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ontiers

2024 年 1 月第 1 期 总第 13 期

2024 1

国政学人学术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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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编：宋亦明

副主编：张 耀

编 审：丁伟航 施 榕 李 源 赖永祯

执行编辑：邱意雯

责任编辑：封欣怡 严瑾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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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ef editor: Yiming Song

Executive Deputy editor: Yao Zhang

Deputy editor: Weihang Ding, Yuan Li, Rong Shi, Yongzhen Lai, Yao Zhang

Managing editor: Yiwen Qiu

Responsible editor: Xinyi Feng, Jinyi Yan

学 刊 简 介

《国际关系前沿》（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ontiers，后简称《前沿》）是国政

学人学术共同体发起创办的电子刊物。《前沿》旨在述介国际关系领域具有开创性、前沿

性、学理性、实证性、思辨性的研究成果，梳理国际关系领域主要期刊新近发表的学术成

果，以此搭建了解国际学术前沿的便捷窗口。在 2018 年 10 月推出的“SSCI 期刊论文

编译计划”和 2021 年 1 月推出的《国际关系前沿》电子学习资料的基础上，2022 年 1

月《前沿》全新改版为双月刊。《前沿》每逢偶数月的月初发布，同时按需印制纸质版。

《前沿》具有 2 个常设栏目：“前沿编译”栏目每期精选 8-10 篇文章，其筛选自国政

学人新媒体学术平台往期发布的较具有重要学术研究价值的推送。“新刊速递”涵盖 25

本学科主要 SSCI 期刊所刊发的最新文章的题目和摘要。《前沿》作为非正式出版刊物，

以公益性学习分享为目的，不涉及第三方利益。

国政学人学术共同体

《国际关系前沿》编辑部

2022 年 1 月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ontiers

2024 年 1 月第 1 期 总第 13 期

前沿编译

- 全球国际关系学 -

从天上至人间：中国“文化理想主义”和“道义现实主义”对全球国际关系的贡献……

..................................................................................................................... 阿米塔夫·阿查亚 1

在民族—国家之前：文明、世界秩序与全球国际关系的起源..............阿米塔夫 •阿查亚 7

国际关系中的政治心理学：超越范式 ............... ............约书亚·凯特泽 达斯汀·廷利 14

- 国际政治经济学 -

没有硝烟的战争：全球供应链、权力转移和经济方略 ................. 陈凌 迈尔斯·埃弗斯 23

全球价值链的治理 ..................................................................................... 加里·杰里菲 等 30

世界政治中基础设施的理论化 ......................................................... 克里斯蒂安·布格 等 39

数字人民币 VS 美元霸权？——中美货币竞争中的友好对手 ........................ 张发林 等 47

- 国际安全 -

联盟如何塑造竞争...................................................................................普拉桑特·苏哈斯 59

通过付出代价进行威慑：在惩罚威慑和拒止威慑之间 ...................... 阿米尔·卢波维奇 69

可信度的多重面貌：鹰派、鸽派与核裁军..................................................唐·卡斯勒 等 76

- 欧洲研究 -

中国如何认识“欧洲战略自主”：非对称期待与务实合作 ....................................... 杨娜 84

重塑制度重叠：北约自 2014 年以来对欧洲安保防务建设的反应…………………………...

... …………………………………………………………………....................伦纳德·舒特 93

前沿动态

《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 102

《国际组织评论》（Th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 107

《新政治经济》（New Political Economy） .............................................................. 112

《冲突解决杂志》（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 119

《欧洲国际关系杂志》（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129

《国际事务》（International Affairs） ........................................................................ 138

《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 ................................................................................... 149

《国际研究评论》（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 152

《剑桥国际事务评论》（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 159

《太平洋评论》（The Pacific Review） ...................................................................... 163

《亚洲调查》（Asian Survey） ...................................................................................... 169

《欧亚研究》（Europe-Asia Studies） ........................................................................ 172

《地中海政治》（Mediterranean Politics） ............................................................... 175

2024 年第 1 期（总第 13 期）

1

从天上至人间：中国“文化理想主义”和“道义现实主

义”对全球国际关系的贡献 ∗

阿米塔夫·阿查亚 [著] 沈好文 [译]①

 文章导读

2023 年 12 月 27 日至 28 日，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于会

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明确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外交工作主线，更强调

要以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为基本支撑，从而促进全球国际体系改革与发展。然

而，近年来国际关系学科因忽视和边缘化西方核心国家以外区域的理论研究而受

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学科进步驱动力也日趋不足。与此同时，全球国际关系学

（Global IR，缩写 GIR）蓬勃发展，还推动了国际关系学科在许多国家和地区迎

来了研究热潮，并出现了流派化发展趋势。

在此背景下，该文从新兴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着手，将其对于弥合西方同其他地

区的鸿沟存在什么样的价值、又面临着何种挑战为研究问题。为深入解答，该文

探讨了三位知名中国学者所提出的新兴国际关系理论，即秦亚青的关系理论

（Relational Theory）、赵汀阳的天下体系（Tianxia Concept）以及阎学通的道义

现实主义（Moral Realism），并根据其建构基础、理念特征等要素将其划分为文

化理想主义和道义现实主义两类进行研究。该文借助对以上三种理论的对比分析，

指出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面临着来自理论解释力、对传统文化的汲取度、适用范

围、同政权的密切度以及创新力五方面的挑战，同时结合全球国际关系的六大要

素评估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价值。总之，该文肯定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贡献，

并对其克服来自国际学界的质疑提出了优化路径，促使中外学者围绕国际关系理

论发展方向展开对话来突破以西方为中心的理论叙事结构。

∗ 文章来源： Amitav Acharya, “From Heaven to Earth: ‘Cultural Idealism’ and ‘Moral Realism’ as Chinese Contributions

to 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12, No.4, 2019, pp.467-494.

①

阿米塔夫·阿查亚，美利坚大学特聘教授、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访问学者，主要研究多边主义、全球治理、东

南亚等议题。沈好文，国政学人编译员，吉林大学国家发展与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学研究生，研究兴趣为东北亚安全

与发展议题。

2

 思维导图

一、文化理想主义（Cultural Idealism）

秦亚青的关系理论和赵汀阳的天下体系属于这一类别，因为两者都富有建构在中国

历史、文化和身份认同基础上的强烈理想主义精神。

不同于西方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以启蒙运动的理性为基础，秦亚青的关系理论从社

会理论同文化的紧密关系出发，认为国际关系是由各种关系类别组成的，如平等关系、

等级关系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关系。

秦亚青的理论以中国辩证法为基础，并借助同黑格尔辩证法的对比进行论证。中庸

辩证法和黑格尔辩证法具有一致性，二者都认为事物由两极组成，并通过两极相互作用

而发展。不同之处在于中庸将两极关系的基本状态解释为和谐，而黑格尔则强调差异的

根本性，并将冲突视为两极关系的本质。但是这不意味中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孰优孰劣，

秦亚青只是通过区分二者来说明理性概念对于西方理论等同关系概念对于中国理论的意

义。理性和关系并不敌对排斥，而且关系具有普遍性，并不是亚洲特有的，因而西方学界

应提升对于关系概念的重视。

2024 年第 1 期（总第 13 期）

3

赵汀阳将中国古代周朝的天下体系概念应用到国际关系理论领域。天下体系的单位

是世界，而不是国家，因此治国之术的挑战是世界建设，而不是国家建设。该理论主要包

含四个要素：一是非排他性，即不排除任何事物和任何人，或者说包容所有人民和所有

土地；二是世界制度，即周朝选择世界，而不是国家来作为政治思想的起点；三是国际层

面的民主，即没有国际民主的国内民主可能会导致帝国主义霸权；四是和谐胜于同一，

即和谐并非同一，而是指相互依赖、相互改进或不同事物的完美契合。

但是天下体系过于理想化和简单化。首先，这一理论反映出中国的世界观没有超越

其直接文化区域，局限于“中华天下”。汉代开辟丝绸之路之后出现了一个更广阔的天下

体系，但是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古代时期中国人认为中国是世界中心的观念，直到 19

世纪中国才开始接受现代威斯特伐利亚国际体系概念。其次，周朝的天下体系难以高效

解决问题。随着周王朝衰落，周王成为了更强大的统治者的傀儡，天下体系所渴望的和

谐退化为了春秋战国的无政府状态。

二、道义现实主义（Moral Realism）

阎学通信奉无政府状态和强权政治的现实主义观念，但同时将某些类型的道德伦理

视为应对全球无政府状态和中国崛起的必要工具，其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一些崛起

的国家能够实现成为霸权的目标，而另一些则不能，以及霸权维持或衰落的原因。

阎学通强调的道义是政府道德，这是一种工具性的道德观念，即政府利用道德关切

来实现国家战略利益最大化。政府道德是指政府对其统治下的人民的利益所承担的责任，

是一种公共道德而不是私人道德，也是一种普遍道德而不是国家道德。该理论坚持现实

主义的基本原则，即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领导大国至关重要。因为全球治理意味着

分配国际责任以减少共同威胁。如果大国愿意在全球治理中承担更多责任，小国就会更

有信心参与其中。

道义现实主义存在折衷主义倾向，包含自由主义观念，即试图用中国传统思想丰富

自由主义价值观来实现理论创新。虽然向自由主义理论抛出橄榄枝，但能否被以西方为

中心的自由主义理论接纳仍是问题。

4

道义现实主义存在两点薄弱之处：一是包含中等强国和非国家行为体在内的弱势行

为体的国际影响力逐渐上升，冲击着该理论对于强国引领作用的支持；二是该理论所借

鉴的先秦中国政治思想家的影响力局限于中国及周边地区，对于该理论能否运用到中华

文化以外的国家或是对中华文化缺乏了解的国家仍旧存疑。

三、对比分析

三位学者共同指出了中国国际关系的文明转向，但核心论点有所不同，阎学通的重

点是因果机制，秦亚青是认识论，赵汀阳则是世界观。道义现实主义和文化理想主义的

重叠之处在于都以国内历史文化作为自变量应用至全球层面的互动，但都缺乏对国际社

会如何影响中国内政外交的探究。

主要分歧在于是否应该打造国际关系学界的中国学派。不同于秦亚青的支持态度，

阎学通认为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多样化特征突出，难以归入单一流派，且中国学界方法

论训练有限，尚未形成系统性的理论成果，无法支撑学派建设。比起打造中国学派，他更

鼓励用中国传统思想来丰富国际关系理论。但二人都表示比起打造仅适用于中国的理论，

更应该努力发展具有普适性的国际关系理论。

四、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面临的挑战

一是中国理论的解释力。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诞生不久，围绕其发展前景仍有许多争

论。许多中国学者并不认同专门建立中国学派，这既是由于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适用

范围尚未达成一致，也和中国内部理论流派的多样性有关。但是这些争论的存在有利于

削减中国理论对传统文化的依赖程度，还能促进不同国际关系思维的碰撞和交流。

二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汲取程度。阎学通和赵汀阳的国际关系理论都源于先秦文化，

秦亚青则更为关注朝贡体系，但总体来说文化理想主义和道义现实主义都缺少对佛教等

对中国古代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外来思想观念的关注，这将制约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内涵和

影响力的进一步拓展。

三是理论的适用范围。在发源地以外区域的解释力是评判一个理论成功与否的重要

标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虽然存在超越中国乃至东亚范围的概念和解释，但仍遭到西方

2024 年第 1 期（总第 13 期）

5

社会的质疑，这既体现出西方国际关系学界的狭隘性，也表明中国学者应该努力拓展理

论的适用地区和领域，尝试用中国理论解释全球性发展问题。

四是学术和政权的关系。文化理想主义和道义现实主义都围绕学术理论同政权实践

间的关系展开，有助于理解中国崛起背后的历史文化和内政外交逻辑，激发学界对新型

国际秩序的探讨热情。此外，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不仅助力官方政策的合法化进程，

还能反过来警示上层关注强权政治的危害性。

五是模仿与创新。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挑战现有的理论概念，突破了西方新现实主义、

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解释和预测，但是在提出新的概念以拓展理论的适用性方面表

现仍待改进。

五、评估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贡献

该文结合全球国际关系六大要素，一一对应来评估中国理论的价值。一是多元普遍

主义。文化理想主义和道义现实主义虽取材于中国历史文化，但都不排斥不同文化间的

共存。二是立足于世界历史。文化理想主义和道义现实主义都通过将中国古代和东亚历

史引入国际关系理论来解决欧洲中心主义和希腊罗马中心主义的国际关系问题。三是拓

展而不是取代现有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阎学通和秦亚青分别挑战了新现实主义和理性

主义，同时分别拥抱古典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赵汀阳的天下体系反对霍布斯现实主义，

以及需要进一步确定它与康德普遍主义的关系。四是同区域研究的联系。目前来说，文

化理想主义和道义现实主义的实证焦点都是中国，但存在应用于东亚及其他地区的潜力。

五是文化例外论。秦亚青和赵汀阳的理论对其他文化区域的解释力仍待考察。阎学通反

对建立具有特定文化背景的中国学派。六是承认机制的多样化。阎学通重视战略和政治

机制，秦亚青和赵汀阳则强调文化和观念机制。

六、结论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证实了国际关系学界需要改革以西方为中心逻辑，丰富研究领域

的多样性。同时，中国国际关系理论需要不断完善和发展以增强来自国际社会的关注和

认可。对此，该文提出五条优化路径：一是扩大适用范围，超越中国及其邻近的东亚地

6

区，尝试对世界问题提供解释；二是吸引国内外学者进行探讨研究；三是保障研究议题

活力，鼓励学者创新理论；四是提升理论研究“寿命”，避免昙花一现；五是与本国的官

方政策保持一定距离。

 译者评述

该文探讨了秦亚青、赵汀阳、阎学通三位中国学者提出的新兴国际关系理论，并将

其分为文化理想主义和道德现实主义两类进行研究，激发中外学者对此展开对话，从而

明晰中国新兴理论建构对国际关系研究的价值与贡献。

该文创新性如下。第一，以新兴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为切入点，探究文化理想主义和

道德现实主义对于国内外政治秩序的理解，从而明晰当下国际关系学科的缺陷与改进方

向，强调了中国新兴理论发展对全球国际关系研究的贡献，大大提升了中国在国际学术

研究舞台上的影响力。第二，综合中国文化、国际局势及全球国际关系体系客观评估中

国新型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该文没有回避国际社会对于中国新兴理论的质疑，反而为

了理性回应，在评估中国新兴理论的贡献时，还引入全球国际关系六大要素与其一一对

应，清晰且理性分析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优缺点所在。

同时，该文也存在一些不足。第一，关于中国新兴国际关系理论适用范围的回应说

服力有限。该文指出学界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在其他区域的解释力的质疑源于西方学界

的排外性和中国学者的努力不足双重要素。但还要注意到社会对所有新生理论的接纳和

吸收都是需要时间的，而中国理论来源于传统文化、服务于实际国情，带有独特的东方

色彩，自然免不了缓慢的过渡期。第二，应对措施过多强调了中国学者的做法，国际关系

研究应该认识到全球国际关系学在各国的蓬勃发展态势，跳出西方中心论，放宽视野，

以开放包容的心态来容纳多元化的研究态势。

未来研究可以关注以下几点。第一，凸显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国国际关系理论

研究应贴合国内外时政热点与发展形势，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在国际局势深刻调整

下交出的东方答卷，凝结着千年传统文化的智慧结晶，更承载着塑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

美好期待，国际关系研究更应承担起兼济天下的使命与责任。第二，关注普遍性国际问

题。学界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解释力和适用范围批评声音高涨，对此可尝试从气候、

卫生等非争议性议题着手彰显独特的东方智慧以打破西方学界的封锁排斥，同时这也对

国内解决类似问题提供了借鉴价值。

【校对审核：李茜 付艺伟】

【责任编辑：严瑾怡】

2024 年第 1 期（总第 13 期）

7

在民族—国家之前：

文明、世界秩序与全球国际关系的起源 *

阿米塔夫•阿查亚 [著] 范嘉元 [译]①

 文章导读

2014 年，本文作者、国际研究协会（ISA）时任主席阿米塔·阿查亚提出了“国际

关系研究新议程”，即“全球国际关系学”（Global IR）；十年后，有必要在回

顾该理论代表作品的基础上，审视该理论的发展成果和优化路径。本文引入多元

文明视角，突破国际关系学的欧洲中心主义倾向，构建基于文明的全球国际关系

学理论。

作者指出，现有国际关系理论普遍以西方文明的崛起和欧洲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

全球扩张为起点，这种世界观掩盖了其他文明对世界秩序演变的角色和贡献。研

究古典时代的世界秩序可以帮助国际关系学者更全面地参与历史，并以多种方式

重塑国际关系研究。本文运用历史研究法，梳理了近东、印度、中国、伊斯兰、

印度洋等 5 个前西方世界秩序的基本特点，回顾了它们对西方文明的贡献以及西

方对这些古典文明的毁灭性打击。作者的结论是：从历史文明而非民族国家的角

度研究国际关系为我们打开了理解国家和社会之间物质和观念关系的大门。这一

新视角促使国际关系的思维从传统的以国家为中心的“国际体系”转向更具包容

性的“世界秩序”框架。

* 文章来源：Amitav Acharya, Before the Nation-State: Civilizations, World Orders and the Origins of 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16, No. 3, Autumn 2023, Pages 263-288.

① 阿米塔夫·阿查亚，美利坚大学特聘教授、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访问学者，主要研究多边主义、全球治理、东

南亚等议题。范嘉元，国政学人编译员，天津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专业，研究兴趣为国际关系理论、中国

外交、对外传播。

8

 思维导图

一、引言

我们为什么要使用“文明”这一文化和社会概念替代“国家”或“民族国家”来研究

国际关系（IR）？冷战结束之初，塞缪尔·亨廷顿写道：“在新世界，冲突的根源将不再

来自意识形态或经济层面，而是文化……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发生在属于不同文明的

国家或群体之间”（Huntington, 1993）。这一“文明冲突论”引发了深远的辩论。每当恐

2024 年第 1 期（总第 13 期）

9

怖袭击或族群冲突爆发，西方政策制定者和学者便引用这一理论论证之；“文明冲突论”

也遭到了一些批评。

作者认为，“文明冲突论”的贡献在于将“文明”置于世界政治研究的中心，但该理

论是错误的：亨廷顿关于文明冲突的论据主要来 20 世纪以来的国际关系互动，未能从更

广泛的时空范围加以考察。纵观历史，我们发现文明之间不乏和平的接触，思想与创意

的交换，相互学习乃至融合，而非只有冲突、征服或胁迫。不考虑这些互动，我们对国际

关系学和世界秩序的观点将是民粹化的、片面的。

作者进而对“国际关系学起源于 1919 年威尔士大学设立国际政治讲席”“国际关系

研究以 1648《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为起点”等传统观点提出质疑。以非洲/亚洲/中美洲/

伊斯兰世界角度书写的国际关系学是怎样的？如果从文明的角度研究国际关系，那么我

们将有 5000 余年（远多于 400 余年）的人类历史可供分析。许多文明都为国际关系作出

了贡献，任何文明都无法垄断和平、安全、发展的基本理念。

二、全球国际关系学：一种视角

作者将西方中心视角的传统国际关系学基本假设概括为 5 点。（1）国际关系研究在

美国发展起来，是“美国的社会科学”（Hoffman, 1977）。（2）国际关系始于 1648 年

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与西方崛起时间大致吻合。（3）欧洲式的主权国家体系通过

殖民扩张和去殖民化运动扩展到全世界。（4）美国巩固并发展了欧洲的世界秩序，以国

际制度取代均势政策作为世界秩序的管理工具；美国学者提出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霸权稳定论”的代表性观点。（5）非西方社会的历史、文化、思想贡献在国际关系实

践与理论演变中起次要作用；非西方行为体被动接受西方的规范、思想和制度。传统国

际关系学对历史缺乏关注，视无政府体系高于等级制体系，信奉欧洲中心主义。

与之相反，全球国际关系学（Global IR）兼顾来自不同社会的声音、历史和贡献，借

鉴历史上不同文明、国家和人民互动经验，展现了更为多元的、世界性的国际关系学图

景（Acharya, 2014）。这一学说认为：国际关系学并非西方首创；印度、中国、伊斯兰等

古老文明开创了不同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国际制度和世界秩序，其贡献应予关注；国

际关系学应被视为所有文明和国家相互作用的产物。

10

作者强调，全球国际关系学以“真正的全球史”为基础。全球史/文明史为检验经典

概念和理论模型和建构全新理论模型提供了可能。但是，历史研究应该避免两个问题—

—一是历史主义，即过分相信历史的连续性和重复性。二是将现代概念和理论映射到历

史时期中。这些概念在当时可能并不存在，或以不同形式存在。错误的映射会产生普遍

主义和民族主义观点。

三、“世界秩序”概念辨析

作者认为，文明是世界秩序的基本单位，正如民族国家是“国际体系”的基本单位一

样。世界秩序可以是等级制（如帝国秩序）或无政府状态（中国的战国时代，印度前孔雀

王朝共和国和希腊城邦）。此外，世界秩序不是静态的实体，它们可以从无政府状态过渡

到等级制；同一文明也可以在不同的时期产生上述两种类型的世界秩序；世界秩序还可

能介于无政府状态—等级制之间（如中国的朝贡秩序）。世界秩序也为文化、思想和身份

的流动提供了可能。

表 1 五种世界秩序

2024 年第 1 期（总第 13 期）

11

表 2 五种世界秩序的基本特征

作者重点考察了古典近东（Classical Near East）、古印度、中华、伊斯兰、印度洋五

种世界秩序，其类型与特征详见表 1、表 2。

四、西方的崛起

有学者将西方崛起的原因归结为思想和制度的优越性，即竞争、科学、知识产权、医

学、商业社会、职业道德六项“杀手锏”(Ferguson, 2011)。作者认为，这种观点忽略了西

方在崛起过程中对其他文明成果的借鉴，和西方殖民扩张对其他文明的打击阻碍了文明

交流与竞争。

就第一个缺陷而言，欧洲在许多方面实际上是“后来者”文明。欧洲的“黑暗时代”

实际上是东方的“黄金时代”。如前所述，借鉴中国、印度和伊斯兰教这三个东方文明的

思想和创新，是推动西方崛起的一个主要因素。伊斯兰哲学启发了欧洲理性主义思想家，

而伊斯兰科学则使文艺复兴成为可能。在 12 到 19 世纪之间，中国是世界上的主要经济

体，它的思想和发明为现代欧洲科学和技术的崛起做出了强有力的贡献。印度最初是一

12

个对欧洲的净出口国，正是印度棉花引发了英国的工业革命和消费社会。在东南亚，马

六甲是欧洲与亚洲香料贸易的重要环节。实际上，东方对西方文明的许多贡献都是巨大

的，但在西方主流的历史和国际关系学叙事中仍未得到承认。就第二个缺陷而言，殖民

主义是欧洲和西方崛起的第 7 个“杀手锏”。欧洲移民带来的疾病使 2000 万人死亡，即

北美和南美高达 95%的土著人口；殖民新大陆减轻了欧洲的人口压力，引进马铃薯则提

供了进一步扩张所需的营养；非洲的奴隶贸易对欧洲繁荣不可或缺；印度的资源造就了

英国工业革命时代的繁荣。

欧洲崛起标志着欧洲中心的世界秩序诞生，它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的主权

原则为核心。但在欧洲殖民世界时，这一体系分化两个部分：在欧洲，国家主权平等、均

势、教权分离等原则被很好地贯彻；在殖民地和没有正式殖民的国家（如中国和泰国），

帝国主义列强（Imperial Powers）划分了所谓的“文明标准”（Standard of Civilization）。

这里的“文明”与文化成就无关，实际上是法律政治概念：（1）存在基本政府或公共官

僚机构；（2）具备组织自卫能力；（3）有成文法并实行法治；（4）承认国际法和国际

规范。按照这一标准，欧洲国家将（日本之外的）许多非西方国家定义为“非文明国家”，

无权享有主权与平等。美国在崛起过程中也接受了“文明标准”论，吞并了古巴和菲律

宾。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标志着欧洲世界秩序的结束，及所谓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的兴起。作者指出，这一秩序实际上是“美国的世界秩序”（Ikenberry, 2011; Acharya, 2014）：

美国支持欧洲世界秩序的部分原则（如自由贸易），但也加入了自身的主张，如支持民族

自决和民主原则。欧洲基于均势原则管理自身关系，通过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统治世界；

美国声称自己更理想主义，信奉集体安全体系，通过建立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多边机制

间接统治世界。作为自由主义大国，美国认为符合其自身利益的也符合世界利益。

美国世界秩序的标准叙事鲜少承认后殖民国家的贡献。然而，战后国际秩序也受到

了来自拉丁美洲、亚洲、非洲、中东国家的深刻影响。例如，人权是西方对当代国际关系

的独特贡献，但后殖民国家不仅承认《世界人权宣言》，而且提出了其他人权要素——如

兼顾政治和经济权利——这两项权利均没有在殖民时代的西方殖民地获得承认。

尽管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美国世界秩序正处于危机和衰败之中。作

者认为，未来世界秩序可能朝着“多元化”（Multiplex）转变：各个国家和地区深度联结，

2024 年第 1 期（总第 13 期）

13

单一文明视角将难以解释全球事务。西方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即将结束，其他国家的作用

正不断提升，并很可能在未来世界秩序的制定中占统治地位（Acharya, 2017）。

五、结论

当前，国际关系学的主流视角关注西方文明的崛起，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全球扩

张为研究起点。这导致了对国际关系学狭隘的、欧洲中心的理解，模糊了其他文明在世

界秩序演进中的作用和贡献。

作者主张“全球国际关系学”视野，以文明而非民族国家作为分析起点，有助于更广

泛地了解当代世界秩序的起源。西方贡献了外交、治国术、经济交换等核心思想，但其他

文明也正在并将继续作出同类贡献。与亨廷顿观点相左的是，文明并不总是彼此冲突，

反而往往和平互动、相互学习。作者强调，当今世界存在许多文明融合的产物，国际关系

学习者应勇于挑战传统观点，了解文明的全球遗产，以及未来“多元化”、非中心的世界

秩序。在本文讨论的五种世界秩序中，印度洋世界秩序或许最接近“多元化”世界。

 译者评述

本文源于作者 2016 年在印度国立伊斯兰大学所作演讲；2019 年，作者与巴里·布赞

（Barry Buzan）合著的《全球国际关系学的构建：百年国际关系学的起源和演进》出版，

本文主要观点在书中得到了进一步阐述。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作者对全球国际关系学特征

概括为 7 个方面：建立在多元的普遍主义之上；以世界历史为基础；涵盖而非取代现有

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引入区域主义、地区研究；避免完全基于国家或文化例外论；承认

超越国家和物质性权力的多种机制存在；关注全球化背景下相互依存的增强。可与本文

归纳的传统国际关系学特点比较。

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对 5 个古典世界秩序认知存在一定偏差，未能深入论证“印度

洋世界秩序”为何最有可能代表未来世界秩序的特点（事实上，本文对这一概念的界定也

较为模糊），并未涉及古典文明世界秩序之间的互动。未来可以继续研究不同地区对“全

球性”的理解差异、“非西方”理论自身的科学性等。

【校对审核：刘妍希 王昕怡】

【责任编辑：严瑾怡】

14

国际关系中的政治心理学：超越范式

∗

约书亚·凯特泽、达斯汀·廷利 [著] 赵怡雯 [译]

①

 文章导读

在传统国际关系研究中，大多数人认为国家决策和国际博弈是“权力游戏”，关

注与实力相关的一切。在分析国际上的历史事件时，人们对时代背景、制度背景

和文化背景的关注也远超于对关键人物的特性的关注。同时，随着国际关系研究

中多主体的发展趋势，虽然国家仍是主要行为体，但更多关注到个人与国际关系

的互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新一代政治心理学和国际关系学者利用国际关系、

精神分析和批判政治心理学的基础，建立了全球视角的政治心理学。学者们一方

面以人为研究对象，关注特定领导人的政治风格或对国家外交政策制定的影响，

一方面关注情感文化如何被行为体利用以塑造社会情感激起公众情绪。同时心理

学下各类方法的引入也使研究更具解释力，国际关系中的政治心理学不再局限于

在国际安全和外交政策领域，而是向更广泛的范围发展。

本文是 2018 年的一篇关于国际关系中政治心理学发展现状的文献综述。政治心

理学在国际关系中的发展实际上是国际关系学科发展和变化的映射。范式不再作

为核心框架，对国家间战争的原因分析不再是实质重点，在分析和方法的运用中

也更加海纳百川。作者首先简述了世界舞台和学科内的发展，这是 IR 内政治心

理学发展的背景。之后，作者将国际关系领域主要期刊四年内的文章分类，展示

了国际关系中心理学方向正在研究和尚未涉足的议题。随后，文章强调了国际关

系中政治心理学发展的六个方向，包括当前研究热点，即情绪和热认知、舆论研

究、颠倒的第一意象、神经生物学和进化论方法，也包括对未来学术研究的愿景，

如整合大众和精英政治行为的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心理学研究等。

∗ 文章来源： Joshua D. Kertzer and Dustin Tingley, “Political Psycholog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eyond the

Paradigm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21, No. 1, 2018, pp. 319-339.

① Joshua D. Kertzer，哈佛大学国际研究和政府学系教授；Dustin Tingley，哈佛大学政府学系教授。赵怡雯，国

政学人编译员，伦敦大学学院安全研究专业。

2024 年第 1 期（总第 13 期）

15

 思维导图

国际关系领域在二十年间发生了较大的变革：范式不再作为其核心组织框架，国家

间战争的原因不再作为其核心，分析和方法上变得更加折中。与此同时，国际关系中政

治心理学研究方法的最新发展，是国际关系正在经历的更广泛变革的一个缩影。文章总

结了国际关系中心理研究的发展历程和未来方向。

一、为什么人们会对心理学重拾兴趣？

国际关系领域内心理学研究正在重新引起人们的兴趣，这种变化可能反映了国际政

治和学科本身三个方向的发展。

16

第一，国际事件使学者们产生了一系列困惑，政治心理学家们一直致力于解决这些

问题。全球反恐战争重新激发了国际关系学者对恐怖主义、激进主义和极端主义成因的

兴趣。全球反自由贸易和经济一体化不仅凸显了外交政策中公众舆论的重要性，还提出

了传统经济自利模型难以解释这些偏好的问题。对政治人物行为的根植于人格特质的心

理学研究，体现了个人在世界政治中的重要性问题。

第二，微观层面的研究方法在国际关系和政治科学中得到推广。一方面，人们认识

到即便是宏观理论也依赖于微观层面的假设。另一方面，调查实验的兴起和成本的降低

激发了国际关系中的公众舆论研究。作为广泛因果链中的一部分，心理过程和心理学颇

受关注。

第三，国际关系学者对心理学与理性关系的理解开始转变。传统意义上，心理学和

理性选择被认为是理论上的宿敌，但过去十五年来对立的紧张局势有所缓解。这是因为

国际关系中的争论往往是心理学与经济学之间的代理战争，而经济学发生了行为经济学

的转型——将更现实的人性概念纳入经济学。如今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试图通过重新发现

理性选择的心理学根源，来探索心理学与理性的交叉点。

二、国际关系中的政治心理学图景

作者对政治心理学的投稿情况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从研究方法来看，虽然目前

整个国际关系学术研究主要由统计和案例研究两套方法主导，但是国际关系政治心理学

在方法上更加多样化，使用调查和实验方法的程度远高于整个国际关系领域，且使用案

例研究的程度也于整个领域持平。

2024 年第 1 期（总第 1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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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研究内容来看，政治心理学在国际安全和外交政策研究中占比较高，这反映了心

理学与外交政策分析之间长期的联系。然而，政治心理学绝不仅限于传统领域，在人权

研究中也占较大比重。政治心理学在国际关系领域的议题呈多样化特征，不仅探索国际

间冲突和国际关系理论，在社会运动和跨国问题上发挥独特作用，还更有可能解决身份

认同问题，触及外交的心理微观基础研究。

18

总体上看，政治心理学研究较少关注实质性问题，如国际机构、国际组织、国际法、

外国投资、对外援助、金融货币政策等，这些传统上属于国际组织和国际政治经济的研

究范畴。这表明更多国际关系心理学研究仍关注冲突而非合作，关注行为而非机构。

三、国际关系中心理学研究的新方向

本章总结了国际关系心理学研究的六个主要方向，既有过去二十年来国际关系心理

学研究发生重要变化的领域，也有作者认为极具发展潜力的新兴领域。

1、从冷认知到热认知的转变

在某种程度上，建构主义和政治心理学正朝着相似的方向发展，很难从实际上区分。

二者都越来越多地超越情绪唤醒的一般水平或积极消极情绪的心理效价，转而研究愤怒

和焦虑等离散情绪的独特影响，探讨情绪如何被精英操纵的问题。然而二者仍存在重要

差异，建构主义长期关注整体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本体论，因此更倾向于群体层面的情感

描述。许多建构主义关于本体论安全的研究议程更直接地受到精神分析和社会理论的影

响，而非实验社会心理学。

2、外交政策中舆论研究的新视角

2024 年第 1 期（总第 13 期）

19

过去国际关系政治心理学主要关注精英而非大众，而如今民意研究在国际关系心理

研究中已占据了突出地位。过往关于公众舆论的研究很大程度上与政治心理学甚至政治

行为研究脱节，如政治学家将一般外交政策取向作为特定外交政策态度的原因，是因为

他们认为党派关系对外交政策态度的影响远小于对国内政策态度的影响。然而近期的研

究表明，外交政策态度是超越政治性的，是由指导国际关系的更广泛的信仰体系塑造而

成的。

3、缩小领导者研究中的差距

早期国际关系心理学研究特定的领导人，最主要的形式是对领导人个人的认知图谱、

行为规范和心理特征进行研究。最新关于国际关系中领导人的研究则更多关注领导人在

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较少关注认知特性。前者研究领导人的性情，而后者研究领导人所

处的情境影响其行为。两方面的研究可以进一步交流，探索情境风险与性格特征之间的

相互作用。

国际关系心理学中对精英政治行为和对大众政治行为的研究之间有些脱节。不仅在

研究方法上有所区别（精英走进实验的困难），两种研究的理论框架也截然不同。大众政

治行为中的人格研究是围绕人格心理学中常用的框架展开的，如大五人格模型（the Big

Five），而研究精英行为的政治心理学家则倾向于使用其他框架，如领导风格。因此，国

际关系中的精英实验兴起，不仅允许国际关系学者使用研究大众政治行为的工具来研究

精英行为，也允许学者使用相同的理论框架，在两个群体中检验相同的认知互动主义理

论。

然而，精英实验不太可能涉及实时危机情景，且样本越精英，实验规模就越小。不

过，精英实验仍有助于弥合两个鸿沟：不仅是研究领导人的特殊规律研究法（idiographic

approach）和普遍规律研究法（nomothetic approach）之间的鸿沟，还有研究精英和他们

所统治的大众之间的鸿沟。早期研究中，人们自然而然地假定世界政治中的决策者与他

们治理下的公民存在根本性的不同，但精英决策者所依赖的认知结构是否与普通公民存

在根本不同这一开放性问题，应该通过经验来检验，而非公理化地假设。

4、探寻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心理学

最近一些研究已在 IPE 和心理学的交叉领域取得重要进展。这些研究侧重于特定经

济制裁偏好的起源和性质。学者用群体内外区别的社会认同理论，如种族中心主义，来

20

解释贸易偏好、移民偏好和产业转移偏好。另一部分学者将个人效用函数性质的概念引

入行为经济学中，如研究厌恶不公平与保护主义之间的关系。研究大多倾向于关注冷认

知，而非情绪或情感的作用。

然而，即便是不自觉的心理学工作，也往往建立在心理学的微观基础之上。在 IPE 的

研究中，传统侧重于思想和信念的作用，其中一些研究否定心理学视角。但作者认为大

部分研究隐含地建立在心理学框架之上。如 Rho 从有界理性的角度出发，不仅研究了信

息缺陷如何扭曲贸易偏好，也研究了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等社会偏好的作用。如果 IPE 研

究中出现了基于信息或意识形态的理论，那么心理学的研究可以作为微观基础。

5、颠倒的第一意象（The First Image Reversed）

过去十年中，国际关系心理学研究方法的一个重要突破是“颠倒的第一意象”，即不

研究个人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而是研究国际关系对个人的影响。

这类研究一方面关注军事履历对个人态度和特征的影响。如有军事履历的人更有可

能参与政治，表现出更高的组织技能，不太支持与对手谈判等。另一方面研究则更广泛

地关注受暴力影响的程度。如在受暴力影响的社区中，个人会表现出更多的亲社会动机，

在对诱因做出反应时更支持报复性正义。这些影响有着显著的下游效应：大规模政治暴

力行为造成的创伤会产生代际效应，因此遭受政治暴力的社区在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后仍

具有鲜明的政治特征。

颠倒的第一意象改变了国际关系学科的实质重点，即从战争和冲突的原因转向其影

响。对政治心理学而言，颠倒的第一意象将该子领域的分析重点从微观—微观的因果关

系倒置为宏观—微观因果关系，从行为者层面的特征或个体差异对态度和行为的影响，

转向环境力量对行为者层面特征的影响，凸显了情境特征对于心理机制研究的重要性。

6、遗传学、生物学和进化学的方法

过去二十年来，国际政治中心理学研究最显著的变化或许在于神经生物学和进化论

方法。如利用行为遗传学研究攻击性的起源；借鉴进化生物学的研究成果探讨生物遗传

如何与环境特征相互作用，形成冲突行为和决策；高睾酮水平与统治行为之间的关系可

以解释领导人为何热衷于为名誉而战；利用社会神经科学解释面对面外交如何减少对他

人意图的不确定性。

这些研究呈现出四项特征。

2024 年第 1 期（总第 13 期）

21

首先，这场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神经生物学革命使国际关系学者有更多机会超越

学科界限，为传统问题带来新的视角。

其次，遗传学、生物学和进化学不仅为政治心理学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还提供了

新的方法论。因此，除了熟悉的定性和调查实验外，研究国际关系心理学的方法还可以

借鉴新型证据，即激素、神经或生理证据等。如将皮肤传导测量引入讨价还价的实验，以

展示参与者体验讨价还价能力变化的生理机制。

第三，与将人性纳入政治学的还原论不同，遗传学、生物学和进化论往往结合颠倒

分析的层次，类似前文探讨的颠倒的第一意象。如行为遗传研究的主力是基因与环境相

互作用模型，学者们不是简单地证明政治行为具有遗传起源，而是证明环境因素如何激

活遗传倾向。社会神经科学关注神经水平和社会环境的相互作用。进化方法下的政治心

理学家关注自然选择规划的进化心理机制，以解决先人在环境中的适应性问题。

最后，进化政治心理学方法的魅力之一在于它们提供了一个统一的框架，形成了一

种具有解释力的心理学，而非对经验规律的简单描述。进化心理学认为，许多偏见实际

上是为了功能性目的服务的，而不是由各类启发式方法和偏见组成的。如进化心理学不

是将前景理论视为偏离理性模型的研究，而是试图解释其起源。

四、结论

在这篇综述中，作者认为国际关系心理学方法的最新发展反映了国际关系学科边界

的扩展。心理学方法和理性主义方法之间不再是“你死我活”的对抗，应用心理学关注实

质性问题，方法也逐渐多样化。国际关系心理学不再仅研究决策者为什么会犯错。

最后作者提示两点，一是我们如何引进心理学见解，二是我们是否选择输出这些见

解。首先，心理学是一门活跃且存在多种声音的学科，有选择性地引进至政治学有可能

会给人造成一种印象，即心理学中存在的共识比实际情况更多。同时，许多曾经在社会

心理学中根深蒂固的命题或范式，包括群体思维和基本归因错误，已经不再根深蒂固。

但是许多政治学家仍保持这样的基本认识。因此国际关系学者应该继续批判地引进心理

学。

22

其次，正如人们担心在学科内理论百花齐放的时代，是什么支撑着国际关系的发展

一样。心理学方法面临着同样的困境，或者说是否有统一且坚定的理论支撑。如行为学

革命和神经生物学革命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很少存在共同假设。但是与此同时，国际关

系心理学比任何时候都更有能力在政治学范围之外积累知识。研究心理学的国际关系学

者不应简单地将心理学理论引入国际关系，而应寻求将见解输出到其他领域，正如在进

化论和神经生物学研究中的努力。同样，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行为学研究也应能为更广

泛的行为经济学提供见解。国际关系中许多最重要的理论发展都来自于学者们跨学科的

学术研究尝试，持续的合作会进一步丰富我们对国际事务的理解。

 译者评述

本文对政治心理学的发展现状进行了全面清晰的总结，并且提出了政治心理学未来

发展的可能方向。本文的突出贡献在于从根源揭示了政治心理学在国际关系中的共同发

展，从国际关系的根本性变革出发，说明了心理学在国际关系学科边界扩展中的重要作

用。理性人假设到情绪认知的转变、精英外交政策到公众舆论信仰的转变、领导人性格

特征到情境风险的转变、国际政治经济学中隐形背景到微观基础的转变、微观-微观因果

关系到宏观-微观因果关系的转变、描述经验规律到神经生物学进化论解释起源的转变，

都是学者们将心理学引入国际关系的一步步尝试。

通过作者的总结，读者能够全面地了解政治心理学在国际关系中不同路径的运用，

从研究方法的角度，实验性社会心理学、精英实验等的运用增加了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

性。从因果关系的角度，从探究战争冲突的原因到探究其影响的转变，宏观-微观的因果

关系增加了情境的关注。

政治心理学从“幕后”走到了“台前”，其在各理论各领域中微观基础的作用被承

认，也有更多的学者选择从心理的视角分析政治行为的根源。同时，作者也在文章中概

述了学者们对政治心理学的研究，指出缺乏对实质性问题的关注和其他非国家行为体的

关注。在文章发表后，有更多心理学领域的研究出现在国际关系领域，如探究非政府组

织如何唤起羞耻感以参加情感政治、探索反转因果关系下系统层面的威胁如何塑造个人

意识形态等。本篇综述不仅是对学科发展的阶段性总结，同时也为学者们对政治心理学

的探索指引了一定的方向。无论是从广度还是深度，政治心理学在国际关系中的应用都

有很大的挖掘空间。

【校对审核：范昊晖 潘顺之】

【责任编辑：严瑾怡】

2024 年第 1 期（总第 13 期）

23

没有硝烟的战争：全球供应链、权力转移和经济方略 ∗

陈凌、迈尔斯·埃弗斯 [著] 曲弘毅 [译]①

 文章导读

根据修昔底德陷阱，主导国和崛起国极有可能在权力转移过程中爆发军事冲突。

时至今日，全球供应链的扩散为大国发动冲突提供了新的经济武器，其中，企业

直接对国家发动经济制裁的难易程度产生影响。企业与国家关系的结构理论显示

了权力转移如何作用于国家的经济外交能力。当一个主导大国和一个崛起大国接

近均势时，它们都会倾向于以经济脱钩为目的使用经济方略。由此，对企业造成

的威胁改变了企业与国家间的关系：主导国的高价值企业倾向于反对所在国使用

以脱钩为目标的经济方略，而崛起国的低价值企业则倾向于配合所在国使用类似

的经济方略。1890 至 1914 年的英德权力交接，以及 1990 年以来的美中权力交接

都印证了这一理论。研究结果改变了学术界对现代大国竞争中经济方略运用的争

论，并对当前中美关系的发展提出预测。

本文的研究问题是探析国际层面的结构性动态如何影响一国企业与国家政府之

间的合作或冲突程度，尤其是当国家行使经济方略时。作者采用定性研究，借鉴

历史和当代案例来佐证其提出的“企业-国家”关系结构理论。文章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讨论在权力转移时期，企业-国家关系在经济方略中的重要价值。第二部

分尝试进行抽象理论概括，解释国际体系结构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影响主导国和

崛起国内部的企业-国家关系，并对其行使经济方略的能力产生影响。第三部分和

第四部分分别以英德和美中权力转移为案例，对这一理论进行佐证。第五部分探

讨全球供应链可能成为当前和未来权力转移因素的一些政策含义。文章结论强调

了全球供应链在现代权力转移和经济方略中的关键作用：影响企业国家关系和相

互权力分配；对中美关系潜在影响，如台湾问题军事冲突的潜在可能性；半导体

技术的潜在安全风险和紧张局势等。总之，文章对全球供应链，企业-国家关系和

权力转移之间的复杂相互作用以及国际关系和安全的潜在影响提出洞见。

∗ 文章来源：Ling S. Chen, Miles M. Evers, “Wars without Gun Smoke: Global Supply Chains, Power Transitions, and

Economic Statecraf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48, No.2, 2023, pp.164–204.

①

Ling S. Chen，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助理教授；Miles M. Evers，康涅狄克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

授。曲弘毅，国政学人编译员，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硕士，研究方向为国别区域研究，研

究兴趣为美国政策和社会研究。

24

 思维导图

一、“大国兴衰”现有理论研究与不足

大国兴衰是国际安全领域中的一个重要议题。根据权力转移理论（Power transition

theory），主导国在国际体系中拥有大量财富，并且会利用这些财富制定国际规则，从而

“锁定”其相对于其他国家的主导地位。但是，不均衡的增长速度必然会导致主导国出

现相较于崛起国而言的相对衰落。随着崛起国实力的增长，它最终会挑战主导国为维持

地位而制定的国际规则，并夺取霸权地位。关于权力转移的研究，多集中在主导国和崛

起国之间战争的原因，并强调主导国在衰落过程中的损失规避（Loss aversion）和崛起国

在崛起过程中的修正主义（Revisionism）。主要涵盖以下两个方面：

一、经济方略在现代权力转换中的重要性。在国际体系中，大部分经济活动由私营

企业而非国家进行。其中，如跨国公司等企业行为体，可以在国家之间建立密集网络，从

而影响国家方略目标的外部安全性（Security Externalities）。根据这一观点，学界目前主

要分为两派：一派认为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会限制权力转移期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因

2024 年第 1 期（总第 13 期）

25

为国家从贸易活动中获取的收益远高于军事活动；另一派则认为国家会利用经济依存来

制定经济策略代替战争，如提高关税、制裁等，从而减少相互依赖性。

展示国家如何利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来进行竞争，而不是真正的战争一些学者强调

国家如何通过提高关税、批准交易和禁止与敌对国家的商业活动在经济上胁迫这些国家

另一些学者则探讨国家如何补贴工业发展，资助关键技术的研究和开发(R&D)，并促进其

领土内的商业活动，以减少对国际的依赖。

二、国家内部制度的影响力。一些安全领域的学者认为，国内制度的差异会影响企

业与国家的关系以及国家如何使用经济方略。一种观点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切入，提出

国家主导的经济体系比自由的、市场驱动的经济体系可以对企业施加更多的控制。另一

种观点则侧重于国家监督和规范商业行为的能力，认为国家必须投入大量资源来激励企

业按照其他地缘政治目标行事。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存在两方面不足：一、关于企业在国家经济方略中的作用研究

较少，多数研究将企业视为国家政策的被动传递者，而非独立机构。二、国际环境对国内

的影响机制与作用研究较少。而国际层面的动态会影响国家层面行为者的偏好。因此，

本文提出理论，理解国家行使经济方略时，国际层面的结构动态如何影响一个国家内企

业与政府之间的合作或冲突程度。

二、“企业-国家”关系结构理论

作者提出的理论基于两个重要假设。

假设一：国际体系中经济权力的分配在国家层面和企业层面是分层的。国家权力分

层体现在国家能力的差异（如人口、财富、领土和军事能力）；企业权力分层体现在价值

差异（如高价值管理供应链、低价值生产供应链）。国家的权力分配与企业的权力分配呈

现正向影响关系。国家权力分层影响企业在全球供应链的位置——高价值企业在主导国

出现，低价值企业在崛起国出现。

假设二：国家和企业持有不同利益。国家的主要利益是相对经济收益的最大化，而

企业的主要利益则是绝对经济收益的最大化。就国家而言，主导国希望维持全球供应链

的现状，以防止崛起国实现地位平等；崛起国寻求改善其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以实

26

现收益最大化。就企业而言，企业是否参与全球供应链或实现升级的原则是公司利润，

并未将国家利益纳入考量范围。

表一：权力转型如何影响全球供应链中的企业与国家关系（编者译介）

作者提出的理论主要分为四个层次：其一，主导国和崛起国通过全球供应链在经济

上相互交织。其二，主导国和崛起国之间的相互不安全感，促使他们使用切断全球供应

链的经济方略。作者认为全球供应链的等级结构加剧了不安全感。因此，主导国通过经

济胁迫扼杀崛起国进入全球供应链的机会；崛起国利用其财政和技术资源对工业基础进

行升级，降低面对经济胁迫时的脆弱性风险。双方都有充分的动机实现相互脱钩。三、由

于脱钩导致的全球供应链中断，促使企业与所在国结盟或偏离所在国政策。高价值企业

担心市场利益的保全；低价值企业担心自身生存的压力。四、权力转移最终将导致企业

与国家的关系在主导国和崛起国内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对经济方略的行使产生明显影

响。具体表现为主导国和企业的冲突以及崛起国和企业的合作。

三、英德（1890-1914）和美中（1990-）权力转移

1、英德权力转移

德国在 19 世纪后期成为英国的主要挑战者。1913 年，德国在世界制造业中的份额增

长至 14.8%，正式超过英国的 13.6%。此外，德国试图通过侵略性的殖民政策来提升实力，

并尝试建立一支同英国媲美的海军。

在此期间，作为世界经济增长主要引擎的轻工业全球供应链开始发展。作为主导国，

英国专注于作为高价值领域的航运和金融服务产业。相比之下，德国则专注于低价值领

2024 年第 1 期（总第 13 期）

27

域，聚焦于原材料加工产业。由于两者在全球供应链的不同地位，英国和德国之间的权

力转移对两国内部的企业-国家关系产生了不同影响。（具体见表二）

表二：1890-1914 年间英国和德国的国家与企业关系（译者自制）

2、美中权力转移

2010 年左右，中国成为美国的主要挑战者。经济体量从 2000 年美国的 12%跃升至

2014 年的 60%。此外，美国政界普遍对中国不断增长的军事预算感到担忧，担心中国“到

2050 年将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领导者”。和英德关系类似，学界认为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危

险地带”，具有充足的战争前景。

在此期间，信息通信技术（ICT）的全球供应链开始形成。半导体成为了二十一世纪

大国竞争的决定性因素。全球 ICT 供应链加强了中美两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地位。美

国在半导体设计、销售等高价值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中国则在包装、组建等低价值领域

占据主导地位。这样的国际权力分配为两国的互动关系和权力转移埋下伏笔。

28

表三：1990 年后美国和中国的国家与企业关系（译者自制）

四、理论结语与政策启示

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全球供应链已成为现代强权政治的重要“战场”，而构成这些供

应链的企业处于第一线。在这个“战场”上，国家与其企业间的关系对国家行使经济方略

的能力起到主导作用。本文认为，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由结构而定。对相对

收益的担忧促使主导国和崛起国分别使用经济胁迫和产业升级来推动经济脱钩；而由此

导致的利润中断，对企业的激励机制实现了重塑。英德间和中美间权力转移的比较证据

和案例差异表明，无论国家采用哪种政权类型或经济制度，高价值企业在权力转移过程

中与其占主导地位的母国发展出更多的冲突关系，而低价值企业与其崛起的母国发展出

更多的合作关系。

此外，作者的理论和发现也为大国政治提供了见解。首先，全球供应链上的强权政

治是弄巧成拙的。采取经济胁迫的主导国最终往往会被国内企业破坏其自身议程，反而

推动崛起国的企业与国家联合并实现加速发展。其次，美国推动的中美脱钩将世界划分

为了相互竞争的集团，而未将美国的力量巩固。最后，加强对中国的制裁或会引发围绕

中国台湾的军事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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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者评述

研究做出了若干创新。首先，作者提出理论，探讨了国际体系结构如何在权力转移

期间影响企业与国家的关系，并使用历史和当代案例比较研究来支持，使得文章能够较

为全面地分析权力转移期间企业与政府关系中的动态。其次，文章深入探讨了英国和德

国在轻工业全球供应链中的具体角色以及各自行使经济国策的能力以及中国和美国之间

的权力转移，重点关注两国的军事能力，经济实力以及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全球供应链。

最后，文章还讨论了美中科技战对全球供应链和半导体行业的影响，强调了企业塑造经

济方略的作用以及对中美关系的潜在影响。

但是，本研究也存在两点不足之处。其一，由于作者采用案例分析的定性研究，该理

论是否适用于全部的国家间权力转移以及企业-国家关系还有待进一步商榷。其二，文章

虽然强调了经济方略的作用以及对国际关系和安全的潜在影响，但是没能更为全面地分

析权力转移下的长期后果，特别是立足于全球供应链不断发展的背景下。

文章为今后的研究开辟了几条途径。首先，学者们可以运用作者提出的“企业-国家”

关系结构理论，采用定性或定量的研究方法，验证该理论的合理性。其二，文章探讨的企

业与国家关系的复杂性也启发学者可以利用这些信息来细化到一个国家内企业与当地政

府之间不断演变的动态关系，尤其是涉及到与全球供应链相关的互动。其三，文章强调

了围绕半导体技术的潜在安全风险和紧张局势，这可以为研究技术安全和国际冲突的研

究人员提供有价值的见解。

【校对审核：孙溶锴 戴璐璟】

【责任编辑：严瑾怡】

30

全球价值链的治理 ∗

加里·杰里菲、约翰·汉弗莱、蒂莫西·斯特金 [著] 余嘉荣 [译]①

 文章导读

近年来受地缘政治博弈和产业周期影响，全球生产网络出现了新一轮重构迹象，

一是效率逻辑驱动的离岸外包逐步被安全和风险防范逻辑驱动的友岸外包、近岸

外包和回岸生产替代；二是伴随着供应链的“武器化”，全球价值链和生产网络

中的权力因素被广泛关注。

本文是全球价值链研究的经典文献之一，三位作者建立了一个理论框架，旨在解

释全球价值链中不同治理模式的产生与演变。自变量方面，本文借鉴了交易成本

经济学、生产网络以及技术能力和企业层面学习三个学科的研究成果，确定了在

决定全球价值链如何治理和变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三个变量，即：（1）交易复

杂性（complexity of transactions）、（2）交易可编码性（ability to codify transactions）、

（3）供应商能力（capabilities in the supply-base）。因变量方面，本文识别了五

类的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分别是等级型（hierarchy）、专属型（captive）、关

系型（relational）、模块型（modular）和市场型（market）。文章指出，维持上

述五种价值链治理形态所需的显性协调（explicit coordination）和权力非对称程度

依次递减。除了静态分析，本文还通过对自行车、服装、园艺、电子产品四个行

业的案例研究，指出了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动态发展的可能性。

∗ 文章来源：Gary Gereffi , John Humphrey and Timothy Sturgeon, “The Governance of Global Value Chain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12, No. 1, 2005, pp. 78-104.

①

Gary Gereffi，杜克大学社会学名誉教授，研究领域为全球化、产业升级、社会经济发展，全球价值链框架的创

始人之一；John Humphrey，苏克萨斯大学商学院荣誉客座教授，研究领域为全球价值链治理；Timothy Sturgeon，麻省

理工学院工业绩效中心（MIT Industrial Performance Center）高级研究员，研究领域为全球化和数字化转型，重点涉及

电子产品、汽车和服务行业离岸外包。余嘉荣，国政学人编译员，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研究兴趣为国

际发展、经济制裁。

2024 年第 1 期（总第 13 期）

31

 思维导图

一、文献综述：超越市场-垂直一体化二分

全球价值链可以被定义为一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原材料和劳动投入与技术相结

合而得到加工，被加工的原材料随后被组装、销售和分配。得益于世界经济一体化，跨国

公司可以从外包非核心生产环节中获得更大收益，使其倾向于“去垂直一体化”。具体表

现为地理空间上分散的各生产环节并通过中间品贸易编织成一个全球网络。

然而一个问题随之而来：如果说生产活动在地理空间上日益碎片化，那么不同的生

产环节是如何协调组织起来的呢？既有文献尝试做出了一系列解释。交易成本经济学认

为，主要取决企业间关系的复杂性和资产专用性程度。标准化产品可以直接通过市场交

易；但非标准化产品可能需要依靠内部化，以期减少被“敲竹杠”的风险、降低复杂设计

信息传递的成本、满足供货时效性要求。但是，交易成本经济学的解释也有至少两方面

不足：一是忽视了市场和生产内部化两极之间广阔的“中间地带”。网络理论指出，没有

32

等级化行政控制的情况下，信任、名誉、相互依赖可以抑制“敲竹杠”行为。二是高估了

内部化生产的有效性。内部化虽然可以在一定范围内降低协调成本，但没有企业能把所

有需要的原材料、中间产品、服务都内部化，因为学习生产某个产品总是需要投入成本。

相较之下，能集中资源在竞争力环节上的企业有更好的表现。在此情况下，产业组织理

论为我们提供了启发，该理论指出至少存在三类产业组织形态，即市场（market）、纵向

等级关系（hierarchy）和介于二者之间的网络（network）。但实证观察提示我们“网络”

这一类型之下尚有进一步细分的空间。

二、因变量：不同类型的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

基于上述研究，本文提出了一个更加全面的价值链治理模式分类。这一分类的创新

之处在于在前文提到的市场-网络-等级关系三分法的基础上，将“网络”这一价值链治理

模式进一步细分为了三个类型：模块化网络、关系型网络以及专属型网络。至此可以得

到了五类价值链治理模式：一是市场型价值链，其特点是交易双方都有着大量的外部选

项，且寻到替代伙伴的成本都很低。二是模块型价值链，其继承了市场交易在交易速度、

灵活性等方面的优点，但上下游厂商之间交换的信息除了价格还包括生产图纸等。供应

商需要按照客户的要求组织生产，但专用资产较少，供应商通常采取全包供应模式和通

用设备进行生产，因此退出成本仍较低、与主导企业之间的关系亦较为平等。三是关系

型价值链，其特点是生产中存在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上下游企业之间因此需要

频繁互动并建立专用资产。为了避免“敲竹杠”行为的发生，上下游之间常通过信誉、家

庭和族群、地缘等纽带维系关系。四是专属型价值链，其特点是小型供应商高度依附主

导企业提供的资源和市场，常被限制在很小的生产环节（如简单组装）上，同时主导企业

严密地监控供应商。五是等级型价值链，其特点是垂直一体化，同一公司内部总部对分

部实施直接行政控制，动机通常包括降低协调成本（特别是对生产时效性要求较高时）、

保护商业机密等。

三、自变量：一个关于价值链治理的理论

2024 年第 1 期（总第 13 期）

33

上述五种治理模式分别会在什么情况下出现？本文提出了三个解释变量，分别是：

（1）交易的复杂性，指交易所需信息和知识本身的复杂度，当价值链生产非标准化产品、

或产品具有不可分割的架构、抑或对产出时间的精确性要求高时，交易的复杂性也相应

较高。（2）信息可编码性，指交易所需信息和知识可以被编码、进而被有效率传递、而

无需交易方之间进行专用性资产投资的程度，与技术特性、是否存在行业标准等因素有

关。（3）供应商能力，指供应方满足交易要求的能力。

如果上述三个因素可取值“高”或“低”，则有八种理论上可能的价值链治理理想类

型。文章排除了其中不合理的，指出能够在现实中找到对应的即上文指出的五类（如下

表所示）。

表 1：全球价值链治理的关键影响因素

治理类型 交易复杂性 信息可编码性 供应商能力 显性协调程度与权力

不对称性

市场型 低 高 高 低

模块型 高 高 高

关系型 高 低 高

专属型 高 高 低

等级型 高 低 低 高

（注：三个二元自变量理论上有八种可能的组合，但只有五种是合理的价值链类型。交易复杂性低且信息可编码性低

的情况不太可能出现，这就排除了两种组合。此外，如果交易复杂性低且信息可编码性高，那么供应商能力低可能导

致被排除在价值链之外。虽然这是一个重要的结果，但它本身并不产生一种独立的治理类型）

四、全球价值链中的权力关系

上述不同的全球价值链治理类型对应不同的权力关系。等级型和专属型价值链中，

主导企业与供应商之间关系不对称，前者往往可以对后者直接行使权力；关系型全球价

值链中，由于交易中任一方都具备对方不掌握的关键能力，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关系较为

对等；模块型与市场型价值链中，由于交易双方都有较多的退出外部选项，权力关系则

更加对称。

34

下图较为直观地展示了五类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的运作逻辑。其中，细箭头代表基

于价格的交易；粗箭头则代表了信息流与控制流，意味着上下游厂商间关系需通过显性

协调加以管控。上下游企业之间的权力不对称性总体而言在下图中从左向右呈递增趋势。

图：五种全球价值链治理类型

五、全球价值链的动态演化：基于自行车业、纺织业、新鲜蔬果、电子产

品的案例分析

在上述静态理论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尝试基于自行车、纺织品、新鲜蔬果、电子产

品四个行业的案例，揭示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的演化逻辑。下表中的六个箭头显示了价

值链治理模式变迁的可能动因：

2024 年第 1 期（总第 13 期）

35

表 2：全球价值链治理的部分动态演化过程

治理类型 交易复杂性 信息可编码性 供应商能力

市场型 低 高 高

模块型 高 高 高

关系型 高 低 高

专属型 高 高 低

等级型 高 低 低

注：治理的动态演化：

① 交易复杂性提高将使供应商更难满足买方要求

② 交易复杂性降低和和编码的简化

③ 更优的信息可编码性

④ 交易的可编码性降低

⑤ 供应商能力提高

⑥ 供应商能力降低

1. 自行车业：从等级型转向市场型治理

20 世纪自行车行业价值链经历了从等级型治理向主要依赖市场机制治理的转型。自

行车业兴起之初，其生产高度垂直一体化。但随后由于零部件之间的接口走向标准化（对

应上表箭头③），生产开始走向分散。专业化的零部件生产商由于汇聚了需求而开始具

备规模优势，获得了比纵向一体化企业更强的竞争力。供应商具有的专业知识也使得它

们在各自领域内具有更强的创新能力。如果他们得以成功，还可能会建立起行业内事实

上的标准。

2. 纺织业：从专属型转向关系型治理

纺织业价值链从专属型转向关系型，主要的推动力是供应商能力的提高（上表箭头

⑤）。作为纺织业中心的东亚经济体，最初主要仅在出口加工区中进行简单生产组装，但

随后逐步转向对供应商能力要求更高、同时具有更高附加值的全包供应（full-package

supply）模式。文章指出，全包供应的出现对东亚经济体的发展也有着重要意义，因其能

够促使本地企业学习制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并在国内创造大量的后向联系，产生

外溢效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36

值得注意的是，除却本文的三个核心解释变量外，国际贸易规则亦对纺织业的全球

价值链治理模式变迁发展有影响。20 世纪 70 年代《多种纤维协定》设定的配额刺激了中

间商的兴起，由其协调美欧买方和全球各地纺织工厂之间的交易；而随着 2005 年《多种

纤维协定》基本失效，全球纺织品生产很可能会日益集中于中国大陆、印度、印尼、墨西

哥、土耳其等少数几个成本较低的经济体。这种生产集中化将促使供应商能力和信息编

码能力提高，并削弱中间商地位，由此可预期纺织品价值链朝着进一步模块化的方向转

型。

3. 新鲜蔬果业：从市场型转向更高水平的显性协调模式

肯尼亚和英国的新鲜蔬果贸易从最初的市场型转向了包含更高水平显性协调的治理

模式，主要的推动力有二：一是英国超市的商业竞争考虑。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英国连

锁超市将新鲜农产品视为市场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新鲜蔬果少数几个可以将消费

者从一个连锁超市吸引到另一个连锁超市的产品。为了吸引客户，超市更加强调强调产

品质量、供应稳定性等。二是英国市场监管要求的提高，连锁超市被要求增加对食品安

全、环境和劳工待遇等方面的关注。于是，英国超市开始在各个生产环节上对肯尼亚供

应商进行监督，使厂商间的关系更加复杂，价值链治理模式也逐步转向关系型。

4. 美国电子业：从等级型专向模块化治理

20 世纪大部分时间内，美国的电子业由大型的垂直一体化厂商主导。20 世纪 80 年

代随着个人电脑的兴起，一系列价值链环节都外包了，出现了一种被称为“合同制造”

（contract manufacturing）的生产方式。再到 20 世纪 90 年代，几乎所有北美从事电子产

品生产的厂商、以及若干重要欧洲企业都决定退出制造环节，电子产品的制造产能于是

转移到了若干巨型合同制造商，如美国的 Solectron。这些生产商为电子产品的价值链引

入了模块化属性，将自身的业务范围从简单的电路板组装延伸至元器件采购、最终产品

组装、物流分销、售后服务等领域。传输电子设计图纸的标准化协议、高度自动化和标准

化的处理技术等使领导厂商更容易切换和共享承包商，并抑制了特定资产的积累。

但是，生产体系的开放化也为知识产权侵权敞开了大门。为了保护关键知识产权，

电子业是否会向着封闭化方向发展，还有待进一步观察；但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价

值链治理模式的变迁并非单向。

5. 小结：全球价值链变迁的动力学

2024 年第 1 期（总第 13 期）

37

本文的三个解释变量——信息的复杂性、编码信息的能力、供应商能力——如何以

及为何变化？第一，信息复杂度会随着领导厂商寻求从供应商处获得更加复杂的产出和

服务而提高。第二，可编码性和技术创新之间可能存在张力，因新技术的出现可能会推

翻原先的信息编码标准。第三，供应商能力也会随着时间而变化。当供应商在生产中学

习时，其能力将提高；而当采购方引入新的供应商、或提高了对生产要求时，供应商的相

对能力又将下降。

值得注意的是，全球价值链的演化方向并非单向，也没有单一最佳的全球价值链治

理模式。对某些产品而言（如索尼、三星的消费电子产品和 Zara 的服装），垂直一体化

可能是比其他方式更具竞争力的选择。

六、结论

本文认为，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主要由三个变量决定：交易复杂性、交易编码能力、

供应商生产能力。这些变量有时由产品的技术特性和生产过程决定，但有时也受政策干

预和企业战略影响。价值链中蕴含权力关系，应注意价值链两端的行为体都具有各自的

权力资源：价值链上游的厂商往往掌握关键技术而具有制定标准的权力，但价值链下游

的用户也并非全然被动，其在决定产品和服务的属性和创新轨迹上也能发挥重要作用。

在本文的基础上，仍有一系列研究值得进一步开展。一是除本文关心的影响因素外，

国家和地方层面的有关制度（如金融、公司治理、教育和培训等）、国际经济规则等也可

能对全球价值链的形态和变化趋势产生深远影响。二是有关如何在价值链与产业升级之

间建立关联。价值链研究的一个重要发现是，若要进入发达国家市场，发展中国家企业

需要参与由发达国家企业领导的全球生产网络。因此，全球价值链治理对理解发展中国

家企业如何进入全球市场、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净收益如何增加等十分重要。

 译者评述

本文为全球价值链的不同治理模式提出了一个类型学框架，指出了不同治理模式中

主导厂商-供应商权力关系的差异，并提出交易复杂性、信息可编码性、供应商能力三个

解释变量。在此基础上，本文还进一步分析了价值链治理模式的可能演变方式。作为该

领域研究的经典文献之一，本文首次较为细致地识别了全球价值链的多种组织形态，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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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了早期文献中市场-科层制的二分逻辑，为两极之间的各种类型给出了较为明确的界定，

丰富了后续实证研究中将全球价值链作为自变量或因变量时的内涵。

不过，诚如后续研究指出的，本文较为突出的一个问题是三位作者过度简化了价值

链治理模式与价值链前后向参与者之间权力关系之间的因果关联。如 Ponte 和 Sturgeon

指出，在供应商能力很强、供应商与主导厂商处于关系型价值链中的情况下，按照本文

的预测供应商和主导厂商之间理应享有相对平等的地位。然而一系列实证研究表明，如

果主导厂商的市场权力高度集中，供应商的权力将被削弱，进而也可能处于从属地位（如

汽车产业）。进一步从全行业看，事实上除少数案例外，大多数供应商相对于主导厂商都

缺乏话语权，市场型和等级型治理模式之间并不存在显著差异。 出现这一问题的可能原

因之一是，本文未能充分考虑到“市场势力”对价值链上下游厂商之间权力关系的影响，

即：纵使双方都通过市场公开交易、双方没有显性的协调和监督关系，但如果存在买方

垄断，供应商的议价地位也会被明显削弱。

全球价值链是一个典型的跨学科研究议题， 仅就国际关系学界而言，当前除国际发

展领域的研究者较为关注外， 受到供应链“武器化”和大国产业竞争的驱动，该领域也日

益受到国际安全领域研究者的关注。 在现实的驱动下，未来一段时间内全球价值链研究

可能会更多地与经济胁迫、技术竞争等议题交叉，并有可能从国际贸易、供应链管理等

经济管理学科中汲取理论增长点，进一步细化价值链权力关系及其动态演化的发生机制。

【校对审核：李源】

【责任编辑：严瑾怡】

2024 年第 1 期（总第 1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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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政治中基础设施的理论化 ∗

克里斯蒂安·布格、托比亚斯·利贝特劳、扬·斯托克布吕格[著] 秦子宁 [译]①

 文章导读

近年来，围绕基础设施爆发了多次国际冲突。2022 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各国将

基础设施“武器化”的趋势愈发明显：俄罗斯和欧盟间重要的能源基础设施“北溪”

管道被炸，美国等国禁止俄罗斯银行使用金融基础设施 SWIFT 结算平台。这使

基础设施再次成为国际政治研究的热点，对基础设施的研究激增，成为国际关系

学科的重要概念。

当前对基础设施的研究尚且缺乏连贯的研究逻辑。相关研究碎片化且缺乏共同的

研究方向和目的。一些学者对基础设施的系统性、分配性和战略性影响感兴趣，

另一批学者则认为，基础设施既是政治的组成部分，又由政治构成，具有塑造全

球事务的可能性。

该文就国关领域的基础设施问题是一个理论概念还是经验现象这个问题展开，对

基础设施问题进行了理论梳理和划分。作者认为当前基础设施研究分为三类：基

础设施研究（infrastructure）、基础设施化（infrastructuring）和基础设施主义

（infrastructuralism），这三个研究风格对基础设施具有不同的批判性理解和关注

的核心问题。作者因此得出结论，基础设施研究正在成为不同既定理论视角（“基

础设施”研究和“基础设施化”研究）的重要综合焦点，并逐渐成为国际理论（基础

设施主义）的新概念和方法论途径。

∗ 文章来源： Bueger, Liebetrau and Stockbruegger. \"Theorizing Infrastructures in Glob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2023, Vol.67, No.4, published online.

①

Christian Bueger，哥本哈根大学政治科学系国际关系教授，研究方向为全球海洋政治和海上安全；Tobias Liebetrau，

哥本哈根大学政治科学系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网络安全、大国竞争与科技发展、海上基础设施；Jan Stockbruegger，哥

本哈根大学政治科学系博士后，研究方向为海上秩序。秦子宁，国政学人编译员，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博

士研究生，研究兴趣为基础设施安全化、战略资产和比较现代化。

40

 思维导图

一、基础设施的重要性

基础设施在当前的世界政治中越来越重要。全球政治、全球市场和金融交易越来越

依赖数据基础设施；全球贸易和供应链网络越来越需要不断扩大的交通基础设施网络；

解决气候问题需要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推广。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国通过全球

范围内的基础设施建设扩大了国家影响力。而美国则将支付基础设施（如 SWIFT）和其

他技术基础设施武器化，以保护本国利益。可见基础设施已经成为世界政治当中的重要

议题。

基础设施相关研究基本都同意基础设施支撑、创造和维持国际政治结构。研究基础

设施可以为人们提供新的见解：国际政治如何构建、这些结构如何出现和演变以及它们

与其他行为体的互动。基础设施理论家多关注结构效应（即基础设施如何塑造和调节行

为）以及基础设施过程和关系（即基础设施如何在特定环境中设计、竞争、改变、使用和

维护）。然而，学者们对基础设施是什么、基础设施如何构建国际事务以及如何理论化世

界政治中的基础设施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作者将其总结为三种理论风格（见表 1）。

2024 年第 1 期（总第 13 期）

41

第一种理论风格将基础设施视为评估和进一步发展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理论的实证

案例。行为体将基础设施作为世界政治中的特定对象来建设、使用和管理的场所。作者

将之称为“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理论。

第二种理论风格将基础设施解释为脆弱的社会物质纠葛和关系的过程，重视观念的

作用。该理论风格通过从其他学科引入的框架和词汇（包括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或聚合思维（assemblage thinking）来对基础设施进行理论化。鉴于该理论对实践

的关注，作者用“基础设施化”（Infrastructuring）理论来描述这种风格。

第三种理论风格并不推进或发展先前的理论，而是渴望发展替代性的理论词汇。其

目的是将基础设施作为一种普遍的分析概念和方法来推进，以阐明脆弱的政治结构和关

系的形成和维护过程。在这种风格中，理论化的目标是探究基础设施的建设和使用及其

固有的力量。作者称之为“基础设施主义”（Infrastructuralism）。

表 1 基础设施理论化的三种理论风格

\" ｛ァ埼硂诀斿 #｛埼硂诀斿匘 $｛埼硂诀斿丽之

扻刦怩琈觥 产生结构性相互依赖

的物质系统

脆弱的社会物质安排

和关系过程

研究基础设施过程中的

可分析概念

敁沽绶庨 行为体使用和管理基

础设施

基础设施拥有自己的

政治力量和能动性

基础设施构成、组织和

结构化社会系统

栺必闰颚

行为体如何使用、管

理和竞争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如何促进和

限制行为？

基础设施如何组织结构

以及行为体如何创建、

改造、使用和维护它

们？

该文认为，“基础设施主义”这一类理论化尝试，代表了新型的理论形式。它不是与

其他国际关系理论竞争的范式，而是试图开发新的理论词汇和方法，通过阐明支持世界

政治的社会物质安排，以推动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基础设施主义借鉴了实证研究，扩

展了其他两个理论风格的批判性理解。

42

以下是作者对于基础设施研究三种理论化尝试的分析。

二、“基础设施”研究：对象（objects）和行为体（actor）

国际关系领域的大量研究关注于促进跨境流动、互联互通和经济交易的大规模技术

系统。学者们在早期探索了电信、邮政、航空和航运系统对于 19-20 世纪世界经济互联互

通过程中的作用。近些年学者则关注数据技术、数字和金融流动、大国的地缘政治目标

如何塑造全球供应链以及港口、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

在这些研究中，基础设施被狭义地理解为物理结构和物质网络，例如电信、邮政、航

空或航运，这些设施本身不具有政治性，而是政治的“对象”（objects），被行为体用来

实现其政治目标，基础设施的主要功能还是降低交易成本并促进高效的全球互联互通。

国际关系“基础设施”研究的一个重点是对基础设施进行治理，学者们认为治理基

础设施对于相互依存和正常运转的全球经济至关重要。建设基础设施不仅成本高昂，而

且还会引发影响所有国家的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因此，各国需要在关键基础设施的

集体供给和治理方面进行合作，以促进解决结构性相互依存关系存在的问题。

国际关系“基础设施”研究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基础设施作为外交政策工具的作用。

具体来说，行为体会战略性地使用甚至“武器化”基础设施，以追求政治目标。一些学者

认为，全球基础设施的扩张放大了美国的强制力。美国通过诸如 SWIFT 等支付基础设施

将伊朗等敌对国家与全球金融体系隔离开来，形成了对依赖基础设施的行为体的强制力。

国际关系“基础设施”研究的新兴实证案例是绿色能源转型的基础设施以及自动化、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应用。学者们对于各国如何建设、自主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高端

计算机和芯片技术，如何拥有和控制它们以及如何治理和监管这些问题展开研究。

总而言之，“基础设施”研究主要将基础设施理论化为相互依存政治中的国家政策

工具。它通过借鉴和扩展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制度主义传统理论来论述这些观点。基

础设施被理解为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并促进全球流动的物质网络。基础设施兼具政治影

响，因为行为体利用它们来增加影响力并促进个人或集体利益。

2024 年第 1 期（总第 13 期）

43

三、“基础设施化”研究：进程（processes）和实践（practices）

“基础设施化”研究扩大了研究的范围。学者们将基础设施概念化为社会物质纠缠

和关系过程。他们认为基础设施除了物质存在，还包括认知和文化因素。因而，基础设施

研究涉及了更广泛的经验现象，包括国际法、国际组织和外交等。

一些学者认为，基础设施嵌入政治之内。基础设施本身也具有政治力量和能动性，

因为它们通过规定和定义具体的行动和限制来塑造和组织行为。基础设施被理解为流动

且脆弱的，在其内在结构的驱动下，与其他力量、实践和行为体相互作用。

“基础设施化”研究还借鉴了制度主义和非物质化研究的相关成果，去理解只是生

产的过程。学者们用“认知基础设施”（epistemic infrastructures）一词来讨论知识生产、

专业知识以及知识向政策转化的内在机制。

这些学者关注政治和权力的生成形式。他们调查基础设施如何促进和限制行动，包

括某些行为者如何获得权力、权威和合法性。一个核心问题就变成了基础设施关系如何

促成和约束政治秩序。重点转向考察基础设施的规划、设计、建设、使用和维护如何通过

在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不断复制和改造社会物质关系来产生政治效果。

总之，“基础设施化”研究关注政治和权力的生成形式。他们关注基础设施如何促进

和限制行动，包括行为体如何获得权力、权威和合法性等。其核心问题是，基础设施关系

如何促成和约束政治秩序。因此，基础设施的规划、设计、建设、使用和维护成为重点。

学者们关注这些进程如何通过在基础设施这个载体不断复制和改造社会物质关系来产生

政治效果。

四、“基础设施主义”：从底层构建社会物质关系

“基础设施主义”核心观点是，基础设施参与创建了秩序：它们通过提供支持和限

制行为的交互网格，从底层塑造和稳定复杂的系统和流程。因此，伦理、文化乃至生态系

统等自然现象也具有稳定和组织社会物质安排的潜力，具有作为基础设施进行研究的价

值。因而基础设施就变成了更加通用的概念，并形成了新的范式，即基础设施主义。

44

基础设施主义在理论层次被用来与建构主义进行比较。基础设施主义学者认为，基

础设施提供了一种基于技术哲学和系统论的新本体论和方法论。本体论上，基础设施主

义与新结构主义相似：根源于物质性，结构被视为脆弱和流动的，以日常时间和社会物

质关系为基础。本体论上，“基础设施主义”和“基础设施化”有很大的重叠，二者都主

张基础设施在特定条件下构建和制定结构。二者都主张研究微观层面的过程，以创建宏

观结构和现象（如国际组织、国际法或全球金融），超越“基础设施”研究的物质和非物

质二分法观点。

作者认为，“基础设施主义”重视基础设施的三个过程：建设、使用和维护。理解基

础设施的设计、规划和建设过程，可以为国际体系（制度和组织）的演变和变化提供新的

视角。这不仅需要考虑有形的基础设施，还要考虑其中的关系部分，包括规划、设计和更

换基础设施的复杂政治过程。研究使用基础设施的过程，可以理解常规状态下存在的问

题。这使得人们关注基础设施中的物质权力效应以及它们如何影响实践。第三个过程关

注对基础设施老化情况的维护和修理，作为具有坚实基础的强大系统，基础设施不会被

轻易改变。对基础设施的维护和修复对于防止其内源性衰退和提高其低于大规模外源冲

击非常重要。国际关系研究多关注于新结构、规范或制度的“制定”，但对已有“基础设

施”是如何维护以及维护什么的研究则比较少。

五、结论：作为焦点和基础概念的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日益影响全球生活。国际行为体广泛使用甚至“武器化”基础设施来实现

政治目标。研究基础设施也为理论化和重新考虑国际联通的性质、重要性和过程提供了

新的机会。基础设施研究正在成为不同既定理论视角（“基础设施”研究和“基础设施

化”研究）的重要综合焦点，并作为国际理论（基础设施主义）的新概念和方法论途径。

“基础设施”研究提供了对基础设施最切实、最具体的理解，即物理网络，在贸易、

金融、通信和其他领域创造结构性相互依存。这种理解可以直接适应并整合到现有的国

际关系理论中，并对国际关系现实进行回应：基础设施网络的扩张带来了治理挑战，并

且它们越来越多地被用作地缘政治斗争的工具（甚至武器）。研究基础设施对于阐明相

互依存的世界中的治理问题和地缘政治至关重要。