事进行评价干

预,但是这个“我”并不参与进故事之中.在叙述文

本中,叙述者经常自我呈现为说书人、讲故事的人、

小说家等.这类人格化叙述者同属于布思所说的

戏剧化叙述者,这种叙述也被斯坦泽尔称为“作者

型叙述”(authorialnarration)[１７](PP．１８６~１８７).

“说书类”小说是人格化叙述者显身的典型代

表,尤其常见于我国的话本小说、拟话本小说中.

«喻世明言»第一卷“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写道:

“看官,则今日我说「珍珠衫」这套词话,可见果报不

爽,好教少年子弟做个榜样.”[１８](P．１)此刻的“我”正

在“说”,而且有说的对象“看官”,“我”并不参与进

兴哥等人物所在的故事中,可以明确这是叙述者显

身为“我”.类似的还有狄德罗(DenisDiderot)的

«宿命 论 者 雅 克 和 Ђ 的 主 人»、福 尔 斯 (John R．

Fowles)的«法国中尉的女人»,小说中都有出现过

那个大谈特谈自己如何安排人物和事件的“我”,这

是叙述者以人格外化的方式来自我呈现、生成叙述

的过 程,叙 述 者 的 自 反 性 很 明 显,人 格 化 也 非 常

突出.

在影视叙述中,画外音旁白是人格化叙述者显

身的典型方式之一,不过和上文所说的人物画外音

旁白不同,这里的画外音旁白通过声音特征和语言

风格可以明确不是来自故事中的任何人物.比如

李少红导演的电视剧«红楼梦»(２０１０),剧中低沉、

中性、略带广播腔的男声旁白显然不是故事中的人

物,所使用的语言也不是人物口语化的语言,而是

书面化的陈述.在框架叙述为主导的演示叙述中,

画外音的出场使得叙述者的人格化显得格外突兀

而明显.

人格化叙述者和框架叙述者一起构成叙述者

从功能到形态的全面表述,框架叙述者是生成叙述

的概括性表述,人格化是叙述者传达叙述的方式,

也是显 示 自 身 的 方 式,这 即 是 “框 架—人 格”叙

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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